自然与科学，——读《行者无疆》中欧篇

青青子衿

走过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作者来到中欧，探访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瑞士。

旅行家曾评价：“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但太重的文化负担使这座城市过于程式化。“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贝多芬曾在这座城市搬了80多次家，真的一次也没有离开。

“在奥地利的山区，满山满坡都是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一片片整齐的森林，色调单纯明丽，抹去了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了开阔气韵。”读到这里，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音乐之声》里的画面，家庭教师带着七个孩子，奔跑在无边无际的绿野山间，清爽得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空，空气里都是欢乐舒畅的气息。人迹的收敛也是自然能够完美呈现的必要条件。“人类只有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

美艳惊人的萨尔茨堡在莫扎特出生之前只是无名之辈。也因着这份长期的寂寞，使得萨尔茨堡人和历任主教们一起闹着笑着，自成日月。莫扎特的到来让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却也要与过去挥手作别。作者叹道：“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这本是好事，但反过来，却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太多的天真稚拙、浑朴野趣。”一句话，前辈的伟岸挡住了后辈的光芒，人们走窄了本该宽阔的路。

布达佩斯东北的埃盖尔小城，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整个酒窖全长15公里，两次世界大战都未损毁分毫。在欧洲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下面，竟然秘藏着如许醉意。

布拉格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众多古典建筑座落其上，建筑群间的小巷里遍布着手工作坊、画室、艺廊，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多年前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压在次年一月。一位老者讲述了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听着古钟的鸣响，作者叹道：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古钟附近、老城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布拉克大学校长，1415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处死。而后引发了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卡夫卡让布拉格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他的《变形记》享誉世界，以荒诞、不可思议的笔调，反映了20世纪初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对生活和命运的焦虑与恐惧。布拉格还拥有写作《好兵帅克》的哈谢克。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哈维尔总统说，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布拉迪斯拉发的路边有危险的一幕：一个打开铁盖的地下井口处有一位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头爬将出来。而这一切其实是一尊街头雕塑。而且是用古旧的黄铜浇铸的。黄铜的幽默恰恰体现着欧洲式的闲散和调侃。

柏林有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成为德意志首都是19世纪70年代的事，仅仅几十年后几乎夷为平地，但纵然是废墟，它仍会给世界各国带来心理威胁。策动世界大战前，德国的艺术文化忆光芒万丈，遭遇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德意志有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静静地茂盛勃发，不知深浅。

黑格尔墓挤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里。而那里竟然还有费希特、茨威格、布莱希特。这些在人类文化领域顶天立地的大师们却摩肩接踵地拥挤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墓地的杂草间有一位埋头读书的青年，旁边还安置着一辆婴儿车，车里有婴儿在熟睡。作者叹道：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也会使人的心理更加健康。在黑格尔的墓前，沉思关于国家的理念。由黑格尔、费希特到康德，历史在证明，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

柏林洪堡大学的前身是柏林大学，二战之前是世界学术的中心，许多知名学者、政治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黑格尔、爱因斯坦曾在此任教，马克思、恩格斯、海涅、俾斯麦赵向阳曾在此就读。创始人洪堡是杰出的教育家，首先提出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应是寂寞（独立）和自由，独立于政治、经济社会利益之外。在学校一个不起眼的过道墙上有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这是本校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简介。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实现的数字，却在这里不声不响地，若有若无。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佐证。

在洪堡大学图书馆附近小广场上，有一块地面上嵌了厚玻璃，下向探望，可以看到书库里的一堆空书架。石刻上记录：“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学、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还有一句海涅的话：“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这样的空书架在中国只能更多，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慕尼黑啤酒节上，作者看到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忘记身份姓名和昨天明天，完全失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带来沟通的方便，也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而偶尔失态，反倒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26岁时，歌德受魏玛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在这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业绩。歌德与席勒也在这里结下了旷世友情。在歌德博物馆、席勒旧居，作者勾画着这对异国的“伯牙子期”。

海德堡有世界上最大的酒桶，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据记载，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

海德堡大学有个学生监狱。这个监狱实际使用了两年，1912年到1914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白天老老实实去上课，下课后要被关到这里。监狱墙上有学生的留言：“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瑞士曾是特别贫困的地方。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只为能活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都是瑞士兵。两次世界大战为瑞士提供了中立的机会，也造就了奇迹。于是，没有铁腕人物、没有珍贵矿藏的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因为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散去，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阿勒河穿过瑞士首都伯尔尼，特立独行，一路奔泻。伯尔尼把自然之美看做城市美学的重心，把城市中心部位让给阿勒河，成就了它的自我，也成就了城市的经典。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脚京城，看他是否过好了，低要求，看他摆脱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爱因斯坦曾在伯尔尼停留，1905年，二楼那间不起眼的小屋子，光芒万丈：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瑞士不喜欢张扬，爱因斯坦故居就在喧闹的街市，楼下是嘈杂的餐厅，餐厅的名字和爱因斯坦并立，看护的老妇人也只在有人敲门时才轻轻开门，好似怕吵到了邻居。伯尔尼以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再伟大的人在这里也只是普通市民。比大肆张扬的“名人故居”更让人舒服和记忆犹新。

在中欧，历史现代交融，自然人文互补，站在这片土地上，一定会有很多瞬间怀疑自己在穿越，邂逅那一个个耀眼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