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洗澡

方舟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子女在父母面前，付出得极少，而得到的却不能用数量来表示。这次，父亲来成都，看到进入米寿的他比原来苍老了许多，我给他讲，我给您洗个澡吧，他欣然地接受了。他说，自去年九月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做了支架手术后，总感头晕，体力不支，因此，洗澡的次数少了，特别是一个人不敢在浴室洗澡。我听后，内心五味杂陈不是滋味，是内疚？是惭愧？在父亲八十五岁寿诞时，我写了一篇随感讲到，“对于照顾双亲，我是感到内疚的。”
在我的记忆中，一生中，除与父亲在一起生活时的相互关心照顾外，直接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的次数不多，虽说也有为父母分忧的时候，但与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记得小时候，父亲已到县上任领导，我与几个妹妹随母亲在二龙区居住，母亲是区妇女主任。一次，母亲去县上开会学习，一走就近月余，十岁多一点的我带着妹妹生活，想到母亲在县上开会、学习，生活一定很艰苦，于是用油将豆瓣炒好，并在豆瓣中埋了一些肉带去，我的信中写到：“妈妈，给您带来了豆瓣，您轻轻地抄一下，里面有肉”。妈妈看了逢人就夸我懂事。那时，我们还小，不懂得尽孝，只是想妈妈了。
“文革”时，父亲是走资派挨批斗。1967年1月，我跟随别人步行一百一十余里到县城见父亲。1968年1月下旬，遵照妈妈的安排，我与大妹从二龙场步行到县城陪父亲过大年。正月初一，食堂停火，陈智鲁叔叔派他女儿小蓉，暗中给父亲送来汤圆粉子，县政府办李琴阿姨给了一个煤炭烤火炉，用洗脸盆煮汤圆，因口面宽又无盖子煮不熟，后来去垃圾堆里寻得一个午餐肉罐头盒，洗净后找了一段铁丝，扭个简易提手，用它烧水煮汤圆吃。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是这样陪伴父亲的。1970年春，在省革委学习班南充队学习的父亲，回南充参加地革委召开的全专区扩大干部会议时，患上了腮腺炎等疾病返回县医院治疗，妈妈带我又从二龙步行赶往县城护理。2004年4月，父亲检查出白内障，于是与妻陪同他到南充麦格眼科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双眼均植入了晶体。
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在县局、乡、区任领导干部，成天东奔西跑忙于工作，且很多时候被县委安排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团的工作，在家的时间极少；“文革”前担任副县长，更没有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那时在我们兄妹小时候的记忆中，只知道父亲是一名领导干部，对他没有完整的印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一家人才真正地团聚。可是不久我便上山下乡插队到农村去了，随后入伍军营，驻守雪域高原、大漠西陲，这一去就是十多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回到地方，与父母终于生活在一起了，但也是忙于工作，去高校学习，到区乡挂职，早出晚归，分多聚少，没能很好地照顾他们。父亲退休后，特别是母亲去世后，他续婚与我们分开居住，我也因任县上领导，繁忙的工作让我很少照顾他。
我退休后，因孙子需照顾，与老伴离开家乡到了成都，多次请他与我们一起在成都生活，他不同意，因为他需要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社会活动圈子。既然如此，就随他老人家吧，只要他老人家过得开心，我们就开心。
此次接父亲到成都，因家中有暖气，室温较高，给他洗澡，做一些他喜欢的食物，陪他到处走走看看，也就有了我尽孝的机会。虽说我已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也应算是一位老人了——但在父亲面前，我们始终都是小字辈。

写于二〇二二年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