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兵工人生（1911-1992）（一）

戴竺

前言：本篇以父亲的兵工人生为主线；同时也重点介绍了抗战时兵工企业大内迁，日军对重庆灭绝人性的大轟炸，以及重庆兵工人对抗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等。

01 南京兵工专门学校本科毕业

1932年，父亲戴运轮于奉化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商船学校除学习航海知识外，尤重视英语学习，要求学生达到优等水平；且注重仪表，重视卫生等方面的培养，从而造就了父亲注重形象、礼貌和卫生等多方面的良好习惯。

图为父亲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就读时的学生照。

由于商专学生毕业后均要分配到远洋商船工作，长年生活漂泊在外。因此 父亲于1933年秋季又重新考入位于南京的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造兵本科第三期(1933～1937年）学习。兵工专门学校授课均采用德国教材，专业教官也多为德国人；生源质量要求很高，选拔十分严格。

图为父亲入读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的学生照。

父亲为考入“兵专”就住在他二哥的小洋楼里复习功课。父亲的二哥戴运轨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同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大学。解放后其主体併入由原中央大学更名的南京大学，南大校址则选定为金陵大学在鼓楼的原校址）任教授，并应聘兼职兵工专门学校教授物理。（二伯父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奉命赴台接收台湾大学，任台大代理校长兼教务长；1962年又受命主持筹建台湾中央大学）

图为原金陵大学建筑。

父亲考入“兵专”时有一段小插曲：

“兵专”入学考试十分严格，考完后，二伯父问父亲物理考题难不难？特别问起其中几道题是怎么解答的？父亲给二伯父一一讲了自己对几道题的解答，二伯父听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等成绩公布吧！

后来，父亲才了解到“兵专”的物理试题就是二伯父出的，但对自己的亲弟弟却一直严格保密，直到录取名单公布后。每当父亲给我们谈起这段往事时，都透露出一股对二伯父公私分明、不徇私的尊敬之情！

图为原金陵大学建筑。

南京兵工专门学校由北洋政府陸军部1917年创办，原校址设置在汉阳兵工厂内，并由汉阳兵工厂厂长兼任校长。因此最先校名称为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具有大学本科性质，设造兵和制药两科，学制4年（预科1年，本科3年），经费由汉阳兵工厂筹拨。

1929年学校由汉阳迁至南京金陵兵工厂旁，并改为隶属于军政部，校名也定为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仍设造兵和制药两科。通常称为南京兵工专门学校，系中国最早的高等军械院校。

图为南京兵工专门学校教学楼，一楼为办公室，二楼为教室。

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每年7月招生，9月入学，招收学生为高中毕业，年龄在24岁以下，品行端正，身体强壮者。

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作为民国时期培养中高级兵工技术人才和军械人才的全国唯一军事工程技术高等学府，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南京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根据学校性质形成了如下的精英办学特色：

首先，选拔严格，生源质量高。兵工专门学校开办后，从1925年至1948年共招生12期。第一期报考2000余人，录取40名，录取率高达1:30，第二、三期的录取率都高达1:50；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12期。众多的投考者便于兵工学校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从优秀生源中精选英才，为日后培养兵工界精英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其次，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重质不重量。兵工专门学校历届的招生规模均不大，1925-1948年共招收本科学生12期，入校610人，毕业453人；专科部从1934年开办以来，共招收6期，入校336人，毕业223人；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通常不超过一二百人。

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兵工署对兵工学校的要求历来是重质不重量。但尽管兵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不大，其教学设施却配备齐全，除图书馆、实习工厂、印刷所等设施外，还有校外各兵工厂、弹道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兵器研究所等单位提供实习、实验场地，以满足精英教育的需要。

第三，课程体系完善，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育。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不只重视军工专业技术，而是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兵工专门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一年主要是基础课程。由于20世纪20-30年代国民政府与德国形成全面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此兵工学校将德语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年学习应用力学、枪炮构造原理等兵器工业基础理论课程；第三年学习弹道学、火药学等较为深入的专业知识；第四年除安排实习外，还要学习工厂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设置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在一、二年级注重使学员打下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三、四年级则注重提高学员的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尤为可贵的是，为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将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兵工学校，增加了《军事与技术》、《兵器计算》等基础课程，进一步夯实了兵工学校学员的理论功底，完善了学员的知识结构，使其技术运用具有理论的支撑。

第四，多方选聘一流师资，实行开放式办学。学校在兵工系统范围内延聘有专长的学者包括早期的兵专毕业生担任讲授。兵工署所辖各兵工厂的厂长和工程师大都具有留学德国、美国、日本的经历，实践经验丰富，但为不使师资来源呈现单一和封闭，除有关兵器制造和火药的专门课程聘请兵工方面的专家担任外，其他课程绝大部分聘请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兼任。

下图为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毕业证章。

02 入职金陵兵工厂

1937年9月，父亲“兵专”本科毕业，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可先自选入职单位。父亲选择了由励精图治、锐意革新、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电器机械科，立志实业报国的李承干担任厂长的南京金陵兵工厂。南京金陵兵工厂在李厂长带领下，由一个生产陷于仃滞状态的工坊转变成为能生产马克沁重机枪的现代化兵工企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图为父亲入职金陵兵工厂时的照片。

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前身为苏州炮局，是江苏巡抚李鸿章1863年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江苏松江建立的一个兵器作坊，手工制造开花炮弹；並称这个作坊为马格里局。1863年底，马格里局迁到苏州，改名为苏州炮局。1864年4月开始用机器制造兵器，成为中国最早用机器制造兵器的工厂。1866年12月，苏州砲局迁江宁（今江苏南京），改名江宁炮局。1874年又改名金陵机器制造局；1928年，并入上海兵工厂成为该厂的一个分厂；1929年独立成为金陵兵工厂。

图为金陵兵工厂厂房老照片。

李承干1927年进入金陵机器制造局时，清末几十年间工厂的生产技术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没有形成自己的技术队伍，机械设备落后破旧；历届厂长大多由贪脏枉法的官僚充任，致使厂内贿赂风行，厂纪松弛，生产陷于停滞状态，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作坊式兵器加工小厂。

图为金陵兵工厂老照片。

1929年7月，兵工署将金陵机器制造局改为金陵兵工厂，李承干担任工厂的工务处长，他从仿制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开始进行整顿，原先生产时每个零件不是按照设计图纸制造，而是由工人依葫芦画瓢，依照枪械实样来制作，这就导致一枪零件配一枪使用，不能调换，更不能各枪互换；李承干则按枪械实样重新测绘制图；并详细订定了每个零件的尺寸公差，以达到生产出来的同一零件能够互换，从而使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批量化，使产品质量得到提高；在此基础上，李承干再接再厉，逐步将现有产品提高加工精度要求，根据零件的用途和重要性用尺寸公差来确定其互换性，使产品从单个产品的选配组合，逐步走向有互换性的批量生产，从而使金陵兵工厂逐步成为现代化制造的兵工企业。

图为金陵兵工厂厂房老照片。

1931年7月，李承干被兵工署提升为金陵兵工厂厂长。他更采取一系列祛除积弊的重要举措，提出“厘定法规以明职责，革除陋习以防中饱，慎选材料以合规格，改善工作方法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工余教育以培养其知识，改善员工生活以勉其精诚合作”。金陵兵工厂之改革进步即以此为开端，所有人事、经费、购置和工务各部门均向正规化迈进。李承干还将降低成本所得之节余用于工厂扩充建设、技术改造及员工福利。大力推行工厂的改造事业，迅猛地发展生产。

经过多年的努力，使企业焕发出青春活力，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组织机构比较完备，设备逐渐更新的现代化大型兵工企业。

1937年11月，奉军政部兵工署命令，金陵兵工厂开始内迁重庆。

图为对中国兵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承干厂长照片。（解放后李承干担任新中国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

03 兵工企业大内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我国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将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因此兵工厂向西向内搬迁，搬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图为汉阳兵工厂厂房。

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我国正式掀起全面抗日战争。为保住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自主给养的生命线，为支撑正面战场的抗战，从1937年9月起，国民政府的兵工企业举行了向内地的大搬迁，这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一桩重大事件。

在搬迁过程中，广大兵工企业职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舍小家顾大家，始终坚守着一个重要而特别的阵地，事迹感人至深。

这场搬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它较后续民用工业企业内迁组织的无力与无序形成了鲜明对照。兵工企业大内迁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侵略而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大作为之举。

图为兵工企业大内迁后，在重庆建成的兵工基地中某企业的加工装备。

兵工企业大内迁是在军政部兵工署及其署长俞大维领导下进行的。 俞大维博士系德国留学归来的“弹道专家”，还是枪法好的神枪手。他在任职兵工署长期间，加强对各兵工厂整顿与管理，改造老式的机器和制造工艺；选任年轻的专业人才担任厂长和主要部门领导岗位；统一械弹制式，对各兵工厂实行专业分工；选拔挖角技工；实行战时军火定价制度；大大激励了兵工企业的大发展；且为保密起见，规定各厂不冠地名，统称“军政部兵工署第XX兵工厂”等。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兵工署就确立了在内地建立新的兵器工业中心的方针。全面抗战爆发后，兵工署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布局上的既定方针，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为坚持长期抗战，以四川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中国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二是为配合作战需要，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分别建立临近抗战前线的兵工生产厂。为了落实这两个决策，兵工署于1939年4月迁重庆，同时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入川渝考察，确定各兵工企业内迁地点以及所需资源情况。

图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照片。

在执行兵工企业内迁决策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搬迁的兵工企业中，上海兵工厂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父亲所在的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图为巩具兵工厂老照片。

迁往长沙的巩县兵工厂，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兵工厂之一。四大兵工厂系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

1914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以“统一产品、改良制品”为名，下令建造一座以生产弹药、枪支为主的大型兵工厂，即巩县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是民国要人们非常惦记的地方，蒋介石、冯玉祥、吳佩孚、张学良等人来河南必去。1936年10月，蒋介石视察完巩县兵工厂后，即登上飞往西安的飞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旋即爆发。

图为巩县兵工厂老厂房。

巩县兵工厂建于河南省巩义市，袁世凯精心将其设立在家乡河南，确保了北洋军队的补给和控制。巩县地理位置优越，丰富的矿藏和水资源为兵工厂提供了生产条件。

在抗日战争时期，它生产出著名的“中正式步枪”和最有效的“巩式木柄手榴弹”，有力支援了抗日前线。

巩县兵工厂以地下深度20米、长10公里的防空洞和大烟囱为其标志性建筑。图为工厂的大烟囱。

第二阶段内迁的兵工企业：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广西融县；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谿；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谿；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兵工厂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

图为上海兵工厂（前身是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的照片。

上海兵工厂，又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是由李鸿章筹建的晚清最大兵工厂，也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图为位于黄浦江边的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兵工厂的前身。

上海兵工厂演化到现代，成为著名的江南造船厂。

第三阶段内迁：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寇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局的情况，决定继续进行兵工企业的迁移，即第三阶段搬迁。因属于调整性质和涉及局部战局变化，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因宜昌陷敌，仅部份到达重庆铜罐驿，称为第十一兵工厂；以后奉令又将制枪厂和炮弹厂移交重庆第一兵工厂，电机厂移交第二十一兵工厂；未入渝的巩县兵工厂部分于1949年退至台湾，称为高雄第六十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改为军政部四十一兵工厂。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谿迁重庆，称为第一兵工厂。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至此，轰轰烈烈的兵工企业大内迁落下帷幕。

图为汉阳兵工厂生产车间老照片。

汉阳兵工厂是是抗战时期唯一仅存的四大兵工厂之一，为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沈阳兵工厂和太原兵工厂分别于“九、一八”和日军占领太原后被日军夺取。巩县兵工厂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日军摧毁，只带走了部分武器、弹药和制造设备。

汉阳兵工厂是晚清时期张之洞于1894年主持创办的军工制造企业。先仿制生产德国1888年式7.9毫米口径步枪、即“汉阳造”，共生产68万支，支援抗日前线；以后又仿制德国格鲁森式37、53、57毫米口径山炮及所配用之枪、炮弹。至20世纪初年可日产步枪30支，无烟火药600磅；月产大炮8门、枪弹80万发、炮弹7万发。

图为汉阳兵工厂的生产厂房。

图为汉阳兵工厂老厂房，早期曾称为湖北兵工厂。

04 建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生产基地

兵工厂西迁，最重要的成果是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

兵工企业成群西迁重庆是由它的地形和战略地位所决定：重庆多山，隐蔽；又有长江和嘉陵江两江环绕，交通便利，只有重庆奔腾的江水和博大的山川，才能敞开胸怀迎接那些自19世纪洋务运动就创办的兵工企业。

经过内迁的分离整合，至一九四0年底内迁浪潮结束时，中国兵工署直辖厂中十一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至此建成了抗战中功勳卓著的重庆兵工和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兵工基地。

内迁奠定了重庆兵工的中心地位。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图为抗战时的重庆精神堡垒。

西迁后，兵工署统一械弹制式，确定每个厂集中生产一种或数个产品；改变了自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兵工各厂为政、军械制式混乱，既生产炮，又生产枪和弹药，导致产品不精，产量不高的模式。

统一械弹制式后，步机枪主要集中到第1兵工厂、21厂；火炮集中到第10厂、50厂；枪弹集中到第11厂、20厂等。统一制式，使兵工生产进入专业分工，这应该是兵工署对抗战的最大贡献。

图为第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

西迁重庆后，兵工厂沿长江和嘉陵江两江狭窄布局。这样的布局和重庆市当年辖区面积、地形及运输方便有关。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陪都，辖区也仅300平方公里。两江沿岸地区更为狭窄，先后布局在这儿有17家兵工厂，9万余员工，此事引起兵工署长俞大维焦急，致函在渝各厂：“现所觅地点皆嫌密集，应切实商讨疏散办法”。但各兵工厂负责人则认为：重庆多山，为急谋复工，土石方工程浩大，且如果远离市区，电力供应困难，方勉为其难形成沿江的布局。

当年的沿江布局的情况是：长江沿岸东起明月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1工厂(现建设厂)、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则主要集中在江北和双碑，有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这种分布最大方便是各厂可充分利用水运； 缺点是易遭轟炸，故多修山洞防之。

图为重庆抗战兵工厂分佈图。

上世纪，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的朝天门。

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开始西迁重庆。厂里为此成立了专门负责迁运工作的机构，由李承干亲自指挥。全厂各部门机器和设备的拆卸、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装箱，都按工序编号，有秩序地交车运输。同时厂里给每位职工以及家属发放10元路费，令其各自分头驰往武汉集中再组织上船到重庆。至1938年2月下旬，仅用三个半月，金陵兵工厂西迁工作基本结束，随即展开建造简易厂房和安装机器设备紧张工作。1个月后，新厂即赶制出40挺重机枪等武器运到前线。

1938年4月金陵兵工厂奉命更名为军政部第二十一兵工厂（解放后称为长安机器厂），在抗战期间主要生产中正式步枪，马克沁重机枪和迫击砲。

图为西迁后第二十一兵工厂厂房。

第二十一兵工厂位于嘉陵江畔的山洞车间旧址。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西迁后更名为第一兵工厂（解放后称为建设机床厂）。该厂生产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82毫米迫击炮和汉阳造步枪、中正式步枪及其他陆军轻武器等。抗日战争中三成的抗日兵器是从这里运向战场。

图为工厂在鹅公岩沿江绝壁上的山洞生产车间。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西迁后更名为第十兵工厂（解放后称为江陵机器厂）。在抗日战争中生产砲弹最多的兵工厂。图为工厂在嘉陵江畔的车间。

随着南京金陵兵工厂和济南兵工厂内迁重庆，经过拆分，在清末西南金属货币铜元生产厂（铜元局）后刘湘枪弹厂基础上成立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厂（解放后称为长江电工厂），8年抗战中生产了6亿发枪弹，以及甲雷等多种武器。

图为工厂的电炉熔铜车间。

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东北兵工厂经过多次改制和重组，西迁后更名为第二十四兵工厂（解放后称为重庆特殊钢厂），位于嘉陵江畔石井坡。抗战期间生产钢科、枪管钢，手榴弹等。

图为二十四兵工厂厂微。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西迁后经过拆分，成立第二十五兵工厂（解放后称为嘉陵机器厂）。抗战中生产枪弹和手榴弹。图为工厂在嘉陵江畔掛榜山的山洞生产车间。

汉阳铁厂之后的钢迁会西迁后，在重庆成立第二十九兵工厂（解放后称重庆钢铁工业公司）。

图为位于长江畔大渡口的二十九兵工厂山洞车间。

广东第二兵工厂西迁后更名为第五十兵工厂（解放后称为望江机器厂）。长江畔铁山坪“一”字型排开22个山洞，是工厂生产过迫击炮、战防炮、野炮的生产车间。

图为工厂山洞车间一部。

由巩县兵工厂一部建立的第十一兵工厂奉命内迁，经过湖南长沙、烟溪，最终于1940年辗转迁到重庆，在市郊铜罐驿开山建厂。在铜罐驿的第十一兵工厂主要生产机关枪及其相关产品。后迁至台湾。

图为铜罐驿古镇老照片。

解放后建立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分别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綦江区，是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兵器工业的遗迹。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包括兵工署第五十兵工厂旧址、兵工署第十兵工厂旧址，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厂旧址、兵工署第二十五兵工厂旧址、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生产车间旧址，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生产车间旧址。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工业内迁，使重庆成为门类齐全的重要综合性工业区。

2013年5月3日，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为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照片。

05 父亲随金陵兵工厂西迁，任第二十一兵工厂主管技术员，参与转产中正式骑步枪

父亲参加金陵兵工厂搬迁的前期工作后，即随二伯父所在的金陵大学于1937年11月撤离南京西迁，先到武汉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停留，约等了一个月才继续乘船西上到达重庆，并于12月中到金陵兵工厂内迁办事处报到，并立即参加工厂的复工工作。

1938年7月，已于1937年和父亲订婚的母亲俞守坤来渝和父亲完婚。

图为金陵兵工厂来渝后更名为为第二十一兵工厂的生产厂房。

二十一兵工厂正式复工后，父亲分配在步枪分厂，担任步枪分厂的枪械主管技术员，负责制造加工现场的技术管理工作。

该分厂最先生产汉阳造步枪，根据兵工署安排于1940年开始筹备生产中正式骑步枪。

中正式步骑枪为德国标准型毛瑟步枪的中国版。它使用7.92毫米尖头型毛瑟步枪弹，正式名称为中正式步骑枪。

中正式步骑枪原为巩县兵工厂于1935年试制生产，以取代国民革命军所装备的汉阳八八式步枪。抗战爆发后由于巩县兵工厂遭日机反复轰炸，几成废墟，全厂停工，残余机器迁至车辔头等地。未被日军炸坏的部分经整顿后定名为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在湖南烟溪、重庆铜罐驿继续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图为中正式步骑枪照片。

1940年8月，兵工署命令21厂筹备生产中正式步骑枪。李承干委派步枪厂主任赵国才、工程师施政楷等负责，以汉阳兵工厂原有设备为基础，并且参考德国毛瑟M98 步枪原图2万余张，于同年10月正式开始筹备生产。

在大后方的艰苦条件下，筹备生产人员重新绘制图纸、制订工序，改进500余部旧机器，增添机嚣100余台，重新制造800 余套夹具、600余种刀具和锻模以及1000余种样板。历经3年时间，中正式终于正式出品，月产量可达7000余支。

21厂在转产中正式步骑枪生产后，按兵工署颁布的图纸编制了零件机械加工、成枪装配、热表处理等工艺规程，制定了材料消耗定额表，并补充设计了工艺装置。在加工方法上也进行了多项改进革新。

虽然中正式步骑枪的发源地是巩县兵工厂，但使中正式步骑枪名扬天下的却是第 21兵工厂。无论是从数量、质量还是生产时间来看，中正式在21厂都达到了它的顶峰。 为此，蒋介石给予转产试制的有关人员重奖。

图为21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骑枪。

父亲作为步枪分厂的枪械主管技术员，在中正式骑步枪的转产工作中，参与了重新绘制和改进步骑枪零件图纸的工作，还参与设计制造了生产加工所需的夹具、刀具和锻模以及样板，同时积极革新简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

为保证抗日前线需要，父亲和分厂职工经常加班加点，日夜操劳，为中正式步骑枪的转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为父亲在第二十一兵工厂担任主管技术员的照片。

从1937年9月到1943年2月，父亲在二十一兵工厂工作了七个年头，在这段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无论是日寇对工厂的十余次大轰炸，还是自己的家被日寇炸毁之时，父亲都是坚持战斗在支援抗战的第一线；在厂长李承干的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加班生产，努力支援前线的抗战官兵杀敌。

图为大轟炸期间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们正在 “抗战生产洞”生产抗战所需的军工物资，每天均工作10个小时以上。

06 重庆大轰炸。重庆兵工人不畏大轟炸造成的艰险困难，日夜坚持生产，有力保障前线供给

国民政府西迁，使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重庆实施了五年多的大轰炸，时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其中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从1939年至1941年持续了三年时间。

在5年多时间里，日本对重庆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被轰炸，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日军对重庆实施的狂轟濫炸的企图是通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达到瓦解我方抵抗士气的目的。

图为对重庆实施大轟炸的日军飞机。

日军大轟炸，对重庆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严重的几次是：

“五四大轟怍”。1939年5月4日，经过日军的精心策划，当天傍晚，日本飞机循着灯光投下了126枚炸弹。这次轰炸，造成3318名居民丧生，1937人受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超过5000人死伤的空中大屠杀。

“八一九”大轰炸。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史称“八一九”大轰炸。

图为“八一九”大轰咋的日军轟炸机。

《102号作战》。1941年是重庆市民最痛苦、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年。日军为准备扩大太平洋战争，想早日结束中国的抗战，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从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包括夜间空袭；日机采取了全方位、无差别、连续的地毯式的轰炸战术，对重庆实施了“轮番轰炸”、“月光轰炸”和”疲劳轰炸”；对重庆市区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图为《102号作战》后被损坏的民房。

“六五隧道惨案”。1941年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日机对重庆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防空司令部派出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史称“六五隧道惨案”。

图为6月5日重庆大轟炸照片。

日军飞机大轟炸，没有吓到重庆人民，反而激起大家对日军的仇恨，大家更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战到底！

在日本长期的大轟炸下，重庆人民也逐渐习惯了“躲警报”、“钻防空洞”的日常生活；轟炸一结束，立即抢修或者投入工作；兵工厂职工更是轟炸时在山洞车间坚持生产，轟炸完立即抢修被坏的厂房，又立即投入生产，生产更多的武器支援前线！

图为防止日机轰炸伤亡民众，在高地上掛起的预警大红灯笼。

在市区的制高点和居民密集区设有防空警报，当日机即将飞临重庆上空时，通过防空警报通知居民疏散隐蔽。

图为防空警报。

重庆市区在空袭下挖出当时世界最大防空工程。据当年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档案显示：1937年，重庆市防空避难设施54个，可容纳7208人，为重庆在册人口的1%。1942年，重庆防空洞1603个，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78个防空洞，基本可以容纳全部市民。短短6年时间，重庆防空洞数量增加了30倍，容量增加近60倍。

图为市民正在躲进防空洞。

大轟炸中，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的职工在防空洞中坚持工作。

重庆的兵工厂、兵器科研机构、兵工署主管的钢铁厂都被日寇列为大轰炸破坏的重点。重庆兵工基地的单位在迁入基地前和迁入后被日机轰炸约计73次，炸死员工和家属191人，炸伤343人，炸毁炸坏的厂房、机器设备、住房和其它设施则无法计算。

第五十兵工厂(解放后称为望江厂)建在铁山坪两山之间的山沟中，地上厂房隐蔽在树林里，地下厂房建在岩壁中。建有生产用防空洞6个，面积12700.82平方米，安装了所有的重要机器设备；掩蔽人员的防空洞14个，面积11363.72平方米，能容纳全体员工和家属。日军大批飞机两次猛烈轰炸这个厂，造成居住区不少房屋被毁和人员伤亡，但厂房和机器设备没有受到破坏，生产没有因此而停顿。

图为第五十兵工厂生产用防空洞。

1940年至1941年，日机对第二十一兵工厂轰炸14次，造成43名职工和家属伤亡。

空袭中步枪厂受损害颇大，所有被炸坏之部分均被随即抢修，故对生产影响尚少。其时职工工作情绪愈为紧张，对敌之厌恨也愈益加深，职工们均自动奋发，要求自己一时一刻不耽误出品，使歼敌之武器供应无缺，予敌重创。每闻国军之克敌致果，则欢欣鼓舞，夜寐夙兴，劳苦尽忘，实无人畏惧其无耻之狂炸也。

第二十一兵工厂在大轟炸期间，月产上万支枪械，可武装一个师。

图为二十一兵工厂生产迫击砲分厂，在大爆炸中坚持生产。

大轰炸期间，我于1939年8月出生，我父母带着我住在刘家台二十一兵工厂的家属区，是日机轰炸的重点区域之一。当时，外婆、大姨妈一家还有小姨妈抗战初期从宁波撤到重庆后也都住在我家。当时小舅俞国斌在重庆复旦读书；二舅俞国华在在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任袐书；大舅俞国成在汉口航政局驻重庆办事处担任主任；小舅、二舅和大舅均在空闲时都会来我家看望外婆。

父亲当时属于尉级技术人员，按照该级职务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及住房分配，居住的宿舍是厂里免费提供的，供应的食物及日用品均按人头平价供应。

在渝期间父亲曾多次有事到二舅工作的地方去。有一次，父亲进入二舅工作的小院时，遇见一个年轻的军官，见到父亲就立正，并且双脚一靠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使得父亲不知怎么应答才好。原来这位年轻的军官正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蒋纬国，依照德国军校学习的习惯，见到长官必须立正行军礼，作为能进此院的人物都不会是一般的小官。父亲在回忆中给我们谈到此事时还感到很好笑。

图为大轰炸下被炸毁的民房。

1941年的某月，日机凌晨飞临重庆上空，进行“月光轰炸”，尚在睡梦中的我们一家人顾不得穿好衣服，外婆抱上我，父母亲则提着早已准备好的装有贵重物品的小皮箱和大小姨妈的家人就躲进屋旁的防空洞。警报解除时，我们一家人从防空洞出来，看见家已被完全炸没了，家里财产也全部化为灰烬，全家十分悲伤。

二舅俞国华（时任军委会待从室机要祕书，1984年任台湾“行政院长”）知道我家被炸的消息后，立刻送来200元大洋补贴父亲的生活，并将外婆和小姨妈、大姨妈一家人都接到比较安全的南岸黄山脚下的清水溪居住（蒋介石夫妇就住在坡上的黄山别墅）。

图为民房被日机炸毁后，市民正在搭建简易房。

为记录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见证重庆人民团结一致、“愈炸愈强”的抗争精神。2021年9月28日建立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2023年9月，入选第二批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名单。

图为建于渝中区较场口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07 重庆兵工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全国兵工生产的中心，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二的枪炮及弹药，为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重庆因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壮丽的迁徙诗篇。

重庆兵工在抗战期间研制和生产了多种武器：重庆的兵工厂大量生产了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120迫击炮、2.36火箭筒和中正式步枪等重要武器，其中中正式步枪的性能甚至超过了日军的“三八大盖”。这些武器对前线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正式步枪，其性能优异，为中国军队提供了重要的火力支持；还成功研制战防炮和二七掷弹筒。这些武器的研发和使用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尤其在对抗日军装甲车辆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

重庆兵工基地对抗战胜利意义重大。抗战爆发后，国际对华军援主要靠四条线路：一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二是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三是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四是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冻结；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支线，这条运输量最大（月运量15000吨）的交通线被切断；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切断滇缅线；中国外援至此完全断绝，此后虽开辟了驼峰航线，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雪峰阻碍，在三年半时间里，美军牺牲飞机员1000多人、损失飞机600余架，且运量有限。

面对艰难环境，迫使重庆兵工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只能力图自存自强。众多老兵工回忆当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时十四五个小时，谁也没怨言，因为都知道这是为前线干！抗战期间，重庆兵工人还因日机轰炸死伤数百人，工友的鲜血并没使人动摇，而是“上下一心，坚逾金石”。正是9万员工的同仇敌忾，从1938年各厂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1945年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重庆兵工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兵器上的支柱作用！’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

据统计，重庆兵工在抗战中对部队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分别比战前增长677%、867%、165%；能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对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的需要；且根据实战需要还研制、生产了战防炮、枪榴弹、掷榴弹等新型武器。

图为抗战时生产的“汉阳造”步枪。

第二十一兵工厂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时期工厂有职工14000多人，主要生产产品有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82迫击炮、中正式步枪等。从1935年到1949年，中正式步枪的总产量达到42万余支，占该枪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同时为中国军队提供了18694挺马克沁重机枪，占所有兵工厂提供总和的96%。

为了褒奖第二十一兵工厂在战时兵工生产方面的杰出成就，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

图为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各式枪砲。

第二十一兵工厂炮弹厂工房，主要生产迫击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图为重庆市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抗战胜利！

为庆祝抗战胜利，1947年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交汇处。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全中国唯一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纪念碑，也纪念重庆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

解放后，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解放碑。

08 父亲赴四十一兵工厂任主管技术员

1943年初，父亲因为兵专同学被工厂除名，和几位同学联名担保，希望厂里收回“除名”决定，然而被工厂拒绝。年青气盛下的父亲一气之下决定和除名同学同时离厂，虽经工厂多次通知回厂工作，然而抱着“好马不吃回头草”的父亲拒绝了工厂的要求。二个月后，父亲接到兵专同学姜增耀及四十一厂的邀请，率全家及刚生的女儿慧民来到贵州桐梓的第四十一兵工厂工作。

第四十一兵工厂是兵工企业大内迁时，由到贵州桐梓的广东第一兵工厂和石林兵工厂、沈阳兵工厂、江陵兵工厂等几家兵工厂合并而成，被定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四十一兵工厂，职工加上家属几乎有两万人之多。

图为贵州桐梓小西湖。

第四十一兵工厂几经迁移，最后选址黔北高原大娄山脉群峰环抱中的桐梓县，是因其地理环境之独特：桐梓本属古夜郎国疆域，紧邻抗战陪都重庆，乃川黔锁钥，为抗战时期全国惟一畅通的川黔滇缅国际通道必经要隘；且周边皆有险关扼守，云层多，日寇飞机无法抵近侦察轰炸；最为关键的是，该厂来这里“安营扎寨”，可与相继迁往西南大后方特别是重庆周边的许多兵工企业连成一体，成为全国抗战期间极其重要的军火供应补给基地。

第四十一兵工厂日出产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及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足可装备一个连队。至1945年，据军政部兵工署报告，该厂单捷克式轻机枪的月产量及最大产量均达300挺。

图为天门洞小西湖，是张学良被囚禁3年的地方。

建厂之初，为满足枪械生产，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乃当务之急。厂长钟道锠亲率相关人员翻山越岭踏勘，提出利用城东北自深山幽谷中下泻的天门河流水落差，蓄水兴建电站发电。历时两年，1942年终完成土木建筑，包括拦河坝、蓄水库、明渠、暗渠、机房、地下室等。并在美购置两台封闭型伞式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1945年4月开始发电供全厂使用，并正式将电站命名为天门河水电厂。电站落成时，被围住的水坝内变为一个面积约百余亩、蓄水达40多万立方的山间湖泊；因四十一厂的职工多为江浙人，故仿照杭州西湖格局，在湖心岛上盖起古朴典雅的楼台亭阁，湖岸遍植碧桃绿柳、名花异草，在湖中建成“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等诸多景观，以寄托他们对江南故乡的思恋。后来，这里取名“小西湖”。

我4岁左右的幼年时期是在四十一厂度过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站在山坡上的厂医院，俯瞰坡下水电站的水坝及围成的湖泊，当时的感觉景色好美！是最喜欢去玩去看的地方。

图为天门河水电厂照片。

2010年，我和大弟宏恩曾回桐梓故地重游。看見1945年安装使用的两台美国发电机仍在正常发电，供应当地居民用电。

图为在美购置的两台发电机照片。

父亲到第四十一兵工厂后，担任枪械主管技术员，每天精力充沛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和周围邻居关系也很融洽，经常在一起谈笑打牌。父亲从1943年后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的1946年初。

在桐梓四十一兵工厂生活了3年多，至今我还有印象的的有3件事：一是在我家隔壁是警卫大队部，晚上父亲有时会带我去那附近的剧院听京戏，还记得城隍庙打屁股的事，庙中有城隍、判官、小鬼三个角色，但其中一人轮流变演三角，每次变后都被打屁股；二是父亲带我骑单车进桐梓城买东西，城里有个大饭店，市场还很热闹，我们进城买东西、吃饭，然后回家，妈妈妹妹看见我们回来都很高兴；三是我4岁多就去沙岗小学读书，父亲骑车送我去，有次我生病，但还是要去上学，受到班上柴阿暖老师的表扬。

图为改革开放后建立的桐梓步行街。

09 父亲再返渝任二十兵工厂分厂（原二十五兵工厂）第三制造所所长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父亲受兵专同学任景彭之邀，又返回重庆，到二十兵工厂分厂（原二十五兵工厂，前身是李鸿章创办的龙华制造分局）任第三制造所所长，授文职中校专员衔。据兵工署撤消边远地区或合并兵工厂之命，第四十一厂于1946年6月撤销，二十五厂则合并到铜元局的二十兵工厂，生产机步枪子弹。

我们全家随父亲回到重庆詹家溪，先后在漫家湾和松江村居住。大弟宏恩在漫家湾出生，小弟宏达则在松江村出生。

图片改革开放后的詹家溪街道（近年已改名为双碑街道）。

二十兵工厂分厂（原二十五兵工厂）面积很大，设有卫兵守卫、职工出入厂区的大营门、一营门、二营门、三营门。全厂分设五个所，一所为化铜所，二所、三所为生产机步枪子弹的产品制造所，四所为水电所，五所为工具所；父亲领导的第三所位于离厂中心较远的掛榜山山洞里（目前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兵工署第二十五兵工厂旧址），父亲每天骑着工厂给他配备的自行车从松江村去所里上班。

兵工厂是一个小社会，家属区、中小学、剧院、俱乐部、合作社、篮球场、游泳池、防空洞等俱全，职工福利较社会上的一般工厂、单位好许多。

图为当年三所的山洞生产车间。

父亲在二十兵工厂工作期间，我家在漫家湾住了一年左右，就搬到靠近詹家溪的松江村。松江村的家位于嘉陵江畔，二室二厅一卫一厨，在厂里属于比较好的住房，在这儿住了9年左右时间，度过了儿童时期、至高中毕业。

詹家溪距松江村不远，一条长街，卖肉店、卖日用品的店，茶馆，饭店、面店都有，还要赶场；一条小溪从坡下流过，它成了二十兵工厂分厂和二十四厂的分界线

图为当年松江村一角。

在松江村度过了我中学的少儿时期。至今印象中还留有几件事：一是顶着夏天的大太阳，父亲在中饭后匆匆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的形象；从那时起，父亲对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就深深留在我脑海中。二是读小学时，有次考试成绩不好，父亲气急下把我喜爱的乒乓球板当着我面砸烂，从此我知道了读书一定要努力。三是大弟淘气，弄坏了相邻农民的东西，农民告上家，气得父亲在赔偿农民后把大弟打了一顿，使我明白不能去欺负穷苦的农民。

岁月过去，在回忆中我还记住去河边拾透明石；看纤夫唱着号子拉船和沿着河边，过24厂，去磁器口船上数桔干、买花生糖（块）等等往事。

图中远处大桥是近年修的双碑大桥，桥后就是我们在松江村的家。儿时就是沿河边走湾道，过了24厂船码头后，就到磁器口了。

解放前夕，在保密局统一佈置下，内二警（内务部第二警察总队）来到二十兵工厂分厂执行爆破任务。工厂是职工生存的饭碗，厂长和各所的所长多是兵工专业毕业的专家，他们无法接受寄托自己心血的工厂被毁于一旦。在川东地下党的指导和影响下，他们借口未接到兵工署的指示，不准内二警的爆破队进厂埋设炸药；並且利用兵工厂的便利条件，各所都组织了武装护厂纠察队，日夜巡逻，尽力拖延和阻止内二警对工厂的破坏，将破坏程度降到最低，从而使工厂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这其中有着父亲的一份功劳。

为防止游兵散勇到处抢劫，父亲把大表哥找到家中，将贵重物品用皮箱装好，放进家中较隐蔽的箱子间。内二警在工厂爆破时，父母亲又带着我们几兄妹去离主干道较远处躲了几天防空洞。

图为二十一兵工厂某部在解放前夕被特务炸毁的照片。

10 重庆解放， 解放军接管工厂，父亲在抗美援朝中表现突出，深获军代表信任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重庆的兵工厂。进驻二十兵工厂分厂的军代表是来自刘邓大军的团长李作锦。

李代表淳樸、干练。接管工厂后，他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表示欢迎大家站到人民队伍中来，並且肯定了兵工人在抗日战争和护厂斗争中作出的贡献，希望大家安心工作，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作贡献！军代表的一席话安定了大家的心，都表示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建设努力工作。

父亲仍然负责第三所的工作，只是由所长改为“主任”，其工作性质不变。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父亲拥护共产党，积极工作。在1950～1951年解放沿海岛屿、清剿土匪、解放全中国的时期，尤其是1950年10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时期，父亲领导第三所职工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按时超额向前线供应大量的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包含战争后期为苏制武器配套的弹药。

父亲在这段时期将学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并应用于生产管理中，他提出：

1.严格执行工艺规程，贯彻工艺纪律；在首先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产品数量。

2.在生产管理上，实行严格的责任管理及工号追溯制度。即对每一箱机步枪子弹，除了标有产品名称、生产单位和生产日期外，还须打上生产者、检验者、主管技术员的工位编号。实行工号质量追溯制度。

由于父亲在这段时期表现突出，受到军代表李作锦的信任。李代表遇事总爱找父亲商量，对父亲十分尊重、言听计从；父亲也“士为知己者死”、亟尽自己的力量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不辜负军代表的信赖。

11 抗美援朝中获参加“西南军区第一届兵工劳模代表大会”殊荣

1952年初，西南军区召开第一届兵工劳模代表大会。由于父亲工作一贯努力，尤其是在抗美援朝中的突出表现，他被选作代表参加了兵工劳模代表大会。

父亲每当谈到参加这次大会都显得十分激动、十分自豪！他谈到参加会议吃饭时，首长们与代表坐在一起，父亲旁边坐着的是时任西南军区工业部部长的万里 ，万里很友好地向父亲问起厂里的一些情况，以及父亲的工作情况和模范事迹；又问起父亲解放前的薪酬，父亲回答月薪二百大洋，万里知道父亲是一个上层技术人员，就鼓励他为新中国兵工事业多作贡献！

大会发给兵工劳模代表每人一枚纪念章，正面是兵工会议的会徽，上面写有“工兵第一届劳模代表大会”，背面刻有“西南军区工兵部队 颁发 1951.” 字样。父亲十分珍惜这枚纪念章，珍藏在大柜子的顶层；同时大会还给每位劳模代表发了一双长筒雨靴和雨衣，父亲一直都捨不得穿，而由母亲珍藏着。可惜！在1967年文革时期，作为父亲历史上光荣自豪的纪念章和雨靴雨衣，均被红卫兵抄家而丢失。

12 受军代表委托，制定全厂技术人员职称与薪酬方案；“三反”运动顺利过关

1952年兵工系统实行工资改革，将“供给制”改为”薪酬制”。 军代表李作锦将制定全厂技术人员的职称与薪酬方案的重任交给父亲。父亲不负军代表重托，认真按照政策认真制定了技术人员的职称与薪酬方案，报军代表审批。此方案获得军代表的支持与同意。

虽然父亲有军代表的信任，也有自己在管理和生产上的突出成绩，但在这次评定中他也只将自己定为二级工程师、薪酬为人民币一百二十元。因后下放到地方厂，这个工资到退休时都未再调！而兵工厂的同级朋友在50年代末工资已上调至二百元左右。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1952年初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兵工厂围绕“三反”展开了“打老虎”运动，主要对象是原国民党时期的中上层留用人员。父亲在运动中没有被揭发出贪污和浪费的情况，因此没有进“打老虎”学习班。

但在“反官僚主义”阶段中，由于父亲在工作中严厉的工作作风而受到工人检举，进了反官僚主义的“学习班”，令母亲和全家人都十分担忧和紧张，但幸运的是父亲进“学习班”只学习了一天，军代表李作锦就到学习班将父亲叫出来说：“你就不要参加学习班了，你的主要工作是抓好厂里的技术和生产（1952年中期父亲已调任厂部技术科长）。”因此，父亲在“三反”运动中是留用人员中最先“过关”的。

“三反”运动中，有人抓住一些道听途说的线索，就无限上纲的检举，但查清原因后又实无其事。最后工厂大多数留用人员最都平安过关。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13 在实施苏式化管理过程中主持厂部技术工作和厂区改造

在1952年中期开始的苏式化管理中，父亲担任厂部技术科科长和“俄语补习班”班长。

1952年中期，全国开始学习苏联管理模式。四五一厂按照苏联管理模式，在工厂下面直设车间和科室，取消“制造所”一级编制。父亲根据李作锦的安排担任技术科长，主抓全厂的技术管理工作。

在此期间，中苏友好正处于火热之中，各兵工厂都进来一批苏联专家，由于语言不通，因此首要的是举办“俄语补习班”，父亲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长。该补习班的成员是原各制造所主任和技术骨干，方式是半脱产学习，通过两年补习后全部合格毕业。

抗美援朝中大量使用苏制武器，因此国内生产的枪弹也须按苏制武器要求的规格生产，苏联专家来厂的主要任务就是按苏制武器生产枪弹。父亲是学兵工专业的，对改制枪弹规格很内行，因此与苏联专家的关系相处很好，使厂里枪弹改制的生产进行很顺利。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1953年为扩大生产规模，父亲受命负责工厂扩建，担任负责基本建设和规划的基建科长。

1953年4月1日，厂名更改定名为国营第四五一厂，1958年6月，工厂又定第二名称为国营嘉陵机器厂。

父亲制定的工厂基建方案获得苏方专家的认可。按照基建规划重新修建了整洁的大型厂房、附属设施和厂区公路，改造了抗战的山洞厂房，从而使整个厂区面貌焕然一新；在厂区外又修建了生活和娱乐设施，包括储水塔、兰球场和大操场，后者可供开大会和放露天电影，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到大操场玩耍和看电影。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父亲日夜操劳，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厂内外各处工地穿梭，常常连饭也顾不上按时吃。

经过大半年的奋战，厂里的基本建设基本告一段落。由于父亲对各项建筑的预算进行了细心的反复核算，预留保险系数适当，所以购买的原材料基本用完。父亲每次给我们谈到这段经历，都显得十分自豪。

靠近大石坝的嘉陵中学旁山坡上新修建的高大钢筋水泥储水塔最令父亲满意，他告诉我们，这座水塔是按照战备原则设计的，可以作为战时的碉堡使用，选择的地点是厂里的制高点，能够控制厂区交通要道；水塔的基体由0.6米厚的钢筋水泥构成，能够承受重炮的轰击。在文革武斗时，水塔成为一颗啃不动的“堡垒”。

1954年以后，按照苏联管理模式，行政与技术分家。父亲不再担任科长的行政职务，改任负责全厂枪弹生产技术管理的专责工程师，也依然受到军代表的信任和重用。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14 破“哑弹”之迷，二机部拟调父亲赴京担任“子弹专家”

1951年7月10日抗美援朝停战谈判开始，1953年7月27日正式签字，从而结束了近三年的朝鲜战争。兵工厂也因此获得了松一口气的机会。

不久，1954年初从上面传来一个令人紧张的消息：重庆兵工厂生产的子弹在抗美援朝前线曾出现过大批量的“哑子”，使志愿军在战斗中造成伤亡。为此，二机部与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重庆生产枪弹的兵工厂，追查是否有“国民党特务和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

此事也追查到四五一厂，调查组通知全厂的中干及技术干部，特别是国民党兵工留用人员集中到“松坪”隔离审查，每人只带一个小凳子，晚上不准回家。父亲也属审查对象，他带了一个小凳前去排队报到，但正在此时有人进来通知父亲：“军代表讲的，戴工不属于审查对象，不必报到。”

图为子弹照片。

原来在调查组进厂后，父亲就去找军代表和调查组成员分析了这批“哑子”产生的原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对我们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铜材及其添加合金的原料成为封锁的主要战略物资，导致生产子弹底火的紫铜皮严重缺货，从而采用了一般的黄铜皮来代替。产生子弹“哑子”的原因就与这个有关！因为黄铜皮与紫铜皮两种材料的物理性能“弹性模量”不同，而有的制造所用黄铜皮作子弹底火材料时，没有考虑到与紫铜皮在弹性模量和硬度上的不同，就直接按原工艺尺寸规格制造，以致造成了大批子弹“哑子”现象。

父亲在采用这种代用材料时，首先对该材料作了性能测试，发现该材料太硬，直接作为底火材料有问题；于是将该材料进行碾薄和回火处理，并将不同厚度的底火铜皮加工后进行枪击试验，直到能够正常使用为止；然后按底火材料的厚度与热处理加工过程重新编制了子弹的工艺流程，交给各生产班组按此加工；同时还加强了产品的检验和实弹检测。因此父亲有信心保证他领导的第三所生产的子弹不会有“哑子”产生。父亲向调查组慎重表示：“本人愿意接受组织调查，如果本所生产的子弹有一颗‘哑子’，我愿意立即把它‘吃下去’！”

第三所发出的子弹箱很好辨别，子弹箱表面除了印有产品名称、生产单位和生产日期外，还打有生产者、检验者、主管技术员的工位编号，可以从该工位号上查明该箱产品所有的生产过程。

图为工人在装箱子弹。

联合调查查经调查验证后，证明第三所生产的所有子弹确无“哑子”出现。

联合调查组通过父亲对“哑子”事件的情况说明和调查、以及结合对其他枪弹生产厂的生产情况调查，最后将事件定性为“材料代用失误”所致。从而使枪弹生产的有关技术人员避免了承担“阶级敌人破坏”的罪名。

还听说父亲“敢于把’哑子‘吃下去”的自信和调查结论一直被层层汇报到毛主席处，从而使父亲的名声在北京出了名。

通过对“哑子”事件的调查，父亲在二机部和同行中名声鹊起，大家对父亲在处理“哑子”事件中的表现表示钦佩和赞赏，对父亲在代用材料中重性能检测，并针对其性能进行工艺改进和以实弹检测把关的技术管理方法表示由衷的敬佩。四五一厂通过对“哑子”事件的处理，也专门作出规定，今后出厂的每批产品必须经过戴工检验签字后方能正式出厂。军代表李作锦也更增加了对父亲的信任。

由于父亲在枪弹技术上的造诣和在枪弹生产及管理上取得的业绩，二机部于1955年7月向四五一厂发出调函调父亲到部担任子弹专家。父亲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即在厂里进行了工作移交，工厂同事们还专门为父亲举办了欢送宴会。母亲也为父亲去北京报到准备好一个装着衣物的手提皮箱，並计划父亲在北京工作安定以后全家搬迁北京。

15 伤心离开“四五一”，转调重庆机械局消防器材厂

“哑子”事件显示出父亲在枪弹制造上的技术造诣，开辟了父亲在兵工事业上的光辉前程！然而好事在一夜间又变成了坏事，就在父亲准备第二天离开重庆时，事情发生了重大逆转：因为调人进京要进行政审，有关部门翻出了父亲档案中二舅俞国华（时任台中央信托局局长）和二伯父戴运轨（时任台大代理校长兼教务长）等社会关系，依据当时“任何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因素都必须严格管控”，厂里保卫部门转来部里的“紧急通知”，要求父亲暂时停止进京。

紧接着，在军代表李作锦去市党校学习的情况下，工厂又通知将父亲调离兵工厂，转调到地方国营的重庆消防器材厂(后改名为重庆水泵厂)工作。

父亲受到如此巨大打击正好是为赴北京二机部报到办完离厂手续之时，他已无颜面再进厂见人，就关在家里一呆好几天，最后在放暑假待家的我陪同下，带着调动通知书去市机械局消防器材厂报到。当厂里的同事和朋友知道父亲调动发生变故时，已是此后十几天的事了。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父亲调离兵工系统下放到地方厂工作的事，后来被军代表李作锦知道了。李代表急忙派专人专车来消防器材厂要父亲再回四五一厂工作，一连三次，但父亲抱着“人要有骨气”、“好马不吃回头草”想法，虽然心中十分感谢李代表的信任，但仍表态不愿回去；同时地方厂领导对自己求贤若渴，十分尊重！也让父亲更坚定了不返回的想法。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子女的话：

终究父亲的一生，主要事业是在兵工厂度过的。父亲事业心强，工作干劲大，他把自已人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中国的军工事业，造枪造弹，为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四五一厂工作期间更是深受军代表器重，获得“西南兵工劳模代表”、“子弹专家”的荣誉，是他在兵工事业上取得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父亲的事业心受到严重挫伤，未能继续为新中国兵工事业作出自已更多的贡献。我们作为子女，为父亲和重庆“兵工人”在抗击日寇侵略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所作出的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我们也将继承父亲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爱国心，为实现“爱我中华”的强国梦而努力奋斗！

图为嘉陵机器厂（四五一厂）的老照片。

中继语：父亲在他事业高峰遭受重创，于1955年7月44岁时伤心离开他热爱的兵工事业；但他也并未就此颓伤！在新的单位、新的事业，新的岗位上，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继续作出自已的贡献！

紧接父亲的兵工人生（1911-1992）（二）。

致谢：本美篇中很多资料及照片来自互联网，谨对文中采用有关资料和照片的作者表示深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