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李竹筠

祥河

　　郑重申明：本文为记实作品，根据自己的家事如实记录，原创，文责自负。

《往事阑珊》之《外婆李竹筠》。

　　我知道的外婆只是一个名字：李竹筠。

知道外婆名字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我已经年过三十，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甚至时至今日，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小时候我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三姐弟讲过我的外婆的任何事情，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在这一块干净得好象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人……

我猜测原因大约只有一个：我外婆的成份是地主。而我们家，是革命家庭。

一、往事如渊

那也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那时我的妈妈3岁左右，我那在昆明经商做生意的外公张炜（字少卿）一家5口人——外公外婆、两个舅舅和我妈妈，一同从省城昆明出发，直奔大理剑川的老家而去。

然而正应了那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幸，外公在回家的半路上得了重病，且一病不起，还未走到大理剑川的家，就在半道上突然去世了，终年40岁。面对这塌天的突然变故，坚强的外婆在半路上就地弄了一口棺木，把外公收殓好了，用马车拉着，独自一个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继续向剑川赶去。那时云南的交通还基本处在很原始状态，滇始由清代设治，为传递文书才开辟有驿道。民国时期少部分地区、少部分路段（如昆明至楚雄等）开通了简易公路，但名义上虽有汽车可以往来，但公路状况极差且时常因自然灾害中断，开通班车的地段并不多，民间的交通运输主要靠乘马车牛车，货物主要靠马帮人挑马驮。因此从昆明到大理剑川县的家坐车乘马日行不过二、三十里，少说一、二十日，多则月余。

说起来我的外婆李竹筠本是一个大家闺秀，在那个女人不能读书识字的年代，她却知书懂礼思想进步。当时大理剑川外婆的李家、外公的张家都是自明代以来当地世代名门旺族，相互通婚亦是门当户对的常事。外婆嫁到外公张炜家的时候，张家相比祖上已稍显颓势，但仍是当地显赫高门大户。到了我外公张炜这里，凭借祖上荫蔽自小聪慧机敏读书勤奋，稍长便涉足祖上生意买卖，使张家再现光彩，后来又把生意做到了省城昆明，曾是老云纺的股东。

二、剑川张氏

大理剑川的张氏家旅中一直流传着五世祖张向辰的传奇故事，张氏兴于五世祖。传说向辰的母亲在怀着向辰期间有一次回娘家，一天去村边名叫“三颗石”的龙潭洗菜，忽然有一尾金光耀眼的大鱼跃入她正在洗菜的筲箕中，一惊之下忙仔细再看时，那尾金鱼却扑向怀中就不见了。吃惊之下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对其父亲说道：“阿爹阿爹，刚才我去龙潭洗菜时，忽然有一尾金红色大鱼跳进我筲箕里，吓我一跳，可还来不及细看红光一闪扑向我就不见了。”其父听罢若有所悟，即刻意会道：“这可能真是个好兆头，好兆头，这是龙转生呀，我女儿怀龙胎了！”后来生下来的就是张向辰。向辰自幼聪慧，极喜爱读书，后考科举至进士，出仕做官，其仕途经历已不可考，只知道曾担任过四川叙州府（今宜宾地区）推官，也算是大理剑川张氏出任过的朝廷命官之一。｛注：古代府推官为从六品或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推官虽为佐贰官（ 佐贰官，副职官员，亦称“辅佐官”，其官阶略低于主官，但并非主官之属官。 ），为朝廷规定的新科进士初授官职之一。｝

或许是为了应和张氏五祖向辰“龙转生”的缘故，传说明朝时向辰任职地有土司多年不缴纳贡税，上封委派张向辰前去催缴。这个土司在大堂前养有一只猛虎，曾连续吓退前去催儌税赋的好几任官员。而唯向辰并不畏惧前往追赋时，面对猛虎目不斜视，待虎起身扑来之际亦不惊不怖，随手只把长袖向猛虎轻轻一甩，仍直闯土司大堂，那猛虎竟然乖乖地缩退原地爬下。土司见状，不禁大为恐惑：虎都怕他，难道来者是真龙？于是乖乖清缴了所欠税赋，且从此不敢再拖欠。若此传说为实的话，这显然已经超过一个“推官”之职责了。

后，剑川张氏又再次兴于张家13世祖，就是我外高祖父张濂。濂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后，族人称张四爷，与我外曾祖父父子在1873至1885中法战争期间经商替滇军筹备、运输后勒物资，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因在此期间经商获利颇丰，于是在北离祖宅约50米的路北建有一所大宅，对面路南是张氏宗祠，剑川名人赵藩与我外曾祖父兄弟交往甚密，为张氏宗祠撰联云：

“子姓繁昌分南北道而居，所居成聚；

祖宗敦厚守东西铭之学，以学传家。”

外高祖父张濂四爷此番创业，荫及张氏子孙后世三代有延，直至1951年剑川地震和“土改”一起袭来的天灾人祸。所建其大宅为两进院四合五天井，后面带有假山水池花园，外院为平房，内院是二层楼房，尽雕梁画栋，院内石阶石栏石板凿刻雕绘，在当地亦可称豪宅。然天数气数已然渐尽矣，其时天灾人祸结伴而来，1951年剑川发生6.3级地震，震时剑湖水浪高达五尺，冲上湖岸达一公里，冲毁无数湖滨村落与田地。（目前算是我国最大的地震湖啸。）震后房倒屋塌伤亡十分惨重（而当时官方仅计死亡四百余人），张家大宅损毁其半，张家亲人亦惨死有三。呜呼哀哉！整个花园仅余后面马厩未倒。紧随其后“土改”开始，残存大宅及地皮被没收，家道从此衰落，仅留下一厢已被地震毁坏的房屋及一小天井给张家人居住。后1960年至1961年，大宅未倒塌的房屋和院落被用来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张氏家人全部被赶出旧宅，大宅遭到重创！花园所有树木被砍尽做了食堂煮饭的烧柴，门窗卸完砖块石板被凿下拉走，余下还被砸得乱七八糟破败不堪。世事变迁，祖先亦难遂始愿，先辈苦心，而今只剩残砖断瓦还留在记忆当中，徒留张氏后人兴叹。

三、风雨独树

外婆千辛万苦拉家带口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把外公的灵柩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带回到了剑川县，然而却被族人们堵在了县城之外，人进不了城，棺下不了葬。因为当地风俗有“冷棺不入城，热孝不进门”之规，特别对于在外病逝者更是如此。然而更有甚者，连同行所有人也必须在城外“隔绝”百日，方可进入城内。可那个时候大概剑川城外并没有可以停灵的“义庄”（外乡人去世后回乡停灵的地方），孤儿寡母的外婆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在剑川县城外搭了个草席棚子权做停灵“义庄”，一边安放外公的灵柩，另一边做为一家四口的住处，暂时安顿在了里面。那时我妈妈3岁，两个舅舅依次大约大个一、两岁左右，一家人就在那个下雨漏雨，刮风漏风的草棚里住满一百天。然后外公的丧事一切从简，从城外绕城而过，才得以上山入大松坪祖茔安葬。说到张氏祖茔并非泛泛可言可比，从中亦可窥见张氏祖上之兴旺发达，其茔地分布于剑川县城西山，明代前火葬于西北中科山，棺葬后葬于岩场北“高独山”，其中还有一处为奴仆墓（家谱称“臧狄”)，再往西7、8公里的永丰水库旁称金线吊葫芦的山坡，岩场里还有“竹人箐”、“大火箐”、近处的“打板寺”旁“高处”，明末清初扩延至满贤林（现在的千狮山）近邻的大松坪。

外公的突然去逝，使得刚刚才好起来的家道开始转而显现出了颓势，虽然外公留下了土地房屋和酒坊等一些产业，家里面也雇有工人和佣人，但那个年代一个妇道人家是没有社地位的，又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掌家政，难免被族人和外人低看与欺负。长长短短的家田财产渐渐有被侵被占之事发生，家道尽管还算是过得去，但咬牙坚持着的外婆一个人撑起的这个家，真的是很不容易！外婆在家时读过书有文化，在当时思想也比较进步，在含辛茹苦将三个年幼的子女养大的同时，全部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而我的两个舅舅和我妈妈都在剑川一中读书的时候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先后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我的妈妈入党时只有15岁。

是的，外婆的三个子女都是在十多岁时就先后加入了地下党！大舅张昆毓，二舅张昆彦，妈妈张昆秀，三兄妹，一个不少，都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

1947年夏天，聚雨刚停，二舅张昆彦在一次组织活动中在河中溺水身亡，年仅18岁。

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在河里找到二舅的人，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外婆呆呆的坐在屋里，怀着一线希望。忽然间正在低声哭泣的外婆大声地叫了起来：“我儿子回来了，我家老二回来了！”连着喊了好几遍，然后大哭了起来，众人正惊异间。只见从大门外面涌进来许多人，从河里打捞出来混身湿漉漉的二舅，被众人抬进了院子，可早已经没有了气息。

听妈妈讲我二舅是一个很热情活泼的人，会写诗写歌曲，人缘极好，在老师和学生当中很有组织能力，宣传进步思想也很有感染力。二舅去逝后按照当时的传统不能进祖茔，被埋在了一个小山坡上，等到2014年我们这些后人打算将他迁入祖坟去寻找的时候，由于时事变迁，旧人不再，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埋葬地点了。

四、艰难岁月

岁月荏苒，尽管有田地和一些产业，但那个年代的女人在社会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外婆尽管奋力地撑起了一个家，但可以想见在涉及到买卖交易等诸多问题时，肯定是很吃力很吃亏的。渐渐的家境虽还不至于贫困，但经济状况也已经开始握襟见肘了。我的舅舅张昆毓早年曾过继给其伯父张煜（我外伯公），为了节省家用，减轻两边家庭的压力负担，读书时考的是师范学校，那时的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给予学生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毕业后舅舅马上去找了份事做，每个月的工资除了自己最低标准的生活所需，全部寄给家里补贴家用，以尽量减轻家庭负担。

1951年，解放后的云南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外婆因为家里有地有房有牲口有酒坊，还请有帮工，且家里还有一个佣人，被划为地主，被管制劳动，全部土地财产被没收。此时的云南才解放不久，各地新政权刚刚建立，解放军与蒋军残部和土匪还在滇南滇西地区进行战斗，我舅舅和妈妈正在不同的地方跟着共产党各自努力工作着，都不在大理剑川。

小时候懞懂无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自然认为地主都是坏人，而且我的爸爸是革命军人，妈妈是革命干部，我们的家庭肯定是红色家庭，跟那些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不但毫不沾边，并且是你死我活的对立阶级。而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的革命后代，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彻底埋葬，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让红色江山万代相传。

那时候我8岁吧？刚上一年级。有一天无意在妈妈房间的桌子上看见几张手写纸，上面是妈妈的字迹。那时候8岁才上学，但我识字比较早，幼儿园大班汉语拼音就很熟练，还有一定的识字量，比如现在都还记得的《小布头历险记》、《大鲸牧场》、《下一次开船港》等当年这些儿童小说都是那时候看过的。妈妈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我迅速看了一遍，多数字都认识，原来这是妈妈写给组织的一份思想检查，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划清界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外婆是地主！但并不知道人还在不在，在哪儿？也不敢问。

外婆是地主，属于被镇压被打倒被专政的对象，家里的所有远近亲属昔日故旧好友都避之不及，被批斗被骂挨打更是家常便饭。

后来听老一点的亲戚们说，当时的生产队经常在出工前把外婆拉到田间地头上跪着，进行“批斗”（批判和斗争）“批斗”完之后大家再出工。在那种艰难岁月里，外婆唯一的慰藉就是一直跟着她不离不弃的夏莲姑姑。

五、夏莲姑姑

张夏莲，只知原籍是滇南人氏，但其生庚不详。幼年时便父母双亡，被他的叔父卖给在昆明的本家张家做佣人，侍奉其老父，不久老人离世。张老夫人待不得夏莲，经常被打受骂不给饭吃，我外婆善良，与夏莲主家是亲戚，知道之后非常同情其遭遇，找机会将夏莲从昆明转到剑川自己家为婢女，并善待之。

夏莲到了剑川我外婆家之后族中人都叫她夏莲姐，后辈皆称其为夏莲姑姑，她对所有的说亲论姻都坚持不嫁，直至终身。夏莲姑姑自知身份卑微却不卑不阿，为人忠厚仁慈遵老爱幼勤勤恳恳，十分明事理且温良恭俭，善待张氏老幼及其邻里左右。

特别让人敬佩，值得一提的是到了解放后，夏莲姑姑也被解放了，身份不再是张家佣人，以自由之身自食其力。但夏莲姑姑依然与我外婆、与张家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且终其一生不曾改变。

那个时候，外婆挨斗，就跪在田边地头上，夏莲姑姑看着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就也跑去跪着“陪斗”，用自己的行动护着我外婆。那些人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最讲成份出身，闹得最厉害的他们几个成份恐怕还没有夏莲姑姑红呢！这无疑为我外婆挡住了许多人身攻击和可以预见的那些无妄之灾。

当年斗地主富农，都要动员那些在地主家受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站起来，揭发地主的罪行。夏莲姑姑的身份自然是主要动员对象，可不管什么人、怎么讲怎么说她都坚持不说假话，从来没有话过一句我外婆的不是。这自然使得屡次动员“揭发”不成了，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夏莲姑姑的身份属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夏莲姑姑1984年离世时已过耋耄，张氏家人说：“其生世可哀而人品可贵，张氏理应铭记。”

六、凄凉晚景

舅舅和妈妈自从由剑川的家离开投身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不再讲家庭成份，方才敢回到家乡去看看。而那时我外婆早已经离世久矣……

外婆晚年的境遇着实凄凉，一儿一女都远在省城昆明且不能也不敢回家探望，而周围尽遭怒目与冷眼。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在越来越频繁激烈的运动和斗争面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外婆把多年来冒着生命危险悄悄隐藏起来的一包首饰金银等物，忍痛扔进了附近的河里，永远沉入了河底。那可能是一些祖传的东西，是外婆最后的一点珍藏和寄托，那是张家祖祖辈辈仅剩的一丝念想，从此，就随水而逝再也没有了。

1956年，我哥哥在昆明出生，妈妈可能得知外婆的一些境况，偷偷将外婆弄到了昆明，打算一是我哥哥需要人带，二是也可以躲避些批斗。外婆到昆明以后，爸妈为了避免麻烦，特意避开我妈妈的工作单位，让外婆住在我爸爸的部队宿舍带我哥哥。可是时间并不长，这么小心的事情还是被有心人向妈妈单位告发了，说妈妈把一个地主婆藏在昆明逃避改造。爸妈万般无奈之下，也只好让外婆回剑川，继续接受所谓的“改造”。

1965年，受尽屈辱折磨的外婆终于再也坚持不住倒下了，当时在她身边的只有夏莲姑姑不离不弃待奉榻前。在病重和逝世期间我舅舅和妈妈都没有回去过，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啊。

外婆临终前知道自己就快要走了，她嘴里一直一遍一遍地喊着我舅舅和我妈妈的名字：“昆毓，昆秀”，“昆毓，昆秀”……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直到声音渐渐地小了，弱了……最后再也听不见了……

外婆就这样怀着最后没有见着儿女一面的遗憾走了，那个年代一个地主婆死了也就死了，连进祖坟的资格都没有！还是夏莲姑姑和几个亲戚冒着危险，尽最大的努力把我外婆送到了山脚，在离张家祖坟又偏又远的一片小坡，孤孤单单地草草给葬了。

据张氏家人说，我外婆她老人家走得还算是“及时”，因为随后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便开始了，张家人便全部被“下放”到偏远苦寒之地，地主富农更是以“劳改”的身份被遣送过去，子女近亲下放去农村自食其力接受改造。直到1977年之后“改革开放”才得以逐渐回到原籍，但其中多有没能熬过那场苦难，没有回来者，若是外婆还在的话，怕是也多半熬不过这场灾难。

七、苍天有泪

出身地主家庭成了我妈妈的政治“硬伤”，除了每次来政治“运动”时必须做出深刻的“认识”，并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态坚决背判剥削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因此上怎么可能去关心自己的妈妈，我的外婆？

小时候只是感觉我妈妈老爱出差，下乡，经常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根本就管不了家，只认为她是工作积极。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积极，而是不积极不行啊，地主出身的人在那个年代，不去多吃苦、多干活立马就会被说成是你有剥削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公子哥大小姐，然后接下来的就可能是批判和斗争了。

2014年“国庆”节期间，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妹张齐根据舅舅的委托，约我们一同去剑川迁修张家祖茔。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找到外婆当年的埋葬地点，然后迁葬进张家的祖茔。

到了大理，在表舅张耀喜（我妈妈的堂弟）的带领下到了剑川。我们上了千狮山张家祖茔，在一个山坡下离一条小路不远处，表舅告诉我们那就是我外婆了。当看到那个低矮简陋的小土包时，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流泪，跪在山坡上我姐姐、表妹、妹夫和外婆的重孙，我和我夫人，还有表舅张耀喜，每个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恭恭敬地给外婆磕了三个头。告诉她我们是她的孙儿男女，来给她迁坟了。

那是我磕过的最沉重的三个响头。

表舅又带着我们到了夏莲姑姑的坟茔，我们都跪下磕了三个头。

那是我磕过的最感激的三个头。

其实张耀喜表舅一直对我舅舅张昆毓和我妈妈张昆秀是有些意见的，在他写的自撰回忆录《家殇》中说：“我与张昆毓兄妹从来就以同曾祖亲情相待，在鹤庆读书期间，我还多少得过他的资助。我也愿意尽可能地理解他们儒雅的书生性格，他们安分有余与世无争，胸有文章却随遇而安。论年龄，他们几乎与我父母同龄，所以从他们身上可以一定程度地感受到张氏家族的传统教育。……

但是我也对他们有所看法，那就是夏莲姑姑（原先舅都称其为夏莲姐，晚年后考虑身后事而过继张氏亲戚一子，辈分才与舅相同）在他们家从幼年做佣到老，忠心耿耿至死不渝，为什么在她的垂暮之年，都始终得不到他们兄妹的看望……这无论于主仆关系、阶级身份或是人世间的普通情理，都难以解释，难以接受。”上一辈的事情我们不是当事者，不好评价，但他对这次我们小辈找他帮忙修坟一事，不但亲自带我们爬山寻找，找工人策划工程，尽力支持，并且对以前的那些过往绝口未提。

当我站到张家大院面前时，在我们的眼前早已经是物是人非，绝大部分的宅地都被瓜分给他人去盖了房子，唯一剩下的曾在1977年后落实政策后归还的一幢二层的房子，舅舅和表舅兄弟二人各半（舅舅张昆毓曾回剑川与张耀喜之弟打官司讨回自己那一半），虽经过简单修缮，但是现在也因已经更换了主人。这其间有多少族中兄弟嫌隙不睦亦无法尽说，表舅说二楼是我妈妈曾经住过的屋子，我们上去看了看，残存的院子不大，里面被新主人种满了树木花草。

当天我写下了几行字借以凭吊张家大院：

“黑白交替数十秋，噩梦留滞小院愁；回首狮山空余泪，只留菊花忆春秋。”

2014年12月，在经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经历了49年之久的孤苦分离之后，我的外婆李竹筠终于被送进了祖茔，得与和我外公一家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愿那个世界没有罪恶！没有苦难！

　　（备注：本文图片大多是大理剑川实景，部分照片来自网络，在此向作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