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当街人之四

金家

往小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往大里说，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村庄史和社会史。____题记

一、 当街

二、 当街人家

三、 包产到户

四、 一道地堰

五、 一场麦子

六、 娶亲

七、 留守

八、 流逝

一道地堰

1981年刚过完春节，莫名我就转到了县城去上学。带着姐姐用过的一个煤油炉子，满满一点心纸盒面条，一玻璃瓶调料，装有白馍有黄馍有黑馍也有蒸红薯的一个大背包，一个人租房客居。第二年春上，父亲就骑车带去几大袋麦子，把我安排到伯父所在的县印刷厂职工食堂上搭伙，白面水、白蒸馍、炸酱面、一日三餐有荤有素，做饭的师傅也和蔼，有时候我放学晚了他还给我留着饭菜。83年到洛宁师范学校上学，感觉学校的伙食并不比那个厂的职工食堂强。

八十年代，从“万斤户”到“万元户”，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彻底释放。他们解决温饱的初心、初见成效后的幸福和劳动致富的决心，是淳朴的、干净的，也是坚韧的。我们村安周哥的第一辆东方红牌15#的拖拉机，以及被盗后的重新购买；学治哥东坡头承包的五十亩地，和他出售闪着数字的电子表，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乡亲们摸索出来的糖葫芦制作方法……八十年代这黄金般的记忆闪着光、透着彩、有味道，值得每一个村庄刻镂，值得每一个后人去记忆。

我们这里大多数村庄，现存的街道和院落都有那个时代的影子。砖门楼，砖平房或是二层小楼，成了许多地方现存的最早建筑。

地没赖地，戏没赖戏。人们很快发现：原来队里的赖地块经过一些人家的耕种后，比曾经的好地块，收成还好。几年下来，各家人口也有了变化，再加上小地块耕作起来不方便。于是人们要求打乱了重分，他们又把生产队的土地整合成两大类，每户分得两大块。

二次分地那天，一切说定，要抓阄了，有个女人站起来说：村边的地不能要，抓住了“1号地”她也不要！

一石激起层层浪。人们醒悟一般纷纷跟进:我不要！我也不要！拔有斜扇我也不要！

人群里几乎一致的叫喊声，像一瓢瓢冷水泼在主持分地人的脸上。

原来人们嘴里有了余粮，家家便开始比赛着养鸡，养猪，六畜兴旺可是农民几辈子的向往啊。但人们对“六畜”管理的念头总是跟不上致富路上向前的脚步，猪有猪圈，牛有牛圈，羊有羊圈，猪牛羊跑出去的时候少。偶尔有主家疏忽了，或是没顾上喂，试着放出去一回两回，被人家逮住，送到家总归是不好看，被加倍赔偿也是有的；就算是没被逮住，听人家在街上骂几句，耳朵跟儿便会发热，假如再到现场去看看损失的庄稼，记性就会长一大节儿。但鸡可不好管，鸡是有翅膀的，散养是祖上传下来的，那时候哪里有笼起来养的概念；冬小麦播种的时候，当年的头番鸡苗已成年，公鸡能打鸣，母鸡能翻蛋，正是闹腾的时候，双脚如铁爪，刨起土里的麦种来，一下一个准儿。每年损失最多的往往是村边的1号地，人们像开锅一样议论纷纷，那些曾经被抓了现行的人家低了头，暗暗溜向了人群的边缘。

声浪渐稀渐息时，他不再在地上划拉，抬起右手，将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着的石子往地上重重一捣，站起来头也不抬说：你们都不要——我要！他送媳妇走后那些天没精打采的，像霜打了一样。也许农民最懂地母的宽大和慈悲，何况庄稼地里的活儿从不等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矫情。但坐在当街开会的人们见他这一刻站起来，还是深深地感到了惊讶：刚才还沸沸扬扬的当街瞬间凝固了，周围的建筑仿佛都在他面前低下去。

朋友的：至于他后来又如何娶来媳妇，生养了孩子，我都没有一点影响。我只记得那一年，种麦之前村南地边儿包了一道槽型的地堰。秋阳如画，人们大多还穿着单衣，地堰外边的壕沟深度过腰，里边的地堰高过了人的头顶，堰面明光，和他手里的那柄钢锨一样，明光闪亮。人们路过时纷纷和他打趣：还是这管用，不只落下的树叶停不住脚步，连路过的蚂蚁也要滚落沟底。这时候，他像一名刚佩戴了勋章的勇士，两手一高一低握着身前的钢锨游走在沟壕里，他脊背上流淌着秋日的阳光和人们的赞赏。

仅靠村子西北角是邻村的地。地边每年也修地堰，但不及他挖得深、修得高。麦种拌药一般是高效低毒的农药，预防土壤中的病虫害。见有鸡刨猪拱，有人家就再给麦种拌药时就专门购买一些毒性大的农药，于是总有鸡和一时看不住的猪崽被撂倒。没办法，麦子出土前，人们只好把一窝鸡捂在鸡窝里，等太阳要落山了才放出来，看着它们匆匆地在院子里吃了食，疯一阵子又钻进鸡舍去。五谷六麦，一周过去，麦苗出来了，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十月的天还很长，燥热难退，落叶不尽，烦劳不完，家家做中午饭的时候，当街突然传来一阵吆喝声：都来看看啊——，看看这歪心眼羔子­——，晚上专门在地里撒药……。见人出来的不少，邻居老嫂子的放低了声调：“前儿下午，我专门跑到地去看了看，啥还没有，还说麦苗出得怪好，也想着圈镇长时间唵，该给鸡娃放放风了……你们看看这心疼人不心疼人？！

地上是一背篓攀高的死鸡，一只只都向外耷拉着头和脖子，蹬直两腿，鸡爪抓心。

“这不是那只大黄吗？”

“还有小黑、二花……”已经有人能一只一只叫出它们的名字。

“真是心疼人，正是要下蛋的时候！”

“不是不让你撒药，你撒药也给人说一声，是不是？”

“这是专门对咱的啊！”有人慌不择言了。

“妈x，我去寻他。看这都是啥舅子货！”老嫂子脸色铁青，两眼如钩，说着背起背篓出村去了。

“歪——都来看看啊——”气愤的喊声越来越远了。

……

“都是乡里乡亲的，咱不干那事。”见人群里有人盯着自己，他头摇得像要启动的拨浪鼓。

他不干那事。燕去春来，他站在地头发愁：从地头向南看去，就像看一张从极地到寒带到半温带到温带的有色地图。

绝大多数群众是善良和厚道的，也智慧的，也不能总让一个人把边角儿，可住一个人祸害吧。第三次分地时，人们把村边的1号地就纵向分成了一家一绺。再后来人们纷纷外出，务工做生意，村里没了鸡，没了猪，这是后话。

2008年秋后吧，父亲从老家到县城找我说：村村通到了咱村，村干部想借机把村里的路也打一打，各家院子前的路按面积交钱儿，谁家不交不给谁家打……我把自家的七百多元交给父亲。他就坐在沙发上，和我东拉西扯，等着饭熟。好一会儿，他才又试探着说道：隔墙得院子暂时没人住，能不能咱先把钱垫了，等将来有人来了再让他掏给咱。那时候，我刚搬进现在的房子，儿子也上了高中，女儿也上了个舞蹈的兴趣班，生活时时显现出紧张来，我便以此为借口，拒绝了。但同时我心底暗暗想父亲的迂——我就不相信：村里每一家都能拿出这一笔钱，到时候村子里真能把水泥路打成一节一节的断头路？

春节回家，到有老人的家里去拜年。我发现村子西边的一条南北路，在一座旧院子门前竟然真的打成了断头路；我心里针扎一般疼痛，并一阵阵感到了后怕，怕自己差一点成为父母脸面上的一道伤疤。然而我又一次次地感到悲哀，为我自己，为这个村庄，为乡村眼下的简陋和贫穷。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不安，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特意”告诉我说：……最后，这条街还是人家“*”出来承了头儿，隔墙的院子和东头另一座空院子门前打路的钱他都先垫着。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村头的1号地，和那道地堰儿里来回走动的他。那个大年初一的午后，父亲又和我唠了些什么我都不大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