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四川博物院

阮玲蓉

四川博物院建于1941年，2009年建成的馆舍毗邻成都市浣花溪风景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在全国公共博物馆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参观了川博的通史展（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古代四川—先秦时期、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古代四川—两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四川民族文物馆、工艺美术馆以及临展（艺术与生命——瓦列里·列德涅夫作品展）。

“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展厅在川博二楼。三百余件文物，勾勒出远古人类在四川盆地的繁衍生息和文化交融，展示了四川盆地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

四川盆地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远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迁徙交融，孕育了远古四川的早期文明。

峡江地区的龙骨坡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腹心地带的眉山坛罐山遗址是四川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川西高原出土的大量手斧是古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生存适应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资阳人”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

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古蜀文明由此开篇，并酝酿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走出洪荒—旧石器时代。 展示了四川盆地及周边发现的坛罐山遗址、龙垭遗址、富林遗址及川西高原手斧遗存等重要遗址，通过对各个遗址及其所处自然环境的解读，重现了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或逐水而居，或以洞穴为家，在巴山蜀水之间生产劳作的情景。

第二部分：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根据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展示了当时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也正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和聚合性，使各个聚落最终发展成为古城址群，并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第三部分：平原筑城—古蜀文明开篇。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在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沉淀后，出现了气势磅礴的“八大古城”，社会中开始有了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组织，成都平原至此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拉开了古蜀文明的序篇。

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出现，拉开了四川盆地文明发展的序幕，象征着权力的礼仪性建筑和礼器使祭祀成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集体活动，古蜀文明曙光初现。三星堆文明便是继此之后，逐渐在成都平原崛起，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城市，使古蜀文明在青铜时代最终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其他早期文明并辉，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坛罐山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地处成都平原南部，位于岷江支流醴泉河南岸的低缓垅岗。从旧石器时代层位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用砾石打制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形态粗犷、类型简单，根据地层堆积判断，其年代可早至距今约20万年，是迄今为止成都平原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龙垭遗址位于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龙垭村，沱江支流康家河西岸。该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石制品，石器技术特色鲜明；同时发现了动物骨骼化石数千件，包含有东方剑齿象、犀牛、野猪、鹿等种属。龙垭遗址年代不晚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富林遗址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地处流沙河与大渡河汇合处下游左岸。遗址1960年被发现，1972年出土了5000多件属于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其中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另有木炭、灰烬和烧骨等用火痕迹，以及少量动物化石。

富林遗址属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距今约2万年。

川西高原遗存在青藏高原东麓，处于青藏高原一级阶地向四川盆地二级阶地过渡的地带。在该地共发现四十三处旧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数百件，其中尤以手斧最具代表性。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早在数万年前，原始先民们就开始了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步伐。

回龙湾洞穴遗址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布德镇巴关河村，是一处石灰岩溶洞。1987年经过初步试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和动物化石。石制品以小型石器最为引人注目，骨角器以制作精美的针、锥、凿和镞等为代表。遗址年代距今约2.1–1.5万年，跨越了末次冰期最盛期，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古人类遗存。

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市黄鳝溪建桥施工中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资阳人”头骨化石作为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为研究中国境内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测年数据为距今约3.5万年前。

四川盆地四周由青藏高原、秦岭大巴山脉、云贵高原环绕，这里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不同的水土哺养出了不同的文化。盆地西北的人们与甘青地区密切交往，将彩陶不断引进；盆地东部的人们与江汉地区交流频繁，习得水稻种植技术；盆地西南的人们与云贵高原南来北往，把稻粟农耕技术向南扩散；而盆地腹心的成都平原，则汇聚了周边文化的优势，形成了更为发达的文明，成了中国史前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距今5000年前后，川西北高原的河谷阶地上，散布着许多规模不一的村落，这里的先民与甘肃、青海一带先民互动频繁，他们以瑰丽的彩陶作为生活用品，以穿孔石刀作为农耕工具，甚至制作陶塑人面像表达自己的信仰，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同甘肃、青海地区的史前文化非常相似，在盆地西北高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川盆地西南，气势磅礴的横断山脉将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里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动物资源，雄伟的山脉南北纵贯、磅礴的大江东西骈列，蔚为壮观。镶嵌于崇山峻岭中的各个河谷便成为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的通道，不同的族群在此相遇，文化相互叠加、交融，多姿多彩；陶器及其纹饰的制作技术、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也经由此处传向了云贵高原。

四川盆地的北部山区，是我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秦巴山脉，嘉陵江从秦岭北麓发源，南下穿过川东丘陵，与长江汇合于重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四川盆地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和以峡江地区为中心的哨棚嘴文化，两个文化在嘉陵江一带相遇，留下了极为复杂的文化遗存。嘉陵江一线日后也成为巴、蜀文化的大致界限。

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山高谷深，是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之间文化交流的主通道。在峡江的一些宽谷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层较厚，成为最适合其先民栖居繁衍的地方。由于地处东西水道交通的必经之处，峡江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尤为复杂，是探索长江流域东西文化交流与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这里河网稠密、环境优沃，周边文化不断汇聚于此，逐渐形成了蜀文化之源头—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与盆地西北高原有密切联系，可能因当时气候变冷或人口扩张等因素，其族群便南迁至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其它区域的文化因素，最终酝酿出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并成为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出现文明因素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其建筑居所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四川盆地的史前建筑既有地面建筑，也有少量干栏式建筑，反映了先民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革命，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适应变为了改造。四川盆地是史前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交汇地，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形态，奠定了四川盆地史前文化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动物驯养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经济革命。当动物驯养技术传入四川盆地后，“稻粟双作”的农耕方式成为其重要的物质基础，使驯养技术比较成熟稳定，家猪成为了盆地先民主要的肉食资源。

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它比打制的石器更加耐用。磨制石器的诞生及普及，使史前人类的工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技术。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为了适应炊煮谷物及其他生活的需要，史前先民们创造出了形态各异的陶器。四川盆地的史前陶器表现出了各个文化族群不同的生活审美。

“古代四川一先秦时期”展厅在川博的二楼。通过近200件珍贵文物，结合历史文献和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展现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荡气回肠的发展历史，重现了两千多年前巴蜀文明的盛景。

文献记载，巴蜀古国所在之地，为“人皇九囿”之一， 巴蜀为“囿中之国”。至大禹，分九州，巴蜀属梁州。经过历代先公、先王的经营，巴与蜀逐渐成为长江上游两个强大的国家。通过近百年考古工作，一个远比文献记载更为神奇的巴蜀王国逐渐显露尊容。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 化，与川东、重庆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并与周边各族群交流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战国晚期，秦得巴蜀之富，有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巴蜀大地逐渐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坚实后方。此后，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

展览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神秘王国。展示了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古蜀文明，它依托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构筑起一个雄踞西南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影响已达鄂西、汉中地区，并与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部分：巴蜀辉映。展示了晚期巴蜀文化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与以川东、峡江地区为中心的“巴”，在经过长期的互动往来后，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成为我国古代区域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

第三部分：融入华夏。展示了巴蜀归秦后，秦国对巴蜀地区的治理。 在秦国长达百年的统治中，巴蜀作为其统一全国的战略后方而大力营造，兴修水利、重视农耕。秦国又先后将各国移民迁徙至此，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加速了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步伐。成都平原在秦的经营下，逐渐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也从此成为后世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要地。

1959年与1980年，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铜器均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尊、罍等酒器，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交融于此地的证明。

竹瓦街遗址属于十二桥文化时期，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这一时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武王伐纣并建立周王朝。《尚书·牧誓》记载，古蜀之师参与了灭商的战争，这是古蜀文明跨出四川盆地，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的记录。

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口径22.4厘米，高74厘米。1980年出土于四川彭县竹瓦街（今属四川成都彭州市濛阳镇）。

青铜，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其间饰卷身夔纹。肩腹间饰立体象头双耳，腹下饰一兽形小耳，肩上饰夔纹，器身四周均饰凸棱，以雷纹为地。此罍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中饰夔龙，突棱恰成夔鼻。肩部饰立体长鼻象双耳，双耳间各铸一立体卷鼻象首。下腹部饰一兽形小耳。自颈部至圈足以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腹部为卷耳大眼之夔龙，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该罍主体突出，布局对称，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扉棱是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它实际上是范铸痕迹。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高40.3厘米，口径13.2厘米。1964年夏至1965年春，成都百花潭中学扩建时偶然地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共四十八件随葬品，其中就有这件铜壶。

器物形制为侈口，溜肩，鼓腹、圈足。有盖，盖面微拱，有三鸭形钮，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采用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开创了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新格局。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的侧面。在这件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个个有特色，另外还有其他景物，表现了制造者高超的技艺，同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精湛的嵌错工艺。所谓嵌错技术，是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的金属表面装饰工艺，也称错金银。这种工艺兴起于春秋时期，是用金银或其他金属丝、片嵌入青铜器表面，构成各种花纹、图像、文字。利用青铜与另外的材料颜色对比，使嵌入的纹饰或文字更加清晰、鲜明和美丽。

古蜀文明经历三星堆文化、金沙·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三个阶段。

青羊宫文化时期，又称晚期蜀文化。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青羊宫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衔接并不十分紧密，加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古蜀国灭亡而蜀文化尚延续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统称为“晚期蜀文化”。

1980年发现于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就属于这一时期（战国早中期）。该墓规模宏大，在腰坑出土了铜器近二百件，多五件成组，少数两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来看，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弘磅礴的王者之气。墓可能为战国早中期古蜀开明氏王朝时期的墓葬，墓主应是一代蜀王。

木椁墓中原地区商代已有，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腰坑是殷商时期在中原流行的一种墓葬结构，在墓底中央、墓主腰部下的位置挖出的小坑，通常殉牲，较高级的墓葬腰坑还会殉人，在商代大量贵族墓葬中使用，春秋晚期开始减少。而在战国时期的蜀地依然使用，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古蜀和中原文化上的交流融合，虽然蜀地还保留着这一种文化属性，但埋入腰坑的物品已经变为青铜器，成为另一个器物箱。

这一时期发现的文物依旧表现出古蜀文明瑰异的文化气质，并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产生了难分你我的文化面貌，且与盆地之外的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

两千多年前，秦军在进入四川盆地的过程中，主要沿金牛道长驱直入，这条道路的具体路线从陕西汉中开始，经过勉县、阳平关、白水关青川县白水镇（白水关）、昭化（葭萌关）、沙溪坝、俭门关、剑阁县、武连场、梓潼、石牛铺等地。金牛道的开辟和使用，对于秦军征服蜀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秦军还可能利用了其他古道，如褒斜道等，但金牛道因其直接且相对安全的特性，成为了秦军主要采用的入川路线。

战国虎头纹“成都”铭文铜矛。通长21.9厘米，宽3.1厘米，銎径2.8厘米。1985年出土于四川雅安荥经县古城村战国晚期船棺葬墓群一号墓。

该器青铜质。矛为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在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在虎首前的骹面有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书体为秦文字风格。巴蜀图符中常见的虎纹与秦文字同见于一矛之上，是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巴蜀文化汇入华夏主体文明的最好例证。西汉刘向的《战国策·秦策》有言：“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二字在文献中较早的记载，但随着荥经青铜矛的出土，“成都”这一称谓，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展厅在川博的二楼。展览分“沃野天府”和“蜀汉风云”两部分。通过讲述秦朝至三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历史，展示了兼具安逸与生产创造力的天府之国和巴蜀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第一部分：沃野天府。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统治巴蜀地区长达110年，巴蜀大地经历了城市建设、水利工程、社会改革等方面的蓬勃发展。蜀地以其蜀锦、井盐、漆器等手工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先水平而著称。秦因巴蜀物质保障变得富裕充盈，巴蜀地区因秦的治理逐渐“沃野千里”。

而后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以巴蜀地区为大本营，掀起了开发边疆的高潮。

进入东汉后，豪族大姓空前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巴蜀地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高峰。

历经秦汉数百年，巴蜀地区的水陆交通得到大提升。以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千顷繁田，加上路桥畅通，车马驰骋打通了成都平原与外界联系，产品一度远销海内外，以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兴盛。东汉豪族崛起后，庄园经济快速发展。

男耕女织，六畜兴旺。也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杂技等娱乐繁荣。

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地区，还是一个以文化繁荣而文明的中心。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翁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推行教化，在儒学的影响下，蜀地跃居文化之邦，才子辈出蜀学之名威震四海，教育、文学突飞猛进，传统的医学与天文学也被发扬光大。

第二部分：蜀汉风云。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蜀汉政权与魏国、吴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期间以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为代表的蜀汉英雄受到后世尊崇。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汉代的陶屋、陶楼。秦并巴蜀后，史载“秦民万家入蜀”，大量陕甘一带秦人将北方城邑建筑理念、铁工具、砖瓦技术等运用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建设上，使得巴蜀城邑数量空前增多。

秦汉时期，巴蜀城邑中已经基本普及砖瓦建筑，呈现出以平面铺开、彼此衔接、相互配合的群体主要特征。其中，西汉时期出现了楼房，东汉已经出现“豪华”高大的建筑群体。

从大量汉墓出土的陶房来看，当时的居所建筑已具备斗拱、瓦当等构造，分为仓房、院落、楼阁、水榭、灶台、陶井以及作坊、厕所、猪圈、羊圈等功能明确的多样类型。

汉代楼宇建筑大体分为庭院式、楼阁式、干栏式三大类，但唯有干栏式建筑中的吊脚楼陶屋的出土仅见于西南地区。

从遗留至今的大量汉阙和出土的汉 代画像砖、画像石、 陶屋上，可以看出当时巴蜀地区的建筑盛况，反映出民居发展的概貌和水平，更彰显出古代巴蜀人民的建造智慧。

东汉酿酒画像砖。画面上端为歇山式屋顶，屋内有炉，炉前放置三个酒瓮，炉的后侧有一酿酒的大釜，一人立于釜前，衣袖高挽，左手靠于釜边，右手在釜内操作，其右一挽髻女子在指挥。屋外一人作观望状。砖的左面上端有一人，身著短衣裤，双手推着载有方形容器的独轮车离去。其下一人，肩挑酒瓮，回首后顾。此砖反映了汉代酿酒和荷酒贩鬻的一些情况。

画像砖，指的是用拍印和模印方法制作而成的低温陶砖。

四川地区是汉代画像砖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其制作和使用方法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自上世纪以来，四川出土了众多汉代画像砖，分布在成都新都、彭州、邛崃，德阳广汉等地，充分证明了当时古蜀社会在汉代发展可谓地茂繁华。

汉代的画像砖具象地描绘出古蜀社会、人文风情。画面内容丰富，包含从劳动生产、社会风俗，到神话故事、车马出行等等。其中，表现劳动生产的画像砖，不仅涵盖农业、渔猎，还有手工业等各方面。一定程度上是古蜀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砖。画面上酒肆老板正忙着收钱沽酒，地面上放着饰有羊头的肖羊形酒尊，店伙计正忙着把空尊拉出门，门前来沽酒的顾客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担着自家的小酒坛。

随着酿酒技术的提高，汉代时期的酒业发展更加迅猛，不同规模的酒肆作坊遍布全国。

“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看着画像砖，仿佛站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酒肆前，看“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美好场景。

东汉斧车画像砖。斧车因其车上树有一大斧而得名。除此之外，该辆斧车的车厢两侧协插两长矛。斧车为使者出行时导引所用，或作为县令以上官吏的出行导引。

东汉车马画像砖。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车马不再主要用于战争；道路宽阔、桥梁稳固，可供骏马高车浩荡出行。

东汉制盐画像砖。画面左边为汲卤场景，底部有一口盐井，其上井架高耸，两层高的木架上每层站立两人，他们通过井架上的滑轮装置用木桶取水，井架右侧有一方形大容器，盛装卤水，容器与一旁的灶房之间还有一根管道相连。灶房中，有工人正在煮卤，整个画面以山林为背景依稀可见飞禽走兽与狩猎砍柴者。

四川井盐资源丰富，闻名遐迩，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在蜀地就已开设盐官。东汉时期，对盐的开采和利用更是极为普遍。据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代四川“盐井、渔田之饶”“家家有焉，一郡丰沃”，这不仅推动了制盐手工业的发展，更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汉代蜀郡临邛开有盐井，此画像砖出土于邛崃，或许就是两千年前临邛制盐业的客观写照。

东汉陶俑。前排中，东汉击鼓说唱俑。左臂挟鼓，右手持鼓锤击鼓说唱，纵情演绎、喜笑颜开。

前排左二，东汉说唱俑。头顶作椎髻，双目微闭，歪嘴吐舌，两臂上耸，左臂戴环饰。左手托小鼓，右手执槌於击。袒胸露乳，宽肥的长裤垂落至臀，表情活灵活现，俏皮夸张。

后排右二，东汉陶舞俑。头上着帻，身着宽袖长袍，腰间束带，带钩横穿于腰际，右腰侧悬挂环柄小刀，双手各执长巾，左手平举，右手叉腰，脸方圆，面微笑。

这些包罗万象的陶俑大多面带微笑。笑容背后传承巴蜀人民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呈现美好生活的鲜活记录，蕴藏四川人延续至今的幸福密钥。

东汉仙人六博图画像石。两位仙人身形清癯、头顶长耳、背有羽翼、姿态狂放，对坐于仙山之上，在玩一场叫做“六博”的游戏。

六博又称陆博，是博者以掷具（例如箸、骰子等）掷出之色采（颜色）、图案或数值组合，决定行棋步数，彼此争胜的古老博戏，约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流行于战国时期。作为喜闻乐见的民间游戏，为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游戏内容。

东汉摇钱树。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摇钱树和聚宝盆可以为人们带来无尽的财富，是难得的宝物。摇钱树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

摇钱树，是汉晋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树形随葬器。这棵摇钱树是目前国内现存体型最高大、保存最完整的的一株摇钱树，同时也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其中树座由红陶而制，树干和枝叶为青铜，由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青铜树干中空，高约一米，冠分为七层，顶层饰凤鸟纹树尖，其下两层的树干与树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及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大多以方孔圆钱为边饰以人物神兽为主题内容，有龙首、朱雀与鹿、 象、 象奴及璧等图案。

“中原就是聚宝盆，西南就是摇钱树”，据统计迄今为止我国已知出土收藏的摇钱树有189株，其中大部分出土于云贵川，且出土年代集中在东汉和三国，到西晋后便完全消失，存世仅两百余年。

看着摇钱树总觉得它与三星堆的神树很像，莫不是从三星堆神树发展而来的？

“古代四川一两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展厅在川博三楼。

时间起于公元263年魏灭蜀，讫于公元965年后蜀为宋所灭， 时间跨度长达七百年，分为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个单元。

展出的近三百件（套）文物反映了这个时期四川特有的历史文化。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四川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剧变,人口频繁迁徙，南来北往的民族交融，碰撞出风情多姿的文化。在纷乱的时代里，自东汉就传入西蜀的佛教梵音兴盛，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隋唐一统天下之后，四川环境稳定， 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丰富多元，繁荣的成都与扬州并有了“扬一益二 ”之美誉（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以扬州，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时至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的统治者孜孜求治，促进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成就了四川独特的文化面貌。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交通因战乱而受阻，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作用日益凸显，其兴盛于公元四至六世纪，成为沟通当时的政治中心建康与西域、漠北间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中亚、西亚的诸国使节、商旅、僧人都穿行其间，多元文化在此交流和碰撞，成都成为连接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国际性开放城市。

唐观音菩萨石头造像。通高41厘米,宽26厘米，厚25厘米。

砂岩，立体圆雕。观音菩萨头梳高髻，头戴宝冠，宝冠由左、中、右三个“卷云捧月”式圆形宝饰组成，正面宝饰上饰忍冬草纹中镌刻一龛坐佛；冠饰靠耳部装饰宝缯，两鬓发丝遮耳绕向头后。观音菩萨面部丰满，鼻梁直挺，鼻翼圆润，双眉弯曲似柳叶，双眼丹凤而微合，上嘴唇略厚于下嘴唇且微微上翘，微笑的感觉似有若无，从不同的角度看其表情或菀尔、或嫣然、或颦蹙，容貌慈祥、端庄，被称为“东方美神”，是成都万佛寺遗址唐代造像中的精品。

唐青釉武士瓷俑。瓷俑为高岭土烧制，胎质坚硬细腻，釉色青中泛黄，釉质莹润亮泽，有很强的玻璃质感，表面布满细碎冰裂纹。俑站立于塔板之上，头戴盔胄，头盔额前部饰一小花。它身穿铠甲，下着战袍，露出尖头鞋。前臂赤裸,左手按着长方形盾牌，盾牌起脊，盾上阴刻纹饰。武士右手弯曲于胸前，作持剑状。瓷俑面部丰盈，张口露牙，怒目圆睁，运用了塑、贴、挖、划、画等技法，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唐三彩骆驼。

唐灰釉彩绘提梁壶。邛窑出品。提梁壶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酒具，至大唐盛世，饮食起居颇有讲究，传说唐朝中期名臣、诗人韦皋在出差途中，为了饮茶方便，将茶壶的把手加长，从而发明了提梁壶，传说从侧面印证唐人的生活习惯。中国的茶文化有“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随着制茶业的发展，唐代的饮茶习俗相当普遍，烹茶时提梁壶是盛水或者点茶用的主要器具。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盆地幸得较长时间安宁，经济发展百业兴旺，其中制瓷业走向成熟繁荣，这一时期发现的主要窑址，有青羊宫窑址、邛崃十方堂窑址、琉璃厂窑址等。

邛窑主要分布于今邛崃市境内，始烧于隋代，盛于晚唐五代，南宋后衰落，是四川地区古瓷窑遗址中烧造时间最长、产品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民间窑，创烧了独特的高温釉下复合彩和邛三彩瓷器，产品畅销成都平原及三峡等地区。

唐灰釉彩绘提梁壶是邛窑的代表作，在国内其他窑口极为少见。提梁柄用褐彩、绿彩作条斑纹；壶身饰四道弦纹；通体用黄、绿、褐三色作风卷残云状的抽象纹饰，图案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色彩不似唐三彩那么鲜艳亮丽，更注重平实的表现力；釉下彩运用娴熟，釉汁表面满布百圾碎；造型素朴大方、沉稳古拙，气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提梁易取、敞口易装、罐形能容、注口能点，展现出古蜀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民间风格。

五代前蜀王王建谥宝。出土于成都永陵。白玉质。

谥宝是刻有皇帝谥号的印玺。王建谥宝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印钮。帝王尚龙，印玺上的钮多以龙为造型，而王建谥宝的印钮却是兔首龙身，周身遍布鳞甲，原本还有贴金，尾部卷于右侧。印座的四方阴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印面为小篆“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高祖”是王建的庙号，表示王建是前蜀的开国皇帝，“神武圣文孝德明惠”则是王建的谥号。

公元907年，有着两百多年辉煌历史的大唐帝国訇然倒塌，时局骤变成一盘散沙，朱温在大唐腐朽的根基上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先后统治黄河流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为五代，在中原政权的周边又连续产生了十个割据政权，分别为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史称十国。五代十国，用战乱、乱世填充着唐宋之间的历史。五十四年里十五个短命的王朝形成了这段乱世的主旋律，相继走上历史舞台的五十多位帝王如走马灯般轮流登场。

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河南舞阳人，唐末加入忠武军，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黄巢起义后，僖宗奔蜀，王建因护驾有功成为神策军将领，后任利州刺史，不断发展势力。王建入蜀后，以阆中地区为根据地，逐步扩大势力范围，直至最终称帝。王建在位时期，知人善任，励精图治，廉恭俭素，政绩卓著，在他治下，蜀中百姓安居乐业，他缔造的前蜀帝国成为当时社会最稳定、国力最强的国家，成都也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城。王建在位12年，于公元918年6月驾崩，是年11月归葬永陵。

这件兔首龙身的谥宝隐喻着王建的身世，他出生于公元847年（丁卯兔年），经过数十年的南征北战，于60岁登基，一个甲子轮回又逢丁卯兔年，肖兔的帝王在兔年登基，兔则成了贯穿王建一生的吉祥物。同时为了增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王建在蜀中散布“兔子坐金床”的谶言，以此预示属兔的人要当皇帝，使得自己的皇位变成真正的君权神授。

五代前蜀王王建玉大带。出土于成都永陵。

玉大带由獭尾，玉銙七方，镀银铜扣二枚及红鞓两段（原件已腐，此系后配）组成。铭文为：“永平五年乙亥，孟冬下旬之七日，荧惑次尾宿。尾主后宫，是夜火作，翌日于烈焰中得所宝玉一团。工人皆曰：此经大火不堪矣，上曰：天生神物，又安能损乎！遂命解之，其温润白异常，虽良工目所未睹。制成大带，其胯方润二寸，獭尾六寸有五分。夫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向非圣德所感，则何以臻此焉！谨记”。玉带的銙尾铭文除记载大火外，还记载有制带之原因及铊尾和玉銙的尺寸。大带玉板所刻龙纹极精，是五代时期玉雕文物之精品。

后蜀双人首蛇身俑。出土于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的后蜀宋琳墓。

蛇身俑自北齐时起在墓葬中出现，形象为“双人首共一蛇身”，蛇身有直有曲，双人首或为同性或为异性。这种风潮在唐代达到鼎盛，一直沿用到宋朝，由北方一路传播到南方，为南方贵族所喜爱。至于源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流行于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人首蛇身相拥，衍生世间万物。蛇是古人的图腾崇拜，灵动神秘，它象征着生命力、智慧、变化和再生。

此件双人首蛇身俑的形象极为世俗化。男女两个头面，男着幞头，分两巾以束发髻，上小下大，中有曲线，巾带交束于曲线间，巾脚在后，并有含缝线条；女发髻扁平高起，中以巾带扎之，两鬓下垂高耸抱面，眉目清秀。一男一女冠冕讲究、发型考究、妆扮得体、嘴角含笑。

公元955年之前的后蜀，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后主孟昶喜欢芙蓉花，于是命人在成都遍植芙蓉，故成都别名芙蓉城并流传至今。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具双人首蛇身俑显现出特别的气质，不仅仅是祈愿，竟有些达观；不仅仅是相连，竟有些缠绵，就好像在演绎古老的爱情誓言。

不知为何，川博的古代通史展到五代后就没有了，当时想着到服务台询问工作人员，因急着看其他展，竟忘了。

工艺美术馆。在川博三楼，展示的是川博珍藏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玉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器、漆器、皮影、鼻烟壶、刺绣等门类，时间跨度早至商代，晚至民国初年。它们造型独特、色彩绚丽、雕饰华丽。

宋代芙蓉花金盏。

清翡翠少师太师兽耳三足炉。

清翡翠龙纹带钩。

清碧玉菊花纹扁瓶。

四川民族文物馆。在川博三楼，展示的是川博收藏的民族文物精品。

川西南的彝族，川西高原的藏族，川西北的羌族，川南的苗族，还有回、蒙、土家等十四个世居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四川的山山水水间，高原、山林给予每个民族不同的禀赋和性情。灿烂如花、美若朝霞的民族服饰，精美细致、巧夺天工的民族工艺，神秘莫测、敬神礼佛的宗教法器等等，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具有独特、悠长的艺术韵味，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

苗族银饰。

清鎏金铜面具。

近代银扣彩绘鹰爪足漆杯。

川博一楼的临时展厅正在举办“艺术与生命——瓦列里·列德涅夫作品展”，展出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人民艺术家瓦列里·列德涅夫代表性画作170幅。

展览分为诗意空间，心灵写照、静谧永恒、和蜀地印象四个部分，不仅展现了俄罗斯风土人情，还特别增设了与四川风光相关的展览单元。瓦列里·列德涅夫曾多次访问四川，并精心创作了30多件相关画作，其画作描绘了青城山、茶马古道、稻城亚丁等风景名胜，传递出独特鲜明、开放包容的巴风蜀韵。

川博北门广场东侧的庭院内坐落着一间古朴的廊亭，亭子由四根近4米高的龙纹石柱支撑。亭中，巍然正坐三尊铜像，这便是来自明代时期的长江之神与二神姝铜像。

古代中国敬尚山川自然，“五岳四渎”（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并称，尽皆封神。对“五岳四渎”祭祀也几乎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古人将长江作为四渎之首，其祭祀祠庙—江渎庙就设在成都。

成都并不位于长江之滨，祭祀长江之神的江渎庙缘何在成都呢?

古时人们称岷山为渎山，认为是大江之源。在明末徐霞客勘查以前，岷江一直被认为是长江正源。于是，它所滋养的重要城市成都自然成为祭祀之地。秦并天下，设江渎庙于成都，成为国家祭祀长江水系的庙宇。作为“首渎”，对江渎神的祭祀备受历代帝王重视。

明代成化六年(1470年)，第六任蜀王朱申鈘捐资建造江渎神青铜像。

铜像高近3米，身着中国传统的帝王蟒袍，龙云肩通袖柿蒂形纹，身形伟岸，气度沉雄，高贵威严。两神姝像也有近两米高，凤带霞帔，面容恬静。三尊铜像造像精细华丽、纹饰精美。

2024年5月21日参观四川博物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