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上篇）

胡山

　　—— 纪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和远东反战大会

2022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40周年，强调:

要秉承宋庆龄先生“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宋庆龄手持新出版的《建国大纲》线装本在北京寓所留念

2024年1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诞辰131周年纪念日。1981年5月29日，这位伟大的革命女性走完了她辉煌、壮丽的一生。

品质高洁 天生硬骨

宋庆龄同志以其坚定信念、崇高风范、伟大人格，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辛亥革命先驱何香凝赞扬她：“唯菊与石，品质高洁；唯菊与石，天生硬骨。”

毛泽东主席说她是“宋家飞出的金凤凰。”

周恩来总理盛誉她是“国之瑰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将她喻作“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深刻理解她“外表是一朵柔美的花，内心却是一头力图冲破罗网的雄狮”。

国际主义战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称她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美国新闻作家埃德加·斯诺感慨：“多亏我结识了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的象征。”

纪念缅怀 高山仰止

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赋诗《纪念宋庆龄主席》：

国之瑰宝颂恒年，

绝代风华日月天。

民族振兴新世纪，

缅英忆史向无前。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整个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和进行过程中，宋庆龄同志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领导作用。她是进步力量衷心拥戴的一面旗帜，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这是她毕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光荣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回顾历史，我们要向宋庆龄主席和与她并肩战斗的中外革命前辈学习致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遵循革命前辈为之奋斗的伟大初衷，继续前行，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周恩来总理家人周秉和:

敬爱的宋庆龄先生与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夫妇相识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五、六十年的密切来往。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发展的半个世纪战斗征途中，他们精诚团结，肝胆相照，亲密合作，互相支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不朽丰功伟绩。在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过程中，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胜过亲人般的革命情谊。他们之间相互尊重、体贴入微、关心爱护的很多轶事，深深感动后人，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今年也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6周年。致敬革命先辈，永远怀念敬爱的宋庆龄主席。

朱德元帅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

宋庆龄同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伟大光荣的一生，是英勇战斗的一生，是百折不挠的一生，是光辉不朽的一生。

她的精神感召力，穿越时空，振聋发聩，历久弥坚；她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生机盎然，世代传承。无限深情缅怀世纪伟人宋庆龄名誉主席！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深深感动于宋庆龄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远东反战大会”上发出的为和平而斗争的振聋发聩的号召。

为纪念宋庆龄名誉主席诞辰和远东反战大会，刘蒙将军挥毫题写：

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张云逸大将长孙、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张晓龙:

爷爷张云逸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受挫后，爷爷因临时受命外出侦察敌情而侥幸没有被清军一网打尽，否则他注定就是黄花岗的“第73位烈士”。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的宋庆龄（三排左二）与张云逸

新中国成立在即的1949年9月，爷爷张云逸作为华南解放区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与宋庆龄先生亲切攀谈起来。两人祖籍都是广东省文昌县(现属海南省文昌市)，宋庆龄先生按农历为1892年生人，与我的爷爷张云逸同岁。当时两人亲切交流，得知爷爷张云逸略长几个月后，宋庆龄先生兴奋地握住爷爷的手说：“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哥哥！”

爷爷戎马一生，非常敬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经常给学生时代的孩子们讲述他们英雄的革命故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孙中山、宋庆龄两位革命伟人对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和保卫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彪炳青史的贡献。

抗日英雄赵一曼烈士孙女陈红：

宋庆龄主席是中华儿女无比崇敬的革命伟人。1927年2月1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和总司令部南湖学兵团在旧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五六千学生队伍着装持枪接受检阅，其中200多位女兵里，就有奶奶赵一曼。

武汉黄埔军校代校长邓演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领导宋庆龄、孙科、彭泽民、吴玉章、董必武等出席开学典礼。宋庆龄先生当日身着花格子旗袍，脚穿高跟皮鞋，仪态大方，风采动人。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尤其对中国第一代女兵抱有极大的希望。事后，奶奶赵一曼曾对同学陈德芸说：“孙夫人的气质和讲演水平尤为令人钦佩。”

1963年10月，宋庆龄题词：“赵一曼烈士为抗日坚贞不屈”

奶奶赵一曼和黄埔女兵们在孙夫人感召下，刻苦学习训练，走出军校，走进了血雨腥风的革命大时代，为工农大众翻身解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创建新中国浴血奋战，直至流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滴鲜血。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在天堂，奶奶赵一曼如能与她敬仰、热爱的孙夫人再相见，常相聚，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可以告慰两位奶奶的是，她们为之毕生奋斗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中华儿女们正在沿着她们艰辛开辟出的道路，高举红旗，奋勇前进。

纪念邮简 在京首发

2023年岁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之女伍一曼，开国上将周纯全儿媳杨晓明，开国中将王近山之女王媛媛，李懋之将军之女、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李莉莉，裴周玉将军之子裴静京，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警卫连长黄霖之女罗解难，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陈华，萧锋将军之女萧南溪，八路军八一制式步枪发明人刘贵福之子刘建国，革命军人后代汤洪、叶灵、冯小平、杨申、胡文波、刘凯、李平等，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贺燕燕，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孙恵军、余滨，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胡山，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委书记韩东，菊香书画院办公室主任李塞军，老兵方阵艺术团歌唱家孔英，红色文化传播人士田在敏、李延、李长东、王永铭等，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的宋庆龄同志故居，纪念和缅怀这位享誉世界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女性革命家。

箑亭。亭匾书法为光绪皇帝父亲、第一代醇亲王奕譞遗墨

宋庆龄主席自1963年4月乔迁于此，一直工作、学习和生活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同年10月，该住地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同志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大家来到故居南山东侧的“箑亭”，围坐交流，纪念缅怀。箑（读shà）亭是醇亲王府花园原有建筑，位于花园东南角，这个位置在八卦中是“巽”位，有“风”之意。登上箑亭，全园及后海景色尽入眼底。南山西侧为“听雨屋”，亦为醇亲王府花园原有建筑，与箑亭左右呼应，隐喻“风调雨顺”。

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主持纪念活动

2023年是远东反战大会召开90周年。那次反帝反战的革命活动，至今仍不为很多世人所熟知。那是一次非常有影响、有意义的世界和平统一战线的行动，宋庆龄先生亲自参与谋划和领导、组织。

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推出《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30周年——远东反战大会90周年》纪念邮简（策划：余滨、罗解难、周七康、胡山、孙惠军、陈庆、武建国、田浩）。

纪念邮简封面，为郭伴虎书法：“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孙应民篆刻：和平正义。

当年出任远东反战大会警备委员长的黄霖（建国后出任中共南昌市委第一任书记，后任江西省副省长）之女罗解难（纪念活动发起人），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秘密组织远东反战大会的经过、意义及纪念邮简的策划情况。

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孙恵军教授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这次纪念活动具有的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和维护世界安全的现实意义。

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表示，希望能用纪念邮简这一新媒体平台宣传更多的红色故事和人物，期待远东反战大会这一题材能够拍成电影，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身临其境走进那段历史。

持《远东反战大会90周年》邮简在宋庆龄故居箑厅合影（扈新华摄）

1933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虹口区霍山路85号，秘密召开“国际反战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会”（即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亦称“远东反战大会”），国际国内代表60多人参加大会。宋庆龄先生作为世界反帝大同盟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国际反战委员会的中国代表、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被推选为远东反战大会执行主席，全程参与了会议从筹备、召开到善后的工作。

宋庆龄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中国早就在战争之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她满怀豪情地号召：

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是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选自宋庆龄文集《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爱国英勇 不畏强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宋庆龄与多名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人联名发表通电，严厉谴责。7月14日，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分共会议”时，她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与其彻底决裂。八一南昌起义中，宋庆龄被推选为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7人主席团成员。起义当天，她和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面对严酷的革命形势，宋庆龄从不畏惧，坚决斗争，表现出追求真理、勇于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年8月，她在赴莫斯科之前发表声明称：

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为奔母丧回到上海

1931年8月，宋庆龄从欧洲归国，之后迅速投入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斗争。得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邓演达（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被蒋介石杀害的消息后，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的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中，义正词严地声讨：

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宣言振聋发聩，震撼全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宋庆龄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支持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努力推动抗战、团结、进步等各项主张的实施。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崇高声望，在国共两党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入侵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宋庆龄闻知日军叫嚣48小时占领上海，而蒋介石、何应钦又一再压制十九路军。她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吴淞前线慰问激战中的十九路军官兵。在前沿阵地，敌机不时地疯狂扫射，宋庆龄镇定自若。她向战地记者发表讲话，盛赞十九路军抗战的英勇行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

她鼓励将士们“守吴淞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

宋庆龄在国民党将士中威望极高，她的支持坚定了十九路军抗战决心。日军屡遭抵抗，三易主帅，多次增兵，仍无法得手上海。全中国振奋了！人们尽最大努力支持十九路军。宋庆龄携带慰问品一次又一次到前线慰问，并与何香凝一起创办伤兵医院。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拒不增援，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弹尽粮绝。淞沪抗战最终以签订屈辱的“淞沪协定”而结束。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宋庆龄身穿黑色大衣，在今普陀区真如前线的断壁残垣前，手持未爆炸的敌军炮弹留影，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宋庆龄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严厉斥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一针见血指出：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表明，中国不特未因抗战而亡，反而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而日本的暂时胜利，只能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覆亡而已。

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不但号召国内人民起来抗战，而且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全世界呼吁。她的呼吁引起热烈的响应。世界反帝大同盟总部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高尔基在《消息报》发表文章《响应孙夫人宋庆龄呼吁》指出:

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伟大的事业。

1932年12月29日，宋庆龄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力于保障人权、营救抗日爱国志士，和学术、教育界等人士合作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奋斗。

该组织总会设在上海，在北平、上海等地设分会，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在国内外形势空前严峻的1933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对内进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对外争夺世界霸权，新的世界战争阴云密布；在中国，蒋介石集团疯狂镇压革命、“围剿”苏区，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侵占中国华北。

递交《谴责对德国民主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抗议书（木刻）

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奋笔疾书《谴责对德国民主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民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并指出：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同日，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和蔡元培、杨杏佛（名铨，字宏甫，号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特地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一位美国记者，为宋庆龄在上海抗战中的事迹深深感动。他说：

孙中山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英勇，不畏强暴，极力宣传抗敌救国，卓有成效，举目环球，无与伦比——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远东反战 大会筹备

2017年9月14日下午，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和八一南昌起义将士黄霖之女罗解难组织的“不倒的红旗”寻访团，来到上海虹口区霍山路85号，寻访远东反战大会会址。

“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在上海远东反战大会旧址合影。前排左起：王海君、胡山。后排左起：黄晓宁、洪钉、孟惠惠、李东生、朱继姚、周七康、陈海风、罗解难、刘振红、汪向明、陈庆

当年担任大会警备委员长的黄霖同志晚年回忆宋庆龄先生半个世纪前主持召开的上海国际反战大会，心情依然激动：

1933年9月30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有着国际影响的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由宋庆龄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宋庆龄同志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后，外国记者伊罗生立即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大美晚报》上发表了这则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目瞪口呆、惊恐万状的爆炸性新闻。

反帝大同盟主要发起人: 巴比塞、罗曼·罗兰、高尔基、宋庆龄

“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法国著名法国进步作家、共产党员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的宋庆龄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保卫和平组织，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1927年12月、1929年8月在先后于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929年至1933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德、日、意等国都把国民经济转上军事化轨道。

面对甚嚣尘上的战争乌云，1932年5月，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成员巴比塞、罗曼·罗兰、宋庆龄、高尔基、德莱塞等国际知名人士提议组织世界反战运动。8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第一次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功举行。因营救牛兰夫妇而未参加会议的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成员宋庆龄仍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大会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简称“国际反战委员会”），宋庆龄是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

在目前之政治状态下，任何帝国主义战争，结果必牵动全世界，尤其日本之侵入中国会引发诸大强国之间未来非常惨酷的争夺。

宣言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入侵、瓜分中国。

共产国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Comintern）

1932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听取了“缪芩贝格同志关于向满洲派特别委员会和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信。”决定“总体上采纳缪芩贝格同志的意见。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战委员会具体拟定这个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153(Б)号记录(摘录)》(绝密)（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27页》）

1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听取了“贝拉·库恩关于远东反战大会的指示的建议” ，决定:

中国、日本、朝鲜和满洲的代表应该参加上海的大会。至于印度和菲律宾的代表，应该邀请他们参加，但只能在可以保证权威代表权的情况下。同意冈野进同志（即野板参三。——编者注）关于成立内务委员会来领导大会筹备工作的意见。责成贝拉·库恩同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一起最终审定指示信，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飞行表决批准。

该文件在附录《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指示》（机密）中，对这一大会做了较为详尽的明确指示：

远东反战委员会的行动将以在上海（必要时在澳门或马尼拉)召开国际会议的形式进行，大约在1933年3月中旬举行。（大会最终于1933年9月30日举行。——编者注）

召开会议的动议将由国际（反战）委员会（巴黎）以发号召书的方式提出。该号召书将在执行局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斯特拉斯堡，1932年12月)。这个动议将得到宋庆龄领导下的上海筹备委员会的支持。

会议的主题是中日冲一下突。

参加会议的应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在群众大会上和部队中选出的代表等。务必保证直接从日本来的代表参加会议，即使他们只能在半合法的基础上前来，并在会上讲话。

共产国际强调：

必须注意使会议按其性质成为非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活动。参加的依据应是国际委员会（指19321年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委员会。——编者注）的号召。

在中国开展筹备和选举代表活动期间，必须首先争取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具有强有力的代表资格。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阐明邀请信上没有提到或者简单阐述的要点和要求（赞成进行革命解放战争、反对国民党卖国行径等等)。中共面临的任务是利用这次活动开展广泛的合法或半合法的群众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82 (Б)号记录(摘录)》（绝密）（1932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29-232页）

远东反战大会由共产国际提出并责成反战委员会讨论在上海召开

1932年年底，由“反战委员会”正式提出动议：于次年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即共产国际主导发起的“第二次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又称“远东反战大会”）。

1933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电文中正式确定在上海召开由中国、日本、朝鲜和菲律宾代表参加的合法的“远东反战大会”，并明确：

在中国（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

宋庆龄和中共接到世界反战委员会通知后，表示欢迎。当时，中共中央正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共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当然也就包括了反战大会的筹备和处置工作。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宋庆龄以筹委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出面筹备，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远东反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日本侵华问题，矛头指向是日本帝国主义。按理，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支持这次会议，但由于蒋介石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又兼会议后面有苏联背景，国民党政府就和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千方百计阻止、破坏大会召开。

在当时的上海，按原计划完全公开地筹备并召开这次会议，显然是不现实的，有关领导就决定采取半公开的形式，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筹备，但1933年6月18号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而其他领导成员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国民党反动当局搞暗杀活动的目的是叫宋庆龄停止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但宋庆龄表示：

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此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未解散，但事实上已很难再公开活动，难以开展远东反战大会的组织工作。6月18号当天，中共中央发布筹备通知，把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务交给了中共江苏省委。宋庆龄与中共江苏省委密切配合，作出缩小规模举行集会的周密安排。

《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1933年6月18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6-397页）

此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未解散，但事实上已很难再公开活动，难以开展远东反战大会的组织工作。6月18号当天，中共中央发布筹备通知，把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务交给中共江苏省委。宋庆龄与中共江苏省委密切配合，作出缩小规模举行集会的周密安排。

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兼中共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武胡景、中共上海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黄玠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袁孟超、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曾一凡等领导同志负责领导远东反战会议的组织，并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具体筹备工作的安排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

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等，浙江义乌人。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7年入党。1928年结识鲁迅，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

因冯雪峰同时又是左翼联盟党团书记，他调动了左翼联盟文化界许多骨干力量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的有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周扬，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夏衍，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田汉，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吴觉先，左翼美术家联盟执委江丰，左联和文总党团成员楼适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部长叶以群等。

青年时期的周文、郑育之

“不到的红旗”寻访团成员周七康的父亲周文和母亲郑育之都是1932年参加革命、参加左联，也加入了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郑育之参加保卫工作，周文负责会外宣传。

此后，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就以秘密和公开的两条线在同时进行。秘密这条线由冯雪峰、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刘芝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常委张凌青三人核心小组推进；而公开这条线，则由宋庆龄出任上海各界欢迎巴比赛代表团暨远东反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承担需要公开露面的工作。

反战声明 振聋发聩

1933年7月28日，宋庆龄在公开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声明》中，深刻分析了世界和平安全形势面临的严峻挑战：

世界列强深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本文是用该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主席名义发表的。——宋庆龄1952年注）的重大意义，也深知危机与冲突必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先声，因此不断地扩充军备，其数量的庞大与摧残人类生命的能力，真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

在急剧地把人类推向死亡与毁灭的进程中，疯狂的战争宣传伴随而来，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传播。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各种工具：广大的新闻网、无线电、电影、学校等等，都全力从事一项工作：企图麻痹和欺骗人民，驱使他们和别国同阶级的工人弟兄以及同命运的受难者互相厮杀。

必须面对这种浪潮并对它进行战斗。要制止它，就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现在，全世界正在展开一个运动来唤醒群众，使他们了解迫在眼前的厄运；教育受剥削的人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只要联合行动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的人类命运。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就是反战运动的一支队伍。

《大美晚报》1933年7月28日报道远东反战会议将于9月在沪召开，公布宋庆龄是日晨以筹委会主席身份发表的宣言。该文于8月6日《中国论坛》第2卷第9期再次刊发

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指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伸出它血腥的魔爪，企图攫取整个中国，由于中国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无耻地背叛人民，一贯破坏中国民众抵抗侵略的努力，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现在已派遣代表团前来远东，统一远东的反战运动。在这个委员会的国际倡导之下，决定于九月在上海举行反战大会，以联合一切愿意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的人们。上海反战大会并不是按照什么政党的路线组织的。它欢迎一切愿意协助阻止新的世界大屠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出席。

我们呼吁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这次大会。我们特别欢迎工厂工人、失业工人、工会、工人俱乐部、农民团体、国民党支部、各大中学、青年学生团体、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文化团体、反帝和反日团体、抵制日货的团体、义勇军、各行会以及一切愿意参加这斗争的团体，都派遣代表出席。

欢迎宣言 热情洋溢

冯雪峰与张凌青、刘芝明，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转弯角上的一家旅馆借一间房间召开核心小组会，决定：（一）8月8日下午2时在南京路冠生园茶座召集各团体代表（包括工会、青年团、学生组织）进行动员，传达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精神，准备反战国际代表团到沪时在码头上开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以造成浩大的声势；（二）征求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宣言》。

1933年8月16日，鲁迅、胡愈之、陈望道、茅盾、田汉、夏衍、郁达夫、邹韬奋、巴金、章乃器、林微音、李公朴等105名著名作家在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到达上海之前，联名签署《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在报纸上宣传，表示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拥护支持和国际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大美晚报》1933年8月16日)：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东北四省，侵凌内蒙华北，飞机大炮毒瓦斯时时在毁灭吾中国民族之生存。暴日既已在华取得优先地位，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战争之危机遂愈迫。世界反战会议此次特在上海召集，其意义即在于号召世界民众——尤其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及瓜分中国的战争；并同时派遣巴比塞代表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同人等对此伟大的世界反战会议，对此主持正义的巴比塞代表团，极端表示拥护。当此反战会议即将于九月初开幕，各国代表团纷纷来泸之时，谨此表示欢迎。

鲁迅与与冯雪峰两家合影

关于该则《欢迎启示》中提到的“巴比塞代表团”，冯雪峰1967年11月在回忆中谈到：

所谓筹备欢迎巴比塞的事情，是由于三个代表到上海之前，曾说巴比塞也是‘世界反战委员会’派出的代表之一而起的，因为在当时巴比塞是世界著名作家，用‘欢迎巴比塞’的名义更能号召和公开进行运动，扩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影响。实际上“欢迎巴比塞”运动，就是欢迎“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的运动。后来到上海来的代表中没有巴比塞，但欢迎“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的运动仍是一样进行，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破坏，进行得很困难罢了。

1933年8月，宋庆龄在秘书黎沛华的陪同下亲临上海码头迎接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外国代表

1933年8月18日，由世界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英国代表马莱为团长的两名英国代表、法国代表伐扬-古久里（法共领导人）和两名比利时代表组成的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一行5人来到上海，宋庆龄（她本人“也是国际的代表”——冯雪峰语）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带着秘书到码头到船上去迎接他们，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

《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鲁迅、矛盾、田汉联合署

8月18日，鲁迅又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热情洋溢地指出:

反战大会的国际代表到了中国了！中国革命民众的欢迎他们是表示世界的劳动民众的团结，是对于国际黑暗势力的示威。国际的银行家，资本家，腐烂的旧文化的代表，才需要帝国主义的战争，各国的劳动者不需要它“战争给宫廷，和平给茅舍”——这口号在以前使得总长大臣发抖，在现在，在这一次，已经推广到全世界，已经实现在我们中国。

中国民众只有自己的努力，只有联合世界劳动者，才能够把中国从瓜分的命运之中挽救出来，才能够解放自己。……我们一定要赞助劳动民众的斗争，一定要联合国际的劳动者，国际的光明的战士——反战大会的国际代表，坚决的进行我们的斗争！

在国际代表团到达上海当天，这个宣言作为传单在欢迎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的群众当中散发，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码头上热烈欢迎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群众

对于大会代表在上海码头受到欢迎盛况，《红星报》这样记述：

八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大会代表团到达了上海，虽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侦探的严厉监视压迫之下，还有二三百民众，手持白纸红底之红旗，到码头欢迎，并在码头演讲，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奏军乐，放鞭炮，各代表于群众热烈欢迎中，含笑下船，准备于九月三日（即国际青年节）在上海正式开会。

白色恐怖 疯狂抓捕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国际代表刚刚离开码头，国民党就抓捕了几十个欢迎群众，把他们关进了监狱。

在3月至9月的几个月中，反动政府在全国各地大肆抓捕派来开会的代表。山东、北平的代表在选举会上就遭到逮捕。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安徽、河北、台湾等地代表或被捕，或被阻止不能到会。但全国各地代表冲破白色恐怖来到上海参会的超过了800人。有些地方的代表们带来了活动经费，有些代表带来了提案。

周文（1907—1952），原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谷天、周文等。四川荥经人。1932年参加革命，后到上海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并从事创作。1940年奉调至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秘书长等职。1946年出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解放后，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

中共上海党组织也被破坏得很厉害，好几位领导同志被捕，中共重要领导人、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早期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邓中夏，都在上海被捕，牺牲于南京雨花台。4、5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书记章汉夫被捕。

8月，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核心小组成员张凌青在家中被抓捕，到他家来的社联、文总的一些同志也同时被捕。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机关被破坏，书记刘芝明被捕。但是，中共党员、左翼作家楼适夷顶上来接替了刘芝明担任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同时还坚持编辑远东反战会议的宣传刊物《反战新闻》。9月中旬，楼适夷自己也被捕入狱。

周七康的父亲周文接替了楼适夷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据楼适夷本人回忆，在那段时间，天天都听到哪个机关被破坏、哪个党员遭逮捕的不幸消息。但是，共产党人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一个被抓进去，再一个顶上去。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民的解放，他们不屈不挠，冒着生命危险与反动势力作了顽强斗争。

7月，朝鲜、台湾代表已到上海，但五人中有三人被捕，其他两人下落不明；8月7日，日警在上海逮捕了远东反战会议日共首席代表崛江夫妇。《时事新报》1933年8月14日在《日人崛江夫妇密谋赤化日本 本阜日警发觉即加被捕 并捕同文书院学生多名》报道中写道：

日本警察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某号逮捕远东反战会议日共方首席代表崛江及其夫人。崛江及其夫人系第三国际驻沪秘书局的协助，进行赤化驻沪日本海军运动，并任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联络日本左翼团体参加远东反战会议。日警当局决定将潜伏沪上的日共分子一网打尽，逮捕了崛江夫妇以后又抓捕同文学院多名学生。将他们关押于日领署监狱。

8月25日，日本东京开会选举来华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代表，会场被警察扰乱冲散，与会者被殴打，代表被捕关押监狱。日本警方严密注视码头港口，实行法西斯统治，不许任何人到上海参加反战会议。德国本来派了两名代表，竟被德国法西斯绞死。越南代表遭阻止，被迫半路返回。当时决定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代表已确定有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报名300余人，但到上海的国际代表只有来自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的5人。

热烈欢迎 情真意切

就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党组织仍积极地筹备，各行各业的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秘密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欢迎会和茶话会：恒丰纱厂300多人欢迎会；瑞镕铁工厂500多人欢迎会；青工几十人的欢迎会；妇女代表140多人的茶话会（很多纺织女工平时自己都不舍得花一分钱，却买了许多汽水招待国际代表。）

文化界80人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社召开恳谈会，宋庆龄到会发言，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记者拿起笔来，发挥特殊作用，与敌人作斗争。鲁迅和马莱、伐扬-古久里也成为会场里最主要的人物。所有的人都把他们围在当中，听他们的发言。

在复旦大学，600人召开欢迎会；新华美校学生第一次开会被警察冲散，学生被开除，但他们又以演剧社名义举行第二次欢迎会，请国际代表演讲。杨树浦两千多人的欢迎会被国民党特务警察冲散后，第二天又召开六千多人的工人农民大会欢迎国际代表，并请国际代表向群众发表演说。工人农民兄弟敲锣打鼓、放鞭炮，情绪热烈，马莱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他激动地亲吻中国红旗。

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早年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与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与欧阳予倩、徐悲鸿创办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等，所著《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田汉请电影厂的老板严春棠做东，在东亚饭店召开了电影界戏剧界欢迎会，上海的明星、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师们参加了欢迎会，大会开得非常热闹；法国代表古久里到上海后，还与中国、日本的共产党员召开了几天的秘密会议。

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去看望马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上海霖语》（见《鲁迅研究资料》，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年编印）留下回忆：

国际反帝反法西斯会议领导人某英国人来到上海。决定在上海召开反帝反法西斯会议，会前和每个人进行了接触。也请了鲁迅先生。有一天鲁迅突然到我这儿来，说：“老板，可真有意思啊！”

日本友人内山完造

他穿着灰色的斜纹布长衫，脚蹬八角钱一双的胶鞋，惰于修剪的胡须，可是却神采奕奕地说：“刚才，我到沙逊旅馆去会一个人。就是那个马莱。听说马莱的房间在七楼，我便走进电梯，然而开电梯的没有开的意思。”为人善良的鲁迅在等待着，但是怎么等也不开。

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

鲁迅终于问开电梯的为什么不开？“去去去”，把鲁迅赶出去了。

“于是，我从电梯里出来，沿着楼梯走上去了！事情谈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马莱送我到电梯。开电梯的正好是刚才那个家伙。马莱至为诚恳，倍加亲切，握手相别。那个开电梯的男人大为惊诧，电梯中间一次没停，一气开下，到了楼下。也不管门开没开，比我先一步跳了出去……”

伐扬-古久里（1992-1937），法国作家，后加入法国共产党，1921年当选法共中央委员

9月5日，鲁迅还到滨江大楼见了法国代表伐扬-古久里（法共领导人），拿着本古久里刚出版的《Ｈans-ohne-Ｂrot》（《没有面包的约翰》），请他在书上签了字。

本来说好在青年会可以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但是在种种的压力下，青年会突然又说没有这回事。会场落空了，宋庆龄与国际代表马莱为会场的事到处奔波，甚至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及各个租界确定开会地点，几经努力都遭到国民党和各租界的阻挠，不准在上海境内召开任何会议，一直没有找到开会地点，会议始终不能召开，时间就一拖再拖。

种种困难和白色恐怖，都没有挡住中国共产党人协助宋庆龄召开远东反战大会的决心。既然不能公开地召开反战国际大会，中共党组织就决定秘密召开会议。

刘芝明、张凌青两位同志相继被捕后，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的秘密核心小组已经遭到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就把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务直接接了过去，冯雪峰仍然在负责这项工作，但他已经调整为在上海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这项工作。

中央苏区 坚强后盾

1933年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给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拍了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贺电，指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代表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过去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它现在对于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进行的对于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围剿”将给以致命的打击，它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密约，而且它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的民众，以民族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有力的同伴！

电文号召：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打倒世界帝国主义！

(《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1937年（左起）林伯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

此前，1933年8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已经向上海民权保障大同盟宋庆龄主席及世界反帝非战代表大会发出题为《中国红军在反帝最前线为大会作有力的后盾》的电文：

我们正在进行组织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区红军的新的五次‘围剿’时，得悉世界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在上海开幕，不胜雀跃！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代表中国的红军战士向大会致最热烈的反帝非战的敬礼！近来一切事实证明国际帝国主义者企图牺牲千百万和平人民的生命财产，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国家，加紧准备用战争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把全世界陷入恐怖悲惨的境地。

我们相信大会一定能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拥护之下，给这些血腥的强盗们以正当的处罚。大会将是世界的民众为消灭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奋斗的领导与组织者。中国工农红军苦战六年得到伟大胜利。1930年以来，更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名的四次“围剿”。

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阀二十师，缴枪十余万，这不仅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最光荣的一页，也正是我们献给大会最有礼貌的赠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具有更坚实的力量。他们与苏联红军兄弟们一样站在反帝的最前线，为大会的有力的后盾。谨此电闻，并祝大会成功！

（《红星报》第4期，1933年8月27日；《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大会警备 临时家庭

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与冯雪峰周密研究后，策划了一套秘密召开远东反战大会的执行方案。

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玠然与组织部成员一起在霍山路临时租到一幢新造好的还没来得及安上水电的西班牙式的红砖洋房，作为秘密会议地点，并布置了会场。

上海市霍山路85号大会原址旧照（周七康供图）

冯雪峰把远东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黄霖带到会场所在地。

黄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晚，我们就开会，研究大会的保卫工作。决定组成一个“家庭”，以便对外应付一些杂事。我充当“家主”，“主妇”就是那位省委交通员阿梁。我的“母亲”是一位叫“朱姚”的老太太，她专门照顾一个四岁多的男孩，据说这孩子就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很懂事，就当作我的“儿子”。我还有“弟弟”、“弟媳”，他们都是交通员。“弟弟”主要负责采购；“弟媳”是广东人。这孩子非常聪明，很快就能分清楚“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和“婶婶”。另外还有几位保卫人员，但是他们不属于‘家庭’的成员。我们总共大约十个人。会上，还了解了一些情况，并且就一些问题，作了布置。

罗解难介绍，父亲黄霖回忆文字中提到的“主妇阿梁”是省委交通员梁文若（1917-1966），扮作“弟弟”的那位交通员姓名不详，“弟媳”郑育之(当时名为“郑玉墀”)时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委员，“户主母亲”朱姚（1880-1974）是一位可敬的革命老人，她带的那个三、四岁的小孩后经核实，并非“彭湃烈士的儿子”，而是刘少奇、何葆贞之子毛毛（刘允若，1930-1977，照片为其本人1957年寄给养父家的留影）。

“临时革命家庭”部分成员的后人2017年9月14日在会议旧址留念。左起：“户主”黄霖之女罗解难、“弟媳”郑育之之女周七康、“母亲”朱姚外孙女朱继姚（胡山摄）

笔者联系上“临时革命家庭”中“弟媳”郑育之的女儿周七康大姐（家住上海）。她介绍说，自己的父亲周文（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出任左联组织部长和执行委员）、母亲郑育之都参加了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和掩护工作。

郑育之晚年在文章中回忆说：

世界反帝大同盟（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Ga-thering），是国际性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各国知名人士参加组成。象英国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高尔基，法国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鲁迅、宋庆龄等。一九三三年八、九月之间，该同盟派马莱爵士（Lord Marley）、古久里（Vaillant-Couturier）和一位比利时同志（老年人）等三人，到上海召开远东反帝反战会议，但国民党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都不准开，在我党的协助下，他们秘密的到一些工厂、学校、贫民区召开小型会议，也遭到阻挠和破坏，特务也加紧侦察与盯梢。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开召开会议是不可能的，遂决定秘密召开。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同志负责秘密筹备，并指示要克服一切困难，保证会议胜利召开。我个人克服重重障碍，参加了一小部分掩护会议召开的工作。从我个人参加的部分工作来看，筹备这次会议的整个工作是很艰巨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

一一（未完待续）一一

参考文献：《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等。

特别鸣谢: 罗解难、周七康。

胡山(右，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吕海燕，原国家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