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冰水

二O二三年农历五月初二（公历六月十九日），在母亲去逝后的第五个年头，父亲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走完他了九十五岁的人生旅程。

　　我的父亲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县白庄区（现罗庄区盛庄镇）王家对河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父亲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和欢乐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担心和害怕，因为在父亲之前，家里已有三个孩子在出生不久便都夭折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医疗资源十分匮乏，穷人家孩子的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为了保住这第四个孩子，老实而愚昧的爷爷无奈之下，只好去祈求上帝的保佑，让人请来了神妈妈子（巫婆），为父亲进行祈祷驱邪。神妈妈子一阵手舞足蹈和祈愿后，便用刀子在父亲的脚脖子后端割了一个洞，用一根铁链子穿过去，拴在床腿上，然后告诉爷爷和奶奶，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孩子留住。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怎能经得住这般的折磨，彻夜嚎啕大哭，腿肿的老粗，高烧不退，刀口很快便感染发炎，腐烂溃疡，烂成了一个洞。也不知道是爷爷奶奶的虔诚感动了苍天，还是父亲命大，他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兴旺，后来家里又添了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六口之家其乐融融。

　　父亲小的时候，家境比较殷实富足，靠着祖上传下来的二三十亩土地和爷爷的辛勤耕耘，一家人吃穿不愁，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农家日子。爷爷对父亲曾寄于厚望，六七岁时就把他送进村上的学堂读私塾，可惜后来因冬天取暖失火，烧毁了学堂而被迫缀学。据父亲讲，我的爷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老实能干，耕种耪收样样精通，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而且心地善良，每当农忙的时候，经常给缺少人手的家庭帮工，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接济吃不上饭的人家，在村里口碑很好。也许是由于受爷爷思想品格的潜移默化，在这样的家庭和家风中长大的父亲，从小也养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良好品行。那时候农村每到春夏之交庄稼快熟的时侯，家家都会派人到地里去看护。有一次爷爷让父亲去村北的地里看庄稼时，刚到地边就看见一个人正在地里拔豌豆，那人看见父亲来了，吓得赶紧给父亲赔不是，父亲见那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肯定是个挨饿的人家，于是就走到地的中间给他拔了一大抱，让他带回去吃，并告诉他再来时候要晚上来，别让大人们看见了，那人连忙致谢，并说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父亲八岁那年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村北的大汪（池塘）里洗澡，一个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深水区里，拼命挣扎，大呼救命，其它孩子一看情况不妙，吓得哭喊着赶紧跑回村里去叫大人，只有父亲一人没有跑，而是赶紧过去救人，那孩子看见父亲过来救他， 一把抱住父亲死不松手，父亲怎么也挣脱不开，一同沉到水下，好在水不太深，父亲在无奈之下，只好憋住气带着他往上猛一窜，头刚好露出水面，趁机吸一口气再沉入水中，实在憋不住了再往上一窜，一直坚持了很久，最后精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大人们赶来了，两人被救上岸时，父亲已经累的昏了过去，而那个孩子早己不省人事，经过很长时间的抢救才苏醒了过来。当时如果不是父亲的勇敢和机智，这两个孩子可能就一命无呼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很快就攻占了临沂，到处烧杀抢掠。为躲战乱，一家人四处躲藏，有地不敢种，有粮不能收，原本平静安稳的日子被彻底打破了，没撑几年家境破落，生活就到了无法维继的地步，迫使爷爷只好卖掉部分宝贵的土地来养活一家人。当时农村卖地必须有说合的人，也就是中间人，爷爷就找了一个本家的侄子当说合人，此人心术不正，早就垂涎爷爷的这几亩好地，使从中作梗，把地价压了又压，低了再低，然后找人当托，自己偷偷买下，老实巴交的爷爷明知有诧也无可奈何，只能忍痛割爱。没撑几年家里的地就卖得差不多了。为了养家糊口，爷爷学着做豆腐卖，奶奶就带着几个孩子去挖野菜，那时候家家都穷的揭不开锅，能吃起豆腐的人家很少，很难卖，根本赚不着钱，只能是赚点豆腐渣，一家人就靠着豆腐渣煮野菜度日，可后来连豆腐渣也赚不到了，还赔上了本钱，爷爷只好带着一家人背乡离井，出外讨荒要饭。有一年他们逃荒来到苏北的灌云和滨海地区，那里当时是解放区，当地政府对外来的逃荒人格外照顾，优先安排爷爷到一家大户人家打长工。爷爷什么农活都精通，干活又不惜力气，主家非常满意，每天管吃并给三斤粮食抵工钱，后来爷爷又求人家让父亲也跟着去帮工，只管饭不要工钱，免强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才结束了四处流浪乞讨的日子。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八路军进驻临沂，爷爷一家人才返回家乡。第二年春天，父亲跟随本村的木匠兄弟仨，一起去付庄八路军的兵工厂干工，在这里他开阔了眼界，见到了一个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团结合睦的崭新天地，受到了先进思想的启蒙，对共产党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临沂沦陷，兵工厂被迫转移北上，父亲和其它工人一起被遣散回了家。

　　国民党来了以后，日子更加难过，不仅生活难已继日，还要受到还乡团、伪保长和村上一些地痞流氓的欺压，三天两头到家佂粮要款，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有粮食和钱给他们，看到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他们就把父亲抓了壮丁，送到济南国民党的部队当兵来抵帐。在济南当兵的那些日子，父亲思乡心切，时刻想着如何逃出这个地方，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趁部队从济南去章丘换防的机会，伙同邻村几个老乡一起逃离了国民党部队。白天他们怕被人发现，只好在山里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不敢动，只有到晚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出来找些吃的，走小路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有时候一连几天吃不上东西，几经碾转波折才回到家。回到家也不敢出门，恐怕被发现再被抓走，最后实在藏不下去了，就跑到临沂南边的庄屋（当时共产党的县政府所在地）找到庄邻寇某介绍参加了县武工队。

一九四八年秋，县武工队攻打国民党郑旺乡公所受措，为摸清郑旺乡公所的敌情，武工队利用父亲的一个表兄弟在郑旺乡公所当差的关系，派他打入郑旺乡公所做内线，收集情报，为再次攻打做准备。郑旺乡公所三面环水，另一面又挖了很深的沟壕，四面构筑了坚固的城墙，里面驻守着一个国民党的县大队四五百人，宜守难攻。父亲不负重任，及时摸请乡公所内的工事和人员部署情况，为武工队送回许多重要情报。当武工队准备再次攻打郑旺乡公所时，淮海战役开始了，国民党为充实兵源，把县大队收编为国军的正规部队，调往徐州市外围驻防，从此父亲与县武工队失去联系。碾庄战役打响后，父亲趁混乱之际，又一次逃离了国民党部队，在贾汪附近正好碰上了原鲁中南军区的同志，一问才知道父亲原来所在的县武工队，已整编为鲁南军区警备团二营六连，父亲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淮海战役结束后，警备团改编为山东军区高炮预备三团，驻守在兗州、滕县沿津浦铁路一带。五O年冬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父亲的部队被调往朝鲜，保卫丹东到平壤的铁路，后來随着朝鲜战事的进展，美军实施了空中轰炸志愿军后方补济线的绞杀战，并扬言要炸毁中国国内的主要铁路，切断自愿军的国内后勤供给，没过多久父亲的部认又调回国内守护津浦铁路，在大汶口驻防。七十年代初我和父亲一起去济南，在火车经过汶河大桥时，父亲还透过车窗，指着沿河两岸的工事遗址告诉我，这就是当年他们保卫汶河大桥的高炮阵地。

　　在部队这几年是父亲变化最大的几年，他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努力学习，积极进取，不怕吃苦，关心同志，部队每到一处他都积极帮助老乡干活，帮助战友搞好内务，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不久便入了党提了干。父亲当班长的时候，连里有个战士思想落后，作风散漫，尽说风凉话，军训科目每次都是全连倒数第一，给那个班都不要，后来连里把他分给了父亲的班，父亲没有歧视他，主动找他谈心做思想工作，从中了解到这个战士出身贫苦，从小要饭为生，参军就是为了找口饭吃，于是父亲就耐心地开导他，你即然选择吃当兵这碗饭，就要端好这个饭碗，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一次部队行军途中路过这个战士家乡的附近，他想请假回家看看老母亲，连和排里都不同意，怕他一去不返，父亲就到连和排里替他说情，并担保他一定会按时回来，否则愿承担一切责任，最后连里批准了他的请假。他心里非常感激父亲，回家看望完老母亲，第二天按时归队，从此这个战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在一家化肥厂开汽车。一九六一年在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给父亲送来了三十斤粮票，父亲推辞不要，他说没有你的帮助我那能有今天。

　　一九五一年底，国家为了培训部队后备干部，父亲被推荐到山东军区速成中学上学两年半，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校期间各门学科都是优良，毕业时朝鲜战争已结束，国家转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要求转业回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五五年初，枣庄矿务局田屯煤矿建成投产，从临沂招收了一批工人，父亲同他们一起来到了田屯煤矿。由于父亲是转业军人，有文化，又是党员，便被分到基本建设科工作。当时田屯矿正处于投产初期，基建任务十分繁重，他和全科同志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先后参与了矿医院，俱乐部、机电大楼、职工食堂、职工培训宿舍和家属宿舍等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按时完成了上级交给任务，从而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和领导的信任。

　　当时矿上的书记叫刘庆如，临沂人，是个老革命，一九四二年刘少奇来山东视察指导工作时，他是护送刘少奇的负责人之一，一路上忙前伺后，安全的把刘少奇送到了目的地，很受刘少奇的赏识，完成任务临分别时，刘少奇把一条随身带的德国军毯，送给他作留念。全国解放时，他已升任临沂行署书记，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有人举报他的德国军毯是贪污的战利品，而受到处分，被发配到峄县县委工作，后到田屯矿任党委书记。因为是老乡，父亲又是党员，工作干的不错，他经常找父亲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和聊天，父亲知道他的情况后，很为他抱不平，就问他为什么不向上级领导申诉呢？他说也申诉过，但都石沉大海，没有音讯。于是父亲就建议他直接给刘少奇同志写信试试，他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就委托父亲替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信被退了回来，回执上写到首长不认识此人。刘庆如感到很纳闷，当时护送刘少奇同志时间很长，朝夕相处，相互之间已经很熟悉啦，护送结束时，刘少奇对他的工作很满意，才把军毯送他留作纪念的，他怎能会忘记呢？父亲也觉得不对，就问他是不是时间，地点和人名有不对的地方，刘庆如恍然大悟，当时我叫刘宾雁，刘庆如是后来工作需要改的名字。父亲又把原来的信件，署名刘宾雁寄了出去，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没过多久刘庆如的问题就得到了纠正，调回临沂行署，官复原职。临走前还专门把父亲叫到办公室表示感谢。通过这件事，父亲给人留下一个仗义执言，敢打抱不平的印象。

　　还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同事，家是微山的。抗日战争时期，父子几个都参加了铁道游击队，并在他家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残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解放后他在地方参加工作，后来调到田屯煤矿，退休时因解放前的那段历史没有档案记载，不能享受离休待遇。他找到父亲请求帮助，父亲帮他写了一个申诉材料，告诉他找个当时知道你和你家情况的铁道游击队员或者领导，帮你出据一个证明就更有希望了。于是他几次去北京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年铁道游击队的政委郑惕同志，帮他出具了证明材料，并协调了关系，不仅改办了离休手续，还享受到了抗日的待遇 。

　　父亲敢于仗义执言，遇到看不惯的事情总想说说，也因此给自身招来不少祸端。五九年“反右”斗争后，父亲对扩大化的倾向，曾与机关科室的几个人在一起私下议论过，不曾想被个别小人汇报到矿上，组织部门找他们几个人谈话提出批评和警告，他们非常纳闷，到底是谁汇报上去的，后来他们弄清了原来是一个办事员汇报的。他们非常气愤，便把那个人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矿上知道后分别对他们作出下放井下区队劳动的处理，父亲被分到掘进区。处分期满后，矿上调父亲再回机关，父亲便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继续留在基层，矿上同意留在原单位不动，并任命为工区区长。父亲也因此而因祸得福，工资由原来的每月四十八元调整为六十八元，那个时候工资都是十几年不动，这次一下子涨了二十元，心中暗自庆幸没有答应回去，直到“四清运动”后期父亲才又调回机关任调度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因站队“大联合”而受到冲击，下放到食堂和运搬工区“劳动改造”接受批判。有一天我去矿里洗澡回来路过食堂时，看到父亲正站在食堂的大厅里挨批斗，吓得我赶紧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也吓得直掉泪，父亲下班回家后看到一家人都为他担心，他却不当会事，笑着说别害怕，现在大小干部都靠边站，在挨批斗，连刘少奇、邓小平都一样，我这算什么，随它去，这样的日子长不了。七一年底“造反派”倒台后，父亲又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了掘进三区区长。

　　父亲当区长那些年头，煤矿安全质量管理松懈，工人的安全意识较差，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很多人都认为干煤矿事故难免，而父亲他却认为事在人为。在区队管理上，他坚持安全质量为上，教育工人任务完不成，可以后再补，而安全出了事的谁也无法弥补。对个别经常违章作业的工人，除严励批评处罚外，耐心的进行说服教育，屡教不改的就去找来他的父母和家属进行帮助，直到改过为止。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父亲一直非常谨慎，坚持惩前毖后，少处理多教育，特别是对那些受到经济处罚而生活困难的，父亲总是千方百计的为其申请生活救济，争取早日解除处罚。虽然有的人对父亲的做法有异议，但父亲总坚持应该以人为本，教育为主。有一次，工区的一个电工，家住农村，人口多生活困难，在井下偷割电缆时，造成工作面停产，被父亲逮了个正着，吓得他连忙下跪求绕。那年月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如把这个事情汇报上去。轻者开除矿籍砸了饭碗，重者可能会以破坏生产罪入狱坐牢。父亲掂量了再三还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上井后把他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告诉他，你不是孩子多生活困难吗，现在把你调到掘进迎头，干直接生产工，好好干活多挣钱养家糊口。感动的这个工人痛哭流涕，从此象变了个人一样，工作积极认干，出满勤干满点，成为生产骨干。在父亲当区长期间，他所在的工区从没有发生过死亡事故，工伤率也是最低，生产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在矿务局开展的“上纲要、创水平”活动中名列前茅，被矿务局命名为“先锋三队”光荣称号。

　　父亲不仅是一个工作积极认真，有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个对家庭有担当有爱心的人，他孝敬父母，护佑子女，深爱家人。从他参加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不管工资多少，每月发了工资按时给我奶奶寄去十块钱，从不间断。后来又把奶奶接到我家，养老送终。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父亲每月工资四十多块钱，除去给奶奶的十块，全家五口人，每人只有六七块钱，平日里每一分钱都得算计着花，就是这样，每到发工资的时候，父亲总不忘买上几毛钱的花生和糖块，给我们几个孩子吃，这是我记得小时最高兴的时侯。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每天只好去市场上买些莱叶和瓜秧子回来煮着吃，一年到头很难得能吃上几顿饱饭。父亲下井每月公家照顾几斤细粮，逢年过节的矿上还发改善圈，自己从不舍得吃，都是从矿食堂买些馒头和菜回来，给全家改善一下生活，那时候觉得矿食堂的饭菜真香，现在就是吃星级大酒店的饭菜也吃不出那种味道。

　　我是家里的长子，姊妹三人中父亲对我的付出和关心最多。小时候经常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挨打，可父亲很少打过我。挨饿的那二年，我的一个小伙伴，因为偷吃了给父亲留得的饭，被罚跪挨打，嘴都用针给扎出了血。我也偷拿过父亲的饭票和小伙伴过家家玩，弄得父亲几天上班吃不上饭，可父亲只是狠狠的把我数落了一顿，没舍得打我一下。上学的时候，父亲教育我一定要尊敬老师，和学习好的同学一起玩，文革学校停课时，学生们都参加红卫兵，写大学报，批斗老师，父亲严厉的叮嘱我，决不准许参与那些活动，没事待在家里看书学习。七四年春天，我参加工作体检时，父亲专门请假陪我去，体检各项指标都合格，唯有血压有些偏高，父亲请求大夫又复查了一次，还是有些高 ，无奈之际，父亲待在大夫办公室里不走，死磨硬缠，反复强调是因心情紧张造成的，非要人家再给查一次，看着父亲恳求的样子，大夫动了侧隐之心，又专为查了一次，总算才过了关。当时我就想如果不是他陪着去，这次工作肯定就黄了。临去报到前父亲又语重心长的反复嘱咐我，干煤矿下井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师傅的话，要敏于事、慎于言，多干少说；与人交友要谨慎，看他是否孝敬父母，爱护兄妹，否则要避而远之；工作之余要多看书学习，思想上要求上进。工作后我始终把父亲的嘱咐，当作座右铭，牢记在心，严格要求自己，为我的人生起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得那年在蒋庄煤矿，我从政工部门调到多种经营工作时，父亲专门对我说，由政工转经营跨度不小，先不说能否胜任，但有一条要牢牢记住，一定要洁身自好，切不可有半点贪心，如有闪失将悔恨终身。二O O七年秋，我调到陶庄矿任党委领导，父亲又对我说，到了新单位一定要尊重老同志，与人家搞好关系。我对父亲说，整个班子我年令最大了，他们得尊重我了。父亲说那你也不能以大自居，要平易近人，多听别人的意见。二O一三年矿上出了一起经济案子，父亲为我担心，把我叫到家里，三番两次的追问我有没有事，我对他说，你放心与我没有一点牵撤，父亲才放下心来。我退休的时候，他又对我说你现在退休了，知道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你能平安地退下来是我最大的欣慰。既然退休了，以后要少管闲事多休息，找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做。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感到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在他的心里我依然还没有长大，也让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什么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父亲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距，他参加工作后不久，趁着矿上招人的机会，把我二叔和三叔先后动员来枣庄矿区当了工人，从而改变了全家的经济状况。

六十年代，为支援新矿区建设，三叔被调到肥城矿务局工作，父亲对三叔一直放心不下，无论是外出开会还是出差，只要路过泰安他都要绕道去肥城看望他。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三叔先后都受到了冲击，特别是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发生后，父亲更加担心远在肥城的三叔，他不顾自己当时的处境，冒着危险连夜赶往肥城去看望三叔。刚到不久，肥城的造反派就把电话打到了矿上，矿上的造反派马上派人去抓人，父亲与三叔匆匆见了一面，连夜带着三叔的孩子，赶到几十里外一个偏僻的小站才敢上车，到了枣庄一下车就被造反派逮了个正着，正要拉去游街时，碰上了父亲单位的一个同事，是造反派的一个小头目，他以前有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帮助过他，他赶忙过来说，这个人是我们单位的，交给我吧。他把父亲带到一边没人的地方说，此地不可久留，赶紧带着孩子走吧，父亲带着孩子直接赶回了临沂老家，才算躲过一劫。

七五年父亲想方设法又把三叔调回了枣庄矿区，从此兄弟三人又重聚在一起，在枣庄安家落了户。现在我们第二代兄弟姊妹十几个，也大都在枣庄矿区工作，结婚成家，养儿育女，都成了地道的枣庄人。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曾自豪地说过，“我们老兄弟仨来到枣庄最大的成就，就是儿孙满堂，成就了一大家子人”。细数起来，我们家现在枣庄已经是四世同堂，五十多口人了，每当节假日聚会时都要满满的坐上四五桌。

八三年姑姑有病，很长时间看不好，找不出原因，父亲赶紧把姑姑接到枣庄，四处寻医求药，查清了病因，每次输血都要好几百快钱，最后父亲花尽了家里大部分积蓄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一直难过了很长时间。

　　父亲离休后仍然不忘为这个家族着想，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自己的工资和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回老家承包了几十亩土地建果园，想以此置些家业，为二叔留在老家没有工作的孩子，找一条致富的门路，因为摸不准市场行情，葡萄园建好没几年，市面上的葡萄就饱和了，价格大跌，连本钱都没能收回来。后来城市道路扩建，国家征用了这块承包的土地，赔偿了一百多万，二叔家的老三用这些钱，给儿子购了房买了车，一家人的经济条件从此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父亲心地善良有爱心，不仅对家人和亲戚朋友，就是对同事和邻居也是这样。六十年代初，老家村上建排灌站，缺少资金，专门来人找父亲求援，那年月家里那有闲钱，父亲硬是东借西凑给了二百块钱，还动员其它本村在矿上工作的人家也都出了些钱，解决了村上的燃眉之急，那时候的一个家庭一次能拿出二百块钱真是不容易。

七十年代，父亲在区队工作时，有个同事，家里很穷，一家八九口人住在两间低矮潮湿的草房子里，晴天漏风阴天漏雨，靠他一人的工资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无力翻修。父亲听说后，主动找到矿上专门为他申请了救济，又找到后勤部门，为他申批了一些矿上退下来废木料，发动本区队的工人，利用工休日和业余时间到他家帮工，为他翻盖了三间大瓦房，从此改善他家的生活居住环境。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到处封城，父亲楼上住着一家靠卖烤地瓜为生人家，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父亲知道后，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维持生活，渡过难关，一家人十分感激。

　　父亲虽出身贫寒，但兴趣爱好广泛，他喜欢种花养草，爱好京剧、书法、古诗词和考古，尤其是对京剧艺术情有独钟，走到那里都结交很多这方面的朋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听说峄县有一帮京剧票友，每当工休日来回步行四十多里路到那里去学京剧。父亲的天赋很好，青衣和须生都能唱，还能拉京胡，那几年他的唱功和京胡提升很快，经常与票友们一起参加演出活动。为学好京剧，他还省吃简用买了留声机和京胡，我小的时候，经常见他下班后在家里听着留声机，拉着京胡，边拉边唱，如痴如醉。有时也会叫来一帮人又拉又唱，热闹非凡，因此母亲没少给他生气。后来有了电视机和戏曲频道，父亲对中央台戏曲频道的节目单了如指掌，每到播放京剧的时段，其它频道谁也别想看了。有时候他还边看边讲解，从每出京戏的主题、情节、戏中的人物，到每位演员的流派、姓名、年纪、师傅等等，都能津津乐道、说出个一二三来。一九九九年家搬到薛城后，他又结识了焦化厂、三处和老年大学的一帮京剧票友，定期举行活动，还经常一起到徐州，枣庄，台儿庄、微山等地开展联谊和交流活动，京剧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原来一块玩的人相继也去逝了不少，他就很少再参加集体活动了，经常邀几个好友在家里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强打精神，还要哼唱上一段京剧，来分散病魔带来的痛苦。

　　父亲喜欢唐诗宋词和书法，源于他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打下的基，后来又看了不少有关唐诗宋词的书籍，每当心情高兴或出外游玩时，总能触景生情，脱口说出几句唐诗宋词，非常适合当时的情景，让人雅兴倍增。七十年代后期，他从井下区队调到矿上任工会主任，工作轻闲了不少，闲暇之余就在办公室里写写画画，练练书法，读读报刋杂志，也是在那时候他接触到了一些考古方面书籍和信息，对考古产生了兴趣。

　　离休后父亲有了更多的时间，他买了许多不同体种的字帖，专门订了考古杂志和书籍，每天坚持写写书法，读读考古杂志，成了他离休生活的主要要内容。后来还参加了老年大学的书法和考古兴趣班，积级参加老年大学组织的学习考察活动，结识了不少薛城地区的书法和考古爱好者，使自已的考古知识和书法水平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他常说 ，人老了写写字，看看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不仅能陶冶情操，更重要的是能锻练手、眼、脑的配合，延缓人体器官退化和衰老。父亲九十五岁时，还能看书写字、唱京剧，脑子清醒，思维清晰，到老不糊涂，主要是得益于他爱好广泛，善于学习和思考。

　　在我们家父亲是一家之主，母亲一辈子对他百依百顺，说一不二。我们姊妺几个对他也是唯命是从，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可是到了我们的孩子这一辈，父亲就象变了一个人，在孩子面前，温柔顺从，孩子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每当孩子们来家，他忙前侍后，恐怕照顾不好，提前给孩子们买下好吃的东西，给他们讲故事，念古诗，玩游戏，孩子们叫他干嘛就干嘛，与孩子们在一起，活像一个老顽童。有一次，他带着我女儿去野外玩，玩到高兴的时候，他象个孩子一样，和我女儿一起在草地上翻起了筋斗，一不小心扭伤了脖子，好几个月疼得不敢转头，从此落下了一个颈椎疼的毛病。

　　还有一回，他教孩子们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教育孩子们吃饭要吃干净，不能浪费粮食，可是在吃饭时，我侄子偏偏剩了一个碗底没吃干净就跑走了，我女儿把爷爷拉过来说，“你孙子没吃干净，你看怎么办？” 父亲说：“你去叫他回来吃干净。” 我女儿说：“那不行，你得替他吃了”，父亲一边笑着一边顺从地端起碗来，把剩下的米饭吃了，母亲在一旁边看边说讽凉话“看你爷爷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听话了”。

　　岁月如梭，孩子们渐渐地都长大了，成家立业，有了第四代人，父亲更是高兴的不得了，节假日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刻，一家人“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父亲把重孙们揽在身边，喜的合不拢嘴，尽享天伦之乐，高兴之余还把自已过去获得的奖章拿出来，向孩子们炫耀，给他们上传统教育课，“隔辈亲”那句老话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沥尽致。

　　三年新冠疫情期间，孩子们回来的少了，每到节假日的时侯，他嘴上说着现在疫情严重，别叫孩子们回来了，可是心里总流露出想念之情。去年的“五一节”是国家疫情放开后的第一个小长假，难得一家四辈人又聚在了一起。那时父亲已经病的很历害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他见到孩子们都回来，病情好像去了一半，坐在沙发上和孩子们聊了两三个小时，还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照了一个“全家福”，留下了和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次合影。

　　父亲一生坎坷，历经磨难，年轻的时候对名利看的很轻，到老了对生死也看的很淡。他常说，人的生死和农民种庄稼一样，到了季节就得收割，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不想死也不行，自然界往复循环就是这样，谁也抗拒不了。由于父亲心态好，兴趣广泛，对什么事都看的开，生活很有规律，身体一直很好，新冠疫情放开前，每天拉拉京胡，唱唱京剧，看看书，写写字，早晨晚上还要围着小区转上几圈，那时候我还想，父亲的身体再撑个两三年没有问题。

　　可是万万没想到，疫情放开后，父亲很快就中了招，持续发烧不退，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总算闯过了新冠这一关，可是新冠的后遗症，则对父亲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出院后浑身无力，饮食下降，身体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已隐隐的感觉到留给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对我说，“解放前和我一起出去当兵的，村里有十几个人，但活着回来的没有几个，特别是我那两次从国民党的部队里逃出来，只要被抓回去准没活命，那时候没想到能活到现在。二十多年前，刚来薛城时和我一起唱京剧、写书法、聊考古的有四十多个人，现在一个也没有了，我能活到现在己经很满足啦”。我劝他说没事的，现在医疗条件那么好，一般的病都能治好。他却对我说，“算了吧，到时候了，再好的医生也治不好我的病了。作为儿女我活的再大，你们也不想让我走，可是最终还是得走，我走了以后你们不要难过，后事一定要从简，悄悄地火化了和你母亲埋在一起就行了”。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我忍不住一阵子心酸，泪水夺眶而出。

　　到了六月份，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浑身疼痛难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越来越不能吃饭，我们劝他去医院看看，住上几天，说什么也不去。他说，“到时候了，别再费那个劲了，苟延残喘的再多活几天还有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让我静静的躺着，不吃不喝不吃药，就这样走了吧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交待我们，不要进监护室，不要上呼吸机，不要进行无谓的抢救。临终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到此为止吧”，然后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生命定格在了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九日（农历五初二）十五时十分。

父亲走了，就这样悄然的去了另一个世界，他走的是那么从容，那么淡定，那么安祥，从此我们阴阳两隔，再也不看不见他那慈祥的面容，听不到他那温馨的话语，叫人悲泪长流，肝肠寸断，痛彻心肺！

　　今天是父亲的祭日，怀念已故的亲人，是一种莫名的惆怅萦绕心头，是长久挥之不去的心痛。六年前母亲走了，让我失去人间最伟大的母爱，成了没娘的孩子，但家还在，父爱还在，走进家门还能喊一声“爸爸”，听一听父亲的教诲。而今父亲又走了，让我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成了没家的孩子，“父母在，人生自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从此世间再无父母爱，家中再也没有了父母亲的身影，留下的只有儿女对父母亲无尽的思念和永远的回忆。

　　父亲母亲都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慈祥的音容笑貌，朴实善良的思想品德，将会永远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他们的养育之恩，重于泰山，深似沧海，将永远激励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奋进前行，亲爱的父亲母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愿天堂里的父亲母亲一切安好！保佑我们这个大家庭平安、幸福、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