壑舟起航之《胠箧》-盗亦有道与圣人之道

彭琼

壑舟读书会第69-70周，我们读完了《庄子》外篇第三篇《胠箧》。这篇会引起激烈的讨论是意料之中的：作者行文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立论和论证惊世骇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你说它没道理吧，它超越两千余年还是能够直指现实弊病：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你说它有道理吧，难道圣人之道与盗亦有道果真是一回事吗？ 按Z君的说法，我们要好好“盘一盘”。 将为胠箧探囊发匱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𫔎，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匱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𫔎之不固也。 胠箧，胠是从旁打开，箧是箱子；探囊，探是伸手进去，囊是布袋，探囊取物是今天还用的成语；发匱，发是开启，匱是匣子。为了保护箱子、布袋、匣子（里的东西）不被偷走，人们一定会用绳索捆扎结实，动用牢固的机关锁钥。这就是世俗所谓的聪明做法。然而大盗来了，你以为他要想办法剪断绳索、破坏机关，然后等着你人赃俱获吗？当然不是，他“负匱揭箧担囊而趋”，背起匣子拿上箱子挑起布袋就跑了，还生怕你的绳子、机关不够牢固呢，万一半路散了一地算谁的责任？以上是“窃钩者”的做法，没抓住就算了，抓住了还是要“诛”的。 下面来看更令作者愤激不已的“窃国者为诸侯”的齐国的故事。武王伐纣成功后分封诸侯，姜太公封在齐国，周公旦封在鲁国。班固《汉书》曾记载姜太公和鲁公一段对话：太公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回答“尊尊而亲亲”（尊重长者、亲近亲人，任人唯亲的路线），太公说“后世浸弱矣”（鲁国国力会逐渐变弱了）。周公问太公如何治理齐国，太公回答“举贤而上功”（推举贤人，崇尚事功，任人唯贤的路线），周公说“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后世必有篡位杀君的臣子出现）。姜太公、周公旦都是洞察先机的预言家，从春秋到战国，鲁国国力确实一代不如一代，日渐衰微；而齐国则在齐简公时被陈国贵族田成子所杀，从此姜姓的齐国被田氏取代。《胠箧》作者对此愤慨不已：“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而有齐国”。（小国不敢言语指责，大国不敢出兵讨伐，往下传了十二世。顺带说一句，《胠箧》肯定不是庄子所作，他可看不到田齐传了十二世，最后为秦所灭） 最后作者的结论是治理国家的“圣治之法”一并为盗国者所窃取，还唯恐“圣治之法”施行得不够充分呢。所以，圣人不就是为大盗守护财物的人吗？！ 再来看“盗亦有道“的故事。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跖，史上有名的大盗，史称“盗跖”，实际事迹不详，但在《庄子》里理论水平极高。杜甫《醉时歌》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孔圣、盗跖两相对举。《庄子》杂篇第七篇《盗跖》更记录了盗跖与孔夫子的一番对话，谁说赢了呢？当然是盗跖。不过《庄子》里说赢的是盗跖，如果《论语》有同样的故事，我猜赢的就是孔夫子🤭 跟从盗跖的人问他：盗亦有道乎？当大盗也要讲究道义吗？“道”这个字，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我更多地理解这句话不是从“道是不可言说的，说的出来的道就不是道了”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这个角度的“道”是究极的存在，当然不可说，一说就不对；但存在总是存在于具体的存在物之中，通过具体的存在得到显现。所以我更愿意把“道可道，非常道”理解为道是可以言说的，但是无法用固定不变的方式去言说，而是要用“与时偕行唯变所适”（《易经-系辞》）这样的方式去言说。但是每种言说都是有限的、不充分、不完备的，不要执着偏私，囿于成心。 在盗跖和他的门徒的讨论中的“道”，我愿意理解为道义、正义。接下来盗跖列举了他认为的大盗的五项道义准则：圣：能够随意猜度室中所藏，有“先知”的本事，确定室中有没有值得一偷的目标勇：第一个进去义：最后一个出来知：通“智”，知可否，准确判断可能性和风险仁：分赃均匀总结一下盗跖的“盗亦有道”就是“圣勇义智仁”，和圣人之道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也没大差别。所以作者的结论就是善人要学习圣人之道立身处世，大盗也要学习圣人之道来入室行窃。天下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再进一步推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那么圣人之道与盗亦有道的道是一回事吗？以下是我和大家讨论完后“盘”的结果。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讨论正义问题时指出：一座城邦、一支军队或者一伙盗贼，任何一种相类似的组织，即使他们一同做非正义的事，假使他们在相处中缺乏正义，也无法成功。因为“正义让人团结友好，非正义的相处导致仇恨、分裂、对立而无法统一行动”，所以“绝对意义上的非正义者是任何事情都做不来的”。这是盗亦有道的原因所在，盗不得不有道，不然连偷东西这件事都做不好，更别提窃国了。 但是圣人之道至少在三个方面和盗亦有道有所不同：第一，选择做对的事。盗亦有道固然把事情做对了，但以对的方式做的却是错的事情。圣人之道是做对的事，而不仅仅是把事情做对。二者之间是天壤之别。 第二，由内而发，是目的本身，而不能被彻底工具化。孔夫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也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我们做好人行善事，是因为做好人行善事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以此为手段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或是标榜自己并不具有的德性。道被彻底工具化的后果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就算“有道”也不过是弱肉强食，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强弱胜负的较量，不会再有善恶正义的追求。 第三，垂范作用。某种程度上，圣人之道是理想，盗亦有道是现实。我们需要“理想的样板是为了可以按照它们体现的标准，判断我们幸福或是不幸以及我们幸福或不幸的程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成为在现实上存在的东西”。（《理想国》）如果不是对圣人之道的理想有信念、有盼望，对践行圣人之道的先贤有景仰、有追随，人是凭借什么力量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如果现实世界是严格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类的行为就会变成单纯的机械作用，这时一切就像在木偶戏中那样很是有模有样，但在人物形象里却看不到任何生命”。生命最可贵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在于自由，人可以选择作恶，也可以选择行善，正因为他有作恶的能力却选择行善，这行善才体现了真正的圣人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我们借以实存的那个不可探究的智慧，在他拒绝给我们的东西中比在他让我们分得的东西中并不更少值得尊敬”。（康德两段引文出自《实践理性批判》，所谓“那个不可探究的智慧”，在西方语境可理解为存在或上帝，在中文语境可理解为“道”） 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的完美就在于它的不完美。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白”是显现于世的部分，比如圣人之道与盗亦有道；“黑”是使“白”显现的“道通为一”的“道”）海德格尔在《思想的基本原则》写道：“《老子》讲：“那理解光明者将自己藏在他的黑暗之中”（即“知其白，守其黑”）。这句话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人人都知晓，但鲜能真正理解的真理：会死的人必须让自身没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以上所有这些引文都帮助我更好地去理解盗亦有道和圣人之道在有所同、有所异的基础上都是“道通为一”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