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副市长”：散尽80亿，遗嘱公开

贤文家¹⁴¹³¹⁹

坊间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想让一个富翁变成穷人，就让他去建博物馆吧。”

这样的“傻子”极为少见，樊建川是其中一个。

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

他34岁就官至副市长，前途无量，却因为工资低毅然辞职。

他曾资产过亿，却在短短几年间散尽家财。

他称自己是“大馆奴”，以奴仆为名，脊梁挺得却比谁都直。

命运的手把这种种矛盾拧成一个独特的灵魂，那个灵魂复杂，却也无比伟岸。

散尽家财樊建川的前半辈子，经常被人叫做傻子。他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樊建川父亲1人幸存。樊建川继承了父亲在枪林弹雨中磨砺出的血性，在1976年，也成为了一名军人。他被分配到冬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内蒙古，在那里驻守了两年半。他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劳动量非常非常大。我干得吐血，写信给父亲，我父亲给我寄了云南白药，叫我去买瓶酒，吃点云南白药。” 高考恢复后，他又积极备考军校，全军七八十人报考，但招生名额只有一个。樊建川杀出重围，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安稳的校园生活，别人梦寐以求的稳定收入，却让他觉得“虚度光阴”，他做出一个许多人不理解的决定。他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那时，为了做好调查工作，摸清楚宜宾的具体情况，樊建川几乎跑遍了宜宾的所有村子，撰写了厚厚的调查报告，并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一路做到宜宾市常务副市长。那年他只有34岁，是当时四川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前途无可限量。但两年后，一条爆炸性新闻却在当地疯传，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马上要成为市长的樊建川辞职了。 听到他亲手把光明前途葬送，大家都叫他“樊哈儿”，意思是樊傻子。樊建川的理由却很简单：“公务员的工资太低了，不能支撑我的收藏梦想，万一我把持不住，贪污了怎么办？”在当副市长的时候，樊建川就经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收集一些别人眼中的“破烂”。 那不是什么在民间蒙尘，拿到市场上一转手能大赚一笔的宝物，而是与抗战历史相关的文物。小到一张报纸，一封书信，大到一把指挥刀，一个军用脸盆，樊建川都照单全收。 他搞收藏的热情太疯狂，有一次他的老婆忍不住提醒他：“你买东西的时候注意点，我们一家子还要生活。”朝夕相处的爱人，多半也觉得这个人有点“傻”。从副市长的办公室走出，樊建川又一个猛子扎进商海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樊建川开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专营房地产业务。敢打敢拼能吃苦的风格，被他带入办公司的过程中。在公司草创阶段，他骑自行车跑批文、跑工地，没钱雇用清洁工，就亲自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商人重利，商场厮杀惨烈，他却常怀一颗善心。他给公司定下三条规矩：第一，该赚一块时只赚八毛；第二，不打广告；第三，物业管理自己做。 在当时，许多老板建房子都偷工减料，视住户安全为儿戏，樊建川却放出话来：“谁敢偷工减料，谁就走人。”同行们都笑他是傻子，但时间会证明谁对谁错。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樊建川建的房子全都完好无损，甚至有业主在小区拉出横幅：“感谢樊建川，建这么好的房子。”靠赚良心钱，他的公司曾经做到全省行业前十名，樊建川本人的身价，最高时更是排在了全国富豪榜第20名。 但他的财富却仿佛从他的指缝之间溜走，只留给他了“穷酸气”。他坐高铁只坐二等座，吃饭只吃不超过10块钱的路边摊，还有网友拍到他光脚坐在重庆火车站等车。 随着资产的增加，他花起钱来也越来越“大手大脚”。他曾远赴天津，把50吨重的抗日碉堡搬回四川；他也曾深入云南，寻找美国飞虎队坠毁的飞机残骸；在日本，他见到跟抗战相关的东西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最后从日本运回来5个集装箱。他有时候仿佛承认了骂名般地自嘲：“我好像有点疯魔了！”但他的房间挂着一幅书画作品，上书六字：“不疯魔不成活。” “苍天有眼”2001年，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抗战文物展，樊建川带着自己的藏品也来到现场。他的藏品中有14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收藏的还多。在场的专家都震惊了，搞不懂民间收藏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这一遭遇，让一个想法在樊建川心中萌芽。如果他只是做收藏，这些东西只能在自家架子上蒙尘，但如果他建一个博物馆，把这些东西向公众展示，这段历史就能被更多人铭记。 对于这个想法，樊建川身边的朋友一边倒地持反对意见。他想找人合伙，但别人听到就摇头。明摆着是赔钱的生意，任你家财万贯也不够填窟窿的，非要往“火坑”里跳，莫非“樊哈儿”的傻气又冒了？但当看着满屋的文物，樊建川仿佛能看到战火下十室九空的景象，听到受害者的哀嚎，嗅到建筑物被轰炸后的焦糊气味，尝到流进嘴中泪水的咸味，触摸到枪支的冰冷与鲜血的灼热。他下定决心：“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四川有2000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什么，收藏战争更有意义。”在那一刻，他找到了一项自己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也彻底献祭了自己的后半辈子。但在第一步，找地方安置那些文物上，挫折便迎面而来。他想要修建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聚落，这个面积是一般省立博物馆占地面积的10倍以上。       建川博物馆俯瞰图   各地政府根本不相信他，都怀疑他一个开发商是不是打着建博物馆的幌子圈地骗钱。但樊建川并未气馁，而是不停地奔走，寻找一个契机，这一找就是两年。2004年，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政府被樊建川打动，将安仁的500亩的荒滩划给了他。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的日子，樊建川决定必须在这一天开馆，但当时只剩下9个月的时间。但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好博物馆并顺利布展，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放眼全世界也没有人做到过。为了赶工期，樊建川在每个展馆的工地前立上倒计时木牌，每天吃住都在工地上，晚上垫几块纸板当做床，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大年三十，别人都在吃年夜饭，樊建川还在工地上吹着寒风赶工。博物馆还在浇顶，樊建川就已经组织人装修和摆设文物。高强度的劳作让他变得又黑又瘦，为了填补博物馆这个吃钱的黑洞，他变卖房产、加油站、酒店，散尽家财。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聚落准时开馆。开馆仪式上，樊建川讲话时突降大雨，但雨水只笼罩博物馆这片区域，他讲完话雨就停了。于是，樊建川在被雨水打湿的稿子上，写下“苍天有眼”四个字。苍天有眼，让忠魂有处寄托，让记忆有了形状。 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观众来到这里，一下大巴车，他们总是会为博物馆的规模连连惊叹。随着参观的深入，他们又总是陷入沉默。当那段惨烈的历史就这么摆在眼前，谁又能不沉默呢？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樊建川立起200多尊抗战壮士的铁铸雕塑，他们代表着全民族抗日将士英雄的群体形象。在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这些雕塑和那些壮士一一对应，站在他们战斗过或牺牲的地方。 在抗战老兵手印广场，钢化玻璃上印着7000多个抗战老兵的鲜红手印。樊建川跑遍30多个省份把这些手印拓印而来，有3个是从太平间取来。 因为战士们多是用右手扣动扳机杀敌，手印多采自右手。但也有例外。有的战士，在惨烈的厮杀中被敌人砍断了右手，只能留下左手的手印。也有的战士，十根手指俱被炸弹炸烂，只能在广场上留下没有手指的掌印。“援华美军馆”开馆当天，曾在飞虎队服役的84岁老兵鲁伯特坐着轮椅赶来，参观完之后当场泪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 他给樊建川敬了一个军礼，还把关于抗战的私人物品全部捐给建川博物馆。在日本侵华罪行馆，陈列着曾活活烧死过普通百姓的汽油桶、泛黄的良民证、残破的血衣，还有一张张或恐惧或愤怒面孔的照片……樊建川说：“一件物品，就是一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像素。”当像素堆叠得越多，历史的面目就越清晰，在人们记忆之中的刻痕也就越深。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 大馆奴樊建川的博物馆，不止收藏那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物，还收藏许多关于苦难的记忆。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馆，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处破洞，洞里是对地震肆虐后的现场的还原。在洞前驻足的观众，可以看到破碎的砖石，和暴露在外的钢筋，感受惨烈的气息。 在馆内陈列的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有一段让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地震发生前，一个摄影师带着六个新人在鸳鸯池拍摄婚纱照，在那场灾难降临时，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之后，樊建川和工作人员在现场，找到一件染血的婚纱。这件婚纱连同新娘曾穿戴的花环和高跟鞋一起，被小心地放置在玻璃柜中，墙上的报纸记载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博物馆中的所有钟表，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外，三寸金莲博物馆也同样让人叹息。这里展出莲鞋、服饰、脚环、腿带等一千多件文物，背后是无数女性的斑斑血泪。       图源：建川博物馆   当一些公众事件发生后，樊建川总是第一时间想办法留存那些记忆的碎片。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他马上到商店买了一罐奶粉。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他又到现场收集一集装箱残骸。他收藏东西，有三条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反映社会变迁的。这样醉心于收藏的樊建川，却有一个不好听的称号“大馆奴”。“馆奴”寓意博物馆的奴隶，前面加一个“大”字，又意味着有一些成就。建川博物馆在多个维度上都取得了足够耀眼的成绩。       图源：新华社   2005年，建川博物馆同时开启五个场馆，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建川博物馆里的许多展陈题材和内容都有其独家性，称得上是“唯一”。如今，建川博物馆聚落已经可被称为最大的“博物馆聚落”，是目前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馆内藏有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包含40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2008年5月，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9年，安仁镇被授予“中国博物馆小镇”称号，这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中国博物馆小镇”冠名的小镇。提起这些事，樊建川神色之中总是有着藏不住的骄傲，因为自2005年开馆以来，他没花一分钱在营销上，全靠口碑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 他曾经说，要做就做第一。为了做到这“第一”，他把建川博物馆当成自己的孩子，从馆内的设计，到文物展陈、馆内介绍，他都要亲自参与。甚至当那些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大师倾力打造的设计图，他都要近乎推倒重来地改。“不屈战俘馆”的设计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著名设计大师程泰宁，他原本给出的是大理石砖墙的设计。工程都完成大半了，但樊建川偏偏希望给墙壁赋予山石扭曲、褶皱、断裂形成的质感，致敬战俘们不屈的精神，于是又从头开始修改。他还在战俘馆中修建了牢笼、放风院，用钢板铺成地板，参观者踩上去就会发出“咣当”的声响，仿佛和战俘们一样戴着镣铐行走，置身其中，总会被那股悲壮的氛围感染。 这种事情，几乎在每一个馆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都有发生。他说：“建筑是冰冷的，但情感是真实的，要让情感体现在建筑上。”樊建川不仅执拗，还很“抠门”。博物馆有五百多名员工，他请不起专业团队管理，全靠自己摸索出一套管理方法。他的博物馆聚落一直在扩建，21年的时候就有一百六七十个馆，新建馆需要巨额投入，旧馆也需要日常维护，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樊建川能省则省，穿几十块钱的衣服，一顿饭只花十几块，省下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中。 为了“开源”，他还“不要脸”地写字卖钱，不论大小，一万一副。他曾经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大馆奴》，出版时三联书店觉得这个名字矮化了他，想把书名改作《记忆与梦想》，樊建川坚决反对，还说如果改名就不出版了。他说自己是博物馆的奴隶，是文物的奴隶、历史人物的奴隶，更是观众的奴隶。2007年，曾有机构为建川博物馆聚落估价80亿元。 有商人看好，想出资购买，樊建川没犹豫就拒绝了。那是他一生心血所在，又怎么会轻易拱手让人。但他曾经立过一份遗嘱，要在他死后把博物馆和所有文物都捐给国家。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人活在世上就两件东西，第一，你有一条命，第二，你有一个背包。你是一个兵，命是拿来拼的；背包是拿来干什么的？命拼完了就扔了。我这条命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我的500亩地、800多万件文物，这就是我的背包。”

他还想把遗体捐赠给重庆三医大，希望用自己的皮蒙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中。在他的规划里，这面鼓是他精神的延续：“谁要敲一下，我就出现在对面很大的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一首歌，他必须为我的博物馆捐一千元钱。我死了后，继续给博物馆作点贡献。”如今，穿行在一座座博物馆之中，巡视自己的“领地”时，樊建川坚持用手在身上拍打。他曾对记者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

这不会是他为博物馆做的最后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