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年华》之“军旅随笔”五

谭代闯

水头冲村见闻 出蒙自城，往南，经新安所镇，一路上坡，公路穿过几处记不清名字的村寨，再穿过一道垭口，就是下坡路了。转过一处急弯，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这些年来蒙自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五里冲水库，水库的一面，是层峦叠嶂，绵延数十里的青山翠谷——翠绿掩影中，有一个叫水头冲的小村庄。 水头者，水源也——水头冲村是否因此而得名？蒙自没有大江大河，常年多晴少雨，而距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五里冲水库之所以碧波万倾，滋养着蒙自数十万市民，支撑着蒙自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靠的正是这绵绵青山中万涧之细流。 2004年7月3日，我带车外出采购部队汽车驾驶训练用的竹竿。车到下坡处，拐过那处弯道，便折进左边那条仅能一车通行的便道。大约十几分钟后，在一处车辆勉强可以调头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弃车步行，沿着一条陡峭的小道爬上山腰，走进了水头冲村——这处还不为太多的人所知道的只有18户人家的普通山寨。 行至村口，我们正巧遇见我们要找的人，正和他的妻子准备把两捆细竹绑上马架，驮到山下我们停车的地方。已经来过几次的教练班长介绍说：他就是社长，我们往年用的竹竿就是找他买的。我不太明白“社长”和村长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我知道，他是这里最大的“官”。当我这样表达我的意思时，社长憨厚地笑着。 社长姓王，名生江，和我同龄，生肖属鸡，是从文山州文山县到水头冲村做的上门女婿。他大约读过一些书，因为他在告诉我名字时，特别解释“生”是生产的生，“江”是三点水一个工字的那个江，似乎怕我理解成其它什么字。 社长十分好客，有着山里人特有的那种热情。这我在村口就感受到了，他叫我们先去家里坐，休息着等他回来，并且语气中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建新家了。不用问路我们就找到了他的新家，那是一栋屋顶虽然盖的瓦，四周却是土坯墙的房子，正中一道杉木做的大门上，主人用红色油漆写着“客人请进”四个字。看得出来，主人家写的时候十分认真，虽然字写的并不怎么样。接着我又有新的发现——就连用木板拼缀成的几只小凳子上也写有“客人请坐”的字样。 教练班长是个成家后才从农村出来的老士官，身体高大结实，皮肤黑里透红，字识不得几个，干农话却是把好手。他或是有意要让我这个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指导员知道点什么，在我们坐等社长回来的间隙，执意要领我去看看另一家人的光景，说是让我有好写的。 我笑笑。随即，我们一行五人从社长家鱼贯而出。 距社长家几十步之遥，就是我们的教练班长刻意要带我来看的那户人家了：一栋独立的茅草屋，已经失去原色的土坯墙脱落得没有了棱角，屋檐下，散乱堆放着一些柴禾和劳动用的工具，一只被屋檐水溅起的泥浆打得满是斑点且已裂开一道口子的粉红色雨靴在阳光下很是惹眼。房前则是一块几米见方的院子，院子的一角，简单地搭了个猪厩，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边上，蹲靠着一位约莫六、七十岁的男老人，老人怀里是一只山里人家常用的簸箕，但簸箕里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老人明显的反应，他只是用他那因常年烟熏火燎而有些红肿高双眼看了我们一下，又低头在那只空无一物的簸箕里又是抠又是掏的。 　　茅草屋下，那道已经斑剥的木门朝一边歪斜。我一边问家里有人没有，一边跨进屋去。屋内光线昏暗，空间低矮，一股牲畜粪便的味道扑鼻而来，中间还夹杂着不知从何处飘来的缕缕柴火烟味。从外面明媚处突然间来到黑暗处，那感觉，很象是开车冒失地冲进了没有灯光的隧道，一下子我的眼睛没适应过来，过了一会才看清：一匹骡马依墙而卧，周围是它拉下的粪便，柱子旁边，大小不一摆放着几只黑色和棕色的塑料桶，其中两只盛的是已经煮熟了的猪食，猪食桶的边上搭放着一块书本大小的白色硬纸板，硬纸板上可能涂抹了毒苍蝇的什么药吧，黑丫丫的一片死苍蝇沾在上面。目光再看过去，则是一张差不多要散架了的，四只脚和面上都是污垢的小四方桌，桌上盖一块装化肥用的编织袋，袋子下面，露出吃过饭后还末收拾的碗筷。我好奇地揭开袋子，只见一个稍大些的碗里还有些刚盖过碗底的剩菜，再仔细一瞧，那是不见半点油星的辣椒蘸水凉拌丰收瓜丝，其它的便是空的小碗，再没什么菜。这应该是这家人唯一的一道菜吧？我终于忍不住，扭头大声叫着一直在外面踌躇不前的三名战士也进来参观参观，感受感受。这时，突然从右边漆黑的角落里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哪个？” ——原来屋里有人！ 他在暗处我在明处，下意识地我便退出了门外，接着就钻出个三十来岁，头发蓬松，裤褪上卷的男子。见是几个解放军，他略微紧张的神色一下子释然了，热情地问我们抽毛烟不，看来，他能拿出来让我们分享的只有毛烟——这种我还闹不清是指水烟筒吸还是旱烟袋抽的东西。 站在那个低矮的猪厩旁边，我和他进行了一段简短的对话： “那位老人是你……父亲？”我指了指还在那窄窄的过道边摆弄那只空空如也的簸箕的老人。 “嗯。” “他像是听不懂我们讲的话？” “他耳朵背，要大声对着他讲才行。” “老乡，你们家里头的经济来源有哪些呀？” “……？”他可能是没有听懂我这文绉绉的词语，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你们主要靠什么挣钱？”我赶紧换一种问法。 “卖猪呗。” “喂了几头猪？” “四头，卖了三头了。” “卖得多少钱？” “一千九百多块。” “那卖猪的钱不修修房子呀？”我指指他走出来的这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 “没钱。卖猪钱要买小猪，买化肥。” “哦。那种的粮食够吃不？” “去年倒是不够，今年够吃了。” “今年收成好？” “少了两个人呗！” “少了两个？”我真没想到粮食够吃的原因会是这样，“那，那少的那两个人呢？” “兄弟的老婆，带着她姑娘（女儿）跑到外省去了，剩个儿子在。” “是这样啊！”内心里，我以为少了两个人吃饭是死了两个人。“为啥不带儿子走呢？”我继续问道。 “儿子大，姑娘小，才两岁。” “你弟的儿子几岁了呢？” “9岁。” “读书了吗？” “没有。” “怎么不让他读？” “没人放牛。” “……”我哑口无言。这时，一个小男孩赶着一头水牛从屋后的山坡上来到院子里。不用问，他一定是那个九岁还没上学的也没有妈好高男孩了。 我想起才读过的陈桂棣、春桃二位夫妻作者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在引言里写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 我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农民的后代，虽然通过当兵改变了命运，因为父母仍在农村，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也还在农村生活，所以也常回去看看。我知道很多地方农村生活依然很苦。但是，无意间一番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走访，其所见所闻，还是让我震撼不己。就如我读陈桂棣、春桃伉俪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调查》时一样。 带着心中无限的感慨，我们离开了茅草屋和它的主人。屋檐下，堆放柴禾和劳动工具的地方，那只破旧的女式雨靴还在地上静静躺着，仿佛是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抑或是告诉我们——这茅草屋里，曾经……是有过女人的。 　　社长已从山下回来。我问他村里一共有多少特困户，他说有三家，除了我们看到的这家女人跑走了，另外还有一户也因女人受不了这份穷，跑外地去了。 教练班长悄声对我说，社长家的生活在这算是最好的了。但其实也好不到哪去，家里没有什么电器，唯一需要用电的就是一盏电灯泡，所谓的新家也是人畜共居，因为要摆桌子给我们吃饭，这才临时把堂屋那头老水牛牵去屋后的山上。他们能拿出来招待我们的菜也仅有两样：水煮丰收瓜和油煎鸡蛋。丰收瓜是在门前的瓜棚下摘的，鸡蛋却是社长跑了好几家才买到的，至于我们在蒙自新安所镇上买的三斤猪肉，虽然名为干辣椒炒肉，但肉却被炒成干巴状。最初我以是厨艺原因，后经教练班长提醒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样炒肉，可以多炼些油，那么晚上那顿饭，丰收瓜就可以不用水煮了。 吃饭时，社长的女人始终不见，说是拴马去了。他们才六岁的儿子被我往碗里搛了许多的肉和鸡蛋，早跑得不见踪影。 正吃着时，社长的岳母——一个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女人来帮女儿女婿给我们砍竹子来了，于是就和我们一块吃饭，但我发现，社长的岳母每次往那盛肉的碗里搛菜时，都是用筷蘸点油往嘴里送饭。 没有命令，没有暗示，我和我的几个兵都不约而同地不去碰那碗肉和鸡蛋，胡乱吃下碗里剩下的饭，先后离开了饭桌。社长的女人则是在大家都吃好后，这才匆匆而来，匆匆扒拉下几饭饭，碗筷也不及收拾，又匆匆拿上一把砍刀，沿着屋后那道清凉的小溪追赶走在前头的丈夫和母亲去了。 下午，社长一家把砍好的竹竿用马驮到山下，并给我们装上了车。一百五十根竹竿，我拿了一百五十块给社长，社比找补时，我说不用了，多付的就当是我们吃饭的伙食费吧。 我们的汽车很快驶出了那条仅能一车通行的便道，到了能通达蒙自，以及许多地方的柏油路上。从驾驶室里回头张望，社长一家早已不见，水头冲村以及山涧无数潺潺流淌的溪水也又隐匿在了五里冲水库边上那片连绵起伏随风舞动的翠绿之中…… 2004.7.7 云南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