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的安娜

陈二郎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既没有电视机，也很少看到收音机。

后来，我们庄上花东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唐长宽，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个手掌大的收音机，成天地拿在手上，好不风光。在巷子上走的时候，他开着。到我家参加大队会议的时候，他也听。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挂个广播，播音开始时先放《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播音结束时放《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中间，除了时政新闻、天气预报，就是播放《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天天放，天天听，在觉得有点无趣甚至嫌烦的同时，少年的我倒也学会了不少样板戏里的精典唱段，如《智取威虎山》上李勇奇唱的“早也盼晚也盼”，《红灯记》上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沙家浜》里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唱的智斗等等。而唐长宽那个红色的小小收音机里，不仅可以听到样板戏，还能听到讲话虽不懂、音乐却很美的外国台。这让十岁刚出头的我既感到好奇，又十分的羡慕。

大半年后，不甘落后的花东大队不仅装了电话机，还买了一台比我上学书本还要长的收音机，用于大队的高音喇叭扩音。因我的父亲当大队会计，我家又在花杨庄的中间巷子上，花东大队开会基本上全在我家，因此，花东大队的手摇电话机和那比书本还要长的收音机全装在我家、放在我家。于是，我就有了“假公济私”、“公物私用”的机会，偷偷地用大队的收音机收听外国电台里的音乐。

　　外国电台的讲话听不懂，叽哩哇啦的，但播放的音乐却是十分的优雅动听。或许这些播音里有反党反华的内容，有靡靡之音，但对我而言，讲话根本听不懂，音乐的优美却使我如痴如醉，“如听仙乐耳暂明”。放学了，星期天了，家里没有外人了，我就会拧开收音机收听外国台。《蓝色的多瑙河》、《多瑙河之波》、《溜冰园舞曲》、《梦幻曲》、《舒伯特小夜曲》等，以及后来的《如歌的行板》、《天鹅湖》、《圣母颂》、《幽默曲》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因为“偷听”而知晓的。虽然，我也搞不清作曲家是谁、演奏者是谁，也理解不了电台里对乐曲背景的介绍，反正就是觉得好听、百听不厌，以至于自己很少出门，很少出去与小朋友们打打闹闹。

一天，正当我在堂屋里一边把玩着哥哥积攒下的厚厚一搭子香烟壳子，一边开着大队的收音机听外国音乐，听得正入神、沉浸其中时，花东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唐长宽和另外一个庄邻进到堂屋里来了。原来，我忘了关大门了。唐长宽问我：“二小，你爸爸上哪儿去了？”我说：“下田了。”见我父亲不在家，一起来的那位庄邻对唐长宽说：“陈会计不在家，下田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吧。”唐长宽正准备转身离去，一看我手上玩着一搭子香烟壳子，就拿过去翻了翻。

不翻不要紧，一翻要了命。唐长宽指着一张“老刀牌”的香烟壳子对我说：“哼！二小，你不得了了。你不晓得这个反动啊，是修正主义啊？”我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他接着说：“你在家里听外国台，听修正主义的东西，我要告诉你爸爸。说不定，你爸爸还要挨斗呢……”听了大队革委会主任的这番话，我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一同来的庄邻直怪唐长宽：“你别吓小孩啥！二小，别听他瞎说，没事没事，你玩你的。”

后来，唐长宽在那位庄邻的连骂带拽中虽然嘻嘻哈哈地走了，但少年的我还是止不住的嚎啕大哭，实在被吓得不轻，哭得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