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四位扶风人的故事

乔山愚翁

毛主席和四个扶风人的故事

　　毛主席和四位扶风人的故事

一、张西鼎

　　张西鼎（1913～1977）又名张醒华，化名邓谦。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今属杨陵区）人。扶风高中前身高小毕业，1930年在凤翔军官学校入伍当了学兵。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被分配到第十七师任通信排排长。1937年12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奉派回家乡筹建中共扶风县委，任县委书记。是年9月因身份暴露，去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任赵寿山部38军98团3营便衣队长， 1940年春，参与中共38军地下工委的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张西鼎为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和解放陕南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2年深秋，汤恩伯的六个军对赵寿山部形成包围。中共军工委和赵寿山反复研究将部队拉向解放区的应急措施，又一次派张西鼎和范明到延安汇报请示。毛泽东先后两次召见他们。在详细地询问了38军的处境和赵寿山的行动计划后，毛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工作成绩、经验是好的，是我们党的统战工作的典范。今后党在赵部的方针是，进一步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坚持抗战到底。具体做法要隐蔽骨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要广交朋友，外灰内红，掌握兵权，保存实力，巩固好38军部队，北抗日本，南斗重庆。”还说：我们对赵军长是完全相信的，可向他公开38军中共地下党员名单，使赵心中有数。38军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越做越好。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会让38军“外灰内红” 。1943年，参加延安整风。

　　1944年冬，张西鼎和周仲英突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召见，派他们再到38军，帮助中共38军地下工委工作。临行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还意味深长地说：“山高路险，注意安全”。1945年元旦，张、周从延安出发，辗转回到38军驻地，整顿了中共地下组织，确立了工委核心领导小组，指定了各团、营、连的中共组织负责人，为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8月任17师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上党、平汉、冀南、临漳、白晋等战役。 1947年8月随部队转战豫西，10月在陕南和豫西等地进行敌后游击战争。1948年4月参加河南西河口战役。1949年1月参加湖北房山、竹山等战斗；5月陕南解放后，被调任安康军分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建国后，担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甘肃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54年任陕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诬陷，被迫停止工作。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5年重新工作， 1977年7月31日逝世。

二、伍真

伍真（1921～?）原名任清莲，扶风县法门镇宝塔村人，中共党员， 大学文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扶风高中前身高小毕业后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西安事变”后，她与进步学生一起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0年春天，他与延安教员黄正光在延安窑洞举行了婚礼（黄正光，越南人，越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留学苏联，为支持中国抗战来到延安，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胡耀邦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越南党中央决定调黄正光回国工作，夫妇俩面临重大抉择，伍真和黄正光虽然恩爱有加，但都是共产党人，都是忠诚于祖国的战士，都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分手是不可避免了。临行时，因交通不便，伍真无法送黄正光到飞机场，只能带着两个女儿在高坡上望着丈夫渐行渐远的背影，大哭着挥手送别。

　　不久，在延安的一次舞会上，毛主席得知她是黄正光的妻子，而且还有两个孩子，便关切地说：“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可以送你到越南去，你们夫妻俩总不能‘千里共婵娟吗’,还是要团圆嘛”。伍真深受感动，可是她现在想的是“自己首先是战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正是需要千千万万的为之流血牺牲的战士，这时候说什么也不能离开祖国！”，在越南去做部长夫人（黄正光回国后改名阮庆全，先后任越南教育部长、国家社会科学院院长），在这一人生重大的抉择面前，伍真决定还是留下来做普通战士，她对毛主席说“我不能离开祖国！”。

　　抗战胜利后，伍真作为延安保育院保育科科长，奉命与其他同志负责护送200多名孩子转战南北到东北解放区。1949年8月，又将孩子护送到北京，一个不少，一个不伤。

　　解放前夕，伍真和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孙方山重组家庭（两人婚后育有四个子女，他们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各有成就）。

　　1953年，黄正光率越南教育代表团访华，伍真陪他在北京育才小学看望了阔别八年的两个女儿——安娜和白兰（后来安娜和白兰移居香港，安娜的丈夫徐锡宜，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作曲《十五的月亮》等家喻户晓）。此后，黄正光多次委托访华团给伍真母女捎来衣物、食物。

　　之后，伍真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八十年代离休。

三、陈若愚

陈若愚，（1926～？）,扶风县新店乡黄甫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造纸制浆专家。福州市原科委主任。1936年扶风高中前身高小毕业，先后在眉县、西安兴国高中上学，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考入山东大学。1948年参加解放军并在淮海战役立功获军功章。1949年8月随部队进入泉州被派为泉州市军代表。1952年参加筹建福建南平造纸厂。次年，调广州造纸厂任技术科长、车间主任。同年4月陈若愚开始利用马尾松长网高速造纸机上生产新闻纸张获得成功，1955年利用甘蔗渣研制亚硫酸钠法生产漂纸浆获得成功。《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对他的光辉业绩做了报道。1956年5月29日12时毛主席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的陪同下来厂视察，亲切接见了陈若愚，陈若愚给主席汇报完造纸的情况后，主席握着他的手鼓励说：“你还很年轻嘛，好好努力工作！”。同时主席与他合影留念。

（1956年5月29日12时毛主席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的陪同下来厂视察。前排左一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三排右一为陈若愚）

　　1960年陈若愚调任福州造纸厂党委书记、厂长兼总工程师。1979年调任福州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调任福州市科委主任、党委书记。1990年离休。著有《新闻纸造纸工艺工程》等21部著作。他的事迹作为“造纸制浆专家”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

四、孙国祯

孙国祯（1924～?）扶风县南阳镇丰仪村人，中共党员，宝鸡市纪检委员原副书记。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扶、岐、麟山区游击队，1948年春去延安西北党校学习培训。解放后先后任职于宝鸡市民政科、纪检委。1956年调任长武县副书记。1958年长武、彬县、旬邑三县合并为彬县，任彬县书记处书记。1959年调西藏米林县组建米林县委、政府，担任首任县委书记兼军代表。参加西藏平叛。因平叛有功，1964年建国十五周年孙国祯以副团长兼秘书长的身份率西藏先进人物赴京观礼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当时孙国桢走在观礼团的前列，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光荣的一天”。

　　1973年孙国桢调回内地，先后任宝鸡农业机械厂、永红机械厂、叉车厂党委书记、厂长等。1979年任宝鸡市纪检委副书记。1987年离休。

（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