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 胡同里的风（修改稿）

于潭(闫驱)

　　　　崇文门外是南城

现在北京城里，平房四合院成了人们追捧的香饽饽。搜房网里查询平房四合院的价格，一平米十一二万算是便宜的，一平米动辄二三十万的平房也不稀奇。更有故宫周边的四合院，动辄都要几亿元。真是应验了风水轮流转的老话。四十年前的胡同破房熬成了皇帝老子的金銮殿。

四合院——老北京标志性的民居。浅灰色的墙，浅灰色的瓦，分上下正房和东西厢房。讲究一些的四合院有内外院之分。内院不设下房，外院不设上房，中间隔一道门楼。进门楼一定有影壁。有影壁的院落，前院迎大门口的地方，一定有一座镶在墙里的照壁。这等标准的四合院，门口一定有上马石，拴马桩。

这种等级四合院的主人，非六部侍郎以上之官员不得居住。北京南城的百十条胡同里，只有花市上头条有三四户宅子如此这般。位于西兴隆街的同仁堂乐家，和南五老胡同的新民大药房邵家是南城大户，因为发迹在清末民国，所以没有那么讲究。其宅子追求的是舒适的亭台楼榭。

小时候，到过邵家的宅子，前门在南五老胡同，后门在东河泊厂三条。虽然当时大半归属为一个单位的宿舍，但是依旧是假山曲径，亭台楼榭。前后两进院落，气势恢宏，建筑采用磨砖对缝工艺。

乐家的大宅院坐落在安静的南北胡同里，围墙比天坛的外坛墙还高。门卫不让进，里面传出轰隆隆的机器声。

南城还有一处深宅在东兴隆街南侧，是李莲英的外宅。四九年时，我家住在该院二进院正房。可惜，那时我还未来到世上，未曾见过。五三年时，北京成立中药材公司，选址在这所院子。清晚期太监李莲英在北京有几所宅子？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到过位于双桥地区的李莲英外宅，规模宏大，更像一所园林。二十年前，这所古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住宅楼。与之相反，位于东兴隆街的李莲英宅子被修葺一新，至今完好地保存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崇文门到天坛，从前门大街东侧到广渠门一线，放眼望去是一片波浪状起起伏伏的屋脊。其中，只有安化楼，218厂和116中学是四层以上建筑，鹤立鸡群。

我家离116中学很近。胡同里的孩子们，以向学校四层楼顶扔煤球为游戏。一天到晚，总能听到玻璃爆碎的声音。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多南城四合院，已不是电影中描写的那般静谧。院里人多，到处人声嘈杂。哗哗的水龙头声从早到晚，不歇不停。当年读到鲁迅小说《伤逝》，对子君租住四合院的描述，让我羡慕不已。只是不知，子君雨天上厕所是否也要带伞？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南城胡同里的四合院，已经退化成贫民窟。传统的门道被改造成住房。诗一样的房檐消失。房檐下，盖起青年人的新房。还有厨房盖在窗外，扩展成屋门。邻里间，常常为计较一块砖大的地方，而争吵得不可开交。

人们逐渐有钱了，油水填满肚子。传统的四合院内外也臃肿起来，再也没有往日的俊秀和端庄。为了挣钱，人不要脸，家还要什么脸？相信，八零后九零后的南城孩子们，一定没有见过真正的四合院和四合院曾经的平和气氛。

清晨，胡同里响起有节奏的扫地声。送奶车自胡同口，带着奶瓶间“哗哗”的碰撞声，慢慢走来。早起的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漱口刷牙，然后是嗓子里“咕噜咕噜”的漱口声。不时有“通通”的重脚步声传来。那是有人端着盛满夜香的痰盂，跑向公共厕所。胡同里到处飘来，人们高一声低一声的早起问候。

久违了，熟悉的南城胡同和旧日的平房生活。在南城住了三十年，对南城感情尤深。

到此，写下一百多篇回忆南城胡同的文章，放在《美篇》平台上，留给自己，也留给《美篇》的读者。以后的生活会继续，以前的生活不会重开。北京南城胡同的情景，永远存在过来人的记忆里。

底色

底色是最基础的颜色。人和社会也有底色。时代不同，人的喜怒哀乐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风气也不同。回味过去的生活，就是在欣赏每个时期的底色。

人在五六岁时，开始有意识无意识地接触社会，认识社会。

　　从睁开眼起，涌进人肚子里最多的东西是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歌里这样唱。“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有些偏女性化的曹雪芹先生这样说。

“男人和女人都是水拌着泥做的。”我这样说。

胡同里送水的程二爷个头不高，但是力气特大。和我个头差不多的木桶装满水后，程二爷嘴里哼着歌就拎到院里。

那时没有自来水。家家都有一口大缸放在屋檐下。缸真大，我挂在缸沿上，脚竟然站不到地。每逢这时，姐姐就说：快下来，前几天有小孩掉缸里淹死了。

程二爷的木制水车是椭圆形的，两只大木轮走起来吱扭吱扭响。冬天，胡同里飘来这声音时，我就跑到大门口，迎接程二爷的水车。

远远的，程二爷低着头，踩着雪一步一步走来。水车随着他的身体左右扭动。木筒四周挂满长长的冰溜儿。停下车后，二爷一准绕到车后，掰下一支最大的冰溜儿，乐呵呵地拿给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胡同里有了自来水，水流直径比乒乓球大。龙头的截门很高，即便是大人也要踮脚才能拧到。一百多户居民使用一条自来水管，使用率可想而知。即便是夜深人静时，自来水也在哗哗流淌。

龙头的水压很大，直直的水柱涌出足有一尺多长后，才披散开。夏天，孩子们蹲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澡，经常被冰冷的水流冲掉裤衩。冬天，水龙头四周成为冰场，半圆形的冰坡呈十五度角，由高向低长及三五米远。虽然大人们打水困难，孩子们却玩耍得十分惬意。从夏到冬，胡同里的公共自来水水台既提供生活用水，也提供游乐戏水。

之前，公共自来水龙头处是一眼水井。崇文区的三里河、桥湾、薛家湾、河泊厂这些胡同里的老地名足以证明，当时的北京南城水系发达。

恍恍惚惚记得那口井是方形，里面黑洞洞的，底下闪着晃晃悠悠的光亮。这应该是一九五八年之前。胡同还有送水的槽车。

想掰一根槽车下挂的冰溜儿，我才跟着它走到井沿，才见到井里的光亮，才有了今天记起的过去。那天，被人从井台拎回到家里。从此大人规定：不许走出家门口十米。

各院有了自来水，水似乎更不值钱了。每逢节假日甚至街道开会，胡同里管事的人都要安排各家各户清水泼街。泼街时，胡同里充满喜庆气氛。地上的水泼完之后，孩子们开始往墙上泼水，往树上泼水，相互往身上泼水。想来，傣族的泼水节也不过如此吧。

很长时间，水是廉价的。在过去的时光里，许多东西都是廉价甚至是无价的。学费是廉价的，医药费是廉价的，水费电费是廉价的。人与人的相互帮助是无价的。老师和医生的社会责任感是无价的。社会公职人员的殚精竭虑是无价的。老百姓的吃苦耐劳精神是无价的。

社会物质成本低廉的时候，人们的精神品味却是高贵的。今天的社会已经水涨船高。还是以水为据，其变化足以使人目瞪口呆。在水还是水的时候，超市里有的饮用水，一瓶标价几十元。不知喝这等高价水的人，拉出的是否还是人尿？

从水的廉价与昂贵之区别中，人们应该读出水之外的东西：我们的精神不能廉价了。

记不清是哪年。胡同里，到处都响着锣鼓声。房顶上，竖着挂上红布条的竹竿。大人们拎着一串串麻雀，相互间数着记着。有带围挡的手推车停在胡同口，里面堆着冒了尖的鸟儿尸体。其中不完全是麻雀。

父亲给我一根很高的细细竹竿，已经越过了房顶。竹竿上扎着一个布做的小人。坐在院子中央，身边放了一小捧黄黄的炒米，我双手握住插在地上的竹竿。父亲对我说：吃一粒炒米，晃一下竹竿，一会儿小鸟就会跳下来找你。

很长很长时间，一直不停地摇着竹竿，我昂着头看着竹竿尽头拴着的小人，连最爱吃的炒米都忘了。直到天黑，竹竿那头的小布人看不见了，小鸟也没来找我。

很快天热了，是知了刚刚开叫的时候。胡同里敲锣打鼓地成立人民公社。我不知道人民公社是干什么的。只是从这一天，跟着拿饭盆的姐姐，到胡同另一端的大屋子窗口处领菜粥。粥很稠，菜叶子很大，急急地往家走也不会溅出来。

墙上写着字，姐姐给我念：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

不几日，有胡同管事的人到我家。母亲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饼铛、一个被摔掉釉的搪瓷大碗，甚至我推的铁环都给了来人。

母亲和来人之间笑呵呵地说着，以后到公社食堂打饭，家里做饭的锅碗瓢盆没用了，支援国家大炼钢铁。

从这天起，家里只剩下领粥的饭盆，冬天取暖的炉子，烟筒和一条掏炉灰用的铁钩子。左右邻居中，只有大洋家有一只铜盆，被他姥姥擦得铮亮。铜盆不在钢铁的范围。

大人们在胡同口砌起一座比房还高的烟囱，粗得六七个孩子都围不住。烟囱下的坑里点着火。红红的火苗白天黑夜地燃烧。大人们的脸被熏黑，笑着互相道喜，说是要炼出钢铁了。

收来的家用钢铁物件像山一样堆在烟筒旁，一批批地投进火里。我在一边看着，因为这里有我的玩具。第二天早晨，锣鼓声把孩子们吸引过来。大人们身披红花，相互报喜。听说是夜里出钢了。一坨坨棕褐色的东西摆在铺着红绸的汽车上。

胡同里的公社食堂越来越红火。这年秋天，大屋子里还摆上长条桌子。桌上有肉馅的包子，还有集体使用的碗筷。上百人坐在一起吃饭，“咂咂”的咀嚼声居然也会震耳欲聋。

一年，又是一年。食堂的粥越来越稀。往家走的路上，我的袖口被溢出来的粥汤浸透。即便这样的稀粥也是在锣声响起后，我和姐姐冲在最前面才领到。队伍排得老长，管食堂的人说：这是最后一次免费粥。以后，人民公社吃饭也要钱了。

母亲发愁，家里没有做饭的家伙儿。街道发锅票，一家只有一口蒸锅。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用一口蒸锅炒菜，熬粥，蒸窝头和馒头。父亲开玩笑：幸亏炉子没拿去炼钢铁。

一九六零年的早春，北京奇冷无比。

　　像喝茶一样，有浓有淡。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有深有浅。人的记忆，宛如一条云遮雾绕的小径，回首遥望来路，只见一片飘渺摇曳，若隐若现。

弯弯的街道南段有间小铺子，不卖油盐酱醋，只卖孩子们心爱的玩意儿，譬如铁环、泥娃娃、各种五颜六色的纸印小画——那时我们管它叫“洋画”。

小铺是关老爷家的。他很胖，头顶锃亮，鼻子下边两撇灰白的胡子，高高翘起。关老爷不爱笑，总把凑上前的小孩呼作“小驴驹子们”。

我不喜欢他，却极喜欢他铺子里卖的东西，尤其是门口那个大木盒子。

木盒子里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格子。关老爷在每个格子里放进不同的玩具，再用纸仔细封好。孩子们只需花上二分钱，就能随意捅开一个格子，取走里面的惊喜。格子里物什的价值天差地别，有的不值一分，有的却能值上五分。这个神奇的盒子，勾了我好长时间的魂儿。春节攒下的几毛压岁钱，几乎全奉献给了关老爷的木盒子。每次交钱后，伸手指去捅那层薄薄的封纸时，心都紧张得怦怦直跳。可惜，结果大抵都是一分钱一支的棒棒糖。

我曾是胡同里第一个拥有小三轮车的人。车的前轮两侧装着脚踏，用力一蹬，车子便轻快地向前冲去。这辆车，让我一度成了孩子们拥戴的“王”。每天天还没亮透，我家门口就已聚满了等候的伙伴。

车被推到门口，大家便围拢上来，这个摸摸，那个碰碰，稀罕得不行——自然，都是在我的许可之下。

最好的朋友排在最前，享有先骑一圈的特权，其余则按交情深浅，依次排序。后来，我们索性改为三人一组：车座、车把各坐一人，车后杠上再站一人，同时负责用脚蹬地，助车半滑行。小车一路飞驰，我们便一路欢呼：“飞刀华来也！”

我们曾拥有一只深褐色的皮球，上面布满麻点，还有一个圆圆的气针孔。它比足球小，又比寻常的皮球大。那年春节过后，七八个孩子凑齐了全部的压岁钱，一同去到体育用品店。售货员满脸疑窦，一再追问：“一块七？你们哪来的这么多钱？”

球买回来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在胡同里摆开了战场。可没多久，皮球便“砰”地撞碎了一户人家的玻璃窗。我们连同那只惹祸的皮球，被大人厉声驱逐出了胡同。

第二天，战场转移到了“大街”上——所谓大街，其实就是能进出抽粪车的、建有公共厕所的街道。

不知是谁飞起一脚，那皮球竟不偏不倚地射进了厕所里。我们惊呼着冲进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皮球欢蹦乱跳地钻进了茅坑。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皮球瞬间就被冲走了。好在每个星期都会有粪车来清理。孩子们当即决定：等抽粪车来时，再把它找回来。

那之后，我们天天往厕所跑，翘首以盼着抽粪车的踪影。可后来听说，粪车早已来过，那只皮球，也早已不知被谁拾了去。

往事，特别是孩提时的往事，总是清晰地存储在心间，历历在目。孩子的心，如同一张纯净的白纸；而往事，便是那白纸上一幅幅清浅的生活白描。

胡同春秋

北京城里的胡同平房越来越少。这里说的，不是楼房一楼搭建的小房，不是前门外改造翻建后的高档四合院，更不是西四环那座楼顶上的悬空四合院。

我想描述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南城胡同里那一座座的平房小院，以及小院里人们的生活。

历史上没有明确记录，隶属于崇文区的这片南城始建于什么朝代。它北起前门到东便门一线，南至天坛公园南墙，西起前门外的粮食店街（前门外大街属崇文区），东至广渠门内白桥。北京的南城像兔唇般分为两半，一半在崇文区，一半在宣武区。

崇文门外大街和前门外大街是南城的主要街道。最初只有一趟有轨电车，从崇文门城楼到红桥东高地。后来加入了8路和3路公共汽车，分别从广渠门到景山后街，从光明楼到黄寺。六十年代初，又有了横贯东西的23路和从广渠门到左安门的12路公共汽车，为南城人服务。

这些公共汽车里，8路和23路最吸引孩子们。车是捷克产的老款斯柯达，全铝车身。柴油发动机启动时，需要司机用力拽动一条绳子，往往拽好几次才能点着火。车发动后车身抖得厉害，铝制车窗哗哗作响，淹没了人声。每次跟父母坐这两趟车之前，我都要先去厕所，生怕尿水被颠出来。

崇文外大街、前门大街是南城的传统商业街。那时，凡通公共汽车的街道都叫“大街”。不通车的胡同里也有热闹的市集，比如东花市里的南北羊市口、白桥到东高地的三转桥、打磨厂东街、茶食胡同里的薛家湾、兴隆街的黄门合作社周围，以及红桥附近的东晓市，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胡同里的商业区大多渊源已久，东晓市在清中期就是北京旧货集散地。我小时候，这些地方是居民主要购物区，经营柴米油盐、糖果点心、土产建材和小五金的门店星罗棋布。

胡同里的人去前门大街、花市大街，通常会穿戴得干干净净。再去远些的王府井，虽说直线距离不远，但有城墙阻隔，南城人过去很是蹩脚，需要绕道。文革前不久，正义路南端的城墙被扒开一个“V”形口子。南城人开始踏着碎砖黄土，翻过残墙断壁，路程近了一半。去王府井的人渐渐多起来，踏出一条路。如今，这里已建成宽阔笔直的祈年大道。

都说南城人穷，其实南城不乏富家宅邸。西兴隆街的同仁堂乐家、东兴隆街的李莲英外宅、外宅对面海军俱乐部的欧式建筑、南五老胡同的新民大药房邵家等，都是旧时北京的顶尖富人。解放后，一些显赫人物也住在南城，如花市头条的方毅、奋章（粪章）大院的郑三生。

崇文门外大街北段路东有四条很长的东西向胡同，是南城的典型代表，从北向南依次名为：上几条、中几条和下几条。上几条的住户大多富有，门口有上马石、高青石台阶和威武的门楼。中几条的住户多是小业主、小商户、小职员，门庭清素，也还富足，孩子们多有教养。下几条则热闹多了，不仅大杂院住户繁杂，房屋也多是用“核桃砖”垒墙，外挂青灰。这里的人特“京味”，说话粗声大气，习惯侧棱着膀子，远远地和人打招呼。著名快板书演员高凤山就住在下四条。

我们胡同里有两位“名人”：一位是姓卞的街道主任，另一位是每晚在胡同里舞刀弄棒的磁器口玻璃店职工刘家兄弟。

那时的街道主任多是女性，卞主任也不例外，是位文文弱弱的街道妇女。听说她和丈夫过去都是小学老师，六零年国家困难时期，卞老师被精简下来。她家住在胡同里唯一一座灰砖立墙的土木结构二层小楼里。做街道主任是尽义务，没有收入。一九六一年春天，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卞主任天天走家串户，传授“一个馒头的面蒸出两个馒头”、“一碗米的饭蒸出两碗饭”的技巧。有一次她在我家传授完技术，去邻院时晃晃悠悠地倒在了院门口——大家都明白，她是饿晕了。改革开放后，一些影视作品里调侃街道积极分子是“小脚侦缉队”，但说句实话，卞主任和那个时代的街道积极分子，都是好人。

每天晚饭后，在胡同里练把式的玻璃店小伙子，身材壮实得有些变形，胸肌特别发达，被孩子们叫做“大包子”。他还有三个弟弟，个个是胡同里的好汉。每天晚上，“大包子”就带着三个兄弟在胡同宽敞的地方耍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他们既不圈地卖艺，也非招摇过市，纯粹是喜好，喜好把身体练得牛犊般结实。然而，别看年轻时身体健硕，寿命却都不长，老大和老二四十出头就病逝了，老三和老四后来也杳无音信。

我家对门院里住着一户有意思的人家。老太太是原配（大房），带着三个二房的孩子过日子，邻居叫她“尖妈”。我很小的时候，她家老爷子和二房太太相继去世，出殡那天喇叭吹得震天响，墙皮都震得往下掉。等到我能理解这个特殊家庭时，已上了小学。

尖妈梳着油光锃亮的后髻，髻上总插着一朵干花，向上翘着。她的脸是螺丝型，下颚尖尖，鼻头细高。我分不清人们是叫她“尖妈”（形容尖刻）还是“兼妈”（意指兼顾两房）。她在邻里间有些“大地主婆”的架势：霸道、蛮横，终日在门口指桑骂槐。

尖妈是房主，住正房。东西厢房租给第四医院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护士。护士的丈夫是右派，关押在外地。尖妈欺负护士一家是出了名的，连护士洗完菜的水都不许倒在院里甚至院门口，说“守活寡的人，用的东西都要扔得远远的”。我曾亲眼见到护士端着脏水走出几十米，倒进公共厕所。

院里倒座房住着一户工人，儿子叫福来，是个消防队员，为人仗义，天不怕地不怕。有几次尖妈欺负护士家，都是福来打抱不平，为此他还揍了尖妈的儿子。

尖妈带着二房的一儿两女。皮肤白的女儿叫“白姑娘”，皮肤黑的叫“黑姑娘”，都戴眼镜，黑姑娘戴黑框，白姑娘戴白框。由于年龄差太多，我没和她们说过话，只记得二位姑娘很时髦，穿布拉吉（连衣裙），骑自行车。尖妈的儿子叫小贵子，高个、长脸、大喉结，喜欢显富。六十年前，小贵子就穿透明汗衫、活里儿夹克，这身打扮在南城胡同里可不多见。尖妈最疼这个儿子，刚上初中的小贵子，口袋里的钱包就已经鼓鼓囊囊。

一九六二年深秋，一个寒冷的黄昏，尖妈院外墙上出现了用粉笔写的反动标语。那时我刚识字，看见五个歪歪扭扭的拳头大字。福来大声吆喝孩子们回家，自己站在标语前用肩膀挡着，等公安局的人来。约莫半小时后，胡同口开来一辆吉普车，下来四个端枪的警察和两只大狼狗。狼狗直接扑向尖妈屋子，把吓成一团的小贵子拖了出来。小贵子最终被送往宁夏劳教，再没回来。

从此，尖妈再不敢站在门口骂街，护士一家的洗菜水，也终于能倒在窗下的花坛里了。

　　每每看到电视剧里，一个个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八路军战士，就觉得好笑。看来，导演实在没办法解决人的时代差距。现在胖人多，欲找百十个身体精瘦的群众演员饰演八路军战士，比登天还难。这不像过去，南城胡同里的孩子，个个精瘦。

北京的南城胡同布局七扭八歪，宽宽窄窄，颇有些《水浒》祝家庄的韵味。以三里河附近的河泊厂胡同群为例：东西南北有五个出入口，被分为河泊厂胡同，河泊厂东巷，河泊厂南巷和河泊厂北巷四个区域。

在四个区域里，小胡同交叉，死胡同林立，胡同口径宽窄不一。最窄处是河泊厂北巷的11号院到13号和15号院的胡同拐弯处，长度十几米，宽度不足六十厘米，成年人通过则需侧身而行。

记得有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淘气孩子，非要骑车试试，结果被卡在里面，进退不得。

第二窄的胡同，要属河泊厂东巷小北口。这是条交通要道，向北是茶食胡同，通往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还衔接繁华的花市大街；东巷往南指向天坛公园和崇文区文化馆电影院。可以想象：每天人们上下班和上下学的往来人群，每晚电影散场，分流过来的观众涌满胡同的情景。

小北口最窄处有一辆半自行车把宽，还带一溜长长的慢坡。孩子们喜欢从小北口的北坡，骑自行车一路铃声，风驰而下。两边行人急忙贴在墙边站住，有的还被挤进路边小院里。

河泊厂胡同群北侧有三个出口，都在半坡上。除小北口外，依次向西是北巷的西大炕大口，最西边的南官园口。西大炕北口很宽，可以走解放牌大卡车。西大炕有片六七十米见方的空地，每年冬储白菜和冬储白薯，春节期间的食品供应都在这里完成。届时，河泊厂胡同群的近千居民，都要聚集在这里。

河泊厂的地势北高南低。胡同里有多处院子建在凹地里，比如河泊厂胡同13号。根据河泊厂三个字分析，再看看北高南低的地势，和数座建在凹地里的院子，不难想象河泊厂胡同群所处位置，在清中期以前是一片湖泊，或许时间还要更早些。那时金鱼池，河泊厂，三里河和桥湾一带是有桥，有水，有码头的湖泊。

六十年前，河泊厂东巷三条直门里的清代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依旧还在。

河泊厂胡同13号在这一带享有盛名。13号院坐落在大约百十平方米的大坑里。走进门楼后，先要下七八级台阶才能到院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河泊厂只在13号院有台公用电话。公用电话是个长方形的黄色盒子，拨盘在盒子上，听筒拿在手里，打电话的人对着盒子大声嚷嚷。尤其喜欢大人打完电话后，挂上听筒的“叮当”一声，悦耳动听。

除了一台公用电话，河泊厂还有一家粮店，一家副食店，一所小学。有意思的是粮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北京流行自动化服务。河泊厂粮店的自动化售粮引人注意。粮店屋里，靠墙边立着一排售粮机。买粮食的人把粮口袋套在出粮口上，按一下旁边的电钮，所买的粮食便自动流进口袋里。

自动化卖粮没有坚持多久，便停止。因为机械传动装置经常损坏。粮店职工不用手工卖粮了，却经常趴在机器上修修补补，弄得双手油乎乎的。日常维修时，工作人员也需要使用机油。自从使用自动售粮机起，粮店里的米，面总有股机油味。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不到年底，自动售粮机已经羞答答地躺在粮店门外边。

如今，南城河泊厂胡同群已经从北京城的版图上消失。“河泊厂”三个字也已不再使用。河泊厂的老住户们，有的分散到南苑一带，有的在原地搬上楼房。2012年春节初五，我们几位年近六十的河泊厂人，聚会在一位回迁的老邻居家。她是院里唯一健在的长辈，已九十多岁。老大婶身体硬朗，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道：“小兔崽子们，都是当年河泊厂的孩子。那会儿你们瘦呀，一个个像麻杆儿似的”。

（东河泊厂小北口）

　　一九五八年，南城胡同里涌现出许多小工厂。政府号召妇女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街道工厂的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家庭妇女，俗称“街道老娘们”。

我住的那片胡同里有家小五金厂，位于东河泊厂北口的上坡处。因其工人数量多（二十多人）、占地面积大（百十平米），算是街道工厂里的“龙头”。紧挨着它的西侧是一家弹棉花厂，再往西则是一家榨油厂。西河泊厂的西大口，有一家炒货作坊和一家染布作坊，是由公私合营改造而来的。由于“工厂”这个名号与“工人阶级”的身份紧密相连，因此哪怕只是拥有一间操作间的作坊，也都冠以“工厂”之名。

从这两家由作坊改名而来的工厂再往南走，可见一家木材厂和一家铁工厂。木材厂主要生产包装用的木箱，院里还摆着几口棺材。看来，它大抵是由从前的棺材铺演变而来。铁工厂坐落在通往桥湾胡同的斜口胡同里，它的前身是一家铁匠铺，门口总回荡着“呼哒、呼哒”的风箱声。

东河泊厂厕所旁，有一家服装厂，算是规模较大的街道工厂。服装厂占用了一座标准的四合院，解放前归一位韩姓资本家所有。厂里使用的缝纫机，都是街道妇女们从自家抬来的。机器入了公，人也自然成了厂里的工人。她们还在胡同南口临街的把角处，开设了一家门市部。这家前店后厂的服装厂里有几位裁缝，承揽着胡同左右住户的裁剪制衣活儿计，衣服做得还不错。

周围最大的街道工厂，当属西河泊厂西口的豆粉厂。厂里有十几名职工，独占一座大院子，且男职工人数超过了女职工。一九六一年，由于饥荒，街道工厂纷纷关闭。胡同里唯独豆粉厂和小五金厂仍在坚持生产，并且拥有了正式名分：崇文区豆制品三厂和崇文区电木工具厂。

这两家街道工厂在所有制上，属于最低级的公有企业——小集体所有制。十年之后，留城和因病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成为这两家小集体所有制企业中，首批由国家统一安置的职工。虽然工资微薄，环境艰苦，生产力低下，但他们拥有了一份固定工作，与那些最终也未能回到北京的知青相比，已属幸运。

不应抹杀大跃进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街道工厂的历史功绩。这些工厂将许多不识字的家庭妇女组织起来，边生产边学习，为她们个人乃至社会都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正如抗美援朝战争，打的不仅是战争，更是尊严。一个积贫积弱百余年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的愿望，在西方人眼中曾遭到极度藐视。这一仗若是不打，若是不打赢，我们都将被人踩在脚下。然而，中国不但打了，而且打赢了，更是打赢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世界各国无不对新中国肃然起敬。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赢得了十年的和平建设期。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的这段相对和平的岁月，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休养生息之机。

一九五八年城市中涌现的街道工厂，催生了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和对国家发展的向心力。中国的家庭妇女也正是从这一年起，正式步入社会，参与社会建设。自此，再无人敢小觑中国妇女的力量。

　　现在的青年人不会知道。六三年之前，南城胡同大都是土路。每年五一节、国庆节前一天，胡同里的居委会人员都要挨家挨户通知：为迎接节日，各家各户统一向路上洒水。久而久之，南城胡同里的居民，把这项活动统称作泼街。

泼街时，大人们把自家的脸盆、水桶交给孩子。泼街用的都是干净的清水，像用过的洗脸水、洗菜水，是断然不会泼到街上去的。

孩子们先是把装满水的盆、桶放在地上，然后弯下腰，用双手舀了水向四周撩洒。

一层层水落在干涩的浮土上，水珠打着滚地散开。

第一盆水小心翼翼地洒在门口。第二盆水紧接着泼出，压着前一道水渍的边缘向外扩散。待到第三盆，孩子们便没了耐心，索性奋力泼向更远的地方。

几盆水过后，泼出的水已没有了节奏感。满盆水到门口后，一下子便扇面状冲向空中。待水落下时，细细的水雾迎着东来的阳光，显出道道五颜六色的彩虹。

一盆、两盆、三盆……孩子们端着盆，争先恐后地挤向那能制造彩虹的“宝地”，奋力将水扬向空中，然后屏息驻足，仰头欣赏自己亲手创造出的奇妙景象。

鞋子湿透了，裤腿也湿了半截，泼出去的水在脚下汇成了涓涓细流。家长们开始大声斥责：你们是泼街，还是玩水？

孩子们面面相觑，缩头缩脑地拎着盆、桶跑回各自的家。

我那时并不知道，家里买一缸水究竟要花多少钱？每次泼完街，水缸都会见底。

后来，院里装上自来水。泼完街后，听家长说：用去“半个字”的水了。（据说，“字”是当时水表上的计量单位）

南城的胡同弯弯曲曲，长长短短，最宽处也不过五米，窄的地方一米有余。泼街后，胡同里便飘起阵阵湿土的清香，沁人心脾。

五一和十一前的泼街活动，持续到文革之前。那时，居委会在胡同里，有强烈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居委会人员有个很侠义的称呼：街道积极分子。

居委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居委会人员没有任何经济补贴。我家那片的居委会主任姓卞，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软软的，爱笑，总是微眯着眼睛，揣着两只手出现在各家各户面前。她家住在胡同西头，一座灰砖砌的二层小楼上。

那年，街道里组织开会，选举区人大代表。会场设在她家里。现在想来，居委会办公室一定也在她家里。

一次，主任头上裹着纱布。听大人们说，卞主任的爱人是个体育教师，酗酒，酒后经常打人。胡同里的孩子们都自觉地站在卞主任一边，看到红脸的体育老师骑车过来，总有人大喊——酒鬼，以表示憎恨。

南城胡同的街道居委会，在居民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只尽义务，没有任何索取的街道积极分子，成为胡同里的当家人。从邻里矛盾、家庭内部纠纷到国家大事，统统由他们处理、安排。不管胡同居民在单位担当何种职务，回到家里后，都接受街道积极分子的领导。

在孩子们心目中，街道主任和老师、家长一样重要。

　　十几年前，在一次乡村旅行中，我幸运地捡到几件老物件：一对民国量具——松木材质的木斗；一只缸砂胎的民国酱釉油灯。松木斗捐给了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建元草原文化会所。那只毫不起眼的民国酱釉老油灯，则一直收藏在家中。

灯的诞生，定然是与黑夜的一场约定。可以说，在人类掌握钻木取火的当晚，第一簇人工火种被置于容器之上。漆黑的夜里，容器中的火光照亮了四周，灯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希望。传说，最早使用灯的人，是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

据史料记载，目前所见最早的灯具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灯。《尔雅·释器》中有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同镫，灯）。”可见，“豆”正是灯最早的雏形。

直到今天，市面上出现的油灯，也大多还保持着“豆”的形状。

汉代以后，灯的外形开始变得多样，出现了精美的人物造型灯，如“长信宫灯”；也出现了一灯为主、多灯为辅的“簇拥式”豪华铜灯，可谓古代的“吊灯”。北宋时期出现的青瓷五筒尊造型，可视作南北朝这类簇拥式灯具的流风余韵。

油灯，堪称人类文明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工具之一。那立于底座上的纤细腰肢，托起盛油的灯盏。无论是草质还是棉质的灯芯，浸满了最初的动物油、植物油，乃至后来的煤油，便在黑暗中摇曳放光，一照便是数千年。

黑夜有多长，灯光的历史就有多长。我们今天使用的电灯，历史不足一百五十年。与之相比，它还只是个新生儿。

因为南城过去经常停电，小时候，胡同里家家户户都备着应急的灯具：有蜡烛，有自制的油灯（在小瓷盘里倒点煤油，埋上一根棉灯芯），也有不多见的古朴老油灯。

胡同里每月总要停上一两次电。每次停电前，街道干部都会通知各家各户：“今晚停电两小时。”

通知一下，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总要欢呼一阵。因为“停电可以不写作业”，这已是家长和学校之间不成文的约定。

晚饭是在愈发昏暗的屋里进行的。起初还能勉强看清碗里的菜，吃到后来，便是就着微光，连白花花的碗沿都需用筷子去探寻了。

母亲划亮火柴，点上桌上的油灯。那油灯是将饭碗翻过来，在碗底里倒入煤油做成的。浸了煤油的棉芯很粗，火头也大，一跳一跳地冒着黑烟。灯光下，人的身影被放大数倍，幢幢地投射在墙壁上。

蜡烛是按本定量供应的，每户每月大约只有四根。一根拇指粗细、半尺来长的白蜡，顶多能燃半个钟头。所以，若非有客来访，母亲是绝舍不得点蜡烛的。

她把蜡烛仔细地收在墙上的储藏柜里，和粮票、副食本包在一起。如今回想起来，幼时的我只知埋怨母亲吝啬，却从不曾想过，她是如何在一片昏暗中，摸索着为全家做好一顿晚饭的。

油灯的形态，几千年未曾大变。父母为子女含辛茹苦的情感也世代传承。这一切，原始而本能，却构成了人间最坚实、最温暖的底色。

同院的西屋，住着两位相依为命的七十多岁老人。那间屋不足五平米，我叫他老爷爷。

在我的记忆里：老爷爷的老伴很矮，很白净，总是弯着腰，戴一顶圆圆的黑绒帽，抬头时便是一脸慈祥的笑容。

老奶奶是得咳嗽病去世的。那年春天，她一夜连着一夜的咳嗽声，至今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

老爷爷家有一盏油灯，是黑色的，上面套着透明的玻璃灯罩。停电时，油灯就放在窗台上，熠熠的灯光能照亮好大一片漆黑的院子。

二零零二年秋天，我和家人来到密云深山的蔡家甸。密云有多大？蔡家甸有多远？这回算是领略了。从朝阳区的家到密云城区，有八十多里地。从密云城区到蔡家甸，又是八十多里地。

那时，这里少有城里人造访。在一个闲置荒芜的院子里，我拨开半人高的蒿草，走进无人居住的北屋。听村里人说，原来的主人早就搬去了密云城区。

屋角扔着一对木质的斗和升。后窗台上，却端端正正地摆着一盏缸砂胎的酱釉老油灯。它的主人进城去享受现代的光明了，而这盏在多年岁月里为他们投送光明的老伙伴，却被遗弃在此。我小心地，将它攥在手里。

挂在墙上的记忆

2024年元旦。这是我走进的第七十个元旦。人的一生有许多次觉悟，或称灵感闪现：咿呀学语的婴儿突然清晰地喊出“妈妈”；入学后因一件事领教了老师的偏袒与自身的孤独；某个清晨，蓦地从女同学身上嗅到一丝异样的芬芳；步入社会，第一次领到工资时，全身瞬间充满独立的力量；在产房外听到孩子初啼，油然而生沉重的责任感；父母相继离去，在送行的路上，开始真正凝视死亡。

清晨，当我步入生命中的第七十个元旦，一种淡淡的滋味在心中倏地涌起，将我带回了另一个同样久远的元旦早晨。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只记得那时我的个头，眼睛才刚刚能平视到桌沿上的碗边。那天早晨，一股诱人的发面炸糕的香气丝丝缕缕地飘来。

母亲为全家准备发面炸糕，必定是到了特别的日子。发面炸糕，总是和好日子联系在一起。

屋里洒满阳光。炉子上的水壶“突突”地吐着白汽。桌上还摆着一盘瓜子，一小碟没有糖纸的粽子糖。

父亲惬意地靠在屋门旁那张椭圆形的茶桌边。看得出他心情很好，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指着刚挂上墙的新日历，对我们说着什么……

直到今天，这幅宁静的画面，依旧清晰地烙印在我心底。

这一天是元旦，这一天如此温暖，这一天父亲买回了一本新的日历牌。那是一张印得花花绿绿的长方形纸板，上面挂着一叠豆腐块般薄厚大小的纸页。

挂在墙上的日历牌，由黑、红、绿三色纸页组成。黑色的最多，红绿色的很少。我天天都盼着绿色的页面出现，因为绿色之后，便是红色的星期天。

日历牌被高高悬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为了撕下过去的一页，我得爬上椅子才够得着。

日历印制得很简单，只有年月日和法定节日，薄薄的纸页能透出阳光。后面的挂板是草板纸做的，印着传统的杨柳青年画。

每天撕日历，成了我和姐姐争抢的差事。后来，她撕一张、我撕一张的竞争愈演愈烈。一天，刚吃完午饭，我便急着爬上凳子要去撕新的一页，遭到了母亲的大声呵斥。

撕下的日历页大有用途。我把它仔细夹在书里，第二天带到学校，送给要好的同学。

这样一份简单的日历，在大多数同学家里是没有的。家里有日历的同学，会把昨日的页撕下带到班上。上课时，在纸页背面画只小鸡、小鸭或一朵小花，在课堂上悄悄传给亲近的伙伴。

老师仿佛脑后长了眼睛，一边背着身板书，一边厉声指出：“有同学在做小动作，我已经看见了。”

一本小小的日历，在我们那个年代，承载了许多：好奇、知识、财富，还有友情。世间许多事物皆是如此，在特定的时空下，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

时光本无序，人们创造出计时之法，将无序变为有序。生命本平等，人类用财富多寡，将它描绘成不等。是早晨好，还是夜晚好？是平凡好，还是显赫好？我说，自然而然最好。

人生有执念，常困于刻意求全；世事本无常，当顺势而为。即便普通如一本日历牌，在人们欲望的驱使下，也踏上了颠簸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不知哪位“智者”首创了铜版纸的12页对开挂历。起初是大明星、大美人、名主持人占据画面，后来更是引入一些衣着暴露、姿态媚俗的形象，并美其名曰：“艺术”。传统的严肃词汇被弃之不用。一些作家还将所剩无几的严肃字眼，辟出一角，用于将情欲的宣泄包装成文学的正统。不知“丰乳肥臀”之类的词藻，是否已被收录进新版《辞海》？

自然些，再自然些；清淡点，再清淡点，有何不好？在国家日益富强的同时，社会也悄然失落了一些宝贵的传统美德，例如：

——平淡

——安静

——中和

——清廉

有些幸福，写在脸上；有些痛苦，刻在心里。有些历史，被抛在脑后；而有些记忆，永远挂在了墙上。

二宝家的丧事

二宝家在胡同里，属于家境殷实的一类。他家有一处标准的两进四合院：正院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前院一间门房，一间东厢房。

挨着前院东厢房是一棵秋天硕果累累的枣树。

在前面的博客里，专门写过二宝的母亲：枣核型的尖脸，眉清目秀，却镶着一颗明晃晃的金牙，应该属于时代的败笔。她操着一口地道的晋南腔，由于出身过高，所以对胡同里的街坊总是唯唯诺诺，连说话的声音都细细弱弱。

一九六二年，我上二年级。那年秋天，二宝的父亲死了。

白天，二宝家在胡同北口的装裹店，买回许多纸人纸马。

入殓时，二宝的父亲穿一身黑色绸子衣裤，平平稳稳地躺在棺材里。棺盖摆在棺体的侧面。

晚上。二宝家来了十个身穿袈裟的和尚。院里摆张很长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盘盘碗碗。晚饭后，天已大黑。和尚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

领头的和尚坐在桌子的北端，面向高高架起的黑色棺材。他面前摆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和一只饭碗大小的木鱼。

开始，和尚们都闭着眼睛，嘴里哼哼唧唧地念念有词，大约有个把小时。大约到深夜十二点的时候，为首的和尚敲起木鱼。

“得得”的木鱼声在寂静的夜里，分外瘆人。和尚们一起放开喉咙，像是唱支合唱歌曲。

此时，我站在为首和尚的左边。发誓：清楚地看到和尚面前的镜子里，闪出一个人形影子。

影子没有停顿，而是从镜子的一角消失了。

大和尚和我看到情况的一样。待黑影消失以后不久，他停止敲击木鱼。所有和尚停止了诵经。

灯光下，几个人走过来，抬起放在一边的棺盖，开始封棺。打钉的人不停地说着“躲钉”两个字，似乎在告诫棺材里的死者。

天快亮时，送葬队伍出殡。黝黑的大棺材被缓慢地抬起。漂亮的纸人，纸马被投入火中。霎时，腾起的黑烟填满了，并不宽敞的胡同。

胡同里的街坊们都躲在自家门道里，远远地向出殡的队伍张望。

那天，从故人装棺，念经，封棺到二宝摔盆，出殡，我都挤在前面看热闹，早晨困得不成。

多年以来，看到镜子里的影子之事，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今天以前。

轿子王

南城河泊厂胡同的轿子王要是还活着，应该不下一百二十岁。

轿子王住在我家大门左边，南北横胡同的东侧。院子是标准的两进深，南北正座，向西开门。轿子王家住里院西厢房两间。解放前，为了方便开轿子铺，轿子王在西厢房正屋的西墙上，朝外开了一个门，形成一间门脸房。

我记事时，胡同里的住户办喜事已经没有人再坐轿子。轿子王的轿子放在前院，漆皮斑驳，晃晃悠悠，成了孩子们上蹿下跳的玩具。

轿子的活杠被扯下来，横别在轿子王临街的商铺门脸中间。一天到晚，轿子王总是脸朝外，哼哼唧唧地唱着小曲，半个身子趴在杠子上。

这就是轿子王给我留下的印象。他家的商铺临街门门槛很高，下边垫了最少五级台阶。不再经营轿子铺的轿子王开了家小食品店：有棍糖，芝麻糖，糖稀溜，还有酱油，醋和散白酒。

站在门槛上，轿子王穿着人字口布鞋的脚，正好齐着我的肩头。一群孩子围在小铺门口，听轿子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回家拿钱去，二分钱一绕糖稀溜。没钱可不成，没钱只能站着看看。

轿子王说话吐字不清，还带着浓重的后腔音，三四个字一组，一股一股地向外挤。我在下边端详他：面皮很白，两颊有一串串黑斑，长长的眉毛白了一半，眼眶深陷，里面的眼球已经模糊不清，是黄色的。

没有长性的孩子走了。轿子王伸出手，用指头点着：一个，两个，三个，得嘞，今儿就你们三个有福气，没白等。

说完，他转回身，脚拖着地，弓着腰，头略倾向前方，慢慢地进了里屋。

三根手指头长的竹棍，棍头卷着蚕豆大小的一坨糖稀，分到三个孩子手里。

听大人们说，轿子王年轻时，身板很棒，走头杠能一口气到前门脸儿。后来，他腰坏了。后来没有人做红事租轿子了。后来轿子王开了这家小杂货铺。因为腰痛，他总是趴在门口的横杠上，给街坊们拿要买的东西。

三分钱酱油，二分钱醋的生意，支撑了轿子王好几年。

轿子王有一儿一女都不在家住。女儿虽然长得也很白，但是脸盘子大，五官生硬，从不搭理小孩。有孩子管她叫大白屁股一只眼。

轿子王的儿子一表人才，据说在酒仙桥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他留着大背头，蓄着小胡子，穿着双棕色的大皮靴，走起路来，步幅很大，远远就能听到咯噔咯噔的皮鞋声。孩子们给他起外号：匈牙利。

一天，匈牙利带回家一个面目清秀，走路轻轻盈盈的上海女人。一帮孩子聚在小铺门口，向里面好奇地张望。

那女人的裤腿好细，是粉色的，像只鸡腿，半截腿肚子露着。她还描眉，弯弯的，有半条冰棍棍长。尤其是说话，稀里哗啦地像是倒水，根本听不懂。

轿子王本来就耳背，大声地说：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门口的孩子们起哄：匈牙利找了个外国媳妇。

上海女人一点儿不生气，还给每个孩子一人一块粽子糖。

两个时髦的人在南城胡同里进进出出，绝对是一九六零年的一景。

轿子王的儿子结婚时，也没有用轿子。

长舌妇

南城七拐八绕的胡同里，并非总是和谐安详。正如杨志卖刀，偏撞上牛二；武松归家，却遇上潘金莲。南城的胡同生活中，也少不了“长舌妇”的身影。老北京流传的一些糟粕，诸如无事生非、挑拨离间、指桑骂槐、气人有笑人无等等，被她们发挥得淋漓尽致，且颇有市场。

我家住的院子，正在一个丁字胡同的拐角。站在院门口南北望去，左右又各挂着一条东、西向的死胡同。

这片胡同里，约有二十几个院子，住着六七十户人家，总有三四百口人。南边的死胡同里有几家大户，比如解放前开新民大药房的邵家老四。邵四爷是个长相、穿着都很体面的秃顶大汉。

丁字胡同那“竖腰”的中段，住着盛锡福帽店的本家老二。他家是女人当家，性情很文静，全家老小进出胡同从不驻足，总像一群受过惊吓的鸟儿。

胡同里像我家这样给国家办事的也有几户，算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住户，都是在打磨厂至崇文门一带经营的小业主。他们虽无多少浮财，却在胡同里拥有自己的宅院。解放前后的社会变革，对他们的冲击不算剧烈——解放前他们不算出人头地，解放后也不在新政权的重点打压之列。公私合营时，他们那点店铺产业大多被纳入改造，早早合营或上交了。于是，许多手工业主便这样成了“工人阶级”。那时北京城没什么大工业，这些小业主自然就成了工人队伍的一员。

曾有部门发布统计称，近些年国人拥有房产的比例已远超西方。看来，这个部门或许未能充分体察国情。中国人历来有买房子置地的传统，这些小业主经过多年积攒，多在解放前就已置下自己的产业。

解放后，新的矛盾也在这些院落里滋生。新中国成立，城里涌进大批外地干部。过去独门独院的宅子，被安排进了新住户。虽说有房租可收，但原主人心里总不是滋味。宽厚些的房主，克服一下也就和睦相处了；那些斤斤计较的，则心有不甘。于是，邻里矛盾成了那个年代一道突出的社会景致。

我家对门的院主是位小脚老太太。她个头不高，脑后的发纂每天都梳得油光水亮。她的脚是尖的，脸盘是尖的，连为人也透着尖酸刻薄，孩子们背地里都叫她“尖老太太”。

听说尖老太太是过去的二房，三个孩子里，只有贵子是她亲生。她院里还住着一户水泥厂工人全家，以及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医院护士。

我从未见过护士的丈夫。隔三差五，就能听见尖老太太用尖厉的嗓音咒骂她家的黑白二姐：“你们他妈的在我院里住着，还装得人五人六。哪儿来的滚哪儿去！”

可转眼在院门口，又能看见黑白二姐在那儿吃吃地笑。过了一会儿，护士便拉着两个孩子，急匆匆地出门去了。

姐姐告诉我，这叫“指桑骂槐”。

我家院门左手边，是个有着高高台阶的小商铺。已记不清那铺子卖什么了，只记得老板娘叫王老太太。她爱嗑瓜子，只要瞧见护士拉着孩子匆匆走出院门，她便从嘴里吐出瓜子皮，狠狠地“呸”上一声。

风波过后不久，护士还是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那时搬家是件稀罕事。国家不分配住房，也不协助换房，找房子全靠亲友担保。因此，人们即便与恶邻为伴，也多半选择忍耐。

护士家搬家时，我去帮了会儿忙。只因她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名字倒还记得，叫高扬。

冬天的夜晚，胡同里格外寂静。偶尔有卖茶汤的担子路过，挑担人敲着清脆的铜锣。如今舞台上表演的吆喝，与我小时候听到的已大相径庭。除了卖小金鱼和磨剪子磨刀的吆喝，专家们展示的那些，我这岁数的人压根没听过。真不知他们是怎样把清朝商贩的吆喝“继承”至今的。

倒是胡同里那些无端的骂声，我有幸身临其境，聆听过不少。

“有人生没人养！”“看在眼里拔不出来！”“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养个贼子让人怕！”“大奶奶我就横着出来了，怎么着吧？”

每当听见这些胡同里的“标杆人物”凶神恶煞般地表演，便觉得她们像是从阎王殿里跑出来的老鬼。

丁字型胡同里，有正式工作的女人不多。而那些职业女性，大多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她们衣着干净大方，有的还骑着时髦的自行车。但凡胡同里有工作的女人，都是尖老太太们谩骂攻击的靶子。因为她们声音高亢，且用的是一套唯有她们自己能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每次她们坐在街边议论时，总能吸引一帮孩子围着嬉笑。

这便是地道的、带着南城胡同底色的长舌妇语言，一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顽劣的市井恶习。

游戏当年

除上学以外，孩子们的生活离不开吃、睡、玩。即便再过一万年，哪怕人类演化成无需四肢即可享受生活的形态，童年依然会存在。

童年是人生必经的初始阶段。有童年，便有童真；有童真，便有游戏。

玩游戏是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被引申为遇事沉着、敢于担当的典范。而这故事的起因，也正是孩子们的游戏——捉迷藏。

由一个孩子蒙上眼睛，其他小朋友四散开来，藏在周围不远的地方。被蒙住眼的孩子随后睁开双眼，去寻找藏匿起来的伙伴。

其实，早在被蒙眼的瞬间，他或许早已透过指缝窥得了大家的藏身之处，此刻只是在选择先找出谁。而那些藏起来的孩子，似乎也更期待自己被找到，不时会故意弄出一点声响。

如今回想起儿时捉迷藏那如同鸵鸟般的隐匿过程，仍不免暗暗发笑。游戏，是孩子们的最爱，也是人生的预演。游戏之中，每个孩子的表现都已悄然展露并勾勒出其原生的性格与未来的雏形。

大凡乖巧的孩子，在游戏里也懂得循规蹈矩；而爱慕虚荣的孩子，即便在游戏时也不忘夸张表现。游戏的过程，便是孩子们日后独立处理世事的演练。司马光敢于砸破水缸救出同伴，正是他日后成为朝廷股肱之臣的早期端倪。

南城胡同的孩子们拥有许多游戏。放学后，大家不分年级地聚在一起。男孩子的游戏主要是推铁环、弹球和拍洋画儿（这里的儿化音至关重要）。

洋画儿是一寸见方的彩色硬纸片，上面印着美国大兵、大洋娃娃、小轿车等图案。那时人们尚无旅游概念，自然也没有风景名胜的内容。洋画儿本是舶来品，初时并无中国文化痕迹。待到印上三国、水浒等人物，它便渐渐褪去了最初那份纯粹的游戏意味。

几个孩子各出同样数量的洋画儿，叠放在地上，然后划拳决出先后次序。

一叠洋画儿齐整地码在地上。拍洋画儿的孩子将五指拢成扇状，用手掌拍地带起的风去掀动它们。每次被掀翻的洋画儿便归赢家所有，不计多少。

夏天空气湿润，拍洋画儿的孩子往往手心通红。冬天地面坚硬，一掌拍下，痛得厉害。许多孩子的手因用力过猛而震裂出口子，渗出血印。即便如此，洋画儿照拍不误。

买洋画儿是笔不小的开销。后来，孩子们便把香烟包装纸叠成三角形，来代替价格不菲的洋画儿。

香烟价位不同，包装纸的质量也分高下。游戏规则要求，对战的烟盒需来自价位相当的香烟：甲级烟的红牡丹、蓝牡丹、中华算一档；乙级烟的大前门、恒大、大婴孩、上海、大重九、红金龙算二档。其他低档烟的烟盒，则不入此列。

老师和家长极力反对孩子们拍洋画儿和拍三角。在校门口或家门口，常能见到师长们翻查男孩的口袋，多半就是在搜寻这些“玩物”。

女孩子的游戏则显得卫生、雅致许多，如跳皮筋、踢毽子、抓羊拐。在女孩子的诸多游戏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跳房子”。

用滑石在地上画出两排白线，分割成十个一尺见方的格子。顶端并列的两格写着“自由”二字。下方则分成九对小格，每格注明一种当时的热门商品：水果糖、铅笔、新衣服等等。最顶端居中的格子则写着“房子”二字，这游戏因此得名。

参与的女孩单腿踢着一只三角形布包，依次跳入每个格子。在写有“自由”的两格内，可以双脚落地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单腿踢包前行。待绕行一圈回到起点后，她便单腿将沙包踢向任何一个写着美好愿望的格子。

女孩们追求的目标，无一例外都是顶端那个“房子”。可见，她们在那般年纪，已开始懵懂地勾勒未来生活的图景。不知那些在六十年代初热衷于“跳房子”挑房子的女孩们，如今住上了怎样的居所？

年代更迭，孩子们的游戏内容也随之变迁。汉代的投壶、东晋的曲水流觞，曾是风靡一时的文人雅戏。

至于唐人的马球与宋人的蹴鞠，需参与者驰骋奔跑，其动感喧腾，已不似魏晋之前游戏那般儒雅娴静。据说唐宋时期，游戏爱好者们还成立了全国性的行会，当然，其名目并非“中国足协”。

可以肯定的是：今日世界举行的各类运动赛事，几乎都源于历史上流行游戏的演变与发展。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身便是一场盛大的游戏集会。

人类的历史以百万年计，文明史以五千年计，而个人的生命不过区区数十年。因此，让孩子们享有几年能认认真真、无忧无虑地投入，既能锻炼身心，又可陶冶情趣的街头游戏，实在是一件充满趣味且意义深远的事。

“骑马”打仗

电视里正播放幼儿园的新闻，画面中嬉笑打闹的孩子，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着实让人心动。这情景，让我蓦地想起儿时的一种游戏，想着想着，竟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所谓“骑马”打仗，当然不是真马，而是“人马”。几个孩子凑在一块，先猜拳，输家便俯身做“马”，驮起赢家。有时，也会有身强力壮的孩子自告奋勇当“马”，好让要好的伙伴骑在自己肩上，大显身手。

游戏自有规则：双方只能用背上“骑士”的肩膀或臀部去冲撞对方。严禁“骑士”用手攻击，更不许“战马”用腿踢绊。

分工既定，战事便起。

先是选出两对“人马”相互进攻，其余的人则在旁边助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可往往对峙不了多久，旁边观战的孩子便会一拥而上，霎时间，两军对垒就演变成了一锅滚粥般的混战。到了这时，什么规则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手脚并用已是常态，连唾沫都成了攻击的武器。

输的一方被撞得人仰马翻，胜利者便一拥而上，层层叠叠压将上去。至此，“骑马打仗”便彻底改写了剧本，变成了“叠罗汉”。

在南城胡同流行的各式游戏中，“骑马打仗”堪称男孩子们的“大型战役”。那时的女孩们玩的是跳皮筋、跳房子、丢沙包。男孩们则主踢足球、弹玻璃球、拍洋画儿，以及最是疯狂的“骑马打仗”。

北京南城的胡同本就狭窄，孩子们的游戏空间通常就在自家门口。一旦地方不够施展，便只能去“借”别条胡同的地盘，这行为近乎“侵略”。

可人家凭什么把自家门口让给你们？这得靠实力说话。“骑马打仗”便是彰显这种实力的方式。

不同胡同的孩子们为了争夺一块游戏场地，便通过“骑马打仗”一决高下。这时，总会有胡同里那些健壮些、年长些的男孩挺身而出，代表本胡同出征。

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对此都严加防范，格外留意放学后的孩子是否参与了“骑马打仗”。一旦被发现，课堂上要点名批评，回家后还得挨父亲的责罚。罪名通常是：“一群就知道野跑的野孩子！”

然而，所有参战的孩子，无论胜负，回到自己的胡同，都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只因他们是为了集体的“疆土”而战。

风筝

清明节放风筝是中国人沿袭了上千年的传统。如同无人能考证木轮车究竟为何族所创，风筝为何人所发明，同样已渺不可考。史籍有载，春秋时期的墨子在鲁山制作的“木鸢”，当是中国人驾驭风筝之滥觞。至北宋，人们视清明为天门开启之日，此日将风筝放上青天，便可向逝去的亲人传递思念。年深日久，清明放风筝便相沿成习。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城的孩子们也在清明前后忙着放风筝。孩子们手作风筝，用料极简。从旧竹帘上抽几根竹篾，截成一尺来长，用棉线扎成一个“十”字骨架。再选一稍短的竹条，横搭于骨架顶端绑牢。随后，用浆糊将一张报纸糊在框架上。

在这长方形风筝的下端，粘上一条两寸多宽、两尺多长的报纸尾巴。最后便是安装引线，这可是技术活，风筝能否顺利升空，全系于引线位置与角度的分毫之间。

这种风筝，被孩子们戏称为“屁帘儿”。

南城的胡同大多曲里拐弯，两侧高墙林立，其间电线杆子星罗棋布。仰头望去，天空被横斜交织的电线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如此逼仄的“一线天”里，想觅得一方能让风筝自由起落的空地，实非易事。

一个孩子在后头高高举起新扎的“屁帘儿”，另一个孩子在几米外牵着线。待后手一松，前头的孩子便奋力奔跑。“屁帘儿”在引线牵引下猛地抬头，窜向空中。

十有八九，当“屁帘儿”好不容易挣扎到屋檐高度时，牵线的孩子已奔至胡同尽头。动力一失，那风筝便只能晃晃悠悠、心有不甘地栽落下来。也有的干脆一头缠住空中的电线，就此困住。能顺利升入高空的“屁帘儿”，实在是凤毛麟角。

一九六一年，影院上映了一部中法合拍的影片《风筝》。片中一个中国孩子在天坛公园放飞美猴王风筝，形象活灵活现。

风筝升空后，线忽然断了。那断了线的美猴王在云间飘摇，一路飘到法国，被一个当地孩子拾得，爱不释手。随后，美猴王竟活了过来，带着法国小朋友腾云驾雾来到中国，来到天坛，寻到了风筝原来的小主人。

故事虽则离奇，寓意却简单明朗，情节更是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浪漫色彩。在《风筝》的带动下，那个春天，南城胡同的孩子们都热衷于在自家的“屁帘儿”上，画上一个个七扭八歪的美猴王。

中国人骨子里有着深厚的美猴王情结。那时节，无论电影、戏剧还是小人书，处处可见美猴王的身影。一个曾饱受屈辱、从积贫积弱中艰难站起的民族，又面临西方的封锁与孤立。彼时的中国，正努力重塑民族尊严，渴望打破封锁，开拓自由发展的天地，祈盼国家富强，更祈盼友谊的种子能遍撒五洲。美猴王那面对万难永不屈服的精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

你看那美猴王，率领群猴，独踞花果山，自成一统，睥睨玉皇大帝的清规戒律；广交四海之内被轻视的“牛鬼蛇神”为友；不畏强权威压，不听天庭诳语，自号“齐天大圣”。

泥土里的生命

那年，北京修建十三陵水库，胡同里的大人们，十之五六都去了。

夏天，孩子们聚在一起，也玩起了修水库的游戏。在胡同里找块平整地方，用煤铲挖一条巴掌宽、两三米长的沟。沟的一端，就地取土围成个圆圈当作水库，临沟的一面用胶泥垒起一道两寸多高、一尺多长的水坝。孩子们用脸盆从家里端来水，倒进“水库”里。

游戏开始。提供胶泥的孩子在水坝中央开个口子，土围子里的水便也算得上“汹涌”地奔泻进小沟。周围的孩子们赶忙把早已备好的木片、纸船投进水流，看着它们随波而去。待水泄尽，那孩子便忙不迭地从湿泥里淘出他的胶泥，重新宝贝似的捧在手里。

胶泥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每逢暑假，孩子们便四处搜寻，只为能用它捏出心中所想。四年级时，美术老师在课堂上用橡皮泥捏人头像。我有多年把玩胶泥的底子，很快便捏出了一个，比老师的更生动。老师很是吃惊，啧啧称奇。我曾深信，若非六六年那场风暴骤起，手中的这团胶泥，或真能引我步入雕塑艺术的殿堂。

那黄色的胶泥，细腻赛过面粉，黏性远超橡皮泥。寻找它是件辛苦事。先是盯住房管所修房时堆在路边的黄土，耐心地揉搓翻捡。里面的胶泥团很小，最大也不过核桃般大。

有时，大街上铺设地下管道，挖出两米多深的土沟，会露出下层的黄土。我们趁工人午休或下班后，溜下沟底，在沟壁的黄土层里寻找那一团团宝藏。

最好的胶泥则出自天坛公园。那里的沙土地里蕴藏的胶泥，不仅结团大，而且因得水土滋养，质地尤为温润柔软。

经过整个暑假的努力，终于能攒出果子面包大小的一坨。开学前几日，孩子们各自坐在门口台阶上，拿着自己的胶泥坨，蘸了水一遍遍反复摔打，直到它渗出油亮亮的浆汁。

摔熟的胶泥，可以做蛐蛐罐，弹子球。但最过瘾的，是掏空一坨窝头大的胶泥，使尽全身力气，将带孔的那面猛力砸向墙壁。“嘭”的一声爆响在胡同里炸开，那份清脆响亮，远胜春节的爆竹。

一九六六年夏天，十二三岁的孩子开始对异性萌生好奇。那年的胶泥也玩得有些出格。我们从磁器口玻璃店买来拇指粗、两尺长的玻璃管，躲在门后或房顶上，把软胶泥球塞进去。一见有女孩经过，就用舌头抵住管口猛力一吹。泥球顺管激射而出，能飞出十几米，精准地击中对方的屁股。

实在寻不着目标时，我们便将“枪口”对准街边的路灯。十几个泥球糊上去，灯泡被裹得严严实实，本就昏暗的街道，入夜后更是漆黑一片。

多年间，我一直不解这深藏于黄土中的胶泥从何而来。后来才知晓，黄土本是万年沉积，其下埋藏着无数古老的生命痕迹。那细腻、黏糯、色泽深沉的胶泥团，正是由无数有机质在时光中凝聚而成的精华。用它做的东西，从不开裂。

原来，蕴藏在黄土深处的胶泥，从来不是凡土。它是融化在泥土里的，沉睡的古老生命。

肌肉崇拜

十三四到十七八岁，是男孩迈向男人的特殊时期。此时，雄性激素如春潮涌动，荷尔蒙催动着情感，在体内跃跃欲试。性格变得桀骜不驯，自尊心敏感得像含羞草，一触即收。正所谓一群已然会脸红，却不知为何脸红的半大小子。

胡同里的孩子们，忽然集体迷恋上锻炼肌肉。十三四岁孩子的胳膊，比长茄子粗不了多少。大家聚在一块，伸出前臂向后用力弯曲，比拼谁的上臂肌肉更鼓胀。

为了显摆肌肉，比试时得屏住呼吸，用力收腹，把气全都运到上半身。必要时，那些能忍得住疼的孩子，会悄悄用另一只手的手掌，在弯曲臂膀的肌肉上横向狠狠剁一下。瞬间，被砍击的地方会隆起一道肉棱，像条虫子趴在松弛的肌肉上。孩子们管这种彰显肌肉的方式，叫“小耗子出来了”。

但凡敢对自己下此狠手，造出“小耗子”的，必是当之无愧的赢家。因为那一记手刀所带来的尖锐痛楚，足以让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如今回想，那些忍着剧痛只为显示肌肉的孩子，颇有几分《水浒传》里杨志卖刀时遇到的牛二的风范：来，朝俺脖子砍，试试你的刀！

想来，那牛二或许并非纯粹的泼皮，更是个痴狂的“恋刀者”，为了一睹宝刀锋芒，竟连脖颈都可以舍去。

很快，孩子们都明白了：真正健硕发达的肌肉，得靠自己实打实地练出来。一九六五年，南城胡同掀起了修建公共厕所的热潮。百米长的胡同里建起两座公厕，一点不稀奇。那时办事雷厉风行，无需繁复的解释沟通，也几乎没有复杂的拆迁补偿问题。房管局的干部根据每个院的人口比例安排厕位，该拆墙的拆墙，该占院角的占院角。一个春天下来，南城胡同居民如厕难的问题便彻底解决。

要求个人无私的前提，是社会的大公无私。而社会无私的一个鲜明标志，便是公共设施建设的公平与透明。

公厕的建设，意外地为孩子们提供了绝佳的锻炼机会。工地运来许多青灰色、手感沉重的机制砖，它与易碎的红砖不同，质地坚硬，甚至可以在上面雕琢。

孩子们对石匠手艺并不陌生，这得益于电影《地雷战》的启蒙，尤其是片中那对令人印象深刻的石锁。长方形的石锁，中间镂空处被磨成圆柱形手柄。于是，某个夜晚过后，工地上的青砖便神秘地消失了大半。

厕所还没完工，孩子们已经挥舞着自制的“青砖石锁”出现在胡同里。蹲马步、走形意、石锁上肩、俯卧撑……每晚，在胡同昏黄的灯光下，总能见到这群精力过剩的半大小子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有个叫燕国的孩子，能一口气蹲着马步双推石锁上百次，把周围的孩子都看呆了。

经过一年多的苦练，一批胸肌隆起、膀大腰圆的半大小子，开始昂首阔步地出现在胡同里。此时的他们已十五六岁，俨然一副“老爷儿们”的架势。到了六九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奔赴东北生产建设兵团，那一身练就的腱子肉，最终都献给了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融入了“北大荒”的“大泡子”（水塘）与沃野之中。没走的，则继续坚持锻炼，棱角分明的肌肉向脖颈和四肢蔓延。也有些孩子，将发达的体魄化作了骄横的资本，在胡同里演绎着如西门庆般荒唐的行径，最终一步步走向了“天堂河”劳改农场。

待这群半大小子陆续参加工作后，他们不再热议如何练就肌肉，转而谈论如何经营生活。在往后的四五十年人生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始终靠着那一身力气和汗水，安身立命。

冰棍败火

入夏以来，电视里便不时闪过各式冰棍的广告。淡黄色的冰棍裹着褐色巧克力脆壳，外面还沾满细密的可可粉。如此精致的冰棍，光是看着，便觉是一种视觉上的清凉享受。

不知不觉间，口中竟泛起了久违的津液。这种因瞥见冰棍而渴望一尝的冲动，源于遥远的童年。

刚进初夏，胡同里就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冰棍儿——败火！败火——冰棍儿！”

那吆喝声，带着独特的腔调，从胡同口悠悠地飘进来，又颤巍巍地消失在另一头。卖冰棍的老人，头戴白帽，身着白布兜，推着一辆漆成白色的木质小车，随着“吱吱扭扭”的声响，缓缓从胡同穿过。

冰棍车是由一个四方的木箱子改造的，上面盖着对开的木盖。箱子里严严实实地塞着一床厚棉被，那些宝贝冰棍，就一层层地码放在被子的包裹里。

冰棍通常只有三种：三分钱一根的“卫生冰棍”（至今不解其名何来）和红果冰棍。偶尔也有高级些的奶油冰棍，卖五分钱。五分钱的买主少，且易化，需存放在大口保温桶里。

这声声吆喝，对于伏案写作业的孩子，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们的眼睛早已离开作业本，悄悄瞄向正在洗衣或做饭的母亲。一旦母亲直起腰，甩甩手上的水珠，开始摸索自己的衣兜，孩子们便会欢呼着蹦跳起来。随后，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一毛钱纸币，带着母亲的体温，被塞到迫不及待的小手里。

当然，更多时候，当吆喝声响起，母亲只是佯装未闻，继续埋头忙活。那声音，便也渐渐地远了，淡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毛钱够一户人家一顿午饭的菜金。若赶上菜站处理拉秧西红柿，一毛钱能买上十斤歪瓜裂枣般的果子。

胡同里许多人家都备着不少玻璃瓶。人们将买回的廉价西红柿洗净、切碎，上锅蒸熟，再一点点塞进瓶子，密封起来。

大家习惯地称之为“西红柿酱”。

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真正的西红柿酱。待到春节前后，这珍贵的西红柿酱便被用筷子从细长的瓶口里，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抠”出来，端上年夜的餐桌。全家人品尝着这夏日储存的滋味，仿佛早已忘记它当初一分钱一斤的身份。

人在饥渴时，一口水，一口食，便能品出人间至味。人们对感情与生活的珍视，永远蕴藏在最简单、最清淡的日常里。

记得柳青在《创业史》中，描写年轻的村支书梁生宝进城买稻种时，曾掏出两分钱，心想这钱再不用出去就要烂在手里了。他用这钱买了一碗飘着油星的汤，就着自带的干馍，美滋滋地吃起来。而他怀里，正揣着全村人凑起来的、厚厚一沓钱。此刻，梁生宝眼前，已然浮现出一片秋后金黄的稻田。（此段凭记忆写出）

富足能让万物显得丰盈，甚至包括人的心思；但贫穷却无法令所有事物凋敝，尤其是人的感情。

那天，卖冰棍的吆喝声已飘远，母亲却蓦地转过身，轻声说：“去，给你们一毛钱，追上那卖冰棍的。”

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深情，往往就寄托于这些不经意的琐碎之中。孩子捧出的是一颗毫无杂质的真心，父母回馈的是一份深沉无言的挚爱。记忆中，没有哪位父母会真的去咬一口孩子递过来的冰棍，他们总是象征性地用舌尖轻轻一舔，有时还会伴装牙痛，只为让孩子的童心得那一刻圆满的欢喜。

直到后来，我自己也成了父母，当我的孩子第一次将冰棍递到我嘴边时，那种混合着欣慰、感动与无尽怜爱的复杂情愫，便瞬间涌上心头，与记忆中父母的身影重合在一起。

蹭来的享受

“吃饱了吗？”——“吃饱了。”

“吃好了吗？”——“吃好了。”

“吃美了吗？”——“吃美了！”

人在满足了吃饱、吃好、吃美之后，大抵便有了闲情逸致，想去花钱买些享受。

我等岁数的人，在六十多年前，曾有过看天桥艺人摆地摊杂耍的经历。一块空地，一通开场锣鼓，几个袒胸露腹的魁梧汉子，几柄立在旁边的刀枪剑戟。大人们叫好，孩子们也跟着瞎起哄。等到收钱的箩筐递过来，大人们给钱，孩子们则瞅准空子，泥鳅般溜走了。练家子管我们叫：一群“蹭票”的。

“蹭票”的孩子不止看杂耍，还蹭票进公园，蹭票看电影。蹭票看电影需要动些脑筋。尤其是《沙漠追匪记》《智取华山》《怒海轻骑》这类热门片子，最受人们欢迎。

夏天的电影院里热气蒸腾。尽管墙上的电扇拼命摇头，里面的人依旧大汗淋漓，呼哒呼哒的扇子声此起彼伏。放映厅离厕所近，热风裹挟着尿臊味与汗味，却也丝毫无法减弱人们观影的热情。一群没票的孩子聚在影院附近，凑钱买几张票，先派几个人进去，再由一人借口出来，把完整的票递给外面的同伙。此举技术要求极高：首次入场时，绝不能让检票员撕掉副券。

电影开映前，数百人聚集门口。大门一开，人群如开闸洪水般向内涌去。持票的孩子混在其中，躲过检票员，不顾一切冲进去。进去的人收集好同伴的票，再混出来交给外面的人。直到电影即将开演，持着“轮回”多次的门票，我们才像真正的贵宾一样，大摇大摆、检票入场。

影院总有那么三、四百个座席，一场电影下来，难免有几个持票人因故未到，座位便虚位以待。没票孩子的首要任务，就是火眼金睛地找出这些空座。开演前，工作人员的手电光柱会来回巡视，一旦发现无票者，驱逐出去是毫不留情的。

这对孩子们来说不算难事。眼疾脚快，有空位便坦然坐下；若无，则蜷身蹲在座位间的空当里。旁边总有好心的大人，不动声色地用身子为我们打掩护。最怕的是电影开演一阵后，持票人才姗姗来迟。一束电光猛地打在脸上，验票员高声喝道：“你——还有你——出来！”

被揪出来的孩子，耷拉着脑袋，一步三回头地沿着过道往外挪。正绝望时，耳边却突然飘来查票员压低的嗓音：“倒数第三排，左边有个空位，快去吧。”只要能混进门，总有好心的查票员会对我们网开一面——这，早已是我们心照不宣的规律。

　　“南城”这称呼不知起于何时，出自何人之口。更有一句带着揶揄的风凉话：上南边凉快凉去！这南边指的便是天坛。话里透着一股子不屑，说的人嘴角还会跟着斜斜一撇。

南城的孩子不简单，光是站在护城河南岸“溜石籽”，就能打得北岸的孩子不敢露头。那年下大雨，连着四天一夜，茶食胡同东口的积水没了腰。南城的孩子就在浑黄的水里，哄抢着四处飘来的西瓜。

南城孩子最大的骄傲，是家门口就守着天坛。每当看见北城的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天坛春游，我们便是一顿狂呼乱叫，尽情嘲笑。

水道子路北是电影院，去天坛总要路过它的后墙。不知为何，后墙有个倚着砖垛的两米高斜面。每次路过，孩子们便一哄而上，手脚并用地爬上砖垛，隔着挂黑布帘的窗户“听”电影。若是夏天窗子开着，里面电扇“呼呼”一转，偶尔掀开帘角，还能偷看几眼。直到里面棍子“梆梆”敲在窗棂上，我们才悻悻然溜下来。

电影院大门对面是水道子胡同。进去不远有家工厂，记得是崇文机器厂。厂前的空地都被染成了铁锈红色。

车间大门敞着，炉膛里蹿出一尺多长的火苗。一群穿着厚帆布工作服、满头大汗的工人坐在门口歇息。他们伸出结实的胳膊，让我们随便“打悠”，有时还能讨到一茶缸清凉带气的盐汽水。

往天坛走的一路，乐趣无穷。而走到天坛墙根下，才是孩子们各显神通的时候。三米来高的围墙，呈倒V字斜坡。砌墙的工匠有意让砖石层层叠压，下一层比上一层闪出一指宽的边沿。我们脱下鞋，塞进裤腰，收紧本就干瘪的肚皮，全身紧紧贴上斜面。脚蹬着下层砖沿，手抠住上层砖沿。脚蹬一层，手抠一层，就这么一层层地往上挪，活脱脱一只贴在墙上的壁虎。

从外面看，天坛的墙极高；但里面却只有不足两尺高的矮墙。不知为何，如今墙里墙外的地面几乎一样平了。攀上墙头，利落地骗腿跃下，便踏进了那个像巨大花盆一样包裹着我们的天坛公园。这才是我们心中真实的天坛——野性的天坛、丰饶的天坛、充满无限乐趣的天坛！

我们开始抓蛐蛐。成堆的花盆被推倒，地下的砖瓦被掀开。天坛的蛐蛐在南城最有名，个儿大，颜色红黑，就是性子烈，“爱炸盆”。

同去的孩子里，谁先捉到一只，立刻会激起其他人更卖力地翻江倒海。

从北门沿东墙根，往回音壁东侧走。大片的狗尾巴草黄绿相间，深及腰际，一望无边。一棵棵缸口粗的松树遮天蔽日，时有松鼠、刺猬一闪而过。逮住刺猬，给它喂点盐，它便会发出老头般的咳嗽声。

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圜丘东侧的胡萝卜地和花生地。我们像一群闯入菜地的小野兔，从松软的土里拔出胡萝卜和花生，只在衣襟上胡乱蹭两下泥，便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满口清甜。偶尔有管理人员过来，我们就匍匐在粗壮的胡萝卜秧下，藏得严严实实。

傍晚回家前，孩子们四仰八叉地躺在祈年殿通往回音壁的残破甬道上，前后左右，不见一个人影。天空湛蓝，西边的山峦轮廓清晰。远处祈年殿的金顶斑驳老旧，蓝色的琉璃瓦残缺了不少，像掉了牙的老人。祭天的绿色琉璃火炉旁，碎砖烂瓦堆积如山。那时的天坛，它的灵魂是与“荒芜”和“快乐”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满载而归。手里是装蛐蛐的纸卷，口袋里塞着胡萝卜和花生，胆大的，怀里还揣着一块沉甸甸的黄琉璃瓦。

胡萝卜往往在进家门前就已下肚。琉璃瓦则被郑重其事地请上房顶。据说，房顶摆上琉璃瓦，能招来鸽子。六六年夏天，院里的孩子在房顶摆开了一排绿色琉璃瓦阵仗。结果莫说是鸽子，连只乌鸦都没招来。

如今想来，花钱买来的是一种生活，而不花钱“蹭”来的，何尝不是另一种滋味独到的生活？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崇文区开始大范围兴建公共厕所。我们这些孩子，也是在那时头一回听说“公共厕所”这个新鲜词儿。在这之前，我们只知道自家院里的那个“茅房”。

那天是清明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就在这天，我戴上了红领巾。

学校藏在深深的胡同里。一放学，眼前的景象是从未见过的：每条胡同都在挖沟，许多人挥舞铁锹，站在齐腰深的沟里，干得大汗淋漓。胡同本就不宽，一米多宽的深沟生生占去半边路。翻出的新土堆在两侧，行人过往，都得扶着墙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小心挪动。

早在几个月前，街道就通知了各家各户：公家要统一安装入院自来水、地下排水管道，铺设柏油路，同时按每两百人一座的标准修建公共厕所。

消息传来，老街坊们跟盼来了喜事一样。每晚饭后，大家聚在一块儿议论，都巴望着公厕能离自家近些——这心态，与今人截然相反。

一九六三年以前，北京南城的胡同里，既无地下排污管道，也无入户自来水。雨水靠自然渗漏，生活污水直接泼在街面上。日常用水需到胡同口的水站去挑，水站那根粗壮的水龙头前，总排着一长溜大小不一的水桶。

至于“出恭”大事，每个院子都在角落设有一个小茅房。那或是一个水泥坑，或是埋入地底的一口缸。茅房极其简陋，围栏四面透风，下雨天如厕，还得额外撑把伞。孩子们常被大人呵斥：“上茅房留神，别溅一屁股！”

在这样的条件下，邻里间互相借用茅房是常事。夏天，不大的院子里跑着一群孩子，闷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汗味与阵阵秽气，其窘迫可想而知。

如今龙潭湖岸边有座“时传祥纪念馆”。现在的孩子们或许不解：一位清洁工人为何如此受人爱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传祥负责我们那一带的清洁工作。每隔四五天，他便和工友们到各个院子清理茅房。夏天，他们还会在茅坑周边撒上石灰消毒。清洁工人在我们胡同居民眼里，就是给大家带来洁净的“福星”。

我只见过一次时传祥本人。他背着沉重的粪桶离去时，好几个孩子揪着他的衣襟跟了好远。我们那时不懂什么是“全国劳模”，只知道这个人是被所有街坊大人打心眼里敬重的。

一个多月后，胡同里这场翻天覆地的工程结束了。一座公共厕所建在了离我家不到五十米的地方。站在厕所门口往南望，下一座就在三百米开外。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一座座红砖绿瓦的公共厕所星罗棋布。公厕屋顶上，都开着一扇约两平米见方的凸起天窗，用于采光通气。从远处望去，一座座红砖建筑配上这“小阁楼”，俨然成了胡同里的“二层小楼”。

如今，我家所在的那片胡同，早已融入崇文门外高耸的楼群。往昔的胡同，连同那些曾为我们带来莫大便利的、漂亮的“小楼”，都已成为一段温润而清晰的记忆。

　　北京人不习惯说蟋蟀 ，更不习惯说促织 。还有其它许多称呼，大约都是宣德皇帝之前的学名。北京市设立有鸣虫协会，名称不文不土，听着不舒服。大多数北京人一直叫它们：蛐蛐。

小时候，一到初秋，胡同里的孩子们便扎堆”斗蛐蛐“。蛐蛐这玩意儿季节性很强。每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它们才探头探脑地出现在天坛公园的墙缝里，花盆垛下；左安门外的陈年棉杆堆中：护城河岸的腐烂坡地旁。

南城胡同的孩子们抓紧时间，填完最后的暑假作业，然后成群结队的去抓蛐蛐。

蛐蛐很狡猾，听觉很灵敏。远远响起脚步声，刚才还“啾啾”低吟的蛐蛐叫声，转瞬戛然而止。

我们开始掘地刨坟般折腾起来。打碎花盆，推到玉米秸垛，在阴凉潮湿的地表层寻找藏匿的蛐蛐。

初秋，蛐蛐们还没有造洞。运气好时，掀开一块石板就会跃出六，七条蛐蛐。

孩子们蜂拥而上，把跳起的蛐蛐准确地扣在手里。然后，抓住蛐蛐的双腿，塞进事先准备好的纸卷。

开学以后再去逮蛐蛐，麻烦很多。秋分后，蝉儿的叫声高了，蛐蛐的叫声低了。它们钻进在松土里挖出的小洞，等待结婚生子。

喜欢入秋的蛐蛐。这时的蛐蛐出于对异性占有欲的本能，特别能战斗。

为了抓洞里的蛐蛐，孩子们带上家里的煤铲和火钩子，分头连刨再挖找寻洞里的蛐蛐，每次都要把农田地毁掉一片。

蛐蛐天生好斗。把它往澄浆泥盆里一放，两条须子便不停地在前方扫寻。一旦另一条蛐蛐的双须也伸过来，四条须子短暂的一碰，战斗便开始。

善战的蛐蛐站姿很低，张开的双牙几乎贴着盆底，向前进攻。不善战的蛐蛐则高昂着头，傻子一样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手。有时发现对方后，一只蛐蛐会先叫唤起来，以吓唬对手。孩子们管这条先叫的蛐蛐叫“诈盆儿”。

“诈盆儿”是蛐蛐的心理战，像胆小的狗爱叫唤，胆小的人爱大喊一样。蛐蛐“诈盆儿”也是怯阵的表现。很快，“诈盆儿”的蛐蛐被对手赶到场外。胜者在盆里骄傲地唱着。

孩子们喜欢蛐蛐。老师和家长最痛恨蛐蛐。特别是开学后，孩子们玩蛐蛐的热情被带进学校。

开学第一天。新买的搪瓷缸子到学校成为蛐蛐罐。掏出装蛐蛐的纸筒，打开一头，把藏在里面的蛐蛐倒在搪瓷缸里。

班里的两个男同学，李三顺和张宝德居然在上课后，让蛐蛐趴在各自的纸筒口打仗。“啾啾”的蛐蛐叫声传遍教室，把新来的班主任闫老师气得流眼泪。

现在算来，当时的闫老师也就十八九岁。第一天放学时，闫老师通知全体男生回家请家长。

闫老师个头不高，嗓门挺大。她通知所有到会的学生家长：回家后，把孩子的蛐蛐全部消灭。

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散会的时候，天已经很黑。校长和教导主任都倒背着双手，站在教室后面。

从那次以后，我再没有玩过蛐蛐。

冬储大白菜

平淡的南城胡同生活里，也藏着让人终身受用的道理。

一九六五年深秋，寒风乍起。课堂上冷得像冰窖，老师只好让我们全体起立，跺跺脚，搓搓手，揉揉冻得发僵的脸。大部分同学还没穿上棉衣，而离规定生火取暖的日子还有七八天。这个冬天来得格外早，冷得人从心里头发颤。

家里也一样冷。屋门挂上了厚重的棉门帘。母亲下班后，就没日没夜地赶着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家里没有缝纫机，所有的针线活全靠母亲一双手。

五年级音乐课正学冼星海的《秋风起》，那调子听着就觉着应景。因为那天晚上，我就要和姐姐去完成一项入冬前的“重大使命”——买冬储大白菜。

那场面，不啻于一场战斗。战场就设在胡同一处稍宽的空地上。一座座大白菜堆得比房檐还高，成了孩子们翻跟头、竖蜻蜓的乐园。

买白菜的队伍蜿蜒排出二里地。寒风卷着尘沙呼啸而过，几盏昏黄的电灯下，人们裹紧棉衣，在沉默中随着队伍一点点向前蠕动。我和姐姐排在了最末尾。

大白菜分青口、白口，松心、硬心。青口硬心是一级菜，但买时必须搭上三分之一的二级菜和三级菜。

你也可以不挑，由售货员随手从堆上拿，价钱则统一按二级菜算。

“留点儿神，别净是二级菜，想法子多要点儿一级菜。”出门时，母亲还在反复叮嘱。

等待太过漫长，队伍里的人都踮着脚向前张望，谁也不知道轮到自个儿时，台秤上会是怎样一堆菜。

两名售货员抬着块单人床板，一趟趟地从菜山上抱下白菜，码满一板，再吭哧吭哧地抬到台秤旁。一板白菜，少说二百斤重。

总有人高声抱怨：“我这一秤太差了！净白帮子还没心！给换换吧！”

售货员的嗓门更高：“都像你这样挑，剩下的三级菜卖给谁？不要拉倒，后面谁要？”

“不就念叨两句嘛……等了仨钟头，轮到这菜算我倒霉。”那人低声嗫嚅着，最终还是把那不尽人意的菜运走了。

几乎每个买家都重复着类似的对话。也有人胆大，径自走到菜堆下挑一级菜往床板上放，但这行为立刻会招来周围人的厉声指责。

我那时个子小，不惹人注意。在姐姐的眼神示意下，便悄悄溜到菜垛阴影里，摸索着挑些青帮硬心的好菜，藏在一旁。只等轮到我们时，再不动声色地混上台秤。

冬储大白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的看家菜。一整个冬天，人们变着法子烹饪它。就连切下的白菜头，腌一腌也是道不错的咸菜。

一个六口之家，一冬要消耗近千斤白菜。人们会把最嫩的菜心养在盘子里，搁在室内窗台上。待到春节，窗外冰天雪地，窗台上的白菜花却绽出嫩黄的花蕊，傲然报春。

将近午夜，终于轮到我们。此时身后已没几个人了。

售货员说：“你们和最后这几户，就在垛里随便挑吧，都按三级菜算钱，明天就收摊了。”

那一夜购买冬储菜的经历，让我懵懂地悟出一个道理：当面对看似没有选择的事情时，不妨有意地等到最后。这世间的许多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晚秋后拉树根

也是在这样的晚秋。长安街两侧，高大的白毛杨亭亭如盖。随着北风渐起，金黄的叶片翩然飘落，层层叠叠地铺满了人行道。

杨树叶宽大肥厚，即便枯黄了，摸上去也仍有一种肉感。捏着叶梗，将它对着太阳，叶片里四通八达的脉络，如同成年人手背上突起的青筋，遒劲有力。最妙的是那根两寸来长的叶柄，粗细不一，却极富韧性。那时，孩子们发明了一种用两根叶柄博弈的游戏，就叫“拉树根”。

“拉树根”是深秋时节孩子们特有的游戏。两个小孩各选一根自认为最结实的杨树叶柄，双手捏紧两端。两根叶柄十字交叉，然后同时发力回拉，“啪”的一声，断掉的一方便是输了。

这游戏总能持续十几天。待到刺骨的北风一扫，杨树叶变得干枯酥脆，那叶柄也就失了韧性，游戏季便告终结。

那时节，孩子们的书包里总备着一小捆码放整齐的“精兵强将”，放学路上少不了要捉对厮杀。三局两胜，赌注不小：要么替赢家背书包，要么在玩“骑马打仗”时俯首为“马”。一次“拉树根”的失利，足以让输家在小伙伴中间抬不起头来好几天。

为了寻觅一根“常胜将军”，我们不辞劳苦，午饭后常跑几里地到长安街捡杨树叶。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东单西北角由东向西是一溜几百米长的水泥高台，台下是公交站和一棵棵蓊郁参天的白毛杨。高台上，则依次矗立着大屋顶的东单菜市场、大众食堂、东单邮局、外贸部招待所、北京人艺剧场、儿童电影院和国家海洋局。

飘落的杨树叶大多散在台上，又被风卷到各个角落。我们一边弯腰捡拾“宝贝”，一边忍不住探头探脑，向那些门禁森严的大院里张望。尤其是海洋局西侧的院子里，总停着几辆气派的黑色轿车，其中一辆的车头前，立着一只亮闪闪的梅花鹿标。

大洋是我们里头最能说会道的。他提议：“咱们就在这儿拉根，谁赢了，谁进去摸一把那车头上的小鹿！”结果，他赢了。大洋从小鬼大，在胡同里是出了名的，别人跟他拉根总输。为此，大家愤懑了许久。直到多年后一次聚会，大洋才道出秘密：为了必胜，他把小拇指指甲修得尖利，拉根瞬间，指甲顺势划过对方叶柄。真相大白，他自然被罚酒三杯。

胡同里的大洋，从小就对汽车痴迷，尤其喜爱“伏尔加”车前那只昂首的小鹿。我们曾一起发过誓，定要掰下那只小鹿据为己有。可每当机会就在眼前，手已触到那冰凉的金属时，却谁也没能真的下手。不是害怕，是心里头那份莫名的珍惜与不舍。

六十年代的北京，汽车，尤其是小轿车，实属凤毛麟角。也许是天意，大洋后来被分配到了汽车修理厂，退休时，已是一家国营大汽修厂的厂长了。

如今，早已不见有孩子玩“拉树根”。白毛杨也因飞絮扰民，算不上名贵树种，而从长安街两侧尽数移去。偶尔，在一些老楼角落或拆迁空地上，还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树干已可合抱，树高数丈，肥厚的叶片直径逾四寸。当秋风吹过，那宽大的树冠便发出潮水般“哗啦啦”的声响，像是在诉说往事。

长安街两侧的白毛杨，种植于一九五九年，消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它们，是一个时代的鲜活注脚。

底色

谈到精神文明，不能不让人想起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全社会掀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热潮。

新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到此时一切都走入正轨。进城的军队干部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掌握了专业知识，学会了社会管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各级领导者。旧社会留下来的有钱人，切实感受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完全接受了现实，不再念念不忘祖上的财富。站起来的穷人从大字不识的苦力，经过十年的文化熏陶和国家主人翁教育，做人做事都成熟起来。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受到反右斗争教育和教训，变得不再那么清高，不那么孤芳自赏，不再那么自以为是。

尤其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一代人以新中国全新的理念，逐渐朝气蓬勃地进入社会。他们被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一九六二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那年秋天，农作物收成不错，人们勒紧的裤带稍稍松动一些。成麻袋的白薯，山一样高地堆在胡同里。凭一斤粗粮票可买五斤白薯。大家的肚子被白薯填得饱饱的。

这个时期的人们没有政治压力，没有生活压力，有的都是童话般的精神追求，生活比着简朴，谈吐比着文明，相互比着热情，干劲比着高涨。谁也不为自己向社会索取什么，谁也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盈满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特别是干部作风，称得上各个都俯首甘为孺子牛。

逢年过节干部家访是一项制度。尤其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胡同里，各家各户进进出出的人都是各单位领导。

这几年是中国英雄辈出的几年：何成，王杰，欧阳海，麦贤得，焦裕禄，雷锋，中国登山队，中国乒乓球队等等。

国内媒体上，几乎隔不了几日，就有一篇关于英雄人物的报道。一位英雄的出现，不仅需要孕育英雄的土壤，更需要社会对英雄的认可和支持。这种认可和支持是以社会政治健康为前提的。

首先是政治环境健康。各级领导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拒绝党同伐异，拒绝拉帮结派，拒绝小集团利益，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才能得以获得公认。

其次是社会思想健康。人们关注国家和民族大义，使仁义礼智信成为风尚。坚守拒绝奢华，拒绝虚荣，拒绝攀比，推崇劳动光荣的道德底线，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才得以深入人心，鼓舞人心，教育人心。

毛泽东思想是政治教育的精髓。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全国人民以“毛选”积极分子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为楷模，开展系统学习。全社会呈现安定，热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五一”国际劳动节照例要举办大型游园活动。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颐和园皆是重要的游园场所。

记忆里，每年的五一节总伴着雨。北京的春天向来短促，几阵暖风刚催得百花初绽，疏疏落落的春雨便来了。但五一节的雨不同，常是瓢泼之势，还夹着隆隆的雷声。

一九六四年五一节，上午九点多，大雨如期倾泻。天坛公园游园会场里，成千上万的人迎着雨幕，竟无一人躲避，无一人撑开雨具。人们就那样端坐在滂沱大雨中，仿佛视而不见，依旧奋力地为台上冒雨演出的演员们鼓掌、喝彩。坐在前排的国家领导人们，也同样没有任何遮雨之物。

我是河泊厂小学的鼓号队员，那天和崇文区各小学鼓号队的数百名队员，一齐集中在祈年殿的汉白玉圆台上。

暴雨劈头盖脸地浇下。总指挥岿然不动，在他的调度下，十几位分队指挥同时舞动指挥杆，引导各校鼓号队，一遍又一遍地奏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鼓号队总谱第八套》。

那套曲子节奏分明，旋律昂扬。在低沉坚定的大鼓铺垫下，乐曲后半段加入嘹亮的少年号，最终以号角与小鼓清脆的合奏收尾。

一遍，两遍，十遍……总指挥手中的金属指挥杆，像定海神针般始终笔直地擎在空中。各分指挥的指挥杆，则在雨幕中有力地上下翻飞。

从雨下起到停歇，全区的小学生鼓号队连续演奏了近一个小时。雨水将大鼓的鼓面泡得发软，鼓声变得沉闷几近消失。演奏到后来，几乎只剩下小鼓鼓面上音簧发出的“沙沙”声、大镲小镲清亮的撞击声，与少年号不屈不挠的嘹亮音色，交织在一起，穿透雨幕。三百多名少先队员，从头发丝到脚底板，没有一处是干的，连鞋壳里都汪着雨水。

祈年殿圆台四周，许多群众静静地伫立着，无声地注视着这支雨中的少年乐队。快到十点时，雨停了。总指挥的指挥杆终于向左右一挥，然后果断地猛然落下。

所有鼓号声戛然而止。

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一九六四年的五一节，想起天坛祈年殿，想起那场雨中数百名鼓号队员长时间的演奏，依然会热血奔涌。一支能在风雨中坚持到最后的队伍，骨子里必定是本色、威武，且不可战胜的。

　　 细细回味南城的胡同往日，那光景，俨然是一出在记忆里永不谢幕的舞台剧。

早晨，阳光从东边房檐斜洒下来，把大门上黄澄澄的门环镀得耀眼。夜晚，胡同沉入黑黢黢的静谧，只在几盏幽幽的路灯下，聚着些饭后闲聊的街坊，光影模糊，语声轻柔。胡同里有后窗的人家不多，可就是从这为数不多的窗口里飘出的饭菜香气，便能灌满整条街筒子。稀里哗啦的洗碗声、忽高忽低的笑语声、话匣子里飘出的咿呀戏文……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胡同独有的黄昏交响曲。

在我的记忆里，最具特色的，还属每天清晨的两种声音——清洁工的扫地声与送奶车的行进声。

入夜后，居民们安然入睡，胡同变得深邃而静谧。天刚蒙蒙亮，胡同尽头便传来“哗啦——哗啦——”的扫地声，由远及近。清洁工挥动着细竹扎成的大扫帚，是第一个来叩醒胡同的人。那得有多早？莫说贪睡的孩子，便是最早起的老人，也难得与他们照上一面。

“哗啦——哗啦——”的声响，最终消失在胡同的另一头。无论三伏三九，这声音总会如期而至，比钟表还要准。有时我摸黑起来小解，总会下意识侧耳倾听，辨别那声音是否已在胡同里响起。它已然成了唤醒城市的号角。

更有趣的是，每当扫地声响起，远处总相伴着一种清脆的、玻璃容器轻轻磕碰的“哗、哗、哗”声，如同沉稳的海浪，不疾不徐，恒久不变。那便是清晨送奶车独有的标识。

南城胡同的送奶车，活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每天拂晓，送奶工便骑着平板三轮，将牛奶送至千家万户。每瓶奶半磅重，装在厚厚的玻璃瓶里，瓶口覆着一张印有红色奶牛的蜡纸，再用窄窄的橡皮圈箍紧。

一只木箱装二十瓶奶。三轮车上层层码放着不下二十箱。送奶工骑着满载的三轮，每蹬一下，都需将整个身子的力量压上去，腰背弓成一道辛苦的弧线。

三轮车在重压下缓缓前行，车身随着每一次发力微微震颤。随之，木箱里的奶瓶便朝着同一个方向轻轻磕碰，发出一片齐刷刷、清凌凌的声响。这送奶车的声音，在黎明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而独特。

清晨，“哗啦——哗啦——”的扫地声与“哗、哗、哗”的奶瓶碰撞声，就这样相伴相和，回荡在悠长的胡同深处。相信这当年的光景与声音，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许多南城人的记忆里。至少，于我而言，便是如此。

在近七十年的生涯里，我见过不少场面，听过各种声响，唯独儿时胡同清晨的这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当那有节奏、有规律的扫地声和送奶车声渐渐远去，胡同里各家各户的大门，便开始“吱吱扭扭”地相继打开。人们揉着惺忪睡眼，打着哈欠，陆续走到院外。

公共厕所门前，已聚了三三两两的等候者。才隔了一夜，邻居们却好似久别重逢。在等候的空隙里，彼此热络地打着招呼，接着昨晚的话头，或笑谈刚做的美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胡同的清晨始终如此。地面被收拾得一尘不染，裸露的土地上，留着扫帚划过的清晰纹路。

各家院门的门楣上，挂着一只只小木奶箱，里边的奶瓶探出头来。一眼望去，仿佛朵朵洁白的花蕊，绽放在院落门前。

扫地声与送奶车声，音色并不悦耳，却自有其规律；旋律并不优美，却坚守着它的节奏。生活中，最让人怀念的，往往便是这般有规律、有节奏、有坚守的平常事物。

　 老北京的所有门都朝里开。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北京生活细节。人往外走，为的是营生，是养家糊口。门向里开，为的是迎来送往，不侵扰巷陌间的行人。

老北京的胡同文化，深植于中华传统的土壤。文人雅士将其概括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百姓没那么多文绉绉的铺垫，他们用最直白的话讲道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挺大个人，说话办事别招人讨厌”；“大老爷们，吐口唾沫是颗钉”。

说法各异，内里的道理却是相通的。

南城胡同曲里拐弯，住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我家一带的左邻右舍里，有开大买卖的，如盛锡福、同仁堂；更多的是做小本生意的，一直小到油盐店。最多的还是凭力气吃饭的苦力：轿夫、挑水工、清晨扫街的清洁工。

掏粪工多聚居在南岗子一带。那儿旧时是城外贫民区，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仍是一片低矮破旧的碎砖房。每逢刮风下雨，屋里进水、房顶漏雨是家常便饭。

八十年代以前的北京南城，无论胡同面貌多么陈旧，环境却总是清清爽爽。老老少少忙忙碌碌地出门上学、上班。早晨八点过后，幽长的胡同里，便只剩下些无业的妇女在门口进出，张罗一家人的午饭。

胡同里静极了，连风滚过瓦垄、卷起浮尘的细微声响，都真真切切。

地面犄角旮旯处，还清晰地留着竹扫帚划过的一道道丝缕痕迹。人人各司其职，家家安分守己。一条或几条胡同的公共所需，都由住在里头的人们自行完成，鲜有甚至没有外人介入。那位负责扫街的清洁工，月薪是十五元。

南城胡同，可视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缩影；而胡同里的人，则是那时北京市民的生动写照。胡同生活静谧、自成一体、安宁祥和。胡同里的居民，文化有高低，收入分厚薄，各家日子过得不同。但彼此间，却少有嫉妒、羡慕与攀比。

生活的本质，终究是一种自我的体验与经营。关起门来，把自家的日子过好，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事实上，广阔的国或许遥不可及，你只是国度里的一份子；但方寸的家，却完完全全属于你。这番道理，不知今人还能否体会？

胡同自有其伦理。其中一个标志，便是院落大门的朝向。各家院门的材质、尺寸不尽相同，但开启的方向却是一致的。无论是南城的胡同小院，还是内九外七的城门，乃至紫禁城的重重宫门，无一例外，都是向里开启。

大门不同于房门。房门之内是私密的居所，大门之外便是公共的巷陌。老北京人秉承祖辈传承的智慧，待人宽厚内敛，持家量力而行。“大门向里开”，便是这种处世哲学无言的昭示。

如今，南城胡同已成过往，连同那些向里开的院门也一并消失了。东西城仅存的几条胡同，被当作城市标本保留下来。细心人若去这些胡同走走，会发现：不仅许多院门已向外大大咧咧地敞开，甚至有些院墙、山墙也被如凿壁盗洞般破开，改成了门脸房，或干脆接盖出违建，突兀地矗立在街边。

院落大门向里开，曾是老北京人恪守的传统与规矩。

留下喜欢的记忆

几年前，有媒体征集描绘老北京市井的美术作品。

后来看了刊出的参展作品，果然不出所料。画作本身都准确生动，但终究是铅笔画、水墨画和油画。内容也无非是西直门内的白塔寺、前门外的廊坊二条、国子监的牌楼。想来下一期，该轮到苏州胡同、史家胡同、东西四牌楼了。

这些都是被反复描绘的老北京地标。用它们来代表老北京相对容易，因为这些景致多年来一直是摄影爱好者捕捉的目标，画家们照着照片描摹便是。

无论老照片还是这些画作，都能勾起老北京人的怀旧之情。但平面的艺术记录的只是瞬间，它没有声音，缺乏动感，更无法传递温度与变化。相比之下，用文字将昔日的市井百态与亲身感受记录下来，作为追忆，才更有味道。这或许也算是对那些照片与画作的一种说明和注解。

崇文门外大街是南城的主干道，两侧商铺林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崇文区唯一的有轨电车——俗称“当当车”，从崇文门哐当哐当地一直开到红桥的电车总厂。

电车有着米黄色的顶棚和深紫色的车身，车厢里的拉手是奶白色的赛璐璐。在我们孩子眼里，那奶白色总关联着奶糖的甜香，以至于车里得专门贴上纸条：“请孩子们不要啃咬拉手”。

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那时已有了独立出门的自由。每次出门，大人只嘱咐一句：“早点回来，别忘了吃饭。”不像现在，我们得再三叮嘱孩子：“注意来往车辆，别跟陌生人说话。”

那时街上机动车很少，站在崇文门的花岗石桥头向南望，要好半天才有一辆有轨电车晃晃悠悠地驶来。后来街上添了三路和八路公共汽车，人们才渐渐熟悉了汽油的味道。

沿着崇文门城墙根往来的是无轨电车，始发站设在北京火车站西头。它原本在城墙内侧行驶，一九六五年崇文门城楼拆除后，无轨电车才赫然出现在南城人面前。那车方头方脑，车厢里配着红色皮座椅。我们曾为了坐一坐那红皮椅，专门跑到总站爬上车，结果被工作人员逮住，罚我们打扫了车厢。

因为车辆不多，花市西口的交通岗楼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最初的岗亭是木制的，后来换成了水泥的。底座上有层高台，我们蹬着台阶，扒住窗沿，刚好能把脑袋搁在窗台上。里面的警察“咯噔咯噔”地操纵着红绿灯控制盘，还不时跟探进头来的我们逗笑几句。在孩子眼里，警察就是左邻右舍的叔叔。

我们这片儿的管片民警姓陈，胡同里谁家有事，喊他一声准来帮忙。小陈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穿梭，帮居民买米买面，浑身是劲。岗楼里的交警跟我们也很熟，每当岗楼后的“崇文药店”来了驱蛔虫的“宝塔糖”，他总会及时知会我们。

从崇文门桥头向南，东西两侧是漫起的土坡。从打磨厂东口和花市上二条西口，分别向南修出一米多高的平台通道，平台上开着各式店铺。西侧台上有五金店、化工店和卖土产的杂品店。

崇文门外大街唯一的饭馆坐落在东兴隆街东口。六十年代初，馆子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早晚只卖豆腐脑、馒头和大饼。即便如此，我们孩子也从不敢贸然进去——口袋里既没有钱，也没有粮票。

交通岗亭再往南是家理发店，门脸漆成橙黄色，很是洋气。店里烫头的女人，头发都被高高卷起，吊在屋顶的夹子上。

隔壁是家土产杂货店。那时这类店铺遍地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用品一应俱全。这家店门口终年竖着一捆捆杉篙和竹竿，据说用于染坊；院墙外则挂着许多手腕粗的大绳，是骡马套车的缰绳。

茶食胡同东口左边有家花店，店主刁蛮，不许孩子们靠近。为此，我们曾偷偷推倒过他摆在店外的几摞瓦盆。

崇文门外大街东侧有意思的铺面最多。头一家是自行车修理铺。我学骑车时是这儿的常客。记得六六年，店里有个叫“小五”的师傅，特别喜欢给孩子们修车。其实他自己当时也是个半大孩子，一头黄毛，瘦瘦小小。我对他印象深，是因为他给我们补完车胎后，从来不要钱。

除了修车铺，往南不远的钟表店也对孩子们有莫名的吸引力。那时，有块手表是大多数人的梦想，甚至还流行一句俏皮话：“镶金牙的爱笑，戴手表的爱撩（袖口）”。钟表店门脸宽阔，里头的业务员都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活像电影《羊城暗哨》里的特务，神情傲慢，对我们这些孩子根本不屑一顾。

紧挨着表店的是一家旅馆，似乎从未见有客人，终日大门紧闭，被我们称作“特务机关”。旅馆南侧，便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去处——花市信托商店。

花市信托在老北京城首屈一指，当时还有东单、天桥、西单等信托商行，但花市这家天天顾客盈门。工作后，我最爱逛信托，还被朋友戏称为“托派”。

花市信托不像百货公司那样窗明几净，售货员多是中老年人。一进门，先闻到一股扑鼻的陈腐气，如同踏入地窖。店里曲里拐弯一串房子，货架上、柜台里、地上，摆满了各式老旧物件。

在这里，我头一回见识了光溜溜的全皮沙发、翘着优雅尾巴的绛紫色钢琴，以及种种老家具、瓷瓶、铜摆件。老售货员不爱死守柜台，而是在商品间漫步，随时向客人介绍，倒有几分如今超市导购的意味。

“您看上什么了？”他搭讪道。

“沙发。”

“噢，德国货，皮面皮腿，只能放在木地板上。价钱不贵，主家要一百五，没得商量了。您府上在哪儿？”

在一连串热情介绍后，问话人多半会红着脸走开。那年月，南城人家多是一间屋子半间炕，哪有余地摆沙发？更何况，也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一九六九年春天，家里不知为何急需用钱。母亲夹着一个包袱，带我走进花市信托。她打开包袱，拿出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浅灰色毛皮大衣。

“灰鼠皮的，獭绒缝缀，做完没穿过几回。”母亲低声说。

柜台里的收货人觑着眼睛，用手使劲揪抓着大衣的皮毛。

“您轻点儿，”母亲心疼地说，“当年做它，花了十块大洋呢。”

对方抬起头，语气斩钉截铁：“代卖五十，手续费两块。我们收下，给四十。”

最终，母亲还是攥着那四十元钱，带我走出了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旁边，是京城大名鼎鼎的“青山居”本店。进门是一条缓缓上坡的过道，左边和前方各有一座月亮门。这是家专为外国人服务的高档店铺，经营古董、珠宝翡翠，也夹杂着电视机这类贵重商品。在红卫兵怒吼着“破四旧”的年代，“青山居”竟能安然无恙，连招牌都未改，看来他们也懂得政策。

我们多次顺着墙边溜进“青山居”，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不能吃也不能玩的宝贝。左边月亮门里，陈列着几台木箱般大的电子管电视机。在人均月生活费十二块的年代，孩子们惊呼：“四百八！”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大人瞠目结舌。

至此，热闹的崇文门外大街便走到了一个节点，再往南，没什么能吸引孩子们的去处了。

紧邻“青山居”的是崇文区最大的副食商店，一间凭本凭票购货的大屋子，里面光线昏暗，售货员个个面色紧绷，如同门神。接着是路口拐角的人民银行，设在一个大杂院里，同样悄无声息。银行左边是一家棚顶常年用木棍支着的文具店，后来改卖乐器，再后来，那纸糊的顶棚就彻底塌落了。我故意略过“千芝堂”中药店不提，因为从小便讨厌那苦口的药丸。

崇文门外大街南头是磁器口丁字路口。一条细瘦弯曲的小街斜斜地通向南方，与天坛弧形的灰墙接壤。

与崇文门城楼遥相对望的南端，是崇文区少年宫。少年宫右侧有座规模巨大的马车店。我曾数过，足足十七辆大车，套着二十几头牲口，鱼贯驶入那大院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九六三年，学校组织各班上街拾马粪比赛。许多学生拿着家长制作的各种工具，蹲守在马车店门口，眼巴巴地等着马粪从牲口屁股后掉下来。

这条大街上商铺众多，孩子们熟悉的，自然是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其实，这何尝不是人们始终遵循的历史规律——留下的，总是那些与自己生命产生过共鸣的记忆。

胡同里的土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城胡同里稍宽敞些的地界，都设有一处“土站”。何为“土站”？便是如今的垃圾站。为何有此称呼？这名字，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境况息息相关。

家住南城胡同的，多数是工资低、子女多的工薪家庭，几乎全是“月光族”。年底能攒下十几块钱的，十分罕见。

胡同里也有些靠旧社会遗留的房产收租的人家，手头比工薪阶层宽裕。但他们头上顶着“剥削阶级”的帽子，那点租金攥在手里，从不敢肆意挥霍、在人前显露。

尤其是从六零年春到六一年秋这一年半光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人们洗菜时，几乎没什么可扔的。茄子皮、莴笋皮连同叶子、甚至芹菜根、香菜根，都成了充饥之物。肉、蛋凭票供应，鸡蛋壳要碾碎了掺进糠皮里喂鸡。鱼是绝对的稀罕物，那时连饭店都只卖炸鱼骨头。

到了寻常百姓家，鱼更是全身是宝：鱼鳞、鱼骨头都要放在炉台上烤焦了吃。毫不夸张地说，但凡能入口的有机物，人们都会想尽办法塞进肚子里，抵御饥饿。

家庭垃圾主要就是废弃的生活有机物和炉灰。在那个几乎无可抛弃的有机物的年代，垃圾的成分与今日有天壤之别，主要就是煤灰和尘土。因此，称之为“土站”，名副其实。

家家户户要生火做饭。窗根下垒着灶台，旁边不是一堆煤球，就是几摞蜂窝煤。烧水、做饭、取暖，红彤彤的炉火日复一日地燃烧，浅黄色的煤灰，便一簸箕接一簸箕地被清理出来。每天，一个六七口之家，总要产出八九斤炉灰。

无冬历夏，每天傍晚，当街头传来清洁车的马达声，各家各户便端着盛满炉灰的家什，聚拢到清洁车旁。

四五位身着深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会帮着年迈体弱的老人倒灰。更多的街坊则是自己踮起脚，费力地将沉甸甸的煤灰举过高高的车厢板。还有清洁工会走进胡同深处，上门为孤寡老人收取。

这清洁车停靠的地方，便被叫做“土站”。

至今，我闭上眼，那时的景象仍清晰如在目前：秩序井然，人声寥寥，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灰尘。环卫工人用铁锹刮除地上洒落的灰土，发出一阵阵“刺啦——刺啦——”硌耳朵的声响。

清洁车尾槽帮下方，有一条半尺来宽的木踏板。工人们清扫完毕，将扫帚、铁锹扔进车厢。待汽车缓缓启动，他们便纵身一跃，稳稳落在木台上，双手攀住后车帮。车子缓缓开动，他们便随着车，颇为潇洒地消失在胡同口。

每天，清洁车停靠不超过半小时。车一走，土站所在的地面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

胡同里的居民都自觉遵守着规矩。绝无人在清洁车到来前，将炉灰提前倾倒在土站上。即便是国庆期间道路戒严，清洁车停运两天，家家户户也只是把煤灰仔细归拢，堆在自家屋檐下，静候次日车来的声响。

从前南城人过着清简的日子，每日产出的垃圾不仅成分简单，数量也有限。不似如今的垃圾站，气味熏天，堆积如山。

大米

春节前夕，有朋友送来一盒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大米。

中午，做饭的时候，我便舀出一碗放在电饭煲里。米粒是圆形的，顶端抹去一个小芽。捧一捧米，细细地欣赏：粒粒饱满，泛着油光。用水轻敨。挂了水的米，一团团从手缝间滑下。

不一会儿，电饭锅里的米饭熟了。开盖后，楼道里都飘着米饭的清香。

　 上小学时，学校旁边有一家粮店。隔不几天，我就跟着母亲，或姐姐去买粮食。每人每月的米，面和粗粮按个人的定量分开。

面和粗粮没的挑。唯独米，有很多学问。机米，每斤一毛六分四。大米，每斤一毛七分五。春节和国庆节，还有好米供应，每斤两毛二分一。还有种最廉价的米，二号早籼稻，每斤一毛三分五。用它蒸米饭最出数，只是过于粗糙，有些堵嗓子。

所有米都凭米票购买。米的等级不同，价格不同，供应期也不同。

每次粮店里，供应最好的大米和最便宜的米，都会在门口挂块小黑板，公布于市。

一时间，粮店门口人头攒动。人们排起长队。节日大米是定量供应。生活宽绰的家庭都希望多买一些。相反，生活紧张的家庭，每月的口粮自然不够。他们用自己家的节日好米配额，同富裕的家庭交换二号早籼稻，并获得少许差额利益。

慢慢的，粮店门口形成了小小的交换市场，仿佛是人类的原始交换。生活被精打细算到几厘钱。

　　中国人有许多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令人羡慕，也很田园。我们小时有许多新格言：一厘钱精神，针尖上削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等等，才是生活真谛。

生活困难，粮食紧缺，使得大多数父母为孩子吃饱肚子，而想方设法。每次去粮店背家里买的粮食时，总会听到母亲对持斗的售货员说：再敲敲，这里还有点儿剩面。

有时看到，粮店售货员在刚开走的卸粮车附近，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米粒。

　 贫困的时候，艰苦朴素是生活必需。富裕时候，艰苦朴素更是一种美德，一种精神。

就在那年春天，开始雷锋精神的学习。星期日，学校组织学生到公共汽车站，擦拭公共汽车。夏收时，小学生们到近郊区的大田里，捡麦穗。放学的孩子们看到，有老人走出粮店时，都会蜂拥而上，抢着背粮袋，送老人回家。

一个经济贫困，精神富裕的国家。当时的西方记者，这样评价中国。

劈柴

这块松木疖子在《微拍堂》上拍卖，底价二百元。

过去，南城胡同里的住户，家家都要用火炉子。夏天的火炉子只是烧饭。冬天的火炉子作用大，做饭，取暖，烤衣服。

说到烤衣服，许多人不理解。那时天冷，冬天洗完衣服挂在院里，不到半小时，冻的像板一样硬。哪家的孩子也没有两套冬装。明天上学等着穿，新洗的衣服围炉子挂一圈，烘烤。

冬天，炉子重要。同样，引燃炉子的劈柴也重要。一九六五年前，南城还没有普及蜂窝煤，家家使用煤球取暖做饭。煤球炉子不易封火，几乎都是天天点炉子。点炉子离不开引火儿。引火儿叫劈柴。劈柴就是前面介绍的《微拍堂》这件拍品。

最好的劈柴是松木劈柴，易燃还有淡淡的松香气息。松木劈柴里有疖子木，长相七楞八叉，有些生性很不好燃烧。

劈柴里的松木疖子即是现在被收藏爱好者们热捧的崖柏。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过去被生活抛弃的松木疖子，现在成了拍卖品。

到煤厂买劈柴是门功夫，不仅累还艰辛。每次我去买劈柴前，父母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劈柴要干松的，要把松木疖子挑出去，捡些小块的，省得回家再劈一次。千万别摔着，别扎着。

煤厂在茶食胡同的广兴园。远远的，离煤厂还有几十米，脚下的路已经沁满煤黑色。

广兴园空场有百十平米大，空气中荡着松木的清香。左边的煤球堆有一房多高。右边的劈柴堆也有一房多高，尖尖的顶端，裙摆状的下围很像埃及金字塔。

那年的劈柴三分钱一斤。现在，《微拍堂》拍卖的挂油松木疖子，二百元底价一块，还不足一斤重。

　 简写的家

家具是构成居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具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本篇作名为《简写的家》。

或青年人准备结婚新房，或搬进购买的第二套住房，都离不开满堂赏心悦目的新家具。卧室家具、客厅家具、厨房家具分门别类。家具起源是为了方便生活，显示富贵和没有实用性的家具是装饰品。装饰品家具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范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家里的家具都很简单，一只木箱铺块绒布就是凳子。箱子里放东西，箱子上面坐人。那时，很多家庭没有真正意义的椅子，屋里只有一张方桌和两把条凳，吃饭的碗筷收在木箱里。南城胡同有些人家连成双成对的筷子都凑不全。影视剧表现那个时代的家庭陈设，实在是导演高于生活的臆想。

影视剧里的普通家庭摆桌子摆椅子，写字台上放台灯，窗户上挂着布窗帘。现实生活中，这种条件的家庭在整个南城也没几家。儿时，随父亲到一位同事家拜年。他家仅有的两把高背椅子，被我和父亲各坐一把。主人是独臂，甩着一只空袖筒坐在床头，一边吸烟，一边朗朗地笑谈。那人那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影视剧里表现解放前的百姓家庭还算真实，但是表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百姓家庭生活，离实际情况相差太远，特别是表现基层领导的家庭生活，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当时，只有少数高级知识份子，和公私合营的股东们有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吧，一个窝头还要分给孩子一半儿。

　 我家六口人，住三间北房，月租金五元。屋里有单位发的一张铁床，一张三屉桌，一只文件柜改装的衣柜和一座梳妆台，还有台砖炕和自家的两把条凳。这是我家的全部家具，在同学和街道的伙伴们眼里，已经是豪华了。父母不在时，同学们到我家嬉闹，照镜子、摇铁床、拿长凳当马骑，二十七平米的房子在他们眼中已是海阔天空。有位同学姓金，一家七口人住十平米的房子，一张床搭三层铺，写作业要趴在床沿上。

　 那日，从有高背椅子的父亲同事家出来，我似乎着了魔，做梦都想有把高背椅，盘坐在宽大的椅面上，腰向后靠到能感觉到弧度。我在母亲面前，无数次地讲述坐高背椅的感觉，终于她同意买一对高背椅。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姐姐带我去前门家具店买高背椅。刚结束买铁锅凭票的时期，买一对椅子当然要付出辛苦。我们在凛冽的寒风里，等候两个小时才买到两只鹅黄色的高背椅。虽然椅子靠背没有人家的高，但是总比没有靠背的长凳好很多。从前门到家大约有五里地，比肩膀高还高的椅子，居然被我一路腿不沾地搬回家，走累时把椅子腿垫在脚面上，歇息片刻。

新买的高背椅四条腿顶端被母亲小心地包上绒布。

手电筒

前面一只灯泡，后面两只，或者几只干电池。从原理上讲，这就是电筒。

不知道谁发明的电筒，他的功劳不比爱迪生逊色。电筒的前身是火把和煤油马灯，在黑暗中为人们照亮前面的道路。

如同自行车发明在外国，发达在中国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如今，自行车少了，机动车多了。但是，逝去的荣誉称号不能忘记。

电筒是外国人的发明，其家族后代在中国长盛不衰且有不断变异，子孙翻新的趋势。

电池车灯是我使用最早的电筒。侯宝林先生有段提着灯笼，骑自行车的相声段子。其实，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骑自行车的人被要求使用电池车灯。

电池车灯，正方形，里面装两个一号干电池。车灯左边有个开关钮，后背是舌头状插卡座，插在车把下端三通管的商标出戟上。打开车灯，前方有一米见方的光亮区。

那时，南城胡同里没有路灯。大街上的路灯也疏疏落落。从崇文门到磁器口的大道是新铺的柏油路，两侧既没有排水沟也没有硬路面人行道。夜晚，不多见的机动车依仗着车灯，无所顾忌地驶过。自行车在黑咕隆咚的路上行走，确实有些不安全。

交警对骑自行车不开车灯的人，要严肃教育。五，六十年带的北京人脸皮很薄，不要说严厉地批评，只要交警用手一指，骑自行车的人便马上打开车灯，或者推车前行。

父亲有一辆单位配给的日本菊花牌自行车，黑色的带暗红色底漆。车灯是自己买的，当然还有里面的电池。

我还小，不知道电池的价格。父亲很在意这辆车和车灯。只要不用时，他便把干电池掏出来，擦得干干净净。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位于前门的机关值夜班。

自行车走到西兴隆街时，迎面来了一位交警。父亲连忙伸手抅车灯的开关旋钮。我坐在前车梁上，双手牢牢地握着车灯。父亲的手落空。自行车晃了一下，横向倒下来。车灯的玻璃蒙子碎成几瓣。

从自行车车灯开始，我对电筒有了深刻认识，尤其是一种白象牌的聚光手电筒。

一九六五年，南城胡同陆续有了路灯。说是有路灯，其实和没有也差不多。十五度的灯泡挂在五六米高的电线杆上。路灯洒在地上的光亮，比萤火虫的屁股强不到哪去。这阶段，各家各户的生活好了许多。钢铝制品，塑料制品进入大家的生活，还有手电筒。

雪亮的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显示着威力：照向天空，如同手中挥舞着一柄长剑；射向幽深黑暗的胡同深处，对面墙上闪出一轮明亮的月亮。装有聚光灯泡的白象牌手电筒是孩子们眼中的最爱。它比需要拧动前部，聚光调焦的传统手电筒强出百倍。每天晚上，胡同里到处是一闪一闪的手电筒光柱，和把电光斜照在脸上，出现呲牙咧嘴的鬼样。

不久，手电筒又成为孩子们扒砖头，掏墙洞，寻找土鳖的工具。土鳖可以到中药铺卖钱。一只土鳖二分。卖土鳖的钱，首先要用来买新的电池。

2006年，有朋友送来一只玉石专用电筒。我被它雪亮的光柱吓了一跳。电筒近用能照透玉石。电筒远用，黑暗中，三十米外的物件清晰可见。

这哪里还是传统的手电筒，分明是照妖镜。相信再过些时日，手电筒能发展成光刀般的杀人利器。人们还可以把核磁共振仪造得像手电筒一样小巧，用来看清更诡秘的东西。

煤球

到2005年，南城胡同里的住户在冬季都要烧煤取暖。

到1978年，罐装煤气进入普通居民家中。之前，南城胡同里的住户都要烧煤做饭。

白的是面，黑的是煤。这两样东西给我的印象极深。 刚学会走路时，牵着父母的手走在宽宽窄窄的胡同里，总被提醒：“别踩着煤饼”。“煤饼”二字里透着珍惜。

上世纪五十年代。手摇煤球的价格是煤沫子的几倍。南城大多数住户买煤沫子，回家自己摊煤饼。煤沫子加水后，在胡同犄角旮旯的地方摊开煤泥，在上面用瓦刀划出一寸大小的格格。天气好时，整条胡同里，沿墙角都是各家各户摊开的煤饼，像是一块块形状不一的补丁。有两三天时间，煤泥干透了，掰开划着格子的煤饼，把一堆小块煤饼搬回家。天气不好时，煤饼几天也干不透（那时，人们不懂的一氧化碳中毒，代代相传的是湿煤有味儿，能伤人，所以用不得）。

摊在地上的煤饼，时间长了，难免有不小心的路人，或调皮的孩子在煤饼上踩一脚，落下一个大大的印记。胡同里的住户嗓门大，说话也冲，隔三差五就能听到，煤饼被踩的住户大呼小叫：“谁这么不长眼？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谁踩了我家的煤饼，谁倒一辈子霉（煤）"。“倒霉”一词，出自诅咒南城胡同里的踩煤饼行为。

做煤饼是体力活儿。家里的老爷们到了星期天，大多要做煤饼。一个上午下来，满头是汗，满身煤灰，辛苦得够呛。所以，胡同里的住户难免对踩踏煤饼的人，痛恨至极。

若是晒煤饼期间赶上下雨，干松一些的煤饼可以收起来，待天放晴后再晾。刚摊上几个时辰的煤饼，可就覆水难收了。住户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家的煤饼随着哗哗的雨水，付之东流。

离我家院百十米的南边，有一家煤铺。煤铺院子不大，左边是露天的煤沫，右边是挑起的大棚，里面堆着摇出来的煤球。煤铺老爷子的模样记不住了，只记得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个膀大腰圆。尤其是哥哥，一年到头，赤裸着上身，连眼眶子都是灰黑色。

棚顶上垂下一条大绳。绳头系着一只直径一米多的铁丝编的箩筐。小儿子向筐里扬湿煤。大儿子一刻不停地摇动箩筐，再把成型的煤球倾覆在一边。

孩子们爱看他上身崩起来的肌肉，和顺着后背淌下的一缕缕汗渍。他家很有钱，总有几屉热气腾腾的白馒头摆在窗台，衬着左右黢黑黑的门窗，十分显眼。

煤铺的儿子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工人。小业主家的儿子也是工人阶级。文革开始时，他成了胡同里的红卫兵之一。没有谁去找他们的阶级麻烦。掏粪的，卖煤的，送水的，即便在旧社会也是汗珠子摔八瓣的营生。不是为了其他目的，真不应该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

社会对他很公正。 煤铺的大儿子后来当兵了，回家探亲时，很是威武。

冬天的故事

有网红操着颇具磁性的男低音，讲述不知是科学，还是神学的故事：再过十五年，地球将要进入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时，地球气温下降并持续七十年左右。届时，英国的泰晤士河都会冰冻三尺。

没去过英国，也没见过泰晤士河。至于在这条河上开坦克，还是开飞机，与我无关。但是，我经受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北京冬天的寒冷。在这里描述一下，也算做给今天酷暑难耐的北京人，一碗寒气逼人的冰茶。

一九六三年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昨晚上睡觉前，把棉袄棉裤都压在棉被上。钻进冰冷的被窝后，全身蜷缩在一起许久，才慢慢地平躺下来。被窝里的热气从脖子逐渐蔓延到全身，直到脚底。这一夜，不到憋得全身哆嗦，是绝不起身小解的。

　　清晨，总是父亲提前起床。他打开煤炉上的封火盖，拨开火门。很快，熊熊的炉火窜出炉台。这是父亲为使屋子迅速升温而添进的劈柴。然后，他又把孩子们的棉袄，棉裤在炉边煨热。到我起床时，第一壶开水已经腾腾沸起。

屋里的所有玻璃窗户都布满厚厚的冰凌花。亮白色的冰凌花把室内辉映得一片雪亮，即便不开电灯也十分耀眼。

我用手掌捂化一片附在玻璃上的冰花，向外张望：夜间下雪了，积雪漫了半尺高的台阶。对面房顶上的瓦垅已经被填平。

空中没有一丝风。雪花笔直地落下，院里晾衣服铁丝上的积雪也有半寸高。屋檐下，烟筒吐着青色的淡烟，聚成一团并不飘摇离去。烟筒口挂着一尺多长，棕褐色的冰溜子。

雪下了一天。上课前，有同学把湿漉漉的棉鞋放在炉子旁边。老师用红红的双手，举着一双双湿棉鞋在炉边烘烤。

不是所有同学都有棉鞋，不是所有同学都舍得雪天穿棉鞋。班里有个叫史维强的同学，每到冬天手脚都冻的红肿，裂口。即便在冬天，他穿的胶鞋也总是露着脚趾头。

收音机里播送评书《烈火金刚》。铁打的汉子史庚新的名字十分响亮。同学们便把因无奈而不惧寒冷的史维强，称作史庚新。清楚地记得：史庚新的名字让冻得探头探脑的史维强，高兴了好一阵子。

大雪停后没几天。大风刮了没几天。由于太冷，龙潭湖的冰面结实得可以开卡车。靠近湖岸的冰面膨胀起来，一尺多厚的冰层相互叠压在一起，围绕着湖面如同一圈隆起的雕塑造型。

空气寒冷，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用手推动教室的门把时，都要十分小心。如果手上沾了潮气，手皮会被粘在铁质的门把上。

放学往家走时，也要小心翼翼。胡同里的路面被冻成铅灰色，有些地段还裂着一条条冰棍宽的口子。无论胶质鞋底，还是塑料鞋底都被冻得生硬光滑，走在路上像是在溜冰。在钢铁一样坚硬的路面上摔倒，再顽强的孩子也爬不起来。

那天我摔倒了。静悄悄的胡同里，前后空无一人。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足有半节课时间才缓过劲儿来。流到嘴角的哈喇子被冻住，虫子一样挂在脸上。​

小雪

晚饭后，门口挂上母亲新做的棉门帘子。厚厚的棉门帘把炉火冒出的热气，严严实实地闷在屋里。

　 南城平房大都进深不大。我家是北房三间。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一间。模式是四合院标准，但是两边的配房仅五米一间。

冬天，取暖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口。开门关门时，一股寒风吹满屋。所以，需要挂上随时掩门，又随意开启的棉门帘子。

屋子正中是铸铁的花盘炉。白铁烟囱在屋内拐上两拐，足有六米长。烟筒越长，保暖越好。

花盘炉子很高，我要踮着脚，才能盖上火盖。家里取暖，做饭都在这座炉子上。

炉子烧煤球，炉膛大。每天晚上封火时，要填上整整一簸箕煤球，大概总有三斤。开火后，拐弯的火门也烧得通红。

在暖洋洋的屋里，全家人兴致勃勃。孩子们在炉子边烤土豆，烤白薯，烤馒头，烤窝头；在烟筒上，烘烤口罩和红领巾。

　 春节临近。每人凭副食本有二两葵花子和半斤带壳花生。全家的花生和瓜子汇集在一起，足有半面袋。母亲把每天定量吃的花生，瓜子盛在盘里，又重新扎好口袋。

伴着花生瓜子，父亲给孩子们读《西游记》。盘里的花生瓜子数量并不很多，却总能吃到很晚。当最后几枚花生被母亲塞到我手里时，睡觉的时间到了。

半面袋的花生和瓜子，一定要吃到除夕晚上。数量不多的花生和瓜子是一种情趣，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满足感。全家人都不想太快吃完这些好东西，以把温暖的时光再多留住几天。直到今日，当年那个温暖祥和的夜晚时光，似乎掀开棉门帘子就能一步进入。

大雪　

终于，北京城上空布满铅灰色的雪云。室外阴冷阴冷的，夹杂着阵阵潮气还越来越昏暗。似乎能听到不断涌来的雪云，一层层堆积在头顶发出吱吱的响声。

一直欣赏诸葛亮岳父诵读的那首关于雪的诗：一夜北风吹，万里彤云厚。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败鳞残甲满天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一幅如在目前的写生画，把雪中的天地景物和人的情怀思绪，一并表现出来。诗中的彤云不是红云，而是大雪将至时特有雪云：铅灰色的云层中，有抹暗红的调子沉浸在里面 。

由于有《三国演义》这段描写，“彤”字在人们心中便多了这层与雪云相关的意味。诗中的“宇宙”二字，也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认为的物质宇宙，而是古人笔下的视觉宇宙，是作者观察到的周边环境。最有意思的是诗中的“瘦”字。自从有了“花瘦”的拿捏形容，后人纷纷效仿，继而出现“花肥”的对称。有些诗歌“花肥花瘦”的描写，酸得人忍不住要倒牙。

雪给文人墨客带来遐想，也给所有人传递愉悦心情。不计年龄大小，一个人还能在大雪中，毫无顾忌地肆意玩耍则表明其不泯的童心。大雪来了，天地白了。平日里隐匿的人性率性地展现出来。此时是你忘记一切，满脑子充满儿时记忆的时候。

六十年前，冬季的北京城总要光临几场近半尺深的大雪。孩子们攥出雪球掷于厚厚的雪里，先是用脚踢，后是用手推，雪球滚出不足百米远，已经变得有洗衣盆大小。雪球被置放在胡同中央，孩子们从几个方向，攥小雪球向大雪球投去。总有几个飞出去的小雪球，落在其它方向的孩子堆里，于是一场激烈的雪仗拉开序幕。

来来往往的雪球，以有一颗击中对方头部为欢呼的理由。稍大一些的孩子气力足，攥出的雪球有馒头大小且结结实实，远远地打在墙面，砰然一响。这样的雪球一旦落在谁的头顶，足以使被击者鼻青脸肿。孩子被打哭，父母出来大声斥责。此次雪仗到此结束。还有时，飞出的雪球打碎临街的窗户玻璃，孩子们便一哄而散。

南城胡同里，很少见到童话般的雪人，堆雪人是北城人家教养出的酸孩子们所为。

攥雪球是很辛苦的事。一个孩子连续攥出十个雪球后，手掌会冻得麻木胀痛。北城有孩子用劈开的竹板粘起雪堆上的雪，再把带雪的竹板一端用力磕在脚外侧，竹板上的雪准确地飞向对方。竹板雪仗只是一种挑衅和骚扰，完全没有雪球的威慑和霸气。

初中的孩子们更喜欢冲冰。初落雪时，在地上倒出一道长长的水流。雪霁后，水流结成冰流，把冰流上的积雪除净，露出一道一尺多宽，十数米长的冰面。冰面上粘连着疙疙瘩瘩的雪斑，需要把凹凸不平的冰面磨平。

冲冰开始，一群大男孩从远处，鱼贯助跑到冰流的一端停住，两只脚前后分开在冰上滑行。开始的滑行是一尺一尺地拓展，随着平滑的冰面不断延伸，最后镜面般的冰道足有二十米长。他们在稳稳的滑行中，做出各种各样的优雅、惊险、舒展的动作。

玩冲冰最重要的是脚下的鞋，当然不是冰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城胡同没有几个孩子买得起冰鞋。那年硬质塑料刚刚诞生，啪啪作响的白底塑料鞋阻力小，在冰面上滑行比胶底解放鞋飘逸许多。白塑料底配黑灯芯绒面的松紧口鞋，十分潇洒。冬天，特别是雪天，不少南城胡同的半大小子足蹬这种鞋，一边滑溜溜，一边行走在冻得铁一样坚硬的路上，甚至还踏进冰雪里。

后来，这些南城胡同里的大男孩便把冲冰中掌握的技术，带到了什刹海冰场。再后来，他们纷纷上山下乡，又把胡同里的冲冰技术和塑料底鞋带到东北三江平原。

2023年。北京湿乎乎的阴了一天，雪终究没有下来。下午，天空中飘洒了点儿冰渣，欢喜得人们仰起双手欢迎。不要小瞧这点终于落下的冰渣，它把气象台掉到地上的脸，总算捡了回来。果然晚上（北京新闻）播音员，用欢快的声音报道下午的几秒钟冰渣，以证实天气预报的准确。

其实没有人责怪气象台。天有不测风云是中国人的老话。预报天气不准是常事，准了才是意外之喜。

　 人们太盼雪了。雪不仅滋润大地，还给人们的精神带来愉快。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人们对冬天是否落雪的关心，可以提前到半年之前。去年秋天时，气象预报说：因为今夏雨水多，明年冬天北京会降大雪。看来这一预测又没算准。这些年北京的雪真少，就是下雪也很小。遇到没脚脖子厚的雪落在京城时，便又是黄色预警，又是全城动员，弄得大家手忙脚乱。

小时候北京的雪很大。一片片的雪花真像鹅毛一般，密集得能遮住人们的眼睛。一次，上语文课时，教室外飘下雪花。老师高兴地背诵三国演义，隆中对中的那首诗。放学时，雪下得比最初更大。出得学校门，大家四散奔跑。刚落的雪并不滑，只是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这场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朦胧中听父亲说着：雪真大，把窗根下搭的小棚子压塌了。我从被窝里向外望，窗户上爬满形态各异的冰花。

　街上的雪没过脚脖子。灯芯绒棉鞋的上口灌进雪。教室的火炉边围着一圈棉鞋。老师让大家进教室做的第一件事是烤棉鞋。

教室里弥漫着一阵阵不好形容的味道。有几个同学穿着湿漉漉的棉鞋不肯脱去。大家知道：他们没穿袜子。

不是不穿而是没有袜子穿。袜子和秋裤是当时孩子们的奢侈品。就是穿袜子的同学，袜子上也都是补丁摞着补丁。

在老师的坚持下，没穿袜子的同学把棉鞋脱下。老师回办公室找来一些旧衣服，把他们的赤脚包上。有个姓金的男生，由于没有可包的衣物了，老师让他坐在前面，把双脚放在老师的怀里。

这情景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教室里熙熙攘攘的同学们，依旧在打打闹闹。

　 老师一边抱着学生的双脚，一边不停地翻动一双双湿漉漉棉鞋。她就坐在几十双湿棉鞋的旁边，和她的学生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笑着。

　 几十年后，只要下雪，下大雪时，我就想起当年老师一边抱着学生的双脚，一边不停地翻动几十双湿棉鞋的情景。她做得那样自然，笑得那样自然。

　 冬至

又是一年春节临近。如果还有过去使用的日历牌，年初厚厚的一本已经翻去两成。

由于有简单的生活常识印在日历上，母亲不允许孩子再逐日撕扯，而是把翻过去的每页用橡皮筋反绷在上端。她说那是一本书。

我一直盼着日历快点儿翻完。翻完的旧日历就归我了。上课时，把旧日历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看，很有意思。日历记录着过去每一天的味道。尤其是去年春节那几页，似乎还有淡淡的肉香。

　 那时天很冷，地上裂出口子。房檐挂着半尺多长的冰凌。为了保持室内的温度，大多数家庭入秋就开始准备棉门帘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孩子一床棉被是奢侈事。家住南城的大多数孩子们都是兄弟几个合盖一床棉被，再把各自的棉袄棉裤统统压在上面。由于睡觉时你抻我拽，没几个月棉被被扯开行线。 春天收起棉被前，要先晾晒再用竹竿使劲抽打。

讲究的家庭隔年把棉被里的棉花掏出来，重新弹棉拉网。反复弹棉几次后，棉花的纤维感退化，母亲总要买些新棉花补进去。使用数年的棉被里，最陈旧的部分被替换并积攒起来，留着做冬天的棉门帘子。

　 棉门帘子厚得不能再厚。母亲把每年积攒下来的旧棉花全拿出来，再加挑些旧被面和旧衣裤，拼接成门帘的里儿和面儿。旧棉花被一层层铺在上面。母亲每铺一层棉花，就让我在上面连踩再滚地压迫一番。这样的一次次踩压，总要有十几回。整整一个上午，棉门帘子才能做好。棉门帘子像副铠甲，既弯不了也掀不动。只有等到父亲回来，才能把新作的棉门帘子举到门口，挂在门框上。

一寸多厚的棉门帘子严严实实地垂挂在门上，不仅挡风，还隔音。我进出门需要使足力气，才能掀开棉门帘子的一道缝。

　 换上来年年历牌的时候，屋门口挂上新做的棉门帘子。它预示着新年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到了，胡同里飘满肉香的春节快到了。

　 腊月二十三的前一个星期天，家里一定要大扫除：糊窗户纸，贴墙纸。这是东北满族人的生活习惯。每到这一天，全家总动员。屋里门窗大敞，翻天覆地一般。

　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是扫去秽气。打开门窗是迎来福气。贴上新窗纸和墙纸，贴上窗花儿是展示喜气。春节在中国人心里有着巨大的魅力。人们积攒一年的钱财都要花在这个节日里。

　 我家有四扇用整匹高粱纸贴的窗户。早在秋风起时，窗纸就呼嗒呼嗒地响，好像在提醒人们：天冷了。

　　窗纸一响，即便在梦里，母亲也会说上一句：明早天凉，多穿衣服。

窗纸是我家的天气预报。母亲是家里的天气预报员。记得那年，新买回的墙纸是藕荷色的地儿，上面印着黄色的小花儿。姐姐穿的棉袄恰巧也有小碎花儿。为此，我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墙纸”。

　每年糊窗纸，家里人都要对我重点防范。因为，糊窗纸的浆糊是用白面做的。姐姐一边在火上打浆糊，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这里有毒药，人吃了就会变成大傻子。

知道这话是讲给我听的。开始还真相信，看着白面做成的粥一样的浆糊，不敢伸手去动。糊窗纸，贴墙纸时，姐姐用眼睛的余光监视着，怕我偷吃浆糊。

我的工作是为父亲落眼，新贴的窗纸纸是否端正。整整一个上午，腰酸腿疼。在快糊完窗纸和墙纸时，我被允许喝一小碗浆糊。白面做的浆糊温温的、稠稠的，很香。我是全家唯一被允许，喝一小碗浆糊的人。

　 全家人一直忙到下午。新打扫的房顶，新贴的墙纸和窗纸，屋内焕然一新。母亲端上一锅菜粥，上面撒了几滴香油，还有一大盘粉肠，高兴地宣布：今天大家随便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六五年秋天，大姐考上了名牌大学，在胡同里堪称凤毛麟角。二姐读高二，功课名列前茅，明年考上名校也是手拿把掐，加之这个春节，大学生姐姐回家过年，父亲一连好几天都乐得合不拢嘴，居然哼起了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欢快的小调。

那年春天，院里通了自来水，门口铺了小柏油路。南城居民的生活，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在没有自来水的年月，家家都有一口大水缸。我家的缸将近一米高，敦敦实实地守在屋檐下。虽说通了自来水，水缸在各家依旧担当着重任。有的用来存煤球，有的用来积酸菜，有的用来储粮食。

我家的水缸成了母亲的专属领地。刚过元旦，她就把大缸里里外外刷洗得锃亮，并郑重宣布：“今年过年，这缸就专门给你们存好吃的！”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母亲就忙碌起来。她一次次挎着菜篮子出门，又一次次把满篮子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缸里。

我好奇极了，总想探头看看母亲到底往缸里藏了什么宝贝。她总是神秘地一笑，挡开我：“现在不许看，到了年三十儿，你就全知道啦！”

除夕夜的团圆饭，水缸的秘密终于揭晓：有鱼，有鸡，有肉，有粉条，有年糕，有干海带，有小肚，有粉肠，有酸菜，有豆腐，有白面馒头……

那只水缸，仿佛一个神奇的聚宝盆。从除夕到破五，美味接连不断地从里面变出来。开头几天是实在的炖肉、烧鸡、整鱼；后来变成了粉条炖肉、鱼头豆腐；再往后，粉条炖肉里添进了大把酸菜，鱼炖豆腐里就只剩下豆腐和汤了。

到了初五晚上，母亲在空荡荡的缸底摸索了半晌，才掏出最后一点存货。我知道，母亲精彩的“年味魔术”演完了，缸里再也变不出什么诱人的好东西了。

吃饭时，母亲笑着说：“今年咱家准备的年货，可比去年丰盛多了。” 她让我回忆，这五天都吃了些什么。我如数家珍地报给她听。开学前，我把春节的美食写成了一篇作文，笔下尽是诱人的香味。只是，初五那顿鱼汤豆腐和酸菜粉条里的肉渣，被我悄悄“忘”在了稿纸之外。

正月十五，放学回家，我看见母亲又俯身在那口大水缸前。曾经装满年货的缸已闲置多日，我对它早已失了兴趣。

母亲几乎将半个身子都探了进去，掏出的旧报纸、塑料布、草绳子散了一地。当她直起腰时，脸上蹭了好几道灰，手里却像变戏法似的，捧出一块豆腐、一条猪肉和两只油亮亮的鸡腿。

原来，为了这正月十五的团圆饭，母亲在置办年货时，竟每一样都悄悄地省下了一点点。她是想把这一年一度、来之不易的春节滋味，尽可能地拉得长一些，再长一些。

站起来的蚂蚁

一直喜欢看蚂蚁，几乎成了癖好。起因是小学自然课老师的一句话：“同学们要学会观察大自然。观察大自然时，要用心才能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会站起来的蚂蚁。”

那日正逢春天，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都沿着墙角找蚂蚁。再上自然课时，老师问大家：“同学们观察蚂蚁了吗？”

“观察了。”

“见到站起来的蚂蚁了吗？”

听了老师的问话，大家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有见到站起来的蚂蚁。

老师笑了，慢慢地说：“把这作为一个课题，以后慢慢观察吧。”

老师这句话影响我几十年。

胡同里的蚂蚁很小，模样就像把一颗小米粒拦腰拉长了一样。春天，黑色的土地上出现一块块湿润的痕迹。蚂蚁们沿着墙角，探头探脑地爬出来。

一群胡同里的孩子头顶头地趴在湿土地上，用小棍在行走的蚂蚁前面划出一道道小沟。蚂蚁在浅浅的沟轨里，爬上爬下如同翻越丘陵一般。

第一个发现蚂蚁的孩子趾高气扬，向后推着一个个挤过来的脑袋，大声说：“是我先发现的！”

“那你把蚂蚁牵家去，看它跟你走吗？”

一只蚂蚁，能给孩子们带来一段争执，一阵欢笑。

自然界的所有动物中，蚂蚁因个头太小而不足为奇。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蚂蚁预知春天的本领，丝毫不逊于鸭先生。

在早春的寒风还凛凛袭人时，天坛公园里的蚂蚁便出现了。公园里的蚂蚁有三颗小米粒的长度，暗红色的头顶上长着两只短短的须角。雪还未完全融化。蚂蚁居然能从积雪处爬过。它似乎在告诉观察者：地暖了，雪已经不再刺骨。

不知为什么，胡同里的小蚂蚁和公园里的大蚂蚁绝不生活在一起。它们有各自的领地，并且严格遵守。

山蚂蚁比公园里的蚂蚁更加硕大，足足有四个小米粒长短。山蚂蚁跑得很快，瞬间从小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它们似乎格外警觉，不像胡同和公园里的蚂蚁那样傻乎乎地爬行，而是跑一段停一段，还要转头左右张望。有时它还会跳。用手在山蚂蚁后面敲打地面时，山蚂蚁会一跃而消失。

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黑色的土地被灰色的水泥覆盖得严严实实。路边树坑里，仅有的一点沃土也被带孔的渗水板覆盖起来。

胡同消失了。胡同里的蚂蚁自然也消失殆尽。天坛公园里的每平方米土地上，每天早晨都有几双脚走过。人的密度远远超过树的密度。公园里的蚂蚁也躲了起来。

驱车出城的人们涌向北京周围的山区。连怀柔一条偏远的山沟路边都停满汽车。不知山蚂蚁们的命运如何？好在山是插入空中的实体。山蚂蚁还可以走上高高的山岗。

没有谁注意自然界里，还有蚂蚁同属于动物范畴。人有钱了，可以混迹于俱乐部，不尽人事。大型动物有困难会有绿色组织伸出援手。蚂蚁则不同，由于体型太小，无声无息，所以性命也显得廉价。在多年观察蚂蚁的经历中，我始终没有看到自然老师说的那种会站起来的蚂蚁。

春天到了。成群结队的蚂蚁又悄无声息地忙碌起来。

最后消失的唤头声

电视里一个三十岁出头，穿一身中式对襟衣裤的胖小伙，操着京腔京味儿，介绍老北京胡同里的“八大响器”。

何谓“八大响器”？就是过去老北京买卖人走街串巷时的招摇声。真不知道小伙子从哪里凑出来的“八大响器”。大约是从清初算起。

南城胡同曲里拐弯。座座院落大小不等。一些深幽的院子，从大门口到三进身的里院，不悬说，也有五十多米深。那时，少见院子装电铃。进身深的院子，一般在里院挂个铁铃，然后用一根细细的铁丝七拐八拐地通到大门口。不过，除了夜间，白天的院子大门是从来不用关的。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走街串巷的生意人中，已经没有了摇着晃铃的郎中。再往前追，民国时也不会有鸣锣开道的送帖人群，和敲得杠头满街响的送殡队伍。

所以说：老北京胡同“八大响”都指的什么？是哪个朝代的？年轻人喜欢老北京的玩意挺好，但是要弄明白，否则就是瞎掰。

老北京胡同里的商业招摇很有讲究。磨剪子戗菜刀的人，或推着一辆人字形的小车，或担着一条横条凳。他们一般在午饭和晚饭前后出来。磨刀人手拿着一管小号，在胡同里，走不远便以5——1的号音吹一声。

听到号声，胡同里各个院子，总会有人出来磨剪子戗菜刀。

磨刀人把收到的活儿分别用不同的竹夹子夹住，然后给主人一个同样的架子，算是取货时的凭证。

磨刀人还有另一种招摇工具，一串竖着叠压在一起的铁片。铁片前后摇动，发出清脆的“刷刷”声。这是通知主人：刀剪磨好了。

百货货郎担来时的拨楞鼓声，那个时候最受人们欢迎。拨楞鼓有两个，上面是铜锣，下面是羊皮鼓。

在我记忆中，最初见到的货郎担，还真和歌唱家郭颂表演的《新货郎》一样：一根扁担，前后两个木箱子。箱子上还插着乱七八糟的不少东西。

五七年时，货郎担改送货车。车上装的东西抵得上一个小百货店，甚至还有带螺口的夹片剃须刀。

那一年，胡同里许多大人要去十三陵修水库，所以买盆，买碗的人特多。

我站在货郎车前，听两个售货员讲：“这是最后一次出车。兴隆街开了百货合作社，以后大家都到店里买东西”。

兴隆街百货合作社面积很大。百货店的门被漆成了黄色。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货郎们都聚到里面。那片儿的居民习惯地称它：黄门合作社。

有一位秃顶的货郎，我记得最清楚。他很善良。有人打梳头油时，总要在买家的瓶口停留很长时间，以让提子里的头油流尽。

大人们夸他厚道。后来，他做了黄门合作社的经理，再后来，又当了南大街基层店经理。文革时，他红极一时，成了崇文区副食品系统造反派的头目。

文革结束后，我见到他弯着腰，在位于东柳树井的副食商场门前，吃力地扫地。他姓陶，在南城那片儿胡同里，曾经是有名的担担子货郎。

说到副食担子，最有意思。副食货郎有敲单梆子和双梆子之分。敲单梆子的货郎，担子里只有花生油，香油，酱油，醋简单几种货。

双梆子是左右一粗一细两个竹筒子，敲起来的梆子声一高一低，甚是好听。

双梆子声敲起，香飘一路的副食车便来了：白糖，红糖，水果糖，散装白酒，芝麻酱，黄酱，花椒，大料，所有副食调料一应俱全。 胡同里无论大人，小孩涌出门口，聚到副食车前。

三年自然灾害时，副食供应开始按人头，凭本计量分配。副食品货郎车也退回了黄门合作社。

胡同里清静多了。偶尔还有打鼓的馄炖担招摇声飘过。胡同里的馄炖担老板，也是前后担着两只箱子。前箱子是煮馄炖的铁锅。炉灶架在木制的风箱上面。后面的担子是包好的馄饨，碗筷和一盆随时更换的洗碗水。担子上还挂着两个四腿小凳，让吃馄炖的人坐着。

馄炖担是晚上来到胡同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南城胡同里没有路灯。馄炖担一来，红红的炉火在漆黑的胡同绚丽一片。

老板肩头担着担子，并不用手去扶，腾出的手不停地敲着，一只半尺长的小鼓：“通通，通通”节奏清楚。

哪里有人招呼，老板就把馄炖担停在附近亮一些的院落门口。滚烫的排骨汤里，下入混沌，再加上滴滴香油，片片香菜，味道绝对沁人心脾。

晚间在胡同里买馄炖的人，大多家中有老人或病人。活蹦乱跳的孩子们没有这等口福。

胡同里，孩子们的专属招摇声，应该是“唤头”声。剃头的“唤头”声悠远绵长。说玄点儿，唤头在街头一声起音儿，尾音能飘到巷尾。

孩子们一个月理一次头，在那时算是奢侈。常有一个半月理一次头的孩子，蓬头垢面，到处乱跑。特别是夏天，有些男孩一头杂草般混乱的头发散发着汗酸味。

这是老师找家长时，讲的最多的话由。

剃头师傅在胡同里，找个树荫，或是山墙背阴处，让孩子们顺墙根排成一排。然后，他拿出一块油吃麻花的衬布，围在第一个孩子的胸前。干涩的手动推子，在孩子们沾满汗渍的头发上行走，发出“嗑吃，磕吃”的声音。不时有几根吃进推子齿间的头发被连根拔起，孩子痛得疵牙咧嘴。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胡同里“唤头”的招摇声消失。 它是胡同里最后消失的招摇声。

底色

文革十年，社会变得既复杂又简单，既疯狂又冷静，既残酷又温暖，既明白又糊涂，既忠贞又叛逆。

全社会在语录的指导下，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与其说是对全体人民革命意志的锤炼，不如说是对人们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真情的摧残和消耗。

终于有了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夜晚。数万人聚集在漆黑的天安门广场东侧，滚雷一样的歌声一遍遍地响起。

人们一直痛斥的“破四旧”疯狂举动和对“地富反坏右资”的迫害，其实这两个文革早期号角式的狂热节目只演出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其带有强烈的法西斯式色彩，所以人们一直对此刻骨铭心。没有谁能理解，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的一个月时间里，人为何能魔鬼到如此程度。

很快，红卫兵小将们从巅峰跌落下来。他们的父母同样被掀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在“黑六类”的后面，又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字，后面还被注明“叛徒”、“特务”的诠释。

一九六六年底，我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许多人殴打一位老者。老者的后背上插着一块牌子：“李大钊之子，大叛徒，大特务安徽省李葆华”。鲜血淌满他的左肩膀。

从这时开始，标签似的阶级阵营被完全打乱。随着上海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的到来，各地开始权力争夺。两派力量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互相残杀。应该承认：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权力之争，为国家和民族留下深深的后患。

为了夺取领导权，各派都无休止地扩充队伍，充斥力量。除“走资派”的子女继续做“狗崽子”不能入选外，“地富反坏右资”的子女大多成为“可教育好子女”，被吸纳入各派系之中。

这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惶惶如丧家之犬，被崛起于京城的五大学生领袖和工厂里的造反派所取代。

社会进入被语录指挥的时代。谁都可以任意曲解语录，以谋取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语录不是圣旨，却胜似圣旨。有圣旨就有传旨的内臣和领旨的受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对语录的理解引发派系间的无休止辩论。人们沉溺在无忠无不忠的荒诞漩涡中。

七零后出生的人不曾见过，什么叫大字报的海洋。一九六七年春天，全国成立“揪斗刘火线司令部”。从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向南，到长安街西单至东单一线，几十万人逶迤绵延几公里，都是来自全国的造反派。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有四道前后并列的大字报长城。大字报的内容从揪斗刘邓开始，一直揪斗到各地的各级官员，甚至还有街道居委会主任。

毫不夸张地说，一张张大字报叠加在一起，一个上午就能有半寸厚。我们一群孩子拿着长长的铁板，游走于大字报长城之间，只要人们稍不注意，就狠狠地铲下一层。一卷厚厚的、浆糊还未干的大字报纸足有五斤重，在废品站能卖三分钱。

一九六七年是瞬息万变的一年。在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特殊时代，一切都是听风就是雨。“揪刘火线”还没有结束，北大和清华已经燃起战火，听说还动了枪。工人阶级忽然伟大起来，跟随在人民子弟兵后面，进驻北大和清华，进驻所有上层建筑领域。

我参加工作后，工厂里的一位老师傅曾经是驻国家广电局的工宣队副队长，外号徐疤拉，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他说话很有特点，粗声大嗓，眼睛一斜一斜的，爱在词汇前加上粗话：孔子，他妈的也好意思说之乎者也？我他妈的在工宣队时，也是个人物。

不敢想象，当年徐疤拉是如何给国家广电局的专家们训话的。

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只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底的一年半时间。从“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传达，说明国家仓库里的物资储备已经捉襟见肘。

人心撩拨不起。一旦搅起潜伏在人心中的狂热情绪，几瓢冷水是熄灭不了的。急于止住失控的文革车轮，还表现在打发红卫兵小将们上山下乡的部署上。此一时，彼一时。一九六八年初的红卫兵小将们，此时早已垂头丧气。他们成为最早进入思索的一代人。

文革的复杂是人为的复杂。文革的简单是不加思索的简单。文革的疯狂是人性的疯狂。文革的冷静是痛后的冷静。文革的糊涂是愚昧的糊涂，文革的明白是内心的明白。文革的忠贞是真诚的忠贞，文革的叛逆是无奈的叛逆。用“事与愿违”一词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

家庭观念和私人空间，不但没有被文革所削弱，反而更加丰富。“一家人”的意识经过文革的磨难，深深植入人心。许多文革中被批斗、被驱赶、被侮辱的家庭成员，在困境里互为依赖，不离不舍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中华民族赖以永垂不朽的精神。

一九六八年初，文革刹车，一刹就是八年，还是没能刹住。今天，网络上又有人甜甜地回忆文革。读后，使人不寒而栗。

由此，人们不能不思索一个问题：不能以人的意志治国，必须是依法治国。

难忘的六六年

早晨去上学，妈妈特别叮嘱我：到了学校先在门口看看，要是有什么变化就马上回来。她说的很慢，并一直陪我向外走。

我家住的是个缩小版的四合院。小院也有门道，天井，上下房和东西厢房。

进院门，迎面影壁墙上，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照头砖匾，刻着鸿吉两个字。字体端庄，肥硕。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院门口，两扇沉重的髹漆木门。已经上五年级的我，居然要使尽全身力量，才能关上它。门面是雕刻的榜书大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由于时间太久，大门上的髹漆已经部分剥落，露出里面的麻灰层。门胸上有一对黄橙橙的铜门环（现在恢复了祖称：附首），夜晚轻轻一扣，音色悠扬。

学校离我家很近，平常是一边系着书包带，一边嚼着馒头就到了校门口。这天妈妈一直跟着我走过街道拐弯，并且一再叮嘱：先在校门口看看再进去。

　 这几天很怪，大人们都在嘀嘀咕咕。有时，我也听到一耳朵，什么大革命开始了。今后就没有领导了。老百姓直接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排。

收音机里，每天都在唱歌，从早到晚。

我家院子的西厢房，住着位高个子独身老人。院里的孩子都叫他老爷爷。老爷爷有一架，这条街道里唯一的收音机，个头很大，有四个鞋盒子摞起那样高。人们叫它话匣子。

晚上吃过饭，孩子们喜欢坐在老爷爷家的窗根下，听话匣子。每到这时，老爷爷就故意把声音放大。

昨晚，话匣子没响。老爷爷家搬走了。听大人们说，老爷爷是漏网的国民党军队大官。其时，我知道他走时的情景。前天，下午放学时，看到几名解放军战士抱着许多东西，还有话匣子走出院子。有人搀着老爷爷，走进胡同口一辆小卧车。

那是见到的最漂亮的小卧车，像个姑娘。我还摸了摸车头上，一只高高翘起的银白色小鹿。

　 就在前几天，学期考试刚结束。老师到我家和妈妈商量，明年考初中的准备。老师要给我开小灶，希望家长配合，一定要上26中。

老师还告诉我：今年学校有国庆任务，还在天安门广场组花边，还有你参加。

河泊厂小学的大门是一副巨大的对开木门。门坎足有一尺高。个子矮一点的同学，经常因为迈门坎不注意，被呲出来的木屑划破裤裆。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门坎造这么高？

　　学校大门开着一道缝。我扒着门逢向里张望。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公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从既日起，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们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反对封资修的战斗。向走资派宣战，向牛鬼蛇神宣战，向反动学术权威宣战，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公告上面的很多词汇都是我第一次看到。

在校门口愣了很久，不知所向。 一切都变得陌生。几位平日很熟悉的老师从身边走过，听到我的问候，不理不采。才过去三四天时间，这些老师们变得如此陌生。他们的头发剪短了，腰间还系着皮带。

我想起妈妈的嘱咐，只想尽快回家。

学校不用去了。参加国庆广场活动的名单已经没有我。从这天起，胡同里发生的事情，让人越来越看不懂。

　　学校停课。南城的孩子们开始自娱自乐，消磨时光。

南城大街小巷到处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标语。一时间，人人学游泳成为具体行动。

胡同孩子们的游泳裤有用两条红领巾做的，有拿短裤改的。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孩子，穿上买来的线织游泳裤。线织游泳裤花钱不少，并不实用，从水里爬上岸时，两腿之间的裤裆里，坠着个大水包，很难看。

午饭后，几个院的孩子聚在一起，向龙潭湖出发。四十多分钟的路程，去的时候并不觉得远。从东柳树井向东，进石板胡同，走标杆胡同再转过女七中后门，就可以看到崇文区政府，那两扇透风透亮的大红门。区政府坐落在幸福大街中段，挨着它是一家炒肝店。铁锅，铁勺，一个胖胖的厨师站在门口的铁锅边，卖着一毛二分一碗的炒肝。

路口东边是一条高高的铁路。沿路基有慢坡路，曲曲折折穿向前方。然后是铁路岔道口，然后就是龙潭湖中湖游泳场。

现在的中湖游泳场早已被改造为游乐园。最近听说，游乐园又没了，不知再下边改做啥用？

一张二分的游泳票被孩子们贴在嘴唇上。当年的中湖游泳场好大。游泳场南边是淋浴室和更衣室，往前是铁棚子存衣处。印象最深的是在游泳场里淋浴。进了淋浴室，一股地下水的冷气扑面而来。孩子们的个头不过一米高，肩膀没有门边子宽，在手腕般粗的冷水柱下冲洗不到十秒钟，浑身已经发紫。直到今天，因为酷暑而大汗淋漓时，我还会默默地回想，小时在龙潭湖游泳场享受地下水淋浴的感受。

游泳场的水泛着很重的黄色。水底有一层薄沙，在脚下很舒服。刚下水时，水齐腰深。人向里走了不几步，水就漫到我们的肩膀。再往里几十米处是用铁丝网围出的深水区。一些水性好的人在里面翻江倒海。

进深水区要检查证件。大人们都把证件缝在自己游泳裤的前面。那时除了红卫兵袖标，就是游泳裤前面的深水证在孩子们眼里最牛气。

游泳这门技术很怪。人不在水里，永远学不会游泳，到了水里，也不用谁来教，扑腾几天感觉便有了。

忽然有一天，双腿离开地面，屁股也浮起来。身体随水往前飘行，加之手脚并用，前扒后蹬。再几天，脑袋露出水面。如果此时，把向前的双手改为上下扑腾，想像自由泳那样，以求矫健而漂亮，那就麻烦了。你很有可能学会的是狗刨。

一起到龙潭湖游泳场的街坊宝财，就把蛙泳学成了狗刨。后来，他一直在游泳场里狗刨着。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们整日在龙潭湖游泳场泡着，天气微寒时，已经可以游上几百米。都说艺高人胆大。有人提出到东湖游一圈。

龙潭湖东湖在中湖游泳场的东边，今天是龙潭湖公园。那时，东湖是养鱼的野湖，水很深，无人管理。湖中央有座小岛，孩子们叫它“钓鱼岛”。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

从岸边到小岛的最窄处有三十来米宽。一群孩子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龙潭湖东湖确实美丽。环湖是一围姿态各异的柳树。湖水清澈碧绿，到处是铺天盖地的“知了”叫声。环绕东湖并没有道路，齐腰深的杂草地被游泳的孩子们，踩出一条蜿蜒的小路。

环湖望去，不见人影。大人们被巨大的政治旋涡裹挟着。得益者在忙着收拾金瓯，失意者走在流落他乡的路上。除去野泳的孩子们，如果静静的湖边，出现长时间伫立的人影，十有八九是心思走上窄路了。

东湖的西南角住着一户人家。几间平房紧挨着袁崇焕祠。游泳回来的路上，我们喜欢靠在小树边，窥视院里来往的人们。他们好像完全与世隔绝，在那个年代，依旧在院里打把式练武。几个粗壮的男人光着上身舞刀弄枪，左突右蹦，不止是灵巧，还有力量。

多年后听说，此地的几家住户是袁崇焕的后人。自明朝晚期以来，这一族人一直住在这里，守护着袁崇焕祠堂。

夕阳渐落。往家走的孩子们个个饥肠辘辘。

　 九月，夏秋之交。在小院门口的台阶上，昂着头，越过高高的院墙，端详天空的一角。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草香，不是来自郊野而是来自房顶。

平房房顶是一垄垄灰瓦，抹上些青灰膏修砌的。时间久了（百年左右总是有的），瓦垄间长出各种杂草，甚至还有酸枣树。

房顶的草窠里，白天有蚂蚱，蜻蜓游戏其间，晚上是鸣虫的世界。声声蛐蛐叫，高低有序，不绝于耳。

那个夏秋，南城胡同连成一片的房顶，成为我们的乐园（过来人都知道的原因，胡同里的不少房子，无人居住）。

　 南城胡同连成一片的房顶，错落有序，一望无边。没见过草原，眼前的房顶世界如同草原一样辽阔。房顶之上是蓝天白云。一丛丛杂草，隔三差五地挤在瓦缝里，一垄垄，一簇簇。

我们在房顶上散步，翻墙越脊，居然走出一里地之遥。平日里，在胡同里转悠，满眼见的都是曲曲弯弯的高墙，和缝隙般的天空。

在房顶行走，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年龄太小的孩子，腿脚没劲儿，从墙角爬不上去。年龄偏大的人，身体重，走在房顶咚咚作响，容易被屋里人发现，招来一通臭骂。

有个叫来有的社会青年，比我们高出一头，也要加入房上队伍，令人讨厌。

来有的妈妈很安静，有两个儿子，大宝和二宝。

找二宝时，她笑眯眯地站在一边，从不说话。无论春夏秋冬，她总穿长衣长裤，双手插在袖口里。

二宝妈瘦瘦的脸，黑黑的头发，说话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不多日前，红卫兵让她跪在院里，向围观的人一遍遍地说，自己是地主的小老婆。

这一切都是来有的揭发所致。胡同里招人恨的人不多，来有首当其冲。

由于讨厌，孩子们故意带他走上一处残旧的院落房顶。院里人看到，大人般魁梧的来有在房顶晃晃悠悠地走过，不禁破口大骂并追出院门，一直骂到来有家门口。

还是二宝妈妈向人家不停地鞠躬，赔礼。没多久，二宝带着母亲回了山西老家。

到现在，仿佛还能猜想到，二宝妈两手插在袖口里，坐在二儿子牛车上的模样。真希望他们永远安静地生活下去。

　 在房顶游荡不止视野宽阔，还居高临下，对各家各户的情况，了如指掌。

谁家中午吃什么？谁家院里晾了白薯干？谁家院里的栆树挂果了？尽在掌握中。

那年早秋雨水大，隔三差五落场瓢泼大雨。房顶潮软，稍不小心，便会踩出窟窿。

一天，大雨落下。孩子们各自往下房的地方跑。扑通，有伙伴漏下去了，两条胳膊架在房顶上，两脚悬空，下身垂在人家屋里。

我们把房顶划出不同区域：往西是散步区。那边有较大面积的连片房顶，可以通到几百米外的阎王庙院墙。庙里住的很孩子厉害，尤其是遛石头的技术，远近闻名。我们在房顶出现，常常引发一场，房上房下的大战。战败的总是房上的我们。不知住阎王庙院里的孩子们怎么练就的如此本领。

每次到阎王庙附近的房顶都格外小心。院里住户不多，树木茂盛，鸟语花香。八月末，树上蝉儿乱叫。

从房顶探头看去，院里没人。我们把准备好的石块一起扔下，掉头就跑。

往东边是丰收区。从房顶跨过几条不宽的窄胡同，是一个机关的宿舍院子。院内有棵硕大的枣树。树冠足有几米面积。一侧枣树树枝搭在房顶上。

从阎王庙游荡过来，找个枣树枝离房顶最近的缓坡，仰面躺下。眼前晃动着一颗颗秋后的红枣，摘一颗，填进嘴里。整个下午，我们在枣树下，舒坦地享受着。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交，胡同里的孩子们像是房上游走的野猫。

　　这天经历的事情，我永远记着。

　护士推开门，向病房里大声吆喝：“小孩，到护士台取出院通知”。

知道是叫我，一轱碌下床，向护士台走去。

1966年8月30日，北京一家大医院内科病房。

住院五天。前几天在龙潭湖游泳，回家时，被暴雨淋得透心凉，晚上高烧四十度，被父亲送进医院，又被医生送到住院部，这张四面带立柱的软床上。迷迷糊糊中，感觉到这床的新奇，整个身体被床垫包裹起来，像躺在半个花生壳里。舒服的病床，同家里四块木板搭的板床相比，好到了天上。直到出院后好几天，我还在给周围的朋友们，讲述那张医院的病床。听得他们也都眉飞色舞起来，盼着发烧住院，盼着睡那张病床。

病房里住着三个人，左边是一个比父亲还老的胖老头人。他总是头向里，半曲着身子一声不响。五天了，甚至都不知他长的啥模样。

右边住的是个高中生，个头超过门框，躺在床上，要么腿弯曲着，要么脚搭在床头上。我管他叫大个。

大个脸大，手也很大，能把床头四根立柱上，香瓜大小的铜纽一把攥过来，并且丝丝带响地拧下，给我当皮球玩。铜球被我在病房里，左一脚，右一脚地踢来踢去。听着哗楞楞，哗楞楞的响声，大个躺在床上，笑的很开心。

　　在医院的几天，姐姐和父母不分上下午地来看我，并且带来好吃的东西，有时是一芽西瓜，有时是一个水蜜桃。住院前，从来没有奢侈到一个人吃一只桃。

“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我摇头晃脑地告诉大个。在医院几天了，从来没见过有人来看望他，更不要说一芽西瓜，一只水蜜桃。

我曾想请客。大个说：“这还不够你小子塞牙缝呢，别跟我来假招子”。

他猜的真准。

住院没两天，我就成了大个的跟屁虫。可能是因为我只有姐姐，一直就幻想着有个哥哥，幻想着跟在哥哥屁股后，走街串巷的缘故。他是仰仗，他是靠山，是我随时可以挥起的拳头。

大个完全符合标准。他带着我在医院里转游，讲了许多关于医院的事情，甚至把我带到太平间，告诉我太平间——这诗一样的名子里，装着什么。

诗和太平间。我对诗歌的了解，从认识太平间开始，直到现在，对太平间也没有一点怯意。那里红红的小灯，昏暗摇曳。弯曲的小道，静谧潮湿。太平间的背后是墓地，墓地是故去的亲人和朋友。这不是一首真正来自心里的诗吗？

　 那天，从太平间回来，病房门口站着一位清瘦，高挑，衣着整洁的老夫人。大个默默地，毫无表情地跟着老夫人，走了出去。

护士进来对我说；“小孩，不要再跟三病床瞎跑了。他父亲有严重问题。医院不为狗崽子服务。”

　“你他妈才是狗崽子” 我毫不客气地回敬她。

　“好小子，回头我告诉你妈。” 护士愤愤地警告。　　　

“滚” 我又回了一句。要是在胡同里，早拿砖头溜她了。

天已经黑下很久，大个才回来。冲我笑了笑，便上床躺下。他头向里卷着身子，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早点睡吧，明天出院。住院真好。”

我爬下床，走到大个床边，把他的双腿抻直，双脚放在床头。我不喜欢看大个弯着身的模样。他平躺在床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仿佛睡去。

　　早晨出院。护士台的护士给我一张结帐单，还嘱咐：“回家问问什么出身，要是红五类就不要钱了。”

那个夏天，许多陌生的新词汇到处使用。我的语文也学到五年级，会了不少名词。可是在这年夏天，百分之九十学过的词汇都不用了。社会流行许多新词汇：黑五类，红五类，抄家，狗崽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踏上千万只脚等等。

新创的词汇完全替带老词汇，总要有过程。所以，在新词汇不熟练时，大家的嘴边喜欢加个借代词：他妈的。那个夏天，他妈的三个字用的最多，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用他妈的三个字，加重语气。

　　回到病房，准备和大个告别。早晨起床时，大个不在屋里。我要劝他别生气。那个讨厌的护士已经不敢露面。

刚进病房，眼前的情景吓得我双腿发软。昨天来看望大个的，瘦瘦的老妇人被五花大绑地捆在门口，整齐的衣服变得七凌八落。大个手里握着床头那只铜钮，和七八个人怒目相持。

我被又拥进的人推到在地。大个被许多人托走。

缴完住院费，往回走到医院西边急诊室的平房门口时，看到急诊室左边窗户下的花坛里，平躺着一个人。他高大的身体，圆圆的脸，大手大脚。两只苍蝇在他的鼻孔处，爬进爬出。

大个就是死了，也没被放在太平间里。他不是一首诗。

　　六六年晚秋。前门廊坊三条东口，一座临街的半圆形二层灰砖楼。楼房门口挂着块木牌，写着：北京红旗证章厂。

清晨，廊坊三条的居民刚刚起床，忙着倒尿盆、劈劈柴点燃煤球炉子。浓浓的尿骚味，木柴的清香味裹着青色煤烟滚动在窄窄的胡同里。

证章厂门口，排了一夜队的人们也都开始活动筋骨。油饼、豆浆是没有的，大家把随身带的干粮干巴巴地塞进嘴里。这天是红旗证章厂第一次对外发行伟人像章，南城孩子们得信儿早，头天晚上便结伴来到这里。我们一伙儿四个人，没有吃的东西，只好饿肚子。

工厂门口挂出小黑板：一次限购十枚。

八月，带着袖章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北京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走向外地。学生们一进一出，北京城里就多了很多新鲜玩意儿：江西的翘屁股公共汽车，云南的草鞋和成堆的柿子皮散落在街上。（南城胡同的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吃柿子削皮）

最吸引孩子们的还是各地学生胸前戴的像章和红色地名章：韶山、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雨花台、英雄塔山等等。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纪念章是当时人们的最爱。为得到一枚韶山纪念章，我甚至给湖南的红卫兵倒过尿盆。但是，他们可以送给我们柿子和草鞋，唯独不送纪念章。

外地学生们最喜欢北京红旗证章厂出产的红色头像章。他们说：可以用北京的头像章交换韶山纪念章。为此，我们饿着肚子在证章厂门口苦守一夜。

三分钱一枚的像章，十枚三角。钱是四个孩子集资凑的，每人平均拥有两枚半像章。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四个人终日出没在京城的几处纪念章交换场所。

很快，我们发财了。一枚小像章换五枚地名纪念章。五枚小像章换一枚稀有的纪念章。一枚稀有的纪念章换五十枚北京小像章。不久，我们已经有了近百枚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纪念章。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四个孩子坐在一起，平分家底，分灶单干。

由大串联传播开的革命圣地纪念章是那个时期的珍品。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底。大串联催生出北京街头的纪念章交换市场。前门楼子东南角，西单南口，北京火车站站前西北角等地方是主要交换场所。那年，我十三岁，在交换市场算跟屁虫一类。至今还记得当年北京纪念章交换场所的著名人物：前门的小日本，北京站的坛子，西单的大龙。

纪念章交换有严格的计算规则，大家都以北京小红像章为标准：一面天津红旗纪念章换五个小红像章。一枚北京模具厂产的东方红纪念章换三十枚小红像章。一枚菱形遵义纪念章换五十枚小红像章。

除红色纪念章之外，还有更稀有的纪念章被当时的人们寻找：第一届亚非拉大会纪念章和六五年世界物理大会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分别以二百枚和三百枚小红像章为交换值。 只可惜从未见过它们的尊荣，直到现在我还在寻找。

到六六年底，几乎每天盈利都在二十个小红像章以上。短短几个月后，我拥有的各类纪念章已经别满两块毛巾。由于换纪念章在胡同名声在外，经常有人参观我的藏品。

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纪念章的生产中心。只要有新品纪念章露面，几天后便出现在我手里。那时的火车司机群体是纪念章异地传播的快手。发现商机后，我翻墙进入北京火车站，登上火车头。曾经一次出手两百枚小红像章，换回一百枚湖北火炬纪念章，仅此一次获得两百枚小红像章净利润。很长一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和出气冒烟的火车头驾驶室，成为我的主战场。

交换市场最活跃的人群是既无课可上，又无事可做的在校老三届人群。这些人不参加运动，终日待在家里，出于对红色信仰的追求，把参与街头交换纪念章作为唯一可为的事情。自六七年底开始，老三届陆续奔赴广阔天地插队落户，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也就逐渐消失了。

从水道子向东

水道子是家门口的一处地名。

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发展用高耸入云的烟囱代表。孩子们在作文里，经常这样形容家乡的变化：我的家乡过去只有蓝天白云和一片片庄稼地。晚上，四周传来蛙叫声。现在家乡巨变，到处是机声轰鸣的厂房和一根根吐着团团青烟、直指天空的烟囱。它们组成家乡最美的画面。

现代人流行“距离产生美”的西方观点。由于滥用，已经有些调侃味道，完全丢掉了诗人的原意：人与人精神世界的距离。

美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自豪。罗素“真即是美的全部”的解释，对美的表述更准确些。

建国十年后的北京东郊，人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座工厂，生产出过去只有西方国家制造的起重机、挖掘机、内燃机、汽车、浮法玻璃、各种化工原料、各种建设木材。这些产品是当时北京的骄傲。

六六年夏天，经过一个暑假的苦练，我终于把腿从自行车的横梁下跨到梁上，尽管屁股被车座磨得生疼，但已经可以像大人一样骑上自行车。

骑上自行车，最大的愿望是沿水道子马路到东边去看看。早就听同学说：沿这条路向东一直走，再一直走，能看见一座方型的白色高楼状烟囱，烟囱冒着五颜六色的烟缕。对此，胡同里的孩子们没有人相信。

那天，出发地点是水道子路口南侧的小酒铺门前。

小酒铺，小到柜台前只能容下两三个人转身。柜台里，无冬历夏有两位老人招呼顾客。左邻右舍的街坊叫它“南边小铺”。酒铺不只卖酒，还有酱油、醋、黄酱。柜台上有个褐色玻璃罐，里面装着黄色的粽子糖。

（几天后，小铺里的两个老人被红卫兵赶走。据说，他们兄弟二人在公私合营之前，是这一片儿最大的酱菜厂老板。）出发了。两位老人还向我喊着：“和你妈说了吗？别让大人着急。”

水道子向前走不远是栏杆市。榄杆市23路车站边上有座澡堂子。澡堂子正对面是一处过去的商号。老商家三代人住在里面。商铺门面很宽，房檐处有三座连体的女儿墙，四扇明窗，中间是宽阔的对开店铺门。六六年八月底，这里发生血案，有四个人死在屋里。那天中午，街上人山人海。我挤在前面，眼前三个浑身泥浆和血水的人躺在临街窗台下。

这以后，一直到前些年两广路改造前，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想到那年可怕的中午，想到那些死在家门口的人。在怀疑一切的年代，最不怀疑的是对生命的虐待。

沿这条街再往前走，是当年名满京城的安华大楼。当北京人都生活在拥挤的胡同平房时，为了安置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北京火车站的搬迁户，崇文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建设了幸福、光明、龙潭三个小区和克里姆林宫式的安华大楼。

这里的居民是共和国最早的搬迁受益者。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新建的居民区是北京的骄傲。

文革期间，孩子们到位于台基厂路的北京市革委会大楼里游玩，还从屋顶向下扔纸片，假冒散传单。安华大楼空间宽阔、高大伟岸，丝毫不亚于市革委会大楼。由此可见，当时的设计者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何等高度。

广渠门也叫沙豁门（我记得老人都这样叫，据说是满语）。远远看去，广渠门处是一座高高的A型土坡，土坡顶端有火车呼啸而过。第一次看到火车道口的栏杆。这里的栏杆是电动的，杆的前端涂着黑白颜色，粗壮的杆体是银白色的金属镶饰。抬起杆时，杆的金属部分发出嗡嗡的响声。

六六年底，不知为什么，胡同的孩子们流行到工厂找工作。干活不要钱，只管饭。每天，一群群十三四岁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涌向东郊各家工厂。我和伙伴们也在其中。第二次走到广渠门火车道口时，电动栏杆已经不见。火车路口无人管理，人们随意穿行。

在光华木材厂，孩子们被轰出来。而在建筑机械厂前楼办公室里，我们却受到热情接待。一个领导模样、口若悬河的中年人，安排我们去撕贴出的大字报，答应中午管饭。

他很善谈，讲出一堆道理，还说是领导让我们去撕的。孩子们很兴奋，当即拿着木棍到办公楼后面的墙上，撕下大片红蓝绿纸。中午再去找那人要午饭时，办公室里已换成别人。

很快，我们空着肚子又被赶出来。这是第一次找工作的经历，不到三个小时，便被懵懵懂懂地解雇。

自从会骑自行车，便与水道子向东的这条路结下不解之缘。不止是上中学时沿着这条路走过三年，参加工作后，又沿着这条路走过十三年。再后来，家也搬到这条路的中部路边。我的全部生活和水道子向东的路，融合在一起。

记得第一次骑车东行，历经近一个小时行程，终于看到北京化工二厂方形的白色烟囱。它是东郊工业区的标志，那天确实吐着五颜六色的烟缕。

电影院经历

听说姜文先生的新作《一步之遥》评价不高。评价不高的背后是票房收入不高。赚少了，当然不高兴。于是，姜先生不免牢骚满腹。

现在的电影是导演、演员、投资人的电影，以票房收入的多少，为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志。市场经济嘛，不挣钱和不多挣钱的事，很少有人问津。记得几年前有媒体报道：电视剧《离婚律师》里，主演的片酬竟占了全剧制作费的一半。人们愕然。

说到电影，自然要说到电影院。今天的电影院已经和我想说的电影院，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小学读到五年级时，胡同里的几个孩子忽然迷上了电影。过去看电影，一直随着父母。这时期不同，更愿意自己去电影院。

寒假期间，一毛钱能看两场学生专场。胡同口的崇文区文化馆剧场像间巨大的库房。台上挂着银幕。台下左右两边，矗立着两座一米多高的炉子。炉膛吞吐着黄紫色的火焰，把剧场前部烘烤得热气腾腾。

剧场后边是两扇通往厕所和休息室的双开门。剧场右侧还有一扇三人多宽的太平门。虽说三扇门都挂着棉门帘子，冷风还是飕飕地灌进来。有票和没票的孩子们都挤在剧场前部的座位里。实在挤不下的，坐满了两边的过道。

不久，我们已经不满足胡同口的文化馆剧场，把范围定得更大一些。花市羊市口里，有家大众电影院。其条件比文化馆更差。座椅吱吱扭扭，还硌屁股。特别是厕所气味倒灌，半个剧场都是臭烘烘的。

花市电影院条件好得多。尤其是剧场里的坡度，斜斜的，如同一层层阶梯。座位也好，人站起来时，座板能自动翻起。鲜鱼口的广和剧场有层二楼。趴在二楼前排栏杆上，下边一排排脑袋随银幕的明暗变化而变化。

与其说是看电影，不如说是看电影院。整个寒假下来，十几场电影没有一部从头看到尾。倒是电影院的里里外外，更加吸引我们。

这以后的一年，天桥的中华电影院、大栅栏的中和剧场、东单的大华电影院和红星影院、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我们都曾光顾。同去的人，有时是街坊孩子，有时是同学，有时是一个叫彦宏的表哥。在所去的电影院中，东单新开路的红星影院最有特色：剧场里曲里拐弯，木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那天，看的是波兰电影《生命在你手中》。表哥彦宏让我帮他，向我母亲要了一块钱。作为答谢，他请我看电影。

文革开始不久，彦宏在学校的一次武斗中，被对立派打死。追悼会上，他头部缠着纱布，静静地躺在棺床上。他的生命，最终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六六年八月开始，所有电影院都放映接见红卫兵的彩色纪录片。家里的桌上，放着一叠叠街道和父母单位发的各个电影院的门票。远的有五道口电影院，交道口电影院。近的，依然是崇文区文化馆。发现几张蓝色的电影票，是首都剧场。早就听说首都电影院里漂亮得很，当然要去看看。

吃完午饭，我和邻居开始向西单六部口出发。整整一个小时路程，到首都电影院时，又饥肠辘辘了。

首都电影院是华丽的天堂。特别是宽大的皮座椅，与其说坐在上面，不如说半躺在里面。看了不知几遍的纪录片，那天觉得新鲜无比。

人生是一场电影吗？不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只是在看一场别人的电影。社会是一座电影院。在这座电影院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只是这座位有舒服和不舒服之分。人生不怕处境不舒服，怕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凡此类人，再不自我遏制的话，恐怕要真没有座位了。

沙发和橱柜

人坐进沙发里，舒服是舒服，但是显得懒散，和中国的太师椅和玫瑰椅相比，少些端正和规矩。这里想闲扯几句，算是感慨。都是坐着，西方人的座具在利于休息的同时，追求舒适。太师椅和玫瑰椅严肃刻板，利于接受祖训。相信，别墅摆一堂红木家具的人都是为了炫耀。坐沙发和坐太师椅，哪个更舒服？傻子都知道。

这里有个秘密，今日可以告诉你：过去，国人不得腰椎病。历史记载，文人武将里，只有老将黄忠坐上马，腰痛得厉害。这是因为，祖宗们睡硬板床，端坐太师椅。自从西方人的席梦思和沙发流入后，一些国人的腰椎被搞坏。

这个秘密不要告诉崔爷。否则像转基因食品一样，崔爷会查抄沙发和席梦思床。我不懂的转基因食品，也不讨厌沙发。

有一件事情至今悔之不已。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城里多处举办查抄物资贱卖大会。那规模丝毫不亚于前些年农展馆的商品展销会。

崇文门附近的女十三中学旁边，有一块存放地铁物资的空场。一人多高的铁门虚掩着，首场贱卖会选在这里。

早晨，一群兜里没有一毛钱的南城孩子挤在最前面，不为买东西，只图看热闹。到开门的时候，等候在大门外的数百人，蜂拥而入，在里面迅速散开。看得出，他们的眼里冒着绿光。

我没有见过李自成农民军涌进明皇宫时的场景，想来与此也不相上下。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矮个男人，粗粗壮壮，照直冲到贱卖场的东北端。他指着大大小小十几件器物，大声吆喝着“我要这一片”。其人霸道的气质，狂奔的速度，高亢的声音，疯狂的占有欲，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是那个年代一些高傲者的精准代表。

一架漆色锃亮的外国三角钢琴四百元；一对地主家的太师椅一百二十元。最吸引人的是一套三件的浅黄色牛皮沙发，在初冬的阳光下神采奕奕，标价150元。孩子们在沙发上翻滚跳跃，完全像在学校的棕藤垫子上。

在此之前，除电影里的沙发外，我只在人民银行崇文区办事处马主任办公室，见过真实的沙发。那老头有五十岁，一只手，是个老延安。他的办公室里点着一只花盆边煤球炉子，上面的水壶永远“突突”地冒蒸气。马主任办公室有一对单人沙发，包着褪色的浅棕咔叽布，其中一只右侧扶手有个碗口大的洞，露出里面的棕丝。

每次随父亲到马主任的办公室，他都知道我的来意：“小东西，又是来看沙发的吧？脱鞋，沙发上玩去”。

和马主任的沙发相比，贱卖会这套浅黄色的牛皮沙发，简直就是英国女王的座具。我们离开时，狠狠地向沙发踹了几脚。沙发像面紧绷的大鼓，发出砰砰响声，丝毫无恙。倒是我们的脚痛了好一会儿。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关注家具。这是好兆头，十四岁，成年了，总想给家里做点什么。这时的家里只有我和母亲，父亲和三个姐姐都到农村去了。

　　如果正常上学，那一年应该读初一。一九六七年的秋风很凉。王府井东安市场南门附近，有个家具店，门脸不大，里面的场地下陷，四周黑黢黢的。店里的家具稀稀落落：几张三屉桌，几把靠背椅，几个呆若木鸡的售货员。

倒是家具店门口，顺墙角一溜站着七、八个人。我排在第一个，是头天晚上就来这里的。家具店门楣上的小黑板写着：明日售碗柜，单价29元。碗柜是一九六七年市场上的俏货。大凡有不常出现的家具供货，家具店都要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公布出来，并讲明供应几件和单件价格。

家具店对面是人民日报社。报社门口有个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虽然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人们参与交换纪念章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但是交换场所里，上百人还是有的。自六六年秋天开始，我一直是纪念章收藏的狂热者。北京站前西北角、前门楼子东南角、西直门老城门瓮城，还有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口，这几处纪念章交换场所，我每周都要去逛上几趟。尤其是王府井，由于离家近，一天总要跑一趟。

我在当时的交换圈里小有名气，一堆纪念章放在眼前，我能大致分辨出它们前后相差三个月的时间。那时，我着重收集红卫兵串联流行的各种革命圣地纪念章。现在，有些网友在网上晒自己的纪念章收藏，把许多“九大”以后的批量纪念章奉为珍品，实在是小儿科。纪念章收藏一定要是六六年秋天到六七年秋天的流行品种。到六八年以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纪念章的兴趣。因为，最主要的纪念章传播者们，到六八年的春天已经开始陆续被发往广阔天地。他们也带走了北京城对纪念章的那股热情。

母亲对我说：“换纪念章时，也顺便看看家具店里有没有碗柜”。

自我记事起，家里吃饭的盘碗，一直放在屋内西墙上的壁柜中。壁柜里很潮湿，尤其到了夏天，角落里会长出绿毛。有一次，父亲还从壁柜夹缝中，捉出一只油光泛亮的土鳖。

最初，父亲用白蜡纸在壁柜里，贴了一圈隔层。后来有了塑料布，他把塑料布剪裁合适后，用图钉钉在壁柜里。无论是白蜡纸，还是塑料布，父亲都换得很勤，很细心。一次，我听见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妈妈最想有个碗柜。

家里的家具都是建国初期单位配发的，后来象征性地收了点钱。一只单位用的双开门文件柜，在家被当做大衣柜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夏天。它给我的印象极深：浅棕色，对开门，拦腰木带，同膛无格。还有一只两米高的红木柜式梳妆台。牙板和柜面上满是雕工。文革开始时，梳妆台的花雕部分都被掰掉。再后来，它又被锯成两截。

那时，北京家具店很少。家具店里出售的家具更少。记得一九七四年，东华门家具店破天荒预告要卖一批大衣柜。门口排队的人，等了几天几夜。

按母亲的要求，我上午便来到王府井。很长时间不参与交换纪念章了，几张熟面孔和我打着招呼。人群中有人说：“对面家具店挂牌子说，明天有碗柜。”

那一夜，在家具店门口度过。白天的王府井大街人就不多，到了夜晚，更是悄无人迹。我裹着从家里拿来的棉袄，坐在家具店门口，硬是挨到了天亮。

直到现在，我始终回忆不起，那一夜脑子里想的什么。只记得排在我后面的第二个人来时，摇摇晃晃的奶车刚好经过，一排排瓶装鲜奶装在竹筐里，随着三轮车吱吱扭扭地行进，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灌满了整条街道。

大约上午十点多钟，五只碗柜装在一辆中型嘎斯-51卡车上，出现在家具店门口。前五个以后的排队人议论纷纷。他们羡慕嫉妒恨，极力贬低这些碗柜：样式蠢笨，价格太高。

售货员大声地讲：“别瞎评论了。前面那个小孩，昨天晚上就来排队了。想买？下次也早来。”

尽开颜理发店

五六十年代，南城的孩子们理发是道难题。

闹市区的正规理发店，孩子们是绝不敢进的。胡同里的剃头铺，往往一个人忙活一屋子人。若遇上剃光头的，更得耗上大半天。手推子“咔嚓咔嚓”地响着，像收割庄稼一样，把头发一小片、一小片地啃下来。剃头师傅还得取出月牙形的刮刀，在光板牛皮上反复打磨，然后才伴着肥皂沫，在那已是青茬的头顶上，再细细刮上一遍。

剃头师傅还特爱天南地北地侃大山。每逢这时，可苦了我们这些屁股上像长了钉子、本就坐不住的孩子。

“不剃了！”

有带头的孩子喊一嗓子，刺溜钻出门去，后头便呼啦啦跟上一群。

跑到门外，我们齐声起哄：“大光头，溜溜圆，让你滚蛋就滚蛋！”

“小兔崽子们，给我回来！”那个剃了半拉脑袋的“阴阳头”追到门口吼着。

理发，真成了孩子们的一桩苦事。父母埋怨，老师也在课堂上敲打：“瞧这头发乱的，都能孵鸟了！再不理，就叫家长！”

孩子们就盼着街上传来的那声“当——”。那是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发出的召唤，家伙什儿叫“唤头”，一根铁条弯成一尺多长的对头环，顶端将触未触。剃头师傅用根铁棍往环里一插，向上一挑，便迸出一声清脆悠长的金属颤音，能传遍整条胡同。

一过四月，当这清脆的声响彻胡同时，立刻就能把街头巷尾的孩子们全都召唤出来。大家靠着墙根站成一排，齐刷刷光着膀子，等候那三分钱一次的“快剃”。

胡同里的唤头声，总在深秋时节戛然而止。从十一月到来年三月，寒风凛冽，又到了孩子们为头发犯愁的季节。

南城胡同的冬天听不见唤头声。头发长得盖住耳朵，压住眉毛。实在没法子了，母亲才带我去了一趟正经理发店。

理发店里热气腾腾。我最喜欢那把能升降旋转的理发椅。大人们烫发才叫麻烦，先把头发卷成几十个卷，再一绺绺吊在屋顶的夹子上，最后整个脑袋被塞进一个巨大的金属罩里。这么一套下来，没一上午工夫完不了。

我很快剃完了头，在一旁耐心等着，发现这店里不光顾客坐着，理发师傅也坐着。椅子外围有一圈轨道，师傅坐在带轮的高凳上，绕着顾客转来转去。他告诉我：这叫平等。社会主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顾客坐着，我也坐着。咱们是坐着为人民服务。

他絮絮叨叨讲了许多，我只记住了最后几句。没想到，这番高论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语文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就是“记一件为人民服务的小事”。我便写了理发店的见闻，写了理发师傅坐着转椅，用脚一蹬一蹬地围着顾客转，平等地为人民服务。

结果，老师用红笔批了两个字：胡说。

我知道，他准是没进过那么“高级”的理发店。

不久，十年动乱开始。街上放眼望去，尽是清一色的平头、短发，甚至还有剃了光头、胸前挂着牌子的人。

崇文区三里河有座大理发店，两层楼，比我们学校还气派。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尽开颜理发店”。

有那么一阵子，孩子们理发都奔“尽开颜”。里面的电推子像蜜蜂一样嗡嗡响。店里的顾客全是半大小子，不见大人——大人们都顶着平头“造反”去了。理发师傅也忙，给孩子们推完头，便急匆匆地出去“闹革命”。剃头，不要钱。

“尽开颜，不要钱”的顺口溜，传遍了南城胡同的每个角落。那几个月，是孩子们理发最幸福的时光。

半年后，“尽开颜”又开始收钱了。孩子们理发再次成了难题，而且更难。街道的剃头铺被封了门，据说那胖老师傅是旧社会的“南城剃头霸”。那时还有掏粪的时传祥，也是劳模。真不明白，烂头发和臭大粪有什么可称“霸”的？

街那头“唤头”的剃头挑子，也跑得无影无踪。孩子们彻底没了剃头的地方。我就曾三个月没理发。学校停了课，大人们焦头烂额。我们这些孩子则像脱缰的野马，尽情搜罗着一切能到手的“战利品”，谁还顾得上理发这等小事？

转眼九十年代，南城的理发行业也跟着大势“蓬勃发展”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无数“洗头房”。社会发展快，人心思变，头皮上的生意也花样翻新。很快，洗头和洗脚这两种需求被奇怪地捆绑在一起。倘若连脚都懒得自己洗了，真不知往后还会懒到什么地步。理发店的业务是越拓越宽了，可想单纯理个发却难上加难。每次都得挨家打听：“师傅，这儿……还理发吗？”得到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理发店里不理发，实在让人困惑。

正式退休后的第二天，我去理发。街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洗头房”已然不见了。但“洗脚屋”却生意兴隆，摇身变为“足疗馆”，开进了富力城这类高档小区，霓虹灯闪烁迷离。足疗店还不断增添新项目，干蒸、火疗五花八门，那热闹劲儿，快赶上卖烤鸭的全聚德了。

楼下背阴的小路边，倒有几处露天理发摊。师傅们都六十开外，白大褂、白围布，颇有几分老剃头铺的遗风。

我择了个摊子坐下，披上白色的罩衫，享受着电推子在头顶嗡嗡作响的熟悉声音。闲聊间得知，这位老师傅，竟是六六年崇文区三里河“尽开颜”理发店的老师兄。提起“尽开颜，不要钱”的顺口溜，他眯着眼笑了，连说：“记得，记得，那哪能忘呢……”

那年的那点儿事

六十年代初，北京城的规模远不如今天。西直门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崇文门外瓷器口东南角是一溜儿大车店，院里臊气冲天，牛马驴骡俱全。

建国门处有座灰色的木结构桥，方方正正的木头甚是粗壮。汽车开过木桥时，桥身发出咯噔噔的响声，像是咬牙。大桥横跨在长安街上，下面是湍急的护城河。这里是长安街的东头，西头在复兴门。当时宽阔的长安街在不大的北京城就是一条通天大路。

夏天夜晚，人们涌到长安街两侧欣赏华灯。孩子们喜欢偶尔驶过的汽车：胜利20、华沙、道奇、雪佛兰。偶尔还能看到巨大的黑色吉姆晃晃悠悠地驶过。一辆车过来，就是孩子们的一片欢呼。

为了方便行人过马路，长安街的每个横穿路口的中央都有一座安全岛。安全岛一米多宽，八米多长，行人在此等候对面的车辆驶过。安全岛成为南城孩子们观赏小汽车的最佳地点。饭后的南城孩子们走几里路，来到安全岛中央席地而坐；有车停在路边时，还跑过去坐上车尾宽宽的后杠，手扶着车身。车启动后，总要慢慢前行十来米才加速行驶，当然是为了满足车后的孩子们。

前往东单口的路上，经过崇文门里的国际友人食品店。隔着玻璃窗，第一次认识巧克力的颜色和炸面包圈的模样。它们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免费美食在城墙上。

崇文门和前门之间的城墙有处豁口供路人穿行。豁口两侧是V字形的陡坡，沿陡坡匍匐而上，手脚并用地登上墙头。场地宽阔的城墙顶部爬满拉拉秧和其它灌木，还有酸枣树和高大的榆树。晚秋的酸枣树果实累累，取之不尽。蜻蜓成群飞舞在空中。蚂蚱结队匍匐于地。孩子们在城墙上欢呼奔跑，还能挖些马齿苋带回家。

我对从崇文门到前门这段城墙，熟悉得像是自家的房顶。哪里能攀上攀下的秘密藏在心里，绝不告人。这也意味着垄断，意味着价值。每一处上下城墙的密道都是孩子们用胆战心惊的探险换来的。

1966年8月18日早晨，几位江西来的红卫兵被戒严的纠察队阻挡在崇文门外。几个孩子带着他们走秘道翻过城墙。为此，一人获得一只青楞楞的大柿子作为奖励。

流行语——一个阶段的社会标识性语言。不管有没有道理，它一定很时髦，很时代。这些年，网上流行“土豪”和“土豪金”的称呼。不知怎的，就此想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想到“打土豪分田地”，莫不是又要流行回去不成？

字典解释流行语分两类：生活的和社会的。其实还有口头的和心理的。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不理解，流行语怎么还有口头和心理之分？

如今的网络成为言论的自由市场。造谣者在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下，变成缩头乌龟。但是，污言秽语者却还在尽情地骂人。在社会留一处地方专门许可骂人，倒也很人性。否则，不让满肚子脏字的人把脏字吐出来，他们会被憋死。

在记忆中，社会上广为使用的流行语是从骂人开始的。“他妈的”、“狗崽子”和“混蛋”等，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着实流行了许久。

那年，我上五年级，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在此之前从没听过这么凶狠的骂人话。秋天后，胡同里来了一些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其中有好几位漂亮的女学生，漂亮的脸上长着漂亮的小嘴。漂亮的小嘴说出来的都是这样凶狠的话。第二天，连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也夹带着“他妈的”三个字口播新闻。

半年后，社会上的流行语变了。“夺权”、“辩论”、“以血还血”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成为大人们乌眼鸡似的争吵语言。

一帮孩子终日穿行在大字报林立的街头，眼前和耳边的所见所闻都是刀光剑影。不知道当年的巴黎公社是否也是如此？法语里的凶狠语言如何表述？

这个阶段生活里的流行语也不断翻新：铝锅叫“钢精锅”，塑料凉鞋叫“玻璃鞋”，找对象叫“拍婆子”，姑娘们的毛围巾叫“拉毛围巾”，街上的流氓叫“联动”。

随着时间变化，流行语越发政治化。到一九六九年春天，流行语忽然改为：“我们的损失最小最小，我们的成绩最大最大”，“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只是时间不长，这些流行语被“野心家”、“阴谋家”、“小集团”所取代。

人们彻底懵了，几乎是不知所措。大家开始缄默，回忆五年走过的路程，回忆过去流行语的不同味道。

2017年有新闻报道：在山西某县的一口枯井里，有人发现了大量石膏制的伟人塑像。在群众抢挖的同时，有关部门出面把这批塑像送到县博物馆保存。此消息后，许多网友跟帖发感慨。议由闲生。在众多感慨中传递着杂七杂八的意思在里面。

用句老北京话形容：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喜欢杂感几句，无可厚非。若有人一天到晚总在杂感一番，便“有可厚非”了。

一九六七年春天，有幸随父母参加亲戚家为儿子举行的婚礼。婚礼在东单新开路胡同的一座院落里举行。

那天来的人很多，送的礼物也很多，满满地摆放一屋子。看着床上地上一个个红色的礼品盒，我十分好奇。

在大人们专注地畅谈大好革命形势时，我悄悄地查看礼品盒里面的东西。所有礼品中，除七八只搪瓷盆和十几个暖水瓶外，都是瓷质或石膏质的伟人塑像，大约有三十多尊。

傍晚离开亲戚家时，反复问身边的父亲：那么多塑像往哪里摆？父亲说：他们也正发愁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关心亲戚家这些伟人像的去处。后来听说，三十多尊伟人像被新郎和新娘送到街道居委会。

又关心：居委会的人把伟人塑像又放在哪里？这是个“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在讲故事”的内容翻版。其故事永远讲不完。现在知道：故事讲到井里去了。

文革时，伟人像是再珍贵不过的器物。人们出自对伟人由衷的敬意，把伟人像作为寄托。但是，精神和物质的结果，却使人十分尴尬。伟人塑像多是瓷质或石膏质的易碎品，一旦不小心被打碎，责任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人，因为打碎伟人像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如何处理被打碎的伟人像，着实成了一道难题。

南城胡同里的孩子，大多有用石膏粉自制伟人像的经历。孩子们把洋蜡化成液体，倒进饭盒里。然后把瓷质的伟人像放在蜡液中。待蜡液凝固以后，从饭盒里取出蜡坨，再用小钢锯沿四边，随型锯成两半。取出中间的伟人像后，上下形成一对光滑的蜡模。

石膏粉在化工商店八分钱一斤，好大的一包。买回石膏粉后，按上边的说明，兑入一定比例的水。粥状的石膏被填进蜡模中，外面紧紧地缠绕上布条。

上午灌好的石膏浆，晚饭前后便可以打开蜡模。蜡模翻出的石膏像与原像丝毫不差。只是孩子们不懂得预留加工量，翻出的石膏像与原像相比，显得薄一层。由于精心，蜡模翻过十几个石膏像后，依旧可以使用。

自制石膏像没几天，纷纷被家长制止。家长干涉的理由基本一致：家里洋蜡没了。洋蜡需凭本供应，每户每月两根。

现在想来，家长的阻止另有原因。这可能带来很大麻烦。

　　一种介绍信是组织行为，标准的三十二开纸，上端留一条半字的编号，下边是正文：兹有我单位某某同志前往贵处，请予接洽。此致 敬礼 年月日。最关键是最后的公章，红红的官印说明持介绍信人是何方神圣。

还有一种说明性介绍信：红色的抬头纸，内容注明被介绍人的姓名、身份和要办的事，内容具体到一二三，然后是红红的公章。

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凭介绍信办事还是社会通则。年代越往前，其作用越大。当然不能延伸到民国，凭介绍信办事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

介绍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不仅计划物资管理，也规划社会管理。因公事出差，出差人没有介绍信就找不到住处。即便是个人外出，没有街道居委会的介绍信也会四处碰壁。

我第一次使用介绍信时才十三岁。六六年秋天，看到大人们到处大串联，尤其是外地的红卫兵拿着一封介绍信，便可以被居委会免费安排食宿。胡同里的孩子们十分羡慕。大家凑了几毛钱，找到琉璃厂一家刻字社。

戴眼镜的老师傅问：“干什么？”

“刻公章。”

“刻什么公章？”

“首都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星火燎原。” 我们报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内容。

这个名字取材于首都红卫兵的通行称谓，又糅合了胡同口副食商店的大人佩戴的袖标内容，我们七八个孩子，自以为星火燎原。

几天后，拿着盖上公章的介绍信，到广渠门外的几家大工厂去要求安排工作。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被轰了出来。

也有接收我们介绍信的单位。位于廊坊头条的北京红旗证章厂，不但认可介绍信，还卖给我们十几枚像章。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收入。

很长时间，介绍信是持有人在社会的信任凭证。到一九八九年，购买飞机票还在使用介绍信。没有人怀疑介绍信真伪的同时，也很少有人伪造介绍信。在说句瞎话都会脸红时代，简单的介绍信得以流行。

渐渐地，介绍信的信誉度消失了，这源于改革开放后的价格双轨制。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人情与关系代替了规则。再大名头的介绍信也抵不过熟人和背景的关照。继而金钱的诱惑冲毁制度的堤坝。利益团体相互依赖，编织出肮脏的关系网。曾经代表人与社会之间简单关系的介绍信，龟缩到角落里，渐渐无人问津。

今天的社会，介绍信已经成为文书档案类的古董。以第三代身份证为例，个人身份的公信力只依靠公安部门的证明。即便如此，造假的社会证件依旧比比皆是。为此，怀念介绍信时代。不是喜欢介绍信背后的政治桎梏，而是回味那个时代简单干净的社会环境。

早春

春天很短。人们很珍惜它，把很短的春天分为早春和暮春。春天本来就是一头一尾的事。

春天没有过程。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过程，像写文章一样，讲究“凤头、猪肚、豹尾”。过程是变数的集合。过多地陷入过程中，是对生命的浪费。

欣赏春天，只要一头一尾就够了。

第一次从文字里感受到春天，是通过短篇小说《春蚕》中的老通宝。老通宝靠在运河岸边的土坡上，看着往返镇里的乌篷船。早春的太阳晒在他身上，痒痒的。在温暖的太阳里，他想到今年的蚕茧可能又不好卖。阳光像小虫在心口爬，他也只能横下一条心。

那天读完这篇文章，我跑到门口，想在早春的阳光里感受一下。果然，早春的阳光晒在身上舒服得很。望着眼前金灿灿的阳光，心里也感觉亮堂堂、暖融融的。

早春的天气乍寒乍暖。生活中有“二八月乱穿衣”的说法。其实，这背后往往是生活所迫。小时候最怕这个季节。早晨上学，穿了一冬的棉衣到此时已像硬板一样贴在身上。棉衣那被磨得发亮的袖口和前胸，早已被母亲用肥皂水反复擦洗过几遍。春节后，新的年度布票还没有发下来，孩子们的春衣便没了着落。每年这个季节，全班大多数同学都还穿着冬天的衣服。

姨妈从沈阳来了。母亲让我陪她和孩子去天安门。

中午，气温格外高。放学到家便脱下棉袄。肩膀处湿乎乎的。

棉袄里子是灰布做的，然后是絮的棉花，再铺一层白纱布，罩上卡其布的外皮。出门的时候，姨妈让我换件单褂。

我低头答应着，脚却往门外挪。哪里有单衣？今年的布票还没发下来。母亲把家里仅有的几尺布票给姨妈的孩子买了衣服。

在门口，把棉袄脱下，沿着棉袄缝的针脚把线扯断。很快，棉袄的面子被拆了下来，我就穿着这层棉袄的“外壳”，陪姨妈去了天安门广场。早春的天安门广场和风习习，土地湿润，柏树的枝头绽出点点新绿。

晚上，姨妈对母亲说：“孩子该做件春衣了。” 我看见母亲沉默了许久。

六月槐花

刚进六月，天气闷热得不行。傍晚时，饭后的人们走出家门，三三两两结伴找纳凉的地方。岁数大一些的，在楼前楼后坐下。也有腿脚硬朗的人，行得远一些，寻更僻静的去处。我和爱人属于后者。

这几年北京城里闲人真多。生活好了，什么都大不同。七十岁的老太太红花绿袄的在大街跳舞。八十岁的老爷子，为一个棋子的举落，争得脸红脖子粗。人们生活放开，思想放开，更有本钱放开。

广渠门护城河两岸是个好地方。二十年前，政府掏钱，把臭烘烘的护城河，硬是建成水泥槽子，像个环城泳池。不知世界城市有无先例，否则应申报吉尼斯纪录。32公里长，60米宽的环城水泥河道是世界最大泳池。

新护城河在老护城河基础上改造。两侧河堤加以美化，鲜花和绿草相映成趣。天空中雨燕和水中的鱼儿，遥相呼应。

沿岸的老槐树长得格外茂盛。满树的槐花饱满盎然，挂满枝头。风轻轻吹过，白花雨一般落下。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芳香。

一阵阵槐花的香气，勾起无数往事。

一九六八年的初夏，学校还未复课。胡同里几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无事可可做。

刚入夏的天气，闷热难耐。晚上，居然有早出的唧鸟（知了）嘶嘶鸣叫。我们光膀子，穿短裤蹲在胡同口的路灯底下，汗沿着后脊背流进屁股沟。

肚里没有油水，孩子们个个都是大脑袋，细脖子。东口住的小二主意不错，挣钱买猪头肉。他出主意说，药店收干槐树花，一斤干花两毛钱。

买猪肉凭票。一人一个月才二两肉。珍贵的肉票被家长小心地收在钱包里。不是防贼，那时没有贼，防的是这些半大小子。

家里买芝麻酱，从不让我去。因为，从副食店到家的路上，总有手指沾了芝麻酱，“不自觉”地就落进了嘴里。继而发展到，买醋亦不让我沾手，更不用说买凭本的红糖。

大家看准的是饭馆里卖的猪头肉。水道子汽车站附近有家大顺饭馆，是整条街的唯一。饭馆里有三张桌子，八把条凳。这里常年供应的盘菜是炸鱼头和炸鱼骨头。偶尔，柜台里摆出一盘白花花，颤巍巍的猪头肉，引得许多人垂涎欲滴。饭馆的猪头肉不要肉票，价格是凭本猪肉的五倍，少有人问津。

既定方针：卖槐花，买猪头肉。

晚上十点，我们的首选地点是东华门大街。那里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槐树。深夜清爽，打下槐花后，便于白天曝晒。

槐花熟透，小风吹过，自己乐不颠儿地往下掉。再拿竹杆震震树枝，一片片槐花纷纷扬扬落下。

天亮前，把收集好的槐花铺在报纸上，先晾后晒到中午。槐花这东西见风就干，个把小时后，花瓣卷起，待到中午前，已干得沙沙作响。鲜槐花足有二十斤，铺在地上占两个沙坑那么大的面积，晾干后不足二斤分量。连续三个夜晚，收获七斤多干槐花。拿到花市口路东的千芝堂药店。人家挑挑捡捡，给了一块钱。

很快，一块钱换成八两白花花的猪头肉。

洁白、幽香的槐花带来的幸福延续十天。打花队伍从东华门辗转东交民巷。六八年夏天的深夜，北京街头静谧极了。长长的大街上，不见人影。轻轻的咳嗽声能传出一里地远。整条街道只有竹竿打在槐树上的啪啪声。

本年度的最后一包干槐花放到千芝堂药店的柜台时，老先生很仗义，给算了三斤，并且笑呵呵地说：现在店里稀缺土鳖。几个小爷们不试试？棋子大的土鳖，二分钱一只；算盘珠子大的土鳖，一分钱一只。

土鳖是胡同墙缝里的昆虫，只有住平房的人才有机会欣赏它：外形说不上好看，有须多腿，椭圆状外壳，黑黄相间的颜色。还有一种会飞的黑虫，同是象棋子大小，被称作飞土鳖。它们没有血缘关系，飞土鳖都被鸡吃了。

虽是恶心东西，但是能卖钱。大家再次分头准备工具：电筒，铁钩和敞口瓶子。还是每天深夜，还是走街串巷。明晃晃的大街上，不会有土鳖现身。沿潮湿黑暗的胡同，找犄角旮旯处。这里是土鳖的栖息之所。

初期，一晚总有十来只战利品入瓶。几天后，抓土鳖的队伍越来越多。终于，一只土鳖被两个孩子同时发现，只能一分为二。

药店居然也收半只土鳖。很快，抓土鳖的人比土鳖还多了，抓土鳖的事业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

几十年后，看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反映饭馆卫生条件差。有家饭馆，蟑螂在餐桌上窜下跳。由此，想到当年抓土鳖的经历。如果那时的药店收购蟑螂，想必蟑螂早已死光光。

2022年，又是槐花遍地，铺满护城河两岸。一阵阵晚风吹来，层层槐花随风悠然滚入角落，竟堆积半尺高。前几天的一夜透雨，把京城很多人搅得手忙脚乱。新闻报道，城内一地，有下水道被堵塞，罪魁祸首竟是槐花。

槐花可入药，性寒，暑天去火解毒。人们有了本钱。猪头肉早已上不了饭馆的餐桌。槐花也自然就被踩在脚下。肥头大耳的土鳖随着胡同的消失而日见稀少。土鳖有希望成为下一种保护动物。由衷地祝福它。

倒很想再去扫槐花，不是换肉吃，而是喜欢当年幽幽的深夜，弯弯的街道和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沙沙”声。

底色

大年初一的清晨。太阳在东边的楼角处，怯生生地闪出半边脸。

除夕夜，如果把漆黑的天空比作一口倒扣的大锅，漫天炸响的鞭炮，就像是锅里四面突兀跳跃的崩豆。天亮了，漆黑的锅底变换成青花般的图案。偶尔还有几声残存的崩豆声，从远处传来。

过年过的就是除夕。除夕等的就是子时的鞭炮。一年又一年，除夕子时的鞭炮声无论持续的时间，还是高潮时的密度都减少许多，最后终于消失了。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七年除夕夜的鞭炮声最为壮观。晚饭刚过，胡同里的孩子们便提着鞭炮来到大街上。

那时的鞭炮只有两种：大小挂鞭和二踢脚。挂鞭分小鞭和钢鞭两种，有三十头、五十头、百头三种。没有孩子舍得点燃整挂的鞭炮。所以，当有人把三十头的鞭炮整挂点燃时，周围便会围上一圈孩子。

孩子们不是看热闹，而是等着鞭炮响完后，在地上捡拾没响的臭炮。臭炮大多失去火捻。把臭炮拦腰折断，用手中的香火把黑色的火药点着。这叫“呲花”。

二踢脚也分两种：细一些的，包棕色牛皮纸的炮仗叫二踢脚，五分钱两个；粗一些的，包红纸，一头扎麻绳的炮仗叫麻雷子，五分钱一个。胡同里敢放二踢脚的孩子，都是大胆。

把二踢脚捻抠出，立在地上。燃放者举着香火凑过去，小心地点燃火捻。火捻是棉纸做的，里面包裹少量的火药。火捻触上香火，迅速“嗤嗤”作响地冒出青烟。

点捻的孩子还未转身，炮仗已经在脚下炸响。有时火捻点燃后，炮仗久久不见动静。躲在远处的孩子们忐忑不安。炮仗的主人，去也不是，等也不是。为了安全，只能用砖头把炮仗击倒。每每在倒下的一瞬间，炮仗炸响了，横着冲向人群。

胡同里，有个马姓的女孩，与我同岁。横向飞来的二踢脚，在她眼前炸响。一只眼睛被炸瞎。听说长大后，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婆家。

麻雷子比二踢脚厉害。我曾经见过略细于手腕的大号麻雷子。那就是地雷，炸在下面的第一响，地面抖动一下；炸在空中的第二响，足有十几米高，带着长长的回音，飘在空中。

有几个半大小子，都是“水浒”里牛二一样的愣头青。他们放二踢脚或麻雷子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手握着远离火捻的一端。第一响炸开后，迅速把手里没炸响的一端投出去，想炸哪就炸哪。投掷炮仗的过程，更像投手榴弹。

一个不走运的孩子在手握麻雷子时，一响二响同时炸开。他新做的棉手套被炸烂，手还流淌出血。

相信，胡同里敢于投掷二踢脚、麻雷子的孩子都有英雄情结。

一九七七年春节的鞭炮声，铺天盖地，从除夕响到初五，没有间歇，只有起伏；没有烟花，只有鞭炮。一声声、从手里投出去的二踢脚爆炸声响彻北京城上空。

刚过早春，空气便火爆起来。中午，走到两座高楼之间的小区路口，一股强劲的北风迎面吹来，使所有没有准备的路人都打了一个趔趄。起风了。高空中，树梢上，楼群间到处传来风的呼号。

有位小伙子在路口迎着风，张开双臂高兴地大叫起来。是的，所有人都为风的到来而由衷地高兴。久违的风，高贵的风，迟来的风，扫去占领整个春天的雾霾，让人们又看到蓝莹莹的天空。

北风强劲，一股接着一股，一团接着一团地上下翻滚，大有一泻千里之势。如此倔强的来自天的力量，让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随城市发展，许多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如虹似霓的高架桥，脚下游走的地下铁，把人们叠起来生活的高楼大厦，大街上永远逶迤不断的汽车长龙。

同时，也有许多旧的东西没了或者少了，比如夏季北京到处可见的蜻蜓，夜晚胡同里高一声、低一声的蛐蛐叫声，崇文门外护城河里的红线虫和咕咕蛙鸣。

在逐渐减少的旧记忆里，还有城市上空的风。过去，春天的北京是一座风城。清明前，阵阵春风便搅着黄沙扬起。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六六年春天，邢台地震后的北京大风。

那天中午大风来时，天空昏暗下来。教室里已经亮起电灯。平日黄灿灿的灯光此时竟变成银白色。老师告诉大家，沙尘暴来自黄土高原。

也是从这年春天起，北京人年年都要领略两三次沙尘暴的威严。女人走在大街上头上要顶着一块纱巾。男人们没有这样讲究，在街上迎着大风吐着唾沫，眼角、鼻窝和耳廓里是一层薄薄的黄沙。每次沙尘暴过后，教室的窗台上、课桌里也会撒上一层细细的黄沙。沙尘暴不是传统意义的风。

南城人有句老话：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那时的南城胡同没有排水设施。大雨后，雨水聚集在胡同哗哗流淌，有时积水没小腿深。刮风不同。南城的胡同蜿蜒曲折，两边院墙高高耸立。没有裹挟沙尘的风吹来，也只是在几米高的屋檐处滚过，卷不起尘土。

整个春天人们几乎在风里度过。脱去穿了一冬的棉衣，换上单褂，又换上汗衫和背心。胡同里的小树也在一天天的风中变软变绿，吐出新芽。越是临近立夏，越是大风小风如约而至。从上午十点左右，第一股风舔着树梢丝丝而来。下午太阳落山前，最后一股风软软的不舍而去。

立夏前后的风，沙尘不再。南城胡同经过春天近月时间的大风洗礼，已经焕然一新。青色的门墩石，灰色的胡同街墙，一根根涂着半截沥青的电线杆子，杆子上白花花的电缆磁珠。不止是雨水洗刷城市，立夏前后的风也在洗礼城市。

从学校出来，向右转是一个臂肘型胡同的拐弯处很是窝风。走到拐弯处时大风迎面打来，孩子们躬身弯腰，用手使劲拉着帽檐，捂着书包前行。

新换的单衣单褂很觉新鲜，我们转过身去，借着风力上体微微后仰，彷佛躺在强劲的风的怀抱里。有时，还可以远远地看到一注旋风在胡同的尽头盘旋而起。老人说，旋风里面有动物的鬼魂。

同学们大喊着，向漂移的旋风追去。旋风似乎真有神灵，会在我们跑到前迅速移动开，窜上房顶，飞上树梢直至消失。

时间过去六十多年，大多数南城的胡同已经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水泥的大楼，水泥的地面，水泥的护城河组成水泥的北京城。生活在现代北京城里的人们天天计算着蓝天的数量，天天关心着空气净化值。一个连水都沉不下去的城市，还有霾沉沉欲动。

面对肆虐的霾，大风不请自来，虽然暴烈，但是去的迅速。西北的风更像真正的壮汉坦荡、公开、直率，把霾夹在腋下，扔到太平洋里。春天的北京有幸，大风再起，天空一片湛蓝。

深深地怀念南城，怀念胡同里的风。

消失的家信

信是社会信息相互往来的渠道。家信是亲人间，相互感情的交流。家书抵千金。这里包含着对骨肉亲情的眷恋。

一张十六开的信纸，一枝蓝墨水笔，一吊昏黄的电灯光泽，一句句挂念之情。

过去，每见到父母给外地的姐姐们写信，总要听到他们相互提醒的话，被要求写入信里：那里有白毛风，出门时要捂上脸；孩子还小，告诉他们吃饭别把孩子撑着；单位不顺心的事，不许往家里带，夫妇之间伤感情。

八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上。信投入绿色的邮筒里。亲人间的感情就这样飞到千里之外。

不是所有语言，都可以面对面说诉说。特别是中国人含蓄，内敛的传统性格，使许多情绪憋在心里，欲说又止。于是，感情通过家信表述。

现代的年轻人，喜欢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传统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而是常常处理成一个眼神，一声叹气，一句充满柔情的试探，更多的是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家信是亲人间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亲人之间交流，多是身体，生活，工作，学习方面的老生常谈。而偏偏就是这些老生常谈，充满着骨肉亲情。

如今，家庭财产矛盾日显突出。电视里，常见到，有兄弟姐妹为遗产打得乌眼鸡一般，痛伤亲情。

这还是中国人吗？人们不禁要问。身边的大多数家庭，手足亲情，依然如故。只是电视台的导演们，为提高收视率，故意选择风霜利剑的人间苦戏。

网络发展有利于信息传递。空间不再是人们交流的障碍。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步，比如短信和微信。

以节假日的短信和微信问候为例。亲朋间的复杂情感，成了指尖的三言两语。屏幕上的文字只能算是一种符号。以符号语言出现在职场和商场的关联人之间，尚属可以。若出现在亲人之间，实属不敬。谁会给白发父母，发去这样的问候符号？

现在，写家信的人不多了。说人们手懒，不如说心懒。

“ 我孩子来信了。”

试想：拿到孩子来信的父母，在灯下阅读，在熟人间展示，那是什么样的心境？

孩子们的来信，一直会收藏在父母最珍惜的地方。而父母给你的信，又保留在哪里呢？

对家信日渐消失而感到遗憾。

一片桑榆

中学生活记录着很多五颜六色的生活过往。人在这个阶段开始懂得奋斗，初涉艰难，懵懵懂懂地关注异性，仗着胆子尝试独自走夜路。

戴着红领巾走进中学校门。男孩子嘴巴上，开始出现隐隐的绒须。女同学成熟的早一些。几年后，已有人透露出飘忽的眼神。中学时期是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可惜，我的中学生活仅有不到三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一九七零年的夏天。北京第四十九中学曾经是女七中的番号，坐落在幸福大街中段。学校前门对面是崇文区区政府的大门，后门紧临拥挤的南岗子平房区。在北京，大凡地名里有“岗”字的地方，过去都是坟地。学校内西侧，有四栋两层红砖教学楼。楼与楼之间，长着几棵歪脖柳树。

学校的标准足球场在崇文区所有中学并不多见。曾经的女校却拥有足球场，让人不可思议。

1967年，没有小升初的社会统考，因为本来也没有六六年夏季的毕业考试。小学校门口的灰墙上，贴着几张用大字报纸抄写的名单。五六年级的两批学生都聚集在灰墙下，在名单中寻找自己的名字。二十六中，九十六中，四十九中，所有人分属在三所学校。这是最早的依据学生家庭住址、按片划分的升学方案。

小学几年在一起的同班同学，停课一年多后，再次见面似乎变得十分陌生。这批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被社会重新组合。曾经令人羡慕的班干部由于出身不好，大多站在角落里。以学习成绩为评判标准的传统学风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光荣的家庭成分论。老师们也因为出身问题被分成三六九等。有问题的老师唯唯诺诺地苟且度日。

中学的教室与小学完全不同。桌椅的尺寸大了一号，黑板也宽阔了不少，而且是玻璃面的。中学取消旧制度，班级按“排”“连”的编制称呼。过去的班长，这时叫排长。可能是军事编制的刺激作用，唤起人们的战斗意识。刚到四十九中学的第一天上午，教室内外，楼道内外，校园内外到处是厮杀的战场。从不同小学汇拢到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如同梁山好汉一样，展开了排座次的比拼。教室里挥舞着棍棒，楼道里传来清脆的耳光声，操场上还残留着一滩滩血迹。

没有教科书，不用写作业，课堂不考勤，教室随意进出。老师凭借记忆，讲授数学，物理和化学基础课。语文课专修语录和诗词。

我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

赵老师是我们排的班主任。她个子很矮很胖，不是从头到脚一样胖，而是枣核型的胖。那年她五十岁出头，每天一脸严肃地站在讲台。没多久，关于赵老师的历史便传遍全排。她是辅仁大学的毕业生，文革前是学校教导处主任，在批斗旧教育路线的高潮期，吃过不少苦头。

赵老师在组织排委会时，十分看重学生的家庭成分，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律不用。

由于两年前受过冲击，赵老师从灵魂深处认识到，旧教育路线的害人之处。接手我们这拨学生时，她一直把红宝书放在胸前。在给全排同学介绍语文郑老师时，赵老师语气不容怀疑地说：他还在接受改造期，讲课时，同学们要提高警惕。

郑老师在一旁，连连点头哈腰。

被侮辱与损害后的人有两种取向：抬起头，努力向心里的高贵靠拢；低下头，在俯首帖耳的同时，通过欺负同类来博取高贵者的青睐。赵老师显然选择后者。她被疯狂时代吓坏了。

语文郑老师，一位头发花白，说话鼻音很重，中等身材，眼神里只有谦卑和胆怯。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戴着高高的蓝色套袖。没有语文课本，他只讲授诗词和语录，同时负责几个班的取暖炉子。

第一天站在课堂上，老先生向七嘴八舌的学生们深深地鞠躬：我姓郑，由于历史问题在接受改造，临时代理语文课。因为怕读错，或写错字而引来麻烦，郑老师每次上课前，把要讲的内容工工整整地抄录在一整张纸上，再贴到黑板上。他的毛笔字清晰有力，字字珠玑。

现在想来，郑老师的书法是漂亮的行楷。一堂语文课，数张写满毛笔字的整开大纸，一定需要很长时间准备。

最有意思的是物理和化学课的王老师，一位标准的大青年，一米八的大个子，宽肩膀，高鼻梁，竟敢在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一年后，王老师结婚，媳妇是学校工宣队的成员，一位与王老师个头相当、相貌般配的漂亮姑娘。结婚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受邀，到王老师的新婚小屋做客。

新房里，到处都是亲戚朋友送来的瓷质塑像。王老师搬出只黑色木质提箱，里面是手摇唱片机。 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交响乐《蓝色多瑙河》的美妙旋律。

王老师的新家在距学校后门不远处的大杂院。傍晚时候，夫妻二人在学校的歪脖柳树下，挽着手臂散步。其旁若无人的劲头，很是惹人注意。一九六九年初，王老师的爱人被调回工厂。王老师也戴上蓝色的套袖，被编入“半教半劳”的改造队伍。

课堂上，赵老师厉声地说：王老师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还诱骗学生到家里欣赏“黄色音乐”。大家要和他划清界限。

说完，赵老师的眼光不客气地扫向我们几个人。

王老师也开始一边讲课，一边为其它教室管理火炉。他比不上郑老师手脚利落，脸上经常黑一块白一块。

记得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他的爱人挽着王老师戴着蓝色套袖的手臂，依旧那样“放肆”地走在大街上。隔着马路，王老师朝我们举起了右手。

进入中学不到半年，学校出现变化。一九六八年冬天，社会要求学生以学为主。加之，一直占据学校的老三届学生奔赴内蒙和东北。校园气氛安静许多。

新印制的数理化课本发下来。语文书依旧没有，还是学习郑老师手书内容。赵老师已经荣升年级领导，每天在工宣队的指挥下，斗志昂扬地忙碌着。

作为年级领导，六九年的秋天，赵老师提出一个大胆想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本年级的课堂搬到“广阔天地”去。全连师生一片哗然。

六九届和我们同一天进入中学。在校不到一年半时间，他们已经在做去东北兵团的准备。以此类推，七零届去农村已是指日可待。如此这般，还有必要把课堂搬到农村？

刚安静不久的教室又乱哄哄起来。一片议论声后，只有我们连的四个排和班主任们在赵老师的亲自带领下，把课堂搬到农村广阔天地。

大兴县定福庄公社前曹各庄位于永定河北侧。这里是砂质土地，适合种植果木树。有名的北京大鸭梨，半斤酥麻梨和红梢梨都产在这里。

现在，驱车从城里沿高速路到大兴区定福庄不到一小时。那时，从城里到大兴黄村要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黄村后，再换乘到定福庄的长途车走两个小时。下车后，还要从公社所在地走二十里到前曹各庄。这样遥远的距离，我们排着队在赵老师的率领下，背着铺盖卷，一步步走着。

赵老师也十分不容易，小小的个子还背负行李。她的身形几乎成了一个方块。她前后招呼着一支散兵游勇般的队伍，走在黄沙漫卷的乡村土路上。

从学校到前曹各庄近一百里。二百号人不停歇地走了近十五个小时，到前曹各庄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时分。

大家的状态，可想而知。学生里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才十四岁。深秋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冻得人瑟瑟发抖。

“我们排注意了” ！

黑暗中，赵老师大声说：“这里是前曹各庄，我们住后曹各庄，还有几里地。跟着我出发“。

此时，已有几个同学消失在黑幕中。他们倒在干枯的树棵子里，呼呼睡去。

　　定福庄公社后曹村。全排四十几人，按男女生分为四个班，住进五户农民家中，分散在全村各个角落。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房前屋后转悠，欣赏周围的环境。

院落很大，坐西朝东。大门口用玉米秆扎了一道简易的篱笆门，大约连狗都防不住。院墙是土坯垒的，墙体足有一尺多厚。院内北屋住着本家，一溜五间房，前脸儿有二十米左右宽。北房对面是菜地。已是深秋，地里还站着几棵孤苦伶仃的大白菜。我们住在院西的两间厢房，一溜大通铺，六个半大小子。

西厢房后面没有院墙。绕过西厢房的右山墙是梨园。几十棵碗口粗细的梨树整齐地排开。干枯的树叶已经脱落。有的树梢头还能见到一两个长相不好的鸭梨。

很快，同宿舍的几个人用土坷垃把树梢的鸭梨打了下来。梨肉甘脆，梨汁满口。

蓦地，一只黑色的大狗无声地冲到我们面前，狂吠起来。大黑狗足有半人高，四只蹄子浅棕色，嘴角有圈黄毛，眼框上各有块大枣一般的白斑。可能是看到人多，狗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吼声，始终保持着几米的距离。

同学们生活在城里，见过猫却没见过狗，特别是如此凶神般的大狗。我们慢慢往后退，有人跌倒在梨树下，也有人抱住细一些的梨树枝，试图爬上去。

都说狼怕短刀，狗怕哈腰。有个同学顺手拿起地上的一截木棍，举了起来。刚才还张牙舞爪的大黑狗，双眼盯着棍子，前身低下，后腿不停地向后挪动。

“四眼黑子！”

随着喊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从院里跑过来。女人刚刚起床，头发乱蓬蓬的，棉袄的扣子还没系全，露出一截脖颈。她个头不高，脸盘挺大，颧骨尤其宽，使得面中部分显得有些扁平，一口牙也是黄黄的。

她救我们于危难之中，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这样关注过陌生的异性。

房东的女儿也是村里安排给我们的两个辅导员之一。在女辅导员家住的七个多月里，发生了不少让人难忘的事情。

辅导员家还有父母和弟弟。这在当时的农村属于自觉计划生育一类。和全排同学的见面会上，辅导员告诉我们，自己是全村唯一回家务农的高中毕业生。家里三代贫农。

听后，排里大多数人对辅导员心生敬意。

早晨，辅导员总是在我们还没起床时，站在院里哼哼歌曲。虽然调不准，但是声音挺大。她好像啥活儿也不干，倒是她父母随着出工的钟声，早出晚归。

每天，我们下地回来，一准看到辅导员搂着自家的四眼黑狗，蹲在临街的家门口。

拿棍子与四眼黑狗对峙的同学，是我们排有名的漂亮男生，个头匀称，加之家庭生活不错，穿戴总是整整齐齐。特别是他穿着双全排同学中，唯一的一双白色网球鞋走在队伍里，十分醒目。

到后曹村没几天，我就发现辅导员对他尤其关注。晚上洗漱时，辅导员给他端来热水。我们在屋里胡扯八扯，辅导员拿着几个红薯进屋，放在他面前：大家也吃吧。

连辅导员家的狗见到他也特别亲热。“白网球鞋”一过来，“四眼”大黑狗就跑过去，高兴地绕着他转几圈。

有天晚饭后，辅导员的弟弟邀请他去正房并说：姐姐准备了好吃的东西。

正屋在前院，辅导员一人住西头一间。

我们已经躺在炕上后，白网球鞋才哼着歌回到宿舍，嘴里冒出一股诱人的酒味儿。他得意坏了，摇晃着脑袋，向同宿舍的人炫耀今晚的口福。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辅导员为什么私下请你？

不会是看上你了？有同学大胆地提出推测。

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对男女之事已经似懂非懂。白天，在梨树行里和女社员们一起剪枝时，男同学们就尴尬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负责把剪下的树枝送到梨园边。女社员们站在梯子上，负责剪枝。有时，她们故意把剪下来的梨树枝拿在手里，让男同学抬手去拿。抬头举手之间，衣领下的风光便一览无余。看到小男生们红脸低头的模样，梯子上的女人们哈哈大笑。

辅导员对白网球鞋的关心，越发热烈起来。出工回来，辅导员牵着四眼黑子到队部迎接他。继而，连早饭也邀请他到辅导员屋里。辅导员家来了客人，居然由他去陪客。终于一天晚上，辅导员在自己屋里准备下酒菜。赴宴时，白网球鞋也感到很难受了。

这如同天方夜谭般的事情，竟被大家演绎得越来越真了。中学生对情感的感知，如同似有似无的国画意境，又像是屋里随意飘起的青烟——似有还无，将信将疑。

看到他走进辅导员的屋子，我预感到要出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同屋的人一起来到北屋窗台下，大家你言我一语地说话，并且大喊：老师来了。

很快，玻璃窗上露出辅导员酒后微醺的大脸。

白网球鞋跑了出来。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在窗外捣乱时，辅导员几杯酒下肚，正向他哭诉自己感情上的不顺。

第二天一早，辅导员去了亲戚家。直到又四个月后，我们离开后曹村时，她也未回来。走时，她向赵老师交接辅导员工作，留下几句话：“院里住的学生，就数姓闫的那个最坏。他跟贫下中农没有感情。” 赵老师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写进了我的学生档案。此后三年，我因此事处处倒霉。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五十多年前的旧事，在七十岁时重又想起，心底倒是泛起一阵暖意。

操场下的防空洞

新浪博主“不老松”用诙谐的笔调，描写北京人挖地道的历史，最后捎上安定门外，那位因挖地下室造成塌方，而闻名天下的徐州人大代表。

文章看后，让人忍俊不禁。 由此，想起自己参加学校挖防空洞的经历。

从一九六九年早春，到一九七零底的两年时间，是北京人热火朝天挖地道的时期。这时，大多数老四届学生已经被运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校挖地道的重任，落在我们七零届学生身上。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的前身是女七中，改为男女混合中学后，学校建了一座带标准足球场的操场。操场用灰渣铺地，两端的球门框是木制的，歪歪斜斜地矗立着。

那年月，没有人踢足球。偌大的操场，只有西边三对篮球框，南边几对双杠，单杠和沙坑有学生嬉闹玩耍。

学校的防空洞，被设计在环绕足球场的八百米跑道底下，完整一圈。我们班负责正西侧的五十米直线。

刚到初春，大地融化。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大多数个头没有锹把高。连续十天的挖掘，一条一米五宽，三米深的深沟，横亘在眼前。

由于沟底太深，同学们实在无力从坑底把土扬到沟沿。挖沟的最后一天，事故频出：有同学栽倒在沟下；有同学转身扬土时，额头被别人的锹头碰破。

深夜，春雨淅沥。堆满挖土的操场上空，恶臭无比。

四十九中所在地的旧名是南岗子。民国时，南城瓷器口东南到幸福大街一带，是穷人的乱葬岗。到一九六九年，历史过去不到三十年。当年被草草下葬的死人，大多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在我们负责的两百米地段中，挖出不下十具没有棺椁，上下叠摞的骨骸。有的头骨还是青棱棱的，周边淤着粘糊糊的腐烂泥膏。

操场到处散落的骨骸，被雨水浸湿，味道难以形容。

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人间的各种气味，嗅过不少。但是，再没有闻到过六九年春天那场雨后弥漫在四十九中操场上空的味道。

防空洞坑槽挖好，老师又指挥大家自制三合土。据说北京城的老城墙，也是用三合土夯实的墙体。三七比例：白灰加上箩过的细黄土，融入适量的水，搅拌开。其合适程度，是将调好的三合土握在手掌中，轻轻一攥，结为一团者为佳。

学校请来的工人师傅，负责砌防空洞两侧山墙，加盖水泥券顶。学生们负责在券顶上，填埋半米厚的三合土，再夯实。 松散湿润的三合土，一层层撒在水泥券顶上。我们操控一种叫蛤蟆夯的电动机械，把三合土一层层夯实。夯实后的三合土，居然用镐头都难以掘开。

防空洞工程干了两个多月。七零届五百多学生的双手都掉了层皮。大家坚信，自己挖的防空洞能抵住敌人的原子弹攻击。

可惜，敌人空中的原子弹始终未到。七年后，唐山大地震不请自来，从地下向北京发起进攻。四十九中学的防空洞在地震震波冲击下，垮塌了。

　　唐山地震改变南城人的生活

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大地震。震后第三天，南城胡同的居民被统一安排住进天坛公园。河泊厂胡同群的居民分配在祈年殿西北角，从白木凉亭到内坛背墙的花圃一带。

各家各户自行寻找适合搭建窝棚的地方。有木竿子的家庭在空地上挖坑埋桩，架梁加顶，像模像样地盖起四角硬的棚子。没有建筑料的家庭选择树木密集处，借助树干结绳拉纤，再铺上塑料布或苫布，搭出的棚子颇有战地色彩。

入夜的天坛公园古树参天，炊烟袅袅，灯光闪烁，人声鼎沸，一派野营景象。现在回想起来，不到下一次人类末日光临，人们是无法享受这样的生活了。

转眼之间，时节从盛夏转入立秋。人们在大杂院一样的天坛公园已经住了近两个月。有的家庭开始准备砂石砖瓦，大有在“沙家浜扎下去”的打算。机关、工厂为了帮助职工过冬，也纷纷调拨、分配修建抗震棚的材料，主要是各种形状的木材、红砖、油毡和苇席。

那些日子，我每天下班后，不是到父亲单位拉木材，就是到母亲单位拉木材。水曲柳木、菲律宾木、柞木、红松和桦木，林林总总。

工厂的师傅也给我筹措了一批包装箱的板材。从父亲单位借辆三轮车，从化工路西口的车间载着板材，一路骑向天坛公园里的“家”。

天坛东门路边，摆起了前门家具店的露天摊档。人们围着几个压膜贴皮的刨花板棕色柜子议论着。那时，聚合板家具还是新鲜东西，带穿衣镜的衣柜更是稀罕物。比大衣柜矮一头的中衣柜，也比我家用文件柜改装的衣柜强出许多。

许多人只知道有大衣柜，没听说过还有中衣柜。四十多年前，我给家里拉回一个带穿衣镜、个头比大衣柜矮半尺的中衣柜。我毫不犹豫地定下一件，29元。

正在抗震棚子准备晚饭的母亲，听说定了件中衣柜，高兴极了。她坐上三轮车和我赶到天坛东门，直接把柜子运回河泊厂的家中。一路上，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不停地感慨：闹地震，人心惶惶。你们怎么还往家买这么贵的家具？

母亲笑着回答：不是闹地震，到哪去买这么好的衣柜？

买回中衣柜不久，我又从东华门家具店拉回一套简易沙发：水曲柳木扶手，蛇形簧软座垫，软靠背，咖啡色粗条绒外饰布。这套沙发120元，在那时算得上天文数字。沙发更是洋玩意儿，在胡同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好几位老邻居从天坛的临时住所回到胡同里，为的是欣赏这对沙发。

现在回想起来，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一九七六年夏天过去十年。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南城胡同居民的观念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真谛。

唐山大地震开启变化的大门。它不仅记录天灾带给人们的恐惧，更展现灾难面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家庭、单位和国家为依托，大家相互帮助，再没有过去的政治成见，再没有阶级成份区分。

大地震来临的那个深夜，我看到一缕银白色的地光，斜刺向天空。人们跑到街头。大雨倾盆时，往往在一块塑料布下，躲着几个家庭。几万人在天坛公园避难的两个多月，这里的卫生干净，秩序井然，没发生一起火灾和人祸。作为大难来临时的亲历者，我见证了平日看似松松垮垮的南城居民，在灾难面前是何等的团结和镇定。

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南城胡同肌理，维系了几百年的北京四合院格局，统统在一九七六年的那个秋天被打破。躺在新建的抗震棚里，人们感觉到的不是地震欲来的恐慌，而是新的生活空间带来的幸福。

新中国的户籍制使城市人结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户籍把人凝固在所居住的房子里。到一九七六年底，南城胡同的居民在此生活二十六年。有房户和租房户大约一半对一半。“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孩子们，已然到了懵懂知事的年龄。每家每户的家长都为狭窄的家居环境忧虑着。不想，改变生活的地震来了，抗震物资来了，国家默许的抗震棚建设的政策来了。更巧合的是，从这一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返程回京。抗震棚成为他们回家后，理所当然的安居之所。

应该说：南城人的新生活从抗震棚开始。现在人们所说的城市违建，在那个阶段完全是生活所迫。（说句实话，今天的政策把一九七六年的抗震棚一律划为违建，不计入拆迁补偿面积，实在有些“不教而诛”的意味。）

多数灰头土脸的返城知识青年回来后没有工作。在痛苦的等待中，知青们总想干点什么，以便在家庭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把户外简易的抗震棚推倒，盖成可以住人的小厨房。他们用家里的抗震木材做家具以改善生活条件。他们在别人上班的时候，上街买菜，准备一家的晚饭，长时间下来也居然练就了厨房手艺。不要忘了，十年前的这批人是北京城里，风风火火的革命小将。

到一九七九年，抗震棚演变出来的新居矗立在院里、胡同里、大街旁，成为返城知青的婚房，成为知青合作社的作坊，成为北京城里最早的个体经营场所。

与现在私搭乱建的现象完全不同。当年，这些建筑为没有工作的知识青年们，提供了生活庇护。而今天的违建，则往往是一些人追求超额利益和不当享受的工具。

前几年，有朋友在昌平北七家买了一套联体别墅。在他盛情邀请下，我趁闲暇前去拜访。

房子不错。原建筑三层，主人看到三层以上，还有五米多高的空间，于是自己动手加盖第四层。自建的四层是钢铁结构。狗在铁板上跑，发出一串咚咚声，像是穆桂英的战鼓。从四楼沿盗洞般宽窄的楼梯扭着身子下来，感到自己的脖子都好像短了一截。

一楼大厅南北通透，清风徐徐吹过，十分惬意。男女主人高兴地介绍：现在房屋的总面积已经四百多米。准备再挖一个地下室，作为储藏间和活动场所，这样就是六百多米。

我小声地问：物业不管吗？你们不累吗？两口人住六百多平米，不瘆得慌吗？

已经被自己的杰作搅得晕头转向的男女主人，根本没有理会我的问题，还是喋喋不休地介绍着：准备买对讲机，楼上楼下分开时，便于联系。现在，不到吃饭的时候，在家里见面都难。每天打扫卫生，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已经不用出去锻炼身体。

告辞的时候，看到一楼到二楼折角处，安装了一个独立的推拉门。门里空间窄窄的，塞着一张行军床，还亮着台灯。猜得出，一定是男主人晚上安歇的地方。

呜呼，哀哉。华室之大，堪比一家小型旅馆。主人夜卧，却只能在两米的夹缝中。远远回看，这对拥有六百多米别墅的夫妇，站在白桦木做的围栏门口，向我们招手。一年多来，他们的白发增添许多。不停地改建豪华的地上建筑而过度劳累，至少夺走他们五年寿命。

有些年了，私搭乱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住房紧张的人们私搭乱建。住房宽敞的人们，一样私搭乱建。由此可以看出，私搭乱建的目的，不止是扩大面积而是满足一种心理，一种无休止地攫取和占有的心理。

动物用气味宣誓主权。人用扩展私属空间宣示主权。社会最大的财产是土地。有些人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土地私有的政策颇有微词。再看看城市里私搭乱建的现象，不知感想如何？

几千年，无论是“国野都鄙”的分封时代，还是南北朝“高门土围”的阀阅庄园，以至从元代奠定格局的北京城胡同肌理。城市里的私搭乱建，一直不是国人的传统，也不符合民风民俗。中国人最讲究居所的风水，讲究院落的布局占位。先立柱，再上梁，代代人兴旺。两墙山不开窗，后代有主张。

这些老传的民俗俚语，不是要求人人恪守，只是希望居所建筑要讲规矩。几百年来，没有规划局管控的北京，把密布京城的大街小巷、胡同院落建设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

南城胡同里的每座院落都不会少于百年。居室小，人多。绝大多数人家，人均不足四米。还有困难的家庭，人均不足两米。介绍这些不是把贫穷当光荣，而是作为比较。在那种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胡同里没听说过，哪家哪户为房子争得不可开交。人们在屋檐下放个煤炉子，墙角处堆上煤球。屋里放口大缸，里面藏着粮食。窗户台上摆着装满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

入夜，胡同里清风吹过，户户小院寂静无声。屋里欢声笑语。那种有条有理，有章有序的老北京生活，伴我过了十几年。

作家王朔有篇描写七十年代，朝外小街市井的散文。读后，觉得文章内容基本不着边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位名人还未出生。而七十年代初的大院孩子已经欺行霸市，鱼肉邻里，还指望朝外小街的人温良恭俭让，对你含情脉脉？良好的世风需要慢慢养成。而恶劣的风气却能一哄而起，并无高贵与贫穷之分。

北京四合院里应运而生的抗震棚，一年以后逐渐演变成有门有窗、像模像样的简易房屋。胆大些的人家，把抗震棚改造的简易房盖到大街上，盖在胡同口。这些改造后的抗震棚，也曾有过光荣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前，许多应试的考生在抗震棚里挑灯夜战。在农村受了数年煎熬的老四届插队青年，有些回京后，住在抗震棚里。后来，他们又在抗震棚里结婚生子。改革开放初期，盖在大街上的抗震棚，被改造成商业用房。北京第一批个体经营者中，有很多人诞生在这里。

所有事情的成因都有来龙去脉。城市里私搭乱建之风在最初阶段，是因为人们求生的渴望，因为生活的本能。四合院的味道被彻底破坏。房檐下再接出一段房檐，山墙外又垒起一堵山墙。院中照壁被拆下，材料当做厨房的屋顶。宽阔的门道被切去一半，改成婚房。

私搭乱建需要砖块。人们把目光转向城墙的浅灰色澄浆砖。它们被人们毫不客气地拆下来，运回家中。从1976年秋后到1979年底，崇文门到东便门一千多米长的古老城墙，出现数个上百米宽的口子。外层城砖被取走，青灰色的墙体露出白花花的浆泥和黄褐色的夯土。很快，裸露的黄土也被小车推走。自此，私搭乱建之风如同变异的病毒，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到二十一世纪以后，住房变成了魔鬼，变成了摇钱树。增加一平方米房屋面积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收益。新建的高档别墅小区里，人们在属于自己的建筑上，肆意加盖。多层楼房的一楼住户，也可以向外延伸，扩充。仅有的一些平房院落，竟然原地架起三层楼房。还有那对住在北七家连体别墅的朋友，开挖地下室。

据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开设有风水课。在城市私搭乱建的现象面前，还有什么风水可谈？现在，不少家庭供奉着佛造像。人们胸前，手腕上挂着佛像，套着佛珠，俨然佛派弟子模样。然而在放纵个人贪欲方面，却属我辈最为“勇猛精进”。

那场物理的地震早已过去，但它诱发的人心之震，其回响至今未绝。

悄然而至的自由之风

大约是七三年以后，刀锋剑利的阶级斗争理论消停许多。

回家探亲的知识青年，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街道积极分子赶来赶去。花市信托商店里，竟然公开出售出口退回的黑色男式尖头皮鞋，五块钱一双。厚厚的皮底落在地上“嘎嘎”作响。还有女士的连腿肉丝袜也摆上柜台。这些东西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高潮期，甚至六六年以前，都很少见。

工厂里的政治学习气氛同样发生变化。人们坐在一起，摆出学习的模样，聊天的聊天，瞌睡的瞌睡。对生活的追求欲望与对极左政治的厌倦感，渐渐弥漫起来。

五十年代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南城胡同的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孩子。一些家庭有七，八个孩子也不为怪。

孩子们小时，同睡一张大床，磕头碰脸是常事。孩子大了，又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紧张的居住环境没有显露出来。

七五年左右，插队的青年陆续返京。他们已经变成高高大大的成年人。大多数家庭原有的狭小住房，此时明显捉襟见肘。

电影《贫嘴张大民》表现的住房困境，在那个时代的南城胡同不在少数。许多家庭急需解决子女的睡觉问题。

同时运动初期，因出身成份问题，胡同里一些家庭被压制多年。此时，政治环境松动，他们想远离胡同旧居以忘却过去。

住房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北京住房有七种：

一是旧社会留下的私有房产。房产主留下自住房外，把剩余的房子出租。房租不低，大约是承租人月工资收入的十分之一。

二是房管所的公租房。公租房条件不太好，但是租金低廉，一间房每月几毛钱。

三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自建房，由职工居住。其租金只是象征性的数字。

四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房。文革开始时，有些家庭被送回老家，腾出的住房被分给一些人。这批住房就是文革后，最难处理的腾退房。

五是福利房。过去没有福利房的感念。福利房出现在十一届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七九年开始，以各级国家机关为首，在北京大范围建设职工宿舍，后来又延伸至工矿企业。

六是最初的商品房。商品房开始于一九九六年的福利房私有化。福利房的房主缴纳一点点购房钱，一本紫色的私房产权证发到手里。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小本本，将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七是今天疯狂的商品房市场。自从住房登上投资赚钱的快车后，已经没有本来的生活属性。它不再只是为人类的生存服务，而成为赚钱工具。在它的推动下，社会一切行为都变成经济行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卖买。

从七五年开始，崇文区花市三条房管所门口，出现人们自发形成的换房市场。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人们各取所需的自由交换，有些像人类早期的物物交换：根据双方需要，一处房换两处房；两处房换一处房；临街房换院落房；平房换带厕所的楼房；楼房换多处平房。

参加换房的人手里举着，写有自己住房条件的纸牌子，站在墙边等候需要者询问。

今天，一些公园里的婚姻介绍所，与当年的换房市场有些相似。不过，那时人们不敢在报纸上随便写字。因为报纸上写着革命口号。人们在上面写字时，稍不留神就有被误解之嫌。

有需要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机会，有机会就有抓住机会的人。

七五年，花市三条出现自发的换房市场不久，便出现了换房人之间的物质补贴：为完成满意的换房，弱势一方会自愿搭上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或者几百元钱。 很快，这个机会被南城胡同的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他们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用不停歇的换房过程，赚取好处，获利颇丰。这批人，当时被称作吃瓦片的人。

有个伙伴姓葛，父亲是胡同里最出色的吃瓦片人。从七五年进入换房市场后，老葛家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四次搬家。

他家的居住条件迅速改变，从两间不足十四平米的低矮小东房，换成三间三十平米的北房。

记得前几年，网络上有别针换别墅的传说。不知谣言制造者是否参考并放大三十几年前，北京城里吃瓦片人的获利传奇。老葛在完成最后一次换房几天后，突然倒在三间北房里，溘然长逝。

老街坊们都说：老葛是被瓦片噎死的。

　 都说社会是万花筒，每一次转动都有不同的图案出现。人们把这称作年代特色。特色囊括的内容很多，吃的，穿的，说的，甚至遣词造句，习惯用语都洋溢着年代特色。只要是过来人，只要不傻，谁也不会忘记经历的过去。

文革结束后，社会进入倏然宽松的状态。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企业恢复奖金制度。出身和成份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古代四大名著和《红与黑》等外国小说重新出版。在公共场所，人们公开议论朝政。个体经营的餐馆，探头探脑地出现在街头巷尾。

中国变了，变得每个人都舒展起来。

住房与户籍一直是约束城市人的桎梏。严格复杂的户籍管理，决定住房所在地的不可撼动性。以南城胡同为例，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我家的左邻右舍，丁是丁卯是卯，不曾变换过。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许多家庭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淘洗，家庭隐私，心灵隐痛，折磨得一些人抬不起头来。到七六年以后，再做邻居似乎已经不大可能，他们急需换处新的居住环境。

那时期，南城胡同的住户，大多从房管所承租住房（文革初期，私有房产一律收归房管所所有。一九八五年以后，陆续归还给原房产主）。

花市房管所坐落在花市三条的西口。从一九七五年底开始，花市房管所率先推出居民自由换房服务。换房处设在花市头条西口，路北的一座小院里。

四十年前的南城楼房很少，换房的条件也高。三间标准的大北房，换不来天坛东门简易楼一套两居室。与现在不同，那时临街的住房很少有人问津，所以廉价。

没有人想到几年后，北京的个体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多数路口的临街房，成了人们追求的香饽饽。

很快，换房处又出现工作对换。开始是城内和郊区工作岗位的对换，继而出现不同城市间的工作对换。

那时没有公务员，聘任制，合同制，外企，私企之分。有的只是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和街道企业，俗称小集体所有制之别。

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里，工人和一般干部没有区别。两者之间还存在以工代干的过渡。

以工代干是种奇怪的政治身份，几乎是伴随着走后门之风来到社会。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市有关部门永远终止它的存在。

七五年到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出现的自主换房，自由对调工作的热潮，如同摆在牌桌上的混乱麻将牌，需要重洗。不相容的比邻，不合适的工作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国家利用自主对换对调的宽松政策，帮助需要者选择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自主换房的前提是国家提供承租房源。自主对调工作的前提是工作岗位，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两个条件在今天都已不复存在。它们已经成为，标志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年代特色。

孝顺胡同甲十八号

鲜鱼口附近的孝顺胡同，分为南北两条街，南孝顺胡同和北孝顺胡同。两边都没有甲十七号，所以对本文无法对证。

我确实在那个院里生活五年。到今天，院里的老人们都已离去，才敢真实地描写那些善良的老街坊们。

孝顺胡同在北京南城小有名气。从清晚期到解放前，胡同里有不少妓院和大烟馆。孝顺胡同的名字也由此而产生，意思是妓女的孩子也要孝顺母亲。

解放后，过去的妓院和烟馆被改造成旅馆。一条不足三百米长的胡同，大小旅馆有五六家之多。由于忌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南北孝顺胡同被改名为南北晓顺胡同。

红红的街牌一直挂在胡同口两端的墙上。但是，住在这里的老居民始终改不过口来，每次说到胡同名称时，依旧是孝顺胡同。

一九八零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日结婚的我们，住进鲜鱼口孝顺胡同甲十七号，前院的一间临时借用的小屋。

小屋有七平方米，早在一个月前，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

小屋的松木房门有些变形，关门时，要使劲向上提一下。婚礼前一天，关门走时，北屋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咳了一声，轻轻地说；“小伙子，新婚的房子，门可要看好。”

我似懂非懂地答应：“知道了，谢谢您。”

南屋两间，住着一家三口。孩子上高中。两位老人大致与我父母同岁。我称：廖叔，廖婶。

廖叔很高很胖，大脑袋，秃脑门，大嗓门。看得出，他在单位很得意，所以在院里，对左邻右舍也习惯性地吆三喝六。

早晨，廖叔站在自家台阶上刷牙，牙刷在牙齿间弄得山响。

甲十七号的前院，小到只有三张双人床的面积。从自家门口到其它屋门口也就五六步距离。一个大屁没放完，院子就转了一周。

最后一口水含在嗓子眼里，嘴噘向天空，廖叔使劲地漱口，发出呵呵的响声。声音大得仿佛就在我家窗台下。

由于天天如此，一个月后，我和爱人已经习惯。再后来，廖叔“呵呵”的漱口声，居然成为我们起床的信号。

十几年后，已经各居一方的我们听说廖叔病重，专门到南三环廖叔的住处去看望他。

廖叔躺在家里的床上，早没有了当年在孝顺胡同的派头。临走时，我看着廖叔依依不舍的眼光，故意把嘴撅向天空，嗓子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廖叔淡淡地笑着。周围人没有谁懂得，这是啥意思。

再一个月，廖叔走了。

男人不到娶妻生子，单门立户不是男人。从出生到结婚前，寄于父母门下，吃的是张口饭，一切有老辈人呵护，属于简单生活。成家以后，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有了属于自己的门牌号码，特别是有了绛紫色的户口本。自己的名字被放在首页，还标明户主。这才开始当男人。

早晨起来，站在自家门口和早起的街坊们打声招呼。哪怕前天你还未婚，在街坊眼里就是不经世事的毛头小伙。从婚后的第一天起，你成为男人，开始独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起床后，首先一件事就是倒掉存了一夜的尿盆。小院子里，只有一眼对着自来水龙头的下水池，在我们住屋的左手边。

推开门，一扬手把盆里的尿倒进水池，然后打开自来水龙头把尿盆冲洗干净。

我没有急于回身，站在屋门口，想和初识的街坊们说句吉祥话。

院里四户人家，起床的时间没多少前后。我发现各户的窗帘都不停地掀开一处小角。

各屋人都在向外张望。看什么呢？我莫名其妙。

爱人喊我回屋。门还没关上，廖叔首先端着尿盆，小跑着到了下水池边。他回屋后，南屋的郭老师脚跟脚地冲出来。她家的尿盆巨大，就是个中号的洗衣盆。

我恍然大悟：邻居们都在等着处理下水。而处理下水时，别人都会故意转过身去。这就是生活的私密，鸵鸟一样的私密。

早起，邻里们的第一句问候话，一定是在各家处理完下水和洗漱以后，带有多许轻松的情绪。

小院的三间北屋和一间七平米东屋，住着一对兄弟和他们的孩子，共十七口人。他们姓李，回族。

老大（就是嘱咐我关好屋门的老人）是隆福寺饮食基层店的经理，一个极其优秀的特级厨师。 在孝顺胡同住的五年里，我们经常吃到李经理做的清真佳肴。

看他做饭是一种享受。只要是节假日，他一准身着全副厨师装束，在顶屁股大的厨房里，做出全套隆福寺小吃。

我细细观察：每次做完饭后，李经理都汗流浃背地坐在屋檐下，燃上一支烟，笑眯眯地看着老伴端着碗，把最先出锅的美食送到三户邻居家。

由于屋子小，没有摆放桌子的地方。李经理全家从来不同桌吃饭。加上兄弟家四口，十七口人分坐在屋檐下。

李经理制作的佳肴，放在靠山墙搭建的厨房里。大人，孩子夹菜时，各取所需。

看到这种情景时，没有人不心头一颤。当时北京人住房困难，但是没有见过，像李经理兄弟二人这样困难的。它使人不禁想起西北辽阔的河套牧场，和“花儿”激越的声调。

诺大的北京城，如此亏待这等善良的一家人。更何况甲十七号整个院子，在文革以前都是李家的私产。

他们全家十七口人，龟缩在不足三十七平方米的天地里。单就面积来讲，人均两米几乎等同于监狱里的小号。

在全院四户街坊中，李家人们过得最平和，最安静，最融洽。他们全家都喜欢看足球。一旦电视里有足球赛事，李经理便早早打开，全院唯一的一台十四寸牡丹彩电。

电视机放在向外的窗户里面，全院人各自选好自己的位置。

我不喜欢看球，却喜欢听李家全体老少的评球观点。尤其是李经理的两个儿子和李经理的兄弟（一位新华社的著名记者）之间发生的关于球技的争执。

每逢这时，全然没有了平日里的和谐气氛。每每都是李经理的小儿子丢下一句：“球不臭，你们评的太臭。”然后从前面座位上站起，拂袖而去。

不一会儿后，他又悄悄跑到后面，向电视里张望。

一天下午，我无意中听到李经理夫妇的对话：

“你找到房管所去啦？”

“ 去了，怎么着？孩子们都大了，屋子小的连脚丫子都放不下。”李经理的老伴提高了声音。

“别让街坊们听见，影响不好。小点声。”

李经理制止了老伴的说话。

偏偏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我知道，李家在向房管所请求要回自己的房子。这也意味着，我的小屋可能住不下去了。

李婶看见我，急忙说：“孩子，和你没关系，安安心心的，啊。”

李家兄弟

住在孝顺胡同的人十分遵守孝道。在孝顺胡同甲十七号的五年里，从来没有见过邻里之间，为生活中的磕碰而红过脸。大家都是相互帮衬着过日子。

甲十七号弹丸大的小院，住着四户二十八口人。每户家庭都在屋檐下放着火炉子，窗台上码放着一摞摞蜂窝煤。只是李经理家，由于四间房分别是东屋和南屋，形成自然的角落。在角落里，李家盖了间小小的厨房。再有就是我家屋檐下的厨房。

屋门口右手是全院人使用的自来水龙头和下水池，再加之偏房没有房檐。过去的住户在窗根底下，搭了间做饭的小棚子。小棚子顺着窗根向外发展，占去院里一米的公用面积。挨着小棚子的外墙，每天再放上我和爱人的两辆自行车。可以想象，四米宽的院子已经被占去一半。

看着来往的邻居们经过我家小棚时，都要不经意地绕上几步，很不舒服。 一天，我拿着尺子，算计窗根底下的露天面积，准备拆掉小棚。

李婶先站在我身后：”你要干什么呀？马上就冬天了，拆了小棚，大白菜下来后，你放哪？“

廖叔走过来：“有个小棚，放个炉子，这就是家。是家总要有做饭的地方。”

听着街坊们发自内心的劝阻，感觉身上暖暖的。

小棚只有不足一米三高，胖胖的廖叔被卡在小棚门口，险些转不过身来。

李经理是生活的高手。他瘦瘦的身材，猫着腰钻进小棚，从里面对我说：“你把小棚地面向下，挖一尺深，再找点碎砖头铺上地面。小棚子就有一米五高了。否则，你这一米八的大个子也进不来。记住，不能找借口进不了厨房就把做饭的活儿都推给媳妇。”

老街坊们的关心使我心里热乎乎的。这是父辈对孩子的呵护。

几天后的晚上，我找来一车碎砖头。院里人七手八脚地帮我把砖头搬进院里。

铺小棚的地面时，李经理站我身后，用多余的碎砖头在下水池南侧池沿上，砌起一面一尺高的围垛。新砌的围垛挡住污水溅向我家门口。

由于李经理全家的努力，特别是二儿子拿出来了拼命三郎的劲头，吓坏了房管所里的管事人。房管所在早已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为李家补了一间平房。新补的房子在孝顺胡同南口。

李家二儿子，那年刚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他红红的脸庞，一头盖住双耳的头发，从早到晚坐在家门口的小凳上，一颗接一颗地吸烟。

回京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他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在他眼里，面前的一切事都太窝心。晚上他打开折叠床，睡在父母的床边。

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他身体卷曲在小凳上，抬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天空，眼泪默默流下。

在和李家二儿子的交往中，从未听过，他提及北大荒的事情。如此一个没有成家，没有工作，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的兵团战士，当他在房管所按政策要不到房而咆哮时，其威慑力度可想而知。

一年以后，李经理家又来了好事。新华社分给李经理的弟弟一套住房。新房在劲松小区。搬家那天，全院老少总动员。大家不是去干活而是去欣赏。

大记者的家除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外，别无他物。全家四口人，这么多年如何在十平米的屋里安睡？一直是个谜。

在这间小屋里，还要给大记者留下写作空间。他曾受组织委派，坐着大象冒死潜入柬埔寨，与红色高棉的主席波尔布特和乔森潘做过长谈。在写的《内参》中，他的观点提及到：这个政权由于脱离群众，恐怕寿命不会太长。其大胆见解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有意思的是：红色高棉领导人当年在窝棚里，接受来自中国记者的采访。而去采访的中国记者回来后，在自家小小的角落里，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完《内参》。

由于常年吸烟，大记者的脸色黑黑的，说话时慢条斯理。倒是他爱人，一个一直从事小学教育的北师大毕业生，一辈子为大记者服务得尽心尽力。每逢大记者写了一夜文章，清晨入睡时，她就站在门口，向大声说话的往来邻居示意：请轻一点。大家便蹑手蹑脚地走过他家窗外。

从没有享受过，如此居住条件的甲十七号邻居们，看到大记者在劲松的两居室新房后，都欢呼起来。

新房空空荡荡的，大记者搓着双手说：“要么留间房？咱们盘足球吧。反正也没钱买家具，闲着也是闲着。”

大记者喜爱足球的劲头，世上少见。在搬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电视转播足球赛事，他一准回到甲十七号院来，照旧搬个小凳坐下，一边看，一边有一嘴，没一嘴地和二侄子抬杠。再后来，他做了一家媒体的领导，看球风爱好依然如故。

大记者家搬走后，空下来的房间，给了李家二爷。他从孝顺胡同南口的房间搬回来，趾高气昂地住进新屋。工作有了着落，新交的女友隔三差五来家闲坐，李家二爷精神焕发，乱哄哄的头发改为齐刷刷的寸头。

他留寸头，很有型。

吴芬和她丈夫

深秋的清晨。天还未完全大亮，从我家东墙外靠近门道的方向，传来沉闷的重击声，一下，两下，三下。

我翻身下床冲到屋外。由于经历过1976年的地震，许多人对发自地面的，有节凑的声音都有生理反应。我家小屋的右墙正对着门道。同院西南屋的邻居吴芬卷曲在门道进口的角落里。

一个同她年龄一般大小的平头男人，正搓着拳头直起腰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后，又转过头去。

一张面孔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长方形的脸，戴了副当时很流行的秀朗眼镜，面皮很白，没有肉。

由于太用力，被打的吴芬蹲在角落里，大口地喘着粗气。

知道有人过来，男人拎起放在旁边的一只黑色公文包，头也不会地走向大门。

吴芬缓慢地从地上站了起，向我不好意思地轻轻笑了笑，低着头匆匆走向院里。那笑容像是一个蹩脚的画师画出来的，十分勉强。

我身后传来小福子的大声吆喝:“装他妈什么孙子，大清早的打老婆。狗东西。”

那个男人是吴芬的先生，一所著名大学的老师。我们搬到院里有半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吴芬和爱人都是文革中毕业的老大学生。他们不是北京户籍人，毕业后留在了这座城市，住进小院西南角的一间不足十二米的小屋。我搬进院里时，吴芬一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二年级，白白净净，小儿子也就三四岁，整日跟着同住的姥姥,膝前膝后地转悠。可想而知，一家五口住在十二米的房子如何生活。

福子告诉我：因为房子太小，吴芬的男人半年也回家不了几次，就是回来也轻易不在家里过夜。偶尔住一次家里，第二天俩人保管要打一次架。院里人谁也不知道为什打架？他们吵架的声音比蚊子声还小。争执太激烈时，就见到男的扯着吴芬的头发，拉到门道里。然后就是这样狠狠地捶后背的声音。吴芬始终一言不发。

“哪天我看不过去了，非抽丫头养的一次。”说完，福子歪着嘴角轻蔑地说。

生活不是小说。人们不可能像作家一样钻进纸堆里，写完张三写李四地编故事，有时还把人家的心里活动都能创造出来。所以说作家是纸上的造物主，是臆想生活的高手。小说是别人生活高墙上的一扇窗户，它可以帮助你窥视到别人家的秘密。不过它太高于生活了，高到了不是生活的地步。小说里到处是作家留下来的汗味。人们真正的生活是关上屋门，扯上门帘子后一家人的秘密。家庭以外的旁观者永远不能知道。

早饭后，被捶打了几拳的吴芬，依然昂首挺胸地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在门口，她回身大声地告诉要上学的女儿：“放学后买棵白菜。”

一年后，吴芬在工厂里做了车间主任。每到周六，周日都有同事来拜访她，她家十二米的小屋里经常传出说笑声。

在我们的女儿出生百日时，吴芬轻轻敲开了我家的门：“来看看你们的孩子。”

她热情地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双用红纸包着的小皮鞋，“这是我们女儿穿过的小鞋。哦，只穿了几次，送给你们的孩子。小孩穿的东西尽量不要买新的。婴儿的新鞋又板脚又贵，还穿不了几天就会小。”

在我们搬离小院的时候，吴芬上电视了。她以副厂长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伸缩性，对环境的适应是他们一切积累的成果，哪怕是揠苗助长，哪怕是削足适履。知识使有知识的人变得承受力极强。他们能在最狭小的空间里争取平衡，也能在最大的空间里保持平衡。

多年后我遇到福子，他告诉我：吴芬一家后来也搬走了。吴芬的爱人成了教授，还是老样子：蔫坏。后来两人又莫名其妙地打过几次架。不过搬家时他很卖力气，比搬运工都有劲儿。

现在吴芬和爱人都已八十多岁，想必架还是会打，只是捶后背的人和被捶的人都没有了力气。

冬储大白菜

一直很羡慕八零后和九零后的青年们。他们敢追求，有向往，生活多彩多样，有点像卷进五颜六色食物的披萨。最耐人寻味的是餐后付费AA制，即便最好的朋友也是各掏各的腰包，五零后们有些看不明白。亲兄弟明算账的家教出自咱们老祖宗，却实践于现代的青年人。细细想来，也好理解。我们那时太穷，既没啥好算账的，也更没啥好吃的。

一九八一年深秋。学着结婚以前在父母家时一样，准备买冬储大白菜。

大白菜是那时北京人的看家菜。从第一次初霜落在京城开始，京郊产的青帮大白菜，开始陆陆续续乘着马拉大车进入街头巷尾。白菜堆得像山一样高，孩子们可以攀着白菜山登上胡同里的房顶。各家各户在院里的房前屋后，清理出一块向阳背风场地，做为储存白菜的地方。白菜买回，还要盖上厚厚的棉被。从这一天起，每到星期天，家家户户晾白菜成为大人的主要工作。冬储白菜很娇嫩，盖不严实会冻伤，不通风又会烧心儿。宝贝似的大白菜为北京人撑过一冬。

下班后，我买了四百斤大白菜，靠小厨房的墙边码放起两米长，一米高的一道白菜墙。全院的邻居也都把买回的冬储白菜，摊放在院里的各个角落：窗台上，台阶上，院子地面的碎砖上。本来就窄小的院子，由于白菜的到来，只剩下插脚的地方。

南屋廖叔家三口人，只买了一百斤冬储菜，摆在台阶下面。廖叔看着我刚码齐的四百斤白菜，乐呵呵地说：“小两口这一冬就拿白菜对付啦？”

我不知说什么好，低头“嗯”了一声。

廖叔夫妇是院里最有钱的人。一九八零年，我第一次看到的彩色电视机就是在他家五屉柜上。在我的感觉里，彩色电视机应该和红白蓝三色的胶片效果差不多。想不到真识的彩色电视机居然与眼前的世界一模一样。

北风初起的时候，廖叔在家看电视也会大敞着屋门。直到有一天廖婶大声吆喝：“快关上门吧，都快冻得穿棉袄了。”

廖叔不情愿地关上屋门。他端着白色的细瓷茶杯，啜茶声和漱口刷牙声一样响亮。开着的门缝里，不时传出廖叔对电视节目的褒奖之词。

不知为什么，即便是院里的孩子也不去廖叔家看彩色电视。廖叔的官气和财气在院里鹤立鸡群。

“李姐买了多少斤冬储菜？”廖叔从我家门口踱步到东屋，看到李婶正在忙着收拾白菜。

“一千” 李婶答道。

“你家十五六口人。买一千斤，平均人均量五十斤，不多。还是人家北屋小两口有魄力，一家伙买了四百斤，平均一人二百斤。”廖叔自言自语地在院里絮叨。

李婶收拾完自家的白菜，绕过站在院子中间的廖叔，走到我家门前：“孩子，四百斤白菜不多，要保管好。回头让我家老头子教你们几道做白菜的方法，管保比肉还好吃。”

感受着同院邻居们的不同关心，心里五味杂陈。

人在当家立户以后，都要过几年勒紧裤带的日子。那时收入太低，一个月下来，生活上紧打紧算也就有几块钱积蓄。为了迎接将要出世的孩子，只能把生活费用降低到最低水平。

东单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座巨大的斜顶式建筑——东单菜市场。半圆形的穹顶下，三个不同朝向的绿色大门像是座体育馆。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东单菜市场里的商品永远品种丰富，菜蔬新鲜，肉禽蛋果一应俱全。

从工厂乘公共汽车回家时，需要在东单路口换车，再到前门。东单菜市场成为我们最喜欢参观的地方。菜市里的空气充满各种味道，就连市场中央卖活鸡和活鸭的铁笼周围，都感觉不到禽畜的腥臭味。特别是在卖调味品的柜台前，每每不愿离开。时令鲜菜柜台在菜市场的北墙边。市场外下着大雪，市场内水灵灵的西红柿，绿莹莹的柿子椒，亮紫色的茄子整齐地码放满呈斜面状的货架。

东单菜市场不止商品诱人，连卖商品的售货员都红光满面，衣着整齐，显的有头有脸有身份。那时做售货员，做大商场的售货员，尤其做副食品大商场的售货员是很多人的梦想。

自古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如同现在千军万马考公务员一样。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做领导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辛苦和要把利益让予他人。那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年代。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含义也没有被改变。知道焦裕禄的事迹吧？那时，焦裕禄式的干部很多。

在东单菜市场蔬菜柜台的东南角，堆着几盘受冻的处理菜，有柿子椒，有西红柿。已经连续吃了近两个月大白菜，我看到这些稀有的精细菜，自然流连忘返。

售货员走过来说：“三毛钱都拿走吧。”

那天的晚饭好香，好香。

断尾巴老鼠

甲十七号院子和前门楼子咫尺之遥。说的玄乎点，站在院子里穿过房脊向北看，望得见前门楼子东南角翘起的斗檐。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的夜晚，广场晚会燃放停了数年的烟花。从房后爬上房顶，坐在高高的房脊上欣赏漫天烟火，那感觉不亚于坐在观礼台。只不过人家大人物是从北向南看，我一家三口是从南向北看。

屋里面积很小，一张双人床；床与东墙的缝隙间塞了一只酒柜；床尾距离窗户的空间，码放全家最昂贵的器物——一只米黄色的大衣柜。折叠餐桌在冬季永远折叠着，因为，炉子和放餐桌的地方同属一地。有甲没乙，甲乙势不两立。

那年，正赶上期末考试，我把衣柜右边的门拉开，上边打了孔，拉进电线，装上电灯炮。这样开着衣柜的门可以挡住光线，不影响家人睡觉。同时衣柜开着门后，里面的空间和衣柜的格子变成写字台。

在这个衣柜写字台里，我完成了中国新闻史，古代汉语等多门功课。最有意思的是那年全总和《工人日报》社组织的第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小说征文比赛中，我的获奖作品《换房》就是在衣柜里写的。后来把此事讲给评委会的王耳，刘桂贤等几人听时，引来哄堂大笑。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前门地区的小屋很有感情。出院门向北走是打磨厂胡同西口。路口北侧是家国营饭馆。它以卖天津耳朵眼炸糕著称，每天早晨都有几十人风里雨里地排队等候。卖炸糕的小伙子牛气的很，经常大声斥责挤在前面的人。

记得是一九八三年的夏天，忽然卖炸糕的小门被贴上封条。门口挂着停止营业的牌子。听街坊说，那个卖炸糕的小伙子竟然在炸糕豆馅里掺入大便。屡次作案竟未被发觉。小伙子居然拿此事向同事炫耀。他被举报并抓了起来。

当时也不知此事的真伪，或是以讹传讹，反正炸糕不卖了。小门再次打开时，改卖散装生啤酒。

八十年代初，啤酒已经摆脱马尿的评价（现在的青年们不知，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喜欢的啤酒被中国人称为马尿），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把站在街头喝啤酒，视为时尚。

打磨厂西口的北段斜向前门楼子方向，有一块巨大的水泥砌的宣传牌子。夏天，每天傍晚，水泥牌子下便成了热闹的活动场所，卖自制汽水的，卖二手散装啤酒的，卖电子表的。人们光着膀子，站在三轮平板车上大声吆喝。时不时也有汽水瓶子打在人脑袋上的“噗噗”声传来。

换个角度说，中国的开放和人们的渐渐富有，也从这时慢慢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年底，廊房二条东口出现北京城第一批个体经商户。香港的潮货经广东涌入北京，首先在这里安营扎寨。

廊房二条东口建起一批专卖港式服装的小商铺。那阵子，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天天联篇累牍地批判，街头出现的奇装异服，说那是部分青年人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祟。前门个体商家的奇装异服却越卖越红火。街上穿着奇装衣服的青年人越来越多。思维多样化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以服装和颜色的多样化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

据说邱会作的儿子在廊坊二条卖服装，而且是最火的一家店铺。我和爱人专门前往观瞻，想看一看这位名门之后。

改革开放初期，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放弃许多传统理念：做官的理念，名门的理念，轻商的理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念等等。人们下海的下海，挣外快的挣外快，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工矿企业恢复奖金制，上班一族的腰包也肥厚起来。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进口的雅马哈50摩托车，和菲亚特拉线打火东欧小汽车来到北京。它们骄傲地奔跑在大街小巷，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富裕起来者的标志。那时还没有外地人到京城做生意，所以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每天晚饭后，我和爱人都要走上前门大街，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感受生活的热烈。黑猴百货商店，天兴居炒肝，门框胡同的涮羊肉。当然少不了廊坊二条的个体服装商铺。

从一九八二年起，雨后春笋般的个体餐馆出现在前门大街两侧的胡同里。不夸张地形容，从鲜鱼口西口向东望去，二百米距离内，一张张伸向空中的饭馆招牌不下十几块。

最初的个体餐馆装潢十分简陋。商户们推倒临街的山墙，修个门脸，水泥抹地面再放上三五张桌子就是营业场地，煎炒烹炸，煤火盘灶。鲜鱼口一带终日飘散着饭菜的清香。

几个月后，居民们发现餐饮业兴起给生活带来许多烦恼：苍蝇变大。黄豆大的绿头蝇能把窗户纸撞出一个洞。老鼠多了。肥硕的老鼠，黝黑黝黑的大白天便在胡同到处乱窜。

院里的街坊们开始准备鼠夹子。我们没有准备鼠夹子，而是在墙角放了只扣老鼠的碗。

第二天“贵客”不请自来。下班回家，发现扣鼠碗已经平躺在地上，我们马上转动碗边，一圈一圈，一只灰色的老鼠尾巴露出来。爱人倏地按住老鼠尾巴，用另一只手掀起碗边。一只深灰色的老鼠使尽力气向前窜动。它很年轻，耳朵和尖尖的嘴透着浅粉色。一窜两窜，老鼠跑了。地上留下一截一厘米左右的尾巴。从此，这只断尾巴老鼠和我们共同度过四年。

每天晚上，房顶的纸棚里便传来老鼠来回跑动的得得声。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老鼠全然把七平米的纸顶棚当做跑马场。尤其是关灯以后，老鼠出巡得越发频繁。最初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想彻底结束它的挑战，用棍捅和敲墙震慑，丝毫无果。鼠药绝对不敢用，因为在顶棚里撒鼠药等于自己药自己。后来，我们居然习惯了老鼠跑动的声音。

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发现依依呀呀的孩子似乎喜欢来自屋顶的声音。每听到“得得”声音传来，她便会安静下来。天籁之音，绝对天籁之音。我开始对顶棚里跑动的老鼠有些好感。

这只老鼠除奔跑以外，没有任何扰民行为。它不磕咬顶棚，不生儿育女，晚间不侵扰地面。慢慢的，我们允许了它的存在。如果几天没有听到它的声音，我和爱人还会相互询问一下：断尾巴怎没来呀。

第二年夏天，大雨连续下了几天，屋里到处潮乎乎的。晚上睡觉时被轰的一声响惊醒。大半个纸顶棚脱落下来，满屋子灰尘滚滚。第二天，房管所派人重糊顶棚，我还细细地寻找，那只断尾巴老鼠的踪迹。这鬼东西，已经早早弃我们而去，真不够意思。

一九八五年冬天，又借到一间大一些的房子。搬家时，短尾巴老鼠突然窜出来，探头探脑地站在大衣柜顶端查看。断尾巴老鼠长大了，边角粉红的颜色已变成铅灰色，剩下的尾巴只有黄豆粒大。它破相了，所以至今无娶。看来，这只聪明的老鼠要鳏居一生。

对四十年前曾经住过的孝顺胡同小院，记住两样东西：一是八十年代初期，善良祥和的街坊们。二是那只一直无后，却有情有义的断尾巴老鼠。

底色

有感而发是文人们摆弄笔墨的基本条件。大文人有大感，小文人有小感。由于车水马龙，过不去马路的老人也会发些感慨之词。其实，有感想就是有感情。

人的感情很复杂，大多爱恨交加。爱不成就恨，恨不来就骂，骂不倒即忍，忍不住偷看，看不够再爱。有感而发的种种文章便在这陀螺般的旋转感想中，诞生。

小的时候，从东便门到前门是一段完整的城墙。五十年代时，废弃的城墙还可以用巍然屹立来形容。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城砖层层叠起。砖与砖之间填入的白灰十分坚硬。从城墙底下向顶端望去，凸起的城垛处，总有几株翘然跃出的酸枣树。深秋时节，探出城墙外的酸枣枝上挂满圆溜溜，光亮亮，红彤彤的酸枣。

酸枣也是枣，勾引着城墙下的孩子们。他们聚集在城墙拐角，隔一尺左右距离选择一处，先把城砖缝隙的白灰抠去，再敲落已经悬空的城砖部分，以留出能塞进脚尖的地方。以此类推，一蹬蹬向上。近十米高的城墙就这样被凿出天梯。

如果说，最早的拆墙工程起因于酸枣，动手的是孩子们。那么，最壮烈的拆墙工程则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崇文门城楼的拆除。

一天中午前后，崇文门城楼的拱券轰然落下，很远的地方都能感觉到震动。抹去城楼的地方出现一条笔直的大道。南城胡同的大人们都高兴地夸赞拆除城楼的工程，感叹从城里到城外的交通变得如此便利。

不久，还是为了便利，台基厂附近的城墙被扒开口子。站在V字型的城墙开口处，南边的祈年殿，北边的王府井遥遥相望。

那几年，全城许多处城墙被扒开口子。一时间，“豁口”一词成为北京城区特有的地名。最终，还是为了便利，在只留下东西便门少许断垣残壁外，北京古城墙开启被蚕食阶段。

不是议论，又不得不议论：人们应该对“便利”一词一分为二地认识。许多时候，便利的结果使社会失去厚重，便利的作法充斥着单纯和愚蠢。

建防空洞需要的黄土取之城墙土。四合院里的小厨房用砖取之城墙砖。那时的北京人对老城城墙感情颇深，视之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宝库。没有几年，从东便门到前门的城墙，萎缩得只剩下东便门西侧的一小截。剩下的城墙黄土裸露，墙体嶙峋。

忽然一夜，人们重又怜惜起曾经的古城墙。于是投资复建，赋予新意。已经乔迁楼房的胡同居民欣然走入遗址公园，欣赏这里的古朴和文化。人没有变，感想变了。历史又成就一段保护文化遗产的佳话。

这段城墙从拆到建不过四十年。人们的态度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由此忽然想到鲁迅先生写的《论雷峰塔倒塌》一文。世间许多东西都是你来我往的反反复复。想拆的时候，便你一块砖我一块砖地拆；想建的时候，又你一块砖我一块砖地建。如今，明城墙遗址公园建起来。西子湖畔的雷峰塔也建了起来。

不是怕麻烦，而是怕麻烦来得太频繁。听到有些人醉眼朦胧，又在回忆拆城墙时代的思想快感。于是乎担心：哪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想又变了。

　　 据说东单菜市场的招牌又有了。新址选在和平里一带。

离家太远，新的东单菜市场不会去了，想来也是家乐福超市的翻版。其实，离开了东单的东单菜市场，招牌已经没有意义，不如起个新名字，也省得以后孩子揪着大人追问：和平里怎么出了东单菜市场呢？大人还要费力地解释，自己孩提时的子丑寅卯。

再过些年，孩子长大。孩子的孩子再追问时，恐怕连关于东单菜市场的子丑寅卯，都是遥想出来的。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一段生活里沉沉的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城区有四家有名的菜市场：朝阳门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和天桥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是后话）。在四个菜市场里，东单菜市场雄居榜首。首先是地理位置优越，它临长安街而居，坐拥北城一隅和广阔的南城。其次是交通便利，东单菜市场门前的长安街北侧，一溜公共汽车站的牌子，向西排出半里地远。每天，尤其是傍晚，下班的人潮从公共汽车下来，人们前脚踩后脚地涌进菜市场。

东单菜市场的屋顶由横七竖八的方木组成，应该叫木架结构，有些像船坞的券顶。券顶上有一排隆起的玻璃天窗。夏天，阳光透过玻璃窗，把宽阔的菜市场照得斑斓明亮。冬天，菜市场里，空余的地方竖立着几个一人多高的燃煤炉子。红红的炉火啪啪爆响。

东单菜市场呈刀把形。刀把向着东门。刀面向西展开。刀锋一线有一西一东两组进出的大门。当时的人们不讲究风水。如果讲风水的话，这刀锋上的两座大门，煞气得很。门的位置不符合气场要求，却并不阻碍熙熙攘攘的人流。事实上，人气才是真正的王场。人心才是真正的力量。

南城的人都是东单菜市场坚定的粉丝。每逢周日或节假日，南城人穿戴整齐，走上半个小时，来到东单菜市场。对南城人来讲，进了崇文门城门洞才算是进城。同样，出了永定门城楼就算出城。崇文门到永定门之间的地方，约定俗成叫南城。

西周礼制中，有国野之说，意思是皇城为国，住着皇家和贵族。国外边的土地为野，居住者亦农亦兵的人们。国和野之外的地方更下一等，住着种地交租，不许当兵的人。以此类推，南城之地属于上不在上，下不在下的中间等级。中间等级在某些时候最有身份，也最讲身份。不信？您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凡顶尖的东西都爱蔫，凡根部的东西都爱烂。凡中间的东西都存得长久。所以孔子倡中庸。他是明白人。

早起到东单菜市场的人，回到胡同里后，篮子里的肉禽蛋菜也成了炫耀的资本。

从东单菜市场南侧东门进入大厅，靠右手是熟肉制品间，而后是味道绵长的调味品柜台。刀把两侧的柜台卖点心，糖果，烟酒茶和饮料。

记忆最深的是褐色巧克力和咖啡。每次经过柜台时，母亲都拽着我匆匆走过。说来也真寒酸，到我结婚以后，虽然有了完全的经济自主权，也没有到市场买过巧克力和咖啡。到现在快七十岁了，依旧没有买过这两样东西。究其原因，还是小时太感眷恋的缘故。对得不到的东西，人会产生从心理转为生理的疏远意识。

东单菜市场刀面部分的西头是牛羊肉柜台。两门之间是大肉柜台。大厅的中间部分砌着若干水泥池子，里面是活蹦乱跳的活鱼和鸡，鸭，鹅以及蛋类。最后是面积最大的北墙下，足有三十米长的柜台呈凸字形展开。菜市场的鲜菜都聚集在这里。

冬天。蔬菜柜台的东段拐弯处，大约有三四米长的地方，专卖处理蔬菜：冻伤的黄瓜，西红柿，烂角柿子椒，烂边的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没有大棚养殖。市场只能提供时令蔬菜，少量的冷库储藏蔬菜价格奇高。处理菜的价格只是好菜价格的十分之一，吸引大批购买者，弯弯曲曲地排着长队。其中当然有我和我的家人。

在回忆旧日的东单菜市场时，有意回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段时间，东单菜市场里空空如也，连挂白霜的干海带都是展品。饥饿的年代，人们并不埋怨；苦斗的时期，人们非常团结。时过境迁，对那个年代的北京人，后来人永远不会理解。

现在都说文化，想必在和平里建一座东单菜市场也在文化之列。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精神，文化是味道，文化是本色，文化是祖宗，文化是我们赖以活下去的根。

说句实话，东单菜市场没有什么值得传承的文化。当年，那些聚集在东单菜市场里的北京人：平和，谦让，礼貌，公允的精神范儿，才是值得传承的文化。今天，他（她）们虽然老矣，但是还在。

回忆父亲

人们传递母爱的时候，被忽略的是父亲。

芸芸众生之中，男人是刚性的代表。独特、坚持、棱角、硬性。这些形容性格的词汇属于男人。男人不能随便跪下，不许随意流泪，不会轻易言痛，即便是善良，也不能失之妇人之仁。上天赋予男人的角色就是桀骜的脊梁。懦弱不属于男人。

男人有致命的生理弱点。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与生俱来的弱点，男人必须学会克制和约束：不为物喜，不为己悲，行为有端，言行有度。对道德的解释从来是自骨子里的遗传，与后天的教育和尊卑的地位丝毫无关。性格需要圈养，放纵不属于真正的男人。

男人不该虚伪，也不能虚伪。因为，男人的爱饱含明显着个性。语言、肢体、眼神表达的爱是母爱之爱。男人的爱在心里，在默默的忏悔和记挂之中。男人的爱只能表现于责任。没有责任感的人不配做男人

在一加一的公式里，男人没有自己的量值，而只是一个加号。任何血缘的公式里，男人都没有自己的量值而永远是加号。加号是家庭和社会的链接，是分散物体的粘合剂。父亲把无数个心甘情愿的背影留给家人。

不知为什么，小时侯觉得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天安门左右的两只眼睛，深邃动人。特别是中山公园奇妙无限，百般诱惑。

五色土祭坛上，总是挂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灯泡；来今雨轩在北门进门右手处，搭着大席棚，里面卖茶水和黏黏的艾窝窝。还有公园东侧的古柏树广场，周六晚上放映露天电影。

我家距中山公园大约有六，七里路程。夏天的周六晚上，中山公园是全家常去的地方。

母亲喜欢公园左侧的花坞。那时的花坞面积和今天的花坞完全一样，只是不要门票。花坞里虽有奇花异草，但是空气热气腾腾，使人难受。每次进得花坞后，我都不情愿地走在最后。

母亲自然知道为什么。时间不长，便会允许我先去离花坞不远处的儿童游乐场。

中山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在北京城里首屈一指。除传统的转伞，秋千，滑梯外，还有大型电动玩具。一个大转盘上面，固定着玩具吉普车，坦克车和可以升降的飞机。大转盘转动时，上面的玩具随之转动。其声音震耳欲聋。

现在的孩子们，一定没有见过游乐场里的转伞。一根七，八米高的立杆，上面盖着直径不足一米的圆盘。圆盘上系着八条十多米长的粗绳下端打的结套，坠到地面。玩转伞的孩子，一条腿插进结套里，一条腿摆在结套外。结套的中间部分紧紧勒在孩子的屁股沟上。

游戏开始。八个跨进结套孩子，沿着环形方向，用力向前奔跑。双腿腾空一段后，落下来再向前奔跑，再腾空后落下，再奔跑。反复几次后，转伞的八条绳索完全打开，形成距地面四十度左右的夹角。八个孩子像大鸟一样，翱翔着。

转伞是勇敢者的游戏。我只是站在一边羡慕地看着。相信，当时敢于在中山公园玩转伞的孩子们长大后，一定不是英雄就是好汉。整个晚上，也没有几个孩子敢于抓起转伞的绳套。

前几日，听一位幼儿园老师说：“现在，有的幼儿园孩子都五岁了，居然不会跑”。

家长的溺爱和丰衣足食的生活，已经使一些孩子的动作本能退化。幼儿园和幼儿园老师每天都担惊受怕，生怕成为孩子一不小心摔倒后的被告。家长每天接孩子时，像检查物品一样细心，看看孩子身体有无磕碰。如有一丝不适，家长便会暴跳如雷，继而拿起法律的武器指向老师。

相信，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要么行为退化，要么性格偏执，与当年玩转伞的孩子相比，一定有天壤之别。

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或者六五年，中山公园游乐场添置了一架十米高的天梯，长长的过桥比树梢还高。天梯的登级平台距滑梯口有十米距离，中间的走板一尺多宽，两侧是保护铁网。依勾股定理，滑道的长度不会短于十五六米。孩子们沿长长的滑道滑下时，耳边呼呼带风。

只可惜，有人反映这架超高的天梯不安全，几个月便被拆掉。替代天梯的是座水泥和花岗岩造的螺丝转滑梯。转来转去的滑道也有十米长。其滑下的速度远不如天梯。许多孩子更乐于头朝下，沿螺丝转滑梯溜下来。

螺丝转滑梯寿命很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在使用。我女儿也滑着螺丝转滑梯，度过学龄前时代。

2005年中秋节，父亲去世前半年。 早晨，他颤巍巍地从床上撑起身子，要我带他去中山公园看看。

车停在公园西门。推着轮椅，和父亲走进公园。

“向右转，向右转”，父亲连说带比划地轻声示意。我知道，他想去花坞。

在去花坞的路上，经过过去的儿童游乐场所在地。现在已经旧貌全无。 我伏在父亲耳边大声说：“这是过去的儿童游乐场”。

“ 知——道”，轮椅上的父亲拉着长音，指了指脚下：“这里有个转伞”.....。

六十年代初的几年，每逢中秋节晚上，全家都到中山公园，一边看月亮，一边吃父亲做的糖酥月饼。

谁也不能否认，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人们已经把悲悲切切的清明节，过得热热闹闹成了踏青节。更何况唤起。欢庆喜悦的中秋节呢？精神总在吃饱后。吃饱肚子才是物质向精神提升的水平线。

九零后的青年们没有见过五六十年代，饭馆里等着接受别人剩饭的乞讨者。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解决吃饭问题是了不起的成绩。说句实话，不管今天的你已经肥硕成啥模样，四十年以前都是按配给口粮吃饭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轻工系统生产的男式西裤标准腰围是二尺六寸，而今天是三尺一寸。

又到中秋节，又回忆起父母在世时的点滴事情。儿时每逢星期日，父母便无休无止地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南城的孩子们大多是一套衣服过春秋。夏天好说，洗完的衣裤晾在院里很快便干了，不碍周一上学。冬天洗完衣服很麻烦。父母总要在煤球炉子周围摆上一圈椅子，把湿漉漉的衣裤挂在上面烘烤。记忆最清楚的是夜晚常被炉边轻轻的响动惊醒。父亲正披着棉袄，把炉边烘烤的衣裤调换个方向。第二天起床，穿上还带着炉温的衣裤，没有哪个孩子问问，这一夜父亲为给孩子们烘烤衣裤起了几次床？

父亲是个典型的山东人。他肩很宽，很厚，脖颈很粗，属于看着就有力量的那种体型。听说他年轻时很会滑冰。但是自我记事起，他就只会骑自行车了。

父亲干家务不惜力，不管是搭建院里的储煤窝棚，还是每天捆绑碎成两半的鸡食碗都十分用力。即便是冬天，豆大的汗珠也会叭叭落下。

父亲勤劳持家的风格是我七十年人生经历中仅见的。我家屋子不大，家具也不多。所有家具包括锅碗瓢盆在内，都被父亲擦洗得一尘不染。在他八十八岁将要走到人生尽头时，直肠癌把这位曾经健壮的山东汉子撂倒在床上。两次手术使父亲的体重不足八十斤。2005年中秋节前，他对我说：“到中秋节了，去准备些月饼吧。”

过去中秋节前，父亲总是自制糖酥月饼：先用烧热的花生油炒面，炒出的油面呈糊状，巧克力色，油汪汪的散着香气。然后把柔软的面团瘫在面板上，轻轻擀压开。油炒面再放于面饼上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膜。父亲把叠压的双层面卷起来切成一截截小段，再擀开添入用少许面粉调制的红糖后，重新团成一个个敦敦实实的圆饼放在平锅里。十分钟后，糖酥月饼出锅，绽放着熟栗子色的油光。

我把烫嘴的糖酥月饼咬开小口，里面的红糖馅汩汩涌出。

　　那时，冬天洗澡是件大事。这话让今天的人们听来，不免窃笑。六十年前家住南城胡同的人们，冬天洗澡真是件大事。

　 家中房小又有兄弟姐妹，不要说洗澡间，连放洗澡盆的地方都没有。夏天晚间人躲在暗处，拿个脸盆撩撩水就算洗了。冬天不成，洗澡一定要去澡堂子。天冷的时间掐头去尾有四个月，春节正好是齐腰肯阶。每年春节前两天都是父亲带我洗澡的时候。

　 前门大街向南到珠市口大街，再向东到磁器口北口，顺崇文门外大街到打磨厂胡同，折向西再到前门大街，这块方方正正的区域不下九平方公里。崇文区的西北区域只有三家澡堂子：北芦草园一家，鲜鱼口一家和鲜鱼口南侧一家。

春节前澡堂子的红火场面可想而知。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由濮存昕先生主演，介绍南城胡同澡堂子的故事。看过电影，当时已经八十六岁的父亲呵呵笑着对问我：“还记的鲜鱼口的澡堂子吗？”

　 我说记得。

　“这三位演员没在南城洗过澡。” 父亲指指电视，举起双臂颤微微地比划着洗澡的姿势。

　 六十年前的鲜鱼口兴华园浴池，用沉重的棉门帘子把屋里屋外隔开。由于棉帘子太重，孩子们只能顺着帘子边沿钻进浴室内。

浴室里热浪袭人。服务员们一水儿的赤身短裤，红光满面。父亲接过一只排号的黄竹牌子。我往前窺望，还有十多位老少爷们排队候着。

大厅灯管昏暗，到处晃动着影影绰绰的赤身裸体者，有喝茶的，有看报的，有修脚的。木格子床上还有人呼呼大睡。大厅过道处码满装着衣服的大竹筐。房顶横梁上也挂满衣服。

服务员不停地大声吆喝：“爷们儿歇好了吗？起起吧。”

　 “爷儿们，您那碗茶可四水了。”

　 “爷儿们该走一趟了！外边有小孩候着。”

　 父亲也在门口和里面人随意搭讪：“多泡会儿，一年的泥，够厚。”

“我还准备泡到明早儿呢。” 里面人的大声回应，伴着嗡嗡的回音。

　 一座比大人还高的铁炉子，炉口吐着半尺高的火苗。两把大铁壶“突突”地冒着蒸汽。

父亲拎来大竹筐，把我的脱下的衣服扔到里面，然后夹着我放进泛着泡沫的水池里。透过白茫茫的雾汽，父亲歪着嘴使劲儿给我搓洗。火柴棍儿一样的泥卷爬满全身。

2002年。大街上到处矗立着金碧辉煌的桑拿浴会馆。洗澡不再是解决卫生问题，而是高级的休闲或者还有其它。没有闲钱和闲心的人不会走进桑拿浴会馆的大门。

母亲走后，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很长时间以便照顾八十六岁，身体日渐孱弱的他。

春节临近，屋外已经听到零星响起的鞭炮声。下午，半躺在床上的父亲突然说：“咱们出去洗个澡吧，还去兴华园浴池。”

　 “好，好，” 我大声答应，只是埋怨为什么自己没想到。

　 没有去曾经的兴华园浴池，那里早已闭门谢客多年。劲松中街有家很好的温泉桑拿浴会馆，人气兴旺。

走进会馆，大厅里的服务员们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年长的客人。为防止老人滑倒，服务员把从更衣室到浴池的路面铺上白色的浴巾，足足有三十米长。

空气中的味道

　　今天六七十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不会忘记：清晨胡同里，家家户户点燃煤炉，袅袅青烟旋转起伏的景象。空气中，到处是煤烟的呛人味道。前后持续大约一个小时。人们用过早餐，继而把煤炉封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区大约有四百万人口。有多少户？不得而知。以六口人为一个家庭单位，六十万个家庭总是有的。六十万个家庭中，不吃早餐和不在家里吃早餐的家庭，再去掉百分之三十。北京城区近四十多万个家庭要生火做早饭。

这种算法自然不科学，或者显得任性。但是，在科学从来都偃旗息鼓的问题上，伪科学的布道者们更加任性。他们用一串数字，便能推演出民族的衰亡期限。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接受能讲出一，二，三，四的道理，而从来不琢磨他讲出的一，二，三，四是否有逻辑性，是否经得起推敲？

既然是和尚头顶的秃疮结疤，所以你动得，我也动得。

煤炭已经逐渐退出北京人的生活。四十年前，北京城除几处面积不大的楼房区，家家都用燃煤炉具。更主要的是工业区。出广安门和广渠门，分别是东郊工业区和西郊工业区。这两个区域，工厂相连，烟囱林立。以北京内燃机总厂为例：八千人的大厂，热加工序齐全，仅锻造厂就有大大小小煤气加热炉近三十座。

煤炭不仅支撑着北京胡同居民的生活，也支撑着北京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判断不是用数字算出来的，而是北京人的生活经历。如果说，那时北京城上空有污染，也只是燃煤的污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北京城的热能供应悄悄发生变化，天然气取代煤炭。很有一段时间，人们诅咒传统燃煤对北京的污染。

随着一座座烟囱的倒塌，自元代就开始使用的煤碳，逐步退出北京人的生活。北京城上空的气味变了，变得油烟气十足，且黏糊糊的。

最严重的2012年，一辆汽车停在路边数日，外边竟出现一层油腻腻的薄层。北京城被罩在一个笼子里，似乎放个屁都久久不会散去。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在大家耳边——霾。

霾来了。它大大咧咧地不请自到。我不是学化学的，所以不知道煤烟污染和油烟污染的本质区别。但是，皮肤上和呼吸中的感觉大相径庭。

用烟消云散四个字形容煤烟污染，十分恰当。

煤烟来时，翻滚升腾，呛鼻子呛眼，有时还会使人灰头鼠脸，但是很快便消失。霾不同，似乎有一定的沉重感和粘稠度。不是强劲的大风吹来，霾不会散去。两害权其轻。如果非要在生活的道路上，选一种可恨的污染物，我宁可选择煤烟熏陶。

十年辛苦不寻常。今天的绿水青山，晴空万里来得不容易。

曾经的绝对贵族

　 那年北京开两会时，崔先生戴着礼帽，穿着红裤子，端着手机自拍神器出现在会场的滑稽照片，让许多人捧腹大笑。我没笑出来，不是因为崔先生可笑之处太多，而是想起四十多年前的照相机。

一九七四年，一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摄影师在中国拍摄大量写实照片后，刊登在西方媒体上。很快，他被国内宣传部门定性为“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代表。国内各大媒体纷纷仗义执言，把安先生骂得体无完肤。

关于这次摄影风波引发的争论短长不说。由它引起的北京青年人摄影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像现在人谈论网络和微信一样，那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照相和照相机是主要话题之一。显影液，定影液价格不贵，买粉子自己冲兑。处理的八开白板相纸，一毛多一张也能对付。放大机自己动手制作，凑合使用。上光机没有，洗印好的照片贴在窗户玻璃上。最难找寻的是照相机。没有照相机，其它的东西都是白搭。

一台红梅135照相机86元。一台海鸥120相机120元。一台DF单反相机480元。这些数字对月收入只有三四十元的青年人来说，当然是天文数字。他们是留在北京的幸运儿，虽说收入低，也比插队的兄弟姐妹们强出百倍。

每个月工资收入的大部分补贴家用。剩余的钱需要积攒起来，买自行车以方便上下班。自六九年恢复城市招工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的南城孩子们手头能有百十元积蓄就算不错。用这笔积蓄买手表还是买照相机？许多人都做过选择。

陆续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买手表似乎更体面一些。照相机是种消费品，很可能买的起马配不起鞍。即便这样，一些狂热的摄影爱好者还是选择买照相机。

我在工厂有位朋友韩建文，用买手表的钱买照相机，偶后的耗材更是用牙缝里挤出的钱购买。有几年，他每顿午饭只吃馒头咸菜。文革结束后，工厂成立职工摄影协会，他是召集人并一直在工厂从事专业摄影工作。

照相机在那个年代是绝对贵族。胡同里，哪个孩子家有台照相机，一定受到一群孩子们的拥戴。大家还热衷于到处借照相机。每到周六，打听到谁借到照相机，一准要商量星期天到哪里去照相。

七七年春天，我借到崭新的一台DF单反。已经是星期日上午十点多钟，四五个中学同学骑车赶往颐和园照相。

拿着照相机感觉的是快门“咔嚓”声带来的快感。晚上，一伙人挤在间小屋里，用床单遮挡住窗户。暗红的灯光下，看着曝光的相纸泡在显影液中，人形由浅到深慢慢滋生出现，真是奇妙无比。

曾效力的工厂有一万多名职工，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有三千多人。到一九七八年，工厂成立的职工摄影协会有一百多会员。人人都有了自己的照相机。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是从事记者工作数年后，自费购买的。那时的报社都很穷，报社的新闻采访部门只有一台公用的单反相机。

一九八六年，用结婚六年攒的全部积蓄买了台美能达300，配图力85——205变焦（总价近三千元）。这套设备和当时报社摄影部的设备旗鼓相当。一直到一九九二年，这套设备还是我的骄傲。

九一年，宜春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节。主办方从北京请了十几位各报社记者。在大家亮出家伙时，我的照相机依旧名列前茅。

今天，又拿出当年的照相机欣赏。虽然多年未用，这套老掉牙的照相机还是光彩熠熠，快门声清脆悦耳。

伞之情

　 清晨，还未起床，远处天边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雷声。从阳台向南边天空望去：天空乌云密布，天边雷电一勾一勾地夹杂着隆隆声，掩云而来，像是条巨大鲸鱼张合的颚口。雷声是它牙齿间的碰撞声。

“开门雨，关门停。” 看着要降雨的天空，耳边仿佛响起，小时候母亲的声音。然后，她会说：“这雨下得时间长，上学校带块塑料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神奇的塑料制品出现在人们生活里。塑料鞋代替了布鞋，塑料盆代替了铝锅，塑料雨伞代替了传统的油布伞。虽然当时的塑料制品价格很高，但是凭着其鲜艳的颜色，柔软的质地，还是得到人们的青睐。

那时，夏天的雨水比现在丰富许多，雨量也大许多。尤其是快放暑假的前几天，从早到晚的连天雨总要有几场。

放学时，同学们有的头顶着书包，有的掏出一块塑料布披在身上。班里一位王姓女同学从课桌下，拿出一把漂亮的塑料雨伞。雨伞上印着兰格还有百花。同学们都呆呆地看着这张鲜艳的雨伞，慢慢地走进雨里。

传说，雨伞是鲁班发明的，为出行的人打造一座随身的亭子。但是，伞又的确是高档品。在南城居民里，一家有一把雨伞就很不错了。

雨伞有黄色油布做的，也有棕色桐油纸做的，就像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里面的雨伞一样。

家里伞都为大人准备。小学生上学还不够带雨伞的资格。一个班里，最多有四五位同学有雨伞。有的同学甚至连顶在头顶的塑料布也没有。遇到上下学落雨时，要么是家长送孩子到学校，要么是几个街坊孩子凑在一起，顶着块塑料布出门。还有的孩子干脆顺着胡同弯弯曲曲房檐，连躲带跑地冲向学校。

旧时的雨伞撑开面很大。一张伞底下挤着四五个孩子是常事。男同学更喜欢脱掉上衣，挽起裤腿，拎着鞋，赤脚走在哗哗流淌的水中。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在最后几个同学披着老师的床单走了以后，老师只能乐呵呵地看着剩下的几个男生：“你们今天的作业就免了。把书包放在我办公室，回家吧”。

记得我家的雨伞是棕色桐油纸的，很重很亮。雨伞打开后，有种清香的味道钻进鼻孔。伞在妈妈的看护下十分珍贵，平日总是干干净净地放在柜子后面。在我的眼里，伞是大人们的专用品。母亲只让姐姐们独立拿伞出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朋友从广东出差回来。这时的我对伞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当看到他手里拿的一把尼龙自动伞时，我还是表现出惊奇，与之前见过的传统雨伞截然不同。尼龙自动伞不止轻巧漂亮，开伞时还会发出砰的响声，甚是潇洒。他告诉我：广东十元一把。

我的月工资是四十一元，毫不犹豫地请他代买一把这样的伞。半年后，一把粉底白花尼龙自动伞从深圳带回。看着母亲拿着尼龙伞高兴的样子，我知道它已经突破伞的意义。

2001年８月的友谊医院。刚刚故去的母亲被家人推进太平间。此时天落瓢泼大雨。从太平间出来，姐姐们和我躲进汽车里，谁也不说话。雨水铺满汽车前挡风玻璃，一层层地淌下。雨中，有几位大夫共同扯着一件白大褂，急匆匆地跑进门诊楼。

这个景象使我想起一九六四夏天，全家人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晚会。散场时，突然下起大雨，人们惊慌四散。

母亲早有准备，从容地从挎包里拿出一块很大很大的塑料布。她和父亲分站前后，双臂向上张开。撑开的塑料布像只雨中的带篷小船，孩子们躲在里面。行进中的“乌篷船”引来无数周围人啧啧赞许。

　生活中，常见到没带伞的父母在雨中，把手放在孩子头顶，其中漾满舐犊之情。隐隐雷声还在不断地从天边传出，那分明是母亲又在提醒我：出门带上雨伞。

　柳条青，柳条弯，柳条垂在小河　

一九六一年。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上，这首儿歌在前几课。附着儿歌还有一幅清爽的粉彩画：欢畅的小河，青绿的河堤，一棵刚刚吐出新芽的垂柳。 孩子们齐声朗读这首琅琅上口的儿歌时，心里早就开始盘算，马上就要到来的学校春游。

春天如约而至。从六零年的秋天开始，食品短缺的困境便笼罩全国。芹菜根，白菜帮，豆腐渣都成为人们的食物。即便这样，还有许多人双腿浮肿，走在路上，一晃一蹒跚。南城胡同里的老人陆陆续续逝去很多。大人们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想尽了办法。 街道干部走街串户，推广如何提高加工饭菜数量的办法。蒸米饭不洗米，做窝头放起子，改变饮食习惯一天吃两顿饭。 那阵子，不要说朋友就是亲戚来串门，主人都不敢挽留吃饭。每个人的口粮都有标准。有的家庭星期天只吃一顿粥饭。即便这样，到了六一年的春天，饥饿的人们还是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涌到郊区，涌进公园，在刚刚吐绿的大地上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

我读二年级。老师在课堂上教新的课文：柳条青，柳条弯，柳条垂在小河边。折枝柳条做柳哨，吹支小曲唱春天。虽然，肚子咕咕叫着，但是听着老师的朗诵，眼前还是出现无限美妙的春天景象。 连续几个月，为了保持体力减少运动，学校取消春游和体育课。

回到家。母亲又在把面袋翻过来，使劲地抖动。这已经是第二次抖面袋，仿佛面袋里藏着永远的面粉。撒在报纸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粉被汇拢起来，有一汤勺多。 母亲说：“昨天抖面袋的时候，故意没抖干净。”

那天晚上，全家用干菜叶和玉米面煮了一锅稠粥。一勺多的面粉均匀地撒在稠粥上。 稠粥端上饭桌，表面结出一层像琼脂一样软软的薄膜。

这几天，母亲精打细算，勒紧全家人的裤腰带。她节省出粮食是为满足全家多年不变的习惯：春游。从我记事开始，每年春天全家在父亲的率领下，一定要到颐和园春游。 为了春游，母亲几日前便开始筹措。她希望在这一天，全家人玩得开心，吃得开心。

六一年春天。早晨的颐和园阳光灿烂，春意无限。 挨过整个冬天的饥饿，大多数人的脸都呈现菜色。肝炎和浮肿困扰着许多成年人。因为，他们把有数的口粮让给孩子们。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失去信心。大家都相信从刚到来的春天开始，国家一定能率领人民走出困境。

从颐和园北门进园，父亲带领全家经德和戏楼旁的小门，一直到后山。他告诉我们：后山北坡靠近谐趣园的地方有一片榆树。现在正是吃“榆树钱儿”的季节。

榆树是北方的传统树种。榆树钱儿是榆树在初春时长出的嫩芽儿。圆圆的榆树钱儿有孩子们的拇指盖大小，中间隆起一个同样圆圆的小脐。其形状像一株古代天圆地方的铜钱，一串串地缠绕在榆树枝上，用手一褪就是一小捧。把榆树钱儿填到嘴里轻轻一咬，粘粘的，滋味清香，还有些淡味棉花糖的味道。在当时人们吃的诸多种野菜品种中，春天的榆树钱儿绝对名列前茅，属于野菜中的上品。

那天，在颐和园后山被出现在眼前的场景惊呆：四五棵水桶粗的老榆树上，居然攀爬着几个人。榆树低处的嫩芽儿早已被吃光。树上的人在大胆地爬上粗一些的树枝，试图摘取长在树梢的新芽。树下还有人用刀子割开树皮，用力扯下一段装进背包。 榆树皮也是好东西，既可以晾干研成粉沫熬粥，也可以新鲜食用。人类在选择食物上，有两个境界：雪中送炭为填饱肚子，山珍海味属锦上添花。舌尖上的挑剔是娇生惯养的闲情。人饥恶到一定程度，自然界的植物只要无毒都可以食用。 被剥光外皮的榆树如同赤身露体的老汉，月白色的躯体上附着一层湿乎乎的粘液，伛偻地站在满目新绿的春天里。 榆树可以食用，能帮助人填饱肚子，所以招此大祸，也终此大幸。

全家远远地看着，没有参加割树皮的队伍。我始终不知道榆树皮的滋味。在那个困难的春天，榆树为饥饿的北京人贡献出一切。以致现在的北京城内外，很少见到六十年以上树龄的榆树。

　　2001年的春天到了。八十岁的母亲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她爱花，更爱颐和园里的白玉兰。

我和爱人推着坐轮椅的母亲，搀着拄杖的父亲最后一次来到春天的颐和园。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实，每年不止人不同，花也不同。人在衰老，花也在衰老。只是因为它们无声无语。 世上许多无声无语的生灵，生与死并不引来人们的关注。

还是入正门，还是走进德和戏楼旁的过道，还是穿过“赤城霞起”垛楼。 一路上，柳树抽出的新枝在春风里摇曳不停。柏树丛的嫩芽也呈现一片片阳绿色。

到了谐趣园门口，母亲示意我推车往前走。再往前就是当年，全家驻足观看人们大战榆树的地方。当然，那些榆树早已灰飞烟灭。 母亲软软地垂着头，笑了。

柳条青，柳条弯，柳条垂在小河边......

　　小时候，最爱看母亲在商场里忙忙碌碌的模样。

花市百货商场是一座平层建筑。从西门进去，得先走下几级台阶，才到卖各种花布的柜台。商场里光线有些暗，脚下磕磕绊绊。头顶上蛛网般的传送轨道纵横交错。售货员把顾客的钱票塞进夹子，用力一推，夹子便“哗哗”地沿着轨道飞向收款处。结算后，收款员再把找零和收据塞回夹子，沿另一条轨道推回来。生意好时，轨道两头常会积起一串夹子。

那夹子的高度，跳起来是够得着的。但商场里熙熙攘攘，从没人动过别的心思。

母亲一直掌管家中财务，大小用品都由她采买，乐此不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铝制锅（那时叫“钢精锅”）流行起来，不久，塑料鞋（我们叫“玻璃鞋”）又成了孩子们眼中的稀罕物。

我荣幸地成为全班第一个穿上塑料鞋的人。那鞋前后露空，黑色，后跟还有一层。下雨天，我特意“啪啪”地蹚着水走。有同学说：“这是女式的。”母亲却道：“玻璃鞋不分男女，只分颜色。”

同年春节前，一种带着特殊香气的塑料布（当时也叫“玻璃布”）上市，因花色鲜艳、轻便耐用，迅速风靡。那时南城人家过年，多用白灰刷墙，高粱纸糊顶棚和窗檐。讲究点的，会买印花纸贴墙围子。但这些纸质品不耐用，不出几个月，就会被孩子们涂画撕扯得不成样子，故有“半年鲜”的俗语。而塑料布既鲜亮又耐洗，自然大受欢迎。1963年春节，我家的墙围子、窗帘、床单都换上了塑料布。床单是红白格的，墙围子是绿花白底的，窗帘是浅黄底蓝花的。一进屋，那股崭新的塑料气味扑鼻而来。我至今仍固执地认为，那时的合成剂是无害的。

母亲对时新商品总是情有独钟。七十年代后期，她陆续买回了胡同里第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硬扶手弹簧沙发、单缸洗衣机，甚至贷款买了单门电冰箱。只是这些东西都沉重，得由我出力搬回家。那时我力气大，四十多斤的电视机，一口气就从三里地外扛了回来。

1990年，建国门外的赛特商厦开业，其气派和陈设令北京人耳目一新，尤其是那自动扶梯。母亲那年已七十，我带她和我父亲去开眼界。可在一楼扶梯前，她怎么也不敢上。工作人员示范多次，她最终还是绕着楼梯走了上去。后来，北京陆续建起更多大商场，她却再没去过，只说还是老花市商场买东西便当。

1997年后，她身体渐差，腰椎骨裂，行动不便。但每到秋天，她仍会佝偻着身子，执意去楼下商场给我买一件毛衣。最后一件是2000年秋买的。她说：“售货员讲，这么肥大的毛衣谁能穿？我告诉她，我儿子壮实，我还怕它小呢。”2001年，母亲走了。这四件毛衣，我一直轮流穿着。

2016年国庆夜，孩子请我们在富丽商城吃饭。饭后她们想逛，我却只想回家。从三楼下来，但见人头攒动，光影迷离，小店林立，我竟在迷宫般的商场里失了方向，最后靠保安引路才出来。回望高楼，忽想起当年母亲在赛特扶梯前的窘迫。人这一生，总会遇到不同的“囧”境，但心底那份熟悉与安稳，总不会变，它永远留在记忆里。

母亲是在八十岁生日后不久走的。生日那天，我买了个足有三寸大的久保桃带到病房。骨髓癌晚期，她已多日无法进食。看见桃子，她笑着摸了摸：“你把它吃了，就是我吃了。”我站在窗前明亮处，大口大口地、近乎贪婪地把桃子塞进嘴里，汁水顺着嘴角流下。从前她总会嗔怪：“没人和你抢，慢点吃。”那天她却高兴地说：“就爱看你吃东西的样子，狼吞虎咽，能带起别人的食欲。”

母亲是地道的东北人，生在通辽，长在吉林东丰县。她跟做县令的父亲学了一手好字，粗放舒展，在宣武区人民银行工作时颇有名气。父亲虽是大学生，字却不及她。母亲常笑他：“他现在这手字，还是我督促着练出来的。”

老家亲戚多是东北人。母亲排行老八，上有七兄，下有一弟一妹，散居东北各地。我家在南城的胡同，成了一个小小的东北据点。亲戚们来访，母亲总是欢天喜地。她的侄辈们大多有出息，有干部、工程师、县医院院长。他们礼数极周，进门便向姑妈姑父深深鞠躬。1961年春，北京生活最困难时，侄儿彦祥从东丰来，竟背了十斤白薯干，呼哧呼哧地走进院子。后来他做了副县长，最后一次来，带了人参鹿茸，还腼腆地提起当年的白薯干，觉得礼薄。他哪里知道，那十斤白薯干，母亲省着吃，足足支撑了两个月。

舅舅和姨夫来时，气氛便不同。姨夫姓古，是位爽朗的沈阳记者，穿米色风衣，戴前进帽，挂相机，进门就笑声朗朗，高谈阔论。父亲会破例让我去打一毛七一两的好酒。姨夫也不客气，就着一碟粉肠，把酒喝得精光。那次他走后，我发现新买的灯芯绒帽子被他“顺”走了。1969年小姨来住时提起，心疼地摩挲我的头：“回沈阳我替你骂他！这东西还戴着你的帽子呢，说是有造化。”我这才听出，“这东西”大概是姨夫的小名。

母亲读过私塾、公立中学和女子师专。2000年时，她还能清晰记起在沈阳高小时老师教的抗日歌曲，并把歌词默写下来。她说，当时有好几位教歌的老师，都被日本人害了。

白山黑水养育的人，活得敞亮，大气，厚道。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水流云在樱桃沟

　 把香山比作面东而坐，舒展双臂的仙人，樱桃沟就是仙人左肩膀挂着的一轴美丽画卷。 小桥流水，小沟如嘴，小道盘盘，小酌不醉。

当年，被誉为军中第一书法家的舒同先生，在此欣然提笔，写下：水流云在之居。字体潇洒，娴熟的匾额，至今高悬在樱桃沟尽端，一处过去茶舍的门楣上。每每游人走过此处，无不注目许久。

沿沟而上，凛凛冷衫群树装点出满沟神秘。到是沟顶的元宝型巨石一直注视着，小道上走过的依依故人。

把樱桃沟作为每年必到的地方以纪念六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樱桃沟。

一九六零年是饥肠咕咕的一年，全体中国人勒紧裤带。每一个人都坚信困难只是一时，挺过去就是好日子。有报纸报道：春小麦已经播下，明年丰收在望。清晨的大街小巷，到处传来新闻联播的激昂乐曲声。

这年春天，已经听不到城市公社食堂通知领取免费粥饭的锣声。家家户户学习科学煮饭方法育，如何把米饭越蒸越多，如何使全麦馒头变白和芹菜根加工方法。

大人们把口粮节省下给孩子们。有天，老师在课堂上手抚着黑板下角慢慢倒下。同学们发现她的腿肿得亮亮的。母亲的腿也是亮的，还笑着告诉我：一按一坑，胖了。

在某种情况下，饥饿是一种记忆，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忘却饥饿。六一年的秋天，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跟着父母去看电影。电影院的新电影宣传画贴到学校门口。

有部电影，片名是《鬼魂西行》对我印象最深。电影叙述欧洲的一座城堡在战争时，有个战士死在城堡门口。他的灵魂一直在城堡里寻找自己的爱人。很多年后，这座城堡被一个美国商人买下并拆散装船运回美国。结果，鬼魂在船上摆放的一堆鲜红的樱桃中现身，吓得全船人鬼哭狼嚎。

我清楚地记得，看电影确实忘记了饥饿。

秋天，全家已经半年没有去公园。为了弥补缺憾，父亲决定带孩子们去香山脚下的樱桃沟。

深秋的香山背阴处还残存着一丝绿色。只记得路好远，山好高。进山后有条细细的小道。我们蜿蜒前行，路两边是收割后的玉米秸垛。

穿过一段坍塌的围墙，山路开始陡峭。靠近山坡有片拉秧的南瓜地。

我跑在前面，冲上山坡又跑回小路，发现一片枯枝下，露出个圆圆的南瓜，有瓷盘大小，一半埋在松土里。

我飞跑着，告诉母亲。

母亲受过高等教育，说话轻声轻气，永远穿戴干干净净。她喜欢挎包，不管到哪里，手臂上永远挎着当时最流行的女包。这种风格在我家所在的街道邻里中，属于凤毛麟角。

听了我的话，母亲几乎是跑着去找那只南瓜。她轻轻挖去南瓜溃烂部分，又把南瓜的外皮清理干净放进新买的挎包。

一路上，母亲一直把挎包紧紧抱在胸前。

第一次到樱桃沟，没记住什么景色，只记住母亲当时的笑脸和抱着挎包的模样。

今天又到樱桃沟。穿过卧佛寺西墙侧门，不远处便是当年拾南瓜的山坡，现在是鲜花的世界。

我在此默默伫立。这也是每年来樱桃沟的原因：水流云在。

过去的茶馆已经悄然消失。还留下这座老房子，状态依旧。

自己的春夏秋冬

　 每个人心中的春夏秋冬都有自己的模样。这是我的描述：春是多彩的，杂乱的脚步闯入天地。夏是迷离的，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秋是庸俗的，一切欲望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冬是拘谨的，世间的一切都躲进再造的躯壳之中。

（一） 夜晚，沿着北京的胡同，一个人慢慢走下去。

胡同曲曲拐拐，不知当初的设计者们怀着怎样的匠心。一座座黑色的大门上，挂着两个黄澄澄的门环。侧耳听去，间歇里不断有晚归的人拍打门环的“拍拍”声传来，轻轻重重、急急缓缓，似乎很有些情绪在里面。

驱车沿着京城环路，追逐着车的铁流驶来，眼前晃过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高楼大厦。新城市的设计者们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城市成为他们的画版，规划设计，红线控制仿佛要把人类后5000年，睡觉和拉屎的地方都统统安排出来。

作为创造之代表的艺术，一经产生便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所以永远遭后人评说。

（二） 喜欢吹泡泡。一枝芦苇管插进装满肥皂水的瓶里，站在街头，把沾了肥皂水的芦苇管举向天空。

先是一个无色的透明球体从芦苇管的一端涌出来，由小到大，由无色到有色，渐渐地脱离我的控制。在升空的一刹那，硕大的肥皂泡，辉映出周围的万物景观，辉煌极了。

紧闭眼睛，把这辉煌的成果深深印在脑海里。然后向前跨一步，再一次把芦苇管举向空中，制造第二个泡泡。

“拍”，不知是谁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然后命令道：“傻帽，再吹一个。”

大胆地转过头，一条青绿色的藤条正准备抽打下一个泡泡。

（三）南城胡同的孩子，一双黑色叉字塑料鞋托着儿时的一切。

臭沟、厕所，门口的石狮子掉了半个头。兰花大瓷碗里没有一点肉腥儿的炸酱面。赤背、裤头、男人的大声吆喝和女人无所顾忌地甩着两只膀子。

（四） 雨后，伫立在城市空旷的地方。西边的山峦清晰可见，那轮廓、那山岚、那层次、那勃勃生机。

夏天的炎炎烈日不仅剥去人们的衣衫，同时也把一切都改造得那样简单。

雷电是炽烈的，把自己一钩一钩的触角伸向大地。

人们是蒸腾的，把身上的遮羞布减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

夜晚也是火热的，任何一抹树影、草丛都会有人以人类最原始的方法放松自己。汗味、酸气都释放出来。然而，人们并不因此而讨厌自己。他们在月上中天时，依然在街头海阔天空地畅想。夏天把人和人的感情推向极限。

（五）六十年前的冬天，真正感受过生理行为的存在。

胡同孩子们决定爬一段残破的城墙。陡峭的墙壁上小草裸露，荆棘参差。当爬到半腰时，不远处传来一声大叫。

有人掉下去了。脚开始发抖，不敢向下窥探。往前又找不到辅助攀爬的缝隙。整个身体僵硬地贴在城墙上。

大脑完全空白时，我确实听到手发出的声音。它大声说：后面无路。手颤抖着自行向前探去。

（六） 陕南，秦岭。登上老子的讲经台。

这里满眼都是大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把道之道告诉后人的同时，还坦言：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那天，从山上下来，在老子曾经洗浴过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洗浴了一番。

人来也自然、去也自然、福也自然、祸也自然、喜也自然、悲也自然、恨也自然、爱也自然。

咱是北京爷们

看了一段视频，一位北京籍的女导演铿锵有力地谈论电影《老炮儿》。她总结出一句话：“北京爷们要有北京爷们的劲儿”。

出生在北京南城胡同，一晃六十多年，是当然的北京人，也最喜欢北京人的那股劲儿。北京人的劲儿首先是大气。原汁原味的紫禁城，神秘幽深的天坛，独甲一方的颐和园，气势磅礴的八达岭长城。自小，我们就在这些地方钻天入地地玩耍。

天安门前左边石狮子肚子中央有个窟窿眼，传说是李自成用红缨枪挑的。记不清它被我们抠过多少次；颐和园东门的铜麒麟威风凛凛，每年春游时，一准在它背上坐一会儿；祈年殿里的神座，那时是孩子们上蹿下跳的平台。把嘴贴着回音壁高喊一声“回家喽”，几秒钟后，声音鼓动着传回来，还真有些震耳朵。

由于见过真实的皇家园林，所以在外地见到的楼宇亭台便不以为然了。古城西安净是些后来恢复的古建筑，不足一提。倒是长安县插着“未央宫遗址”牌子的大片土地，还有些味道。开封、洛阳与西安大同小异。安阳的殷墟建设得传物不传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的妇好墓遗址，当时就十分困惑：妇好墓怎么和殷都建在一个院里？不远处还有肉林酒池？商纣王做事太不讲究。

那年，羑里城遗址刚刚开发出来，门口椽柁檩架堆了一地，旁边“中国易经研究会”的牌子却光彩照人。未成人先算命，是我不喜欢这里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第一次到苏州，“苏州园林”在当地人的介绍下神乎其神。进了拙政园后不禁笑了，心说：苏州人没见过大世面。即便是颐和园里的谐趣园，也比拙政园高出几等。最失望的是上海城隍庙，号称懂得生活的上海人，历史文化过于单薄和浓缩，拥挤在这个小小院落里的上海人如同叠加码放一般。

明清两代的皇城建筑，成就了北京人丰富的历史见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升首都的中心作用，祖国各地的优秀人才被调入北京，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结构：语言南腔北调，文化参差不齐，人才跨行跨业，饮食五花八门。北京是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相会北京，老北京人不拿捏，新北京人有才能，大家互融互助，礼貌相待，很快汇成一体。

有一句话不假：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北京城里官员众多，大街上、胡同里，随处可见一座座普通院落门口挂着“中国”字头的大牌子。南城胡同是最百姓的地方，文革前也住着不少通天的官员和各界名流。他们的家人和左邻右舍的百姓一样，上街买菜，出门遛弯，同熟悉的街坊“大哥、大姐”地叫着。

北京人见惯了官，也见惯了名人。大家同样一副肩膀扛着个脑袋，没什么稀奇的。久而久之，官员和名人的桂冠在北京人眼里无足轻重。胡同里谁的孩子当了局长，谁的同学出现在电视里，谁的熟人老友坐上了副部长的交椅，这些话题充其量不过饭前饭后几句话的交流，没有人太当回事。自清朝以来，胡同里的平民百姓，哪家没有个出头露脸的亲戚。数百年皇城的历史经历，使得北京人骨子里绝对漾满清高。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过去的每一年，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不断精彩。北京人经历和参与的大型活动、大型会议、大规模集会数不胜数。时至今日，北京人还历历在目：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支持柬埔寨、反对美帝侵略群众大会，毛主席发表“五二零声明”，五十万人亲临现场，同声高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气势之磅礴可想而知。通过参与大事件和大活动，从组织和精神上锤炼了北京人的素质：团结一致，同心协力。

时间转瞬过去七十年，五零六零后的北京人身上凝聚了特有的北京劲儿。大事上：胸怀宽广，见仁见智，为人热情，大气有识。生活和私家小事上：讲究规矩，讲究先来后到，讲究礼貌客气。这就是电影《老炮儿》里六哥说的“局气”。

这些年，随着城市变迁，住在城里的北京人少了。有时到二环路内剩余不多的胡同走走看看，耳边听到的说话声已然很少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而是南腔北调的各种味道。

爱听相声，爱听郭先生的相声，拿捏自然，包袱成串，语言从他嘴里说出来炒豆般快乐。但有的相声演员过于夸张的表演让人听着不舒服，听众没笑演员自己先笑的场面更显尴尬，尤其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老北京话，与实际生活谬之千里。

偶尔看到电视里有个胖乎乎的小伙子穿着长袍马褂说单口相声，在演出过程中不停地絮叨老北京话。我听了半天觉得挺新鲜，什么“起灯儿”“窜一瓢热水儿”“吃了吧，您那”等等。这些老北京话是我小时候通过“话匣子”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知道的。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人，家就在南城最聚集老北京人的地方。小时候爱模仿从相声里听来的老北京话，孩子们相互间“逗壳子”玩儿。每到这时，在学校里是老师、在胡同里是家长，一准大声吆喝一句：把舌头捋直了，别瞎学。胡同里的大人和老师都不说相声里的老北京话。

花市下四条是南城有名的穷苦人居住区，下四条的平房歪歪扭扭，很少有两个院连起来的院墙。穷人盖房时大都一点点积攒砖瓦木料，今年盖间小房，明年起道院墙。所以下四条胡同从西到东七扭八歪地展开。认识一位祖孙几代住下四条的老户，有多老？下四条东口蟠桃宫庙会时，那个在旗杆下拿大顶挣钱的小孩儿就是他。一九七零年他作为工厂的师傅到我家做客，那年他四十多岁，与我父母攀谈起来。说到小时候在蟠桃宫混饭吃时，母亲乐了：“你就是那个逢庙会在旗杆下拿大顶的小孩儿？”“您老好记性”，师傅起身大大方方地承认。

这位师傅是众多师傅中最北京味儿的一个，他和快板书大家高凤山是邻居，也是高先生的忠实粉丝。一次干完活儿，他坐在车间门口的石墩上一边卷烟一边聊起了老北京话：“侯先生的相声现在没了。侯先生的相声里尽是从犄角旮旯找来的北京老话，小时候没听过。下四条里老北京话说得最好的要数高凤山高师傅，不过也是在快板书里才能听到。在家时，高师傅说话文腔文调，有学问。”师傅的小时候是公元一九三几年，那时的北京人已然不说相声里的老北京话。

侯先生相声里的老北京话应该是清朝末年的产物，他把那时流传的老北京话编入自己的相声权做抖包袱。现在三十几岁的相声演员们又在翻版侯先生的老北京方言，加之电视传媒的渲染，以致许多北京以外的人认为现在北京人还是这样说话，真是天大的误会。每每在电视里看到青年演员操着老北京方言说相声，感觉既滑稽又害臊。几个小伙子穿着长袍马褂，一本正经地说着可能是清代的老北京方言。

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南城的孩子淘气，北城的孩子规矩是不争的事实。南城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内砌碎砖外挂青灰的抹墙，到入夏的连阴天时，墙面外滋生出一层薄薄的白色硝碱。孩子们刮下些墙上的硝碱，再想方设法用石头投下电线杆上的磁珠，掏出里面的硫磺加上些木炭，自己做炸药玩。一硝二黄三木炭的比例是从当时的热播电影《地雷战》里学来的。

费一天劲儿做完“炸药”，在火柴的助燃下自制的火药发出“轰”的声响，孩子们眼前腾起一片黑烟，一股硫磺味道扑面而来，地上剩下一堆灰黑色的硬粉末。

北城，特别是在东单一二三条一带，有许多漂亮的四合院，对我印象极深。整条街是一座座高耸的门楼，磨砖对缝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北城孩子们的穿戴也比我们讲究许多，不止干净还少有补丁，特别是他们脚下的白力士鞋擦的是真正的白力士粉，不像南城的孩子大多用白粉笔末擦鞋装门面。

由于三个姐姐都在崇文门里的女十三中上学，我经常跟着她们到学校游荡。那时的女十三中在一片教堂式建筑里，灰色的围墙还砌出菱形的凸起图案。校园里古树参天，尖顶的房子像是积木搭建的。楼道和教室铺着木质地板，由于缺乏修缮，多处出现碗口大小的残破，走在上面咚咚作响。教室内靠窗口有架黑色的钢琴，轻轻按动琴键，跑出的声音十分好听。学校北边有一所大使馆，门口插着绿色的旗帜，那里的环境更加幽静。

每次去这所学校都感受到北城的高贵气氛，觉得自己的见识也增加许多。回到胡同后，房前房后的南城野小子们大眼瞪小眼地听我足吹一通。

人在一生中会经历无数的事和认识无数的人，最宝贵的是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此话一点不假。当你年过七旬，不用再挣扎地加入上班的人流时，当你不再为办公室里见到领导进屋而慌忙起身时，当你能决定自己的一天、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直至永远的所作所为时，你就是真正的自己了。

这时你肯定会安静下来想一想过去，特别是童年。你还肯定会清理一下自己的朋友们，会发现在自己的记忆中最清晰、最亲切的人一定是童年的伙伴，哪怕你们之间曾为一颗玻璃球的归属而相互拳脚相加。想到人就想到物，想到物就想到南城胡同，胡同里弯弯曲曲的拐弯，拐弯处阴湿的角落。

不知为什么，那片胡同在形成时百分之八十都是不通行的死胡同。十几条胡同住着几百户人家，这么大的一片群居区却只有五个出口。外人走进这片胡同像是走进迷宫，没有谁能自己顺利地走出去。看了小人书《三打祝家庄》后，孩子们认为这里就是祝家庄，争夺“扈三娘”是孩子们游戏打仗的主题。

有首歌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赞颂沂蒙山区，由衷地挂念故乡。北京人也同样。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大多是建国初期到这座城市，后来有了我们。户口本上还明确写着父母的籍贯所在地。光阴荏苒，一晃七十年，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二零零五年，父亲故去前半年总问我：过去家住的南城胡同如今什么样了？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我带着八十八岁重病中的父亲回到住了二十九年的南城老家。那天时间已经很晚，胡同里空无一人。我搀扶着父亲从熟悉的胡同慢慢走过。“这是三儿家，这是大洋家，还有屎蛋家，这是老何家……”一路上我不停地说着。父亲轻轻点头，还提醒我：“屎蛋的二弟叫小江，那孩子不老实。”

半月后父亲从报纸上得知过去住的胡同开始拆迁。晚上他靠在床边自言自语：“我到那边告诉你妈妈，老家的胡同已经没了。”

二零零六年底，为迎接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分布在南城各处的胡同平房几乎拆迁殆尽，只有少数老街坊倾其所有储蓄回迁原地新建的楼房。大多数生活不富裕的街坊们则搬到南四环以外居住。小时淘气的南城孩子们在五六十岁时都十分体察国家的难处，他们毫无怨言地离开故土、离开熟悉的胡同，听从政府统一安排。该区域的拆迁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

和几个当年的胡同伙伴一直保持密切来往，每次举起酒杯前总要说一句：为“老河泊厂”干杯。河泊厂是南城老家所在胡同的统称，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

北京没老，五十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们老了。他们离开了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故土家园，告别了胡同生活。但是无论搬到哪里，咱北京人的局气劲儿不能丢，那是六十多年的皇城生活给咱留下的传统烙印。

请大大方方地告诉周围的新邻居和朋友：咱是北京爷们。

本文部分照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