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2 ‍深切缅怀“密使一号” 吴石将军（部份文字和图片来自网络）2024.5.29

严继昌

　姑夫吴石已故去74年了，今年8月是吴石诞辰130周年的日子。为了更好的缅怀先烈，继承先烈遗志，特作此美篇。

我对吴石的了解最早来源于老岳父王珏的两段回忆。岳父学生时代曾经是燕京大学民先队成员，倾向革命，倾向共产党。1936年初在一次学生一二·九南下宣传活动中，因与黄华（新中国外交部长）观点不同，带着部份学生半途撤回学校。事后自认为不妥，心情十分郁闷，后在姐夫吴石和姐姐王碧奎的排解和资助下赴美留学，参加唐明照（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书记的美共支部工作和创办华侨日报的事情。这是我对吴石的第一次印像：身居国民党军队高官的吴石也倾向革命，对共产党有好感。第二段回忆是 1950年岳父奉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坐船途经香港，正值香港各媒体都在报道台湾吴石共谍案及吴石被处决的新闻，岳父感到很恐惧，买了许多报纸怱怱离开香港的经历。

　1950年的6月11日，一则标题为《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在香港如同平地惊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则标题下面还有一行字：“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这题目中的谍案四要角之一，指的就是吴石。他当时担任的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但是却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45岁的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50岁的“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以及年仅33岁的上校聂曦。

因为吴石本身的军阶极高，而且还是国民党要员，因此这个案子在当年公开后就轰动一时。

　吴石（1894年8月—1950年6月10日），原名萃文，字虞薰，福州市仓山区螺洲乡人，革命烈士；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与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遇害。

少年得志 “十二能人”

1894年8月，吴石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1934年，吴石毕业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详细咨询，深深嘉许。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后来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不满独裁 倾向革命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看到这一切，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吴石彻底失望了，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巧妙周旋 留存档案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 “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尽快送出情报，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其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将军与夫人王碧奎、幼子吴健成

身陷孤岛 心系统一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即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朱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毛泽东激动之余，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的台北

叛徒告密 从容就义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朱谌之是华东局的特派员。此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完成，打算动身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在她被捕的两星期以前，她还托一位富商朋友带信回上海家中，信上只有七个字：“凤（朱谌之原名朱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期盼已久的回上海和亲人团聚的梦想即将实现。她还不知道“老郑”已经被捕。1950年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谌之，告诉她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特派员就是朱谌之。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告知有急事需要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定海机场。1950年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一开始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人凤在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汇报时则较为详细，周至柔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前去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谎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幌子，套出吴石曾会过朱女士的消息。蔡孝乾也供出吴石与朱谌之多次见面。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蒋介石遂令周至柔马上调查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副本。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朱谌之到了舟山以后，正值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谌之于是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掏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二两多重的黄金吞服自杀，但最终自杀未遂，被押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在狱中，朱谌之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的6月10日下午4:30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个人被强力一字排开跪下（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个人同时向前扑倒。四名执勤的宪兵又趋前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而后记者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吴石在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多次参与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吴石案，蒋介石可以说是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连日搜查他的住所。但在清理这位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接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时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吴石夫人王碧奎一起被捕，判刑9年，吴石将军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夫人的无限思念：“余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思之不禁泪涔下矣！”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总统府令

媒体报道

国民党台北监狱

吴石将军在临刑前写下遗嘱

押赴刑场的朱枫烈士

押赴刑场的聂曦烈士

　吴石牺牲后，台北的吴家人可谓是家破人亡。其夫人王碧奎被关进台北监狱，一直到1959年秋，经故旧多方营救，才终得释放。此时，女儿吴学成已经25岁，儿子吴健成也已15岁。可以想象，他们是在怎样的恐慌中长大的。这些年来，小女儿一个人担起了养育小弟的责任，靠打工赚钱把弟弟从幼儿园拉扯到中学。

母亲回来后，家庭的贫困也没得到改善。好在吴健成争气，后来考上大学，还得到赴美深造的机会，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化学硕士。1980年，他才有条件把家人接到洛杉矶定居。1982年冬天，离别32年在大陆生活的哥哥姐姐和他们在美国团圆了。

说到吴石当初留在大陆的一双儿女吴韶成与吴兰成，他们虽然在国内比较安全，但过得也并不容易。第一次从报纸上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吴韶成根本无法相信。他还记得和父亲的最后一面，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吴石陪他去大学报到，给儿子留下身上仅有的20美元就匆匆离开了。南京解放时，吴石让江宁要塞司令胡雄带儿子撤离南京。而吴韶成坚持迎接解放，留了下来。紧接着，他们一家骨肉分离，各奔东西，再无音讯。他和妹妹吴兰成在大陆相依为命。好在当时是公费上学，大学毕业后一个分配到东北，一个参加援疆建设。后来动荡岁月，吴韶成蒙受不白之冤，不得已之下，向中央提出了申诉。

周总理得知他的情况，特地派人帮忙处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也在1973年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并发放650元抚恤金。不过这笔钱，他们全当党费上交了。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专门交代吴韶成，说他的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做过很大贡献，党是不会忘记的。

后来，吴韶成当上正厅级干部，吴兰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

吴石在狱中写下的绝笔

1950年6月10日下午，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死刑。临刑前，吴石将军写下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枪响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时年仅45岁。

朱枫由于是华东局的交通员，所以牺牲不久，1951年就由万景光保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儿女也得到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华东局的确认；直至1973年，通过何遂将军的后人写信给周恩来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最后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后人，大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陈晓楠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何康（后任新中国农业部长）是何遂将军的三儿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94年安放吴石遗骨的碑文（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中并未明言其彪炳中共情报事业的功绩。碑文曰：“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六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

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罗青长接见吴石子女时的留影

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

　1994年4月22日，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上午，北京郊外阳光灿烂。一个特殊的仪式在北京福田公墓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家属及生前友好近百人从上海、广东、福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台湾赶来，用这一隆重的仪式倾诉他们埋藏内心多年的情感。

在凄婉的哀乐声中，在默哀仪式之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吴石将军生前好友何康致悼词：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骨灰安放仪式。我代表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的亲属及生前好友向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说着说着，何康抑制不住老泪纵横，在场人员无不欷歔。

＂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同情共产党领导革命，渴望中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对于国民党贪污腐败深为不满，对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十分不满。吴石将军曾经表示决不直接参与内战指挥，不为蒋介石出一谋一策，对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将领非常蔑视。

抗战胜利后，吴石将军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的大业，功垂千秋。吴石将军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一生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在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自看到和亲自受到教育。吴石将军牺牲后，遗书子女要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爱国思想溢于言表。

吴石将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骨灰安放仪式，实现了我们多年来的心愿。我们相信，吴石烈士的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安息吧！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

仪式虽是简短的，但却是隆重之至，沉淀亲人和朋友记忆深处的深情思念，止不住涌上在场的人们心头。之后，大家来到墓地，共同揪一把泥土，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骨骸安然入殓，让吴石将军有了最后的归宿。

在灿烂的阳光下，凭吊将军之墓。庄严的汉白玉墓碑上铭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墓碑上一对麒麟浮雕精致、生动，祥瑞之气萦绕墓冢。

墓碑背面记刻着：“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

抗战时期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实为一九七三年——作者注），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何康与亲属们

严继昌、王建章代表岳父王珏出席姑夫骨灰安葬仪式后合影

每逢清明，原农业部部长何康都要率家人去位于北京香山南边的福田公墓扫墓。

在这里，三位老友之墓并肩而立。左边是何康的父亲何遂之墓，右边是何康的岳父缪秋杰之墓，中间则是1950年在台湾就义的吴石将军之墓。三人都曾在民国政府高层担任要职，也都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行。

何遂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其三子一女一媳皆为中共地下党党员。其中，何康和两位兄长1939年底组成的“特别党小组”先后受叶剑英和董必武单线领导。

抗战时，何家五个孩子都曾在广西工作或读书，这是因为，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桂林行营（后改为桂林办公厅）中将总顾问。

何遂与吴石是福建闽侯同乡，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相识，此时已成莫逆之交。何康在位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得吴石关照。

抗战胜利后，何遂和吴石都回到了南京。何遂继续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石则调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这一时期，两人交往更加密切。

何遂和吴石同为新式职业军人，又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皆能成篇背诵《左传》《战国策》等古文。他们都酷爱古典诗词书画，尤其喜爱苏东坡书法。吴石曾刻了一枚闲章“戎马书生”。

诗画唱和是他们精神交流的一种方式。1943年中秋，吴石虚岁50，何遂为挚友写下《百字令·对酒当歌》：“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多少英雄，古今人物，去去长江水。”豪情溢于言表。

吴石是何家常客。他和何遂总是用福建闽侯方言聊天，在何家子女听来“叽里咕噜的比外国话还难懂”。

何遂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政治上清醒而敏锐。他的家庭氛围很特殊，成年子女都加入了共产党，无一例外，他自己也很早就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后，他越来越相信，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吴石和何遂完全一样。吴石先后从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成绩都是第一名，有“吴状元”之称，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被视为日本通、军界才子，但他不是蒋介石嫡系。何康曾写到，吴石自视颇高，却一直无缘军队实权，这是他“难解的心结”。他对蒋介石重用嫡系的无能之将深感不平，对蒋介石大打内战痛心无比。

1947年，他在《国防新报》上发表文章：“吾国人心之诟病，频年如江河日下，令人不寒而栗⋯⋯举国滔滔莫不以竞逐私利为务，违法败纪，寡廉鲜耻，残忍刻薄，冷漠无情之事实，随处可见，随地可见。”

吴石在内战早期就预言国军必败，多次对友人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1947年4月的一个中午，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著名的锦江饭馆（也是地下党一个秘密据点）宴请吴石。沟通是闭门进行的，何遂和何康都避到门外等候。之后，何康接到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线联系。

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家寓所，中共张执一和吴石多次单独会面。吴石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是自己坐夜班火车来，有时也派副官聂曦送来。

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来，把包括《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在内的一组绝密核心情报交给了何康。让何康印象很深的是长江江防图，这是一张很大的图，图上标注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他知道这组情报的分量，迅即送交张执一。

情报很快送抵即将展开渡江作战的三野。解放后，三野参谋长张震曾两次向何康提及，这组情报对部队渡江作战帮助很大。

这样的重要战略性情报还有很多。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被有关部门列入隐蔽战线人物书系推荐的《冷月无声——吴石传》写道：“吴石将军本身就是军事战略专家，加上身居要职，因此，判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探取情报如鱼得水，相对容易。其提供情报的价值非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贡献难以用语言、数字表述!

4月下旬，吴石即将南下，赴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临行前一晚，何康夫妇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卡弗卡斯咖啡馆为他践行。咖啡馆是一个白俄罗斯人开的，有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放着《何日君再来》等舞曲。

当时解放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他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何康已奉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双方知道今后很难再直接联系，都不胜惜别之意。吴石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没想到，一语成谶。

福州解放前夕，吴石于8月16日飞赴台湾，就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何遂次子何世平已在台中、台南盐务机构潜伏三年多，母亲陈坤立与他同住，何遂和女儿何嘉也已于6月赴台。

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了上海军管会名单，何康作为农林处处长赫然在列。消息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

8月，吴石和何遂多次以携家人游山玩水的名义密商。吴石表示将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在台湾这个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的地方，就需要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这是一种甘冒斧钺的选择。

风声日紧，吴石催何遂一家赶快离台。何遂也担心吴石的安全，吴说自己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

何家人分两路撤离。9月1日，何遂夫人、何世平一家与何嘉由基隆乘船驶往广州（当时还未解放），再转往香港。吴石则替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开车送他去机场，目送他上了飞机。

九、十月间，吴石亲赴香港，在何嘉的协助下与中共上海局驻港负责人接上了关系。12月，何遂夫妇和何嘉从香港返回了上海。

然而，仅仅隔了半年，就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年仅57岁。

闻此噩耗，何遂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住院。何家孙辈们曾回忆，吴石的遇害对爷爷打击极大，他认为挚友是替自己赴难的。何康后来在纪念吴石的文章中写道：“对这位生死知己的死，父亲怀着复杂难言的隐痛，这伴随了他整个晚年。”

在2008年何遂诞辰120周年之际，何家决定建立家族墓。何遂1968年病逝后，骨灰存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家族墓造好后，何家开具证明，将他的骨灰迁出，葬于吴石墓地之畔。

由何达撰写的墓志铭写道：“先生性豪侠，广交游，平生知己莫过吴石与缪秋杰。今三人墓室相邻，岂天意乎？”

何遂全家人合照

何遂之子何康（原农业部长）

福州市螺洲镇吴厝村的吴石故居

故居内吴石事迹展

吴石、何遂铜像揭幕仪式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的吴石、何遂铜像

　如果说吴石将军等英勇殉国是极具悲壮色彩的话，那么，之后发生的事情也颇为离奇曲折，英雄的骨灰搜寻过程的一个个故事感人至深。

吴石烈士骨骸回归过程

最早去收尸的是吴石将军的族人吴荫先，其过人胆识令人钦佩。吴石将军就义的消息见报后，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仍陷囹圄之中。尽管吴石在军界有着较为深厚的人际关系，迫于当时的环境，许多人只能心存同情、怜悯，但不敢公开出面。面对令人发怵的“白色恐怖”，就连不少亲属都不敢公开出面领取亲人的尸体。

这时，热心好义的吴石在台同族吴荫先闻讯后，不顾受牵连的危险，携吴石在台的子女到台“军法局”申请领取遗骨。得到台“军法局”的首肯后，他们取回骨灰。

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吴荫先决定将骨灰暂时安放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不曾想到：骨灰一放就是30多年。王碧奎女士在每年清明的时候，都要早早带着在台的子女赶到寺庙为亡夫上香，以表达不尽的哀思，告慰亡灵。

随父母去台湾的吴健成于1980年赴美留学，王碧奎老人随后带着自己丈夫的亲笔遗书也赴美定居。至此，吴石烈士狱中遗物从台湾辗转到了美国。但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由在台湾的女儿打理。

之后，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于1982年4月赴美探亲，在台湾的吴学成得到消息后也从台湾赶到美国，经过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吴家的4个子女——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留在台湾的吴学成、吴健成与母亲相聚洛杉矶，实现了团聚。家人相聚，抱头痛哭，感慨万端。

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直到1990年，吴石烈士的骨灰盒才由在台湾的亲属从台湾千里迢迢带回，送到留在大陆的吴家长子吴韶成的手中。

从吴荫先冒死领尸，到偏安寺庙，到最终离台，进而送归大陆，经历了整整40年，一家人之间的遗骨大接力有了圆满的结局。

此后，王碧奎老人一直期待着择期让自己丈夫入土归葬。但由于种种缘故，在她90岁仙逝时也未了却心愿。但她的子女们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于1994年春天了却了二老的心愿，一座汉白玉纪念碑矗立于北京福田公墓。

1982年吴石夫人王碧奎与大陆、台湾四子女团聚

北京福田公墓

陈宝仓烈土骨骸回归过程

紧接取回骨灰的是陈宝仓的家人。噩耗传到香港，陈宝仓家人悲愤欲绝、痛哭失声。

陈宝仓的结发妻子师文通是一名基督教教徒。她历尽曲折，通过教会的关系在台湾找到两名教友唐辉麟、陈克敏，希望他们能帮忙找回丈夫的尸体。既是因受教友的重托，又感佩陈宝仓将军一生光明磊落，两位教友冒死到刑场寻找陈宝仓将军遗体。时值盛夏，尸体已腐烂，他们根据陈宝仓将军身穿的衣服和旧伤的特征终于找回尸体，并加以火化。

而把英烈骨灰安全转交到陈家人手里则又成了一项艰险的任务。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在台湾上学时的同窗好友殷晓霞，出于对陈宝仓将军的景仰和对陈家人的同情，毅然承担转送骨灰的拜托。

1950年7月的一天，她乘船直奔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搞到入港证，而港方又查验甚严。情急之下，殷晓霞扔掉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和物品，只将骨灰包好并牢牢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入茫茫大海，冒险偷渡登岸。

当师文通拿到丈夫的骨灰时，里面还是潮的。三位好友的义举让陈宝仓家人深为感动，陈母出资帮助陈克敏去了美国。

之后，师文通克制住悲痛，振作起精神，携带6个子女（其中年龄最大的为24岁，最小的为12岁），由香港奔赴大陆生活。陈宝仓将军夫人师文通于1954年在京病逝。

1951年7月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以书面证明：陈宝仓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

陈宝仓将军牺牲两年之后，国家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1953年9月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悼念陈宝仓同志》，李济深在祭文中写道：“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陈宝仓同志的英灵永远不朽！”。

经过千辛万苦寻取回来的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

陈宝仓及家人

陈宝仓在青岛代表国民党军队接受日本投降书

朱枫烈士骨骸回归过程

朱枫烈士骨骸的搜寻一波三折，在她就义50年后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段佳话。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枪杀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朱枫在台的女儿陈莲芳（即“阿菊”）写了一封信向台“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从此，朱枫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

由于这段隐情从未公开，50年后便出现了跨越海峡追寻的感人一幕。

2001年，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看到山东画报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刊出母亲临刑前的影像，寻找回母亲遗骸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和强烈了。

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晓枫的来信：“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

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

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

在给我的3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

2003年春，经我的好友、热心的大陆作家冯亦同牵线，朱晓枫联系上在上海旅游的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先生。

徐宗懋被朱晓枫有生之年寻回母亲遗骸的心愿所打动，回台后，古道热肠的徐宗懋先生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片，在台公开播放。还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等长篇报道，在海峡那一头引起广泛关注。

经过种种曲折和苦苦追寻，2005年4月，徐宗懋先生在台北挂长途电话给朱晓枫：“阿菊找到了。”并遗憾地告诉朱晓枫：迫于当时的环境，王昌诚夫妇在朱枫牺牲后未能去刑场收尸。

其实，这不难理解，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虽然这次搜寻并无正果，但热心人的搜寻并未结束。

时隔4年，2009年，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溱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有303名罹难人员名单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枫事迹的潘溱通过朋友联系上朱家人。

因不能确定真伪，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朱浤源寻访。热心的朱浤源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地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并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之后，在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协助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遗骨成功移灵北京。次年7月14日国家有关部门在朱枫烈士的家乡浙江镇海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高调报道。

新华社在报道指出：“朱枫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201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以“青松伴忠骨，红枫映丹心”一文，公开报道朱枫烈士的英雄事迹。

朱枫与大陆子女

朱枫骨灰回归大陆

追悼大会

骨灰安葬

聂曦烈土骨骸领取过程

聂𣌀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学生队第二期，毕业后在陆战队担任排长两年，其后历任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第四战区少校副官少校科员、军政部总务厅交际科中校科员（这个就是我收藏的这张日日命令上发表的职务）、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福州绥靖公署上校专员等职。其大概是在1941年因为乡谊（或其他更深的关系）成为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的副官，其后的职务均由吴一手安排提拔，可以说是吴石绝对的亲信。

四烈士遇难后，台湾媒体在报道时，还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押赴刑场的照片，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鞋，两手反绑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媒体并报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1950年的“吴石案”轰动一时，对于吴石、陈宝仓、朱枫三位烈士的详细情况均有较为详尽的的资料，唯有聂曦，我们都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在“吴石案”中替吴石送过情报，替朱枫前往舟山出过力。他就义前的那张照片，堪称经典，令不少后人观之感叹。

还有在经历殉难后留下了一张聂曦珍贵的照片。镜头中，他面向苍穹，背倚大地，躺卧在地上，此时已经没有了气息。他的肃穆之态表现出了对死亡的坦然和对伟大信仰的虔诚。

从台湾档案记载可知，有聂曦遗孀高秀娟亲笔所书关于领取骨灰遗物的呈文一张，从字面来看，高秀娟此时已患病在身，而且二人育有子女！最终高秀娟委托在台北的聂曦表妹杨韵清代办相关事宜。至于后来其骨骸是否回归大陆，没有记录也无人知晓。

　马场町为台湾日据时期台北市之行政区，即今青年公园、南机场国宅一带。白色恐怖时代，马场町的河堤边是国民政府用来枪决政治犯的著名刑场。2000年，位于马场町之纪念公园落成，台北市长马英九定名为“马场町纪念公园”。

马场町是上世纪50年代变成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主要的死刑犯枪决地。来到马场町纪念公园，广场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土丘，土丘表面长满青草，很难想象，土丘所掩埋的是一层层的血迹。据称，当时被枪杀的政治犯，5年当中就多达近5000人。每枪杀一批人，都会留下一滩血，然后就会用土盖掉。被枪杀的人越来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所看到的土丘。

2005年10月，马英九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纪念公园举办的“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代表国民党三度向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更表示悲剧不能重演，“错误既已造成，政府唯有以赎罪的心情来为受害者平反”。

现在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已经变成民众休闲健身的地方，《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人或是跑步或是骑自行车，轻松和欢愉的气氛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残酷的刑场。

　吴石狱中遗书还提到两个遗愿：一是希望“诸友好”为他编印其生平军事著作和诗词，二是希望子女将他所收藏的书整理保存，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俾我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但这两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吴石被捕后，他在台北的寓所被查抄，手稿《左传兵法》以及为写作《新国防论》《抗日回想录》等文稿所搜集的资料片纸未留，家中藏书也全部散失。

2021年，何康和何达去世。吴石的遗愿，也成了他们未竟的心愿。

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经过吴石传记作者郑立等人十年的努力，60多万字的《吴石遗墨》2022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何迪将父亲和叔叔留下的资料编撰成书，2023年出版了《何康的青少年时代》和《何康海南岁月家信文稿珍辑》。其中，《何康的青少年时代》完整记录了“老何家”的悲欣往事、与吴家的几世交往。

2023年6月10日是吴石殉难73周年纪念日。这天，何迪代表何家，吴韶成之女吴红代表吴家，一同将何遂和吴石的诗画合璧之作《长江万里图》无偿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实现了父辈最后的嘱托。

《长江万里图》何家珍藏了80年。这是一幅长达66.4米的长卷，完成于1941年，何遂作画，吴石在九江段、武昌段、三峡段和川江段上分别题诗四首。何达入院化疗前，将这幅画交给了何迪，要他将来与吴石后人一起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以免这一珍贵文物流转之下进入拍卖市场。

何迪觉得，从这幅宏大作品中可以窥见何遂和吴石的精神世界一隅。他们骨子里都有中国传统的“侠”与“士”的精神，有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有诗词书画的逸趣横生，有苏东坡等先贤铁板铜弦的豪迈。这些先贤多曾怀才不遇，或有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但从不会淡化对国家的忧思和内心的济世情怀。何遂、吴石就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滋养下，与自己所景仰的那些“武胆文心”的古代士人发生着精神共鸣，在历史关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吴石在《长江万里图》武昌段题诗中写到的：

孤心郁勃凭双剑，

共济安危托一舟。

楚客江篱无限感，

秋风斜日更添愁。

　2013年1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占地3000平方米，是为纪念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的我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后，我党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其中1100余人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后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

无名英雄广场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高台，坐西朝东。高台前的草地上有《修建无名英雄广场铭文》匾。

《修建无名英雄广场铭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马场町一带。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普天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

台基正面悬挂着毛泽东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1950年1月上旬毛泽东赞“密使一号”吴石而写的五言绝句《赞“密使一号”》。

台基正面两端各有一座阶梯，可曲折通往广场上。南端阶梯正对的墙上挂有《追梦》匾，北端阶梯正对的墙上挂有《忠魂》匾。

无名英雄广场上，树立着“无名英雄纪念碑”，长14米、高4米。此碑正面刻有浮雕，描绘了无名英雄的形象；背面的巨幅抛光花岗岩上阴文镌刻着《无名英雄纪念碑铭》。

无名英雄纪念碑正前方，自南至北依次是陈宝仓、朱枫、吴石、聂曦四位烈士的雕像，雕像自西山上俯瞰北京城。四座雕像正前方的地上，有匾《光影》。

无名英雄广场的两侧及后方是一道圆弧形的墙，其中位于无名英雄纪念碑以南和以北的墙上分别挂有《信义》和《家国》匾。无名英雄广场的花岗岩墙上用阴文素镌着洪国式、查国民、程飞远、刘天照、王玉麟等846位隐蔽战线烈士名字，其中有部分为空白，代表未留下姓名的无名烈士，以便今后随时增补。

吴石的孙女吴红经常去纪念广场。她说：“每年9月28日，我们四家以及其他烈士后人都会应邀到北京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参加纪念活动，每次去都看到有人给雕像献花”。

根据台湾地区法务部门公开资料，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所谓“肃清匪谍、惩治叛乱”)时期，国民党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近3万件，无辜受难者约14万人，几乎均为“匪谍”。

从左至右：陈宝仓、朱枫、吴石、聂曦

敬献花篮

吴石塑像

吴石共谍案的叛徒蔡孝乾

“台湾大陆都是一家，这是血脉相连，也是民心所向。几十年后，我会重回故里的。”这并非一个即将远行之人对家乡的不舍，而是台湾中共地下党员吴石临刑前的一句遗言。

1950年6月10日，吴石等4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被台湾当局执行枪决，一手促成这一惨案的叛徒蔡孝乾却因此加官进爵，被国民党授予了少将军衔。

蔡孝乾曾经跟随红军走过长征，熬过了国民党的“围剿”和日军的“扫荡”，他究竟为什么要叛，最后结局又如何呢？

蔡孝乾是台湾人，他16岁考入上海大学，因为师从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因此很早便启蒙了革命思想。

1928年，台共成立后，蔡孝乾便当选为了中央常委，和苏区各位领导人的关系很是紧密。蔡孝乾作为唯一一位走过长征的台共干部更是受到了组织的重视，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打下了基础。

1946年7月，抗日战争尘埃落地，新的战争又在中国大地打响，台湾地下党正式开始运作，蔡孝乾也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身份回到了台湾。

在蔡孝乾等人的努力下，到1949年底，台湾地下党的势力便已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之中了。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此时的蔡孝乾已经在思想上悄悄发生了变化。

在见证了党的几次大起大落后，他的思想逐渐左倾，人也变得极度自负，对革命前景盲目乐观起来。当时三大战役刚刚落幕，共产党也将解放台湾提上了日程，《光明报》中“做好准备，迎接台湾解放”这类鼓舞士气的口号，更让蔡孝乾认定——眼前的革命局势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共产党不日就将解放台湾，而他，将是解放台湾一事上最大的功臣。于是他开始放纵自己，不仅和16岁的小姨子发展起了不正当关系，还抛弃了过去简朴的生活作风，衣食用度一应都要好的，俨然换成了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

1950年，局势急转直下，蔡孝乾的盲目乐观很快便受到了打击。1月，蔡孝乾被捕，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有落到国民党手中的一天。当时审讯他的谷正文知道此人党龄不浅，因此并没有指望马上就能从他口中获取情报，而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打起了“友情牌”，准备慢慢寻找蔡孝乾的弱点。长期以来浸淫享乐的蔡孝乾，却在敌人的友谊攻势下露出了破绽。他见敌人愿意好吃好喝地供着自己，便试探着说出了“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的话，得到准许后，还指定要到台北波丽露高档餐厅去买。谷正文也摸清了蔡孝乾的脾性，此人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奢浮模样，想来从物质上就能搞定他，因此对其更是有求必应。

这天，蔡孝乾见看守自己的只有三个小特务，便对其道：“为了表示感激，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一个共产党的据点。”蔡孝乾知道在此处待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才使出了这招脱身的法子，小特务却信以为真，结果刚把蔡孝乾带出去，就让人跑了。

蔡孝乾很快跑到了农村，安全地躲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留下的笔记本中，“吴次长”三字却暴露了吴石等地下党员的身份。在隐蔽工作中用真名做记录是大忌，蔡孝乾的短视和自大最终还是害了其他同志们。

吴石在国民党中地位很高，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他被捕后，蒋介石还一度不敢相信自己的心腹爱将会是中共地下党。同时为之震惊的还有共产党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吴石会因为蔡孝乾犯的一个低级错误被捕。

然而，台湾中共地下党的悲剧到这里还没有结束。3月中旬，在农村待了两个月的蔡孝乾耐不住清苦，偷偷跑到了镇子上的西餐馆解馋，再次被蹲守的特务抓了回去。

第二次被捕入狱，蔡孝乾再也顾不得共产党人的风骨了，此时的他，眼里只有个人利益的得失——蔡孝乾彻底叛变了。国民党还没审讯，他就表示愿意配合，唯一的要求是把他的小姨子接到监狱同住。谷正文欣然应允，蔡孝乾见到情人后，便按照约定，将分布在台湾各处的地下党人员一一交代了出来。400多名党员很快被捕入狱，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干部，几个月后，与之相关的1800多人也陆续被捕，且多数都被遭到了处决。整个台湾地下党几乎全面瓦解，我党解放台湾的计划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然而吴石等人坚贞不屈，在被捕时就做好了至死不降的准备。吴石是最早被捕的，他在狱中忍受了三个月的酷刑，一只眼睛被弄瞎，双腿遍布青紫，却一个字也不肯吐露。

此后，蔡孝乾继续在国民党保密局做着“匪情”研究的工作，后来还被评为了少将，一直到1982年才因病去世。

有的人死了，他们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们却已经死了。蔡孝乾便是后者，纵使他升官进爵，安享天年，但从他叛变的那天起，他在共产党人心中就已经死了，注定了要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