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年华》之“情感天空”③

谭代闯

回乡杂记 一 客车像头老牛似的慢慢爬上了连绵不绝的陡坡，只听它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然后加快了速度，又沿着蜿蜒的砂石铺成的公路朝前驶去…… 天，还是湿漉漉的。下坡路段，虽然车窗外的山势及走向我已经很是熟悉，但远处的山峦却被厚厚的水雾笼罩着，和阴晦的天空相连，使得天与地又矮又窄，似乎举手可擎，伸手可及。 在个半山腰，客车随着弯道向右抛了个孤线——这道弯是有名字的，我们都叫它“大弯弯”。当兵以前，还在家读书放牛时，晚饭后，和小伙伴的闲逛，大多是往这走来，有的时候，则是独自一人漫步到这，从这儿，可以看遍大半个村子。仿佛就是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坐在客车上靠窗位置的我，又看见了那排熟悉的两层水泥平房，以及立于公路边上那棵老态龙钟的老柳树……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魂牵梦萦的三万底么？！面对眼前这幅活生生的画卷，按捺的激动里却是我一路排解不开的丝丝胆怯……人说“近乡情怯”，我是才向连队领导请假时就突然胆怯了，清楚我已经是差不多三年没有请探亲假的连长笑着对我说道： “是该回去一趟了，回去把个人事情处理处理。” ——个人事情，就是所谓恋爱婚姻之事了。但我，这些年里，冷处理倒还可以，热处理却是烧火的棍子——一头热。当时就想，回到家若是父母问起我的“个人事情”，我又该如何回答呢？这一想，归心似箭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然话已出口，总不能又和连长说这家我不探了，况且两年多没回家了，我也确实很想家很想爸妈。 第二天，去师机关战勤科批假条，后勤部长王林邦——我们后勤机关及分队的最高首长也在那儿。 “谭代闯，来搞什么？”部长首先问我。 “部长，”我回答道，“我来批假，准备探家。” 部长是位很随和的人，他笑哈哈地对我说道：“探家？——好啊！回家去到处走走，把个人问题解决一下……” ——又是和我们连长一样的话！我心里突然间觉得很是内疚，感觉已很对不住领导的关心似的。..而到了临走那天，连队炊事班长那五岁的小女儿陈敏哭闹着硬要随我回家，更是弄得全连上下都认为他们的司务长是专程回家找媳妇儿去了。 我是哭笑不得地离开连队去车站的。客车出城已经好远，这耳边似乎还有饮事班长哄他小女儿的有如洪钟般的嗓音： “陈敏乖——，陈敏不哭——，谭叔叔回家给你带个阿姨来领你玩……” 陈敏年幼，或许对“阿姨”的概念还是抽象、模糊的，但全连弟兄们——所有被陈敏的像集合号召唤出来的战友们心里都明白：“阿姨”——什么东西。 唉！瞧这事闹的…… 踏着泥泞，望着前面不远处的时常在梦里出现的家走去。天，是铅灰色的，没风，但冷。从村庄中间横穿而过的砂石铺成的公路上，车轮辗过的两边坑坑洼洼，尽是泥浆，倒是道班铺路时用的一些拳头大小的石子，水和泥都奈何不得，这时正好可以让人踩着走路。路的两旁，似乎新添了几栋房屋，然或是盖的日子也不短了，去前年春节或是盖房子时贴的对联早已破碎且失了颜色，就连门和窗上的油漆也在风吹雨打中脱落了许多，和那些紧挨着公路上的一栋又一栋的老房子一样，阴雨天急驶而过的车俩溅起的泥浆，把个屋脚打得斑斑点点的。 老远就看见是母亲的身影立于牛厩上面二楼灶房外的水泥栏杆处。母亲也像是看清了公路上走来的穿着一身军装的正是她在外当兵的三儿。只见母亲匆匆走进了灶房，没多会，侄女龙梅就从家里跑了出来，紧跟在她身后的还有龙江、龙婷、龙丹、龙娇、龙波……他（她）们都是大哥以及亲堂二哥、三哥的儿女们——而其时，我还不能一一叫出侄儿侄女们的名字。都长高了许多，上次我回来时，我的这些侄儿（女）们，有的还在妈妈的怀里闭着小眼酣睡，有的却是还没来到这世间呢！如今，只见他（她）们如似一群欢快的小燕子向我飞来，边跑边大声叫嚷着： “三爷（yē，这里作对长一辈或年长男子的尊称）回来了！我三爷回来了！” 我心猛一阵热。啊！家——给我生命，让我依存的家！我回来了，又回来了。 可是，我…… 二 第一眼看见父亲，感觉他比两年前我回来时又苍老了许多。我的归来，似乎才使父亲从某种心境中解脱出来。我看见，父亲见到我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虽然他一句疼爱的话也没有说。至于侄儿侄女们，从在外面把我迎进屋来，一直都叽叽喳喳的，活脱脱的就是一群小鸟。我赶紧从背包里拿出在兴义才买的糖果分发给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 大伯和大妈闻声也从堂屋的另一边——他们家走过来。大伯的身材依旧是那般高大，只是不久前的一场大病使得他魁梧的身材也掩藏不住病体的虚弱。大伯的手里拿着根长长的烟杆，一边“叭嗒叭嗒”的抽着烟锅里的旱烟，一边亲切地问候着我。最惹我留意的是大伯身上穿的那件深灰色夹克，其色调和样式虽然并不时髦，但能穿在我们敬爱有加的大伯身上，可以说是某种固有观念的改变。据同一天当兵的堂弟代刚说，他父亲在昆明四十三医院住院期间，为了说服他换了身上穿的那件几十年不变的布纽扣衣裳，代刚和大哥颇费了一番口舌，直到一天，他随代刚他们进出云南省军区小叔家时，几次被大门岗哨兵拦住盘问，这才赌气叫代刚他们去买一件好的衣裳穿。这自然乐坏了堂弟和大哥。不曾想，这一穿上，他们的父亲就特别喜欢，无论是否进出省军区大门。临探家时，听说大伯还瞧上了部队配发的那种冬作训服，于是我特地去换了一件特大号的，趁侄儿侄女们不再围着我乱时，我从箱子里拿出了那件作训服。大伯乐哈哈地笑着，马上放下烟杆试了起来——刚好合身！ 突然想，什么时候我的父亲也换换思想，改改装束呢？偷偷瞟了一眼父亲，他身上穿的还是母亲亲手剪裁，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布纽扣衣服。 母亲这时才从灶房里下来。她一定又是在忙碌着家务活。岁月，同样在母亲的脸上刻下道道皱纹。她大约才从地里回来，脚上穿得一双雨靴还未及脱下，边上还沾着地里新鲜的泥土。母亲永远都是这样，在家闲不住，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却也更增加了她的劳累。年年岁岁，母亲都是这样，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日，天天都要去一趟田间地头。母亲是勤劳的，也是不幸的，几十年的光阴都被全家人赖以生存的那几块土地紧紧地禁锢着，她从没去过大城市，最远就只到过出嫁在几十公里外的黔西南州兴义市城郊的大女儿家，至于兴义之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母亲从不会去想，几十年起早贪黑，风雨无阻的劳动，铸成母亲简单而又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那就是拥有土地和儿女组成的家才是她唯一的希望和动力。正是如此，母亲才总是不知疲惫，无怨无悔地劳动着。 母亲算不来账，自然也就不会算计人，所以往往遭人算计。在我和弟弟妹妹们还小的时候，母亲逢星期天煮过面条卖，也帮着父亲及哥哥姐姐们卖过碗和坛坛罐罐，但这于母亲而言却是十分吃力的。她经常会少算或多算，少补或多补——当然了，多算少补了，那些人自然会说算的补的不对，若少算多补了，那些个吃面条的，买碗买坛子罐罐的则大多强忍着惊喜，赶紧溜之大吉。所以，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母亲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在地里劳动，她从不得闲，一闲下来就喊腰酸背痛…… 在外当兵的三儿回来探亲了，使得母亲笑容满面，几多沧桑，几多劳苦，都溶进了她慈爱的笑容里。 那份被我刻意压抑的情感又从心底涌起。亲情呵！是永远也湮灭不了的，而其实，我也不是不爱你们，我的亲人！ 三 气候依旧是那样寒冷，春天还严严实实地藏匿在浓雾弥漫的崇山峻岭之中，没有鲜花和绿叶，以及明净的天空点缀的村庄仿佛也还在沉睡。 枯水季节，清底河电站也没电可送了。乡上自备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但除了乡政府以及紧邻乡政府的几家还算明亮外，绝大多数人家都还是只能用煤油灯照明。当然，进步之处还是有的——那就是一些人家已经用得起蜡烛。也不知父亲找了谁，我家距乡政府尚远，却也用上了电灯，但规定所有用上柴油机发的电的人家只能接一个灯泡，且不准超过60瓦。 父亲没有遵守乡政府的规定。家里新添了一台18吋彩电，据说是父亲用母亲卖猪的钱买的。刚踏进家门的那天，我就已经瞧见它鹤立鸡群般立于墙角的一张三抽桌上，很是显眼。但到了晚上，那情景却叫我不知怎么说好，因为电压不足也不稳，整个电视画面只有手掌宽，而且还又闪又跳的。这是在看电视么？我心里想，妈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才换的这么个东西怕要不了一年就成废铁一垞了。 我劝父亲不要看了，不是说什么高山电站就要把电拉来了么？等电真正有了再把电视机拿出来。但他老人家终还是没有听我的，每到晚上都乐此不疲地摆弄着那台彩电。父亲是很费了番心思的，只是，一大一小两台稳压器也无济于事，反倒把个唯一的电灯弄得只剩下灯丝微微在亮。 至于我，从那以后，就是白天也懒得多瞧一眼墙角的那台彩电。什么包青天，什么展大侠，通通见鬼去吧！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在兴义新华书店买的那几本书真的成了我掩盖内心打发时间的方式和方法。每天早上，洗漱完，吃罢母亲煮的面条，我又一成不变地做我的事了：独坐在火炉边看我在兴义买的《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直到母亲又叫吃饭了，或是父亲也坐在了铁炉子边——这时，我得尽量找些话题和父亲说话。在这样的日子里，妹妹玉芬不时会领着她的已会走路的女儿红男来家里，这时候，笑语声好像更要多些。 妹妹就嫁在本村刘家，丈夫刘加孝，是我儿时的伙伴。他和妹妹除了种地，平日里也像村里一些人一样做点小本生意，加孝卖水果，妹妹玉芳则逢星期天赶场（集）时在自家门前卖些小百货。无疑，妹妹玉芬已永远属于这座群山包裹的村庄。仿佛突然之间，妹妹的一举一动无不透出一种成熟——女性的成熟，再不是当年初中毕业时，哭哭啼啼地问同样也在为前途和命运彷徨的我该怎么办的那个小姑娘了。当我见他坐在贷摊后面与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当我见她日落西山才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当我见她无所顾虑地撩起衣襟喝女儿奶水的时候，我似乎才发现，妹妹长大了，确实是长大了…… 我亲爱的妹妹哟！生活，会把你磨成什么样子呢？ 愿你们幸福、平安！——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 四 父亲他们，有弟兄三个，三弟兄里，唯有小叔最有出息，已是部队正师职干部。据说大伯倒是进过几天学校，至于父亲，如果说他还不算彻底的文盲的话，那就是别人写出他的名字时，他能指出写的哪三个字是他的的名字。我估计，这是父亲以前在县五金公司赊销货物时“学”来的。 父亲他们的童年很苦，因为他们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变迁。裹着小脚的奶奶还在世时，曾经不止一次在闲时对我们讲述过以前家里的故事。但是，那些事于我们而言太遥远太遥远了，所以也没有谁刻意地去听去记，在我写这篇文字时，零散的记忆里也仅是奶奶的只言片语： “该知足了……”这是奶奶有如天簌的声音，“那些年，你爸他们过的是哪样日子呀！” 是怎样的日子呢？住的是茅草房，年轻力壮的爷爷在和村邻的矛盾纠纷中被杀死。那年，大伯十三岁，父亲十岁，小叔才三岁。奶奶和也是三十多岁就死了丈夫的婆婆——我们的老祖太，含辛茹苦地拉扯着父亲们。大伯大约就是因此缀学的吧。一家人先是给当地伪乡政府及其乡丁碾磨米面。那时没电，要去掉稻谷的皮，全靠碓舂——碓，这种古老得舂粮工具，目前在老家基本上已绝迹。它的前半部分像马的脖子和头，中间稍后用棵横杠与前半部分连接，再用两根木柱在两边把横杠支撑距地面二十厘米左右，与横杰固定的还有末端的一块木板，人就在后面蹭踏这块木板，通过横杠的来回转动来带动前半部分的碓上下起落，以去掉下面石臼（俗称“碓嘴”）里的谷皮。 但是，生命，并不会因为生活的苦难就能免遭另外的折磨。父亲的一只手永远也举不到头顶。那是他十岁前还是十岁时，火塘上一锅烧得滚烫的水被绊倒，尽数地倾倒在父亲身上。具体的，奶奶或许讲给我们听过，但我们总是记不住。在我探家回去的那几天的一个只有我和父亲独处的夜晚，我记得父亲和我说起过他小时候被水烫伤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原因和过程。只是，父亲那时父亲说话的习惯都是声音由高到低再由高到低，到最后低沉得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这是那些年里父亲的又一个……习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就是那个夜晚，父亲一边说一边脱了上衣，让我把他身上的伤疤看了个仔细。那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瞧见生活留在父亲身上的印记，在父亲的四个儿子里，也许，我也是唯一。我看见的，是一具被扭曲了的躯体：父亲的胸脯一侧伤痕累累，让人触目惊心，他的两只手臂明显粗细不一，由于烫伤后没钱医治，农村土办法也不管用，父亲的一只臂膀里侧的皮层与腋下的肋骨处的皮层呈扇状沾连在一起。可能是因为疼痛，长时间蜷缩的原因吧，父亲的背慢慢变了形，成了驼背。 “好多人都说我养不活了……你奶奶还找人给我算过命……算命的也说我活不到十八岁……你奶奶抱着我到处找医我的偏方，管用不管用都找来给我抹……最后终于害好了……” 我连听带猜，能大致弄明白意思的也就上面这几句。父亲的脸上没有半点悲伤，有时还微微有些笑意，仿佛是在叙说一件极为平常的故事。而我，却想哭。 在奶奶和老祖太俩个孤寡女人的苦心经营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家里的日子渐渐有所好转，茅草房成了瓦房，然后有了妈妈们，有了我的大哥大姐们，有了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大伯担任过生产队的大队长，读到初中年级的小叔，在他十几岁那年，再不愿意呆在一个叫小白岩的村里教那些比他还年长个高的学生，毅然决然地当兵去了。 岁月在变，周遭在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国家政策允许私人经商的时候，身单体弱的父亲在区工商所那位老头的说服下，把家里紧挨公路的那面石墙凿开了几道窗户，率先在村里开起了小商铺。为这，大伯多次提心吊胆地劝父亲： “伯进（我父亲的名），你要想准呀！这政策一变，会不会惹上麻烦？” ——大伯，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是被揪斗过的，所以他的担忧既是父亲也从不觉得多余。但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办了个体经营税务登记证，于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成为贵州省盘县特区第311个个体经商户。这不是目不识丁的父亲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和经济头脑，照我说，这是农村被穷困禁锢到极限的人们的一种本能行为。而也恰是思想的局限性，使得父亲们仅满足于眼前没有竞争的利益——大伯一家后来也开了个大小和我家一样的小商铺。不过，准确地说，他们就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的经商，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普遍深入中国农村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被淘汰了。这是自然的，因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他们其实都没有放弃那块一直养育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们的黑土地。他们和土地的感情，早已溶进了彼此的骨髓里，那片让他们饱尝艰辛却也给他们带来无限希望和喜悦的土地啊！割舍了它，放弃了它，这在父亲们的思想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他们顾虑很多，因为他们依然担着沉沉的责任——为他们的儿女儿孙们。 五 春节，姗姗来迟。 年夜饭前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都在祈福来年，老老少少无病无灾，风调雨顺…… ——明天，又是农历新春的第一天。三万底，埋我胎衣门三万底，将继续行进在这大千世界里。 他像一辆古朴的木轮车，伴着那长年不衰的“吱呀——吱呀”的轮轴转动声。 我听见了喘息，我听见了呐喊！ 我听见了那呼啸的风声…… 那是父辈们和他们的子孙——我们，在延续生命的今天和明天所迸发出的各种声音…… 1994.11.9 云南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