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西南联大

JL

（注：这篇文章是本人十年前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个章节，原文是《乱世学子——镜头下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五）》。在这里重新发表，是为了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八十七周年，和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六周年。文章中的主人公霖，是我的大舅舅。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可以注明转发，但请不要修改。文章的照片，除注明外，都是私人收藏，请勿下载他用。首页插图，是朋友红鹭的手笔）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霖正在北平郊外西山西苑兵营接受军训。西苑兵营位于北平西郊门头沟，离卢沟桥不过40里地左右。北平学生原来并没有军训的传统，只是国难当头，大战在即，蒋介石命令全国二年级以上的大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军训。负责给北平学生军训的军人是二十九军教导团的官兵，这些军人一年多前还参与过镇压北平学生抗日游行的行动。当时受训的北平学生有一千多人，主要是清华，北大，燕京的学生，也有一些中学生。卢沟桥事变的前两天，学生们正在妙峰山做游击训练。学生们有的满腔热情要学军事战术，以备上阵杀敌，有的则嘻嘻哈哈游山玩水。七月七日半夜，驻守在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跟越过卢沟桥的日军打起来了。西苑兵营离宛平县城有点远听不到枪声。清早学生起床，发现军训团的军人全都走了，只剩下一个中校留下来，告诉大家战争开始了，军训提前结束。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二十九军有十万人，日军只有三万人。北平老百姓原来对抗日很有信心，相信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二十九军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开始时二十九军确实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但随后的战事并不顺利，终至全面溃退。七月二十九日，天津陷落，七月三十日，北平陷落。

霖和南方的同学在北平陷落前离开了北平，返回家乡广东。暑假后，已无学校可回。十一月一日，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南撤到湖南长沙韭菜园湖南圣经学院院址开课。霖后来说，“我们到长沙继续学业，在长沙半年，难以安心读书。青年学生对日寇侵略，义愤填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热血沸腾，纷纷投效军旅。我当时考上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经向临时大学申请休学，返广州向军校报到。适值我弟应熊亦考取空军学校，我家兄弟只有二人，家父劝导不宜两人都上战场。考取空军学校不易，乃让弟弟先从军，我则回校复学。”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日学生开始正式上课，这一天被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日。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秀等一批教授来到长沙。学校的校址定在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理工学院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文学院在湖南衡山。胡适为文学院院长，但并未到任。学校在长沙正常办学仅一学期。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教师148人，其中清华教师73人。

长沙老城外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Hunan Bible Institute原来是内地会传教士Frank A Keller在1917年创办的基督教神学院，学校受到美国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创办人的资助，所以其校舍是当年长沙最宏伟最讲究的楼群。经过二十年代中国的“非基运动”，学校教育和管理受到很大打击，但其建筑物经历日本飞机的反复轰炸，国民党政府自己放的长沙大火仍然不倒，现在还为湖南省政府占用。

临时大学借用了圣经学院校舍后，主楼一楼成为校本部办公楼，附一楼为防空避难所，二三四楼是理学院和法商学院教室。主楼坐南朝北，两侧东西相对各为三层建筑楼房，供北平图书馆办公及作教职员宿舍。楼房间环抱的前坪是方形院子，铺着整齐碧绿的草皮，草坪四周种有繁茂树木。然而学生教员都无心欣赏这校园的美丽景色。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日军飞机频繁轰炸长沙，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和防空洞之间来回跑。据当时的学生回忆，经常一场考试考了一半，飞机来了。如果考试还没超过一小时，这场考试作废，飞机走后重来。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试卷盖住，飞机走后继续。这种情况下读书难以安心。然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提供了相对正常的大学教育。

霖在临时大学的成绩单。里面列了他所修的课程。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满足学生的要求，校方邀请了一批社会名流来校讲演。这些人物包括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和陈诚、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等，他们的演讲深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在他们讲演的影响下投笔从戎。霖也决定投考军校从军。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是他走上军旅生涯的开始。一九三八年六月，霖考上中央军校第四分校，随后向联合大学申请休学。

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的校址就是原来的广州黄埔军校。自从北伐胜利，中央政府搬到台湾，原黄埔军校，即后来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就搬到南京，原来的黄埔就成了广州分校的校址。抗战开始后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霖原本打算到广州读军校，那样可以离家近点。后来听从父亲的建议，让刚考上空军学校的弟弟周应熊（雄）先从军。霖办理了军校休学后，又回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复学。

霖的弟弟周应熊那时刚从家乡的广州南海中学高中毕业，立志参军报国。熊考入位于重庆的中央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十一期特班），成为驱逐机飞行员，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第十一大队，驻守成都附近的邛崃机场，于1942年3月殉国。有关周应熊的故事，请见拙文《寻找二舅的踪迹 ——走进鲜为人知的早期空军抗战史》。

周应熊和他的伊15型驱逐机。

霖又回到长沙。这时抗战的局势继续恶化。1937年11月9日，太原陷落。11月12日，上海陷落。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2月，徐州会战。战火有继续往西蔓延的趋势。教育部决定，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然而学生和教职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反对西迁，觉得大敌当前，一味西撤，无异于逃跑。燕赵本多慷慨高歌之士，如此屈辱实难忍受。校长蒋梦麟把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请来，苦口婆心的劝同学们西迁，为的就是要为国家的未来保留这最后的种子。二月十九日，临时大学师生召开西迁誓师大会，然后分三路出发。

三路里面有一路的参加者主要是教师，他们坐汽车经衡阳桂林柳州到南宁， 先拜会广西省政府，然后出镇南关进入越南，在河内坐滇越火车到达昆明。走这一路的主要有朱自清，冯友兰，钱穆，陈岱孙，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其他两路主要是学生和带领的教师。一路是步行团，美其名曰“湘黔滇旅行团”，由东北军师长黄师岳带领，教员有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11人。学生一共288人，按照军队的编制，穿军装，背着水壶干粮袋和简单行李，经桃源，沅陵，晃县，平屏，镇远，贵阳，清镇，安顺，镇宁，安南，普安，平彝，曲靖，马龙，杨林，到达昆明。一路上穿越湘西和黔滇土匪出没的苗区和彝区，全程1671公里，历时68天，实际走路四十天，堪称一次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长征。另一路是水路，身体不够强壮的，女生，和经费充足的学生多走这一路。学生坐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然后坐车到河内，再坐火车经滇越线到昆明。霖走的是这一条水路，倒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或经费充足，而是想在远走昆明之前，再回广州的家看看家人。三路人马，最后到达的当然是历尽千辛万苦的步行团。当他们终于在4月28日到达昆明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率领先期到达的师生到城外迎接。

国立临时大学搬到昆明后，因校舍不足，文学院和法学院安排在蒙自上课。蒙自是中越边境一个隐蔽在群山中的美丽小镇，现在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蒙自之小，小到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它位置。如果不是抗战时有一批大师文豪云集在这里，世人绝不会知道有蒙自这个小地方。蒙自是穿越中越边界的铁路滇越线经过的一个小站，当年这里有原来法国人的小租界，里面有海关，银行和商行。文法学院的教授们住在原海关大院和瑞士人开的哥胪士洋行里，二人一室。他们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郑天枢，陈岱孙等。学生们在法国银行的旧址上课。文学院法学院的教授学生有二百多人，这些来自京城的大师们和号称天之骄子的学生们挤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加上国破家亡前途茫茫，他们的苦闷可想而知。蒙自没有酒吧，饭馆，没有电影院，不知他们上课之余，是如何打发时间的。蒙自有一个小湖叫南湖，教授们在湖边组织了一个南湖诗社吟诗解闷。参加的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他们当时的心情从陈寅恪写的一首诗里可见一斑。

“景物居然似故京，

荷花海子忆生平，

南渡自应思往事，

北归端恐待来生。”

历史上南迁的朝廷都无成功北归例子，现在西迁了的大学，还有东归的希望吗？与教授们的苦闷挣扎相比，年轻的大学生们似乎更容易适应边陲的生活。穿西服长衫的男孩子们和穿旗袍长裙的女孩子们，成了边陲一景，给号称“八大怪”，短衫穿在长衫外的云南人，带来了京城的时尚和文化生活方式。我手中没有有关霖在蒙自生活的照片和记载，不知他跟一群大师挤在一堆是什么感觉，但按霖贪玩的个性，蒙自是个十分无聊的地方。

那时联大在昆明城外买了块地建校舍，由建筑系的大才子梁思成，林徽因负责设计。由于经费缺乏，难为无米之炊，两位可怜的天才建筑师只是建成了几排铁皮顶和茅草顶的房子。不过这也比没房子好得多了，文法学院半年后得以搬回昆明与其他的院系合在一起。搬回昆明后文化生活稍微丰富了一些，至少昆明当时有家电影院，在空袭的间歇期间，师生们可以看看电影。电影院的老板头脑比较灵活，看到那么多京城来的才子浪费了太可惜。他找来许多好莱坞片子，请外文系的风流才子吴宓教授把对话翻译成字幕。电影院一下子门庭若市。霖爱看好莱坞电影的习惯，就是那时形成的。（霖看过民国时期每一部曾经发行到中国的好莱坞电影，并在日记上做了记录，根据他的日记，足可以写一篇好莱坞电影中国发行史。此是后话）

西南联大是个传奇，学生中后来人才辈出，当年与霖在昆明一起跑警报，泡茶馆，看电影，压马路的男女同学，一不小心可能是未来政商工学界的巨擎。有关联大的师生们的趣闻轶事已经有很多回忆录了，其中我觉得刘宜庆写的《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的可读性比较高，有兴趣者可找来看看。我在这里只是想提一件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霖他们在西南联大的生活。

2012年，西冷印社拍卖一套西南联大师生致容琬诗文册。这套诗文册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有不少大师名人的笔迹。

（照片取自2012年西冷印社拍卖图片）

这套诗文册的拍卖，引出了一个故事。容琬是霖在西南联大时的广东同学，她是著名金石家容庚的大小姐，与霖同一年即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容琬是个聪慧馨香的美人，继承了父亲的才情学品，引来众多爱慕者，在众学友中有“大众情人”之誉。

容琬也随学校南撤到长沙临时大学，也跟霖一样经水路西迁到蒙自和昆明联大。她周围常围伴着仰慕她的男同学，连教授吴宓也给她写诗赞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容琬却与文学院的一位被梁启超称为天才的国学教授张荫麟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那时的张荫麟已经和另一东莞大儒伦明之女伦慧珠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容琬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很快就不能自拔。容琬的父亲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亦兄亦友。在张荫麟学术活动初期，容庚多有提携，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曾多次刊发张的论文。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宝贝女儿的恋情，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此后《燕京学报》再也没有刊载张荫麟的文章。

然而容琬情窦初开的心, 已被张荫麟占据；她一直和张荫麟见面，通信。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张荫麟也十分珍惜这份感情, ，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声音都会颤抖。

最后的结局是个悲剧，张荫麟和伦慧珠以离婚收场。伦慧珠带着儿女回到广东，而容琬后来也遵父意回北京和表兄结婚，和张荫麟彻底断了来往。遭受双重打击的张荫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毅然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了地点在遵义的浙江大学。1941年，他在遵义遽然而逝，人间岁月只存留37个春秋。

容琬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毕业时，许多人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诗文，其中竟有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吴宓，钱穆 ，蒋梦麟，罗常培， 汤用彤，吴晗 ，威廉•燕卜荪等众多大师。许多后来成了名人的同学也留下了他（她）们的诗文。这就是西冷印社拍卖的这套纪念册的由来，足见容琬的人格魅力，社交能力和“大众情人”之誉不虚。这套纪念册最后以人民币345万元成交。

在这套纪念册里留言的人名之多，足可以成为西南联大的花名册。在标号60的页里，有广东同学的签名：

60. 1938.8.31广东同乡欢送毕业同学全体签名：徐松林、汤衍瑞、吴连胜、吴庆鹏、林兴育、林锡南、钟筠、赵仲邑、曾章瑞、张亮祖、区伟昌、高一凌、袁中明、陈文耀、黄锦淇、李强光、高秉湛、李志伟、左大炘、孙录宏、莫德花、梁发业、黄孟然、梁繁华、王立勤、赵关华、方征成、李权、周应霖、曹美英、修乃身、水世芳、何兆男、余瑞芸、寇淑勤、李立睿、蔡洁珊、刘友锵、旷琴、宋淑贤、孙孟君、徐燕秋、傅梅芳、陈慈、刘雯红、沈如瑜、赵世宛、姜桂侬、刘元吉、王寿华、赵世燕、张婉英、刘淑玉、谈素、吴维先、刘盈、李慧可、王慧敏、崔慧贤、孙蕙君、周贞一、林霞、程渊如、王原达、徐燕桷、陈传惠、何治贤、胡宛善、汪志华、何佩珍、李秀清、王曼明、刘谟仙、王爱荣、索瑞章、汪绥英、力生霖、严俊云。（还有一些名字难以辨认）

周应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个名单里。我一直在寻找西南联大正式的学生花名册，以找到有关霖以及他的同学的记录，没想到这里竟有这么齐全的名单。

周应霖也是在1939年九月毕业，他也有一本毕业纪念册，上面也有同学老师的诗文照片留言。不过他没有容琬那样的人气，引不来大师文豪为他写诗，他这本纪念册不会值345万元之多。然而纪念册留言上面所流露出来的同学之情，以及其所反映的那个乱世期间年轻学子们的拳拳报国之心，却是无价之宝。这里仅选一位同学好友的告别诗为例。（标点是我加的）

君乃奇男子，壮志自凌霄，举止原非凡，何顾平庸诮，你我最相知，两心常瞭瞭，前进毋回望，成功在此朝。

中倭争未己，欧战幕复开，人间唯武力，弱肉原活该，君有从戎志，此行诚快哉，勋章满襟日，美人自径来。

惜别复惜别，此心何依依，欢聚方两载，再见知何时，前尘与旧梦，盈卷不胜书，但愿人长久，千里话相知。

霖在西南联大完成了清华大学的学业。如他所说，“抗战中求学，一切只能迁就现实环境，大家都能适应，努力向学求知如故。我四年成绩中，以长沙蒙自动荡迁移中的第三年最佳，在昆明的第四年为次，可作例证。”

毕业后的霖，随即走上了抗日的战场。这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