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达斡尔族、给内蒙古赢得无上荣光——伟大的作曲家通福

吴勇男

通福（1919~1989），昵称通谱，达斡尔族，郭布勒（姓）哈拉，1919年2月22日出生在呼伦贝尔索伦旗莫和尔图——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所在地。逝于1989年11月20日呼和浩特市。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通福

通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他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萨日娜”文艺创作最高奖一等奖——金驼奖的获得者。通福是享有盛誉的国家一级作曲家，在他创作音乐、歌曲的几十年中，获得过许多奖项，尤其是他创作的《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歌曲，不仅风靡全国，长期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和传唱，而且在国外也得到传播和产生反响，使通福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亦成为跨越国界、饮誉中外的伟大作曲家。



一、音乐启蒙和音乐求学之路



通福出生和自幼生活在呼伦贝尔索伦旗的莫和尔图（现在的鄂温克旗巴彦嵯岗苏木所在地），这里是索伦部达斡尔人、鄂温克人1732年由嫩江上中游布特哈（巴特罕）地方奉调迁徙驻防呼伦贝尔时最早的落脚点（早期指挥中心）及郭道甫、福明太等人的出生地和工作过的地方（靠近滨州线、距海拉尔40公里），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故地和民族启蒙教育、音乐教育的摇篮，不少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名人（包括通福、明太）在这里留下过奋斗的足迹。



　　矗立在距莫和尔图（巴彦嵯岗苏木）不远处高山（大雁镇北山）上的“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纪念碑·1732”（上图），纪念碑底座四周雕塑着索伦部迁徙、驻防内容的浮雕（下图）



　　四面翠山环绕、水草丰美、樟子松成林、小河绕屯而过的巴彦嵯岗·莫和尔图



　　莫和尔图草原风情浓郁——那达慕看台（上）和小骑手（下）



　　清末、民初，科学和民主之风渐入呼伦贝尔草原，且由于中东铁路的贯通，西方现代科学之影响亦逐渐在海拉尔周边城镇村屯人群中散播。民主之风和西方现代科技的影响，首当其冲地表现在逐渐开启现代教育方面。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海拉尔即创办一处官办小学，呼伦贝尔进入新式学校教育时期。新式现代教育的春风亦悄然无声地吹进了莫和尔图草原，1910年牧民集资在莫和尔图建起了“绰罗格日（石房子）学堂”，聘请原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笔帖式贵福（后来他亦出任过呼伦贝尔付都统）担任校长，使普通牧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为偏僻的牧村开辟了文化之光，这是呼伦贝尔第一所民办新式学堂（1917年因色布精额匪患停办）。郭道甫由北京返回与福明太筹资于1918年在海拉尔建立一所新式小学（海拉尔呼伦小学的前身）的同时，1919年又返回故乡莫和尔图，在原来“绰罗格日（石房子）学堂”的基础上，从外地和苏联聘请教师，扩建校舍，投资1000块大洋、10头腱牛（郭道甫父亲捐资）建成新式学校，郭道甫自任校长，福明太任副校长。遂之，莫和尔图学校逐步走入正轨，为莫和尔图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学生吸收新知识和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



　　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郭道甫（左）、福明太（右）



　　通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莫和尔图学校读书（1935年毕业）的。当时，莫和尔图学校已经被命名为国民优级学校。学校给予学生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全面的教育。是时莫和尔图学校的校长额永图（敖守成）是郭道甫任沈阳蒙旗师范学校校长时的第一期毕业生，得到郭道甫先生的熏陶，注重对学生的新式教育和全方位的发展。

　　额永图尤其对音乐情有独钟，是呼伦贝尔新音乐的拓荒者。当时音乐作为一门课程刚刚被引入课堂，“学堂音乐”成为中国近现代歌曲的源头。额永图成为早期呼伦贝尔音乐创作的代表性人物。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创作了《贝加尔湖颂》、《莫和尔图学校之歌》等歌曲。额永图在莫和尔图学校不仅热衷于新式歌曲创作，而且还孜孜以求地在学生中认真做音乐启蒙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爱好，让学生耳濡目染、一点一滴地提高他们的音乐素质和音乐才能。





　　呼伦贝尔新音乐的拓荒者和创作者——当时的莫和尔图学校校长、教员额永图



　　通福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家庭成员大部分人能歌善舞、赋有音乐天分。父亲艾幸太于二十世纪初年时常来往于乌兰巴托～呼伦贝尔，从事物资贸易，他性格豪爽豁达，擅长演（编）唱达斡尔乌钦、扎恩达勒及达斡尔、鄂温克、巴尔虎民歌；母亲名叫格勒，待人和蔼可亲，亦有一副优美的嗓音，幼时的通福总是在家乡熟悉的摇篮曲中入睡。二叔是位剽悍的牧马人、当地有名的歌手，放牧归来常常歌声先于人而飘然至。六叔无师自通，能吹一口好笛子。节假日或闲暇时节，通福和几位叔叔便凑在一起演奏乐器，有的弹风琴、有的拉胡琴（二胡、四胡）、有的吹笛子、有的弹三弦琴，弟弟图布欣最小，通常是敲木鱼和打鼓。通福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亦对音乐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天赋，从长辈那里学会了不少民歌，甚至还从唱片上学会了难度不小的《空城记》、《霸王别姬》等京剧唱段，对各种乐器亦十分喜爱。此时恰遇额永图这样对音乐擅长并热情投入的校长和老师，亲自教他音乐知识和教他拉小提琴、吹口琴，有时还在老唱机上放一些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作曲的音乐老唱片给他听，使其经常沉浸在浓郁美妙的音乐氛围中，不能不说是命运使然——终于在家庭音乐氛围陶冶和额永图老师的热情引领和推介下，使通福对音乐的兴趣更加炽烈，见识更加广博，毅然走上毕生的音乐之路！



　　通福年轻时与表弟、表妹们的合影



　　

通福1935年由莫和尔图国民优级学校毕业，考入伪满兴安东省（管辖莫旗、布特哈旗、阿荣旗、巴彦旗、喜扎嘎尔旗）所在地的扎兰屯师道学校。入学后通福音乐思维更加活跃，他尝试着谱写一些抒情歌曲，在学生中传唱，显露了其音乐创作潜力。入学不久，通福还迷恋起小提琴优美、细腻的音色，很想得到一把小提琴，但由于家境不宽裕而未能如愿，只能偶尔借小提琴拉拉过把瘾。家乡的四叔了解到通福的这一境况后，毅然卖掉一头牛，买了把小提琴送给通福。当通福见到四叔送给他的这把想往已久的小提琴时，激动不已，难以抑制其发自内心的快乐。从此，通福在音乐老师高俊明的指导下，发了魔似地刻苦练琴。

立志献身音乐事业，已成为通福奋斗目标。于1940年扎兰屯师道学校毕业后，他报考并被日本国立新泻师范学院录取。他回呼伦贝尔拜别敖永图老师和家乡亲人，于翌年（1941年）赴日本国立新泻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学习。



青年时代的通福



　　在日本国立新泻师范学院，通福除了学习音乐和钢琴等必修课外，还选修了小提琴、作曲和指挥。他的指导老师山田先生和佐藤先生是两位出色的音乐教师，十分善于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山田先生和佐藤先生很喜欢通福这位听觉敏感、记忆力好且谦虚、勤奋、腼腆的中国达斡尔族留学生，对其更予爱护和悉心指导。在日本国立新泻师范学院通福接受了四年正规音乐教育，为之后回国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融入大变革年代民族解放的洪流，将满腹的艺术才华贡献给内蒙古各族人民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通福返回中国、回到故乡。是时，听说俄裔著名小提琴家、犹太人图拉哈特·毕尔格恰在哈尔滨教授学生，通福立即抓住这个可贵的时间窗口（家乡被苏军占领，国、共争斗尚未展开），立即奔赴哈尔滨拜师，在图拉哈特·毕尔格门下勤学苦练，使自己本已娴熟的小提琴技艺更上一层楼，达到了较高的演奏水平。



　　通福（后排右一）从日本归来后与亲朋合影



　　

1946年，解放战争的号角已在东北吹响。许多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纷纷投入了革命第一线。

日本统治者原本为着长期统治东北而笼络和培养的大批东北蒙古、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势力迅速垮台后，都成了建设新社会、新内蒙古之政治、军事、经济、艺术方面的中坚力量和骨干人才。东北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几乎都在1945年、1946年历史的转折关头，响应正义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族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大潮之中。

　　

这时，通福亦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用音乐唤起民众，参与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去。故于1946年10月，告别了尊敬的导师图拉哈特·毕尔格，带着心爱的小提琴回到海拉尔，参加了呼伦贝尔自卫军（解放军内蒙古骑兵部队前身）文工团，将多年所学的音乐理论和满腹的音乐才华贡献给新生的民族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满腔热情地创作了《团结之歌》、《内蒙古青年进行曲》、《呼伦贝尔家乡》、《沙漠之歌》、《蓝色蒙古》等富有时代气息和感召力的歌曲，得到了牧民、农民、战士、城市青年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尤其是《蓝色蒙古》以蒙古民族曲调和风格，及近似西方华尔兹的节奏，讴歌了故乡和大草原，成为当时最流行和受欢迎的歌曲。



　　

1947年中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成立，邀请通福担任首席小提琴和器乐队队长。通福随内蒙古文工团围绕着自治区党委的中心任务，一边深入牧区农村和新解放的村镇，包括进入哈尔滨、（刚解放的）沈阳，演出歌舞、话剧节目，慰问工人、农牧民和解放军、骑兵师战士；一边组成工作队，听从分配参与新政策的宣传和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些活动中，他抓住时机，搜寻各地民歌，作为营养滋补自己的音乐留存。1951年，通福还随内蒙歌舞团往内蒙古西部巡回演出。如参加成吉思汗陵奠基典礼，然后骑着骆驼穿越沙海，奔向一个个沙漠之乡，晚间演出后就住进帐篷吃粗茶淡饭，条件虽然艰苦却体验了生活，搜集了不少民歌；还观赏乌审旗召庙喇嘛们表演的“查玛”舞，扩展自己的音乐库。自1947年加入内蒙古文工团迄1950年代初，他先后创作了《前进吧》、《牧民之歌》、《歌颂毛泽东》、《雁舞》（为贾作光独舞作曲）、《猎人舞》、《摔跤舞》、《黄花鹿舞曲》等歌曲、乐曲，为内蒙古文工团（后改为歌舞团）的兴盛和发展，为丰富内蒙古各民族的歌曲创作，鼓舞他们的斗志做出了贡献。

三、进入技艺日臻完美、炉火纯青的旺盛期，不断创作出惊世骇俗、流传日久、获奖频频的歌曲精品



　　

1952年至1964年，通福先后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这段时期，恰是通福的壮年期（三十多岁），自从走出学校经过数年音乐创作的实践锻炼，他对音乐创作不仅充满了激情，而且创作技艺日臻完善、日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满腔热情地为《前进中的内蒙古》、《飞跃的内蒙古》、《阳光普照鄂伦春》、《今日内蒙古》等纪录片配乐，从心底里为内蒙古的繁荣、进步，为内蒙古各民族的解放感到激动和兴奋。其间，1953年，通福为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创作的插曲《敖包相会》（玛拉沁夫、海默作词）一炮走红——电影一经放映其插曲《敖包相会》便不胫而走，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和迅速传唱，并在以后成为中国情歌的经典之最。



　　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片头字幕和男女主人公剧照，通福为影片创作的音乐和插曲产生巨大影响



　　《敖包相会》歌曲的创作成功，得益于通福从日本回到国内参加革命工作后，注重从历史和民间说唱中汲取营养，挖掘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以充实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表现力。当时电影编剧马拉沁夫写好歌词后，送海默（此电影三个编剧中排首位）修改后送通福过目，征求意见。通福斟酌比对认为歌词比较直白，缺乏感情的抒发且以合唱的方式不妥当，如果采取以男女对唱的方式更好一些。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遂经过修改加工，歌词才最终定型。通福创作此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插曲“敖包相会”时，采用科尔沁蒙古部落爱情民歌《韩秀英》曲调作为基础，加工而成——因为这时通福已对科尔沁民歌了若指掌——科尔沁是民歌的海洋（共有800余首民歌在民众中流传），那是歌曲创作营养丰富的土壤。据说，起初通福在构思创作这首电影插曲决定参考和采用科尔沁民歌曲调后，具体怎样创作出既保持浓厚的科尔沁民歌风格，又富有时代感的音乐旋律一直没有着落和成型，脑子里构思的十几首旋律，都显得平淡而缺乏感染力。不久，影片拍摄组来到他的家乡——呼伦贝尔鄂温克旗草原拍摄外景。在皎洁的月光下，他徜徉在神圣的巴彦胡硕敖包山下，突然科尔沁爱情民歌《韩秀英》的曲调飘入脑海，他由此灵感闪现一气呵成谱写出这首传世名曲。而且他立即拿着笔墨未干的曲稿去见他的老师额永图，将《敖包相会》曲调哼唱给老师听——额永图老师是他这首名曲的第一个听众。



　　1953年6月通福（右）与达木林（中，影片《草原上的人们》三个编剧之一）、向异（左，影片《草原上的人们》中另一个插曲《草原牧歌》作曲者）在草原上合影

　　《敖包相会》在1955年获得内蒙古文艺、戏剧、音乐、舞蹈会演二等奖；1957年获全国优秀电影音乐三等奖。《敖包相会》不仅影响巨大，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喜爱，而且这首歌由于汲取了民歌的精萃并得到升华，使此曲有了经久不衰的力量，七十年后在最广袤的大地上仍在传唱，令人叹佩不止！2005年7月这个歌曲被入选由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推选的《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



　　

通福为人善良、单纯，中等偏下身材，由于长年在外采风和埋头于歌曲创作，迟至35岁（1954年春节）才与一位来自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的25岁蒙古族姑娘、内蒙古歌舞团独唱演员道勒玛结婚。

　　通福与都鲁玛结婚照（1954年2月2日）



　　1956年通福（后排中）与妹妹雪梅（后排右）、弟妹德吉德（左）及妹妹、弟妹的孩子合影



　　五十年代末，草原钢城拔地而起，周总理亲临包钢开炉剪彩，这是内蒙古草原经济建设发展中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了反映这一题材，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草原晨曲》这一影片。

　　1959年10月15日下午3点，周总理为 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达斡尔族新闻摄影家思勤摄影）



　　

通福在1959年《草原晨曲》这部重要历史题材电影中担负了创作主题曲《草原晨曲》的任务。通福看过剧本后，立即深入到包钢体验、感受内蒙古钢铁建设的滚滚热浪。看着火红灼热的铁水倾泻而出，又登上钢厂高耸的大铁塔，在草原上拔地而起的包钢厂区图景尽收眼底——这些让通福感慨不已、异常振奋，澎湃的创作激情油然而生，影片主题旋律的基调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于是通福马不停蹄，几经修改后在较短的时间里一挥而就谱写完成了激扬澎湃的《草原晨曲》这一影响深远的名曲，由此可见其艺术积累和艺术造诣之深厚和高超。长影青年作曲家李耀东听完电影主题曲《草原晨曲》后，兴奋地对通福喊道:“你简直是个天才！”。





　　影片《草原晨曲》剧照



　　通福创作的《草原晨曲》摘得多项殊荣：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5周年时，获得一等奖；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获得创作一等奖；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萨日娜”文艺评奖中获最高奖——金驼奖。《草原晨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成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开首乐曲，它的旋律家喻户晓，可见此曲的影响之大。《草原晨曲》显现和讴歌了创建内蒙古钢铁工业的热流，承载了一代建设者的青春回忆。



　　通福深入牧区与牧民们聊天，为音乐创作积攒素材



　　通福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回家乡搜集家乡民歌时与公社书记的影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通福经常到民间采风，扩充自己的创作资源。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的就是当年他在莫旗向民间歌手采访时的情景（著名达斡尔族摄影家思勤摄）

　　

通福作曲的《敖包相会》和《草原晨曲》两首歌不仅早已是全国人民大众最喜爱和传唱最广的歌曲，而且已经成为飞跃国界，享誉中外的传世佳作。



　　1963年夏，通福（前排右一）与出席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建立5周年的部分代表合影

　　1963年夏在莫旗，通福（右一）与达斡尔族艺术家耶拉（右二），画家耐日图（左二）、摄影家思琴（左一）在一起



　　

如前所述，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是通福歌曲创作的高峰期，除成功地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创作了插曲外，还为电影故事片《牧人之子》创作了至今传唱的插曲《银河》，为电影故事片《鄂尔多斯风暴》、戏曲故事片《卖碗》、《走西口》、美术动画片《木头姑娘》等影片配曲；他创作的《鄂伦春舞曲》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一等奖，创作的《映山红花满山坡》、《上海出的半导体》等歌曲，在达斡尔族地区和内蒙古牧区产生广泛的影响，成为这两个地区传唱最广、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上面两张图片: 左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通福；右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通福（右）与其弟弟图布新（左）合影



　　1965年，通福一家（前排左通福、后排左通福妻子都鲁玛、后排右孩子斯日玛）与通福妻子的妹夫（前排右）合影



　　通福从小生活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居聚区亦即呼伦贝尔牧区，与那里的各族牧民和族亲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民俗礼仪、思想情感、民歌曲调，与他们心心相通，他善于从族人和各族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中汲取营养和素材。《映山红花满山坡》就是他根据达斡尔族几百年来传唱的民歌《心上人》曲调改编而成的，得到了广大达斡尔族同胞和牧区蒙古人的热烈欢迎和喜爱。七十余年过去了，在达斡尔族地区和呼伦贝尔牧区仍在广泛的传唱这首歌曲，历久不衰，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保留歌曲。《上海出的半导体》亦是采用了蒙古牧民群众喜闻乐见和诙谐的曲调，通过上海产的半导体讴歌了新生活，这首歌曲亦在牧区产生很大影响，得到了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他的上述成绩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六十年代初，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第二届政协委员等，如果不是政治上发生十年动乱，通福的音乐创作生涯就不会被耽搁，他的音乐创作才华一定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展露，十年中不知会有多少优秀甚至是惊世骇俗的音乐作品贡献给世界。



　　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胡昭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与内蒙古艺术家们在一起，前排自左起为通福、哈扎尔、斯琴塔日拉、胡昭衡、耶拉、朝鲁、耐日图



四、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受尽折磨，但仍然难以割舍念兹在兹的音乐创作



　　1964年，通福回到阔别十年的内蒙古歌舞团从事音乐创作。内蒙古文艺界开始整风运动，极左思潮渐盛，通福被硬凑指标牵扯进去，被拉到“民族分裂”的线上，听外国音乐也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受到隔离审查。他感到委屈和迷惑，但还是坚信党和人民了解他，迟早会给他作出公正的结论。

但让他想不到，一年多后一场更大的灾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在这个无法无天的浩劫中，不仅传统文化和艺术瑰宝遭至毁灭性的破坏，而且他本人和有作为的同事都遭到严重迫害。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扭着他们的胳膊、掐着他们的脖子对他们进行批斗、污辱、折磨，《敖包相会》等歌曲成了他腐蚀青年、散布资产阶级情调的罪状，家中唯一值钱的财产“牡丹”牌收音机也被作为“发报机”抄走。最使通福痛心的是，自己辛辛苦苦搜集的几千首民歌、大量民间歌谣、谚语以及珍藏的全套梅兰芳唱片和莎士比亚文集被毁于一炬。在那些被批斗的日子里，通福回到家中就神色黯然、无语，眼见一桩桩折磨人的悲惨故事天天发生着。当他听到老朋友海默被“造反派”折磨得遍体鳞伤又关在地下室活活饿死的消息，悲愤交加、泪水纵横...

　　后来，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各地充斥着所谓“群专”和各造反派组织设立的各种“监狱”，监押着“走资派”和五花八门的各种所谓“反动分子”，森然恐怖。通福亦被关押，逼迫他承认“日本特务”、“民族分裂分子”和各种莫须有的罪名。1968年下半年，内蒙古极为惨酷的“挖肃”运动开始了，那确是一场人间炼狱。通福被逼迫承认是“内人党分子”、“统一党分子”，并交代供认上述组织的黑名单，各种武力如拳头、耳光、皮带、棍棒、双臂倒吊等刑讯逼供，且通红的炉火烘烤着他...。通福的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伤害，双眼萎靡，头发全白了，身体被折磨的矮了一截。而且，通福的妻子都鲁玛亦被株连，1968年连同6岁的女儿斯日玛一同先后被关押到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医学院的监禁“反动分子”的地方，一样遭受了惨酷的武斗，逼其承认是“内人党”和招供通福的罪行。虽然1969年4月内蒙古的“挖肃运动”被中央叫停，被监押审查的大部分人被释放。通福一家人得以短暂的团聚，骨瘦如柴并被打断两根肋骨的通福终于与家人相见。但极左运动和对人的迫害并没有停止，通福继续被强迫劳动监督改造。工宣队派他到锅炉房那间布满灰尘的房间去住，在锅炉房为歌舞团一百多人烧开水，那是个很辛苦繁重的活儿，从歌舞团上班前捅开炉火，直忙到夜里很晚。有一天通福含着泪水和悲愤在住室墙上刻下了“一天干十七个小时”字样，后来刷墙时都没能盖住这些字迹的划痕。与此同时，1971年妻子都鲁玛与女儿一起也被下放到巴盟乌拉特前旗阿尔奔公社白音温都日大队劳动，无法近前照顾通福了。使通福感到更加孤独和无奈。



　　通福与女儿斯日玛（高个手拿红宝书的孩子）、两个外甥女（两个矮一些的孩子）的合影（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虽然通福已被整治了几年，1971年继续被“改造”——在内蒙古歌舞团锅炉房烧开水，但他在困境和孤独中仍童心未泯，内心深处还存留着对音乐的兴致和追求。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在辛劳疲惫之余，脑子里想的还是音乐。他从工人师傅修锅炉和气管道发出的声响中找到乐感，于是不顾疲劳，在锅炉房那张摇晃的床板上谱写成欢快的、节奏感极强的《钢管进行曲》。

　　后来，通福出于无奈断然终解了三年烧锅炉的生涯，来到妻子都鲁玛与女儿下放劳动的巴盟乌拉特前旗阿尔奔公社白音温都日大队，过起了与家人一起劳动、饲养牲畜的日子，从而结束了三年烧锅炉的生涯。期间通福向当地牧民学了不少民歌，还创作了《乌拉山之歌》、《怀念周总理》等歌曲。

五、拨乱反正带来宽松的政治环境，又一次焕发出创作音乐的激情

1979年，通福在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全家返回呼和浩特。恶梦般的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中，通福先后谱写了《青城之歌》、《新呼伦贝尔》、及一些儿童歌曲，如:《铃响了》、《花马驹》、《我前进》、《招手等》。但通福并不满意，他总想写出质量更高、更有生命力的曲子。他试图找回当年创作的灵感和激情，但他失望了。历史上惨痛的黑暗期虽已过去，但在通福的心灵上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许多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因长久的压抑和身心的摧残，他的创作才思和热情明显的衰退。但他不甘心在艺术创作生涯中，就此画上句号。





　　在改革开放后（1978年）北京全国文代会上，通福与内蒙古的艺术家们在一起：右起为达斡尔族艺术家耶拉、苏荣、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达斡尔族民间歌唱家何得志、吉雅迪、达斡尔族摄影家思琴

　　在十年动乱后（1978年）北京全国文代会上的两幅照片: 上图：几位达斡尔族艺术家合影，右起摄影家思琴、作曲家通福、艺术家耶拉、民间演唱家何德志；下图：前排右起通福、苏荣、何德志，后排右起耶拉、吉雅迪

　　

通福和妻子都鲁玛都觉得，通福是由于精神负担过重了，仍然无法脱出十年浩劫的阴影而影响了他的音乐创作力。故而，二人商量到草原去散散心，以便在恢复体力的同时，在精神上亦得到解脱。于是，1984年金秋时节，通福夫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都鲁玛的家乡——水草丰美的锡盟西乌珠穆沁草原。附近的牧民们听说作曲家通福回来了，纷纷骑着马、赶着牛车来看他，感情真挚、淳朴的草原牧人流着眼泪紧紧地拥抱他，晚辈们都行跪拜礼，致以最高的敬意。他们给了他最大的荣誉——“草原人民的骄傲，伟大的民族音乐家”。

　　

还有广袤原野上柔软、地毯似的绿草地、清澈的湖水、成群的野鸟、矫健的骏马、悠闲的牛羊，犹如一幅动人的画卷展现在眼前，无不令他心旷神怡、心胸开阔，疏散了通福心中的阴影。他的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牧人粗犷、豪放的性格，一点点燃起了通福胸中音乐创作的火花，激情和灵感又回到了通福的身上。他回到呼和浩特一鼓作气，创作了《小黄马》、《等着你》、《乌珠穆沁的姑娘》、《巴尔虎小伙子》、《钢琴独奏曲》、《琵琶三重奏》、《金色的月亮》、《小提琴奏鸣曲》等歌曲和弦乐曲。



　　

此时，他还着手整理过去创作和改编的歌曲，可惜很多手稿都在“文革”中遗失了，他选了100多首歌曲，编辑成册，于1984年秋交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面两图: 上图为通福晚年仍辛勤耕耘，伏案创作歌曲；下图为通福精心整理几十年中创作的100多首歌曲



　　1987年，通福夫妇到北戴河旅游，创作出歌曲《日出》。此曲以大合唱的形式，体现了大海的磅礴气势，红日升腾的壮丽景色，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他的音乐创作添上了一个完整的休止符。



晚年仍在作曲的通福





　　上面两图: 上图为通福、都鲁玛夫妇（前排二人）、女儿、女婿（后排中二人）与亲属合影；下图为通福（左）与夫人都鲁玛（右）合影



　　通福一生共创作200余部音乐作品，其中他创作的许多音乐作品深得各族人民的喜爱和传唱，有些作品迄今仍在传唱，有着经久不息的生命力。通福创作的音乐财富将与日月同辉！

　左图为通福晚年照片，右图系浩特为通福画的速写





　　通福先生为我们达斡尔族、为内蒙古赢得了无上荣光！

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永远的纪念他！



六、通福作为杰出音乐家折射出的光辉仍然照耀着他的家乡——巴彦磋岗·莫和尔图



　　

从巴彦嵯岗·莫和尔图不仅走出郭道甫、福明太这样的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亦走出额永图、通福、明太这样的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等。在这些作曲家、音乐家的滋润和影响下，如今，巴彦磋岗·莫和尔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荟萃之乡，歌舞之乡、音乐家之乡。



　　通福创作的《蓝色蒙古》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迄今（70多年了）仍是呼伦贝尔草原人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2024年春节巴彦嵯岗·莫和尔图举办的音乐晚会，《蓝色蒙古》仍是“压轴戏”，下图是晚会（节目制作）现场；上图是出身莫和尔图的国家一级歌唱演员、歌唱家敖伦正在演唱《蓝色蒙古》



　　上面，左图是出身自莫和尔图的呼伦贝尔市歌舞剧院的著名达斡尔族歌手郭黎明，以演唱通福创作的歌曲闻名；右图是出身自莫和尔图的达斡尔族留日归来、供职呼伦贝尔学院的学者伊利，以研究和推广达斡尔族民歌见长，他父亲曾经是通福要好的莫和尔图学友，伊利热衷于研究通福的经历和歌曲

自2019年在巴彦磋岗举办首届通福百年诞辰原创音乐会之后，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原创歌曲音乐会。



　　巴彦磋岗原创歌曲音乐会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届盛会一瞥



　　历届巴彦磋岗原创音乐会之拾零



　　音乐会上女声合唱通福创作的歌曲

巴彦磋岗每年一度的音乐会，已经成为巴彦磋岗和鄂温克旗的重要文化品牌。届时总会有许多自治区乃至于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歌唱家、文化人汇聚至此，共推巴彦磋岗音乐会走向辉煌。



　　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被邀请出席了第五届（2023年）巴彦磋岗原创音乐会，是图为来自北京的著名大提琴手娜木拉（通福先生的侄女）与齐·宝力高在音乐会上合奏《天边》



　　著名的鄂温克族歌唱家乌日娜在第七届（2025年）巴彦磋岗音乐会上演唱歌曲

全篇毕

2024年5月

本美篇在撰编过程中，参照、采纳了下述文章内的部分介绍、观点，在此专门予以说明，并对这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和由衷的敬意:

一、苏勇（呼伦贝尔市史志档案局）在《呼伦贝尔人物志》中介绍通福的文章；

二、安丽的文章《绿色的旋律——记人民的音乐家通福》；

三、敖拉·伊利的美篇《内蒙古创作音乐之父——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