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的故事

汤志俭

　　5月15日那天去听了著名的郦波教授关于中华文明的文明特性的讲座，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姥爷，其实每次在电视上看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就会想起姥爷，因为姥爷留给我了一本凭记忆手写的唐宋诗词注解。非常珍贵。

　　我的姥爷叫冯祥辅，江苏东台人，这张照片应该是1979年照的，当时他应该有86岁啦。早年当过私塾老师，后期还当过小学校长。在我们家和我们共同生活有十多年了。

记得大概是1968年左右吧，姥爷和外婆原来在南通生活，因为中风卧床，外婆无力照顾，他们的儿女们商量后决定送到我们家，我们当时在武汉，医疗条件应该比南通好一点，再加上武汉还有小姨一家，当时好像是用担架抬回来的。我还在上小学，开始怎么治疗的搞不懂，只记得当时小姨夫找了个部队的医生，每天上门给他针灸，扎完针再做艾灸，医生教我们在他画的穴位上用艾条灸15分钟，第一次就把姥爷的腿上烫了个泡……。当时好像是暑假，我们天天都要做的事情，还要帮他煎中药，除了这个还有就是给他倒尿壶和便盆，家里有洗手间，也还方便。我们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咋样，因为父亲就是榜样。

父亲是1940年参加革命，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军，后转业到武汉煤炭设计院。据父亲说他的小学就是私塾，学的就是孔孟文章，山东人对孔子的礼贤忠孝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给姥爷洗澡擦身接便盆基本都是父亲做的，后来还学会了给姥爷理发剃须，当然有时也会让姥爷脸上挂点彩。而当时正是文革期间，父亲的日子并不好过，不是被批斗就是在劳动改造。

就这样姥爷很快就站立起来了，生活上也基本可以自理了。再后来还可以做饭，煮面条什么的。当时生活物质还要计划，姥爷因为中过风从此不吃肉类，只吃鱼和蛋，不吃猪油，所以大人们想尽办法给弄点香油，这也就是他煮面条的时候放一点。（我们一般放猪油）我们几个孩子都已经习惯吃任何东西都是让姥爷先吃，最好的也是让给姥爷。

1970年父亲工作调动去了广东乐昌坪石镇，那边有一个煤矿勘探设计院，第二年年初我们全家也搬过去了。坪石是个山镇，山多，镇上只有卫生院，医疗条件无法跟武汉比，更何况单位在镇子的河对岸，只有一座人行吊桥相通，所以姥爷留在小姨家，大概过了半年，姥爷还是要求住我们家，可能还是跟我们习惯一些吧。那时我和姐姐上初中了，还有两个妹妹也上小学了。所以父母申请了大一点的房子，是个独栋带客厅的四居室，出门就看见对面的金鸡岭。就是没有厕所，附近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公厕。厨房后门外有个自来水池，下面是个坡地，父亲带领我们开垦坡地种菜，在菜地中间挖了一个坑，把水池的排水引到坑里，主要是方便姥爷倒尿壶洗尿壶，坑里的积水可以浇菜，又在菜地的篱笆边留了一快地方铺上煤灰，姥爷每次的大便倒在煤灰上再盖上煤灰沤肥，这样白天姥爷大小便都由他自己去倒自己洗。我们种豆角茄子辣椒青菜还有韭菜等，还种红薯玉米，我们还养了鸡和鸭子，鸡下10来个就要抱窝，鸭子早出晚归每天都下蛋，总的来说这样的生活我姥爷很喜欢，菜和蛋不用买，还腌咸蛋，做咸菜酸菜。

姥爷每天看报纸杂志，对一些新鲜事情很感兴趣，在武汉的时候兴起过一阵子打鸡血可以强身健体，可惜搞不到公鸡，不然姥爷一定会试。后来又兴喝自来水治病，说是每天早上起来先喝7杯自来水，姥爷就试了，第一天还好，第二天有点拉肚子，第三天就是喷泄，裤子来不及脱就拉了一地，我妈一边埋怨一边收拾，我爹赶紧找医务室的医生开药，姥爷过后自嘲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大意是一个穷书生收到邻居的请帖，年初三吃喜宴，他请帖还没完全抽出来，以为是初一，结果初一邻居家没有动静，再去看帖子，又没有完全抽出来，以为是初二，想着明天就有大餐今天就不吃了，喝点凉水顶一下，初二邻居家还是没动静，又回家看帖子，这下完全抽出来原来是初三，就又喝了点凉水不吃饭，到了初三去赴宴，喝了两天凉水再胡吃海塞，还没回到家就拉裤子了。还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我们就记得最后一句：忙去开门来不及——两腿。我们还用这句话来笑姥爷，姥爷也不生气，就做个鬼脸。姥爷就是这么幽默的人。姥爷应该是满腹诗书，当时的形势他从不表露，我们只知道他没有不认识的字，没有不知道的成语和典故，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江苏东台并夹着南通口音，我们就学他，知道现在我们还经常用他的东台口头语。

在坪石他又在报纸上看到一种健身方法——甩手疗法，他又试试，这一试终身收益。他的腿脚一直不太利索，就站在床边甩，先试试500下，然后慢慢增加，一次加猛了，一下到了2000下，结果腿疼到站不起来，找来医生看了看说没有大碍，休息一下就好了，第二天他很快就站起来了，慢慢腿脚轻松了很多，这一疗法他一直坚持到最后。

1974年初父母的单位又迁到广州嘉禾，住在单位安置的平房，一排平房有几户人家，因为不在市区内，地方还是比较大，就是没有卫生间，公厕还离得比较远，姥爷自己是无法上去公厕的，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了，提着尿壶去公厕觉得很丢人，因为那是男人用的东西，而且要经过两排平房，所以一大早我父亲上厕所的时候带过去，但是倒便盆或者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这活我们还是要干。在这里不能种菜了，我们在门前种了一架葡萄，还种了米蕉，木瓜和黄皮，门前还种花，种什么都长得很好。姥爷白天就坐在葡萄架下看报纸，像个守护神。那张照片就是坐在香蕉树前拍的。

那时的姥爷生活大多能自理，洗澡只要烧好水放上一把木椅就可以自己完成了，我们会经常帮他搓背，理发剃须还是由我父亲帮忙，他也自己洗衣服，但是洗不干净，所以我们要经常帮他重新洗，那时候做这些事都是理所当然。

　　应该是1974年秋天，那时的文革氛围还很浓，一会批林批孔，一会批邓，有人要批三字经，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三字经的完整内容，不知道谁想起问我姥爷，姥爷就背给他们听，马上有人拿来笔和纸，姥爷就提笔一气写完，怕别人事后算账，还特意写上“批判用”。结果第二天有人拿着宣纸和笔墨要求再写，最后好像那一个星期都有人让他写，原来都是来求字收藏的。

我们突然发现姥爷能背这么多东西，就问他还会背啥，他说唐宋诗词几百首，我赶紧找来当时挺时兴塑料包皮的日记本，要他写给我，他用抓毛笔的手势写钢笔字，中过风的手不如从前，但写的字现在看还是觉得遒劲有力，笔法流畅。1975年我参加工作去了广东连县（现在叫连州市）地质队。1976年去南海物测大队培训学习，那时候虽然没有放开对古文诗词的禁锢，但也有人会拿出一些曾经被批判的书籍传看，我在宿舍门口翻看这本宝贝，被住在我们隔壁宿舍的一位工程师（我们那时都叫师傅）看见了，一定要借去看看，我胆战心惊怕被揭发什么的，他说他太喜欢这个字体，要去临摹，后来干脆不还了，说要好好珍藏，以后他的字就像这方面发展，见我面有难色，他说你赶紧去买个好一点的本子，让你姥爷继续写，还叮嘱要买硬皮本，不要买这种塑料皮的。（想想当时还是年轻容易被骗😄）

　　休息回家第一时间就是到百货商店买了这本硬皮抄，姥爷一看这么漂亮的本子，很高兴，那得好好写。为此专门写了序。

　　可以看出这个序很有时代特色。

为了写好，尤其是有些诗词的字句会有记忆偏差，姥爷会先在废报纸上打稿，毕竟当时已经是80多岁了，那段时间我每周都回家，确实看到有的诗词会空缺几个字，说还得再想想。就在这时我们培训班同桌在她的老乡家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我磨破嘴皮说借来看看，那时候谁找到一本书，都想办法借着看，有时时间有限就连夜看。这次这本唐诗三百首好像时间是两天，因为我想拿回家给姥爷看看，说不定能提示他。正好是周六立刻买票回家，把这本书给姥爷看，姥爷欣喜不已，我告诉他赶紧看明天回班里就得带走。第二天姥爷说最好放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再带回去，这样他会有想起更多的诗词。我真不忍心拿走，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弄坏了。空着手回到班里，同桌说到期了还书，我不得不告诉她借给姥爷了，结果她不依不饶，就怕外借的书给他的老乡造成麻烦。好不容易到周末赶紧回去看看姥爷的成果，再把书带回去。姥爷说有了这本书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从头到尾看一遍就基本都想起来了。

从姥爷写序开始，时间是1976年2月16日，这个本子完成应该是1977年8月以后，他没有最后落款。最后一首唐诗是杜甫的乐府诗《丽人行》。这时候他的书法更平稳更有力度，语句也真实地反映了他对诗词原文的理解。不像前面总是要加一句口号似的批判。后来他也跟我说：“上了四人帮的当”。

　　写完最后一首诗，还有一些空页，姥爷摘抄了两篇文章，当时看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再看感触颇多。也就是这两篇文章我推断出他完稿的时间应该是1977年的上半年。这两篇文章一是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中野谦二写的“外国记者看到的南昌市”。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外国友人和记者到中国采访或者参观，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记者团是在外交部的安排下访问了南昌，参观了八一纪念馆和其他革命展览馆，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仍在继承中。文中提到本来要去井冈山，因为准备庆祝南昌起义50周年，正在修路扩路，距南昌三百多里山路将会更通畅，而当时正好几天暴雨，为了安全起见没有安排记者团去井冈山。但也安排参观了南昌市其他学校和工厂。姥爷为什么会专门摘抄这篇文章呢？我感觉外国记者想搞明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怎么走到今天，这也是他想明白的问题。第二篇文章是记者团参观庐山，内容也大致相同。

其实姥爷是有大智慧的人，对待很多问题他是看得很明白的，真的是看破不说破。

　　在这两篇文章之后，姥爷在剩余的空页又抄写的陈毅的诗，那时，陈毅的诗还没有出书，但是报纸上好像每天都刊登，我记得我也抄过。姥爷告诉我，他很喜欢陈毅的诗。说实在那时我们在文学方面荒漠太久了。一发现有好的诗歌和文章都争相传抄，抄写了不少东西。

　　我参加工作在地质队，很多事情都是比我小五岁的大妹妹接替，记得她第一次写信给我就说，我们走了家里多了很多活……，后来母亲身体不太好，还请了我大姨过来帮忙照顾姥爷一段时间。1978年我大妹参加高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1979年我上了电大又回到家里。三年后毕业又回到地质队，直到1984年才调回广州在当时的子弟学校当老师。随着姥爷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尤其是后来搬进楼房（其实也住在一楼），只是有了洗手间，但姥爷从此再也没有出过门。他住的房间是家里最大最亮堂的，离洗手间最近。坐在窗前的书桌上看报纸，或者看着窗外是姥爷留给我的最深映像。当时的广州嘉禾还属于郊区，去广州市区并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家每一个人只要去市区都会给姥爷买各种点心或礼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姥爷没有几颗牙齿了，他最喜欢的就是合桃酥，他的房间有一个饼干桶，那里面从来没有空过。不过姥爷是个很自律的人，每餐定时定量，坚持不吃猪肉一直到最后。

后来姥爷一次感冒就引起肺炎，每天医生过来给他打点滴，肺炎好了却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坚持在床上锻炼了一段时间，似乎好了一点，但后来还是不行了，最后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每天喂水喂饭还好，最艰难的是换洗尿布（那时还没有纸尿布），我记得我姐在家休产假，给姥爷洗下身就把我支开，因为我还没有结婚，说实在那时家里经常是臭气熏天一团糟。但是全家都齐心协力照顾姥爷，就是我们看着他一点点虚弱，特别无助，我妈老是叫医生过来看看，问能不能再打点什么针，医生说油灯都耗尽了，身体各方面都衰竭了，没有办法了。大约卧床半年后去世。应该是1985年的春天。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