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后世简称为《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书丹刻于石门内壁西侧的一方摩崖石刻，是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汉中博物馆。《石门颂》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整块摩崖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题额高54厘米。《石门颂》多用圆笔，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线条沉着劲道，结字舒展放纵，体势瘦劲，飘逸自然，素有隶书中的草书之称，是汉隶中的精品佳作。《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与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汉代颂体代表作。</p> <p class="ql-block">⼀、点画</p><p class="ql-block">以《曹全碑》、《华山碑》为正宗的那种起伏分明的用笔方法和点画形态，在《石门颂》中并不怎么讲究，因为它是刻在高低不平的粗糙岩面上的，书写者也无法写得精丽，加上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一种具有朦胧之美的神韵。清刘熙载云： “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书概》）正是此石刻都具备的，尤其在用笔上具有篆意，尤为可贵。</p> <p class="ql-block">二、结体</p><p class="ql-block">《石门颂》的结字大小不一，洒落有致，纵横劲拔，流露出天真、飘逸的新奇之趣。</p><p class="ql-block">前人评此石刻是隶中之草，与其它汉碑相较，确可看出其纵横变化更为突出。由于这是刻在石壁上的缘故，不可能像丰碑巨碣那样作精雕细刻，只能依着岩面的起伏作点画的权变安排。置之险地而后生，反得意外之趣。细观此刻，可以发现其中许多字的结体与后来出现的竹木简犊的小字很相近，由于点画的错落，不但使许多字的结体出现新的体势，而且加强了字里行间的特别趣味。有的字如出现新的体势，而且加强了字里行间的特别趣味。有的字如“命”“升”“诵”等的竖笔特别长，这在汉隶石刻中是少见的。但在竹木简中常可看到这些写法。此碑之字有的结体可以说是放大了的竹木简上的结体，如“为”“帝”“寒”“废”“守”“厉”“八”“荒”等。</p> <p class="ql-block">三、线条</p><p class="ql-block">摩崖刻石，尤其是《石门颂》，将隶书的整饬变为灵动，把规整变为奔放，它的笔画，逆入逆出，含蓄蕴藉，横画不平，竖画不直，行笔处又道劲有力，如挽舟逆行，力逾千钧。转折处或方或圆，又往往《石门颂》断笔另起。笔画横竖撇捺粗细变化不大，就是燕尾或捺画的末端，也不过分加重。其线条之流畅遒劲，在古代刻石中都是不多见的。</p> <p class="ql-block">四、名家点评</p><p class="ql-block">清末民国书法篆刻家张祖翼：“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清末民国学者康有为《论书绝句》：“餐霞冲采绝人烟，古今谯可称书仙？石门崖下遗摩碣，跨鹤骖鸾欲上天。”日本当代书法家牛丸好一：“《石门颂》兼备秦汉古铜印结构法度，可以说一个字就形成一个壮美的小宇宙，是极优秀的作品。”近代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平碑记》：“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p> <p class="ql-block">五、后世影响《石门颂》的魅力表现在其书法艺术上，它是东汉中后期十分成熟的汉隶作品之一。可以设想，把如此规模宏阔的文章要书丹镌刻在幽谷中的石门石壁是何等不易。但从全局来看，整篇风格统一，字体结构严谨，又富于变化，富于生命，充满灵动之感。尤其竖笔拉长的“命”、“升”、“诵”诸字保留了汉代简书的遗韵，在全国现存的汉代石刻中绝无仅有。《石门颂》古拙、飘逸的鲜明个性，影响着自清代碑学以来活跃在中外书坛上的书法家。中国的大型工具书《辞海》封面的隶书“辞海”二字，就选自于《石门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