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志躬行堪扶风

朱继信

殷殷缅怀牟老

陕西日报发布

陕西省委原副书记牟玲生逝世 享年93岁

2024-05-21 09:42:37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陕西省委原副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牟玲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5月19日19时52分在西安逝世，享年93岁。

牟玲生同志，1931年11月生，陕西扶风人，1948年5月参加工作，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任陕西省委常委、办公厅主任，1983年3月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1984年11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秘书长，1992年3月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4年12月离休。

笃志躬行

我与牟老邻居17年，他身上焕发的“平民书记”风采，至今历历在目。

一

一生忠于党，

两袖统清风。

步步量三秦，

心心念百姓。

二

鲜血敢染党旗红，

信仰弥坚老革命。

身居高位心系民，

笃志躬行堪扶风。

陕西扶风名人‖牟家三兄弟：牟富生、牟玲生、牟新生

来源 今日头条

鞠躬尽瘁牟富生

牟富生，男，陕西省扶风县天度镇南阳乡坊村人。1939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扶风、岐山和西北农学院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扶风县县委副书记。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他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夜行几十里，发展党团组织，扩充地下武装，为扶风解放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为扶风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后，国民党扶风县反动当局疯狂地追捕和迫害中共党员。5月，牟富生同志被敌人以“政治嫌疑犯”为名逮捕，关押在扶风县警察局看守所。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牟富生同志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警惕，事前把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都做了周密的转移，被捕时敌人一无所获。在狱中，虽多次被拷打审讯，他宁折不弯，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很难定“罪”。加上地下党组织和地方知名人士积极斡旋营救，牟富生很快得以获释。1947年农历腊月三十晚，敌人第二次来到牟家搜捕，因牟富生同志已调回到边区，使敌人扑了个空。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不甘心，便把牟的岳父（积极支持革命，参加营救牟富生）杀害了。

1948年4月至9月，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对麟游游击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剿”。不幸的是，扶风县委书记孙宪武同志在第一次“清剿”中就被捕了。此后，县委和游击队的工作就在史汀同志和牟富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48年9月，敌人出动了两个团的正规军和四个县的保安团、队，对方圆几十公里的麟游山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形成四面合围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牟富生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牟富生曾隐蔽在磨石沟的一个农民家中。当几个敌兵即将进入这家农民院子时，他机警应付，随手接过农民交给他的一副水担，走向沟下挑水，从而摆脱了同敌兵的迎面相遇。这样，他冒着阴雨，在沟底丛生的荆棘中隐藏了四五天，农民为他送饭，通报敌情。他的腿部因受伤而严重感染化脓，直到敌人撤退后，才得以出山医治。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至1954年，牟富生同志担任中共宝鸡专区岐山县县委书记。当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牟富生耐心地教育干部：如果我们的各项工作离开发展生产，就必然会脱离群众。当时县上确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都片面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到了基层乡村，“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都要限期完成，使下面难以应付。作为一个农业县的县委书记，他统揽全局，同全县人民一起，坚决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并结合生产去进行。他反复强调，农村工作，必须因地制宜，不可主观臆断，强求一律。即使推广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也不能命令群众，强迫执行。只有经过试验，群众认为确有实效时，再逐步推广。

在50年代初，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既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劳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牟富生在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问题上，始终坚持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充分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当时，岐山县委把邢克广互助组树为一面旗帜，典型示范，使全县互助合作组织得以顺利发展，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全县小麦平均亩产由1952年的80公斤，到1954年提高到154.5公斤。故郡村宋全福互助组的玉米平均亩产510.5公斤。农民是劳动者，是最讲实际的。牟富生多次对农村干部讲，像农业互助合作这种直接关系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经营活动，完全是农民自己的活动，决不能由干部运动群众，越俎代庖。县委一班人，本着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都应积极支持其发展。因而在50年代初，岐山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在陕西省是名列前茅的。

1965年至1970年，牟富生同志由凤翔县委书记调任富平县委书记。他本想在富平这个“粮仓之乡”，干一番事业。谁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实现他的宿愿宏图，反而大遭劫难，惨不堪言。1967年1月，中共富平县委被“造反派”夺权，牟富生被诬为富平县“最大走资派”，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皮肉之苦。有一次，他在被“造反派”轮番批斗中，疲惫不堪，昏倒在地，气息奄奄。“造反派”们以为他死了，拔腿就跑。后经几个农民背到医院抢救，才活了过来。“造反派”得知牟富生没有死，又从医院把他抢走，变本加厉地刑讯逼供，迫他承认是“叛徒”、“特务”，“挑起武斗”。牟富生身处逆境，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造反派”如何软硬兼施，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假话一句不讲，假材料一字不写，诬蔑不实之词一句也不承认。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1971年至1977年，牟富生同志恢复工作后，任韩城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在韩城工作的几年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焕发出空前的工作活力。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尽其所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更重要了。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决心追回“文革”中失去的时间，竭尽全力为韩城人民多干些实事。他对农村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错误补订的地主富农成份，经过复查都已基本改正，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集中精力抓水利建设，担任水利工程建设总指挥，同县委一班人，共谋大计。经常深入水利工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修建了韩城最大的一座蓄水工程——薛峰水库，有效灌溉面积13.6万亩。1978年受益后，粮食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棉花亩产由15公斤提高到30公斤。其他同时修建的盘河水库、赵家坡水库实际灌溉面积5万亩，粮棉平均亩产量提高得更多。如今，这几个水库，不仅是韩城农业的命脉，也是韩城工业和城市人口用水的命脉。“吃水不忘掘井人”。韩城的干部和群众，一提起薛峰水库，就想起了“牟书记”，他们说：“牟富生书记是带领我们干实事的，我们打心眼里敬重他。”

牟富生同志1994年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对亲人说：我在病中，想的最多是“文革”那场浩劫，不是因为我被残酷折磨过，而是觉得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党，发生这样的悲剧，且长达十年之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也不能耿耿于怀。毛主席过去允许我们犯错误，我们也应当允许他老人家犯错误，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改正就逝世了。从这里，人们不难可以看出牟富生同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质。他还说，我常常想起同我并肩战斗过的孙宪武、史汀等同志，他们没有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韩象纬同志也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就悲惨地去世了，我比起他们来，算是够幸运的了。现在，孩子们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还在上学，希望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牟富生同志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常常在人们的耳际振响，引起人们无限的怀念……

注：根据2004年9月30日《陕西日报》牟玲生《兄长 良师 引路人———纪念牟富生逝世10周年》一文编写，特此说明并致谢。

兄长 良师 引路人

——纪念牟富生逝世10周年

牟玲生

牟富生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了。岁月易逝，亲情难忘。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以及我们一起所经历过的欢乐和痛苦，喜悦与困惑，特别是他那种应付突发事变，冷静沉着的斗争艺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

　　富生临终前，我到医院去看望。他对我说：我在病中，想的最多是“文革”那场浩劫，不是因为我被残酷折磨过，而是想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党，发生这样的悲剧，长达十年之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也不能耿耿于怀。毛主席过去允许我们犯错误，我们也应当允许他老人家犯错误，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改正就逝世了。这是哥哥的肺腑之言。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质。他还说，我常常想起同我并肩战斗过的孙宪武、史汀等同志，他们没有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韩象纬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就去世了，我比起他们来，算是够幸运的了。现在，孩子们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还在上学，希望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10年了，哥哥临终时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常常在我的耳际振响，引起无限的怀念……

　　我同富生是嫡堂兄弟，多少年我们同在一个穷锅里吃饭，同在几亩薄田上劳动，患难与共，艰辛备尝。哥哥长我10岁，1939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扶风、岐山和西北农学院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扶风县委副书记。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他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夜行几十里，发展党团组织，扩充地下武装，为扶风解放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为扶风新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除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任处长外，几上几下，先后在扶风、岐山、凤翔、富平、韩城等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奋斗了近30多年，有丰富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经验，对改变这些地区“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付出了辛勤劳动。1980年至1985年，任陕西省编制委员会副主任、省人事局副局长、省编制办公室主任（正厅级）等职。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后，国民党扶风当局疯狂地追捕和迫害中共党员。5月，哥哥以“政治嫌疑犯”被捕，关押在扶风县警察局看守所。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哥哥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警惕，事前把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都做了周密的转移，被捕时敌人一无所获。在狱中，虽多次被拷打审讯，他宁折不弯，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很难定“罪”。加上地下党组织和地方知名人士积极斡旋营救，很快得以获释。1947年农历腊月三十晚，敌人第二次来到我家搜捕，因哥哥已调回到边区，使敌人扑了个空。但敌人并不甘心，便把哥哥的岳父（积极支持革命，参加营救哥哥）杀害了。哥哥得知后，心里虽很难过，仍然强忍悲痛，劝慰家人，为有这样一位为革命献身的老人而自豪。

　　1948年4月至9月，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对麟游游击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剿”。不幸的是县委书记孙宪武同志在第一次清剿中就被捕了。此后，县委和游击队的工作就在史汀和哥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48年9月，敌人出动了两个团的正规军和四个县的保安团、队，对方圆几十公里的麟游山区进行“围剿”，形成四面合围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哥哥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哥哥就是隐蔽在磨石沟的一个农民家中。当几个敌兵即将进入这家农民院子时，他机警应付，随手接过农民交给他的一副水担，走向沟下挑水，从而摆脱了同敌兵的迎面相遇。这样，他冒着阴雨，在沟底丛生的荆棘中隐藏了四五天，农民为他送饭，通报敌情。他的腿部因受伤而严重感染化脓，直到敌人撤退后，才得以出山医治。

　　富生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良师。回想起哥哥对我的谆谆教诲，是永生难忘的。我在本村小学上学时，哥哥就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他虽然很忙，但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却时刻挂在心上。当他发现我读写了错别字时，不仅教我改正，而且举一反三，耐心地给我讲“为什么错”，并把一些常见的容易读错写错的字，列举出来，给我辨认讲解。时当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全乡举行小学讲演比赛大会，他为我精心修改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讲演稿，并教我注意抑扬顿挫和手势表情。那次讲演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

　　我上二年级时，他调到南阳小学任教，我也随他去就读。食宿冷暖关怀备至。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因家贫而辍学，经哥哥耐心说服父亲，我才得以复学。1947年，我在扶风中学，与一些进步同学组织了友谊学术研究会，创办壁报，联络感情，抨击黑暗社会，呼唤民主自由。哥哥得知这个情况后，即对我们说，应当利用这个组织团结进步同学，宣传革命道理。后来，这个组织就成为创建扶风中学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从而也引领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56年，组织派我赴苏联学习。他为我能出国留学倍感高兴。临别时，他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我筹措了100元钱，当晚我们住在一起谈至深夜。我到莫斯科后，他怕我读俄文有困难，特地将他读过的《资本论》中文本邮寄给我，激励我奋发学习。

　　1951年至1954年，哥哥担任中共岐山县委书记。当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哥哥耐心地教育干部：如果我们的各项工作离开发展生产，就必然会脱离群众。当时县上确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都片面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到了基层乡村，“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都要限期完成，使下面难以应付。作为一个农业县的县委书记，他统揽全局，同全县人民一起，坚决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并结合生产去进行。他反复强调，农村工作，必须因地制宜，不可主观臆断，强求一律。即使推广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也不能命令群众，强迫执行。只有经过试验，群众认为确有实效时，再逐步推广。

　　在50年代初，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既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劳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他在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问题上，始终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充分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当时，岐山县委把邢克广互助组树为一面旗帜，典型示范，使全县互助合作组织得以顺利发展，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全县小麦平均亩产由1952年的80公斤，到1954年提高到154.5公斤。故郡村宋全福互助组的玉米平均亩产510.5公斤。农民是劳动者，是最讲实际的。哥哥多次对农村干部讲，像农业互助合作这种直接关系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经营活动，完全是农民自己的活动，决不能由干部运动群众，越俎代庖。县委一班人，本着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都积极支持其发展。因而在50年代初，岐山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

　　1965年至1970年，哥哥由凤翔县委书记调任富平县委书记。他本想在富平这个“粮仓之乡”，干一番事业。谁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实现他的宿愿宏图，反而大遭劫难，惨不堪言。1967年1月，中共富平县委被“造反派”夺权，哥哥被诬为富平县“最大走资派”，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皮肉之苦。有一次，他在被“造反派”轮番批斗中，疲惫不堪，昏倒在地，气息奄奄。“造反派”们以为他死了，拔腿就跑。后经几个农民背到医院抢救才活了过来。“造反派”得知哥哥没有死，又从医院把他抢走，变本加厉地刑讯逼供，迫他承认是“叛徒”、“特务”，“挑起武斗”。他身处逆境，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造反派”如何软硬兼施，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假话一句不讲，假材料一字不写，诬蔑不实之词一句也不承认。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1971年至1977年，哥哥恢复工作后，任韩城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在韩城工作的几年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焕发出空前的工作活力。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尽其所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更重要了。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决心追回“文革”中失去的时间，竭尽全力为韩城人民多干些实事。他对农村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错误补订的地主富农成份，经过复查都已基本改正，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集中精力抓水利建设，担任工程建设总指挥，同县委一班人，共谋大计。经常深入水利工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修建了韩城最大的一座蓄水工程——薛峰水库，有效灌溉面积13.6万亩。1978年受益后，粮食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棉花亩产由15公斤提高到30公斤。其他同时修建的盘河水库、赵家坡水库实际灌溉面积5万亩，粮棉平均亩产量提高更多。如今，这几个水库，不仅是韩城农业的命脉，也是韩城工业和城市人口用水的命脉。“吃水不忘掘井人”。韩城的干部和群众，一提起薛峰水库，就想起了“牟书记”，他们说：“牟富生书记是带领我们干实事的，我们打心眼里敬重他。”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哥哥生前留有遗爱，后人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

　　

牟玲生，从农家子弟到省委副书记

来源｜《躬行集—我的回忆录》阅读笔记 ( 三 )

作者：陈忠实

牟玲生，陕西扶风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青年团凤翔县委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宜川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主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不无震惊地感受到一个人绝不宽容自己过失的自省精神。

读着《躬行集》书稿，往往会发生让我意料不及的情景，就是牟玲生对自己工作中的几次失误的自责和反省。许多事已因时过境迁而被生活淡化以至淡忘，而牟玲生却积久难忘，更不宽恕自己，一件一件诉诸自传体的文本，词恳意切地检讨和反省，读来不仅感动，且无不震撼。一个人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更有面对未来的踏实和自信。

“‘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我也盲目地批判过所谓的‘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现在想起来，深感愧疚。”引自《躬行集》书稿的这段自我反省的文字的社会背景，严格说是始于文革爆发前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是当时陕西对“四清”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即“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通过“四清”运动实现“民主革命补课”。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展开的农村“四清”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把一大批乡村干部错定为“四不清”干部，把许多中农农户补定为地主或富农成分。到新时期纠正冤假错案时，那些被错定的“四不清”干部和补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户，几乎全部平反纠正了。

那场“四清”运动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之后发生的事，全国都搞了，主要在农村，大约从1964年起始，分期分批一个县一个县接连搞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而停止。在西北和陕西，把“民主革命”不彻底作为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狠抓阶级斗争”切中西北和陕西的特殊命题。牟玲生作为蓝田县“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执行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很自然的事，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当年全国搞过“四清”运动的干部当以百万记，至今仍怀“愧疚”心情而反省自己“盲目”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的牟玲生，就令我感动了。

牟玲生至今仍感到“遗憾”也感到“有辱使命”的事，发生在他在任宜川县主要领导的时候，那一年(1973)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看到革命圣地的延安人民在革命胜利20多年后仍然缺吃少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当众检讨自己没有当好总理。随之，周总理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包括牟玲生在内的延安地区和所辖县区的领导都立下军令状，保证实现总理的嘱托。直到牟玲生六年后调离宜川县，粮食产量提高了，人均粮食数量也增加了，然而却没有达到“翻一番”的目标，一种“有辱使命”的感觉一直潜存在心底。

牟玲生没有说未能实现“翻一番”的客观因素，不著为自己开拓的一词一字，却纯粹自责为“有辱使命”。我所能想到的有两点，一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发生的一场接一场的中心运动，已经闹到全国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地步，尤其是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所发生的怪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生产反而成为过错。在这种背景下，牟玲生仍然顶着压力在宜川修田、治水、植树、造林(不赘前述)，使宜川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永久性的改善……然而，他却既不做客观辩解，更不为自己开脱，把潜存心底的“有辱使命”的“遗憾”就在自己的人生脚印里，这种境界令我感动。

把“两个失误的教训”作为醒目的标题列为一节，可见牟玲生反省的郑重性。一个失误事件，是在宜川搞了劳民伤财的八个“小高抽”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在“一批两打”运动中发生过火斗争致人自杀的事件。前者犯了“决策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而后者却是他作为县委一把手应负的责任。尽管他再三强调工作方法防止过激行为，却仍然发生了过激行为致人自杀的惨事，他便揽起作为自己的过失，作为教训，自责至今。

写到这里。我发觉在涉及牟玲生自责反省的几件过失时，我不自觉地都叙说了这几件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似乎有为牟玲生辩解或开脱之嫌。然而，我却不能不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才会发生这种过失，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把类似的个人责任都推给社会大背景里去了，唯独牟玲生却不宽容更不为自己开拓，而是严格的自律、自责，实现自省。我的由意料不及的震撼里发生的感动，就很自然。敬重一种人格境界，也很自然。

读完《躬行集》书稿，那个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我在台下聆听并仰视的牟玲生不再是陌生的熟人，而是让我有一种知根知叶知外又见里的人了。

牟玲生少年时便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而不退缩。牟玲生刚刚成年，从基层工作做起，之后多年变换多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牟玲生有机会留学前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精神和思想完成了飞跃和升华。牟玲生工作历程中的许多时月，都是在我们国家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困难局面里走过的，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随波逐流。牟玲生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显示出一种坦诚的人生境界……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感动和敬重，是由阅读引发的真实的情感。

我想到，年近八十岁的牟玲生，回首往事凝结成《躬行集》书稿的时候，如此坦然面对人生中的行程的履痕，如此坦然面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脚下这块土地和人民，该当是骄傲的，自信的。然而，只有对这块土地和人民鞠躬尽瘁，才能获得面对自己人生履迹的坦然。

被朱镕基亲自点将的 “ 铁面 ” 牟新生

牟新生，1943年12月出生，汉族，陕西扶风人，中共党员，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正部级），海关总监。副总警监警衔，海关总监关衔。1967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新疆塔城地区公安处、北京市公安局石化区分局、公安部工作，1983年以来先后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政治部副主任（正局）、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998年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1999年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2000年兼任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

2000年年初，中国海关总署曾经发布了这样一个公告：1999年中国海关税收大幅增长，增幅高达80.8%。这个异乎寻常的增幅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一年中国政府打击走私、遏制非正常进口所取得的战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走私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令人瞩目的惊天大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在那一年被掀开了盖子。尽管远华案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年多，但是其错综复杂的案情、触目惊心的内幕，众多的钱权交易、情色交易，使它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衷的谈资。

朱镕基时亲自督办厦门远华走私案，牟新生为远华案前线总指挥，其间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多名罪大恶极的腐败官员被判处死刑。对震慑犯罪、抑止腐败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逃的主犯赖昌星，北京时间2011年7月23日，被遣返回国。逃亡加拿大12年之久的赖昌星于当地时间22日下午在押送下搭乘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离开加拿大。随后，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令。牟新生曾说，厦门远华案是他从警生涯三十多年中，遇到的最大一桩案件，他把它看作中国海关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历史转折点。当年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