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桃子”

马到成功

　　我们老家把小孩子离家出走叫做“贩桃子”，大概是因为“桃”和“逃”同音吧。其实“贩桃子”是一种叛逆精神，是一种反抗。“贩桃子”还有一定的哲学道理，毛主席说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们又打不赢，当然也不能打，跑有时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后来长大了，听说美国的家长不打孩子。谁打，邻居会报警，涉嫌犯法，感到不可思议。小时候，我是姊妹三个中被打最多的一个。母亲经常会说：“一等人，自成人；二等人，打骂成人；三等人，打骂不成人。”我大概就属于二等人吧。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是真正的苦口婆心。其实小时候，不仅父亲用棍棒“教育”我们，老师的这种“教育”也很常见。记得在初二，教我们物理的孙老师，提问一个问题，问了头二十个学生，一个也答不出来。孙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恨铁不成钢，让所有答不出来的同学都站着，然后“生姜拐子”在每一个同学的头上敲过去。那一次虽然没敲到我，但此情此景是忘不了了。生姜拐子是我们这的方言，意思是把手握成拳头，伸出食指或中指，曲拐成角，形似拐角生姜。然后用拐角敲打对方的头，被打的就叫吃了生姜拐子。打重了，脑袋瓜上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瘤子。不过，那时候的人没那么矫情，家长还要感谢老师的管教，因为“严师才能出高徒”嘛。

　　还是说说“贩桃子”，我小时候就贩过一次桃子，而且不是因为父亲的那种“教育”，而是因为心情不爽，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于是“离家出走”了。那是1978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父亲和生产队里的几个邻居到县城食品站去卖猪，我也跟着去了。那时候，我们管卖猪不叫卖猪，叫“磅猪”，大概是因为卖猪前，要把猪捆绑好，在“磅”上过下秤。司磅员还要摸摸猪的肚子，根据猪的膘肥状况，定下几等几级，折几斤食。有时候过磅前，大肥猪屙一泡屎撒一泡尿，猪子就要少秤斤把重，猪主人会气得直跺脚，不过也没办法。

　　那几年，我们家猪养的特别好特别顺。每年大肥猪都养到300多斤，有一年一头肥猪达到400多斤，创了全生产队也可能是全大队的纪录。那一年，我读初二上学期。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我随父亲坐着生产队里冲水机船，兴冲冲地往阜宁街。柴油机的突突声，抽水机抽出来的水在船尾和河面的撞击声，船头披波斩浪轻轻的哗哗声，船上老乡们开怀交流的笑语声，仿佛是一首抑扬顿挫的交响曲。我站在船头，沐浴着冬日暖阳，欣赏着射阳河两岸风光，想象着进城以后的各种好事，心里美滋滋的，那心情又岂是一个爽字了得。

　　那一次，我随老爸去阜宁街“磅猪”，还有自己的“小九九”。猪一卖，头二百块，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大钱，老爸总要在我身上花一点唦。我想买个黄棉祆，仿军棉袄式样，那时市场已经有得卖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当年都有军人情结，包括那一身黄军装。俗话说：“老大新，老二旧，缝缝补补是老三。”对我来说，我上面是一个姐姐，她穿过的棉袄我来穿。旧倒是不怎么旧，但长度就不够了，就要接接补补。花棉袄我一直穿到初二，外面套一个蓝卡琪的外套。老有那犯嫌的同学，冷不丁掀起我外面的褂子，吆喝一声：“看，花棉袄。”让我很没面子，颇难为情，有时甚至恼羞成怒。所以对男式棉袄的渴望，尤其是对仿军棉袄的渴望，对一个十二三岁的懵懂少年、又自认为是个小小男子汉的我来说，是无比的强烈。我第二个小心思，就是想下馆子搓一顿，哪怕是吃一碗馄饨。有一次，我跟我母亲上阜宁，妈妈就给我买过一碗馄饨，两毛钱，那味道特别香，很解馋。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没有分田到户，在乡下不过年不过节，是很少见到荤腥的。我想，卖猪了，有钱了，吃一碗馄饨总不算过吧。

　　那一次卖猪一切很顺利。出圈、上船、运输、上岸、过磅、开票、结账、取款，一切顺利，下午四五点钟就全部结束了。我想这下大家应该逛逛街了吧，这样我就可以向父亲提出来买一件我心心念念的黄棉袄了。可是这群大老爷们没有一个提出来到街上转转的。不逛街总得要吃点东西再回去吧，还是没有人提议。只有我邻居皋大爷对我父亲说，你不买点东西给你小伙吃吃。父亲说，算了吧，到家吃晚饭。到家吃饭，能吃什么？还不是两碗稀饭。我的下馆子，我的香喷喷热腾腾的大馄饨，哪怕是一个金灿灿脆蹦蹦的黄烧饼，都没有，什么也没有。失望，真的失望，极度地失望！真正地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回到大王二队，已是晚上。那时还没有电灯，到处是黑漆漆的一片。靠船上岸，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我要表达，我要表达我的不满，我的强烈不满。我选择了“贩桃子”，趁大人们不注意，消失在茫茫的夜空里。桃子好贩，去处难寻。逃之夭夭，路在何方？我选择了去学校的方向。学校东边的肆拾老爹家，成了我“贩桃子”驻足的地方（肆拾老爹的父亲四十岁生了他，所以被人们称为肆拾子。很小父母去世，相当于孤儿，生活非常艰苦。后来成家立业，乡里乡亲就尊称他为肆拾老爹）。注意，肆拾老爹的家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也就二三百米，我这桃子贩得可够远的。😄很快，父母就找过来了，肆拾奶奶可够幽默的，让我赶紧藏到锅门里，别出声。我听到我母亲焦急的声音，问：“看没看到我家小本子呀？”肆拾奶奶说：“没看到。”躲在锅门里的我好焦急呀。你这样说，我怎么好意思出来呀，怎么回家呀。父母亲的脚步声走远了，我从锅门里出来，坐在小板凳上一言不发。肆拾奶奶笑眯眯地说：“不要紧，让他们找找。”后来，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肆拾奶奶笑眯眯地说：“差不多了，不能让他们太着急，我送你回家吧。”那一次，我以为我又犯了个大错误，不过好像也没有被“教育”。一切烟消云散，第二天太阳照样从东方升升起。我照旧喝了两碗粥，照旧穿上外套卡琪蓝褂子的花棉袄，上学了。😀

工作以后，我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学。有研究人员认为，初二的学生最具逆反心理，最易有叛逆行为。想想那个时候我，不就是初二嘛。心理学家，你们可真神啊，算得真准。

　　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候的我，哪里懂得过日子的艰辛，哪里晓得父母省吃俭用，是为盖新房，还有帮他们儿子娶媳妇呢。一晃过去四十五年多了，我唯一一次“贩桃子”的经历，算不上精彩，却仍然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