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知识青年的年代 36

徐顺之

知青岁月为什么会让我魂牵梦绕？

那段知青经历我为什么念念不忘？

因为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地方，乡亲们太淳朴太善良了，我一辈子都要感激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还有一位淳朴善良又帅气的男知青也深深打动过我，他成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人。

1968年12月2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离开了古都西安，开启了下乡插队的知青生涯。

那年我十六岁，在我父母眼中，我还是一个未长大的孩子。

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小山村叫郭家坡大队，郭家坡地处咸阳地区的西北山区，全大队共有五个生产小队。

当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一队富，二队穷，三队穿条绒。四队光棍多，五队住高坡。当年我们四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就被分派在郭家坡五队，居住在了山坡上那两孔破烂的土窑里。十名男知青分在了一队插队落户，分在四队的九名插队知青全都是女性。据说这是大队书记特意安排的，他这样安排的目的不言而喻。

郭家坡大队虽然不是全公社最穷的地方，可那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耕地多为坡地，平坦的川地很少。

人均耕地虽然不少，可贫瘠的土地大都是广种薄收，乡亲们的日子都不富裕，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

一队和三队之所以富裕一些，主要是一队和三队的耕地平坦一些，相对来说就能多打粮食，粮食多了自然生活就富裕。

二队、四队和五队的情况差不多，几乎没有平坦的川地，收的粮食少，乡亲们的日子也就不好过。

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五生产小队是地势最高的地方，队里一块平坦的川地也没有，自然条件最差，乡亲们的日子也最苦。当时大家都知道陕北苦，我们插队落户的郭家坡大队比陕北也好不了多少。

乡亲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可我们插队知青的生活还算可以，第一年插队吃的是供应粮，吃粮问题基本上有保障。当地的乡亲们不光是吃粮困难，他们还面临着烧柴短缺的难题。我们插队知青不光是吃粮没问题，烧柴也没问题。我们来到郭家坡五队插队落户的第二天，淳朴善良的郭庆良队长就为我们挑来了一担柴，他还吩咐社员们，每户社员都要为我们省城来的知青打一担烧柴。

看看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容易，等安顿好吃住的地方，我们在大队部开会学习了两天，又到队里的饲养室起了一天牛粪，然后也扛起扁担，拿起镢头，跟着乡亲们到十里路以外的山沟里打柴去了。

一直到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阴历的小年那天，大家才不去打柴了，因为院子里的烧柴足够烧半年了。

当然，除了郭队长挑来的那担柴以外，我们也没让乡亲们给我们打柴。

刚来到郭家坡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吃菜问题基本上都是靠乡亲们帮忙，东家半筐洋芋，西家两棵白菜，张家半筐萝卜，王家一碗咸菜。

乡亲们的慷慨和热情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动，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老乡家里都没有储存多少秋菜，快过年的时候，有的家基本就没菜吃了。

不说别人家，就说郭队长家吧，他婆姨说家里一共还有三棵白菜和几个萝卜，再就是一点洋芋和一点胡萝卜了，这点菜他家平时根本就舍不得吃，说是要留着过年吃。

我们不上山打柴了，就跟着郭队长去冯家沟赶了一趟集，买来了一筐水萝卜和十多棵白菜，眼看着要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一下过年的年货了。

在郭家坡过的第一个春节虽然很艰苦，可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

除夕那天下午，好多老乡给我们送好吃的，有油炸糕，有枣糕，还粉条豆腐，郭队长还把他家一只大公鸡给我们送来了。在郭家坡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我终生难忘。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郭队长就开始带领知青们跟着社员们一起出山劳动，往地里送粪，刨挖阳坡上的小块耕地，等背阴处的土地全部解冻了，郭队长就亲自使唤牲口，开始犁地耙地了。

经历了第一个春耕春播生产的繁重劳动，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的不容易，也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当时队里给我们评工分的时候，好多社员都说我们不会干农活，要求队长给我们评最低的工分。

郭队长却笑着说：“人家是城里来的娃娃，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看看他们手上磨起的水泡，咱咋忍心给人家评最低工分哩。”

我们刚开始参加生产劳动，郭队长就给我们插队知青评了高工分，只比正常的劳动力低一分工，队里一天给我们女知青记六分工。

老话说苦难的日子就会显得很漫长，我们的插队生活虽然也很艰苦，可苦难的日子并没有让时间停留，似乎就在转眼间，我们在郭家坡大队插队落户已经四个年头了。

那年县里要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招聘一名女干部，因为我年年都是模范知青，有幸被公社知青办给推荐上报到县里。

顺利通过了各项考核，也通过了体检，我却没能通过政审，原因是我祖父解放前开过车行，是资本家。可惜的是我连我祖父的面都没见过，却受到了他老人家的连累。

一直到了1975年秋后，在郭家坡五队插队落户的九名知青还剩下了两个人，我还是不能招干更不能推荐上大学，还是因为我是资本家的孙女。

公社知青办看我们一男一女两名知青不方便生活在一个知青点，就决定把我俩合并到其他生产队落户。

当时四队还有四名女知青，知青办主任想让我转户到四队插队落户。我嫌四队的光棍太多，就拒绝去四队。因为在四队插队落户的九名女知青，已经有两人嫁给了四队的两个光棍。

公社知青办的王主任看我不愿去四队插队落户，就对我说：“王静，咱俩是本家，旁的忙我帮不上，这点小忙还是能帮的，你说吧，你想去哪，我满足你。”

说句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去哪，听别人说，去哪都比留在郭家坡强，我就说除了郭家坡，哪都行。王主任没有食言，他满足了我的要求，让我转户去了王家大队，插队落户在王家一队。

王家大队是公社知青办王主任的老家，王主任就是在王家大队出生长大的。说句实话，王家大队的自然条件要比郭家坡大队好很多，据在王家大队插队落户的西安知青说，他们每年都能分到七八十块钱的红利，比我们在郭家坡插队落户的知青多一倍还多。

当时王家一队还有五名插队知青，四男一女，都是西安知青，但我一个人也不熟悉。幸亏有一名女知青为伴，不然的话，我一准会后悔转户到王家大队。

我们一队知青点的小组长叫刘长安，和我同岁，我俩虽是同乡，但不在同一个区生活，更没在同一个学校读过书，相互之间一点都不了解。刘长安很热情，人也很随和，我初来乍到，他不让我去挑水，也不让我烧火做饭，该我做的事情，他都替我承担了。

知青点那位叫赵香玉的女知青还偷偷对我说：“刘组长肯定是喜欢上你了，什么活他都替你干，还要求大家都要多关心你哩。”

之后的日子里，刘长安一直非常关心我，他的手电筒也借给我，说晚上起夜用得着。刚参加生产劳动时，队里的年轻后生经常跟我开玩笑，弄得我不知如何应对，刘长安怕我尴尬，经常替我解围。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发现我慢慢喜欢上了淳朴善良又帅气的刘长安，我特意跑到公社供销社给他买了钢笔和日记本。

我转户到王家一队的第五个月，赵香玉被招工了，她没有去县城，而是直接回了省城，还去了一家大型国营企业。我们都猜测她家肯定托关系了，但没有依据，只是猜测而已。

赵香玉回城后，刘长安似乎对我冷淡了一些。有一次我俩一起去磨坊磨面，我问他为啥疏远我，他红着脸说：“咱们知青点就你一名女生了，和你走得太近，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听了刘长安的回答，我心里暖暖，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许多。

1976年腊月的一天，我不小心感冒了，半夜的时候突然发起了高烧，当时村医那里没有退烧药了，更没有退烧针剂，知青点的同学们也都没有退烧药，刘长安只好跑到三队知青点，跟他同学要来了退烧药。看看刘长安跑得脸上直冒热气，我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更是心疼他。

第二年夏天，王家大队又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听说是西北国棉三厂的招工名额，那可是人人羡慕的国营企业啊。那次招工是论资排辈，谁的贡献大，谁是王家大队的模范知青，谁就有资格去省城当工人。

那时我刚转户到王家大队插队落户一年多，没有什么特殊贡献，更不是模范知青，何况我的祖父还是资本家。那个招工名额很快就落实了，大队书记决定让刘长安去省城当工人，因为刘长安为王家大队做的事情最多。

刘长安拿到招工审批表后，第一时间就找到我，笑着说：“王静，咱一队知青点就你一个女知青了，还是你先回城吧，要是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应该你先回城，我没这个资格。再说了，我祖父是资本家，我也无法通过政审。”我嘴上虽是这么说，可我心里非常想得到这次回城的机会。

刘长安笑了笑说：“企业招工又不是招干，这个不需要政审。你跟我走，咱现在就去找大队书记。”刘长安说完，拉着我就走。认识那么久，刘长安是第一次牵我的手。

大队书记很和善，他笑着对刘长安说：“长安，能回省城的机会可不多，你可要想好了。这个名额既然给了你，你就有决定权。你要是同意把名额让给王静，我也没意见，但以后再有招工名额，你就得往后排了。”“书记，我想好了，就让王静走吧，以后再有招工名额，我绝对不会和旁人争。”刘长安说完，掏出钢笔，就在招工审批表上填上了我王静的名字。

当时我也觉得这样有点不妥，可想阻止刘长安已经来不及了，审批表就一份，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就不能更改了。大队书记也说，如果我不去当工人，这个名额也就作废了。就这样，我只好完善了那份招工审批表，详细填写了我的个人信息。

1977年初秋，我回到了西安，成了国棉三厂的工人。离开王家大队的时候，我握住刘长安的手，深情地对他说：“刘长安，我在西安等你。”

回到西安不久，我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时间，我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写信告诉刘长安。那年冬季，刘长安也报名参加了高考，可惜他名落孙山了，我考上了一所卫生学校（中专）。

刘长安落榜了，我怕他失落，就写信鼓励他，不要气馁，争取下一次能考出好成绩。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收到刘长安的回信。

1979年的暑假，我去了一趟王家大队，王家大队的知青点已经成了王家大队的大队部，在王家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全部回城了。我在公社知青办查到了刘长安的家庭住址，回到西安我就拿着地址去找刘长安。到了那里才知道，刘长安家搬家了，具体搬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卫校毕业后，我到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每个休息日，我都四处打听刘长安的消息，可一直到了1983年春天，我也没打听到刘长安的消息。当时我都三十周岁了，我父母都为我的婚事着急。

1983年初冬的一个上午，我所在的儿科门诊来了患者，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他身后跟着一个女人，怀里也抱着一个女婴。那个男人不是旁人，正是让我苦苦寻找了多年的刘长安，当时他已经是两个娃娃的父亲了，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儿刚出生三个半月。那次相见，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刘长安的女儿得了肺炎，他很焦急，我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他忙着交款，我帮他办理住院手续。办好住院手续，他就急着回单位了，有关刘长安的情况，都是听他妻子说的。第二年夏天，我和单位的一名同事结为夫妻，刘长安从此深深埋藏在了我的心底。因为他的妻子特别敏感多疑，我再也没有和刘长安联系过。不能重续前缘，我也不想打扰了他平静的生活。

2008年12月26日，我去了一趟我插队落户的第二故乡，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二故乡，我竟然见到了几十年没见面的刘长安。那次相见，我看到了刘长安眼里滚动的泪花，他说他常在梦里回到这里，当年我送给他的那支钢笔和日记本，他还保留着。

那次重返第二故乡，我和刘长安看望了乡亲们，给村里的老人送了钱物，刘长安还陪我去了一趟郭家坡。

乡亲们的那份热情，令我倍感亲切和温暖，第二故乡，是我一生难以割舍的牵挂。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时隔半个世纪，当年下乡插队的生活经历方佛就在昨天，只可惜再也不能回到从前。

时隔这么多年，当年的知青时光已渐行渐远，多少往事已经淡忘，唯独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和我的那个心上人，将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永远。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知青岁月，我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那个男人，都将成为我最深刻的记忆。

我衷心祝愿我第二故乡的乡亲们都生活得更美好，也祝愿我心中的那个他健康快乐！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