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纲九十回望

早

李建纲大事记

——《穿越民国新中国——李建纲九十回叹》

朱健国

题记

一、山西二十年：首遇贵人，成为革干

二、黄石两年：为学以颂，试唱赞歌

三、武钢十年：二遇贵人，进入党内

四、“动荡”十年：为学以刚，遭遇贾威

五、快乐三年：三遇贵人，《牌》扬九州

六、作协十五年：贵人反目，唯敬徐迟

七、蒙冤三十年：直败于谄，疏败于密

八：汪芳、李城外的赞誉

题 记

问世于1934年5月26日的李建纲先生，至2023年10 月，可谓九十春秋穿越两种党国体制：十五年在民国，七十四年居新中国。所遇皆苦恼多于快乐，冤事多于荣幸——民国时被阎锡山的“公民训育运动”定为斗争对象“伪装分子”，险在太原小学操场斗死；新中国时被反右、“文革”前后的“贾威”等权门鹰犬同恶相济视为“漏网右派”“傻大胆”，用夹带手法诬为“贪黩出书”，剥夺作家、编审评选资格，虽徐迟等国士相救冤依然。晚年只有边画花鸟边回叹：“九十冬寒风雨程。多才多艺多磨难。远离“青词”忘朝市，风味依然一秀才。《牌》如劲铁笔一支，人来戟手犹骂贼。……”

如此奇特私人史，可窥“文革”之冤改革继续——湖北文坛七十年冤风怨雨与时俱进，楚天秀才多少成“软埋”！李建纲冤前，有姜弘、周勃等惨遭反右，李建纲冤罢，又有祖慰、方方等前仆后继！

《李建纲大事记》主要根据六种史料：

1、2023年10月10日至27日朱健国与李建纲的多次电话录音访谈和微信短信（约120千字）。

2、 《李建纲文存》（1-6卷，800千字），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12月第1版。第一卷《李建纲中篇小说》，第二卷《李建纲短篇小说》，第三卷《李建纲长篇小说》，第四卷《李建纲散文随笔》，第五卷《李建纲游记》，第六卷《李建纲长篇自传（上）》。（策划李更，编辑黄自华。）

3、 《文坛奇遇记——李建纲自述》（88千字），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6月第1版。

4、 《口述史——湖北当代文学》（206千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编委会主任：方方、朱训集；编委：方方、朱训集、梁必文、高晓晖、尹志勇、王虹；主编：喻向午。

5、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1920年秋-198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其中有“文革”前、“文革”中、改革后湖北文联发展史——但因鄢国培主政湖北作协时编写的“湖北省作协史”省略了大量重要史料，如：1978年6月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在1981年1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只记1985年后自己当政的事件，造成此党史中完全看不到李建纲1979年增补为省作协副主席，连1984年10月29日的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文件：《关于李建纲同志任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决定》（鄂文联党字【84】32号），也一字不提。由此让人发现，冤案制造者常常以“省略重要史料”来维系冤案——为了剥夺李建纲的作家、编审评选资格，就不能让人知道他曾多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否则人们会奇怪：省作协副主席怎么连评作家的资格都没有？

6、2009年湖北省作家协会编纂的《湖北省作家协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

《湖北省作家协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虽然比《湖北文联史》公正一些，有李建纲1978年2月担任湖北作协副主席的记录，但也没有记述李建纲的名作《打倒贾威》与《牌》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被湖北大学教授评论李建纲是“湖北文学改革的先锋”。更没有记述李建纲1985年9月提议创办并多年主持湖北作协文学院的功绩——直到2009年4月25日至5月2日，湖北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诗人田禾，还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出访以色列和新加坡，可见李建纲提议创办的湖北作协文学院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平台。

一、山西二十年：首遇贵人，成为革干

1893年（光绪二十年），李建纲父亲李占一（字德元）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旧县镇）西街村一个半农半商家庭。此地离沧州不远，乡人自称“沧州人”，尚武成风。

1934年5月26日（农历甲戌年狗年四月十四），李建纲生于山西平遥县香乐村。同村一美人郭兰英后来成名歌唱家。其时34岁的父亲在平遥城当维持治安的侦缉大队长（相当军队团长，先属冯玉祥部队，后为阎锡山部队，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中正匕首”，上刻军人魂 蒋中正赠）。

母亲张秀英，身高一米七，时年16岁，是生于与杏花村不远的汾阳县青堆镇的美女

外祖父张熙皋（字煦初），乡村秀才，其父为晚清进士。张熙皋为外孙取名李建纲——期望外孙建“三纲五常”。

五个舅舅：大舅天津经商，其余四位都是中共党员，二舅张勋1936年曾为薄一波牺盟会山西新军排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不辞而别，随阎锡山部队前往抗日前线，家里以为失踪了。

1938年，四岁的李建纲随母亲在生活无奈下到汾阳县青堆镇外公家，孤儿寡母曲尽人情冷暖，尾随舅舅们一起在村里上私塾。

1939年，五岁的李建纲亲眼见到日本兵进村，但只见抢东西，没见杀人放火。

1940年，父亲终于回到汾阳县，六岁的李建纲和妈妈、父亲一起步行几百里来到父亲工作的晋西吉县南坡村（阎锡山总部避日军从太原迁此后改名克难坡），父亲在“集训团”结束后，又将家迁至不远的曹井村，一边为阎锡山私印晋钞的“晋兴出版社”当采购物品的庶务科长，一边与人在村里合开了一个杂货铺。李建纲在此听到许多粗野民间山歌，成年后回忆时发现这是“艺术产生于性饥渴”。

1941年至1944年，李建纲在曹井村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在一间教室，师范毕业的女老师是周，后又来了个男老师，姓张）读初小。

1942年，首次对同村女孩花花产生了初恋之情。

1942年底，以二年级跳级参加县高小考试被录取为吉县城关高小四年级学生。由此亲见阎锡山和其儿子，在老师带领下高呼过“阎锡山司令长官万岁！”。险些被选入阎锡山培养特务的“洪炉训练班”。

1946年春，顺抗战胜利阎锡山返太原，随父母经临汾到太原。在临汾首次见到了八路军。家今太原南城区新城街58号。在新城街小学读六年级——此时爱上语文课，作文常常作为范文全班传阅。语文老师张石芳（男），是陈永贵的同乡昔阳人，爱讲《古文观止》。

1946年秋开始，常常放学后帮助因被阎锡山遣散而摆小摊的父亲流动卖香烟，出入各市场和妓院。

1947年春，首次自费购买现代小说——在太原中华书局购买了老舍的小说《老牛破车》。

大弟由外婆在家接生出世，白白胖胖的，几个月后却被骗子医生治死。

1947年夏，阎锡山在太原开展的“公民训育运动”波及小学，公民课训育主任朱某将李建纲定为斗争对象“伪装分子”，欲在学校操场斗死。父亲闻讯提着蒋介石颁发的“中正匕首”赶到学校，校长只得放了斗争对象李建纲。从此离小学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李建纲退学，除了有时晚上到太原“进山中学”上补习班，每天帮助父亲卖香烟。

1947年2月，因家贫在校常常受到学生欺负，发誓报复，从此以“沧州人”自诩，在作文《我的斗争对象——我》中表达了立志当个“坏孩子”。

1947年春，父亲的老熟人帮助下，14岁的李建纲进入西北实业公司的西山铁矿所当了勤务兵，除了在所里打杂，还要给所长家里做家务。此时太原在阎锡山“誓死保卫太原”的口号下成为有五千座碉堡的碉堡城。

1947年8月的一天，李建纲为西山铁矿所送一封信到城外的西铭矿山去。途中遇到在太原炼钢厂新结为朋友的李建并，得知李建并的哥哥是解放军一个连长，就在他带领下前往西村投奔解放军，受到热情欢迎，加入解放军。

1949年1月，遇到人生第一个贵人李明——为解放军干部李明当勤务员，李明的顶头上司是太原市军管会工业接管组组长（后称太原市军管会公营轻重工业管理处处长、总军代表）赖际发。

1949年4月20日，在李明推荐下成为太原西北炼钢厂解放军接收组一员，

1949年6月，向《山西日报》投稿第一篇新闻稿《勤务员做了主人》，虽然因事实不完整未被采用，但报社因此派记者来西北炼钢厂进行补充采访后发表了相关主题的新闻报道。由此受到李明等领导称赞。

1949年7月，在李明推荐下，成为西北炼钢厂进入刚刚创办的山西公学的三个学员之一，成为革命干部和大学生。山西公学由薄一波首任校长，设三个部和五个专业培训班，学制两年，学员二千多人。李明此后调入北京重工业部。

1949年10月1日，二弟李树纲（李建纲起名）出生于太原某医院，这是李家第一个在医院出生的孩子。

1949年12月，发现了“女人比男人容易改造”——同班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女同学吉美英还没读几天书，就被人介绍给一位解放军团长做了“团级官太”，让李建纲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发现，“当时的报纸经常刊登批评稿件”，常常批评干部官僚主义。几年后这种民主空气就再难见到了。

1950年，李建纲在山西公学参加了“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的大辩论，支持了一个赞成“资本家养活工人”的女同学。

1951年春，李建纲从山西公学毕业，分配到太原钢铁厂基建供应处材料供应科计划审查股任副股长。此时常常到太原图书馆大量借阅中外文学名著。同时也到“速成中学”上语文课和“俄语班”。

1952年春，李建纲开始常常业余写新闻稿，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两篇小故事，报社派专人给家里送来两斤小米作为稿费，母亲高兴极了。北京的《连环画报》社因此邀请当了通讯员，工厂也请担任夜校老师，从此有了“内部名气”。

1951年春，李建纲三弟在太原出生，李建纲为其取名立纲。母亲称之为“三宝贝”“心头肉”。

1952年春，李建纲成为太原钢厂基建处“三反五反”打虎队供应科打虎分队队长，始知“打”是个动词，对上级分下来的两名“老虎”（两名采购员）要进行拳打脚踢直到血流满面等物体打击。因产生恻隐之心，不久被撤销“打虎分队长”职务，并取消“入党培养”。

1953年夏，李建纲与新分配来太原钢厂基建处供应科的两名来自北京干部学校的学生——张志齐、程振业（山西太谷人）——成为好朋友。特别与出身上海名医世家的张志齐终生患难相交。

二、黄石两年：为学以颂，试唱赞歌

1954年春，李建纲第一次选准地利——离开太原钢厂支援武钢。为爱武钢不惜与重父母爱太原的恋人苏姑娘断交——李建纲坚决要求当“南下干部”到武汉支援武汉钢铁厂兴建，而独生女苏姑娘因要照顾父母而反对离开太原。含泪分手时苏姑娘送给李建纲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新版的《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亲笔题词：“做一个文艺家。有志者事竟成！”—— 一语成灯塔，李建纲此后一直攀登在文艺家之崎岖小路。苏姑娘爱情不成却高瞻远瞩助男友，看到了李建纲将借助武钢的重要地位从工厂跨入文学界！人生有所失才有所得，李建纲失去慧眼苏姑娘，得到了省作协副主席名望。

1954年4月，李建纲与好友张志齐等“南下干部”一起坐火车到汉口，再乘船到黄石，先支援黄石大冶钢厂扩建工程（以后再到武汉兴建武汉钢铁厂），入住黄石东方山大冶钢厂电装公司工棚，其工作是供应科的“计划员兼仓库保管员”，每天都要往工地跑。——1953年2月，迷上钢铁的毛泽东指示：（张之㓊创办的）大冶钢厂（在新中国）要办好办大。在黄石，李建纲第一次发现南北之别：湖北人那样爱吃鱼，而山西人因对付不了鱼刺而“拿鱼沤肥”。

1954年夏，李建纲第一次订阅了茅盾主编的《译文》杂志和《长江文艺》《人民文学》。这标志其正式立下了文艺志——大冶钢厂火热建设中的模范人物深深感动了他，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接连在黄石《工人报》（后改名《黄石日报》）发表了几篇后来“文革”提倡的对英雄实行“三突出”的散文、速写和诗。

1954年秋，李建纲第一次参加文学聚会，结识了“文艺女神”——《长江文艺》青年女编辑索峰光和《湖北文艺》女编辑张忠慧，分别受主编王淑耘和主编吕庆庚派遣，来到大冶钢厂扩建工地联络业余作者，在山头上的华钢公司工会办公室向十几位业余作者讲述了文艺写作要领。会议主持者华钢公司工会女干事李坤玉，一度成为李建纲的恋人标准。多年后，从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离休的李建纲，在自传体书《云浮天涯》中闻知一度的心中女偶像李坤玉婚姻十分不幸，写诗叹息：“五十年前初逢君，一颦一笑记忆新。而今我老君尚健，才思犹处如泉涌。三十万字长卷里，七十余年风雨程。多才多艺多磨难，有爱有恨有真情。读来不觉两眼湿，大块文章泪写成。自古红颜多薄命，美丽人生半酸辛。……”李坤玉将诗装裱挂于客厅，朝夕流泪凝视。其中的“多才多艺多磨难，大块文章泪写成”其实也是李建纲一生的自画像。

1954至1955年，常常白天下工地，晚上在办公室通宵写稿的李建纲，先后在《长江文艺》《湖北文艺》和上海《萌芽》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多篇，如《王兰》（获湖北省文学创作奖，收入工人出版社1955年的《工人文艺创作选集》，列入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五十双胶鞋的故事》《架工和安全员的故事》《六个磁瓶》《女工长》《去工地的路上》（获黄石文艺创作奖）。著名作家叶丁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关于李建纲的长篇评论。

1955年上半年，李建纲结束在黄石的大冶钢厂扩建工程，与十万钢铁建设大军来到武昌武钢建设工地，分配在武钢电装公司，与多人同居住于青山镇（后为武汉青山区）工人村中的“活动工房”之中。后为避免纠纷迁入一个仅能放一张小床的杂物间。不久加入青山镇文化馆“文学创作小组”，讲课老师有《湖北文艺》主编吕庆庚（后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群众艺术馆的曲艺专家徐国华，武汉市作协下放武钢的作家周学南，还有青山镇文化馆负责人熊晖（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首义功臣熊秉坤之子）。

1955年下半年，李建纲随公司搬迁到蒋家墩一间杂物间，首次在宿舍里接待了来约稿的《长江文艺》女编辑索峰光，听她讲解了雨果的小说。并在其鼓励下，大胆申请，加入了共青团——其时党员、团员发表文学作品有优先权。

1955年底，李建纲文学作品写了长篇评论的文艺评论家叶丁在江西文联领导岗位上，死于“内部肃反运动”的残酷折磨中。

“内部肃反运动”萌动于1954年、1955年的“高饶事件”“潘（汉年）扬（帆）事件”“胡风事件”。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基于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严重估计，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内部肃反运动），同时要求将审干工作与肃反斗争密切结合进行。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国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中小学（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均须进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内部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分批进行，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布的数字，这次肃反运动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1万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3800多人（造成自杀、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未公布）。虽然在运动后期，中央要求认真检查，对错斗、错捕、错关、错判的人做好甄别平反工作。但由于受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这一甄别平反工作基本上被搁置下来。

三、武钢十年：二遇贵人，进入党内

1956年3月15日至30日，李建纲进入湖北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中央领导接见于北京饭店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目微笑，一时激动万分不敢上前握手，只好鞠躬还礼。两天后在怀仁堂又听了周总理作报告，但因离得远，已无握手机会，成为一生遗憾。

周总理报告全面阐述了会议：“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繁荣创作，鼓励创作，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扩大创作队伍，反对限制和排斥青年从事业余创作的宗派主义态度和粗暴作风”。湖北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团由骆文、王淑耘夫妇带队，主要成员有吉学沛、刘真、刘岱、索峰光和农民作者严亚楚等。会上领到蓝底白字纪念章。出席会议的四百来人中，有后来的知名作家王蒙、刘宾雁、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李希凡、蓝翎、方纪、蒋子龙、冯骥才、胡万春、费礼文等。会议期间，周扬、茅盾、老舍、赵树理等在共青团中央的大礼堂为代表们讲课，老舍讲的文学的语言问题至今难忘，赵树理参加了湖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议期间李建纲第一次吃了西餐（工人出版社、中国青年报请部分代表吃饭）。

1956年4月20日至29日，李建纲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湖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湖北省委第三书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会讲话，于黑丁当选主席。

1956年夏，李建纲在工资改革中定级行政19级，每月工资72元人民币。当时在馆子时吃一碗鸡汤排骨汤不到两元钱。因此每月将一半工资寄回太原家补贴父母。

1956年，《湖北文艺》和武汉的《工人文艺》合并为《桥》杂志，李建纲在上面发表了两篇文学作品。1957年的反右运动致使“桥断”（《桥》杂志停刊，不久《长江文艺》也停刊）。

1957年秋，李建纲因频频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出席各级创作会议，成为单位一些人的眼中钉。在反右运动中为内定为右派。但因一个转业军人黄某骄傲讽刺领导，结果单位仅有的一个右派指标摘到了“黄转业”头上，李建纲最后被划为“中右”，根据是其说过“食堂星期天也应该开三顿饭，否则就是让人饿肚子的食堂官僚主义”。

1957年底，李建纲因划为“中右”，肺结核病大发作，在武钢结核病疗养院治疗半年才重新上岗工作。

1958年9月13日，李建纲与到武钢视察一号高炉出铁水的毛泽东主席擦肩而过——李建纲被人流挤到一个偏僻角落，不料毛主席正巧从此经过，虽然警卫员拦住了他的视线没有看清毛主席，但听到了毛泽东的脚步声和笑声。李建纲由此悟到：1958年的“大跃进”对全国而言是浮夸风，但在武钢，则是真正的“大跃进”。高炉提前出铁水了，武钢大发展了。

1958年秋，徐迟、王淑耘等多次到武钢体验生活和采访，因此结识了李建纲，将其作为工人作家的重点培养对象。李建纲因此出传诵一时的纪实散文《红流滚滚出武钢》。

1959年4月，李建纲调到武钢动力厂宣传科——动力厂与武钢各个生产厂矿都有密切联系，李建纲有了全面体会武钢的新便利，出版的五一墙报得到动力厂党委书记刘绍文的表扬。但不久一个小土高炉爆炸，正在当班的李建纲因快速跑开逃命而被女书记痛责为“逃兵”，由此上了书记的黑名单，认定其坚持“中右”反动立场。被剥夺宣传资格，下放到艰苦车间劳动改造和工厂自留菜地挑大粪。

1959年底，李建纲在工厂自留菜地挑大粪劳改时发现，饥饿正在全面笼罩武汉三镇—— 又饿极之知识分子“用一块英格兰手表换了老太婆一只鸡”，有某“食堂某炊事员拿一个馒头引诱一个女叫花子跟他睡觉”……“哪儿饿死人”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

1960年初，李建纲发现许多“下放干部”来自武钢出现的许多怪事：“我们车间正在调整领导班子，我本来要提副主任的，可是关键时刻我倒被下放了，一个跟书记不明不白和女秘书提成了副主任……”“某某（女）原来跟我一个组，我看不惯她那风骚样，谁知她一下子提成副书记，上去就报复我……”，一个叫胡建设的说：“婊子养的，那个骚货，为了入党跟我拉扯，……可事发了，竟然说我强奸她，组织部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弄个处分，不下放我，个婊子养的！”……

1960年春，李建纲乘下放种菜的空闲，认真读了高尔基好几本书：《母亲》《童年》《在人间》，接着又细读了老舍的《骆驼祥子》，肖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名著，文学感觉大有提高。

1960年夏，李建纲“心不在种菜而读黄书”的违纪行为被人小报告，武钢动力厂女党委书记刘绍文闻讯大怒，当面痛骂：“又是你，李建纲！天天看你的那些个黄书吗？什么顿顿的河，呼呼的河，我看你是想当个反动的知识分子！看了书你就和一些人散布反动言论！说什么‘全国一盘棋，粮食成问题’！我们“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卫星上天，亩产十万斤白花花的稻米，你知道不知道！……”于是党委办公室的全部人马都来围攻李建纲，有个叼着烟的家伙大声宣判：李建纲就是个反革命！李建纲只得说：我向党保证，以后少看书，好好改造思想。但仍然被撤销了“下放干部小组长”。新上任的组长（后改称队长）胡建设，这时又指控李建纲与“小孩偷包菜事件”有关，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0年底，李建纲得知外祖父在山西老家饿死，含泪遥祭。这证实了各地饿死达几千万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1960年底，李建纲出版了第一本文集——突然接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寄来几本书，书名叫《去工地的路上》，署名“李建纲 著”——原来吕庆庚主持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将李建纲的十几篇关于武钢（包括大冶钢厂）建设的小说、散文、速写结集出版，事前没有任何联系。几年后，李建纲在上海图书馆见到，自己的“长子”《去工地的路上》居然是借阅量不小的热门书。

1961年3月，李建纲与同病相怜的张德敏结婚。张德敏重庆人，1958年毕业于重庆电讯学校，分配到重庆电信局当实习技术员。因响应支援武钢号召，来到武钢动力厂。张德敏长相平平，衣着朴素，似乎没有什么吸引男人的地方，但她生性直率，一对猫一样亮的眼睛，闪烁沉静、温顺和善良。在指控李建纲与“小孩偷包菜事件”有关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她大胆表示了不同意见，公开同情李建纲。在反右倾运动将李建纲升级为“漏网右派”，连开三天的斗争会上，她一言不发，会下却坦然向李建纲表示了爱慕。此后在继续批判李建纲时，她竟然公开反驳那些莫须有的批判，让人们惊叹重庆女子也如此性格刚烈耿直。因为与李建纲结婚，张德敏被停止入团资格，后来调到一个烂单位一冶材料供应处。并将其干部身份改为工人。

李建纲曾说：“我跟张德敏：我在下放种菜时，她也是下放干部，就在我的组里，她体力差，挑担子时双手扶肩，走路摇摇摆摆，我叫人少给她装一些，她就有了想法，紧接着我丢了刚发的一个月的食堂粮票，她向她家里向她同学朋友四处求粮票，渡过难关。如此这般，真是一篇小说题材：饥饿时期的爱情！”

1962年初，因“七千人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检讨，刘少奇、邓小平在全国推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李建纲结束了下放劳改，调到武钢电修厂人事保卫科工作，因负责动员精减工人回农村有政绩，提拔为机关工会主席（科级）。李建纲晚年反思叹息：“动员工人回乡，是我平生所做一件最亏心的事！”

1962年春，李建纲在汉口旋宫饭店参加了武汉文艺界会议，会议传达不久前“广州会议”周恩来的讲述的“尊重知识分子”的文艺放宽政策。周总理宣布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劳动人民。会后聚餐时见到了久违的肉丸。李建纲舍不得吃，偷偷带了一个回家喂给了怀孕的妻子。

1963年2月23日，李建纲与张德敏的长子李更在武钢蒋家墩五街坊武钢医院门诊部问世。当天共生了八个孩子，只有李更是唯一的男孩。于是以“更新、更好、更上一层楼”之意取名李更（上学时学名为李智）。果然，大学毕业后的李智以“李更”为笔名，四处发表文艺作品，成为湖北作协大院最出名的“文二代”，被《文学自由谈》等媒体誉为网红作家和画家，有多部杂文、小说和文人画畅销于海内外。

1963年夏，李建纲一家三口住在武钢青山镇靠江边的11街坊的一栋楼上的一套两间半房中——因武钢人多，处级以下干部工人皆是几家合住一套，这套两间半房中就住了三家：李建纲一家三口住了有阳台的最大一间房（10平米左右），一间小房（8平米左右）住了武钢机总厂一对工人夫妇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半间房（5平米左右），则住了一个右派周作家和二婚妻。工人妻和作家二婚妻既天天在家骂自己男人又时时相互爆粗口且拳打脚踢霸占厕所的武汉泼妇。面对如此恶劣的居住环境，李建纲虽然将儿子李更送重庆外婆家，但仍然无法静心读书写作，常常白天在两泼妇的打骂声提心吊胆，夜里又在两泼妇的夫妻生活叫唤中难眠。

1963年，党中央倡导“忆苦思甜”，李建纲和袁丁、李声明等武钢秀才，在厂党委宣传部领导下成立了“武钢厂史办公室”，大写厂史家史。一度住在汉口饭店，吃喝丰富。写出两部工人家史和部分厂史后，李建纲调入1962年成立的武钢业余文联文学社（隶属武钢总公司工会俱乐部）。大型工矿企业成立业余文联，武钢是全国第一家。文学社设于武钢八街坊栋单身宿舍一楼的俱乐部，其中有文学社、美术社、文工团。为文工团编写节目，成为李建纲的主要工作。此时李建纲的理想是将武钢建成文学武钢，联络了武钢一批业余作者：李明印、王维洲、鲁天真、王志钦、朱逢文、周震亚、蒋育德和大冶铁矿的李声明、李北桂及乌龙泉矿的袁丁、陈龄等。

俱乐部的书记、主任各成一派，互相打击，常常让李建纲不知所从，左右为难。

1962年2月16日至19日，李建纲参加在武昌召开的湖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张体学，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全体代表。骆文当选主席。

1963年底，李建纲为写厂史采访了1958年9月13日为毛主席展示一号高炉出铁水的劳模包秀良。据此写了小说《包铁柱的爱情》，发表于《长江文艺》。后来又发表了续篇《一天》。两篇小说引起巨大反响，先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这事发生在陈家庄》，收入了当红作家吉学沛、苏群和李建纲的代表作；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来了一个女编辑，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男编辑张志强，珠江电影制片厂来了老编辑杜编，都说对《包铁柱的爱情》的感兴趣，希望改编为电影剧本。最终李建纲与珠江电影制片厂来了老编辑杜编合作写出了电影剧本，但正在商定拍摄时，李建纲又遭到下放，到炼铁厂给火车装大铁锭——每当李建纲取得文学创作新成绩时，就有人要整李建纲。这个规律一直到李建纲成为湖北作协副主席，仍然在劫难逃。

1964年5月，在李建纲建议下《武钢文艺》正式创办，武钢成为全国第一家自办文学刊物的大型国企。——1964年春节，重新回到俱乐部文学社的李建纲，向武钢宣传部副部长、武钢文联主席孙振茂建议：创办《武钢文艺》。几天后孙振茂请李建纲到武钢党委会上陈述创办《武钢文艺》的好处。一周后，孙振茂来到文学社请李建纲写报告——以武钢宣传部的名义给公司党委写创办《武钢文艺》的正式报告。七天后，武钢党委正式批复：同意创办月刊《武钢文艺》，由武钢宣传部负责管理，李建纲负责组建编辑部。但几天后，关于李建纲创办《武钢文艺》是想当编辑部长的流言在机关盛传。于是来了新决定：《武钢文艺》降级归武钢工会主管，由李建纲一人负责编辑《武钢文艺》，宣传部一位不懂文艺的科长负责审稿。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干扰，月刊《武钢文艺》实际上常常成为双月刊、季刊，甚至在“文革”停刊多年，到1979年6月出版《武钢文艺》（1979年第3期）时，共出版三十二期。李建纲一个主编了其中的十几期，因武钢没有印刷厂，李建纲说与附近一个只印刷发票之类的青山印刷厂商量印刷《武钢文艺》，为了保证质量，李建纲每期都到印刷三帮助检字，画插图题花。

1965年5月，《人民文学》特设“钢城速写”专栏，转载了李建纲主编的《武钢文艺》三篇特写。《长江文艺》《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更是常常转载《武钢文艺》的小说、散文、诗歌。广东和四川等省的文艺编辑纷纷来武钢约稿，《武钢文艺》在湖北和全国名重一时。

1965年8月27日，李建纲与张德敏的第二个儿子李伟在武钢出世。夫妇俩本想要个女儿，但命中只有儿子。

四、“文革”十年：为学以刚，遭遇贾威

1966年2月，湖北农村进行的“四清”运动转战到武钢，两名社教工作队员进驻武钢俱乐部，6月“文革”爆发，两个运动合为一体，于是针对李建纲和《武钢文艺》的大字报接二连三，批判李建纲发表的诗歌有“我们高呼口号，向帝国主义进军！”是号召投靠美帝！并揭露李建纲有历史问题，“父亲是国民党伪警察”，“本人是漏网右派”，“1956年参加了全国400多名右派分子的聚会，所以创办《武钢文艺》组织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于是《武钢文艺》被武钢机总三的刘氏工人夺权，李建纲靠边站。

1966年10月，李建纲参加了武钢工人俱乐部三个造反组织中的一个，李建纲为之取名“红海燕战斗队”，随后随队到北京、天津、上海串联抄大字报。

1967年7月底，李建纲因武汉“七二0事件”带来的红色恐怖，随评书演员何祚欢等待上千武汉人逃到上海，目睹了何祚欢在上海外滩向万名上海人演讲“七二0事件”的壮观场面，更在巨鹿路上海作协机关亲见了巴金批斗会，一个小有名气的上海工人作家指着巴金和魏金枝、王西彦、吴强等著名作家痛骂……回到武汉，听说有人也在批斗武汉作家，李建纲立即到汉口解放公园路武汉作协机关，向徐迟、骆文等名作家们通报上海作协的批斗残酷，并商议回避方案。但其时徐迟、骆文等名作家已遭到作协内部的造反派揪斗多次。

1967年8月底，李建纲在工人诗人黄声笑的提议下，组织武钢成分好的业余作者在黄声笑领衔下成立了“湖北省工农兵文艺公社”，并创办了《文艺新天》杂志，创刊号由李建纲撰写了慷慨激昂的发刊词，发表了黄声笑的造反诗和武钢业余作者的大批判文章。然后以发行《文艺新天》杂志为名，旅游全国，游遍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重庆、太原等大城市。四岁的儿子李更因此随父亲在天安门游玩，并在太原老家首次受到爷爷奶奶的亲热。

1968年夏，李建纲结束了离开武钢两年的文化造反生涯——发行了三期《文艺新天》杂志和“湖北省工农兵文艺公社”，虽然在全国小有影响，得到许多作者投稿，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被叫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1968年5月进行到1970年才结束。《文艺新天》杂志停办时，李建纲还清了开办时向省革委会借的五千元，并将利润六百元也一并上缴，被人赞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不带走一片云彩”，清清白白。

李建纲回忆：文艺公社和文艺新天杂志不仅有武钢的作者，还有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汉造船、武汉锅炉厂、武汉一冶公司以及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武汉市颇有一些影响。记得有一天一位穿军服戴军帽，斜挎书包的年轻人来找李建纲，原来是白桦，我从这时认识了白桦，他当时发表了他的“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但是他没有在我们刊物上发表诗文，后来形势有变，没有联系了。当时聚集许多人，泥沙俱下，也有帮我们推销刊物而不交钱的，也有借名义到处去玩的，也有乱搞男女关系的，也有不同的组织来捣乱的。我当时想：这就是造反派？这些人能干成什么事？正好形势有变，公社和刊物停办，回单位开始接受批斗。

1968年6月8日，李建纲与张德敏的第三个儿子李韧在武钢出世。想要个女儿的希望再次落空。三儿体重八斤半，是三个儿子中最重的，却被扮成女孩养着。李建纲自嘲“有儿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1969年，李建纲回谈了自己在“文革”“文革”中经历的“文艺黑线专政”“清查五一六运动”“抓北决扬”次次在劫难逃的经历，做好了自己还会遭受新的运动摧残的准备。

“文艺黑线专政”源于江青、林彪等人在1966年2月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强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红旗， 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黑线， 直至最后干净彻底地把它消灭！武钢造反派认定李建纲就是“文艺黑线在武钢的代理人”。

“抓五一六”本是指1967年北京对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的清查。1968年开始扩大到全国。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导致各地“文革”派又有了整人新借口。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武汉“造反派”中的一批激进学生由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其主要头领是鲁礼安、冯天艾（两人均为华中工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根据湖北省上报的材料，发出清理“北决扬”运动的指示。武钢“文革”派再次对李建纲算老账，

1970年2月14日（腊月二十七），大雪纷飞，李建纲和一些武钢干部背着背包在红钢城船码头紧急集合，按部队编制组成营连排班，乘船前往武钢“五七干校”——到监利、洪湖、沔阳三县交界的一个荒湖滩下放改造。李建纲在“五七干校”饱受折磨。

“五七干校”源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都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五七指示”，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的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人民日报》报道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情况，并在“编者按”中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各地纷纷办起五七干校。仅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就在河南、江西、湖北以及东北等18个省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10万余人。各地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数以百万计。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197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李建纲在武钢“五七干校”二连二排一边吃忆苦思甜饭——由树叶烂菜帮子和糠煮的黑糊糊，一边听老贫下中农讲旧社会苦日子，结果一个老太婆上去就回忆1960年饿死人的故事，于是连部立即终止了忆苦思甜大会。

1970年12月的一天，武钢“五七干校”举行“批判李建纲大会”，一个指定发言的“胚子”排长竟然让李建纲为他写批判稿。几年后这个“胚子”排长和连指导员竟然再次进入了狐假虎威的领导岗位。

1973年春，李建纲结束武钢“五七干校”劳改，回到武钢，分到一个武钢分厂食堂卖饭票，但一个文友——武钢电修厂党办刘主任（后为党委副书记）设法让李建纲到电修厂宣传科主管宣传。

1975年夏，李建纲在武钢电修厂党办刘主任的推荐下成为中共党员。

五、快乐三年：三遇贵人，《牌》扬九州

1977年春，李建纲又被调到武钢工会，主编复刊的《武钢文艺》（《武钢文艺》“文革”停刊十年）。

1977年5月，李建纲在刚刚复刊的《长江文艺》发表短篇小说《三个李——献给全国科学大会》。李建纲回忆：这篇以武钢人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小说广受好评，入选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77-1978.9短篇小说选》，共收入贾平凹、贾大山和李建纲等26名作家作品。李建纲作品名列第12篇，是湖北唯一入选者。

1977年底，李建纲在《湖北文艺》（长江文艺在“文革”后期恢复时暂用名）主编骆文、副主编王淑耘推荐下，与吉学沛、管用和等中青年业余作者，从韶山坐车一起到湖南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参观，然后到井冈山瞻仰革命故地。回来写了《黄洋界槲树》等几篇散文在《湖北文艺》发表，受到一致好评。

1978年2月，李建纲在湖北省第四届文代会当选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后改名湖北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为骆文（兼党组书记）——1978年2月15日至19日，湖北省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丕显作重要讲话。姚雪垠当选主席。骆文任党组书记。同时，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改选，骆文选为主席，徐迟、碧野、王淑耘、吕庆庚、吉学沛、李健章、马国昌、李北桂、李建纲、所云平为副主席。

1978年4月初，李建纲奉王淑耘之托，陪同刚刚发表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徐迟云南乌蒙山采访——二十多天时间在徐迟的言传身教下领悟了不少文学创作要领，并结识了云南文联主席李鉴尧（《马儿啊，你慢些走》词作者）、云南作协主席晓雪和知名作家徐怀中、彭荆风、叶楠和巴金之弟李济生以及画家范曾夫妇。

1978年7月，李建纲成为徐迟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

1978年夏秋，省作协在当阳办中长篇小说学习班，李建纲从沈毅、刘不朽（宜昌市文联主席）介绍中，发现了宜昌工人作者鄢国培（驳船电工）在创作一部为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卢作孚立传的长篇小说“长江三部曲”，基础很好，即决定作为重点作者培养，安排陈龄专看鄢稿，并支持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田中全为其出书。后来又在嘉鱼为其作品开了研讨会。终于使“长江三部曲”第一部《旋流》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1980年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千字的评论《谈长篇小说〈旋流〉的人物塑造》，为鄢国培后来当选省作协主席进行了重要铺垫。

1979年4月10日，著名作家徐迟得知李建纲将从武钢调入湖北省作协任专职副主席，写信李建纲，担心“一入侯门深似海”，会陷入事务而荒废创作。一语成谶。多年后果然如是，李建纲陷入湖北文坛第一冤。徐迟其信全文如下——

建纲同志：

得信大喜！我也是因为不知你在天涯何方，总在惦念。电影剧本难写，当初要是我在，不会赞成你去，自讨苦吃的。不过你也因此到了普陀，不胜艳羡！

调作协之事，我替你想了想，最好还是不离开你的生活基地。如果你今后想搞创作的话，还需要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我仔细看了你几篇作品，是很有创作能力的！到了作协，就怕“一入侯门深似海”，他们当然要你工作，杂事就多了，你太单纯，应付不了许多人事关系。这样，调成功了，就去报到，调不成功，也不妨碍。这些意见，供你参考。

你写我的文章，我不赞成，但也不“生气”，就是不要再写了。应当“惜墨如金”，我这个人是不值得写的。《落雪》已经看到。《蔡希陶和植物园》可否寄来看看，《明媚的边疆》也想看看。我看过就可以寄回给你，便于你保存他们。

《打倒贾威》可发，（不必担心），如此写“文革”的不多，你是第一篇！

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其实也是写“文革”的，“文革”是不得人心的！不过，你这样的小说也不可多写，还是要顾全大局。《长江文艺》和《长江日报》发表给我平反的文章，事前都没有跟我商量，也不给我看稿，已经发表了，我才看到。我如果事先知道，也要顾全大局，不同意发的。但已发出，也就发了。

我们四月二十四日飞法国，五月十三日往回飞，还可以收到你一封信吧？紧紧地握手！问你爱人孩子好！

（徐）迟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李建纲回忆：徐老曾经先后给我十多封信，每一封都是这样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耳提面命。他最关心我的创作，曾经很严厉地（恨铁不成钢）说我：你不要每天忙于事务，要写东西！再不抓紧写，过了六十岁就来不及了！在开始评作家职称的时候，作为评委的他，发现没有我的材料，就叫人催我快报，说人家都报了，你怎么还不报？后来知道是被一个党组要员给卡掉了。他惊讶说：是谁？是她？

1979年5月，李建纲在《长江文艺》（1979年4月5月合刊）发表中篇小说《打倒贾威》，有隐笔，有曲笔，打响了“文革”后反思五七干校极“左”的第一枪，《新华文摘》1979年第8期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专栏播放了一年（由著名话剧演员王正泰演播）。全国各地三百多位读者给李建纲写了赞扬信。连徐迟也来信说：“《打倒贾威》……如此写“文革”的不多，你是第一篇！”

1979年5月，《长江》文学丛刊创刊。骆文任主编——1979年1月，李建纲提议筹办双月刊《长江》丛刊，在骆文支持下，多次奔走于省委宣传部、省出版局送报告和征求姚雪垠、徐迟、碧野等老作家意见。最终正式创刊，骆文任主编，李建纲、沈毅为副手，前者分管小说，后者分管诗歌与评论。

六、作协十五年：贵人反目，唯敬徐迟

1979年秋，李建纲从武钢调入湖北省作协任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因李建纲当时不仅在主编《武钢文艺》，还担负《武钢建设史话》《武钢工人家史》的编撰重任，骆文给武钢党委书记沈因洛写了三封信，李建纲才终于调入省作协，骆文成为引领李建纲进入省作协的贵人。省作协一度形成了骆文、吕庆庚、李建纲“鼎足而三”的领导格局。后来李建纲又推荐了王维洲、陈龄、田央三名武钢业余文学作者进入省作协工作——因李建纲骨子里是个傻大胆，直话直说，口无遮拦，更由于李建纲亲近徐迟，让骆文开始反感——骆文似乎不服徐迟盛名压过自己。得罪了贵人骆文及接替者，1985年后某“女党组”就开始编织李建纲“在省作协组织武钢“四人帮””的罪名。

1979年9月，李建纲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似乎成为李建纲进省作协的投名状——李建纲从此陷入了“写作一生却无参评作家的资格之悲剧”。因为进作协骆文就对他说：“作协刚刚恢复，还是先把工作挑起来，把摊子撑起来。别的副主席可以挂名，你年纪轻轻的，要干活啊！”李建纲的第一个活就是将作协从文联中独立出来，经过多次的卑躬屈膝到省委汇报，终于在1981年春让省作协独立了。有人说这是李建纲进作协的第一功。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李建纲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湖北代表团有21名老中青年作家：姚雪垠、徐迟、王淑耘、黄碧野、吉学霈、李蕤、李冰、黄声笑、洪洋、徐辛雷、安危、李北桂、李建纲、秦廷申、陈美兰、莎蕻、余英、舒志超、吴奚如、刘岱、骆文。住北京市四招，电话890981。同住北京市四招的湖南代表团只有15人。其他团人数是：台湾1人，港澳4人、西藏4人，贵州6人，云南10人，青海8人，甘肃7人，新疆13人，陕西14人，广东21人，湖南15人，湖北21人，河南13人，江西12 人，福建9人，浙江18人，安徽17人，山东17人，江苏12人，上海47人，黑龙江9人，吉林11人，辽宁17人，内蒙古14人，山西12人，河北12人，天津14人，北京市45人，部队51人，中直170人。

这次大会，是历经风波后文艺界拨乱反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文艺大军盛大会师，是文艺界“五代同堂”和“海内外共聚的盛会”，也是建国后“文代会”换届间隔最长的一次大会。这次文代会开法不同以往，以往是“文代会”和“作代会”同时召开，这次先开“文代会”，待文联机构恢复后再开“作代会”和其他协会会议。

“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提出“文艺不必从属于政治”和“双百”方针。祝词如同一声春雷，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全体代表，宣告文艺的春天到来！

李建纲在会上结识了沈从文等许多老作家。

1980年春，全国许多省市作协领导都纷纷来湖北取经如何让作协与文联独立，李建纲被接待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有一天作家杨江柱看见李建纲在写许多会议通知和接待通知，不禁长叹可怜李建纲：你把自己完全浪费了！

1980年夏，李建纲接待了来自美国的诗人金斯伯格，其长诗《嚎叫》在西方颇有影响。

1981年1月，李建纲大胆在《长江》丛刊发表了北岛唯一的小说《波动》——1980年底，李更在北京诗人王家新那里发现北岛几经周折也未有刊物敢发表的小说《波动》，即带到武汉找机会。李建纲反复细读后，深感震撼：《波动》既写法新颖，人物古怪而思想出格，每段都以第一人称写一人，思想更深刻尖锐，以“文革”前后沦落社会底层的几个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日常生活，表现了对真正的自由民主之强烈向往。让人感同身受。当时北岛正因“民主墙事件”成为报刊回避的敏感人物，李建纲便采取变通手法，隐去北岛这个笔名，而以其本名赵振开作为作者。在争取到骆文的同意后，召开编辑部专题讨论会。尽管李建纲以分管小说的负责人首先表述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会场多数人沉默，只有二三人赞同，且有一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女编辑公开强力反对，但李建纲仍然借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此小说是反对“四人帮”的”及《长江》丛刊新创刊应该显示包容各种创作风格吸引读者等理由，果断决定立即发表。《长江》丛刊1981年第1期刊出后，反响积极而平静——《波动》虽然署名赵振开，但许多文化人知道赵振开就是北岛，对《长江》丛刊刮目相看，这为《长江》丛刊随后争取到沈从文、廖静文等名家作品打开了通道，发行量增长为18万。但是李建纲也因此得罪了那个“工农兵女编”，她在几年后运用手段成为作协党组成员后，狐假虎威地非法剥夺了李建纲评选作家级别和编辑职称的资格。但李建纲大胆在《长江》丛刊发表了北岛唯一的小说《波动》的功绩载入史册——三十多年后，方方主编的《长江文艺.好小说》2013年第12期转载了李建纲编辑的北岛小说《波动》，并附有作家李陀的介绍文章：“1981年，《波动》发表于《长江文学丛刊》第一期，署名赵振开。1985年，香港中文出版社正式出版《波动》的繁体中文版及英文版，署名仍是赵振开。”

1981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这是李建纲和骆文多年奔走的结果——省作协从省文联独立出来了。

1982年1月，李建纲在《长江》文学丛刊发表短篇小说 《牌》——通过一个国有大企业的老劳模“锅炉王”十几年始终住在一个下雨就漏水的破芦席棚，“文革”造成所谓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其实只是权力者的一张牌。《小说月报》转载后，有评论家认为这是李建纲最艺术最深刻的小说，堪称“孤篇压全楚”：湖北从来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如此深刻如此艺术地揭示新中国劳模和工人阶级的本质。

请看《牌》的精彩结尾——

粉碎“四人帮”后，刘永年恢复了书记职务。……在房管所长努力安排下，刘书记又搬回了被（“文革”造反派）左老龟强占的大房屋（装修一新）……其后不久，房管所长被提拔成办公室副主任。……刘书记搬完家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季节，……锅炉王家屋角垮了一块，雨水飘洒而下……锅炉王老婆逼着老头去找刘书记。说倘他不去，她就亲自出马，说反正也认识刘书记了，她还给刘书记端屎端尿过。锅炉王笑嘻嘻拦住了她，自己披了一件雨衣欣然前往。一来被老伴纠缠无奈，二来正好最近有一栋新楼房竣工，……对老伴说：“你去不行，你会说个啥？啰啰唆唆，过去是没有房子，如今刚好有栋新楼，刘书记还能忘咱？你瞧着，我这马到成功！”果然是马到成功。他兴冲冲回来对妻子说，刘书记亲口答应他，一定首先考虑在这新楼房中分给他一套，因为刘书记（“文革”打倒时）在他家养伤，亲眼见到他家人口众多，房子太小，而且那房子也确实不宜住人了。锅炉王说完，得意洋洋地约人打牌去了。

在工厂里，分房是一件大事。因为房少而要房的人多，为了分得公平合理，使大多数人满意，刘书记决定亲自主持分房会议。但是，像我们常见的情形那样，会议还没有举行。背后已经展开了紧张的活动。房产部门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更高一些的领导人则直接去找刘书记本人。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语言：申诉自己住房困难，这一次一定要考虑到他。等到开会的前夕，房产部门负责人带着罗办事员来到刘书记办公室，汇报最后的分房方案：原则上是给刘书记增加一套，张书记增加一套，刚刚恢复职务的处级、科级干部每人增加两间，“文化大革命”中新提拔的处级、科级干部每人也增加两间，还剩两套，一套分给最近新调来的一位领导干部。一套分给罗办事员本人。这样正好分完。会办事的罗办事员简明扼要地解释说：一栋楼房没有多少间房子，需要重点照顾。一些老领导干部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一般身体都不好，又刚刚恢复工作，需要一个有利于健康和工作的良好的居住环境，有的儿女都要结婚或将要结婚，也需要增加房子；而

一些新领导干部则原来住房都比较窄，理应调整……

刘书记最初对这个方案是不同意的，怎么能都分给领导干部呢？但是，正是这“领导干部”四个字使他犹豫。他想到那些来找他的处长和科长。他明白，这个方案并不是罗办事员主观提出的，而是在各级领导的示意下提出来的。如果自己否定了这个方案，就会使那些处长、科长对自己不满，那么，今后怎么依靠他们开展工作呢？他思来想去，痛感到党的优良传统被“四人帮”破坏尽了，自己也无能为力，他最后说：“我的一套不要了，分给锅炉王吧，他的情况很困难。”

罗办事员立刻说道：“刘书记，我这人说话不隐瞒观点，这一套房子就是您不要，也不能给锅炉王，……你说他困难，比他困难的还有的是呢，工人村就有上百家，你解决他一家，其他那些家怎么办？搞不好会闹起来的。只能等以后慢慢解决他们的问题。”

刘永年不言声了。他低着头在房里来回踱步，两只手背在背后，手指头都在颤动，肌肉松垂的脸上一阵一阵发着痉挛。老罗说的也是实情，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当各位带“长”字辈的领导欢欢喜喜乔迁完毕，厂里紧接着召开了一次全厂大会，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厂出现的大好形势，表彰先进模范人物。被表彰的人都坐在台上，人人手捧一张刚颁发的光彩夺目的奖状。其中就有本小说主人公锅炉王。刘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提出了他的名字，赞扬他一贯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在生产、工作上勤勤恳恳，干在前头，而在享受，待遇上毫不追求，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那样一间小房里而毫无怨言……刘书记号召全厂职工都要向王福同志（锅炉王）学习。

散会之后，锅炉王把奖状揣在雨衣下面，冒雨赶回家中，他对家里越来越不放心了。下了几天的雨，家里已面目全非，从墙到床全是湿漉漉的了，墙上粘贴的一张张奖状，被水浸透，一片一片地垮下来。盆盆罐罐，孩子们的鞋子在地上积水里漂着。他的老伴不是赶紧排水堵漏，而是披头散发，浑身尽湿地在那里摔打东西，口里骂骂咧咧。一见他回来，手里又拿着一张奖状，仿佛更火上加油了，劈手把奖状夺过来，扔到地上脏水里去。随后她哭起来了，唠唠叨叨说她瞎了眼，跟了这么一个窝囊没用的劳模。锅炉王此刻傻了，也不还嘴，也不脱下雨衣，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炕上，时而看看这里，时而看看那里。耳里响着或紧或慢地滴水的声音。他突然看见几张用旧了的扑克牌掉在水上，飘在角落里。他怔怔地看着它，一向不大爱思索的脑袋忽然思索起来了，他思索起左老龟说过的一句话：“用得着它就是王牌，用不着屁也不是！”他忽然觉得好笑，不由得自言自语道：“原来我只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牌，他娘的！”

1981年10月，李建纲结识马未都并在《长江》丛刊发表马未都一部中篇小说《记忆的河》——马未都其时在北京《青年文学》杂志当编辑，业余写小说。2015年李建纲与马未都福建长汀纪念长征会议上重逢时，马未都已是乘私人飞机与成龙同机到达的文物专家——早在1996年10月，变身文物专家的马未都，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首座私立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1982年1月31日，李建纲首次得到沈从文回信——

建纲先生：惠书及《长江》丛刊稿酬先后收到。谢谢！稿酬觉得偏高，四十年前旧作，算的是过时作品，似不必如此逾格优待，比较心安。照片效果不太好，拣出比较有意思的一张寄奉。因为这个美国友人（李注：这个美国友人，即指美国学者金介甫，沈从文研究专家。因研究沈从文专著获博士学位），照此相后不久，就得特许，到湘西凤凰一游。且十分热情整理我旧作，搜集到作品卡达千来种，在目前，可说是熟悉我作品最深的。正因为见得较多，谈问题时也较客观地多。作品长处和弱点，得失明确。

并复侯著安！

沈从文 八二年春节后第四天（1982年1月31日）

此信背景是，1981年10月8日，李建纲在马未都的帮助下，结识了沈从文弟子汪曾褀，从而得知沈从文住址。立即前往“部长楼”前门东大街三号五〇七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在客厅热情接待，既将旧作《长河》给《长江》丛刊发表，又赠新作《从文自传》，并亲笔题写：“建纲同志惠存。1981年10月8日于北京，时年八十。”《长江》丛刊1981年12月全文发表沈从文《长河》，并配发长篇评论，反响极大，许多青年读者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有沈从文这样的“出土文物”大作家。评论家认为《长江》丛刊首发被迫停笔三十年的老作家沈从文之《长河》，有力地反击了“四人帮”，是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左倾”化的拨乱反正，是对“左联”之外的另一种文学风格的平反昭雪屾此推动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长江》丛刊影响下，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1984年7月联合出版了12卷本《沈从文文集》，许多出版社纷纷出版被压制多年的老作家作品，名为《重放的鲜花》。

1982年9月上旬，李建纲走进“文学神童”刘绍棠的客厅，刘绍棠一眼认出这是曾与他一同两次参加全国作家会的湖北作家李建纲，记得1956年一同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时，李建纲因全场个子最高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目微笑；又想起三年前，1979年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再次见到李建纲。得知李建纲现在是《长江》丛刊副主编前来北京组稿，全力支持，即将拟给《收获》的一篇小说给了李建纲。两月后，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荇水荷风》在《长江》丛刊显要刊出，好评多多。

1982年9月中旬，李建纲来到天津组稿，受到冯骥才、蒋子龙和孙犁老人的热情接待。首先见到的是同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蒋子龙——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与李建纲的小说《打倒贾威》一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小说连播节目”播出。随后又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面，蒋子龙不仅表示会全力支持李建纲，还在得知李建纲儿子李更喜欢集邮后，在李建纲给儿子买的几套邮票上第一张都亲笔签名留念。

与冯骥才相见时，有人笑了，说：“两高监票人喜相逢！”——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身高一米九的冯骥才与身高一米八六的李建纲分别担任了天津代表团和湖北代表团的投票监票人，一时成为会议的热传花絮。

随后《天津文学》的一位女评论家带李建纲拜访了著名作家孙犁老人。时年古稀的孙犁老人，虽因身体原因久不见客，这次却破例，不但相见，还亲笔在李建纲笔记本上写了：“李建纲同志过津晤谈留念。孙犁”

1982年9月下旬，李建纲来到上海组稿，首次拜访了巴金老人。得知《长江》丛刊又重新发表五四名作家作品时，巴金老人十分支持，当即给了写矿工生活的旧作《砂丁》。（《砂丁》是巴金早年亲笔手写稿。《长江》丛刊发表后，李建纲让主编骆文珍藏了这一巴金珍贵手迹。）

1982年9月下旬，李建纲在上海还与“鸳鸯蝴蝶派”名家秦瘦鸥先生结为朋友。秦瘦鸥将讽刺国民党的旧作《接收日记》交给李建纲。《长江》丛刊发表后，李建纲又推荐给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此次在上海组稿，李建纲与黄裳、茹志鹃、戴厚英、师陀、施蛰存、朱雯等名家相见。戴厚英后来带着女儿醒醒参加了《长江》丛刊武当山笔会。

1983年2月26日、28日，李建纲连得秦瘦鸥先生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

李建纲同志：惠书及刊物均收到，谢谢！

上一期内的大作“儿子”（《儿子归来》），写得十分生动深刻，佩甚佩甚！可是照最近的“形势”看，这类题材的作品，恐怕又将“割爱”了吧？

我的旧作“劫收日记”，一直在进行必要的修改。但发现了两个问题。 （1）主要是揭露的，没有什么鼓励性或发扬什么民族自豪感之类的作用。只能使读者通过对比，正确对待今天。不知眼下合适不合适？（2）此稿共约廿万字，但因时隔十七八年，加以香港商报地方狭小，所存旧报不全，以致找来找去，尚缺最后二三万字，有待我重新构思，另行补入。 现在打算先寄六万字给你们看看，（另加一篇介绍文字）如有意的话，立即续寄四万，凑成半部，先发下去。后半部容我喘一口气，隔四五十天再交。如果这样办不好，乞赐一电，我就不寄了。否则明后天一定付邮！

致以敬礼！

秦瘦鸥 （1981年） 2，26

两天后又收到秦瘦鸥一信——

建纲同志：电悉。26日已发一航信，此时谅荷及。“劫收日记”上半部共四章，约七万六千字，另加我所写“试论谴责小说”（实际上是开场白），约五千字，就有八万多字了。准明天下午挂号寄出。这样，下半部大约要长一些， 至少有十万字。因为这半部里面需要改动之处更多，而且还要补写一个结局。这几天内无论如何赶不出来.你们再宽限我一二个月，内容多少可以充实些。想不致反对吧？ 总的来说，此稿质量并不高，恐怕会使你们失望的。因此，采用与否，完全由你们审阅后决定吧！千万不要为难。稿件的唯一“优点”是相当别致，可能使读者会感到新奇的。

其他当在寄稿时再详告。特先函陈。即致敬礼！

秦瘦鸥。（1981年）2，28

李建纲后来回忆说：“秦瘦鸥在给我第一封信时，对于他的小说能否发表，极为疑虑，对于政治气候神经过敏，他甚至于劝我‘割爱’。所以我接信后，立即发电报给他四个字；发表勿疑！这才坚定了他的信心，加快了修改和补充。否则这本书很可能夭折！”

1982年5月上旬，李建纲得到徐悲鸿夫人（徐悲鸿博物馆馆长）廖静文先生5月1日的回信——

建纲同志：两次来信收到。承寄赠“长江”丛刊及贺年片，深为感谢！尊作“罪人”很好，文笔朴实流畅，形象生动，已拜读两遍。 拙作《徐悲鸿一生》已出版，但销售一空，许多人未买到。我们馆里订购了一万一千本，准备开馆后再出售。出版社已通知我准备再版。 这里寄上两本，请将一本转赠骆文同志。

我因为准备开馆的种种布置和事务，忙得不可开交，迟复此信，请原谅！匆匆，敬祝新安一切顺利！

廖静文 5/1（1982年5月1日）

此信的来历是，李建纲在马未都帮助下，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得知廖静文的著作《徐悲鸿一生》即将出版，于是次日（1981年10月9日）即到徐悲鸿博物馆拜访廖静文先生。相谈甚欢。廖静文不仅同意《徐悲鸿一生》交付《长江》丛刊先发表，并根据李建纲建议，加写了一段致《长江》读者的前言。《长江》丛刊1982年第1期率先发表《徐悲鸿一生》，反响强烈，当期《长江》丛刊加印了一万多册。

1983年3月至10月，中国作协湖北分会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开学，全省二十余名青年作者入学——李建纲看到其中一些不正规的操作，由此想到要创办文学院，正规化培养青年作者。

1984年10月29日，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下达红头文件：《关于李建纲同志任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决定》（鄂文联党字【84】32号）——

经党组研究决定：

李建纲同志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

中共湖北省文联党组

1984年10月29日（红印：）

抄报：省委宣传部

1984年，经骆文等老作家和李建纲等省作协干部的热情培养的鄢国培，被调到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并于1985年当选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0年起任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2月，湖北省文联、省作协位于东湖的新办公楼竣工。李建纲从此一直居住于大院的宿舍楼。

1984年8月，吉学沛接替骆文任《长江》文学丛刊主编。

1984年9月13日，全省宣传文化工作改革座谈会召开。

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湖北省作协代表团15人与会。

1985年1月，李建纲、祖慰等在骆文带领下，向省委书记关广富等领导汇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盛况，并建议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从文联分离单独建制。汇报由李建纲主讲，得到省委领导的认可。

1985年3月，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单独建制，隶属省委宣传部领导。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政治处、创作联络部、理论研究室、文艺创作室（也称文学院），共五个处室、两个文学期刊编辑部。《长江文艺》《长江》文学丛刊为其机关刊物。——李建纲代表骆文四处奔走送报告，为省作协单独建制奔波了五年。

李建纲晚年对于作协史写“中国作协湖北分会，下设几个机构，其中一个‘文艺创作’（又称文学院）”，非常反感，2023年10月27日他在微信中说：“这完全是捏造，他们想用一个括弧轻描淡写地略过文学院，仿佛文学院早在1985年就有了，正式名字叫文艺创作室。他们这样写就撇开了我与文学院的关系，完全不提我为文学院所做的一切事情，你看他们多么阴狠无耻！事实上文学院是1989年由我提议成立，大概是由于我提议请徐迟担任名誉院长而惹恼了骆文，因此得罪了他，于是鄢（国培）、朱（莎莉）趁机发动心腹整我，形成运动。这是作协一个大事件，（湖北）作协最黑暗的时期，以至于过了十多年，他们编写湖北文学五十年时，还要歪曲事实。而且编写这一节史料的人叫黄建华，是个转业军人，分配到作协，几个月没有具体单位要他，是我把他收留到文学院，干了一年，竟然秉承朱莎莉的暗示，诬告我贪污，把事情越吹越大！这一段典型地说明了一个文化单位也可以怎样的无法无天，而无处说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在司空见惯中形成的。”

1985年3月，正在负责筹备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和李建纲，突然遭到“李建纲想以武钢“四人帮”篡夺省作协领导权”和“邀请自由化作家刘宾雁来湖北演讲”等流言袭击，曾将李建纲调入作协的贵人骆文竟然相信了这些诬陷。于是李建纲被终止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筹备权，随后失去一切职位。

1985年5月，骆文“复辟”，与碧野并任《长江》文学丛刊主编。

1985年5月27日至31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隆重召开，省委书记关广富到会讲话。选举姚雪垠、徐迟为名誉主席，骆文任主席，王文生、王淑耘、白桦、刘岱、刘富道、李北桂、洪洋、祖慰、杨书案、曾卓、鄢国培、碧野、熊召政、蔡明川为副主席。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在中国作协湖北分会理事（扩大）会上讲话。李建纲因被骆文误会，又因向客人介绍鄢国培是“工人作家”，得罪有省委宣传部部长为首的新贵鄢国培，由此墙倒众人推，失去作协副主席和《长江》文学丛刊主编职务。

1985年9月，省作协文学院成立徐迟任院长，李建纲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省作协文学院是李建纲几个月多方联络的结果。为此与骆文公开在会上争论。而提议徐迟任文学院院长，强调文学院可将此前省作协办过的文讲所正规化，更加深了与骆文的隔阂——骆文早已疑心李建纲写文章歌颂徐迟，是叛骆投徐。这就促使“女党组”与朋党随后敢于放手报复李建纲——李建纲不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骆文由重用李建纲的贵人变为疑虑李建纲不忠的怨人，也就注定了李建纲将陷入冤案。

1985年12月，中国作协湖北分会成立党组，洪洋任书记，刘富道任副书记，成员有蔡明川、朱莎莉（女）。

1985年12月的一天，首任院长是徐迟竟然和上任不久的省作协党组书记洪洋，爬上五楼，到了李建纲家里来。徐老坐下来就把李建纲拉坐在身边说：“不要忙了，坐下来谈话。”洪书记说：“文学院长和副院长谈话。”徐老说：“我不把你李建纲看作副院长，你也不要把自己看成个官。你在文学院里和大家一样是个创作员。你在武钢时写了《三个李》《打倒贾威》《牌》……”洪洋说：“这都是不错的小说，北京都转载了，中央电台还小说连播了。”徐老说：“我不看好，太粗糙，缺少艺术的打磨。现在我要问你李建纲，到了作协后又写什么了？”李建纲一下被问住。可不是嘛，到了省作家协会了，条件好了，理当更多地写作，而自己却昏头昏脑的，竟然没有想这个问题。李建纲无言可答。洪洋说：“他担任的职务太多。”徐老说：“这不是不写作的理由。我就是注意你长时间没有东西出来，不知你整天在干什么？你已经五十多岁了，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呀！所以，到了文学院，工作是要干一点的，但是，不要什么副院长不副院长，不是还有老沈（毅）嘛，你的任务还是写作，每年也应该有一定的数量。”洪洋以他惯有的笑容说：“这是徐老对你李建纲的要求，他总是鼓励人写作的，但是副院长还是副院长了，在徐老的主持下，搞出一个不一般的文学院来。”徐老这才笑起来说：“你以为我来跟你谈文学院的公事，没想到说这些吧，我们当然要把文学院搞好，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年轻人通过文学院这个高炉炼出来。”

主持文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李建纲，后来还得到方方、刘富道的不少支持。李建纲请方方绘文学院学员们讲课，按规定应付讲课费，但方方坚决不要报酬。

李建纲晚年回忆：部分学员曾对文学院抱怀疑态度，但看见方方那样认真讲课，都相信文学院是真的在培养人才。而我们的“女党组”在干什么呢？朱莎莉正在组织她的朋党，莫须有地造谣中伤诽谤我，并且到宣传部去告我的状，要把我打成“贪黩出书”！虽然宣传部都否定了他的这一指控，但她还是剥夺了我的评职称权，而且也剥夺了我离休时可晋一级工资的待遇！

1986年1月，鄢国培系列长篇小说《长江三部曲》（即《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三部）出齐。“女党组”一伙气势更大了，开始决战李建纲。

1987年12月，文艺界首批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一批知名作家、编辑家、艺术家获高级职称。李建纲因被朱莎莉等朋党剥夺评选作家编辑资格，未能获作家职称——李建纲之冤由此扩大化。

（中国现行作家级别分为五级，分别是享受政府津贴的特级作家和一级作家，这两类是国家级作家，均为中国作协会员； 省级作家为二级作家； 市州级作家为三级作家； 区县级作家为四级作家。）

1988年2月，洪洋任《长江文艺》主编，刘富道任《长江》文学丛刊主编。

1989年5月，由省作协文学院主办文学内刊《文学园》创刊，李建纲任主编。

1989年6月，省作协副主席祖慰蒙冤，被迫秘密出境旅居法国巴黎，任《欧洲日报》专栏作家、文化记者。祖慰成为李建纲蒙冤后的又一位蒙冤湖北作协副主席。二十一年后，湖北作协主席方方也在劫难逃。省作协领导成高危职位，似乎是中国文化界一大特色。

早在1980年，“怪味作家”祖慰创作的《啊！父老兄弟》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就以揭露了“文革”后期一件发生在湖北省天门市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成为湖北文坛20世纪80年代直面现实，直面现实，饱含作者忧国忧民情怀的代表作品。于是在1981年9月湖北省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该作品与白桦的《苦恋》一道，被作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的典型，受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严厉批评。

1989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会议在武昌举行，中国作协和各省市作协负责人50多人与会。

1989年9月，毕志伦任党组书记，鄢国培任党组成员。“女党组”等朋党与李建纲冲突再升级。

1989年12月，湖北省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金凤青年文艺奖评奖揭晓。文学剧本《寻找山泉》，作者沈虹光；中篇小说《烦恼人生》，作者池莉；长篇小说《百年风流》，作者映泉；《男儿女儿好看时》，作者叶明山；《圈套与花环》，作者苏群；理论专著《小说二十四美》，作者俞汝捷。共六部作品获屈原文艺创作奖；邓敏、方方、周友金等三人获金凤青年文艺奖。

1989年12月22日至24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理事68人，产生主席鄢国培，副主席丁永淮、方方、王先霈、刘不朽、刘富道、杨书案、洪洋、管用和，秘书长朱莎莉。朱莎莉代表鄢国培开始公开压制李建纲。

据李建纲回忆，其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曾为宜昌市领导，与鄢国培有多年交情。鄢国培因此在省委宣传部绿灯常开，在省作协“恃宠横行”，将李建纲争取来的文学院开办资金五万元挪用为办招待所，将民间赞助百万元放到家乡宜昌办作协之家……屡屡对女工农兵大学生朱莎莉等“朋党”“别有恩命”。

1990年5月，《长江文艺》发表了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的《关于我省文艺工作的谈话要点》。

1990年9月，毕志伦任党组书记，鄢国培任党组成员。

7、 蒙冤三十年：直败于谄，疏败于密

1991年8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社团的条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改名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

1991年10月，李建纲主编的《楚文学》问世——由原来的《文学园》改名。

此期《楚文学》1991年第9、10期合刊目录有——

写在前面/本刊主编

学唱文学歌 同做文学梦/毕志伦

中篇小说

古巷道/ 古清生

走向生活 /严 山

小说

险情 /刘汉平

凉亭风波 /李 贤

最后的艺术 /魏文贵

菊珍的情变 / 默 一

文学之纤 /罗文发

女儿家 /汪伟来

散文、报告文学

大道通向远方 /小 蔡

第二次见面 /安慎言

母亲的节日 /李 蕾

我的水手长 /徐历青

路 /鲁先泽

评论

古清生带我们走进古巷道 /刘富道

科学童话

水火相容 /章建华

诗歌

爱的竖琴（六首）/ 曾腾芳

水 / 鄢元平

书信 / 吴穆田

曾经（外一首）/ 忘 川

来来去去的路径 / 于 墨

主办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

出版单位：《楚文学》编辑部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内部报刊准印证（一九九一鄂内刊）字第一四五号

李建纲在《写在前面》的“本刊主编”的话中，强调“《文学园》更名为《楚文学》，脱出函授的范围，成为全省文学爱好者的刊物”。同时回顾了他创办文学院的成绩——

我们刚刚度过了我们共和国的第41个收获的节日。

文学的原野上，一片葱茏勃郁。

在这一片生命蓬勃的原野上，既有参天的大树，也有幼嫩的小草；既有出墙的红杏，也有含苞的蓓蕾。

大树已硕果累累，红杏正春意喧闹。小草和蓓蕾在默默地成长。

人们对累累硕果的大树充满敬意，对春意盎然的红杏无限喜悦，对破土的小草和绽芽的花苞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怀和爱护。

这就是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之林以外，还需要这一本《楚文学》的原因。

《楚文学》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之一，由文学院编辑。文学院从1985年创办之日起，就满怀热情地面向着全省中青年作家群和广大的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竭尽所能地为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创作，为在他们之中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而工作着。通过举办创作员班，资助写作、联系请创作假、办笔会、研讨会、文学函授班以及编辑《文学园》刊物、发放文艺学习资料等方式，为我省文学新秀的早日成才、早出作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些已成为湖北文学界的佼佼者，引人瞩目的新星。更多的文学青年则是在《文学园》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从而开始了他们文学之路的长途跋涉。

唯楚有才。而人才需要关怀和爱护，发现和培养，使用和施展。为了更有效地给文学青年和业余作者以切实的帮助，最近，文学院进行了一次全省业余作者的情况调查，当问及写作中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到一条：缺少发表园地。

发表园地其实并不少，就省作协的刊物来说，就有《长江文艺》《长江》文学丛刊等。不是园地少了，而是花儿多了。就有许多花儿挤不进园里去。一个文学爱好者，寒窗苦写，写了三篇五篇，十篇八篇，一篇篇投到报刊编辑部，一篇篇原物奉还，甚或泥牛入海无消息。始终得不到发表，他可能就泄了气，视文学为畏途，掉头而去。这一去不复返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文坛从此失去一个优秀作家，亦未可知。大作家丁玲曾说：她当年写了第一篇小说，如不是叶圣陶老人慧眼识才俊，立即给以发表，她可能就离开文学，走了别路，你看险不险！

所以对于孜孜不倦地热情写作的文学青年（以及文学中年、老年！）们来说，适当地发表他们的作品是必要的，有时是重要的！明知他们的作品是不成熟的，就不必求全责备。作品发表了，可以鼓励作者，更劲头十足地写下去，而且作品变成了铅字，优缺点也更容易发现，有助于作者们提高，更何况作品发表了，影响扩大了，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文学园》更名为《楚文学》，脱出函授的范围，成为全省文学爱好者的刊物，将主要发表业余作者、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并通过本刊，将其中优秀之作推荐到全国各报刊去发表，让作者们从这里出发，去攀登文学的高峰。

本期《楚文学》所发表的作品，便有几篇值得推荐。三个中篇，各有特色，均堪一读。首篇《古巷道》写得神秘莫测。鲁莽的贪心的几条汉子，在一团深深的阴暗的迷雾中，追寻着虚幻的宝物。这就是某些人生。作品艺术的气氛与生活的气氛相融合，洞里洞外时空交错而并行。作品别出心裁的结构方式值得称道，而刘富道已称道过了。其实，就本编辑来说，对于古清生寄来的另一篇有着一个长长的题目的小说，也很喜欢。该篇的文字相当幽默，以至幽默反被幽默误，倒不便发表了，只好换了这一篇。也因为刘富道对《古巷道》推崇备至，人家刘富道说话是算数的。古清生的人物在古巷道未能获宝，而刘富道在古清生的古巷道里如获至宝。

另一篇《走向生活》也值得向大家推荐。作者写一班师范大学毕业生到某中学实习。大学生、中学生以及老师们写了几十个人物，其中至少有十几个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有血有肉，在读者面前活蹦乱跳。就一个20多岁的作者来说，这种塑造人物的功力可谓不浅。作者的语言是俏皮的，幽默的、富有感染力的。读来时时使人忍俊不禁。这篇作品的不足之处恰在结构上的松散，没有精心剪裁，好像作者从生活土壤中挖出了一块，就那么原汤原汁给读者端上来了。

《女儿家》所写的，可说是一个古老的题材了。但读来仍然使人震惊。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写出了姐妹几个的不幸的命运和遭遇，好几处地方催人泪下！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反抗的意识已很强烈。作者曾经发表过一些小小说，这一次一下拿出两个中篇，是很勤奋的。《女儿家》的最大问题是不该用第一人称写。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就会明白。

这一期有两篇作品写的是抗洪抢险，歌颂了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舍生忘死的英雄。我们也应该歌颂这两位作者，他们懂得文学的责任所在。文学应该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当然她也不是政治的传声筒。就艺术特色而言，刘汉平的《险情》，刻画人物内心复杂活动，入木三分。

章建华的科学童话《水火相容》，从一句成语“水火不容”说起，得出了“水火相容”的结论，使人在愉快的阅读中增加了科学知识。这是一篇独特的作品，读来如同看一部有趣的动画电影。

本期作者除了本届创作员之外，还有上一期的函授学员，函授虽然结束了，但许多学员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仍与我们联系、寄稿。我们也一如既往给予帮助，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散文《第二次相见》的作者安慎言同志，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业余时间的唯一乐趣。他不图名不图利，能发表也写，不发表也写。他写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忘革命历史，永远激励自己。”

《第二次相见》写了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解放战争中被我方俘虏、由作者亲自照料遣送回乡的一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香港经商，而作者也作为我国外贸人员访问香港，二人重逢了，在感慨和热切中建立了新的感情，新的关系。作者抓住这个新鲜而动人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故事，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如果作者再下点剪裁功夫，该详的详，该略的略，一定会更精彩。

小蔡的报告文学，如实地记载了浠水县交通局的先进事迹。浠水县交通局一班人，团结奋进，艰苦朴素，在改革的浪潮中，为改变和完善浠水县的交通运输事业，作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事迹本身是很动人的。这些战斗在改革第一线的企业家们，是值得我们歌颂和敬佩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给本刊写稿的，都是业余作者，有的是初学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不够成熟，是自然的。在所有的刊物中，唯有这本《楚文学》不嫌弃初学之作。我们并且热情真挚地呼唤业余作者、初学写作者：《楚文学》就是你们的园地，你们的文学之梦从这里来作吧，你们的文学之路在这里起步吧！你们既是三楚之才，你们就该是楚文学未来的主力军。

本刊的工作当然是在作家协会党组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毕志伦书记和刘富道副书记尤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支持。毕志伦同志的文章写得谦逊、亲切，深入浅出。毕志伦同志到省作协主政后，使作协同志们看到了一个有魄力、干实事的领导者形象。在作协工作的人，甚至作家，并不都应该以创作为重，党把你放在某一个岗位上，你首先应该把那个岗位上的工作做好，有时因此而暂时放一放自己的创作也在所不惜。在其位谋其政嘛！可惜不是所有的领导和同仁都有这种共识。这也许说走题了？那就打住吧。

1991年，李建纲写下了散文《给亡妻》，纪念1989年4月30日病故的结发之妻张德敏（享年五十）。全文如泣如诉——

德敏，时间就是个催人命的东西，转眼间，你离开我就已经有两年了。几次想写点纪念你的文字，可未曾提笔泪先涌，写不成，写不成！

我好恨我自己！1989年4月30日，那个不幸的星期天！虽然夜来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稳，仿佛全身的血液都被煎熬着，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种什么预感。丝毫也没想到该特别照料你。你照例起得那样早。你照例一起来就下厨房。你还在我昨晚写给小哲的信上加了许多话，许多母亲的殷殷地叮咛和嘱咐。9点来钟，我听到你在厨房叫我的那一声：“老头子，来端，我头昏。”我赶紧跑了去，你正坐在小板凳上，沉重地垂着头，双手搭在两膝上。地上摆一碗刚剥好的豆子，碗台上摆一个刚热好的馒头。一个剩馒头就是你的早点，可谁知道你连这也没有来得及吃呢！

德敏，你这一生好苦啊！你很少跟我谈你的童年，因为你的童年没有欢乐。也因此，你要给你的孩子们，给我们的家庭尽量地制造一点欢乐，一点温暖。可你是在燃烧着自己而给我们以温暖啊！一个长时期里，我还要供养我的父母兄弟，你用那点微薄的工资，安排每日柴米油盐，你好作难！我常常想1959年，我们下放劳动时，你那挑担子的情景，你咬紧牙关，你双手扶担，你躬着脊背，你满头大汗！三十年来，你也是这样地挑着我们家庭的这副重担，终于累死了你！

而我还要给你加上许多额外的负担，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丢了整月的粮票，你忍着饥饿保我的命。我受批判的时候，你给我安慰。可在这同时，你也正在受难。你是把泪水和苦水咽下了肚子，而来为我排解忧愁。你和我一样有一个注定了悲剧的性格。因为有一位领导的保姆要当干部，你这个技术干部被转成了工人，把你干部的名额腾出来，由那位搞人事的小女人送给了领导的保姆。他们甚至不屑于跟你讲一声。你那个公司太大，而你太渺小。你呢，也安于自己的渺小，安于在料场守那些木头，你说你和木头在一起，可以少听许多无聊的闲言碎语，也更有安全感。可你哪里有什么安全感，就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在不断给你添乱子。偏是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儿写了“反标”，被民警叔叔抓住狠打耳光，后来发现那原来是同一个幼儿园的另一个小朋友乱画的，也根本不是什么反标。二儿染了一身皮肤病，小三头上长个大瘤子，而我远在干校，什么也不能帮你。你却还要应付那些外调的同志们无休止的纠缠。我此刻都难以想象，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时日啊。你白天很少说话，你夜里却常常惊叫醒来。

你从来就不上个医院。你眼睛不好，医生说不好治了，你就不治了。那次你在料场仰面朝天倒下去，血流了一身，从此落下个头昏的毛病。可你还是很少上医院。你怕排那个队，那太耽误时间。你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有时半夜醒来，你就不敢睡了，怕误了上班。宁静的大院里，总是最先响起你的脚步声。因为你工作的公司在30里之外，你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而公共汽车又不是好挤的。你的腿上臂上常常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你骄傲的是你从未迟到过。你下班回来，肩上挎着，手里提着，都是大包小包的菜。还有四条汉子要靠你养活。你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沉重，缓慢。我曾经劝你提前退休，你说那不好，而且，三个儿子两个待业，再减少收入怎么得了。

可你对儿子们是有信心的。你曾说，等三个儿子都有了工作，我们两个都退休了，你要我带你山南海北逛去。你本是个喜山乐水的人。我们的家境也随着改革渐入佳境，儿子们要报答你，我也要报答你，让你能无忧无虑地过好晚年，以补偿你这老太太一生的辛劳。可你怎么竟等不及了呢？竟不让我们报答你了呢？你匆匆而去，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悔恨歉疚！你像牛一般辛勤劳累一生，一旦做不动了，就决然而去，不给别人添麻烦。你到死也无求于人。

我平生第一次写挽联，就是写给你。我的手抖得捉不住笔。一夜功夫我才写出来：

一生辛劳为国为家大功欲记无文字

半世坎坷忧夫忧子满腹心事有谁知

写完了我抛下笔，泣不成声。在你的追悼会上，有那么多人泣不成声，可见你的为人。正像更儿献在你灵前的一首小诗：

她活着

平平常常

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她死了

人们忽然想到

失去了一个可敬的人

可敬在平平常常

德敏，每个人都有终结的这一天，当这一天到来时，你坦然地接受了它。你毫无痛苦。你就像劳累一天上床睡了一般。你可谓善终。这是冥冥中对一个老实、勤恳、善良、正直而又平凡的人的报答吧。当我为你写墓碑时，写的不是“之墓”，而是你的“安息处”。这也是儿子们的意思。是的，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只是在那里安宁地休息了。你劳碌一生，也该好好休息了，家里的事你不要再操心，小三的工作也已有了着落。我们会好好地过下去。你所钟爱的猫猫，此刻正坐在我的案头，看我写字。据说猫儿是能够通幽冥的，它会把这些话告诉你吧。

（原载199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无意上仙山》）

199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党组、主席团组织了作家艺术家座谈会，《长江文艺》《今日名流》发表了相关纪念文章。——尽管《延座讲话》让湖北文坛几十年始终冤案不断，但仍然得坚持“文艺服从政治”。邓小平1979年发表的“文艺不应从属于政治”讲话似乎过时。

1992年5月，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方方、刘益善为领队的我省代表团代表池莉、邓一光、陈应松、徐鲁、叶大春与会。

1992年9月，与宜昌市文联共同投资在宜昌大老岭兴建“湖北作家之家”，总建筑面积一千平方米。

1992年10月，省作协主席鄢国培出席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1月，王锦华任党组书记。

1993年5月20日，《徐迟文集》《碧野文集》、鄢国培《长江三部曲》出版座谈会在武昌召开。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出席会议并讲话。

1993年10月，《文学园》改名为《楚文学》，刘富道任主编——因朱莎莉代表鄢国培指控李建纲“贪黩出书”（称李建纲用文学院二千元公款为自己出版小说集《坐火车玩儿》，事后省委宣传部制止了这一夸大指控），李建纲因此失去文学院副院长职务。

1993年11月，李建纲参与创刊的《长江》文学丛刊在出版1993年第6期、总第七十六期后终刊。李建纲任《长江》副主编时，以重发老作家五四佳作而让《长江》每期发行18万册。

1994年1月，《今日名流》创刊，省作协聘任方方为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1994年1月，朱莎莉任党组副书记。其不顾八成干部民主投票赞成李建纲由副处长正处离休，坚决剥夺李建纲评选作家及编审的资格，令其以副处离休。

1994年6月，李建纲含冤离休。

1995年12月22日，省作协主席鄢国培在衣锦还乡途中因车祸去世。

1996年12月12日，著名作家徐迟在武汉同济医院六楼的高干病房“飞出窗外”跳楼自尽。

外界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徐迟老先生是因为晚年孤独寂寞，也有人认为，是徐老先生的第二段婚姻非常失败，子女对他也很疏离，虽然最后还是分手了，但心中的缺憾却还是难以弥补的；有人说是他玩电脑走火入魔，受到了网上颓废情绪的影响；还有人说他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等严重基础疾病的困扰，所以才出此下策……

但与徐迟友情深厚——徐迟入党介绍人李建纲则赞同百度上的一种解释——

82岁的徐迟跳楼自尽最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一切都向钱看”的步伐渐渐侵蚀了中国文学的严肃立场，导致严肃文学越来越没有市场；徐迟等老一辈的作家出书越来越困难（《徐迟文集》是省委宣传部补助出版社几十万元才得以出版），稿酬越来越低甚至没有，而那些庸俗文学甚至快餐文学却在中国的文学市场上大行其道。作为一个将文学视为生命的老一辈作家，徐迟他所期望的文学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纯文学，它不应该带有任何杂质，这位完美主义文学家不能接受这种变化——李建纲蒙冤被鄢国培等剥夺作家和编审评选资格时，徐迟多次表达不同意见，但被当政者置之不理。徐迟对于骆文等作协老领导也不出来主持公道，忘却公谊私淑，深感悲哀。

据悉，徐迟1995年11月25日住入了武汉同济医院的高干病房之中。经过专家会诊之后，医生发现徐迟的血压不稳，并且支气管炎还在发作，因此建议他住院治疗，徐迟点头表示同意。尽管在住院期间徐迟因病房无暖气表现得有些烦躁，但总体来说，他的生活还算是很安静的，他读过的报纸都整整齐齐地堆在附近的沙发上，并且还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良好习惯。

12月12日当天，湖北作协党组书记蒋林还曾经带着礼物看望过徐迟，并且把中国作协的开会通知交给他，大家都希望徐迟能够参加北京的这次会议。可徐迟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婉言谢绝，临走之前还特别嘱咐湖北作协的同志们到北京给朋友们带个好……

12日晚上病房关灯休息之后，据与徐迟同病房的病友回忆，虽然大家都躺下了，可却还没有真正入睡。大约晚上9点钟的时候，徐迟外出了一下，抱怨房间里面太热，于是就把窗户给打开，然后又回到了病床上。后来，这位室友迷迷糊糊之中听到徐迟轻轻打开了通往阳台的大门，紧接着一阵沉寂之后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听到一阵沉闷的响声……不过，这位病友并没有想到徐迟这样一位大作家会从窗户之中跳出去，还以为徐迟是因为睡不着觉去窗口透气呢。

徐迟跳楼之后不久，同济医院的护士按照规定，每隔一个时间段就会来检查一次病房。这位当班的护士来到徐迟病房之中，发现病床上没人，她首先想到的地方就是，徐迟是不是去厕所了呢？可在厕所也没找到他的身影，然后她就找到阳台，就发现窗框的一部分已经被拉脱了轨。她朝下一看，在冬日的月光之下，护士的手电筒照在了一团白色的物体上，这时护士才急忙给当班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这才发现了坠楼的徐迟！当医生和护士发现徐迟的时候，徐迟甚至已经连呼吸和脉搏都没有了。最后，同济医院给出的结论是：生前坠楼。

1997年，李建纲找到了新老伴——与小他五岁的原武钢文工团主持人潘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结婚。至此李建纲有了五个孩子，与前妻张德敏生了三个儿子，新老伴双带来一女（在瑞典）一子（在武汉）。

2001年10月，省委决定，明确湖北省作家协会为正厅级单位。

2002年9月，省作协文学院招聘合同制作家11名，合同期限为三年。

2003年5月，出版《湖北文学五十年——湖北省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一书——此书收录了李建纲的一篇作品——这再次显示李建纲不能评选作家是冤案。但无人为其平反补评职称。

2003年10月10日，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老作家骆文同志在武昌不幸逝世，享年88岁。骆文同志在住院抢救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主席俞正声，省委副书记邓道坤，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等前往医院看望和慰问。李建纲曾到医院看望骆文。

2003年12月19日，省作协成立50周年庆典在湖北饭店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19个先进集体和50位先进个人，为从事文学工作30年的离退休老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省委副书记邓道坤、老作家碧野发表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出席会议。庆典之后，省作协成立50周年书画展揭幕——为恢复省作协辛辛苦苦奔波的李建纲未能参加此会。

2008年3月21日，省作协在汉隆重举行《湖北作家文库》（第一辑）首发式。12位作家入选：徐迟、姚雪垠、碧野、曾卓、吴奚如、李蕤、鄢国培、管用和、洪洋、骆文、黄瑞云、苏群——李建纲名篇再次被刻意遗漏。

2008年4月，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女作家方方发起“我们爱读书会”网上平台。

201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信为李建纲正名——其信是请求李建纲赐予小说《打倒贾威》的播出版权——全文如下：

李先生：

您好！感谢您给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中央台为了响应国家保护版权的号召，尊重和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正在开展全台范围内的版权回溯清理工作，对于中央台之前制作的许多广播节目的版权予以理清。您的作品小说《打倒贾威》就是其中一部。

中央台曾对您的文字作品：小说《打倒贾威》，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演播并予以录制，编辑、制作完成了“广播节目：小说《打倒贾威》”。

而中央台对“广播节目：小说《打倒贾威》”进行各种形式的利用，应当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护您对小说《打倒贾威》享有的相关著作权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希望您能在充分理解与支持中央台上述宗旨的基础上，就“广播节目：长篇小说《打倒贾威》”的播出及其他形式的使用，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相应的授权许可。

其中涉及的具体的著作权许可使用事宜，我们已经在提供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文本中，进行了约定。如果有不明确或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与您进行沟通。

再次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010年4月13日

李建纲当即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相应的授权许可。得知此事的朋友们说：这封信可谓是对李建纲无资格评作家级别的有力驳斥！

2011年4月，原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在台湾一出版公司和大陆（湖北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反思“反右运动”第一枪的《汉阳事件》——这部42万字的全纪实文本，通过记录了1957年发生于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的震惊中外的汉阳一中事件的全过程，展示了“反右运动”中法官、记者、干部、教师、学生皆在“党国体制”威慑下被迫说谎的真相，是一部充满了荒谬和血泪的真实记录。

刘富道在自序中说出了他曾担心《汉阳事件》让他“居所变为废墟，将电脑文件化为乌有”——

这部书写了七年。为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宁。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名中国作家，我没有给这些名分蒙羞，我尽到了一份历史的责任。七年的光阴，加上精力，加上泪水，加上其他付出，得到的总和是一个字：值。

早先计划于2007年出版，那一年是汉阳事件的50周年。拖延几年，得到许多意外收获。其中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提供的资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资料，使我对书稿做了多处改写。因此我说，拖延数年，减少讹误，又增色不少，值。

手里有个书号，在付印的最后一刻，决定暂时不用。想再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得到更多的文献资料，出版一个功德圆满的版本。

近些年来，我得了一种怪病，自称为废墟恐惧症，害怕灾害突然降临，居所变为废墟，将电脑文件化为乌有。因此，随时将书稿拷入笔记本电脑，拷入U盘，拷入移动硬盘，甚至从我的一个电子邮箱发送到另一个电子邮箱里保存。今天看着电子文本就要落到纸本上，我的恐惧症将不药而愈。也不怕突然丧失写作能力，后来人有了这个版本，可以继续做功德圆满的事情。

我珍惜每一位与我同泣的读者的每一滴泪水。但愿泪水能够洗涤我们民族精神的尘垢。在电脑前旷日持久地劳作，母校汉阳一中，我的老师们同学们，我的同行们网友们，给我提供珍贵文献支撑的朋友们，还有许多向我伸出援手却不曾谋面的同仁们，一直是我最富有亲情的后盾。

谢谢了，谢谢了。

刘富道 2011年春分

2012年12月，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李更策划，黄自华编辑的《李建纲文存》（1-6卷，800千字）。

第一卷《李建纲中篇小说》目录——

序／1

打倒贾威／1

附：《打倒贾威》与五七干校／50

吉／56

坐火车玩儿／110

牌／158

三个李／182

儿子归来／222

附：李建纲著作出版目录／247

第二卷《李建纲短篇小说》目录——

序／1

六个瓷瓶／1

女工长及其他的人们和我／5

五十双胶靴／14

运输队长 ／17

去工地的路上／22

除夕／25

师与徒／31

二刘／37

王兰 ／43

包铁柱的爱情 ／49

猫／68

罪人／84

诗人／97

窝囊人 ／112

看档案／124

对一个诈骗犯的审讯笔录／128

疯舞／146

污垢／150

迪斯科之死／154

开玩笑／158

结婚谐谑曲／167

走运的左龟连／173

慈禧寿惊／188

圣徒之恋／226

第三卷《李建纲长篇小说》目录——

苏黄州传

第四卷《李建纲散文随笔》目录——

高山流水古琴台／1

热干面精神／5

赤壁赋／10

初识沈从文／15

跟徐迟上乌蒙山／20

骆文和他的长篇小说／32

我们的淑耘同志／38

圣者曾卓／67

怀念周代 ／73

听慕迅先生《清茶谈艺》／76

梁必文：人与诗／81

情真词丽说王评 ／89

读懂武汉 ／96

我的文学原罪 ／99

耍猴者说／121

想起那些狼 ／126

对小偷言／131

潘伟学画记／135

悼念一只未能飞翔的天鹅／140

诗情画意管用和／145

第四卷

贺易难七十／150

纪念吴奚如／153

一本书的艳遇／156

我爱武昌城／159

警察与小偷／164

黄自华著《批判的快感与尴尬》序／169

李更小说集《特区女人素描》序／174

历史不可忘记／177

黄石第一／181

访梅记／184

腾龙洞历险记／186

戏说男人／189

马蜂的启示／191

失眠与做梦／193

我的小树林／195

博文一束／197

第五卷《李建纲游记》目录——

在瑞典大选见闻／1

旁听瑞典议会／9

零容忍和零距离／14

劫富济贫的税收／20

邂逅国王陛下／26

永远的诺贝尔 ／31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亲历记／38

孩子们的天堂 ／47

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们／54

老在瑞典／59

城中之城／66

乡居闲话／71

仲夏夜之梦／78

同性恋大游行／83

阳光下的雪景 ／88

瑞典美人 ／93

在音乐之声中成长／97

古老的青春之城乌普萨拉／101

康有为岛／106

皇后岛传说／111

让猪也过上美好生活／115

监狱天堂／118

鸟奶奶 ／121

徜徉图书馆街／124

世界的赛格尔广场／130

白猫咖啡馆和作家工会／138

全民运动的国家 ／142

斯德哥尔摩文化节／147

银色的圣诞节／151

桑塔露西亚／155

在瑞典过春节／158

森林中的奇遇／161

倾国之恋／167

举世瞩目的老楼房／171

惊世的现代艺术／176

阿拉伯餐馆／180

超市购买快乐／184

点亮蜡烛／190

帆船岛醉饮／192

酒歌／196

斯城的米勒斯公园／200

诺贝尔展览馆和瑞典学院／204

森林，森林／208

美丽纪念室／213

坐在嘉宝的汽车上／216

在海盗号游轮上／220

一艘沉船／226

赫尔辛基一瞥／232

你好，巴黎／243

盗号游轮上／220

一艘沉船／226

赫尔辛基一瞥／232

你好，巴黎／243

第六卷《糊里糊涂说此生——李建纲长篇自传（上）》目录——

初识故乡/1

平遥/6

父亲/7

一个灾星出世了/11

外祖父家族和他的子女们/13

外祖母/16

孤儿寡母的日子/18

第一次上学/21

日本鬼子来了/22

再见父亲/24

吉县/27

放牛人的山歌/29

人不如鸡/31

鬼魂报仇/33

锅台上的乌鸦窝/34

与狼共处/36

狐狸有理/38

小情人/39

跳级的错误/43

中国狼孩/45

阎司令长官他儿/48

“淹死了装棺往西”/51

跌进老鹰窝/55

见到了八路/56

胜利的失败者/57

人肉市场/59

小卖烟的/65

海子边/66

我怎样看电影看书/69

在崇善寺听《古文观止》/70

决心当个坏学生/73

提剑救儿/75

弟弟得死/78

死亡太原/81

小勤务员/85

拉洋车的/87

碉堡之城/88

山西人不知有总统/89

勇闯封锁线/91

对着白面馒头大哭/92

解放太原/94

勤务员也是主人/96

山西公学/98

女人比男人好改造/99

弟弟出生/102

办公室里说书/105

学习学习再学习/106

母亲壮志难酬/108

缺乏斗争性/110

两个朋友/113

是不是初恋/115

“南下干部”/117

坐火车玩儿/118

太原人对汉口的初步印象/119

长江上/120

湿淋淋的黄石/121

山背风景/123

恨鱼而去/124

为感动而文学/126

文学女神降临/128

你的心为何如此沉重/131

爱神和死神都找错了地方/132

作家为我而死/135

周总理久久地凝视我/137

对不起刘真/139

红色的蒋家墩/141

不配当右派/142

毛主席登上高炉台/145

大高炉和土高炉/147

土高炉爆炸/150

糟蹋大粪/152

两面派地下放干部/153

乘着种菜快读书/155

惹恼了党委一班人/156

包菜事件/158

灾难时期的爱情/159

饥饿与婚姻/163

第一本书的出版/167

减人与增人/169

能抓根本的儿子/172

想起了昔孟母/177

文学社/184

电影和下放/187

《武钢文艺》的诞生/189

为文学而倒霉，重于泰山/195

七二○、疯人院、巴金、《文艺新天》/200

2017年6月，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李建纲《文坛奇遇记——李建纲自述》（88千字）。

目录——

如是我闻/1

与周总理握手（此节与先前的《周总理久久地凝视我》有重大矛盾）/5

冒着敌人的炮火投奔革命/17

大建设与小文章/19

借去了我的右派帽子/24

《武钢文艺》为何而办/30

干校，啊，干校/40

《打倒贾威》？打倒李建纲！50

现在还有贾威吗？56

工人作家的身份/63

一入侯门深似海/66

两位显赫人物/71

跟徐迟上乌蒙山/74

到了作协，停止写作/79

《长江》丛刊发行十八册/82

曲曲折折说《波动》/88

马未都帮大忙/99

寻找汪曾祺/102

走进沈从文的客厅/106

一封信认识一大师/116

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119

刘绍棠的传说/123

神奇的冯骥才，亲切的蒋子龙/127

又见巴老/130

最后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134

奔跑组稿，跑丢了位置/138

生不逢时文学院/142

大小李效时/159

我怎样成了贪污犯/163

斗倒李建纲，大家把官当/176

庄严的党组离休谈话/180

人在做天在看/190

天塌了！地陷了！192

蹦来蹦去一颗老鼠屎/195

流氓当官/198

我的事原来书记不知道/200

天使与魔鬼/204

心态怎样才能好/210

第三十遍读《老人与海》/214

附录一：中国官场逆淘汰/219

附录二：201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官场逆淘汰六大怪像》/220

附录三：李建纲的样子（冯楚）/224

2017年9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湖北省作家协会编纂的《口述史——湖北当代文学》（206千字），编委会主任：方方、朱训集；编委：方方、朱训集、梁必文、高晓晖、尹志勇、王虹；主编：喻向午。

口述者15人依次为：黄毅（1985年省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文（女，1950年起任《长江文艺》小说组编辑）、周勃（1978年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姜弘（1956年《长江文艺》评论组编辑，次年划为右派）、洪洋（1985年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刘不朽（1965年10月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后为宜昌市文联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李建纲（1956年3月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后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庆生（1980年湖北省社科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主编》）、田中全（198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当代作家》主编）、吴耀崚（女，1959年《长江文艺》评论编辑、后任副主编）、陈美兰（女，1980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管用和（1985年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作协主席）、王先霈（1985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主席）、刘富道（1978年第一届、1980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吴芸真（1978年《长江文艺》小说编辑、1994年《今日名流》副主编）。

其中口述者15人，依次为：

黄毅（1985年省作协书记处书记）；

李文（女，1950年起任《长江文艺》小说组编辑）；

周勃（1978年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

姜弘（1956年《长江文艺》评论组编辑，次年划为右派）；

洪洋（1985年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

刘不朽（1965年10月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后为宜昌市文联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李建纲（1956年3月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后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庆生（1980年湖北省社科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主编》）；

田中全（198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当代作家》主编）；

吴耀崚（女，1959年《长江文艺》评论编辑、后任副主编）；

陈美兰（女，1980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管用和（1985年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作协主席）；

王先霈（1985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主席）

刘富道（1978年第一届、1980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

吴芸真（武大中文系毕业，1978年《长江文艺》小说编辑、1994年《今日名流》副主编）。

这十五名口述者，是湖北文坛七十的全程见证人，但因各在不同时段，遭遇有别，于是各抒己见，观点常常互有冲突。但有一点却一致，皆可见吃“本行饭”的湖北文艺家们，都在“延座讲话”的“改造思想”中犯了“时代性的错觉”，将训政时代误为民主时代，结果造成了湖北文坛“右派多如狗”的悲剧。

李建纲（1956年3月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1979年至1984年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2015年6月30日口述时，申诉了自己的一些冤屈后，强调：“我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努力的，从作协的恢复到文学院的成立是有贡献的。领导是看得见的。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这样说：我李建纲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文学工作者。”同时又深切希望——

回头去看，我深切的感受就是：湖北省作协不能成为老实人的坟墓，冒险家的乐园。这就需要一个好的党组。好的党组，应该有作为有担当有大悲悯的情怀，……要把爱心特别侧重于那些老老实实工作的人。这样的人，不善于投机钻营，不善于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不善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在纷繁诡谲的人际关系中他们处于弱势，当他们受到虐待委屈的时候，党组应该毫不迟疑站出来保护他们。好的党组应该领导单位充满正气和正义的力量。好的党组，应该让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感觉在这个单位是孤独无助的，是被抛弃不顾的。（《口述史——湖北当代文学》页140）

2023年10月7日，李建纲得知“方方日记纪念碑”正在民间筹建，建议将“方方日记纪念碑”“立在省文联大院里”——李建纲难忘方方当年支持他创办文学院，多次给学员讲课的恩德。他相信，“方方日记纪念碑”立在省文联大院里，可以让人想起七十年来湖北文坛蒙冤的许许多多作家艺术家——

1955年诗人曾卓被定为“胡风分子”关押入狱；

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湖北省作协前身）掀起反右运动，李蕤（《长江文艺》副主编）、姚雪垠（专业作家）、姜弘（《长江文艺》评论组代组长）等17名作协干部被打成“右派先锋”。其中七名是《长江文艺》编辑；

1957年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程千帆教授被罗织人罪打成“右派元帅”；

1958年5月《长江文艺》评论编辑周勃因发表评论《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被打成右派下放武汉郊区农村劳改，被称呼“周右派”；

1958年底诗人管用和因宣传“亩产万斤粮”不力，被下放“文教右派农场”劳改；

1959年《长江文艺》小说组长被戴上“右倾桧主义”帽子批斗下放大悟农村劳改；

1960年武汉市文联副秘书长黄毅被打成“程云反革命黑帮”；

1964年底在《长江文艺》发表历史小说《柳宗元》的作者武克仁，在“批运动”中被定为“影射大跃进”，列为重点批判对象；

1966年6月徐迟、碧野被定为“反动文人”，跪在“狂妄师”造反派脚下作检讨，后下放沙洋农场劳改；

1967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楚辞专家国学大师刘永济（字弘度）教授被以“内划右派”斗死；

1967年电影《洞箫横吹》（剧作者）海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78年底李建纲因发表讽刺“文革”与五七干校小说《打倒贾威》在武钢遭遇围剿；

1980年，“怪味作家”祖慰因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极“左”的报告文学《啊！父老兄弟》遭到省委主要领导批判；

1980—1981年，白桦因发表反思爱国主义的电影剧本《苦恋》，痛遭两年全国大批判；

2016年底，省作协主席方方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反思土改的长篇小说《软埋》，遭遇北京一些老干部大批判；

2021年，湖北大学女评论家梁艳萍教授因发表支持《方方日记》的评论等言论而“失去了党籍，取消了导师的资格”。梁艳萍曾发表评论称李建纲是“湖北文学改革的先锋”；

……

2022年，李建纲回顾，1949年后所遇的“贵人”有两大类。

其一是党国的执政者，其二帮助过他的顶头上司。但这两种“贵人”后来都与李建纲反目了！

李建纲曾在《李建纲文存》第六卷《糊里糊涂说此生——李建纲长篇自传（上）》第97页说：1949年1月，他与哥哥是解放军连长的朋友李建并一起逃离阎锡山的封锁线，投奔到包围太原的解放军阵营——“跑来了两个解放军，保护着我们进入了解放军的坑道。就这样，我解放了，比太原人民提前三个月解放！”不久就给解放军首长李明当了勤务员。李明后来让李建纲进入山西公学，成为革命干部（行政19级，工资72元）。

可以说，解放军是李建纲的第一个贵人。

到1957年，李建纲的第一个“贵人”似乎与他反目——反右运动中李建纲被划为“中右”，根据是其说过“食堂星期天也应该开三顿饭，否则就是让人饿肚子的食堂官僚主义”。后称为“漏网右派”。

对李建纲帮助最大的上司类“贵人”，一个是武钢的一个分厂党办主任，他让李建纲在1975年入党了。第二个就是多年担任省作协主席的骆文，他让李建纲走出工厂到省作协，成为专业作家——湖北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但这两个上司类“贵人”后来也与李建纲反目了。武钢贵人的反目，是恼火李建纲以武钢干部和武钢干校为素材，在《长江文艺》（1979年4月5月合刊）发表中篇小说《打倒贾威》，打响了“文革”后反思五七干校极“左”的第一枪，《新华文摘》1979年第8期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专栏播放了一年，撼摇几亿读者。李建纲如此“妄议贵人”，当然让许多武钢干部咬牙切齿，恨不得再将李建纲打成右派反革命。只是因省作协主席骆文名望甚大，人脉广泛，全力相救，设法及时将李建纲调入湖北作协，才让李建纲化险为夷。

可是省作协贵人骆文在几年后发现，自己不顾一切救助的李建纲，竟然将最大的尊敬给了老作家徐迟，一再给徐迟的文章写赞歌，而对自己的作品关注甚少。于是乎冷眼李建纲，让其离开了《长江》丛刊副主编职位，并在“女党组”报复诬陷李建纲时，乐观其成。这当然让“女党组”造冤迫害李建纲更加有恃无恐。

李建纲承认，自己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孤僻孤傲。旁观者还发现其对文学平台权力的留恋似乎高于文学创作——其先后提议创办并全力编辑《武钢文艺》《长江》文学丛刊、《楚文学》，却两次置徐迟劝他要“多创作，远侯门”的忠言不顾，整天忙于写会议通知或汇报材料，当了作协副主席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力作问世，加之“群众关系不好”，不懂“人情练达即文章”，不谙贵人心理，不懂共生哲理，无法让贵人和朋友皆大欢喜。

若是以为李建纲运气不好，遇到了“女党组”这样一个报复狂，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据《口述史——湖北当代文学》（206千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编委会主任：方方、朱训集；编委：方方、朱训集、梁必文、高晓晖、尹志勇、王虹；主编：喻向午），记载，自1950年有了中南文联（湖北文联前身），湖北七十年来先后形成过十三个“大山头”（权威），先后有无数作家与“领导类贵人”反目。

七十年来湖北文坛至少有过十六次冤案——

1、1955年著名诗人曾卓被定为“胡风分子”关押入狱；

2、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湖北省作协前身）掀起反右运动，李蕤（《长江文艺》副主编）、姚雪垠（专业作家）、姜弘（《长江文艺》评论组代组长）等17名作协干部被打成“右派先锋”。其中七名是《长江文艺》编辑；

3、1957年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程千帆教授被罗织人罪打成“右派元帅”；

4、1958年5月《长江文艺》评论编辑周勃因发表评论《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被打成右派下放武汉郊区农村劳改，被称呼“周右派”；

5、1958年底诗人管用和因宣传“亩产万斤粮”不力，被下放“文教右派农场”劳改；

6、1959年《长江文艺》小说组长被戴上“右倾桧主义”帽子批斗下放大悟农村劳改；

7、1960年武汉市文联副秘书长黄毅被打成“程云反革命黑帮”；

8、1964年底在《长江文艺》发表历史小说《柳宗元》的作者武克仁，在“批运动”中被定为“影射大跃进”，列为重点批判对象；

9、1966年6月徐迟、碧野被定为“反动文人”，跪在“狂妄师”造反派脚下作检讨，后下放沙洋农场劳改；

10、1967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楚辞专家国学大师刘永济（字弘度）教授被以“内划右派”斗死；

11、1967年电影《洞箫横吹》（剧作者）海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2、1978年底李建纲因发表讽刺“文革”与五七干校小说《打倒贾威》，在武钢遭遇各级“贾威”围剿；——他们嘲笑：贾威打不倒，倒了李建纲！

13、1980年，“怪味作家”祖慰因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极“左”的报告文学《啊！父老兄弟》遭到省委主要领导批判；

14、1980—1981年，白桦因发表反思爱国主义的电影剧本《苦恋》，痛遭两年全国大批判；

15、2016年底，省作协主席方方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反思土改的长篇小说《软埋》，遭遇北京一些老干部大批判；

16、2021年，湖北大学女评论家梁艳萍教授因发表支持《方方日记》的评论等言论而“失去了党籍，取消了导师的资格”。梁艳萍曾发表评论称李建纲是“湖北文学改革的先锋”。

八：汪芳、李城外的赞誉

2023年10月29日，读罢《李建纲大事记》全文的李建纲先生，微信朱健国：“健国兄：非常感谢您把事情脉络都弄清楚了！只希望您在文章最后，能够着力点明这一点：李建纲（当年）没有听徐迟的警告，进入湖北省作协这样的侯门，并且认为是自己文学事业的真正的开始，所以只顾埋头工作，却不懂得人情趋赴，拉拢关系。（结果）努力工作，只落得孤独悲凉，被剥夺了所有，甚至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而他又孤傲依旧，不屑于奔走求人诉苦，他知道（身陷）一个黑暗的单位，没有人会为他（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和正义。他经过“文革”，知道贾威的威力！贾威➕权势，无人能敌！没有说理的地方！领导用人，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老一套，小人打击报复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李建纲甘之如饴，不上访不申诉！静观其变！但他越来越相信报应之说，因为整他的人，就在他眼前，或暴毙（惨烈车祸！）或逃亡或痴呆自虐！而他，年已90，身高一米八六，腰不弯背不驼，行动自如，食量如牛，幽默不改，（前些天）竟然无意间拨弄手机，写出一篇《阳了，悟了》小文，发于昆明评协平台上，不半月点击量近百万，至今无人超过！

李建纲最后透露：他接受友人建议，正在写一篇新小说《再倒贾威》，请谢读者关注！

几乎在同时，八十三岁的刘富道先生读罢“李建纲之冤”，微信说：“李建纲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优秀的编辑家，评正高职称，名正言顺。”

2023年11月2日，方方看到“今日头条”首发的《穿越民国新中国——李建纲九十回叹》（之五），回忆说：“李建纲是作协当得最好的文学院长。他包容而且不管我们。对于作家而言，没有比自由自在更舒心的了。”方方当省作协主席时不大理睬行政事务大权，仍然一心在家搞创作，只是一个“挂名主席”，她因此对湖北作协的好多事情都不知道，从未听说过“李建纲之冤”，如今对“李建纲之冤”只有叹息之力了。

2024年5月6日，“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李城外先生，发表《干校文学的“祖师爷”——李建纲》一文，获得许多名家点赞。李城外先生在文章中说——

近日，有位文友得知我长期从事“五七”干校研究，于是成人之美，转赠一套砖头般厚重的《李建纲文存》（1-6卷），我不禁喜出望外。多年来，各地友人的赠书与日俱增，大都无暇及时拜读，对这套书却破例先睹为快，还不时在我的“向阳轩”佐以美味佳肴，浮一大白，连呼痛快。

这套书却让我眼前一亮的原因，自然是它一下子收入了多篇关于“五七”干校题材的小说。如《打倒贾威》《走运的左龟连》，等等。尤其是前者，还添加了“附录”《打倒贾威和五七干校》。重温名篇，仍然倍感亲切。

我依稀还记得当知青时，每每收工后在鄂南的一家茶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打倒贾威》的情形。那时，这篇小说让我这个年方18岁的文学爱好者捉摸起“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分析起贾威这个名字是否寓意“孤假虎威”，进而无形中开始关注特殊年代“五七”干校的历史来。

在此前后，我还从《人民日报》《长江文艺》《北京文艺》《十月》《安徽文学》等报刊上读到臧克家、郭小川、韦君宜及崔道怡等名家有关“五七”干校的诗文，尤其是《上海文学》（1979年1月）上发表的姚雪垠先生《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方知向阳湖就地处我所生长的咸宁，更是颇感兴奋，从而逐渐走上了研究干校文学之路，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回过头来重读李建纲先生有关“文革”和“五七”干校题材的小说，我不得不佩服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先的勇气。要知道，《打倒贾威》可是创作于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1979年2月）之前，发表在《长江文艺》（1979年4月5月合刊）上，而此种题材的小说连国刊《人民文学》都未曾亮相过。李建纲的独特优势在于，他曾下放武钢五七干校，在那里经历过学习与批判，饱受个中滋味，对其中人事了如指掌，写起来自然游刃有余。李建纲的小说，无疑是亿万受“四人邦”迫害的人民的吼声，是最早声讨妖孽的檄文！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借“左派”人物真真之口提到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你们听说没？离咱们这里不远的咸宁，有个大干校，集中了六七千人哩，我说这话不怕你们生气，个个都是大名鼎鼎，大作家大文化人。比你们大多了，你们是厂一级的，人家可是国家一级的，要把我发配到咸宁去就好更好了，我喜欢文艺哩 ！”所幸者，《新华文摘》不久便转载了《打倒贾威》，它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选中，作了为期一年之久“地毯式轰炸”，要知道，神州大地在当年连电视都是稀罕物，《打倒贾威》波及之广可想而知，作者李建纲已身不由己，不想出名恐怕也难。自然啰，也难免招来平庸之辈的羡慕、妒忌、恨。

不仅如此，他同一时期发表的小说《三个李——献给全国科学大会》《走运的左龟连》，也在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好评。《三个李》还入选《1977-1978.9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与26位作家同时在皇家出版社“露脸”，排序第12篇，为湖北作家唯一入选者。……多年后，当李建纲也成了名副其实老作家，便不失时机踏上了寻访咸宁干校之路。2010年4月29日，省作协组织老作家采风团到向阳湖，他和洪洋、刘富道、曹建勋、王维洲、叶明山等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南鄂晚报》以《向阳湖，沉重的历史记忆——湖北省老作家纵谈干校文化》为题作了整版报道，其中请李老开了头炮——《向阳湖是一座干校的文化博物馆》：“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文化人下放到基层的足迹，这段经历对于我国文化、文化人产生了多大影响？没有人去研究，唯独咸宁最重视。原址保留，资料系统整理，主办展览让人们去参观。可以称得上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对后辈人影响很大。如果说没有向阳湖的劳动改造，抑或那些文化人后来创作的诗文就不会那样厚重。”对此他深有体会，《打倒贾威》就是反映五七干校的小说，是文学作品中最早反映和“四人帮”作斗争的作品之一。这篇小说也为博物馆增添了内容，告诫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让历史重演。

（字数：44066）

2024年5月12日压缩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