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艰难卓然之一

至简

说明

本文原发在“阿水论坛”——即现在的“四海军政论坛”上。由于年事已高，大致完成心中的计划后准备搁笔，故打算将历年来所写的文章陆续搬运到本号。此文原是一篇探究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时，有关红一将领李、何、罗、邵等人具体表现及后来产生影响的草稿。最早是想发到“飞扬军事”网，因该网其后关闭，故经过重新整理转而发到“阿水论坛”。之所以题目取为“时艰难卓然”，盖因感叹时局突然发生巨大变幻时，大部分人都难以看透其中的玄机，所以很难做到卓然而立之意。为尽可能保持文章的原貌，仅对文中个别错别字以及词不达意和不够通顺之处，做了些许必要修改（正）。

时艰难卓然

略谈“草地分裂”时的四位红一将领

有关红军长征途中“南下北上”之争时，四位原红一方面军将领错误地选择站在张国焘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或支持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后来清算张国焘错误及张国焘路线余毒时曾做出过结论，但出于保护和团结、教育党内同志的目的并未公布于众——仅在记载中笼统地简述。而大概出于为尊者讳等原因，一些知情的老同志在回忆时，也多采取回避或约略地透露出那么一星半点。改革开放之后，有关有关这段历史的论述文章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为这几位将领鸣冤叫屈的，李卓然被认为是最为冤枉的！实事求是地说，关于李卓然等人在“草地分裂”时的具体表现甚少见诸于文字，因此这些说辞难免鱼目混珠、真假难辨，使原本就混沌不清的史实更加扑朔迷离。好在随着历史的进展，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逐渐被相关当事人在其回忆中陆续披露出来。故本文拟通过回顾“草地分裂”大致过程，将笔者所了解和探究的资料讯息，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介绍给关心这段历史的网友。

一、分裂的前奏

要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得搞清楚，当年张国焘是如何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阴谋活动的，否则就会陷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窘境。1935年8月3日，《松潘战役计划》因主客观原因流产后，红军总部又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以一部为左路，由卓克基奔西北，打通大藏寺、查理寺和阿坝的道路，消灭和驱逐沿途的番兵马队。拿下阿坝后向北探进，再打通阿坝至墨洼、班佑的通道，以接引并掩护右路军。以位于哈龙、毛尔盖的四个军为右路，经竹勋坝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消灭驻扎这一带的胡宗南部。另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沟至羊角塘一线展开，牵制松潘之敌主力，掩护左右两路大军及后方的安全。根据总政委张国焘的建议，以第五、九、卅一、卅二及卅三军为左路军，由他和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以第一、三、四及三十军等部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及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战役的意图是出敌不意，迅速跨过若尔盖大草地，取得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实现北出陕甘的目的。根据史载，北上方针及过草地这条路线，均是由毛泽东提出的。依照某些人的臆测（主要是那些企图为张国焘翻案的），其时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但在实际上，张国焘才是始作俑者——据徐向前回忆：“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注1）那么，张国焘兵分两路意欲何为呢？从军事常识讲，超过十万人的大军分成两路行进纯属正常举措，但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情况推断，张国焘此举难说未包藏有祸心的。由于其时红四方面军在中央政治局中只有一人，所以张国焘的意图很难达成或实现，而通过兵分两路便可以指挥部队的名义，顺理成章地将红军总部与党中央分离开来！如此一来，既摆脱了党中央的羁绊——“天高皇帝远”，利于发挥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又可实施强行改变中央的北上计划和携裹党中央及一方面军南下的图谋。其时，党中央正欲通过加强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来加快实现北上的策略，所以并没有意料到张国焘此举暗藏祸心。张国焘为实现他心中的图谋，随即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所谓的“政治路线”问题。于是，张闻天只好于8月3日当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关于这个史称“沙窝会议”，由于留下的档案资料很少且有缺失，造成后来对沙窝会议有不少错误说法和回忆——例如会议为什么开了好几天，以及出席会议的人数等。而个别心怀叵测的人更是编造出不少耸人听闻的谎言，其中最荒诞的莫过于何畏企图枪击毛泽东的假说，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加以澄清。沙窝是个依山傍水的藏族小寨子，是毛儿盖的十八寨之一，属于下八寨乡。有关寨名的叫法，也不尽相同：“沙窝”是黑水地区嘉绒藏民的叫法（汉语译意为“绿色的平地”），而“俄灯”、“血洛”则是毛儿盖地区安多藏民的称呼——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地方，即今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根据解放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实地寻访和考证，其时的沙窝会议，是在当地一座藏式民居的三楼经堂召开的。这所房子的下层是厚厚的土墙，三楼是用木头搭制的阁楼，会议室就设在阁楼的经堂。之所以选定在这所房子里开会，是因为这一带是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的驻地，之前该师司令部就安在这座小楼上。

“沙窝会议”遗址。（图片取自网上）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沙窝会议”是于4日晚召开、7日凌晨结束——前后共三天。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员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国焘（政治局正式委员）、凯丰、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共十一人。这里的疑问是，既然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怎么连非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呢？鉴于这次会议的记载较为笼统，且对此后两军的分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依据文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结合相关人员的回忆，重新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分析研究。按照张国焘的回忆，起初他想要求允许陈昌浩列席此次会议，但却遭到会议召集人张闻天的坚决拒绝——理由很简单，召开的是政治局会议，而陈昌浩并非政治局委员。对于第一天的会议情况，张国焘的回忆是：“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注2）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足以证明，陈昌浩与刘伯承、傅钟等三人，没有也不可能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应该是5日后，方参加的会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与凯丰，也同样出席了此次会议；而除王稼祥外，另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也未出席这次会议。此外，决议草案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由时任“负总责”的张闻天所为。尽管张国焘在其回忆里用貌似轻松的笔调，将会议描绘成是“鸿门宴”，而他又是如何“舌战群儒”，但也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认，此次会议是因他而召开的——“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我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注3）尽管张国焘这段话说得很是冠冕堂皇，却难免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且在之后的表述中不慎露出了“马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什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注4）俗话说得好，“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要反着听，言外之意就是想通过往政治局塞人的手段，扭转其处于少数的不利局面！由于张国焘事先就拿定了主意，所以会议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拖至凌晨三时，张闻天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张国焘步出山口见到陈昌浩后，便将会议的争执情况一一告知。按照他的说法，陈昌浩的情绪十分激动，甚至说出逼迫中央让步的狠话。而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张国焘在会议期间忙得很——“毛尔盖会议一共开了3天，这是第一天的情况。张主席没日没夜地两头忙，一边要赶到沙窝会上和毛泽东等人吵，回来又连夜赶晚地与等候在9军军部的陈昌浩、何畏、黄超、李特等十几位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商量，然后再把商量的意见拿到会议上。”（注5）为了促使张国焘能执行中央的北上策略，中央随即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首先同意扩大与会人员，陈昌浩与刘伯承、傅钟等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了此后的会议。不过，在原则问题上，中央丝毫没有做出让步——毛泽东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张国焘：“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注6）毛泽东这句话，将张国焘的心怀叵测，硬生生地堵了回去。遗憾的是，尽管中央做出了妥协及让步——允许四方面军的代表陈昌浩和傅钟出席会议，但并未使张国焘改变既定的主张。根据中央档案馆的耿仲琳等考证：“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两个文本，一个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回来的，一个是原来中共中央保存下来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决议》原稿，标题之下注明‘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但在该决议的首页上，还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等字样。”（注7）这段史实说明，张闻天起草的这份《决议》在第二天（5日）的会议上，依然未获得通过。原因不外乎是张国焘等人的阻挠。在6日召开的会议上，张国焘又耍了个花招——“在沙窝会议的最后一天，张主席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由，突然拿出一份名单，提出增加9名4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才有8人（张国焘是其中之一），怎么可能让张国焘一家伙搞成‘张家店’？因此，会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建议。但为了团结，双方通过协商，最终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委员。”（注8）随即张闻天起草的《决议》，终于在7日凌晨会议结束前获得通过。可对于这个结果，张国焘并不满意！尽管四方面军的陈昌浩与周纯全进入了政治局，但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仍然还是少数。据徐向前回忆：“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注9）从其后的历史进程可知，张国焘并不死心，他利用兵分两路部队充需要调动和重组的间隙，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与陈昌浩等分头进行活动。张国焘借着前去探望病号的幌子，企图赢得王稼祥的支持。张国焘与王稼祥是老相识，曾一起在莫斯科待过近三年时光，他认为“王虽系留俄生，但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休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张国焘不知从那里听说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不错，希望他能说服毛泽东这个北上策略地始作俑者改变主意。但他大概忘记了，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怎么会不清楚中央做出的北上决策？！所以王稼祥虽然只是婉转的劝告，但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态度。碰了一鼻灰的张国焘大失所望，只好转身悻悻离去。相较于张国焘的假模假式，陈昌浩等则直接进行“逼宫”！他先是将驻扎在毛尔盖附近的几个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召集在一起，然后派人去请“负总责”的张闻天，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他反映——这就是发生在长征途中，著名的围攻张闻天事件。据说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也是后来的右路军指挥部。陈昌浩事先召集驻扎在附近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商量好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是有重要事情要向中央反映。

张闻天早期照片（取自网络）

张闻天一进门屁股还未坐稳，陈昌浩便以强硬的口气，开始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逼迫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而张国焘的另一个忠实走卒——刚从红九军军长任上调到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的何畏，则站起身来“‘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从此再也不信任中央了!’”（注10）话音刚落，围坐在一旁的其他军、师干部便纷纷站起来一哄而上，对“负总责”的张闻天展开了围攻。他们七嘴八舌地大声质问道，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并进而威胁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会引起四方面军广大将士们的极大反感！本来张闻天为了大局，还尽量平心静气地倾听，但很快便被这种“逼宫”式追问彻底激怒了！据何福圣回忆：“张闻天此时再也无法容忍，勃然大怒，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4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洛甫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我明白了，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郑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的。’丢下这句话，张闻天拂袖而去。”“陈昌浩在他身后飞出一腔：‘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注11）对于张国焘等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系列不寻常举动，中央有关领导开始察觉并采取了一定的有针对性措施：在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同时，决定恢复红一、四方面军番号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红军总部及其有关人员出发前往左路军之前，专门同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一起开了个会。总司令朱德在会上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号召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实现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任务。大会结束后，朱德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领红军总部大部分人员，赶赴卓克基与张国焘等会合。从后来的发展过程看，张闻天、周恩来等包括毛泽东在内，显然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及其可能采取的卑劣手段。张国焘回到红九军（九军团此时已改为三十二军）军部后，左路军的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跑来打探消息，听到张国焘刻意歪曲的介绍后，纷纷对中央的北上方针表示不满。根据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这里面还包括两名一方面军的将领。那么，这两名将领会是谁呢？何福圣虽然没讲，但这不难猜测——其时李卓然随右路军行动，何长工患病，所以只能是罗炳辉和邵世平。至于二人是否说了些什么，未见明确记叙不欲妄测，但罗炳辉似乎只是打探消息，没说什么。而邵世平则不然，应该至少有所表示——邵世平之前早被博古降为红五军团的地方工作部主任，其时正在卓克基负责筹粮。根据后来张国焘首先安排邵世平作批判发言推断，他显然是发泄了不满，否则张国焘怎么会知道他的情绪。见不满情绪被鼓动起来，张国焘随即便开始施展上下其手的阴谋举措：首先采取的是掌控红军总部的大权——总部虽然主要由一方面军的人员组成，但毕竟来到人家地盘，作为总部首长的朱德、刘伯承反倒说了不算。张国焘的手段是以统一指挥为名，借下发新的密码本之机，收缴了一方面军各军团之前的老密码本。并规定各军只能直接同“前敌指挥部”联系，由“前敌指挥部”向总部报告，总部则负责与中央上报及下达。从后来的发展过程可知，张国焘此举是要尽可能隔断中央与各军团的直接联系，以便施展他的阴谋诡计。此外，有意识地向下散布与中央及一方面军的矛盾和争执，进一步加剧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怂恿四方面军的某些人向一方面军所部发起挑衅，很快发展到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十分恶劣的地步。此时，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对《夏洮战役计划》作了修改，将红军的主攻方向由西边的阿坝转向东边的班佑，意即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并于8月15日将这一决定，电示随左路军行动的红军总部，但张国焘对中央的这个电示置若罔闻！——就在这同一天，左路军主力开始由卓克基向阿坝县推进。鉴于张国焘等已控制了电台，朱德等很可能未及时看到中央的这封电报，于是左路军继续向西边的阿坝挺进。19日，左路军攻占阿坝县的查理乡，红军总部随即由大藏寺向查理寺移动，同时命令红五军探寻查理寺至班佑的通道。表面上看，张国焘是在执行原来的计划，但在实际上，他已开始着手实施分裂计划！——指令红五军（团）北上探路只是摆出过草地的姿态，以迷惑朱德（及中央）等人的耳目而已。那么，笔者的这个断言有何依据呢？其实只要简要分析一下其时的态势，便可一目了然。请先参阅下图：

截自《红军过雪山草地示意图》。图中红线（箭头），为右路红军跨越草的路线。请注意阿坝的位置。若尔盖（松潘）大草地位于川西北，纵横300余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红军原计划是从草地的东（右）西（左）两侧穿越，进抵班佑会合后开始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后发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位于平武一带，草地东北侧的上下包座只有少量守军，故于15日电示主力集中到右路过草地。可如此一来，张国焘阴谋携裹中央南下的诡计就无法实现，所以他指挥左路军不管不顾地奔向阿坝。无奈之下，中央政治局只好于20日在毛儿盖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等问题。由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随左路军去了阿坝；周恩来突发重病；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已带先头部队出发；彭德怀则率红三军（团）位于后方掩护。所以出席会议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政治局成员），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共十二人。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随即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在讨论中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决议的补充，用电报告知左路军的张国焘及朱德等。可张国焘对此依然充耳不闻，非但向中央提出“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而且装模作样地坚持继续分左右两路北进，说是左路军要以阿坝为后方，经班佑前出至夏河、洮河地区。同时借着与中央的争执，故意将整个左路军延宕在阿坝一带。8月24日，已进入草原腹地的右路红军的得知左路军依然迟迟未动，只好再次发电给张国焘与朱德：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注12）同日，徐向前与陈昌浩，也主动给张国焘发报“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注13）可张国焘依然不为所动，没有下达北上的命令。时至8月27日，征得张国焘同意后，红军总部终于下达北上命令：左路军开始准备向班佑前进与右路军靠拢。30日红军总部离开查理寺，踏上跨越草地向东北前进的征程。在张国焘的指挥下，左路军主力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以红九军为第一梯队，于9月4日至8日到查理寺、箭步塘一带集中，尔后向班佑前进。后方部队为第二梯队，于9月12日集中到查理寺、箭步塘、松岗等地后，再陆续向班佑开进。另留一部在阿坝开展工作，并要求川康省委要以阿坝为中心，使其成为苏区的一部分。31日电告指挥右路军的陈昌浩与徐向前，左路军先头红五军（团）须三天后才能抵达班佑，其余部队14日方可进抵班佑地区。9月2日，正当中央与右路军望眼欲穿等候左路军到来时，突然接到张国焘发来的急电：因噶曲河水暴涨，正设法架桥，明日各部暂停留各地不动。9月3日，还未等中央及右路军做出反应，张国焘即以“朱、张”名义急电陈昌浩与徐向前并转呈中央：“（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注13）并强调“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注14）不难看出，此时的张国焘已是图穷匕见直接翻脸，企图胁迫中央放弃北进的方针，改为实施之前他提出的南下政策！张国焘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难，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他感到，左路军已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而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当然只听他的调遣，剩下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两个军不足为虑。更何况一军（团）位于右路军的最前面（拉界）；三军（团）担任后卫位于右路军的最后面（班佑）；中央（机关）纵队与前敌指挥部居于中间（巴西）；东南侧则是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上下包座）。而且由于之前的运作，中央与第一、三军（团）的电讯联络也已被切断，所以张国焘心中十分笃定。9月5日，张国焘命令阿坝的红九军等部停止北进；第二纵队各部停留在原地，伸前游击，筹粮待命。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撤回到中阿坝，召开左路军各军首长会议。张国焘在会上露出了狰狞面目，不但公开了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而且添油加醋地借题发挥，说中央及一方面军如何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歧视和打击。红四方面军几位在座的军长和政委听后火冒三丈，一边“嘭、嘭”地拍着桌子，一边大骂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以及红一方面军。根据其时已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陈伯钧是年9月7日的日记，他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某些人的过火行为甚为不满，会后便当面要求张国焘“采取有效手段”，来制止这些行为。没想到非但问题没有解决，在后来被调往总部时，九军竟然以不能带走九军发放的马匹、物资等为名，连陈伯钧从一方面军带来的马匹及望远镜一起被抢走！几次找张国焘都答复予以解决，但最后依然是“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

陈伯钧（图片取自网上）

张国焘拉开自己一手导演的这出闹剧的大幕后，禁不住踌躇满志，一边通过陈昌浩与徐向前向右路军下达着指示，一边静待中央的反应。而首先面临严峻考验的，是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红军总部和来自一方面军的同志。注释：注1：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37页。注2：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56页。注3：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58页。注4：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59、260页。注5、8：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33页。注6：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60页。注7：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沙窝会议若干史实考辨》一文。注9：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38页。注10、11：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35页。注12：见《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31页。注13：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