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大夫到党政干部3

书@棋*

近十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大道相通》这本书，是在回应历史与时代的“大哉问”，是伟大思想伟大继承的阐发性著述，反复读之思之犹似醍醐灌顶，感谢伟大的时代，感谢可敬的作者。读了这本书，才更加明白了文明之为文明、伟人之为伟人，更加理解了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情怀和精神（本篇内容均来自《大道相通》）。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因而是一个列宁式先锋队政党。列宁式先锋队政党是列宁在俄国具体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基于同样的逻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推动这个带有强烈苏式风格的政党的中国化，也就是吸纳儒家士大夫精神，把苏式干部转化为中国式干部，从而融入中国文明肌体之中，带领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初步推进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民国的政客、官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先锋队政党的骨干，他们普遍有高水平的政治信念、政治忠诚、政治能力和高水平的组织性、纪律性。凭借这个干部队伍，党领导了国民革命，后来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并取得多次胜利，但也遭受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乃至灾难性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党内教条主义居于支配地位，这包括组织上的教条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并接受其全面领导，包括指定高级领导人。这样，包括王明在内的众多年轻留苏学生成为党内高级干部，形成所谓“国际派”，实际上是比较典型的苏联式干部，回国之后，在上海，后来到苏区领导革命事业。对其行为模式，毛泽东斥为“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体现在干部观念和制度上，盲目照搬苏式或斯大林式干部路线，机械地理解阶级理论，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是工人阶级出身：相信自己已掌握革命真理，对待下级、群众倾向于强迫命令；在干部提拔任用上搞宗派主义，排斥异己；迷信秘密警察统治，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些做法给革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以毛泽东为首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革命的中国道路，主要是开展山地游击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新吸收的党员必然多为农民，其中一些在军事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军事干部。党员的现实结构推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进行了主观化改造：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主要看其主观上是否具有“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而这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组织生活培养、保持的——其实，这正是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的初衷。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出身论的限制，以政治意识的先进性作为吸收党员、提拔干部之主要标准。由此，党对所有人开放，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成为党建之关键环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上海等城市学生青年大量涌入根据地，党对其进行政治训练，吸收其入党，快速提拔重用，形成“三八式干部”群体。他们推动了干部的知识化和年轻化，提高了各根据地的政治组织和行政管理能力。但是，知识分子的某些习性与先锋队政党的伦理、政治规范是有距离，甚至存在冲突的，毛泽东将其概括为“自由主义”，最大问题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同时，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获得重用，引发资历更老的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的不满。凡此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思想教育运动，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整风运动的目标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活动；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定党同时还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据此，党积极地把自身事业纳入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之中，这就是中国化的实质。中国化是全面的，既有思想和理论的中国化，也有“组织工作中国化”，即干部品质和干部制度的中国化。

关于干部品质，中国共产党强调德才兼备，高度重视干部的道德修养。布尔什维克较为重视干部的政治道德，尤其是组织性、纪律性、忠诚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高度重视干部的“私人”道德，“生活作风”被普遍视为严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写作了“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干部的道德纲目。刘少奇写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十分明确地把儒家士君子修养之道创造性地发展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干部的修养之道。这是对儒家修养概念的创造性转化，是苏共闻所未闻的。

关于干部的培养，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覆盖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文化培训，既培养高级干部，也培训基层干部。实际上，党建立干部的终身学习制度，这是对儒家“学以成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其严密程度远远超过苏共。

关于干部伦理，中国共产党强调爱护干部、维护干部群体内部团结。列宁最早进行过清党活动，斯大林将其发展为在肉体上消灭异己分子，“国际派”领导层曾将其移植到中国。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组织整风，则确立了爱护干部的原则，对犯有错误者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塑造了党内团结友爱的伦理规范，把党塑造成为一个有情谊的政治共同体——这是完全不同于苏共的。

关于干部权力行使机制，强调干部对群众、上级对下级的示范、引领和教化。苏联干部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毛泽东则依据儒家“风化”理念，训练干部自身保持知识、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以此示范下级、示范群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同样是不同于苏共干部的。

关于干部功能，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苏联共产党倾向于单方面按其理论追求政治目标，较少关注人民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则本乎传统“作民父母”观念，重视与人民的互动，回应群众的呼声，与人民心连心。各级干部通过其在具体场景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努力，为党和军队赢得民心。

凡此种种努力构建了中国风格的干部培养模式，由此，干部群体也就逐渐脱离苏式形态，向传统士君子——士大夫形态靠拢，从而形成了先锋队政党干部的中国形态。相比于苏联式干部，中国式干部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先进性更为突出、更为全面，也更符合列宁对先锋队政党的期待。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更完美地构建了列宁所构想的先锋队政党。

凭着这样一支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相应地，领导、组织革命战争的干部整体转化为领导、组织、管理国家的干部，其间经历过多次变化，但中国式干部的基本品质和政治行动逻辑没有太大变化。

第一，干部是双重先进分子。首先，党相对于群众是先进性组织；其次，干部又是党内先进分子。因此，干部的根本属性是先进性，在知识、政治、道德等各方面既先进于普通党员，又先进于群众。干部的双重先进性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构建的，首先是终身学习，其次是进行个人修养，但最为重要的是制度化的组织生活；党也定期开展整风活动。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保持和强化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干部的先进性。

第二，干部是领导性治理者，统合教化者、政治家、官僚三种角色。干部处在组织、管理国家的科层体系中，其结构性角色类似于理性化官僚；但干部又占据了西方政客所占之政治位置，在各级政府、各政治性部门领导岗位上，且常由选举程序产生任命。干部还是教化者：干部由教化养成，整个制度预设其掌握了政治理论，具有政治觉悟；因而在日常工作中，干部也被赋予了教育下级、教育群众以提升其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责任——事实上，这是其首要责任。因此，干部固然承担着日常治理的责任，但其目标不限于简单地维持秩序，而是有明确的道德追求，自觉地领导国家发展、塑造具有明确价值属性的秩序，因而发挥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第三，干部的职能以领导权为中心，以示范和教化为先。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政党，因而其首要权力是领导权。党建立了全覆盖、深渗透的领导体系：党作为先锋队政党，领导政府，领导其他政党，领导各种群团组织；党又通过所有这些权力机构领导全体人民。领导活动贯穿于所有这些政治关系之中，干部的首要、基本职能是领导，掌握和行使领导权。但是，干部领导权之正当性来自其双重先进性，这就塑造了两种极为特殊的领导权行使机制：第一是示范，对下级、对群众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第二种是教化。

第四，干部的行为在组织性与创造性之间保持平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改造世界，为此阶段性地确定中心任务，分解给各级各类干部，干部就是完成党所确定的政治任务的能动者。这就要求干部必须在组织性与创造性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党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干部身在科层制体系中，内部有严格规则和纪律；干部管理各种事务，亦必须遵守规则制度。另一方面，干部对其所领导的民众，对其所管理的事务负有全面的政治、伦理责任，也必须积极在自己所辖地区、部门完成党和国家确定的中心任务。这些都需要干部具有主动性、创造性。从客观条件看，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地方差异很大，干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统一的路线、方针、战略、政策，必须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现实政治中的干部确实呈现普遍的、高水平的主动性、创造性。过去几十年间，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这是地方发展的重要动力，出自干部对统一政策的灵活解释，因应地方发展需要的大胆创新。

这个干部群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能动主体。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大难题，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靠的是什么？当然靠党的坚强领导，靠人民的艰苦奋斗，而把人民组织起来、凝为一体、共同奋斗的，就是数以千万计的干部。没有中国式干部，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西方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人们总是相信，会有某种外在的绝对力量给人间制定完美的规则、法律、制度，塑造人间良好秩序，这就形成了其特有的法治迷信、制度迷信，一旦面临巨大内外冲击，就束手无策。中国文明的根本精神则是敬天、重人、尚德，人们普遍相信，人间的良好秩序只能由人自己来创造和维护，因而在政治上始终高度重视能动者，而能动者获得权威的唯一依据就是德与能。因此，古往今来，中国政治的基本原理就是，应当把权力交给理论、政治、道德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领导团体。在三代，就是君子；秦汉到明清，就是士人——士大夫群体；中国共产党尽管是列宁式先锋队政党，同样接续了这一传统，在苏式干部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基础上，吸纳了儒家士人——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形成了中国式干部群体。

这样的干部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可以提供给当代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国家要发展，人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不可能指望神灵等外在的绝对力量，而只能靠人民自身的奋斗。但是，人民必须由一个先进性团体来领导、组织、管理，才能凝定为改造现实的强大力量。结合了先锋队政党和中华文明的中国式干部就是这样的先进性领导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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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网络（致谢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