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朝邹太后

丹麦童子

邹氏，顺天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二月十三日册为王妃。

崇祯十四年（1641年），洛阳失守，福王朱常洵被杀，邹氏逃到孟津、孟县，遇到世子朱由崧，至怀庆。怀庆陷落后，她藏在书堂官黄奎家。朱由崧即位后，遥上尊号为“恪贞仁寿皇太后”，命典仗李希栴、书堂官孙拱极见邹氏之弟东城兵马司指挥带俸侍卫千户邹存义，暗中告知朱由崧即位，接着命常应俊、舍人阎守平来谒。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邹氏自清化经修武、获嘉，至郭家寨常守义家，书堂官康永宁及张成福来迎。八月十三日，驾至南京，自仪凤门入。朱由崧跪迎洪武门外，相对泣下。随后命汤国祚告于南郊，修西宫之西园第一所为其居所，称慈禧殿。移宫之日，命妇入贺，并封存义大兴伯，又谕工部以万金充赏。

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逼近南京，马士英以黔兵四百人奉邹氏幸浙，径广德、安吉至杭州。张秉贞备法驾，以总兵署为行宫。邹氏赭服，一紫衣宫女侍，召潞王朱常淓，泣命监国，不应。刘宗周、熊汝霖入见，当面弹劾马士英；黄道周复疏请诛之，邹氏欷歔无一语，随后朱常淓被迎入府。不久，清军入杭州，邹氏辗转北行渡淮，乘间投水未遂，被黄调鼎奉养于洛阳。死后与朱常洵合葬熙陵。[1]

南明福王朱由崧的皇太后——邹氏

2016/12/9 14:44:58对 10120 个作者有用

　　邹太后是京师(今北京)人， 福恭王朱常洵的次妃，弘光帝朱由崧的生母。朱由崧：(公元1607～1646年)，明福王，南明弘光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44～1645年为期两年，终年三十九岁。由崧的身世来历显赫，就是万历时差一点被立为帝的福王朱常洵之子。

　　公元1617年，十岁的朱由崧被封为德昌郡王，后来又立为福世子。本以为可以像他的老爸一样，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终其一生。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李自成攻破福藩洛阳，革了老福王朱常洵的命。朱由崧和母亲邹氏好不容易逃出一死。尽管后来袭了福王的虚封，可那时天下大乱，朱由崧自然在洛阳站不住脚，只好四处流串，生活无着。破落王孙，在权贵眼里跟乞丐没什么两样。后来，他继承了命运多舛的父亲未竟的事业，终于登上了明帝国的宝座。公元1644年3月19日，崇祯帝自尽于煤山。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很显然，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拥立新君，组织政权。说到血统亲近，福王，桂王，惠王成为不二人选。而由于福王在三藩中年龄最大，又加上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流串到南京附近(淮安)。比起其他两个远在广西的藩王来，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但内中隐情却要追溯到天启朝时，为反对老福王继统和老福王之母郑贵妃干政，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为防止朱由崧登位之后趁机报复。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潞王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但他的所谓贤名，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直至今天许多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憾事。其实，抛开潞王是否真贤不说，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自有其现实考量。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昏庸，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局势而论，留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方能维持危局。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南明的局势势必将土崩瓦解，一发不可收拾了。

　　南京的拥立大会正开得热闹不堪之时，远在淮安的朱由崧却慌了神。作为三大热门侯选人之一，却没有人来请他发表竞选演说。这一切都使朱由崧感到情况不妙。而实际上，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一开始就是把他们所挑选和准备拥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的。不论是谁为君，重要的是不会妨碍他们掌握手中的权力。从心底深处，曾经天威凛然的皇帝对这些重臣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摆设。在史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其一就是“干预有司”。是的，重臣忌讳的正是一个“干预有司”的皇帝。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大家看来脑满肠肥，糊涂昏庸的朱由崧竟走出一着妙棋，一举击溃了南京城内自以为得计的衮衮诸公。据史籍《南渡录》记载：“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朱由崧竟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高杰，黄得功本人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流串军阀，见有“定策拥立”的大买卖可做，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于是一拍即合，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正与史可法密商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勋。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马士英老于官场，见自己部将窝里反，想来争也没用。连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迹，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史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指手画脚的不服，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痛骂朱由崧昏聩糊涂。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大势已定，满心悔恨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其实，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怀心事，却不乏良将猛士。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权谋阅历，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镇拥立之时，施加手段影响，使三镇为己所用。可惜，朱由崧继承了乃父的心宽体胖，却没有继承乃祖的雄才武略。求助于三镇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发挥，想做皇帝心切，一开始就高开了价钱，自贬了身价。三镇也看清了这位“承天启运”之人乃是阿斗。从此对他的权威再也不屑一顾。

　　农历5月15日，朱由崧正式由监国登基为帝，一开始，大家见他作风低调，进城时还戴着又脏又旧的角巾，摇着白竹扇，看起来像个和蔼可亲的乡下土财主，并非传说中骄气逼人的纨绔子弟，还自我安慰了一番。哪里知道其实是这位皇帝半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一时还讲究不起他老爸福王的排场。果然，在装了几天表面文章之后，朱由崧就放出话来：天下事，有老马在。然后迫不及待的纵情声色，享受起来。在这方面，也许是受教于他父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哲学。却完全忘了他父亲的悲剧。朱由崧以好色纵酒着名。即位之初，就派太监到处收罗美女以充宫掖，无远弗届，一直闹到苏杭等地，吓得有女儿的人家鸡飞狗跳，赶紧把女儿一嫁了事。直到灭国前两个月，他还忙于计较后宫妃嫔的人选。据谈迁笔记：“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实在骇人听闻。除夕之夜，朱皇帝突然闷闷不乐，急着召集群臣入见。大家以君子之心度圣明之腹，还以为是前线屡吃败仗弄得皇上心情烦闷，纷纷指天誓日的以恢复自任，哪想到这位老兄闷了半响，憋出一句话来：“众卿家阿，朕还没时间考虑那个，朕只是看现在梨园唱戏的没有什么长得象样的。想多选一些佳丽来充实后宫，你们一定要早点帮我办这件事啊！”大家没想到他操心的竟是这个。面面相觑半晌，只好一哄而散。

　　朱由崧的好酒也是趣闻多多，据说刘宗周曾劝他戒酒，为革命总要保重身体嘛。朱由崧话说得很讨人喜欢：“为了先生这样劝我，以后再不喝了。”想来长期颠沛流离，这点嘴皮子功夫还是有的。可脸上却晦气的象有人欠了他十万两银子一般。老刘一看觉得不好意思，又改口说：“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没什么。”朱由崧马上借坡下驴，没口子的答应：“您都这么说了，以后就只喝一杯罢。”没想到以后喝酒，太监就给他准备了一只特大号的金杯。这还不算，喝道一半，他就不喝了，旁边的人当然知趣，赶紧给满上，说，没喝完就不算一杯。上下通同作弊，配合默契，酒却是喝的比以前还多。朱由崧昏聩不理事，当时朝政紊乱，贿赂公行。但这帐却不能完全算到老朱头上。他早已把治国大权完全交卸给马士英等人。其实，南明重臣中只要有一个拥有与当初张居正相仿的权谋心机和治国手段，完全可以在皇帝放心让权的基础上振作精神，整顿朝纲。可惜，放眼南明，高居权位的大臣们燕雀处堂，全无半点警醒。马士英，阮大铖固然是卖官鬻爵，拼命捞钱。那些自命与马，阮政见不同的官绅大抵也是荒淫不羁。寻欢作乐。真是应了肉食者鄙的老话。

　　朱由崧拼命享乐，日子却过得并不舒心。江北诸勋镇拥兵自雄，忙于勾心斗角，寸土未复，却成天逼着他要粮要饷。就连史可法为了见好于四镇，也不惜用威胁的口气上书称自己未有寸功，是因为粮饷不足。要求皇帝筹集粮饷，才好上阵杀贼，否则就连长江也守不住。那么江北四镇是不是真缺粮饷呢？据载，江北四镇定额合计每年共二百四十万，而南京朝廷在当年四个月内就已发了一年半的饷，合计三百六十万。难怪就连朱由崧也不满的说：“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田仰与刘泽清不得全事呼吁……”外方见逼于军阀，朝堂上下也不宁静，不满朱由崧为帝的某些东林—复社人，又接连搞出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热闹非凡，借此来质疑朱由崧继统的合法性，破坏其名誉和声望，东林—复社党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正直不阿的诚人君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派别，出于对其天下闻名的影响力的垂涎，许多心术不纯，热衷名利之徒也趁机混入其中，以君子之名，行小人之事。为了争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而他们所耍的这几手也十分了得，与借绯闻案弹劾总统下台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最后没有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却在不明真相的文武官员和百姓中搞得群疑满胸，乌烟瘴气，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在内外倾轧下，随之而来的是清军的铁骑。

　　公元1645年4月25日，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方寸大乱，顾不上通知其他人，就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仓皇出逃，一路辗转来到芜湖。芜湖守将正是拥立有功的江北四镇之一——黄得功，他尚对京城变故一无所知。当知道自己的“天子门生”是张惶失措，弃都而来时。内心不胜感慨，但仍然决定以死报国，对这位昏君效忠到底。农历5月28日，在尾随而来的满洲重兵压迫下，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策谋降清。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黄得功被暗箭射中，随即自刎而死。朱由崧则被田雄活捉，献给清军邀功。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的双脚，生怕这个活宝贝飞掉，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于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当时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可见一斑。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次年农历5月，这位南明天子就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杀死。

　　朱常淓：(公元1607～1646年)，明潞王，万历皇帝之侄，在位时间从公元1645～1645年为期七天，终年三十九岁。朱常淓论辈分比崇祯皇帝，弘光皇帝还高出一辈。本来按血统亲疏论，南明的帝位跟他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在钱谦益等人的包装策划之下，潞王一跃成为朝野归心的贤王。南明弘光皇帝继位后，许多人还对潞王当年落选而耿耿于怀。权臣马士英与南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公元1645年农历5月22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南明弘光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公元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南明弘光皇帝抢帝位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邹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不久，潞王投降清兵，在挟持邹太后一起渡过淮河时，邹太后跳入水中自尽而死。

明朝首辅护送太后出城，最后什么结局？

1644年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自尽，北方半壁江山沦陷，而明朝在南方尚保有大片土地，所以在南京的大臣们拥立了福王朱由崧继位，史称弘光帝。但是这位弘光帝并不是个励精图治的主，再加上首辅马士英的腐败以及军阀的尾大不掉，弘光政权举步维艰，最终仅仅坚持一年就被清军击败。在清军抵达南京之前，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就筹划着出逃。

1645年五月初十夜间，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在士兵的保护下从南京城出发准备逃往浙江杭州，随行的还有弘光皇帝的嫡母邹太后， “二鼓后，上奉太后一妃与内官四五十人，跨马从通济门走出”，黄道周也写道：“实五月十有一日上与慈禧宫同出都门”，文中的慈禧宫指的就是邹太后。不料一行人在溧水县境内被当地士兵抢劫，慌乱之中皇帝和太后失散了，马士英带着太后仍然按照原计划前往浙江，而弘光帝和马士英的儿子则逃往了安徽方向，后来弘光帝逃到了在安徽的黄得功军营中，黄得功一心护主，不料却被叛徒出卖，在他抵御清军时被叛徒冷箭射中咽喉，后自刎而死，弘光帝也被叛徒捆绑献给了清军。

而邹太后一行虽然也很狼狈，却无杀身之祸，相反地他们还杀了明朝自己的地方官员。马士英带着太后一路逃往杭州，虽然是逃命，但是养尊处优的习惯还是没改变。到了广德州时，马士英要求让一行人进城休息，其实要求也不太过分，但是知州赵景和却拒绝了这个要求，毕竟现在兵荒马乱的，谁知道这一行人是真是假，还带着部队，万一被趁机破城了岂不是罪过大了，于是赵景和拒绝部队进城。

这一拒绝可就惹祸了，马士英虽然对外软弱，但是在弘光朝他是首辅，仗着自己的“策立”之功作威作福，朝野无人敢和他对着干，现在却在这个地方被拒绝了。丢了面子的马首辅恼羞成怒，于是下令部队攻城，没错，攻击明朝自己地城池，一个地方部队守着一座小城，怎么会是对手，很快广德就被攻破，而知州赵景和也因为“对太后大不敬”而被处死。

不过最终邹太后也没能逃脱被清朝俘虏的命运，邹太后性情刚烈，在被清军押往北京的途中跳淮河自尽，也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名节，这与数百年后的那位慈禧太后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