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一）

崔

　　云南省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创建于1951年，陈列面积达2400平方米，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从20世纪50年代始，云南省博物馆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试掘、调查多达数百次，其中影响较大的几次重大考古发掘为：

1955年～1960年先后4次在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一墓地已成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被世界考古学界称为“石寨山文化”（亦称“滇文化”）。该墓地共发掘了50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器物4件，尤其是在6号墓内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从而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滇”的记载。

1972年发掘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是石寨山文化的又一重要地点。该墓地共发掘了27座古墓，出土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各类文物1300多件，进一步丰富了滇文化的内涵，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批青铜纺织工具，有卷经杆、刷形器、梭口刀、弓形器、纺轮、针线盒、筒、锥、针、绕线板等，是研究云南纺织史的重要资料。

1975年～1976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了79座古墓，时代为春秋——西汉。出土文物1245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土了5面春秋时期的铜鼓，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鼓。1977年至1982年连续7次对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在7米多高的巨大封土堆上，层层叠压着东周——明代的古墓葬。其中，东周至两汉的墓葬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文物200多件，较重要的有铜鼓、铜釜、扣饰、矛、戈、剑及陶鼎等。南诏——明的墓葬均为火葬墓，随葬品不多，但其火葬罐形式却复杂多样，为云南火葬墓的分期提供了较科学的依据。八塔台古墓葬区沿续近两千年，经历若干朝代，这一奇特现象，在中国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

　　博物馆外部。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大鹏金翅鸟的放大模型。

　　博物馆门口的雕塑——云南汉代乐舞铜俑。

中庭。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西汉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西汉），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滇国墓地6号墓。该器物由两个铜鼓重叠而成，器盖上雕立一组人物，再现了古时滇族与昆明族军交战的场景。

贮贝器是古滇国特有的青铜器，用于盛储作为货币的海贝，为当地贵族所用，是滇国贵族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战国青铜牛虎铜案。这件青铜器出土于江川李家山24号墓，高43厘米，长76厘米，为祭祀礼器，由二牛一虎组成。主体为一只站立的体型壮硕的大牛，尾部是一只猛虎，猛虎四爪抓住牛后部，虎口紧紧咬住牛尾。而在大牛的腹下有一只站着的小牛。

该器采用范模铸造，大牛和小虎一次成型，而小牛则是另铸，再焊接。牛虎铜案是古代滇族的一件祭器，造型集牛、虎于一体，甚是特异。从美学价值来看，立意独具匠心，想象力颇为丰富，大小比例搭配合适，且形体塑造动静结合。从力学原理分析，小虎装饰于大牛的尾部，且虎的后腿紧蹬大牛的后腿，使得器物的重心明显后移，再在大牛腹下焊接一头小牛，加大器物自身的重力，器物因追求美观、奇异而下盘略显轻浮不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这具铜案是用于放置牛牲的礼器，而虎在古滇地更是被崇拜的对象。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西汉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滇国墓地10号墓。高50厘米，盖径25.3厘米，束腰圆筒形。器身左右有一对向上攀爬的猛虎。器盖上有四只健硕的铜牛，将一个御马骑士护持于中间。马上骑士通体鎏金。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宋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像，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是大理国时期佛教艺术作品。高29.5厘米，重1135克。“阿嵯耶”一词出自《南诏图传》，也被称为“真身观音”，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独有。

该像呈站立状，高发髻，头戴化佛天冠，面作女相，双眼微睁，沉静如水；上身袒露，下着长裙；手结妙音天印；赤足，足下有二方形榫。身后有一背光，银质，镂雕工艺，呈舟形。造像与背光，一前一后，一金一银，搭配恰当，相得益彰，造型规整，制作精美，为古代佛教艺术品中的精品之作，响誉海内外。世界上已知的金属质地阿嵯耶观音像有13尊，其中有10尊在国外，3尊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而就质地而言，13件中有12件为铜质鎏金，金质者仅有此件。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明代镶宝石金发冠，1963年，出土于昆明呈贡王家营沐崧夫妇合葬墓。高11.5厘米，底径11厘米，重320克。冠面上镶嵌有各色宝石，冠顶插有一个如意形嵌宝石簪，簪两侧还有一对儿镶嵌红蓝宝石的笄。整件金冠奢华精美，凝聚各类高超的制作工艺。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迦楼罗）（宋）。通高18.5厘米，重125克。

南宋鎏金嵌珠银金翅鸟，鸟作张翅欲飞状，头顶饰羽冠，颈、尾羽毛竖起，呈火焰状。尾部镶嵌水晶珠五颗，周身遍刻羽毛，足踩莲花座。其制作方法，先锤碟出头、翼、身、尾、足等局部，经錾刻细部后，再焊接而成，制作极为精细。金翅鸟被尊为大理国的保护神，可以制服诸龙，消除水患，用以祈求国泰民安。此器反映了大理人的原始信仰，代表了大理国金银器工艺的传统风格。1978年云南大理三塔主塔塔顶发现。

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网纹长颈单耳彩陶壶，青海省博物馆收藏。

川西彩陶

川西新石器时代彩陶分布最北在若尔盖县协玛坚遗址、达扎寺遗址，最南到达大渡河中游汉源狮子山遗址，据推测川西彩陶可能由川西北山地南下进入大渡河中游。岷江上游及其北面的白龙江下游、西汉水流域和渭河上游地区的彩陶文化，因地处文化交汇地带，受到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川西彩陶器表面多呈红褐色、灰褐色，少量黄褐色，纹饰以黑彩绘制而成，图案题材丰富，包括几何图案、植物、写实动物等。

　　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双耳彩陶罐，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新民阳山墓地出土，青海省博物馆收藏。

　　卡约文化鹰纹骨管，青铜时代，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陶双耳罐是甘青高原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的代表器物，川西高原、川西南、滇西北等地区也有分布，出土地点主要有四川汶川、茂县、理县、宝兴、盐源，云南德钦、宁菠。陶双耳罐中一些制作精致者，腹部装饰有对称的螺旋纹，形状颇似羊头；有的在腹部用浅浮雕手法捏塑牛头纹；个别用绿松石珠或小铜泡镶嵌组成类似纹样。

图中是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双大耳陶罐，青海省博物馆收藏。

　　卡约文化大角盘羊纹双耳彩陶罐，青铜时代，青海市海东市循化县阿哈特拉墓地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陶涂朱漩涡纹双耳罐，汉代，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日隆石棺葬出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藏

　　陶抹划漩涡纹双耳罐，汉代，四川省阿坝州理县佳山石棺葬出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藏。

　　金双耳罐一套，东周，云南省丽江市宁菠县大兴镇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菠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青铜饰件，东周，云南省丽江市宁县大兴镇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菠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民族服饰展。

　　饰品。

　　雕龙银壶酒具，现代。

　　糌粑盒，现代，该糌粑盒造型独特，区别于普通的糌粑盒圆塔造型，通身以红、黄、黑为主色，通体纹饰、造型、颜色都颇具彝族漆木器风格。

　　尼西黑陶酥油茶壶，现代，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茶壶，清，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景泰蓝铜执壶，清，青海省博物馆藏。

　　镀金錾花银质茶炉茶壶，清，西藏博物馆藏。

　　银质嵌珠茶壶，清，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镀金寿字银酒壶，19世纪，罗布林卡管理处。

该酒壶为典型"僧帽壶"器型，这种器型因酷似僧人帽子得名。早期仅限寺院使用，随着寺院文化的世俗化也传入民间，人们纷纷以此器形制作各种质地的日常生活用具。

　　奶茶壶，民国，青海省博物馆藏。

该茶壶为典型的"多穆壶"造型，"多穆"原意盛酥油的桶，加把与凤首流呈壶状，是藏族和蒙古族必备的生活用品，用于盛放酥油茶或奶茶。

　　漆木鹰爪杯，现代，云南省博物馆藏。

彝族酒器普遍造型优美、纹饰华丽、种类多样。除普通木制酒杯、酒碗外，还会以动物为形，或用鹰爪、牛羊角、猪蹄搭配木头制成。

　　漆木餐具，现代，云南省博物馆藏。

　　漆木鸡群酒具，现代，云南省博物馆藏。

　　造像是佛教艺术品中流传最广、遗存最多的一个类型。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造像不仅融汇了克什米尔风格、东北印度风格、尼泊尔风格等外来艺术风格，还将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也融入其中，形成了多元文化特征的造像风格，是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表现。

镀金铜八大菩萨像，分别为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莲花手观音、弥勒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文殊菩萨、除盖障菩萨。均为立像，工艺精湛，为典型的"雪堆白"作品。19～20世纪，罗布林卡管理处藏。

　　“雪堆白”意为“布达拉宫下的如意吉祥工院”，是清代地方政府为满足政教事务需求，专门建立的佛教造像和各种用品的制造场所。“雪堆白”所制造的物品，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既有各类宗教造像和用品，也有高档生活用器皿，以及一些金属质地的官方印章、钱币模具等。

17至19世纪期间，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进入了金属冶炼技术最高，造像技艺最为成熟的一个历史阶段。“雪堆白”作为官办的集中式手工工场，无论在工匠水平、制作规模，还是原材料的使用上，都达到了顶峰。“雪堆白”金铜造像，铸造材料昂贵，鎏金厚重，繁复奢华，大量镶嵌绿松石等名贵宝石。从风格上看，“雪堆白”继承了西藏传统意义上最具代表性的丹萨替造像艺术风格，同时也对明代永乐、宣德时期西藏所能看到的造像艺术进行了借鉴。

　　银质嘎乌，18～19世纪，罗布林卡管理处藏。

　　顶靴老爷像，明，云南省博物馆藏。

塑像作舞蹈状，袖子、下摆和腰带随舞动的身姿自然飘扬。顶靴老爷曾是丽江地区百姓祈雨求福的重要神祗，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纳西、藏等民族文化互鉴的历史物证。

　　白族祖先画像，清，云南省博物馆藏。

　　御制准提佛母画像图轴，明，云南省博物馆藏。

明万历丁巳年（1617年），丽江土知府木增为母求寿，表祝国诚心，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祝国悉昙禅寺。此画就是万历皇帝御制赐予的。画面中央绘有准提佛母画像，左上角盖有明代内务府藏章"广运之宝"，其上书金字"大明万历丁巳年正月吉日，御制"，其旁题写金字"祝国悉昙禅寺随藏供养"。此作品融合了汉藏艺术风格，见证了明代晚期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十分珍贵。

　　展厅。

　　左为吹箫俑，东汉，呈贡大营出土。

右为抚琴俑，东汉，呈贡大营出土。

　　侍俑，东汉，呈贡大营出土。

　　武士出征摆件，东汉，本馆征集。

　　龙首铜鐎斗，东汉。

　　左为铜釜，东汉，昭通大关岔河出土。

右为三足提梁铜钟，东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壶，东汉，昭通大关岔河出土。

　　陶鸡，东汉，昭通征集。

　　上为透雕三水鸟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下为鎏金二怪兽铜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玛瑙，肉红蚀花石髓珠，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葫芦笙，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铜葫芦笙，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立牛曲管铜葫芦笙，尺寸：高28.2厘米，是古代滇人使用的一种乐器，名为葫芦笙，又称匏（páo）笙，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与其他用匏瓜（葫芦）制作而成的葫芦笙相比，立牛曲管铜葫芦笙的笙斗用青铜浇筑而成。

　　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高9.5厘米， 宽13厘米。

　　铜钟，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立鹿铜针筒，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左为立牛铜尊，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右为立牛盖铜尊，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七牛铜贮贝器，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四牛铜线盒，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鎏金骑士猎鹿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二骑士猎鹿铜扣饰，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五牛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钟，西汉，昌宁采集。

　　六牛铜枕，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二鸟践蛇铜斧，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虎熊猴蛇铜戈，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右前为三熊铜戈，西汉。

　　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左为绿松石珠串，西汉，晋宁县石寨山采集。

右为红玛瑙珠串，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前为玉管珠串，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绿松石扣串，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祭祀场面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四人缚牛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三立牛铜杖头，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房子模型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持伞女铜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持伞男铜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动物搏斗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孔雀，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立鹿，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三支俑铜灯，西汉，个旧市黑蚂井出土。

器高42厘米，出土于个旧市黑蚂井，为一裸体男俑跪坐，双手平伸，头顶、双手各有一灯盘。该俑灯分四部分范铸后再拼合而成，手臂、头部均可与躯干分离，拼缝整齐，造型准确，线条流畅。在范铸的基础上，男俑的眉毛、短瑟须，还用线刻手段加以细致刻画，脐部也有线刻的斜带交叉为饰。男俑表情恭谨严肃，大眼阔鼻，神态古拙，饶有"胡风"，头部缠绕一圈丝带，在额前结成竖立小髻。俑灯虽是汉式题材，但跪俑形象却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是汉文化与地方文化结合得较好的产物

　　孔雀盖提梁铜壶，东汉，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镂空蛇纹铜剑鞘，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右为铜手镯，战国，剑川县沙溪出土。

左为铜钺，战国，剑川县沙溪出土。

　　展厅。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山区半山区占据了主要面积，坝子（平原）面积仅占6%，众多的湖泊像一颗颗宝石散布其中。湖畔平地、山间坝子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孕育着多样不同的文化。考古发掘证明，3000多年前，云南开始冶铸铜器，徐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

战国末至东汉初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以"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包括滇西、滇南、滇东等地，青铜器在社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千姿百态。云南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卓越的创造力，铸造出大量珍贵的艺术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他们采用独特的失蜡法，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云南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精彩华章。

　　恐龙标本。

恐龙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