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命沉思录

木伯

生命沉思录

作者：季羡林

长达一个世纪的感悟。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钱文忠推荐并作序。

　　这是季羡林先生一生最精辟的总结，学问与人生融为一体的人生历 　　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闻名政治学者吴稼祥，新浪闻名博客刘仰，天问集团总裁潘洗尘共同推荐。

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熟悉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　　

骨头本来就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　　

我现在觉得，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你想走的路，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你不想的路，不知不觉之中，不管有多少曲折，最终还是要走上。

　季羡林先生的著述，坊间出版物琳琅满目，已经有多的感觉了。季羡林研究所组织出版的一套里，有一本名为《季羡林谈人生》的小册子，可算佼佼者。它之所以畅销，就在于凸现了先生晚年的思想精华，展示给人们一个炉火纯青的大师的精神境界。　　

先生学问精深，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见解迭出，独树一帜。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引人注目，他的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似乎正在得到证实。先生很早就从事文艺创作，在散文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正由于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他对新文学西化现象的严厉批评，才显得如此诚恳、精准，尽管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时间必将证实其价值。东方神韵、中国精神，在先生的文章里一以贯之，他给予我们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这本《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从先生一生的著述中选取材料，把先生的学问与人生精华全部呈现出来，选材精当，编排新奇，读来兴味昂然。　　

先生曾经说，自己说的都是真话。这本编辑著作就是真话的金山，他一生的感悟与思想精华全在里面了。这是学问与人生融为一体的生命历程，假如你还不了解先生，请从这本美妙的小书开始，假如你已经了解了先生，也请从这本书开始，它会给你一个完整的人格图象。学问即人生，读完此书，你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是为序。2007年12月7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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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桂杰

新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是一本很有嚼头的书，这是经过过滤之后的一个老人人生聪明的全部精华，也许我们很难把季羡林老先生的书通读一遍，以格言形式出现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是一次非凡有意义的思想游历和穿越。　　

季先生在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有关季老的这段谈话最近成为争论和批评的重点。学者刘仰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表达“碰到知音的兴奋”并赞同了季羡林先生的看法，认为“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证实是一个失败”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是“走进死胡同”，并断言：“此路不通”。接着一些诗歌界的人士站出来对季老的话表示震动和质疑，文学评论家何三坡的观点更像是在骂人，称季老先生一直在说昏话，“世界上有这样弱智的大师么……不该被打屁股么？”网络上因为季老的书一时热闹起来，仿佛新诗在当下的不景气似乎都是季老这一番话直接导致的结果，正在医院安心养病的季羡林老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说了些什么而被现在的人说来道去、指手画脚。　　

中国人对于读书向来喜欢较真，喜欢在苛求大师当中求全责备，甚至以叫板和痛骂别人为快。其实，读书不必抱着学习的态度，也不要把所有大师的话当成普遍真理。捧读季老这样一本人生格言，应该感觉是和一个富有聪明的老者在聊天，应当心平气和专心聆听，而不应低眉顺眼或者怒目圆睁。　　

关于自己说话的立场和态度，其实季老在他的这本语录书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Ｐ５０）也许，中国的新诗的确需要一点时间证实自己的不“失败”，并让健康长寿的季老在有生之年有机会改正自己这个“错误”的看法。对于骂人，其实季老也并不怕，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Ｐ７０）但是，季老还说，“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别人阻挡不得，当然，我也有骇怪的权利，别人也阻挡不得。”（Ｐ４７）　　

其实，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当中蕴含着无量的聪明，阅读这样的书你不必像被毛主席语录一样牢牢记住大师的每一句观点并供奉起来，而是应该去专心体会一个大师的人生态度，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体会他的宽容、聪明、幽默、性情、风趣、简单、自责、忧虑等等。　　在书中，季羡林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假如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于文革这样的惊世浩劫，季羡林老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因此我可以下结论，无论网上那些所谓的评论家和文化人如何骂他，如何要打他的屁股，他会宽恕你们所有人，并报以淡然而无谓的一笑。

　文\潘洗尘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再次体味学术大师后无来者的旷世学养，以及一个真正智者的人生千虑。每读季先生的文字，总有一种重回课堂的感觉，让你无法不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季先生的许多人生感悟，精妙绝伦，足可以让我等后知后觉者一生珍藏受用。比如关于“霉”与“运”：“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比如关于“谦虚”：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把握分寸……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比如关于“惧怕”：“应当惧怕而惧怕者是正常的；应当惧怕而不惧怕者是英雄……不应当惧怕而惧怕者是孱头。不应当惧怕而不惧怕者也是正常的。”；比如关于“傻瓜”：“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比如关于“生命价值”：“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洋洋洒洒，毫不吝惜将自己的一生历炼之所得倾囊相授。而在他诸多处处闪耀着聪明之光的人生命题中，窃以为最惊世骇俗也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先生对“坏人”的洞见：“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做为一个连当学生都可能没有资格的晚辈，但因深知季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以严谨为上，所以在此仍想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不解”之处斗胆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再思考，以让自己可以真正达到 “解惑”之目的。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对“坏人”是这样界定的：“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而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却一直告诉我：损人利己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损人又不利已的人则一定已不是“坏人”而是精神病患者了。这是因为，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和事，那就是很多人在“利己”的时候，并没有“损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他（她）们在做“利己”之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损人”的后果发生，甚至他（她）们对可能或已出现的“损人”的客观发生真的是一直无知无觉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把他（她）们一概当坏人而论呢？当就这个问题再做更深一步思考的时后，自己忽然觉得就更加迷惑了：“利己”和“损人”原来是那么的相伴相生，几乎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是感到害怕，于是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件“利己不损人”的事来，竟真的一件都找不出！

比如你去购物，你花自己的钱购什么购多购少本是你自己的事，但“物”总是有限的，你购得之后就一定会有人“购不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损人”呢？这样想，按季先生的界定就岂不是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吗，于是更加害怕，觉得自己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坏人”了。　　

至于对季先生的“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的结论，我却觉得“坏人”也是人，所以坏人之坏就就在于其心怀一切皆要“利己”之念而为此“损人”也在所不惜，而一个连“利己”之念都没有的人，就算他再损人，也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他（她）了，我觉得这已经由一个道德评价问题而转化成了医学问题了，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估盼，不在社会道德层面，而在医院。

　　最后，还想就季先生有关对九十年来新诗也就是季先生所说的“白话诗”的发展的“全面”否定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季先生早年就喜欢"纯诗"，喜欢法国诗人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也曾有人说季先生早年自己也曾写过“白话诗”，而与季先生从四十年代就开始是同事的金克木先生就正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诗人。而季先生之所以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是因为“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而季先生对朦胧诗的评价则是“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在此，我不敢妄断这是由于季先生虽学贯中西但仍对中国新诗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诗关注与阅读有限所导致的“误判”，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假如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还有什么不“乏善可陈”之处的话，那就是新诗所获得的巨大的突破性成就了。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国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假如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非凡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答应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把握分寸，注重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重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于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我认为，应当惧怕而惧怕者是正常的；应当惧怕而不惧怕者是英雄。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容镇静、处变不惊，就是指的这个。不应当惧怕而惧怕者是孱头。不应当惧怕而不惧怕者也是正常的。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来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假如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假如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我觉得，碰到一件事，决不能不思而行，鲁莽行动。记得当年在德国时，法西斯统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经常使用一个词儿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说干就干不必思考”。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们必须果断扬弃。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做出决定，立即行动。假如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所以，我赞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非凡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假如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实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了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中国人与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国人希望转生，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为夫妻”吗？印度人则在笃信轮回转生之余，努力寻求跳出轮回的办法。以佛教而论，小乘终身苦修，目的是想达到涅槃。大乘顿悟成佛，目的也无非是想达到涅槃。涅槃者，圆融清静之谓，这个字的原意就是“终止”，终止者，跳出轮回不再转生也。　　

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熟悉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所谓“净土”，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堂、乐园，是许多宗教信徒烧香念佛，查经祷告，甚至实行苦行，折磨自己，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方。据说在那里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间万万得不到的快乐。我看了壁画上画的房子、街道、树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总总，觉得十分热闹。可我觉得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是笑口常开，没人愁眉苦脸，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都很舒服。不像在我们人间有这样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办点事，还要找后门，钻空子。在他们的商店里——净土里面还实行市场经济吗？他们还用得着商店吗？——售货员大概都很和气，不给人白眼，不训斥“上帝”，不扎堆闲侃，不给人钉子碰。这样的天堂乐园，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使我最为吃惊或者羡慕的，还是他们对待要死的人的态度。那里的人，大概同人世间的猫们差不多，能预先知道自己寿终的时刻。到了此时，要死的老嬷嬷或者老头，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身后簇拥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至亲好友，个个喜笑颜开，全无悲戚的神态，仿佛是去参加什么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进坟墓。后事如何，壁画不是电影，是不能动的。然而画到这个程度，以后的事尽在不言中，假如一定要画上填土封坟，反而似乎是多此一举了。我觉得，净土中的人们给我们人类争了光。他们这一手比猫们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兴高采烈，多么豁达！多么聪明！猫们能做得到吗？这证实，净土里的人们真正参透了人生奥秘，真正参透了自然规律。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这个三“不”主义，轻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一个假如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假如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才”。　　

家庭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

在任何时代，人生都是一场搏斗，搏斗就难免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浪涛中，有胜利者，当然也有失败者。在整个社会中，家庭对这样的浪涛来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胜利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在温馨的气氛中，细细品味这胜利的甜蜜；失败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追忆和分析失败的教训，家庭的温馨会增强他的斗志。回忆之余，奋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再回到社会中，继续拼搏，勇往直前，必须胜利在握而后止。　　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国家公民。对社会来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应当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能尽上应尽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希奇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实，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愉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究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穷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

　骨头本来就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　　

当然，我们讲爱国主义要分场合，例如抗日战争里，我们中国喊爱国主义是好词，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压迫别人、侵略别人、屠杀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所以我们讲爱国主义要讲两点：一是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二是我们决不让别人侵略。这样爱国主义就与国际主义、与气节联系上了。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抚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丧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二者实有密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生产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　　

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漂亮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聪明，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　　

在中国古代，教授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然而，成了舶来品以后，至少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教授都是一个显赫的头衔。虽然没有法子让他定个几品官，然而一些教授却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身子在北京，眼里看的、心里想的却在南京。有朝一日风雷动，南京一招手，便骑鹤下金陵，当个什么行政院新闻局长，或是什么部的司长之类的官，在清代恐怕抵得上一个三四品官，是“高干”了。一旦失意，仍然回到北京某个大学，教授的宝座还在等他哩。连那些没有这样神通的教授，工资待遇优厚，社会地位清高。存在决定意识，于是教授就有了架子，产生了一个专门名词：“教授架子”。　　现在，在大学中，一登“学途”，则有“不到教授非好汉”之慨，于是一马当先，所向无前，目标就是教授。但是，从表面上看上去，达到目标就要过五关，其困难难于上青天。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一转瞬间，教授可坐一礼堂矣，其中奥妙，我至今未能参悟。然而，跟着来的当然是教授贬值。这是事物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于是为了提高积极性，有关方面又提出了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的办法。无奈转瞬之间，博导又盈室盈堂，走上了贬值的道路。　　我从前到香港，买国产的商品，比大陆要便宜得多。一问才知道，原因是中国商品有的质量并不次于洋货，正是由于包装不讲究，因而价钱卖不上去。我当时就满怀迷惑：究竟是使用商品呢？还是使用包装？　　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　　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叫做《厚黑学》。我颇同意他的意见。我只觉得“厚”、“黑”二字还不够，我加上了一个“大”字，总起来就是“脸皮厚，心黑，胆子大”。

我觉得，皇帝可以分为三类：开国之君，守业之君，亡国之君。开国之君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马上皇帝为代表：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二人都是地痞流氓出身，起义时，身边有一批同样是地痞流氓的哥们儿。最初当然都是平起平坐。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有一个人凸显出来，成了头子，哥儿们就服从他的调遣、指挥。一旦起义胜利，这个头子登上了宝座，被尊为皇帝。最初，在金銮殿上，流氓习气还不能全改掉，必须有叔孙通一类的“帮忙”或“帮闲”者（鲁迅语）出来订朝仪。原来的哥儿们现在经过“整风”必须规规矩矩，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不许乱说乱动。这个流氓头子屁股坐稳了以后，一定要用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杀戮其他流氓，给子孙除掉障碍；再大兴文字狱，杀害一批知识分子，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才能安心“龙御宾天”，成为什么“祖”。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厚、黑、大也。　　假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商店几乎都要关门大吉。商店越是高级，我越敬而远之。店里那一大堆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的商品，有的人见了简直会垂涎三尺，我却是看到就头痛。而且窃作腹诽：在这些无限华丽的包装内的究竟是什么货色，只有天晓得。我觉得人们似乎越来越蠢，我们所能享受的东西，不过只占广告费和包装费的一丁点儿，我们是让广告和包装牵着鼻子走的，愧为“万物之灵”。　　“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四人帮”横行时代，连大学教授也要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到什么完满呢？　　我认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四种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教师，第二个是图书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第三个是行政治理，第四个是学生素质。　　根据中外各闻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闻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浩劫中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下，这是并不希奇的。但印度古语说，“真理究竟会胜利的”，这一个朴素的真理也胜利了：大学的台柱究竟是教师，非凡是名教师、名人。　　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似乎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似乎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北大的师生，在所有抨击邪恶、伸张正义的运动中，无不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前进，为世界人民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师生中，不知出现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现了多少可以被鲁迅称为“脊梁”的杰出人物。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决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实在应该为有北大这样的学府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我认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图书、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治理。五个第一流，缺一不可。我们北大可以说具备这五个第一流的。　　清华和北大各有其优点，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练习，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　　规定60岁为老年，在旧社会是可以的。然而，到了今天，专就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60岁正是黄金时期，读书多了，资料把握也多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有了，正是写作的最佳时刻。然而社会却忽然告诉你：你已经“老”了！不中用了！成为社会的负担了，“老龄化”一个“化”字就把你打入另册，谈老色变，似乎是谈艾滋病、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等威胁着人类生存前途的祸害一般，老龄人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真正不了解，谈论“老龄化”究竟想干什么呢？从前的皇帝有权“赐自尽”，难道现在的社会也想赐老人自尽吗？事实上，今天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干事、想干事、肯干事的大有人在。老在他们耳边聒噪什么“老龄”、“老龄”，搅得他们不得安宁，这对社会不利，对中青年人也不利。这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需要一定道德伦理的制约，纲纪就是制约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则国将大乱，国际间也不会安宁。打一个简单明了的比方。纲纪如同大街上的红绿灯。试思：假如大街上没有了红绿灯，情况将会何等混乱，不是一想就明白吗？　　我们中国制约社会活动求得安宁的办法就是利用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非凡是其中的精义纲纪的学说，来调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则社会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再济之以法，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我觉得，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　　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指《评海瑞罢官》）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捕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地融入，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对的。　　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把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　　天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重，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决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功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把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　　六七十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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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人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　　一个人的假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答应厌烦，更不答应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　　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写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写出来的要读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自己不懂而写出来要读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　　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的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了。材料当然也得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真正懂得饮食精美的一批文人。但文人往往是阮囊羞涩，兜里没有钱，因而必须依附他人，主要是官僚和商人，后者尤甚。文人是真正懂得饮食精美的，清代袁子才就是一个好例子。郑板桥等“扬州八怪”大概也是如此。但是他们最多只是“七品官”耳，有的竟是“布衣”。他们之所以聚集在扬州，因为这里有盐商，个个腰缠万贯，富得流油，偏又想附庸风雅，于是文人与商人作相结合，而饮食就愈加精美了。　　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假如一个人只想到自己，都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生存，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有谁没从童年经过的呢？只要不生下来就死去，总要经过童年的。无论以后成龙成蛇，变成国家要人，名流学者，或者引车卖浆之流；但当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总是一个小孩子，同一切别的小孩子一样。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要求。但这要求，却十有八九不能达到，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有一个对大人的要求。至于他在当时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但是，可怜的人们!人类终是善忘的。对这悲哀的心理，连他自己都渐渐模模起来，终于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他由小孩而升为大人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小孩子过，又对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对他的要求。　　根据我自己的思考与分析，满（自满）只有一种：真。假自满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说大话，那不是自满，而是骗人。　　谦（谦虚）却有两种，一真一假。假谦虚的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故作谦虚状者，比比皆是。中国人的“菲酌”、“拙作”之类的词儿，张嘴即出。　　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自视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则绝无仅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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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老百姓称之为“变戏法”。辩证法稍一过头，就成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就成了真正的变戏法。一个最闻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时代赃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则能促其衰亡。周兴、来俊臣一变而为座上宾，包拯、海瑞则成了阶下囚。　　古人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但是，到了今天，时移世转，应该改一个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祝人高寿，常说：“长命百岁！”我想，这个说法不恰当。从前说“长命百岁”，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说，就成了限制。人们为什么不能活过百岁呢？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　　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　　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答应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寅恪先生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德国书中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轻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　　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 强哉矫》那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古人的话：“朋友，以义合者也。”我认为，这是含义深刻的一句话。但是，什么叫“义”呢？韩文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这仍然是“妻者，齐也”同音相训的老套。我个人觉得，“义”起码包含着肝胆相照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朋友之间不说假话，要讲真实的话。　　我觉得，金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善与恶决定于：金钱是怎样获得的？金钱又是怎样使用的？来的道路光明正大，使用的方式又合情合理，能造福人类，这就是善，否则就是恶。　　为了保护环境绝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绝对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绝不答应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关。　　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只是为了唱似的。比如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马上挤出几支洋歌，其声鸣鸣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　　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最好放松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马上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马上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　　几乎每次开会都必须合影留念，我曾在中南海一块大草坪上同数百名各界人士合过影。那几次合影确实是秩序井然的，因为是以我们竖立半小时为代价的。在其余的会后合影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指挥摄影的人左右奔跑，高声呼喊，然而效果甚微。你说：“大家请静一静！”然而那些特立独行的男女人士却偏要交头接耳。你说：“大家请看着我！”他们却偏要左顾右盼，你说：“大家请赶紧就座！”他们却偏要姗姗来迟。左边的秩序整顿好了，右边又乱了起来；前面的秩序整顿好了，后而又乱了起来。等到费过千辛万苦，把相照完，即使是在冬天，指挥者的额头也会淌下汗珠。我暗想，宁愿指挥千军万马，也不指挥几百人合影。　　爱猫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当然也不能提高到世界大局、人类前途等等的水平上来评论；但是对某一些爱猫的人来说，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小猫能带给他们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快乐。对这些人来说，难道这不能算是大事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坏的翻译）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　　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无论对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熟悉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动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者三个大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但也总觉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颇显明。我马上想到德国大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兴高采烈，在各个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放大了的选举票的式样。上面写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两个圈，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球，年纪大一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里画一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他的人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人都选举了他。他总怀疑有些人根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人都必须画一个记号，他们只好拿起笔来向大圈里一抹了。我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映辉，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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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序跋，非凡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请托，情不可却，也许还有一点什么“效益”之类的东西，于是乎，虽然那一本书实在并不怎么样，写序的人也只好不痛不痒地加以空洞的赞誉，虚伪之气溢于楮墨之表，扑人眉宇。谁读这样的序而不感到别扭，不感到腻味呢？　　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　　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学者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青箱传世，白首穷经，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因而名标青史，举世景仰。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古人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信息。实际上，前者不乐意、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于做。　　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上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演讲，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之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假如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是有限度的。　　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假如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少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　　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也写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儿，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　　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史学家们窥伺上意，纷纷赞颂不休，说什么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真是这样子吗？历史事实证实，农民战争即使是胜利了，也不过是以暴易暴，哪里谈到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假如不胜利，则不过破坏生产，破坏经济，使生民涂炭而已。假如一定要说它有进步意见，则只有肯定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的主张。唐太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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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死守教条的基础上，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决不会是好书，有时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要害在于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他们的“论”。　　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决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我决不敢有违。假如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　　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非凡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　　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足的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预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并不像一些魏晋名士那样，表面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实他们的狂诞正是怕死的表现。假如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劲装疯卖傻呢？　　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　　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午夜零时起，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人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四周的环境，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 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四周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　　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脱掉下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很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　　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决不会有死呢？我有时候也幻想：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　　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暖和。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实在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这样舒服。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自得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已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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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一个个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　　记得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熟悉到在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是2000年1月1日，同1999年12月31日，除了多一天以外，绝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　　我经常说：人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的最根本信条之一，我也身体力行。我现在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穷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吃下去的饭。　　多少年来，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的那一首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感到，我现在大体上能够做到了，对生死之事，我确实没有多虑.。要害在一个“应”字，这个“应”字由谁来掌管，由谁来决定呢？我不能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么由它去吧。　　我认为，我是熟悉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经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假如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靠的。　　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么样呢？我广开了眼界，熟悉了世界，熟悉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假如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经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假如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古人云：太上忘情。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　　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忿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算不少了。　　中国的旧式文人有的有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气：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习气，我幸而沾染得不算太浓，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大概从1973年开始，在看门房、守电话之余，着手翻译。我一定要译文押韵。但有时候找一个适当的韵脚又异常困难，我就坐在门房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半都不熟悉，只见眼前人影历乱，我脑筋里却想的是韵脚。下班时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自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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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绝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住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生拾柴火焰高。”大家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　　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　　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假如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假如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把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很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果断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膊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活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　　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 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假如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即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难假如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国有的术语，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定方法，这样才能在国际学坛上发出声音。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我认为，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弊端甚至灾难。现在如仍不悬崖勒马，则人类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胁。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侈谈东西方文化，已经颇有些年头了，这违反我的天性，已如上述。但是既然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我还要走下去的。非凡是对东西文化之差异处，我仿佛害了“差异狂”，越看越多。没有办法，事实告诉我是这样，我只有这样相信，我这个“半瓶醋”晃荡了这样许多年，醋是否减少了一点，或者增加了一点呢？我看不出。我只是相信，假如醋增加到装满了瓶子，那就没有晃荡的余地，想晃荡也不会出声。反之，假如醋减少到了一滴不剩，那么，瓶子里只剩下了空气，同样是不能出声。我看而且也希望，我这个“半瓶醋”，永远保留半瓶，给永远晃荡下去提供条件和基础。　　我的总印象（只能算是印象）是：近代美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中国近现代的美学家过多地倚靠、信任、追随西方美学家，亦步亦趋，甚至拾人慧牙。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同西方人不完全一样。作为一个中国美学家，首先应该研究中国的美，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西方的美重点在眼睛和耳朵，他们美学家研究的对象重点是音乐、绘画、雕塑等等。中国的美则涉及眼、耳、鼻、舌、身等五官。　　“美”这个字，根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英词典》，英文是beautiful, pretty, good, very satisfactory, be pleased with mersely。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二者，都与眼睛有关。因为中国有“美酒”、“美食”、“美餐”等等一系列与舌头有关的说法，不得不加上good一个解释。“美酒”只能译为good wine，“美食”、“美餐”只能译为good food或tastyfood 和table delica-cies，决不能译为beautiful food。这只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中国人的与西方人的“美”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美学家研究美学，决不应忘记了自己。换言之，中国美学家不应当囿于眼睛和耳朵，而应当延伸到五官，其中最主要的是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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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味”和印度的nasa，涵义或引申义并不相同，但是，二者都同出于舌头，而不像西方那样审美对象只限于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其中必有原因。　　西方文论学家企图把一篇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解剖，给每一个被分析的部分一个专门名词，支离繁琐。而东方的以中国文论家为代表的文论家则从整体出发，把他们从一篇文学作品中悟出来的道理或者印象，用形象化的语言，来给它一个评价，比如“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对李白则称之曰“飘逸豪放”，对杜甫则称之为“沉郁顿挫”，如此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论话语，想把它们融会在一起，不亦难乎！至于这两种话语哪一个更好，我无法回答。我是不薄西方爱东方，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　　王静安《人间词话》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类有关“炼”字的论述，古代文论中极多。西方写散文和写诗，使用的词儿有时也会不相同的，其中也有“炼”的意味，但不像中国这样严重而已。在中国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仅就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可以说：著一“绿”字而境界全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改一个字，把“德”改为“风”，则意味迥乎不同。至于“池塘生青草”这样传颂千古的名句，若译为西文，则必平淡枯燥，让西方人大惑不解。唐代王维的诗，与此句有相通之处。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诗歌与禅趣密切相联的表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落言筌，立即失色。　　中国这些话语，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笼统，很不确切，有人可能认为是不“科学”——我坦白承认，我从前就属于这类人——很模糊。我现在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这样一来，每个读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的完全的自由，海阔天空，因人而异，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己那一份美感享受，不像西方文论家那样，对文学作品硬作机械的分析，然后用貌似谨严、“科学”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牵着读者的鼻子走，不给读者以发挥自己想象力的自由。假如给点自由的话，也决不会太多。　　当年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我们现在要在拿来的同时，大力张扬“送去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但送之必有术。其术首先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自己先要说得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昭昭；其次则要彻底铲除“贾桂思想”，理直气壮地写出好文章，提出新理论。只要我们的声音响亮准确，必能振聋发聩。　　在德国，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其目的在于拿出证据，追求真实——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蜚声世界。　　令人吃惊的是，到了今天，竟还有少数学者，怀抱“科学”的尚方宝剑，时不时祭起了“科学”的法宝，说我的说法不“科学”，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另外还有个别学者，张口“这是科学”，闭口“这是科学”，来反对中国的气功，甚至中国的医学、针灸、拔罐子等等传统医疗方法。把气功说得太神，我也无法接受。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国内外多年的临床应用，证实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竟还有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死抱住“科学”不放，岂不令人骇异吗？　　现在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位“赛先生”（即科学）确实获得了一部分成功，获得了一些真理，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并不限于这一条。东方的道路也同样能通向真理。　　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难免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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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时谁也不会重视它。可是“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我就开始注重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是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法，不过表示当时印度在制糖技术的某一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学习的结果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糖“色味逾西域远甚”。文化交流的历史往往如此。在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印在制糖方面还是互相学习的。　　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印度的寓言故事，不但见于《伊索寓言》中，也见于许多欧洲古代和近代书中，比如《十日谈》、《拉芳丹寓言》、《格林童话集》等等。关于这个问题，欧洲学者们是有争论的。一派主张原产于希腊，另一派主张原产于印度。尽管他们的看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承认这些寓言故事不是独立产生的，我是主张：绝大部分源于印度。有什么证实呢？众所周知，印度在文艺创作方面是有一些特点的，印度人民比较富于幻想力。　　印度书《五卷书》在印度传本甚多，传播的地区很广，传播的时间很长。其中的寓言故事绝大部分都是民间故事，是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以后，各个宗教都利用这些故事为宣扬自己的教义服务。有一些文人学士也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形式，把这些故事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编写，写成了不同的书。《五卷书》是其中最闻名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一部书最晚的一个本子是公元12世纪才纂成的。最早的本子始于何时，现在还说不清，恐怕要早上几百年，近千年。6世纪时，《五卷书》被译成了巴列维语。由巴列维语转译成阿拉伯语和古代叙利亚语。这个巴列维语译本现在已经佚失。但是根据这个译本而译出来的阿拉伯语译本却以《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名字成为《五卷书》走遍了全世界的阶梯。　　“诗的灵魂”理论的轮廓大体如下：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重意义：一、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二、表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三、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以上三个系列又可以分为两大类：说出来的，包括一和二；没有说出来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这种暗示就是他们所谓的“韵”。《韵光》第一章说：可是领会义，在伟大诗代的语言（诗）中，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这显然是在大家都知道的肢体（成分）以外的不同的东西，正像女人中的（身上的）美一样。这种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有赖于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可能因人而异，甚至因时因地而异，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这里有极大的能动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也许就是产生美感的原因。这种暗示就是这一批文艺理论家的所谓韵（dhvani）。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大，他就越轻易感到审美客体美，这就是“韵”的奇妙作用。韵是诗的灵魂。　　他们把诗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真诗，以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暗示的东西为主；第二，价值次一等的诗，没有说出来的只占次要地位，只是为了装饰已经说出来的东西；第三，没有价值的诗，把一切重点都放在华丽的语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在这里，可以说是层次分明。没有说出来的暗示的东西，其价值超过说出来的东西，在说出来的东西中，词藻雕饰最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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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难以理解的神韵就等于印度的韵；中国的神韵论就等于印度的韵论。只因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不大擅长分析，说不出个明确的道理，只能反反复复地用一些形象的说法来勉强表达自己的看法，结果就成了迷离模糊的一团。一经采用印度的分析方法，则豁然开朗，真相大白了。　　在中国禅宗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师在说法和行动中，都不直接地把想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而是用一声断喝，或者当头一棒，或者说一些“干屎橛”一类的介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话，来做出暗示，让自己的学生来参悟。在这里，要害在于听者或受者。老师说出来的或者做出来的，只是表现现象。没有说出来的或做出来的才是核心，才是精神，这样的核心和精神需要学生自己去顿悟。断喝一声有大道，一句干屎橛中有真理。这很有点像诗的神韵。　　汉文“韵”字，从形体结构上来看，从偏旁“音”来看，它是表示声音的，与意义无关，至少关系不大。《文心雕龙》卷七《声律》第三十三：“异音相慎（顺）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异音相从谓之和，指句内双声叠韵及平仄之和调；同声相应谓之韵，指句末所用之韵。”总之，和与韵都指声音之和谐。和谐同美有联系，所以“韵”字也有“美”的意思、“好”的意思、“风雅”的意思。《世说新语》中“道人蓄马不韵”，可以为证。用“韵”字组成的复合词很多，比如“韵宇”、“韵度”、“韵事”、“风韵”、“韵致”等等，都离不开上面说的这几种意思。我个人以为，其原因就在于用声音表示“和谐”这个概念，最为具体，最轻易了解。　　中印两国同样都用“韵”字来表示没有说出的东西、无法说出的东西、暗示的东西。这是相同的一面。但是，在印度，dhvani这个字的含义，从“韵”发展到了“暗示”。而在中国，“韵”这个字，虽然也能表示无法说出的东西，同“神”字联在一起能表示“暗示”的含义，却从来没有发展到直截了当地表示“暗示”的程度。这是不同的一面，我们必须细心注重。　　我讲到书名，印度的命名原则又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能不发人深思了。我先举几个例子。7世纪的檀丁有《诗镜》，12世纪的罗摩月和德月有《舞镜》，14世纪的毗首那他有《文镜》。用“镜”字来命书名的做法，马上就让我们想到中国的《杜诗镜诠》、《格致镜原》一类的书名。13世纪的沙罗达多那耶有《情光》，胜天有《月光》，都用“光”字来命名。15世纪的般努达多有《味河》，17世纪的世主有《味海》，还有闻名的《故事海》等等，都用“河”、“海”等字眼来命书名。至于用“花鬘”、“花簇”等字眼命名的书，更是车载斗量，比如安主的《婆罗多花簇》、《罗摩衍那花簇》、《大故事花簇》，还有般努达多的《味花簇》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了。怎样来解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书名呢？我认为，也同样用韵的理论、神韵的理论、暗示的理论。我以上举出的这许多书名也同样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镜、光、河、海、花鬘、花簇、苑、珠、林、楫等等，都是说出来的东西，实有的具体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被用来命书名，实际上与这些具体的东西无关，而只是利用它们所暗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我多年以来就考虑一个问题：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印文化似同属于一个大体系——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相抗衡。中印文化相同之处，有的出自互相学习，有的则不一定。　　尽管中印在韵的方面有如此惊人相似之处，但是两国的思想方法仍有其差异。像印度那样的分析，我们是没有的。我们靠一些形象的东西来说明问题。　　印度人没有空间和时间观念。永恒那一刹那，宇宙同一个小点，在他们看来都没有多大差别。因而印度几乎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历史。在四五千年的长时间里，我们只找到几个可靠的日期；而这几个日期也还是根据印度以外同印度发生过关系的国家的记载推出来的。

一走到幻想的王国里，他们就显出了自己的身手，仿佛是太空里的飞鸟，大海里的游鱼，任意翱翔游泳，没有一点障碍。说到天，又何止三十三层；谈到地狱，也不止十八个；再说到世界，就在三千大千世界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世界存在。天帝释住的神宫当然是七宝雕镂，但实际上却并不这样简单。我们得要想象到这七宝有各种的光彩，各种的形态。这种种不同的光彩、种种不同的形态，交互间错盖成一座宝殿。黄金的黄光，珊瑚的红光，毗琉璃的白光，另外还有无量数的光，辉耀在一起。再衬上檐边的七宝铃，上面的七宝网，旁边的七宝池，池旁的七宝树，我们就可以想象这都率天宫是什么光景了。佛从头顶上向外放光，这我们都还可以想象。但他这一放就是无量千万条，用印度人的说法就是有如恒河沙数。上面照彻了三十三天，下面一直照到十八层地狱的最后一层。每一条光的顶上都浮着一朵大莲花，每一朵莲花的上面端坐着一个佛。这个佛还像原来的佛一样又从头顶上放出光来，仍然是无量千万条。上面又有莲花，又有佛，这佛又放光。　　他们的幻想真如万千涌泉，源源不绝。而且一切都生动、漂亮，一点也不枯燥。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本领，所以对他们来说，一切走兽飞鸟都有了人性；一切泉石树木都有了生命。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印度人就相信灵魂不灭，就是所谓轮回。一个人做好事，下一生就可以成神；做坏事，就可以成禽兽成饿鬼。人与兽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寓言和童话里，一只牛说话，它真的就是在说话，毫不勉强，为什么一只牛不能说话呢？于是在高山上，深林里，小河边，到处都布满了生命。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了。　　世界上的民族，不管皮肤是什么颜色，不管天南地北，从一千多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千万人听过《五卷书》里的故事了。从这里他们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快乐。它把人们从现实的纷扰里带到一个童话的国土里去。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人与兽和谐地住在一起，连山林树石小河都仿佛有了生命，到处流动着一片生气。人们平常时候被抑压下去的幻想在这里又抬起头来，他们又可以到月的国、虹的国，兽的国，甚至植物的国里去邀游。他们的心灵又可以得到暂时的解决。等他们再回到现实世界里来的时候，虽然现实世界仍是现实世界，仍然是死板纷乱；但他们的心灵究竟解放过一次，他们又有了生力来担当这些死板和纷乱了。世界上还有第二本书有这样的力量么？　　我们从印度出发，经过了古希腊，到了法国，到处都找到这样一个以驴为主角蒙了虎皮或狮皮的故事。在世界许多别的国家里，也能找到这样的故事，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讨论了。这个故事，虽然到处都有，但却不是独立产生的。它原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地方。由这地方传播开来，终于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我们现在再回头看我在篇首所抄的柳宗元的短寓言《黔之驴》的故事，虽然那条到了贵州的长耳公没有蒙上虎皮，但我却不相信它与这故事没有关系。据我看，它只是这个流行世界成了一个类型的故事的另一个演变的方式，驴照旧是主角，老虎在这里没有把皮剥下来给驴披在身上，它自己却活生生地出现在这故事里。驴的鸣声没有泄露秘密，却把老虎吓跑了。最后，秘密终于因了一蹄泄露了，吃掉驴的就是这老虎。柳宗元或者在什么书里看到这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　　自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德国人（当然并不只限于德国人）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发生那样大的爱好,完全出于一种浪漫情绪。当时浪漫主义正风靡一时,只有对远的、神秘的、异域的东西，人们才发生爱好。每个诗人都梦想到辽远而神秘的地方。在当时欧洲人眼中，中国就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德国人最初还没能把战争的暗影从心头扫去，有点发怔，什么都没能想。以后战争的影子渐渐淡漠下来。他们痛定思痛，才又想到许多东西。有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文化里或者真正有什么缺点，不然为什么总是在苦难里辗转呢？他们于是又把眼光转向东方，想从那里获得点什么去补救自己的文化，我并不赞成这办法；但他们的心情我却非常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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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传布愈广，时间愈长，演变也就愈大；但无论演变到什么程度，里面总留下点痕迹，让人们可以追踪出它们的来源来。正像孙悟空把尾巴变成旗杆放在庙后面一样，杨二郎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座庙是猴儿变的。　　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把印度神猴与中国的巫支祁结合了起来，再加以幻想润饰，塑造成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争、生动活泼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　　汉族似乎对伦理道德（封建的）非凡重视。我经常发现汉译佛典中强调忠和孝的地方很不少。我有点怀疑，我不相信印度原文如此，而是汉译者加上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戏剧发展的动力,自以内因为主,但外因也绝不可低估,中国戏剧(主要是指汉人的戏剧)的发展也是如此,动力有历时的传统,又有并时的外来影响,二者交错,起了作用,斯有新发展。　　印度戏剧的特点同中国戏剧的特点对比：1、韵文、散文杂糅，二者相同，在中国是道白与歌唱相结合；2、梵文、俗语杂糅，中国戏剧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倘仔细品评，至少在京剧中员外一类的官员与小丑的话是不相同的；3、剧中各幕时间和地点随意变换，二者相同；4、有丑角，二者相同；5、印剧有开场献诗，中国剧有跳加官，性质相同；6、结尾大团圆，二者基本相同，中国剧间有悲剧结尾者；7、舞台，印剧方形、长方形或三角形，中国剧大抵方形。在Winternitz归纳的七个特点之外，我想再加上一项：8、歌舞结合以演一事，二者相同。中国戏剧有极悠久的发展历史，各地剧种亦多不同。以上归纳的几点，只能说大体如此，对京剧和昆曲来讲，是完全适合的。　　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丛生，林林总总，他从古希腊一直观察到16世纪，从法国不求上进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今，鉴古知今，对许多人类共同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异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创造的文明归纳为二十三种或二十六种。意思就是说，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永存不朽。这个观点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情况的。我归纳了一下，认为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大体上有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种消逝不是毫不留踪迹地消失了，而是留有踪迹的，踪迹就存在于接它的班的文化中。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融合，但却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从的。　　正如我的老师——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曾经说过的《白虎通》当中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叫三纲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这个我们先不讲它。六纪，一是仲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族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长；六是朋友。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乱七八糟。现在马路上为什么要有交通警？为什么要有红绿灯？这就是一种规则，一种规章制度，要求大家都来遵守，这样社会生活才能进行。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　　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那么，什么叫国，什么叫天下呢？在周代来讲，像齐国、燕国、郑国等国是国，天下则指整个周代的中国。现在像中国、日本叫国，天下就是世界。个人要从内心出发，正心、诚意，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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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非凡性非常之明显。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古希腊一直到古印度，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可是内容这么全面、年代这么久远、涉及面这么广泛的道德规范，在全世界来看，中国是唯一的。现在中国四周这些国家，像日本、韩国、越南等，有一个名词叫汉文化圈，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基本上都受我国的影响。　　现在我们的考古发现越多，就越证实我们的历史长久。比如“五四”时代连尧、舜、禹、汤的禹都有怀疑是不是确有其人，现在已经证实了有禹这个人。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我估计将来考古发现不但有夏、有禹，一定还会有更古的尧、舜，还要往上发展。　　把“孝”这个词翻译为英语，用一个词翻译不出来，得用两个词。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不能说外国没有孝，但是孝并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译过去就得用两个词。英文里面两个什么词呢？就是儿女的“虔诚”与“尊敬”，而在中文中光一个“孝”就够了。这就说明“孝”这个词有中国的特点。　　我们中国过去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而翻译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一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完全正确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莫意外，假设不大胆不行，求证不小心也不行。只有二者紧密结合，才是治学的正道。　　大家都知道《歌德谈话录》这本书，在1827年1月30日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录中，歌德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好逑传》，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这是我这几年宣传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男女谈情说爱，相互彬彬有礼，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可以说，《好逑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多与《今古奇观》处在一个水平上，甚至中国文学史也不会写它。可是传到欧洲，当时欧洲文化的第一代表人歌德却大加赞美。但他是有根据的。虽然我国这类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有些理想化，像《西厢记》。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文化泰斗看来，起码中国作者心中的境界是很高的。歌德指出的这一点不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吗？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要害性的十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假如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假如我不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的另一个样子。　　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西方的思维方式，分析的思维方式，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它的形式逻辑是以矛盾律和排中律两个公理为基础的。它认为，在同一个时间内，A不能既是X又不是X。模糊逻辑扬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绝对教条，建立了更复杂的多评价系统。这种模糊逻辑现在已经应用到许多东西上，包括电视机、洗衣机等等，等等，连制定规划等工作也使用了模糊数学，而且都已获得了成功。（184）人类的意识真能清清楚楚地、泾渭分明地划分为三个整整洁齐的层次吗？　　意的层次是无穷无尽模糊不清的。外化为言，言的层次也是无穷无尽模糊不清的。此外还有言时的一些外在条件，比如眼神、手势、脸部表情、声音高低、疾徐等等。化为文字也有许多外在条件。这样的言，听到别人耳中，看在别人眼中，听的人和读的人，又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经验，来加以体会，加以了解。这样一来，听者和读者体会到的和了解到的东西，同原来说者和写者所要想表达的意，绝对不可能完全符合。这是一个典型的模糊关系。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言意之辨”，颇有点庸人自扰的味道。最好了之以模糊理论，这样反而能使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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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胆地说一句：人类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学习，也就是交流的活动。到了后来，一部人类文化史证实了一件事实；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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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假如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假如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我缺少慧根，毕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却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对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万有无常却异常信服。我认为，这真正抓住了宇宙万有的根本规律，是谁也否定不掉的。　　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轻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　　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佛教梵语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掺杂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期间，或者在我称之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间，许多佛典都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有的佛典原来是用纯粹方言写成的，随着“梵文的复兴”以及一些别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渐减少，而梵文成分则逐渐增多，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佛教梵语”。　　我是尝试着通过语言现象来探寻一部经典的产生的时代和地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是证据确凿的，别人想否定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古代的众多方言，即云方言，必然具有地域性，而且这地域性表现得十分明显，阿育王在印度许多地方竖立的石碑和石柱，上面的铭文明确无误地指明了方言的地域性，是最有价值的参照资料。　　原始佛教不答应比丘们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教教义，它也没有规定哪一种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它答应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据我们现在的推测，佛典形成的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佛陀本人不会有什么著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却不可能没有一些常说的话，佛典里面有关十二因缘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时没有书籍，学习经典都是师傅口授，弟子口学。最初口授口学的一定就是佛陀经常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一听再听，一传再传，就比较牢固地印在徒弟们的记忆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师傅和徒弟逐渐增添上一些新的东西，到了编纂写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比较大的书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师都是东部人，说的是东部的话，最初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典，也就应该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　　一部用东部方言，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所谓原始佛典。后来佛教其它宗派的经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内，都是或多或少地从这一部佛典里演变出来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翻译过来的。　　提婆达多在律的方面提出了五法，与释迦牟尼针锋相对。在教义方面，反对轮回，也是针锋相对。这两个方面大概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释迦牟尼和提婆达多逝世后一千二三百年，在印度竟然到处都还有不食乳酪的提婆达多的信徒。提婆达多派显然在佛教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释迦牟尼的正统力量相对立。假如说释迦牟尼派是佛教发展主潮的话，那么提婆达多派就是一股潜流。

浮屠”这名称从印度译过来以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内所以没有“佛”字，就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外书。“佛”这名词在那时候还只限于由吐火罗文译过来的经典中。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　　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　　我在这里专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闻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假如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顿悟较之渐悟大大有利，要渐悟，就得有时间，还要耗费精力，这当然会同物质发生矛盾，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顿悟用的时间少，甚至可以不用时间和精力。只要一旦顿悟，洞见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连十恶不赦的一阐提也都有佛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这样一来，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一扫而光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解决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他们把佛的一些清规戒律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日本闻名学者中村元博士说：“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会性是十分显著的。”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发展，原因正在于这种世俗性或社会性。　　在佛经翻译史上，玄奘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怀着一腔宗教的虔诚，总结了在他以前几百年翻译工作的经验，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译风。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意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佛经梵文原本最初没有写本，全凭记忆，一直到法显时代基本上还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先要有一个人口诵，另外一个人或者第三个人先依其所诵写成梵字或胡字，然后才加以翻译。　　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摄论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有人还添上地论宗、摄论宗。在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规。律宗不能成为宗，净土宗没有自己的专有理论，也不能算宗；成实、俱舍都只能算是学派，不是宗派；三论宗后被天台、禅宗所吸收，不能独立成宗。能够成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天台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流行于江浙、湖北一带，倾向于统一统合，南方义学和北方禅定都去学习，企图通过禅定来证悟般若。华严宗兴起于陈隋之间，形成于武则天时，根据地在终南山和五台山。法相宗创始者为玄奘、窥基。禅宗源于北魏菩提达摩，盛于唐，先流行于庾岭、广东、湖南、江西，然后遍及全国，流行时间最长，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呵佛骂祖的宗派，已成为佛教的对立面，简直已经不是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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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谁的天国入门券卖得便宜，谁就能赢得群众，就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　　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法相宗的入门券卖得贵了一点，所以买的人就少。它以后的华严宗和禅宗，就便宜得多。华严宗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马上就可以成佛。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简便便宜的。禅宗流行的时间非凡长，地域非凡广，难道是偶然的吗？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假如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要害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　　玄奘和他创立的法相宗，既反对小乘那样把天国的入门券卖得太贵，也反对大乘空宗那样连天国都要空掉。他追随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学说，坚持五种姓的主张，就是说，人们对佛理的接受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对道生主张的、有《涅槃经》作根据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　　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下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从他自己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玄奘在佛教哲学方面，基本上继续了印度大乘有宗的传统，他比较忠实地把这一派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宗。不过，玄奘毕生致力的是翻译工作，自己写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论的奠基人应该说是他的弟子窥基。　　我觉得，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大师都似乎有这样的矛盾。讲佛理的时候，头绪纷繁，越讲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奥得很，实则破绽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虚，强词夺理。但在实践方面，则又是另外一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可能是由于对一般老百姓，假如死钻牛角，将会把他们吓退，不如说得简单明了，只需喊上几声“阿弥陀佛”，布施一些什么东西，就扯给他一张天国入门券，西天有份。这样对吸收信徒，增添利养，大有好处。我看玄奘也没能逃出这个窠臼。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确定了这个年代，以前以后的几件大事的年代的确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才真正能谈到历史。而释迦牟尼年代的确定，中国载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记》对于确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过作用。　　统观《大唐西域记》全书，包括了100多个“国”，玄奘的记述有长有短，但是不管多么短，他的记述似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这些方面几乎都要涉及到。当时和今天要想了解这个“国”，除了以上这些方面，还要了解些什么呢？他能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大量的事实，不但确切，而且生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一部书相比的。　　玄奘这个人和他这一部书，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已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正如我写到的：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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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立一个假设：《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刘向的《叙录》、《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于张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　　我们讲“文化交流”，其中“交”字是要害。既然说“交”，就不会是向一个方向流，形成了所谓one-way traffic，而是相向地流，这才是真正的“交流”。一方的新东西、新思想、新科技等等流向另一方。另一方的新东西、新思想、新交流、新科技等等也流向这一方。有时候，流过来的东西，经过这一方的改造、加工、发展、提高，又流了回去。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一步比一步提高，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这种流出去又流回来的现象，我称之为“倒流”。　　佛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人接受了这一个外来的宗教以后，并不是墨守成规、原封不动地把它保留了下来，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发扬光大，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宗派。总起来看，在律的方面——僧伽组织方面的改变，比起在教义方面的改变与发展，要少一些，要不太引人注目一些。在佛教义理方面，中国高僧在几百年上千年的钻研与学习中，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说的“佛教的倒流”。　　禅宗，虽然名义上是菩提达摩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实际上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宗派，流行的时间最长，最富于中国色彩。永觉禅师拜谒禅宗六祖慧能，二人耍开了机锋。永觉从中悟得大道（觉）。　　六祖连声高呼：“善哉！善哉！”《证道歌》中的思想大概也不出中国禅宗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印度人可能是生疏的，认为是莫测高深的。因而《证道歌》终于在唐玄宗时期（八世纪）传回了印度，为那里的人所“亲仰”。　　关于道家向佛家靠拢，甚至取媚于佛家的说法很多，那都是道家片面地一厢情愿地捏造出来的。　　我们从这个“道”字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个宗教要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今世的问题，不是神话的问题、来世的问题。道家这种精神，同儒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精神。后来道家发展成为道教，也不过是想长生不死、白昼升天而已。　　“菩提”（bodhi）这个词的词根是√budh，意思是“觉，醒”。Buddha（佛陀，佛）这个词也源于√budh，加上过去分词语尾ta，变成了buddha，意思是“觉悟了的人”，“觉者”。√budh的拙象名词就是bodhi，意思是“觉”，音译“菩提”。　　从宗教意义上来看什么叫做“觉”呢？根据佛教最原始的理论，所谓“十二因缘”，一个人（或其他生物）总是处在生死流转中的，只有熟悉了这个根本理论，熟悉了“无明”（avidyā）是十二因缘之首，他就算是“觉”了，算是得道了，成佛了。因此，梵文bodhi这个词儿所蕴含的意义，与中国的“道”完全不同。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现世的，不是眼前的，而是来生来世无数生死流转的。　　看过榕树的人都知道，从树干上长出一些树根，下垂至地，又在地中生根，然后长成一棵树，又在自己的干上长出细根，下垂至地，如此循环往复，一棵榕树能长出成百棵榕树，甚至让人摸不清究竟哪一棵树是初原的树，哪一些树是派生的树。只有这样生长的榕树，才能在一棵树下荫覆五百辆车而有余。在榕树这里，根干与枝叶互为因果，难解难分。用这样的榕树来比喻作为根干的印度佛法与作为枝叶的东夏佛法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难道不是一个非常聪明、含义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吗？　　我们不是也关心中国人同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的区别空间何在的问题吗？《含光传·系》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下面的意见：“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朴而好繁。最早的佛经，连篇累牍，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言，同样的话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复，因此说“言重”。这个意见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就拿巴利文佛典来说吧，同样的词句，一字不动，换一个地方又重复一遍，而且重复之中套重复。因此英国刊行巴利文佛典不得不删去重复之处，加以注明，节省了大量的篇幅。我猜想，佛典产生在发明文字之前，师徒口耳相传，为了加强记忆，才采用了重复的办法，否则实在难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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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典中有不少地方出现“念”或“忆念”这样的字眼，比如“忆念弥陀佛”、“忆念毗尼”、“系念思惟”、“正念”、“惟念”等等。这个“念”字来源于梵文，词根是√smr，由此派生出来的抽象名词是smrti。与之相当的巴利文是sarati和sati。一般的用法其含义是“念”、“忆念”。但作为宗教哲学术语，smrti，有非凡的含义。指的是“全部的神圣传统”，或者“凡人教师所忆念的”，包括六吠陀分支、传承经和家庭经、《摩奴法论》、两大史诗、往世书、伦理论等等。常用的译法是“传承”。与之相对的是sruti，指的是仙人们直接听到的，比如《吠陀》等，只能口传耳听，不许写成文字，常用的译法是“天启”。这样一来，所谓“念”就与“传承”联系在一起了，它表示固守传承的东西，有点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意味。而中国人则是“解性”，所谓“解”就是“理解”、“解释”，有点探索、钻研的意味，不囿于常规，不固守传承的东西。　　我觉得，佛教似乎是一个唯理的宗教，讲求义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禁锢信徒们的思想的宗教。　　古代印度有一个传统，宗教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继续而且发扬了这个传统。大乘还提倡逻辑学，所谓因明学者就是。在这里大乘唯理的色彩也表现得很突出。这样的情况就促使佛教产生了大量的经典。经、律、论，样样齐全。有的部派还有自己的经典。结果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佛教的经典就多到了超过汗牛充栋的程度。而且佛教同另外两个世界大宗教不同，始终也没有确定哪一部经典是圣经宝典，唯我独尊。所有的经典都并肩存在、庞然杂陈。这些经典通常称为“大藏经”。　　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修庙塑像，信徒们相信轮回报应，积德修福，只要念几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单纯一声“阿弥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务，不必深通佛教义理，宗教需要也能得到满足。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的全貌，只是低层次的佛教。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义理，就像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　　我认为，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答应信徒们在这一座宝库内探讨义理。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才能谈到发展。有了发展，才会有“倒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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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在这三爱的基础上，那些皇皇巨著才能有益于人，无愧于己。　　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经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原因是很明显的，天天上班、下班、开会、学习、上课、会客，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课堂，又从课堂回家，用句通俗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三点一线。这种点和线都平淡无味，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这里用得上一个已经批判过的词儿；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假如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自古以来，应制和赋得的东西好的很少，其原因就在这里。　　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马上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假如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复复，简练揣摩。要细致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　　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蜂子，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然后动笔，把成竹画了下来。　　写散文决不能平铺直叙，像记一篇流水账，枯燥单调。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更是散文的大敌。　　散文作家，不仅仅限于造句遣词。整篇散文，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让读者读了以后，似乎是读一首好诗。　　整篇文章一定要一环扣一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要严丝合缝，无懈可击。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的不同的风格：《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庚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无不各擅胜场。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　　也许还有人要问：古今的散文中，有不少的是信手写来，如行云流水，本色天成，并没有像你上面讲的那样艰巨，那样繁荣，我认为，这种散文确实有的，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信笔写来，实际上是作者经过了无数次的锻炼，由有规律而逐渐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摆脱一切规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规律，也许还是更难把握的更高级的一种规律。　　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　　所谓“朦胧诗”。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　　在中国，我喜欢的是六朝骈文，唐代的李义山、李贺，宋代的姜白石、吴文英，都是唯美的，讲求词藻华丽的。　　我觉得，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同优秀的抒情诗一样，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用羚羊挂角来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说出来的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重要，更耐人寻味。　　冯至先生的散文，我觉得，就是继续了中国优秀传统的。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西方的影响，但是根底却是中国传统。我每读他的散文，上面说的那些特点都能感觉到，含蓄、飘逸、简明、生动，而且诗意盎然，读之如食橄榄，余味无穷，三日口香。　　《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语言鲜明，讽刺不露声色，惜墨如金，而描绘入木三分，实为中国散文（就体裁来说，它是小说；就个别片段来说，它又是散文）之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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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的诗一气流转，这一股“气”不可抗御，让你非把诗读完不行。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要李白集中很少见，而在杜甫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李后主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老妪能解；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红楼梦〉）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的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对于散文，我有偏爱，又有偏见。为什么有偏爱呢？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而偏见又何来呢？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要害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法，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似乎吃掺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　　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史记》中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贾谊的《过秦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候论》等等，虽似无情可抒，然而却文采斐然，情即蕴涵其中，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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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中直到大学，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文字不同，心态各异。但是，仔细玩味，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　　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以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或诗，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　　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　　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认为，散文最忌平板。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散文，写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语法错误，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读起来总是觉得平淡无味，是好的教材资料，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文学最忌单调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辞藻，外国句法；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以避免平淡无味。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在某一些方面，一个门外汉反而能看出点门道。因为他所入不深，了无所蔽。没有真正专家们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一些“枷锁”，跳起舞来，反而更能轻松如意。　　王国维先生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举的例子中，别的我且不说，只说陶渊明的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先生把它列入无我之境。我认为，实际上是有我的，汉文可以不用主语，如译为英、德、法等文，主语必赫然有一个“我”字（ I, ich, je）在。既然有个“我”字在，怎么能说是“无我”呢？我觉得，在这里不是“无我”，而是“忘我”，不是“以物观物”，而仍然是“以我观物”，不过在一瞬间忘记了“我”而已。　　什么叫“人民性”呢？一看就明白，一追问就糊涂。对一些人来说，它是恍兮惚兮，其中无象，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于是一些文学史学家就在“人民”二字上下工夫。遍搜古籍，假如侥幸能找到“人民”——不管这两个字古今是否同义——或与“人民”相近的字眼，就如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一般，狂喜不已。这样怎能写出好的文学史来呢？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应该放到第一位，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假如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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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