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的记忆--我的插队生活 2024.5.1 在巴厘岛完稿

宋贵生

50 年前，1974 年 5 月 11 号我去甘肃古浪土门公社永丰大队 姚庄生产队插队，有了一个光荣的称号“知识青年”。前几年写 过很多插队的故事，但是今天突然间想到我们这代人稀里糊涂就 过了快 70 年了，50 年前插队的事情。在脑海里一幕一幕越来越 清晰，感觉还能再写一点儿。

在去插队之前，有一天晚上，在我们同学郭亚明的家里，我们 一个同学的母亲，也是我们高中的化学老师，后来差点就是我的 丈母娘，组织我们六个家长和孩子在一起。要我们大家互相关照， 到时候有啥事儿多商量，我当时也是稀里糊涂的，反正啥也没听 进去，就心里边儿还是很兴奋的，等待着早点儿去广阔天地。

出发的那天一大早，我们肩扛行李，手提洗脸盘和牙缸等用具， 还有一个父亲为我打做的木箱。在学校门口爬上了几辆大卡车。 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中，卡车向兰州火车站驶去。

我的父母和弟妹，都来送行，简单的告了别，我们就急急忙忙 的爬上了火车，趴在窗口儿和家里人在告别，外边儿嘈杂的锣鼓 声，说话声一片嘈杂。突然间，火车拉了一声呜----，一下子火 车站变得鸦雀无声，哐当、火车这一动，就听火车车厢里很多女 孩子都开始大声的哭了。车站站台上抹泪的亲人逐渐消失在我的 视野之中。

在火车上，带队老师又给我们安排了四个其他班的女同学，这 样我们这个知青点就有了四男六女 10 个人，我、姚辉、董兰津、 郭亚明、何志勇、黄健、侯春、姜绍清、简秀兰、孙秀兰。也忘 了自己怎么就当了知青点的点长。另外一个女同学姚辉当付点长， 这样我们这十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插队大家庭。

到了古浪火车站，我们在县知青带队干部的安排下卸下行李， 又坐上了卡车。卡车先是在兰(州)新(疆)公路上平稳行驶。 到了土门镇的岔路口，车头一甩，进入了崎岖不平的田间土路。 卡车剧烈颠簸，不时急速转弯，再加上扬起的滚滚尘土，令人肠

胃跳动，不免产生了想要呕吐的感觉。从“平稳”到“颠簸”， 似乎是我们离开学校，开启“知青”生涯的写照。

终于，卡车越过一道沟渠，展现在眼前的情景让我们哭笑不锝。 只见有一个大高个，估计有 1.9 米的生产队的领导领着七八个小 孩儿，一个个穿着脏兮兮的棉袄。腰里边儿扎根小绳儿，手里拿 着旗子锣鼓，噼里啪啦的乱敲一阵儿，来欢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来到了姚庄生产队。远处分布着井井有条的农田，蓝天 白云点缀着道路、树木、沟渠和村庄，让人感觉到了一个新的世 界。

在村头老乡热烈的欢迎会后我们男生和女生分别住到了老乡 家。简单的聚餐之后，开始了两年半的知青生活。半年多以后， 我们才搬进了国家拨款，专门为知青修建的住房之中。

我们插队的姚庄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东边干塘铁路，再远就 是断断续续的明长城。

土门公社的若干个生产大队，包括我们的知青点，都分布在腾 格里沙漠的周边。夜幕之中，满天的繁星，还有以后很难再看到 的银河。

生活纪实: 1、养了一条狗，叫小黑，膘肥体壮，被村里的几个坏损偷去吃了; 2、抓了一头猪养了一年，只有几十斤，，过年杀猪村里人帮忙， 只剩了二条后腿; 3、知青点漂亮女孩多，周边知青点的人老来溜达，作为领导我要 随时驱赶;

4、村里的漂亮媳妇老说荤段子，腐蚀纯洁无知的知青，我只能牺 牲自己，保护大家不受侵害。

5、1975 年参加了古浪县、武威地区、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代表大会。

我插队的时候婚宴上一道荤腥，不能吃仅作为摆设的“木鱼”是甘肃贫瘠的地方形成的一种风俗：婚宴上一道荤腥，就是仅仅作为“摆着是个意思”的“木鱼”。这“鱼”，不能供人嘴来享受，而只能饱人“眼福”，因为它就是锯成鱼形盛在餐盘中的木头！（它是木雕，是一种民间工艺美术品——不过在这里却成食欲的对象！）我们插队的时候房东郭大妈女儿的的婚宴，上了一道浇卤汁的木头鱼。贫瘠是一方面，其实也是另有原因的，这是明清传下来的礼制，朝廷礼部规定，比如婚宴，什么级别用多少，平民是用“六器”，就是六道菜，要有如鱼，鸡，羊，猪等等，一些山沟里没有鱼，于是就用个木鱼，浇上卤吃，吃过了，洗干净，下次别人结婚，再借给别人用。这么多年了，这二条鱼估计找不到了，酒桌上肯定少不了一条真正的鱼

　　1975 年 7 月 9 日。《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 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她是当年知识青年先进代表， 铁心务农一辈子，好像她做到了。

姚庄拥有的土地，分为水浇地和旱地。绝大多数的耕地，都是 靠天吃饭的旱地。在我们下乡的 1974 年到 1976 年，正值当地的 三年大旱，很多山地大面积歉收。当地农民的生活，包括我们知 青的生活，其艰苦程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随着作物的成长，浇灌土地成了男性劳力的重要工作。从上游 黄羊水库引入的河水，通过一条主干水渠流经若干个生产大队， 然后再经过无数条支渠，分散流入了干渴的土地之中。按照公社

的协调，水渠经过的各个生产大队和小队，分时段引水浇灌。大 抵是按照先上游，再中游，最后是下游的顺序浇水。一旦轮到， 我们就会不分昼夜地抓紧浇地。有时候害怕这个水渠里的水不到 点儿会从冲开的口子淌到下边儿去，白白损失浇地的时间，老百 姓都跳到水里去，拿身体堵着口子，然后拿树枝、准备好的草垛 把缺口再堵起来。哎呀，当年为了水真难啊，我们村头有个大澇 池，全村人几十天的用水都在这里边儿。所以每一次放水的时候， 都先要把这个涝池给水浇满，然后才开始去浇地。

七四年的冬季，我们大队的大搞基本农田建设、在永丰滩的打井是我知青生活遇到的最繁重的劳动。

有时候天旱缺水，涝池里只剩下一点点泥汤子，我们也只能从 里边儿漂出点儿水来，半桶水半桶泥，用点儿明矾澄清下来以后 吃。再没水，就从火车站去拉点儿水回来，村里人分一分。

村里边儿的牛猪啊，都到涝池里边儿去喝水，涝池周边也没有 什么围栏儿。这个牛最可恶的是它一定要走到水里，一边儿喝水， 一边儿撒尿，我们还照样得喝这牛尿混合的泥汤。

那是一个明月洒满山川的夜晚。我和几位年轻的农民一起，在 村庄附近的土地上浇水。用铁锹挖开支流，将流水引入大田之后， 我们就可以休息片刻了。仰望挂在中天的皓月，我突然发现月亮

竟然是这么明亮，月光下泛着泥波的水面黄黄的，就像土地一样， 我想着从田边往对面跨过去，没想到这一脚跨过去，啪嗒掉到水 里边儿，原先那都是漂在水上的泥沫。

我们下乡的地方，东面和南面是天祝藏族人放牧的草山，西南 面是裕固族放牧的草山。藏族人和裕固族人逐水草而居，汉族人 大多祖先都是从大槐树的明朝移民，和夹杂于其中的回族人，则 因为农耕而成为定居者。独特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往，再 加上独特的民族混居，使得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演唱“花儿与少 年”的高手。这是一种固定的曲调，可以由演唱者随时、随性编 入歌词，而最后一句则是高音扬起的“哎吆”。其实，“花儿与 少年”已经是一个过于文雅的名称了。在我们下乡的地方，包括 在藏族和裕固族地区，人们将这种随时随地编唱的歌曲，称之为 “漫少年”。

当年我们插队的武威地区组织了一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艺 汇演，我当时写了一篇眉户剧剧本，古浪县文化馆的程老师给我 谱的曲。我们这个节目还得了个一等奖，当时的这个油印的稿子， 后来也不知道丢到哪去了，那可是我当年的第一次有文化创造的 得奖作品。

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记忆里仍然闪现着那美轮美奂的情景。歌 词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句词“芝麻开花节节高 .....”只有 那穿越时空的二黄音调，时常回荡在脑海之中。但仔细品味，又

觉得在那音色和歌词之中，流露着一丝悲凉的意味。那应当是对 于生活艰辛的叹息了。

生产队的旱地，分布在村庄西面的山坡上。一年一季小麦，黄 豆，靠天吃饭，冬天农闲季节又要搞基本农田建设。平整土地大会战。

到了深秋，我们前往沙地收割小麦。说是“收割”，不如说是 用手“拔麦”。由于天旱缺雨，种在山地上的小麦，只有半尺到 一尺的高度，根本无法使用镰刀。拔起没有多少颗粒的小麦，然 后放在身后。随后，又有人将散落在山坡上的麦秸收集起来，打 成小捆，堆放在一起。

生产队专门有一个打麦场，连枷、马拉石碾、扬麦、装袋都干 过。但是就是扛不动 150 斤的麦口袋。

在干旱而多风沙的河西地区干农活，男人们总是戴着瓜皮帽子 而女人们则会用一块方巾，将自己的头和脸包裹起来。在我们下 乡的地方，这称之为“包巾”。播种、薅草、收割、打场脱粒的 时候，女人们或使用红色、黄色、绿色的包巾，或使用棕色、蓝 色、黑色的包巾，与男人们蓝色、黑色或者白色的帽子混杂在一 起，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风景。入乡随俗，女知青们也依据自己 的喜爱，戴上了不同颜色的包巾，而男知青们则似乎是一水的黄 色军帽。这种头戴帽子和包裹围巾的做法，与当地的风沙和因为 干旱而扬起的尘土密切相关。不过是人类应对自然的一种方式。

记得生产大队召开会。一些地主、富农和一位陈祖的地主老太 太，在人群围起来的圈子里弯腰低头，接受大队干部的批判。而 干部们所使用的，又是当时报纸上和广播里的阶级斗争语言，言 辞犀利。那位祖姓老太太，是从上海赶回老家的，她有一个儿子 听说在台湾是个将军。老太太 80 多岁，经过风雨，低着头老实接 受教育，干部说完你可以走了，立马嘻嘻嘻的扭着小脚走了。其 实，私下里村里人都对她很好。见面都叫她祖奶奶，这种场景， 实在难以与我们曾经接受的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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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无论是辈分低的人称呼辈分高的毛头小伙子为“爷 爷”，还是村里干部与“地富反坏右”私底下的辈分关系，以及 男婚女嫁中的“彩礼”关系，甘肃农村的生产、生活和人际关系， 显然是在遵循着一些古老的法则和习俗。作为外来的知青，在短 暂的时间里，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习俗和法则的存在，更不 要说融入那个社会了。

我们的姚庄知青点共有十人，六个女生，四个男生。

就在 1974 年底，古浪县和土门公社发出通知，组织一次下乡 知青的文艺汇演。我们县知青也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去演出，经 常就住在其它知青点，发现有漂亮的女知青，我们也经常去串门。 离我们知青点不远的一个点有个大美女，每次去公社开会，路过 经常去讨口水喝。

武威县是一个全国少有的大县，拥有七十多万人口，接到通知 之后，诸如舞蹈、独唱、合唱、乐器独奏和合奏等等。当年在田

间地头，村里大槐树下我们为稀稀拉拉的老乡演了好几个我们自 以为不错的节目。借助我写的眉户剧本，我们还参加了武威地区 的文艺汇演。结识了一些来自其他区、县，包括来自兰州、天津、 上海等地的“文艺知青”。

代表古浪县参加武威地区运动会

到了 1975 年的春夏之交，专门为我们知青点修建的住房相继 竣工。我们的知青点那可是砖柱子，粉皮墙，在当时村子里是最漂 亮的建筑了，我们搬进了自己的专有房屋，不再散居于村民家中。 拥有几间坐北朝南的住房和一个安静的小院。由东向西，一间厨 房，一间女生宿舍，一间男生宿舍，一间用作堆放杂物。小院里

还有一块大约 50 平米的空地，开垦出来，先后种植过白菜、萝卜 和豆角等等。我们也像当地农民一样，买了一个猪娃，用泔水、 剩饭和打来的青草饲养。与此相应，紧贴着小院的东墙，又有了 一个低矮的泥土围墙作为猪圈。终于，我们和当地的村民一样， 也过上了人畜共存，自然循环的生活。

到了 1976 年 9 月，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招工，绝大多数知青 都因此而离开了土门公社。即使是剩余的少数几个人，也在当年 年底进入了厂矿企业。我招工到了白银公司小铁山矿，当上了一 名旷工，又开始了另外一段悲催且又幸福的经历。

1977 年 12 月有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等院校招生，我考 上了华东石油学院，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

“知青”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知青的故事已经被年轻一代称 之为“古”时候的故事。时光列车风驰电掣，倏忽跨过五十年，我有 幸经历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还曾经有过懵懂的初恋。

记忆中，生产队队长郭春棠在大树底下光着膀子，脱下衣服，侧 躺在那儿一边儿挤着虱子，一边儿给这些喂着奶的老婆娘们儿、抽着

烟锅的男人们说着、安排着生产的活动。还有那大个子王书记在晌午 田间地头儿，老婆送来的木片箍的饭桶，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拿一个 大木桶吃着散饭的样子都历历在目。还有那墙根底下端着碗蹲着，吸 溜吃饭的样子。

其实我们插队的古浪正在甘肃的河西走廊边缘，那里自古是一块 儿是富饶的粮仓土地，周边儿非常美丽，很多地方都让人非常思念，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去过。希望能有一天再去那梦中的插队故乡。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北的乌鞘岭，

不到两年的知青生活在我的心里仿佛是一场快乐的梦时光，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动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