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琼《梦想与情思》7：难忘山益村

重庆美友会—李云飞

梦想与情思

刘明琼

伦敦德里小调

亲爱的婆婆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郑菊贤

我的妹妹“王丹凤”

我的弟弟“卓别林”

(......续上篇)

第 1乐章

童年时光

难忘山益村

山益村位于渝中区中山三路，往前走是两路口，往后走是上清寺。这里是居家的好地段，因为周围有体育馆、文化宫、人民大礼堂等可供玩耍的地方。我父母大约在1955年从市中心迁至山益村居住，那時候山益村所处的地段恐怕要算近郊了，十分清静，全然没有今天的繁华。我家的住宅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我的祖父母住第二层，也就是平街的一层；父母及我们四个儿女住第三层；最底层是厨房和贮藏室。黑色的大木门，红色油漆的楼梯和扶手，斑驳的红色木地板，整个住宅让人感到宽敞又朴实。我最喜欢的是三楼围绕房子大半圈的木廊。木廊由一圈弧形的凸出去的长木凳围着，我们几个孩子常常跪在木凳上向远处眺望，可以望出去很远很远。人民大礼堂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有时、从天边飞过来一群白鸽，一忽儿又飞了过去，童年的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

进了山益村村口，左边有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三个大院。一号院是检察院机关的宿舍，二号院是市广播电台的宿舍，三号院不知是哪个机关的宿舍。右边有我家，戚伯伯一家及邓医生一家的三幢三层楼房，其余就是简陋的平房及破旧不堪的捆绑房了。在我家楼下的捆绑房里住着刘伯伯一家，他们是下力的劳动人民，虽大字不识一个，但人却十分豪爽、乐于助人。他们的女儿刘亚龙只稍稍大我一点，是我的好朋友。临街还住着我的小学好友朱佩芬一家，她奶奶早上卖糯米团补贴家用。我和佩芬一块儿上学，奶奶经常给我一个糯米团。那米团夾着黄豆粉、白糖和油条，味道香得不得了。50年代的山益村给我留下十分祥和温馨的记忆。

1966年开始，破“四旧“就破到了我家，家里被抄了个底朝天。留声机、唱片、电风扇这些“资产阶级的奢侈品”都被革命小将毫不留情地拿走了。但文革中，山益村多数的人还是很和睦的。夏天，重庆是个超级大火炉，那時人们还没听说过“空调“二字。吃过晚飯，家家便把凉床、凉椅、凉板等傢什扛了出来，一家挨一家地摆放好，用自來水冲透，并把地面甚至墙面都浇个遍。待热气渐退，夜晚的凉气渐渐地抚平人们滚烫的身体，山益村院内便开始了大人小孩的“黄金時光“。大人们三五成群的闲扯“龙门陣“，我们几个半大孩子特别喜欢缠着院里的钟叔叔讲故事、拉手风琴……山益村大杂院那時多像一个大家庭啊！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和弟妹分别踏入大学校门，半月一月才能回山益村一次。后來，我在北碚安家，后來又出国，离山益村愈來愈远了。80年代，山益村的老房子全部拆除，在原地址盖了几栋高楼。山益村村民大多数搬進了新楼房。虽然还住一栋楼，但关上铁门“自成一统”，全然没有了以前大杂院里“串大门”，睡“大通铺”，吃“大锅飯”的热情、亲密和乐趣了。如今的山益村，各种公司林林总总、完全变了模样，从一个朴素的、穿着补丁衣服的村姑变成了一个追求時尚的女郎。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

猫趣图（八大山人）

山益村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

上世纪的1955年，当父母把我们的家从重庆市区的曹家庵搬到当时还十分僻静的山益村时，我还没上小学。从那时起直到1978年我考上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离开山益村，中间长达二十三个年头。其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时代与家庭的变故。

五十年代

和绚的阳光，美好的音乐，温暖的家，蔚蓝的天空，天空上翻飞的白鸽
这是那个年代留在我脑中的印象。

当时母亲还赋闲在家，身体柔弱。她经常把手扶在额头上，说头昏，没睡好觉。最记得她哼的那首电影老曲:釆了磨菇把磨推，头晕、眼花、身又累……我对这个曲子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她唱的似乎就是她自己身体的感受，声音有气无力的，尤其是最后那句，韵味深长。我还记得她有时哼《月光曲》，还有周旋唱的《四季歌》等老歌，她那慵懒柔弱的美人形象就像老电影中的某个角色，长大后我知道了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王人美，于是就把母亲与王人美联系起来。

我不记得那时家中是谁在弄饭，家中也没请人了，好像是爷爷在弄饭吧。爷爷可是一个好大厨，弄的菜味道很不错。那时我喂了一群小鸡，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十分可爱。爸妈带着我们四个小孩，提着鸡笼子，到离家不远的体育馆，把小鸡放在草坪上，它们欢快的叫着，在草地上啄食；我们四个也像小鸡一样，心里欢喜得直扑腾。多么难忘的记忆啊！一天夜里，一只小鸡被老鼠咬伤一只腿，我心痛不已。妈妈拿来云南白药为小鸡治伤，但小鸡还是死了。我伤心极了，哭着把小鸡拿到坡上埋了。小鸡长大，家里就一只一只地杀来吃。每杀一只我都要大哭一场，还拒绝吃鸡肉，后来我再也不养小鸡了。

那时，山益村有三幢独立的房子。一幢住着邓爷爷、邓婆婆全家，邓爷爷是个有名气的医生。一幢住着戚伯伯、戚妈妈一家，另一幢就是我家的房子。戚伯伯、戚妈妈是下江人，戚伯伯好像从前是开化工厂的，也就是资本家啰。他们的最底楼一层放着许多化学器皿，像一个实验室。他们的儿子尕弟、女儿小青据说是抱养的。尕弟曾带我和大弟去底楼看过，我十分惊奇。他们的家境与绝大多数家庭都完全不同。最记得戚伯伯带我们用天文望远镜望月亮。从望远镜看去，月亮是那么的大、那么的红、那么的清晰，简直把我看呆了。我们有时还会吃到戚妈妈送来的冰块，后来才知那是把水放在冰箱里冻成的。在大家都还不知冰箱是什么东西的年代，他们就有冰箱了。我感觉戚伯伯一家太高贵了，他们一家的举止、生活都散发着高级的气息，让我对资本家不但产生好感，而且还羡慕不已。

我非常喜欢戚妈妈。戚妈妈真是一个美人。我的妈妈是温婉秀丽的美，而戚妈妈却是大气典雅的美。后来我常把戚妈妈比作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的确有资本家夫人的范。戚妈妈操一口下江普通话，这更增加了她的风韵，我非常喜欢听她说话。更重要的是她经常夸奖我，夸我懂事，心肠好，夸我学习努力。每次我到她家，她都满脸笑容地拉着我的手说：小觉最懂事了，小觉乖！她的下江话把我的小名“小菊”发音成“小觉”，我反而感受到一种特别的亲呢。我因为父母都英俊美丽，弟妹们、尤其是我妹妹，长得很好看且聪明伶俐，很讨父母喜欢，我心中一直有自卑感。但我从戚妈妈那里感受到她並不看重相貌，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的善良和学习努力，因此，我的自卑在她那里得到很大的补偿。长辈对孩子的夸奖和鼓励能影响孩子的一生，我的成长与那些鼓励关爱我的长辈息息相关。我一直很怀念戚妈妈，怀念她那美丽、善解人意的面孔。

我也清楚地记得起戚伯伯和善的面容。戚伯伯好像是回上海的途中发生意外死去，而戚妈妈因我们及他们的房子都被拆除，政府用那块地修了机械局而搬迁，之后就再也没见面。据说她也早早地去世了，我幼年时期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就这样离开了。

我也十分清淅地记得“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除四害”等政治运动。虽然没亲身经历“公社化”运动，但炼钢、除害却是亲身经历的。那时候真是全民动员，热火朝天啊！家家把铁的、钢的东西都捐出去，把好好的锅呀、瓢呀、铲呀、铁的锤子鎯头呀，通通扔进小高炉的火中，炼成一些铁砣砣。我家好好的一架钢丝床也拿去炼了。

那时的人思想积极得就像发了疯一样，你即便不积极，也有街道上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让你积极。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孩来说，与我更相关的是＂除四害＂。那时我上小学，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要打苍蝇，看哪个打得多。我们一个个都提一个小玻璃瓶，打死苍蝇就装进瓶里，最后要数谁的战利品多。那些肮脏的苍蝇就居然成了我们这些小孩的“宝贝”，生怕丢失掉一个死苍蝇，每天都津津有味的数个数。记得我还冒着毒辣的太阳，多次到珊瑚坝河边去打苍蝇，因为一些死鱼烂虾被冲上岸，苍蝇一群一群的翁翁乱舞，让我捕捉到更多的战利品。

最喜剧的是“打麻雀”，城里能有多少麻雀？但人们也挥着长杆，舞着布条，敲锣打鼓，敲碗击盆的打啊，打啊！我们这些小孩也跟着喊啊跳啊……一个山益村就像煮开锅的稀饭，那个沸腾劲啊！我巴心不得天天都这样又好玩又开心！这种开心的日子却很快就结束了。那巳经是一九五八年，在热火朝天的几大运动之后，我们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生活。那种生活，不管是在我的身体上，还是在我的心灵里，都铭刻下深深的烙印。

六十年代（初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当然是“三年自然灾害＂。我那时小，根本不懂“自然灾害”是什么，就只知道肚子饿，而且饿得历害。其实，在“自然灾害”前，我家已经蒙上阴影。我的二爸，一个西北大学的教授，被打成了右派。

二爸是刘家的骄傲，他年轻时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靑年，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解放后，他离开重庆到西北大学工作。他与重庆当时的市政府领导任白戈、廖伯康等好像都很熟识，也和一些文艺界名人，如萧军、端木蕻良等等有来往。父亲的七个兄弟姊妹，就数他最出彩吧。

我不知道右派到底是什么，但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我感觉到那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二爸不能教书了，被下放劳动改造。文革中我和朋友串联到西安，与他彻夜交谈，他也没提他劳改受的苦。只是告诉我，他后来因身体太坏，劳动不下去了，被组织照顾到学校印刷厂作装帧。他兴高釆烈的告诉我他的装帧技术是如何的好，应该怎样装订书，怎样裱画等等。我从没见他唉声叹气过，我印象中的他从来都是充滿正能量的。二爸不但是我的叔叔，而且也是我人生的导师。虽然我们异地相隔，但我生活上遇到难题总是写信向他讨教。他十分耐心、理性地为我分析事情，告诉我应该如何应对，还经常指出我的缺点和弱点。我不但喜欢他而且也很尊敬他，而他在信中总是称我为他的女儿，可见他对我的喜爱之情。二爸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劳改的苦景，但他的身体却无声的告诉我们，他被折磨得撑不起了，到印刷厂就是因为他得了十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一九六七年我在西安见他，他说话就不停地咳嗽，还不时地喘气。后来给他平了反，恢复了教职，但他已经不能讲课了，他带的研究生都是到他家中授课。如果二爸不受那场折磨，他会教出多少优秀学生啊！他曾在信中告诉过我，他带的研究生，有两人进入了国务院政策办公室，给高层领导提供经济决策。他研究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他的研究成果终于派上了实际用途。

二爸（前右二）回重庆 与亲友团聚

二爸晩年一直在与疾病战斗，他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离开了我们。最近我读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我才知道中国的右派经历了些什么，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真是瞩目惊心啊！比较起来，二爸算是幸运的。他没有在劳改中丢命，他平反了，虽然身体已被折磨得一塌糊涂，但最后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幸中的大幸啊！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时间都与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是“吃”和“饿＂。一九五九年，我才十一岁，就开始饿肚子了。越到后来，吃的越匮乏。那时我们住的楼房巳被征收，一大家人被迫搬迁到山益村二号院的小屋子里。这样的住处，跟挨饿要般配得多。不然，一家住在三层楼的“别墅”里，却在煮野菜叶子、喝小球藻”充飢，恐怕也太喜剧了吧！

我记得，那时粮食都是定量的。定量很少，根本不夠吃，加之基本上没有什么肉和油，所以每天都是“痨肠寡肚＂的，饿得心里发慌。我那时十一二岁，正是身体发育期间，亟需营养，可不但没有什么营养，却连飯都吃不饱，可想我当时是何等的难熬。每天上学，上午坐在课堂上心里想的是快到中午，快点吃饭。下午坐在课堂，心里又想，快点下课，回家吃晩饭。说实话，那时除了一个＂吃＂字，还装得进什么＂知识＂啊！有天早上，妈妈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去买一个烧饼当早饭。我烧饼刚到手，一个衣杉褴褛的人就闪电般的把我的烧饼抢走，啪啪两吧口水吐在上面。我当时真是呆了，眼泪夺眶而出。旁边的人见我这个瘦小的女孩孤零零伤心地站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办法，那场景是很悲凉的啊。我的心悲痛欲绝：妈妈呀，我的烧饼没有了！

我和大弟因处于身体发育期，饥饿的感受更明显，现在的年轻人哪里尝过那种滋味啊。那时我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能多吃一点，那怕一丁点。记得每次吃饭，大弟总要喊：锑锅是我的！锑锅是我的！意思是添完饭，锑锅上面的那点锅巴由他来刮。我和大弟还上南山去挖过土茯苓和蕨根，挖回来、家里磨成粉与面混合蒸饼子来填肚子。妈妈还养小球藻，那种綠茵茵的象水草一样的东西，宣传说是有营养，但我一见那绿茵茵悬嗒嗒的东西就翻胃。

1961年的一家人

后来，大家为了定量更准确，也不用锅煮饭了，而是改用小铁皮筒筒蒸饭。那个筒筒就象现在的易拉罐一般大小，把米放在罐里，再把罐放进锅里蒸熟。有一天，我站在旁边看妈妈抓米进小罐。妈看了我一下，然后说：“小菊，我多抓点米给你，你以后要上大学哟。”这个情景，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这是我得到的最大的一次母爱。从小到大，母亲对我们的爱基本上都是用唠叨表达，虽然我们四个小孩都烦她的唠叨，但后来才理解到这就是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其实，那时我对读大学没有什么概念，更说不上向往。我最羡慕的是在粮店、伙食团工作，在那些地方可以多抓米到自己的罐罐里，可以吃到外面的人吃不到的东西，可以吃饱肚子。我太羡慕在伙食团工作的人了，巴心不得我妈就是伙食团的！后来我还听说过一个传言，说是在我们就读过的重庆六中，有一个很体面、很有才干的年轻男老师，他三年自然灾害时曾偷偷地把别人罐里的米抓到自己罐里。我听后一点没笑他，还在想，如果周围没有人，说不定我都会抓点哟。全国人民饿了这么久的肚子，饿死这么多人，后来才知道，那三年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灾难。

这次人为的灾害让我们四个小孩的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并且、当时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的重庆市少年业余体校也停办了。当时年青的体操教练那么看重我，我那么想今后当一个出色的体操运动员，这条路就堵死了。我的童年也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划上了句号。

未完待续......

特别说明：

大家可以去喜马拉雅听由落雁朗诵《梦想与情思》有声书！其中有作者的四川话打趣和作者的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