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易堂：以一生挽中医于既倒

田泮

焦易堂（1879—1950），陕西省武功县人，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家。

清末秀才，早年在北京中国公学政法科学习。

清宣统元年（1909），在陕西自治研究所学习，毕业后1909年经井勿幕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宣统二年（1910），任武功县劝学所所长，常往乡村演说，主张人民自治。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失败后，井勿幕奉命回陕，布置同盟会员分头准备起义。八月，井到武功见焦，委托其联络关中西部志士。焦易堂在联络武功、扶风等县数十人后到西安，与郭希仁、曹印侯等筹商起义。10月22日，在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哥老会发动的西安起义中，焦任张凤翙大统领行营参军。参加抗击清军残余的战斗。辛亥革命后，焦易堂在陕西都督府供职，任陕西同盟会干事，后被选为陕西省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先后拒绝袁世凯、曹锟等人收买，致力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反曹贿选、策应北京政变、迎孙中山北上，参与北代战争。还将自己的儿子焦步辕从上海派回陕西，参加靖国军起义。步辕后在岐山战斗中捐躯。

1914年，焦易堂为反对袁世凯的亲信、在陕西进行血腥统治，采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捕杀革命党人的陕西都督陆建章，曾只身潜入督署投掷炸弹二枚，可惜因炸药受潮未炸。但焦易堂有秦人之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敢于冒险的孤胆英雄行为让人赞叹。

1916年，焦易堂在上海谒见孙中山后，奉命秘密来往于广州、上海、天津、北京、西安等地开展革命斗争。

民国八年（1919），在广州护国会工作，次年任北方军事特派员，随后又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在河南省曾聚资印发《三民主义》20万册，极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1921年孙中山率师北伐，焦易堂以参议身份随行。后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包围了总统府，孙中山僻难上了永丰舰。当时的广州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飞弹如雨，焦冒着生命危险，乘一艘小船登上永丰舰，拜见孙中山先生。民国十三年（1924）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焦易堂出席，牵线促成胡景翼拜访孙中山。

此后，焦易堂即赴北方，联络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谋划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的北京政变，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台，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当年10月19日，焦易堂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专事联络北方军事，后代表国民军亲赴广州，护送孙中山、宋庆龄自沪乘船到津，转道北京。

民国十四年（1925）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焦易堂为护陵组成员，以后又扶孙中山灵柩去南京，参加了在南京紫金山墓地举行的奉安典礼。

民国十五年（1926），任北伐第二军宣慰使，促使冯玉祥、岳维峻等出师响应，使北伐取得重大胜利。

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3年与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力主发展大西北教育事业，振兴农业，以济民生，参与创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并先后在本县河道地区捐薪俸，办起民生小学和民生中学。主持举办了全国首次武术考试和表演。

193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同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任期间，清理积案，整理编写判案，健全终审制度。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为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于1941年被迫辞去高法院院长职务。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焦易堂对此非常反感，曾说：“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遗训，所作所为，全出一己之私。”

1946年，焦易堂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赴台湾，1950年在台湾病逝，终年71岁。

焦易堂酷爱中华传统文化，他曾在南京组建中央国术馆，自任馆长，组织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国术考试。

对传统医学，更是一生酷爱，极力提倡发扬中华中医药，保存国粹。他曾被聘任为中央国医馆馆长达数十年。

他说：“医药问题，不单是医药之本身的问题。医药的对象是民众的疾病，所以他亦是全国的社会问题，希望全国民众更给予深切的注意。”

焦易堂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他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厚中医而不薄西医，可以说，焦易堂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的第一人。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在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运动浪潮推动下，与谭廷闿、胡汉民、陈立夫等人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获得批准。

民国二十年（1931）初，中央国医馆成立，由焦易堂担任馆长，他主持国医馆不仅逐步建立起各类研究委员会，创办了中医药杂志，编辑出版了部分中药教材，而且在各省市和国外华人居住地区建立起国医馆支馆。一些省市还办起西医学校。同年七月，他主持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医条例》，后来由于行政院阻挠，未能及时公布。

民国二十三年，中医界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请愿，要求公布中医条例，其中焦易堂也发表一篇《告国人书》。

到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中医条例》颁布前，中央国医馆便以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半行政的结构中发展中医工作并管理中医行政权，而焦易堂自始至终均担任中央国医馆馆长， 积极支持中医界争取合法权利的抗争活动。抗战期间，他先后在南京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创立中国制药厂，开办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为战时服务。

这一切都牵扯到焦易堂和汪精卫对中医认识的分岐矛盾展开一场斗争。

民国十八年（1929），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通过自己幕僚的精心策划，突然抛出了废除中医的法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更是诬蔑中医有四大缺欠，什么“中医五行理论的荒诞离奇；中医脉法的玄弄和自欺欺人；中医不能预防疾病；中医阻碍了科学发展。”提案中甚至对中医，提出了六条限制条例，禁止宣传介绍旧医，不得成立旧医学校，对行医资格进行了极其严苛的限制等。

这一下激怒了对中医极为信赖，并怀有深厚感情的焦易堂，他认为中医博大精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体现，中国的国粹，古有神农尝百草，中药材就是百姓的救命稻草，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相对于当时贫穷的中国，西医的不普及，以及昂贵的价格让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中医明显更加适合当时的国情，许多药材都是就地取材，平民百姓也吃得起药，治得起病。所以他怒斥：“谁要反对中医，谁就是卖国贼！”　　

面对汪精卫的提案，焦易堂不畏权势，愤然而起，据理力争，联络国民党元老张继、于右任等人向汪施压，劝其收回成命。紧接着，在焦易堂的支持推动下，中医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惊人的“反废止中医”的风潮。几天内，各地中医药团体数不清的质问电函飞向了南京政府。1929年3月17日，全国各地中医药200多个团体、200多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直指汪精卫这一伙企图废除中医的民族罪人。就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焦易堂拍着桌子斥责汪精卫说：“你说中药无用，你尝一点砒霜试试看！”让汪精卫尴尬难言，理屈词穷，虽然口头答应但却迟迟不下文。

气愤不过的焦易堂反而心生一计，以子之矛，攻其之盾，1934年底，他让人在中医杂志登载一条新闻——“汪精卫亦信仰国医”。此新闻一登，舆论哗然。他又让秘书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驳斥文章，真正是两面夹击，火力全开。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道：“昔日秦始皇烧尽天下书籍，尚还对医药书籍网开一面，加以豁免。两千多年前还知道中国医学之重要，而今民国政府竟然命令取缔，其暴虐无知，甚于始皇！如不收回成命，必将遗臭万年。汪精卫也必将成为千古罪人。”　　

这句话后来真灵验了，汪精卫成了叛国投靠日本人的中国头一号大汉奸，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遗臭万年。

为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期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焦易堂联络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焦易堂把抗战不利归因于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丧失，他在广东教育学会上发言，“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生们不喜欢看中国历史，喜欢西洋史，不喜欢文言文，喜欢不问，甚至不讲中国话，只讲英国话，这是崇拜洋人的结果，由崇拜再进一步便是怕外人了，所以庚子以前，中国的民族思想很发达，对于外来的压力，很能反抗，庚子以后，我们便崇拜洋人，惧怕洋人了”。

当时国人的西洋崇拜表现在医学方面便是一面倒的否定中医，致使中医地位岌岌可危。焦易堂联合冯玉祥、邹鲁、李宗黄、张继、孔祥熙等党国元老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领衔提出中医进入教育学制系统以办中医学校案和中西医平等待遇案，要求教育部将中医纳入教育体制、设立中医学校，在卫生系统中西医并用，中央财政对中医倾斜。焦易堂主导并促成立法院议决通过《中医条例》，并创立国医馆扶持中医发展，此后他一直担任中央国医馆馆长。

焦易堂以对中国文化和中华医学几近痴迷的精神，致力于中医的保存和复兴。中医在近代西学风潮中得以保存，焦易堂功不可没。

中央国医馆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全国中医药界的核心机构，一直致力于领导业界抗争与发展。

对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元老、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早有预期。1936年，在促请政府公布《中医条例》，使中医地位得到法律保障后，焦易堂立即访问各地中医界，呼吁各位中医药名家做好积极为国服务的准备。

1937年下半年，焦易堂“为发扬国医国药固有之特长，唤起全国动员，宏施救护之愿，以增厚抗战力量，而尽救国责任”（《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子桥的支持下，于1937年10月9日起在南京设立了过京难民诊疗所，免费为难民、伤兵救治，每日诊疗达600人之多。

在西医缺乏、西药昂贵的情况下，中医药大放异彩，帮助了许多战士脱离险境，重回战场继续保家卫国。一六〇师九五五团一营一连中尉排长钟椿峤，中弹受伤，由手背穿出手心，创口周围已经腐烂溃脓，成为坏疽，在西医看来只能截肢。而经过中医药的药敷、接骨等治疗后，伤口得以愈合，避免了截肢，保存了有生力量。

许多战士在战场上被流弹和手雷碎片划伤，而破伤风等西药剂供不应求。在这个时候，各地的中医药名家共同研究出来了“存命汤”的雏形（现代中医药治疗破伤风的有效汤剂），让成百上千名战士保住了性命。

中医药在消毒上也有着不小的帮助。由云贵一带中医牵头，制作出了防止疫病扩散的香薰，防止了日本军队的化学药剂战术危害到更多的平民百姓，为抗战的胜利和百姓的健康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由于就诊者日多，而诊疗所地方狭小，不能满足需要，焦易堂与朱子桥将诊疗所扩充为中医救护医院。在日军攻陷南京前数日，张钟毓“率同全体医师、职员、护士以及伤病官兵，挥泪渡江”,迁到武汉。因战事日紧，聘用冉雪峰为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委托他负责武汉的救护工作，总院则继续西迁至重庆，择定重庆大梁子磁器街六十二号为院址恢复成立。后来，万县和陕西西安也都建成了中医救护医院分院。

中央国医馆自从1931年成立，在各地设分馆、支馆。迁渝后，馆务正常运作，推动了内陆省位分支馆的建设。1938年11月15日成立重庆市国医分馆；1939年年9月1日成立四川省国医分馆，随后成都等地先后成立了27个国医支馆；1943年增设安徽省分馆等。同时中央国医馆还举办伤科训练班及救护队，注重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尤其是重视单方验方、特效药及有关伤科救护等，以便能够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在经历了1929年3月的“废止中医案”斗争之后，中医药界普遍产生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医药要得以生存发展，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合法性和行政领导地位，需要建立一个被政府承认并合法授权的专门机构，在政治、学术、执业等层面统一进行领导，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

1930年1月，裘吉生、蒋文芳等中医名家共同提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学术综合机构——中央国医馆，该馆的主要职能就是“改进国医、研究医药、管理国医药事物”。

同年9月召开筹备会议，中医药界推举陈郁、焦易堂、施今墨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陈郁为会务主任。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江苏南京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陈立夫为首届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十人为首届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国医馆随政府迁至重庆。

在抗战期间，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转为以中医药支持抗战、服务军民为主，特别是开展了中药工业产业化，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中央国医馆迁回南京。此后两年，由于政局动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至国民党迁往台湾后，中央国医馆就此解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