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葱 岁 月

梧桐细雨

作者：张文

生活，就像一场场不断上演的戏剧，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在这场戏中，我们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只有坚持，才能看到远方更美的风景，才能够遇到那个坚强不屈、不折不挠、虽历尽苦难而初心不改的更好的自己。——题记

青葱岁月之一

《婴儿肥知妹》

都说知青日子苦，其实我们不觉得。难熬的是突然到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一个生产队一个知青，与农民没有共同语言，孤寂得很。有人去看自己，任谁都高兴。

当时，男知青自称“知哥”，在农村，难处相对小一些。女知青，通称“知妹儿”，难处可就大了，可以说是时时难、事事难。众所周知的情况和委屈咱不提，这里讲一个稀松平常但又不常遇得到的小事儿。

大概是1972年春节过后不久，天气还很冷，知青们开始陆续返乡务农。我和白林、万儿一起出发，到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耍，就是梁平县东升区（现福禄镇），白林在战斗公社，万儿在星火公社。。

那天，没有太阳，天快黑了，我们三人坐在星火公社黄岭岩山顶上大路边的石板上歇气。那里好大一颗黄桷树，巨大的伞盖，远远的都能看见。树下有块硕大的青石板，后面是绿油油的豌豆苗地，我们清楚地听见不远处有穿山甲“嘣、嘣、嘣”的叫声，显得四围寂静可怕。山顶距离山下河沟边的公路有8里陡峭的上坡路，不规则的石板一块一块从公路边直铺到山顶黄桷树下。谁爬坡上来都一样，累的气喘吁吁的，都要在此歇歇气。

我们三人坐在青石板上，遥望着山下公路上偶尔经过的汽车缓缓驶过，正有说有笑地打闹着。忽然，沉沉暮霭中，一个背着背篓的身影正一步一摇地慢慢爬上来。定睛一看，是一个知妹儿。

她走到我们跟前，看上去十六七岁的样子，还一脸婴儿肥。我们还没有问她话，她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等她不哭了，一问才知，原来她是在相邻的万县分水区大兴公社插队落户的知妹儿。她家是万县地区运输公司汽车48队的，与我们同是万县人。那天，她搭乘熟人的货车返回生产队。按正常情况计算，早上出发，到东升区勤俭公社三河岔路口下车，再翻山越岭步行近50里山路回大兴公社生产队，一天时间正好能赶到。

结果，司机是分水区场镇边的人，中途停车回家吃饭见家人，耽误了时间。等她下车，再爬8里山路到黄岭岩顶上遇见我们时，天就快黑了，前面还有40里山路，而她又没有手电筒。我们知道，过了黄岭岩，前面通往大兴公社的山路就没有大路了，全是羊肠小道，也就是万县话所说的“毛狗儿路”。而且，路边人户很少，常有野物出没。晚上，仅仅是听见毛狗（狐狸）叫就特别渗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知哥知妹儿格外亲。正当她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时，遇见了我们，顿时情绪失控，大哭起来。那个年代，知哥知妹儿就是一家人，毫不设防，见面格外亲。

伸出援手是必须的。这种时候，连那个凡事都漫不经心的“万儿”也认真起来。我们带着“婴儿肥”到“万儿”他们大队另一个生产队的知妹儿陈蓉蓉那里去，原意是把她留在陈蓉蓉那里过夜，第二天再走。结果，陈蓉蓉回万县还没有返回生产队，连铺盖都拆下来带回家去洗了，门紧紧锁着。

方圆十里的生产队上再也没有其他知妹儿落户。最后，“万儿” 只有背着“婴儿肥”的背篓，把她带回自己的生产队。在“万儿”的茅草屋里，我们一起煮饭吃。

煮饭吃饭的时候热热闹闹，简单自然，但睡觉时头疼的事儿就来了。

所有知青屋都一样，只有一张单人床。我们当知青的来客人了，自创办法。都是男性，三个人睡一张床，一头一人睡，另两人睡另一头，左右各一，叫睡“剪刀”。四个人一头两人交叉挤在一起叫“打蔑巴笮”或者睡“刀把”。现在是三男一女，怎么办？

还是白林会处事儿。他安顿“婴儿肥”一个人睡床上，我们三人在地上垫上柴草，靠着泥巴墙坐在冰冷的泥巴地上。

冬天，山上很冷。煤油灯熄灭后，眼前黑黑的，抵不住睡意来临，很快我们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在推我。睁眼一看，是“婴儿肥”。她担心地上凉，我们被冻感冒，过来叫我们都上床睡。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再三。最后，四个人全部把脚吊在床沿外，鞋子也没有脱，横着身子睡到了床上，一床铺盖只盖住上半身，全部挤在那张单人床上。

说个真心话，那一夜，原以为睡不着，不曾想竟然一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感觉天也亮得特别早。一夜过去，没有任何尴尬事儿。这就是独处在外的知哥知妹儿，情感纯真，心无旁骛。哪怕素不相识，一人遇困难大家帮，绝不袖手旁观，那有啥邪门心思，更不要说趁人之危。

那个“婴儿肥” 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叫啥姓啥，早都忘记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年逾古稀了吧。

2024.1.20

青葱岁月之二

《整治“叛徒”》

白林在战斗公社插队落户。那里是万县、梁平、忠县三县交界地。那一带的老山上，山羊很多，主产包谷、洋芋，稻谷极少。

白林生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15华里，公社旁除了一个中医诊所，其他啥都没有。距离东升区区场25华里。他们生产队特别穷，小春结算，1个劳动日只值0.08元。年终结算，个个都倒欠生产队的。

白林身高力大，豪爽义气，在知青中很有威望。他不在本公社闹事儿，在其他公社，只要知青有事儿，他一定出头。久而久之，怕他的人很多。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农户，孩子哭闹不止，年轻的母亲恐吓孩子：“你再哭，再哭知青来了！”孩子马上不哭了。嗯，知青成了“麻老虎”了，还有这个奇效！

当时，知哥知妹儿很抱团，每个月的供应猪肉，那一定是共享的，不会单独享用。今天在你家，过几天在他家，都一样，谁也不特殊。突然，有个消息在知青中流传，说最近张泽万不落教，与大家若即若离，老是离群划单线，与同大队的那个知妹儿打得火热，偷偷吃独食。这还得了，坏了规矩。

有一天，我们没有烟抽了。农民的叶子烟抽一口就昏头，遭不住，也不习惯。于是，我与白林、万儿、张泽万四人一起，步行25华里山路去东升区场镇上买“八大锤”，就是0.08元/盒的白盒子经济烟。

返回生产队的路上，沿着陡峭的山路，我们爬上母猪峡垭口，见到一个农民在卖杏子，个头很大。那农民见到我们，叫我们直接去他家树上摘，不收钱。

距垭口几百米，有一颗很粗大的杏子树，结满了婴儿拳头大小的杏子，黄黄的，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杏子，很诱人。我们四人爬上树，坐在树丫上边采摘边往嘴里送，吃够了才下来。然后，回到各自的生产队。

没过几天，传来一个消息，说彭善林他们一行惩罚了张泽万，给大家出了一口气。

原来是有人看见张泽万独自一人买了猪肉，偷偷摸摸地绕道回生产队了。有问题，彭善林他们马上去张泽万生产队，却没有吃到猪肉。张泽万说已经吃完了。其实，肉还没有吃，不拿出来招待人的原因是：万泽万正在与同大队的知妹儿（名字忘了）耍朋友。从此，凡有好东西，他都拿去知妹儿处，两人吃。

这还了得，吃独食，知青的大忌！彭善林他们气不过，在饭锅里放了一把巴豆面面，离开了。

过了十来天，张泽万跑到白林生产队来，大眼落眶的，瘦了一圈。他问我们吃了母猪峡垭口的杏子拉不拉肚子，说他拉得不得了。我们暗暗发笑，又没有人给我们饭里放巴豆，怎么会拉肚子。

过了几天，白林、万儿、我三人又去场镇。回程途中，先去公社中医诊所，白林拉开药抽屉，取了颗巴豆。

来到张泽万生产队，吃饭时故意不吃完，剩在酱钵里。乘张泽万不注意，白林在屋檐上取下一块瓦片，碾碎那颗巴豆，挑出黑壳壳，把巴豆面面撒进稀饭里，混合两下，消失不见。然后，我们笑着跑了。

就这两次，张泽万拉肚子拉脱了人型，只得回到万县市家里修养医治。由此，我们知道，1颗巴豆下肚，可以拉一星期。众知青背后笑骂，“该遭，哪个叫你吃独食”。

2024.1.20

青葱岁月之三

《 浸血的松果》

初中毕业后，原本我打定主意就在城里下散力过活。但事与愿违。当年，基层对上山下乡政策的执行力那真叫一个绝。街上的大标语倒是很鼓舞人，叫“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实际上可不是标语上鼓动人那么亲切。

想躲避？嘿嘿，你试试，“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我只是稍稍迟缓了一下，母亲就被送进大垭口深山老林里的学习班，名曰进五七干校学习，翻来覆去，成天就让你高声朗读一条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读得你精神崩溃。学校工宣队声称哪天你儿子插队落户了哪天你就回城去学校上课。天，我病中的父亲还在地区医院病床上躺着呐！

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赶快走吧，再不走，父母都活不出来，必定家破人亡。

说实在的，自己的生产队我是基本没有怎么呆过。一到生产队，母亲被放了回来，家和父亲有救了。我便偷偷地跑回城，四处奔波，日复一日，改木料挣钱过活。好在远房三哥在公社当文书，打过招呼，生产队没有装怪，我就安然地在外过了几年。

大约是1973年春，陈昌明（四娃）邀约我去他落户的恒河公社耍。恒河属于万县白土区。从万县市过长江，沿318国道车行60里路，到了龙驹公社场镇向左转，一条窄窄的乡镇公路再行60里路就是白土区场镇。前面没有公路了，再翻几十里山路就是湖北恩施利川县，中间只隔着一座齐岳山。解放初期，征粮队老是在那一带挨黑枪，那里是重点剿匪的地方。

车到龙驹镇转进乡道行驶30里，到了狮子坝。再陡起爬山，步行20里路，到了四娃生产队。他的房子在山顶，海拔约1500米，周围没有社员，孤零零的一间土墙屋。房间里一张床、一个灶、一堆长满芽的洋芋，就是我们的主食。

土墙屋以前是个小庙，墙上还留有神鬼彩绘，熠熠闪着寒光，晚上醒了看见怪可怕。天上的风，成天“轰轰轰”地一阵一阵地刮过，呼呼作响。一群一群的老哇（乌鸦），在山间盘旋飞舞，“哇哇哇”的叫声四起，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夜里醒来，听见一声声毛狗（狐狸）叫，很渗人。想上厕所，哪里有？室外又不敢去，四娃说：“去嘛，毛狗咬屁股！”他凿开房间里地上的老鼠洞，解决后，用泥土填埋了。天快亮时，听见山腰院子里传来阵阵鸡叫，才感觉回到人间。

下川东一带地形属平行岭谷，山高沟深。站在这边山上，开口叫对面的人，叫声听得清清楚楚，要走过去见面至少要几个小时，偶尔还有需要一天的。

星火公社不赶场，要步行30华里，其间要下到深沟，再爬上对面山顶，到红凤公社所在地老鸦场才有场赶。老鸦场用万县话叫“老娃场”。 “老娃场”场上逢一四七赶场。记得很清楚，下山的路是一条毛狗路，从洋芋地中间穿过。路中间一段是一面陡峭的石壁，上面凿出一溜脚窝，手扶石壁慢慢上下，别无他路。农民背着背篼上下自如，知青就惨了，哪见过这阵势，只得硬着头皮爬上爬下。

知青不赶场是活不出来的，只有赶场，众知青才能见面，那是最开心的时候。在老娃场上，我巧遇陈善忠，小名“六妹儿”。他在白土区红凤公社红墙大队6队插队落户。“六妹儿”抓住我的手就不放，硬要我去他生产队耍。这一去，就耍了半个月。

其他趣事儿这里不说，单说他们生产队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这事儿要搁在现在，是天大的事儿。当时却稀松平常，大家一句“该背时”便一笑而淡忘了，谁也不觉得有啥不妥。

那时，红凤公社山高林密，家家户户取暖做饭都是烧柴，没有煤炭。“六妹儿”插队落户的大队有11个生产队，队队有各自的柴山，各自管理、分配。所谓柴山，就是山头上长满松树柏树的山林，面积很大。当地尽管民风彪悍，只要不惹他，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淳朴、老实的善良类。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不惹事儿。平日里其他事儿没有，就一件事儿，管不住柴山。哪个生产队都一样，老是有人盗伐乱砍。生产队换了很多人看管，都无济于事。

这天，一对母女背着背篓，又来到柴山弄柴。

看柴山的人是个壮汉，人高马大，民兵。队长安排他看柴山，为的就是遇到不讲道理的人，打架也不怕。他躲在松林中，看着这对母女进了树林，母亲又掰又砍，女儿就往背篓里捡。

这壮汉看准时机，绕道来到她们后面，一声大吼，吓的两母女哇哇大叫。背篓也不要了，母亲牵着女儿就跑。这哪里跑得脱！

壮汉冲上去，一手抓住女人，狠狠地按在地上，一手一把扯掉她的裤子。

当年山区农村不分男女，一律都穿着“123”裤子。“123”裤子就是腰间没有皮带，也没有裤带，抓住裤腰右边向左边一抄，左边向右边再一抄，双手抓住裤腰向下一卷，裤子就穿好了，干净利落。所以，壮汉脱她的裤子太轻松了。

这壮汉因为守不住生产队的柴山，连续被扣了几次工分，心里火大的很。他随手捡起地上的一个松果，骂骂咧咧地，把松果狠狠地塞进女人的下体。完事儿后，还不解恨，踢了几脚，没收了两母女的背篓，扬长而去。

进过松林的就知道，松果周围一圈一圈的长满了指甲盖大小的倒刺，松籽就长在倒刺中，松果干透了才会掉下树来。这松果塞进下体时是顺着倒刺进去的。松果进入下体很深，没有抓手，又是反向的，想取出来就难了。一会儿，干透的松果被水浸湿，倒刺竖立，膨胀后再无自己取出来的可能。而且，松果膨胀后，尖牙利齿，撑得胀鼓鼓的，疼痛难忍。

慢慢走出松林不远，女人便倒下了，岔开双腿，躺在地上大哭不止。几岁的女儿赶紧跑回家喊人。家里人赶紧赶过来，一群人悄无声息地用门板抬走了女人。赤脚医生没有器械，望而生叹。众人只得翻山越岭几十里路抬到白土区卫生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松果取出来，听说流了很多血。

那时，乡规民约的作用远远高于法律。当地的人，心中自有一把衡量对错的尺子。被塞松果的女人的家人，见女人偷人家的柴被当场抓住，证据确凿，自知理亏，大气都没有出一声。附近生产队的人一致认为，“哪个叫你偷柴的，该背时。”

当时，在边远山区，一个生产队往往都是同一个姓的人聚居。为此，一人有事儿全生产队的人都有事儿，家族间血亲复仇是常有的事儿，而且很难制止。我原以为会引发两个生产队的械斗，结果却消无声息，此事儿不了了之。

过后，生产队的柴山终究还是有人偷砍盗伐。直到队上启用知青看管柴山，偷柴势头才稍有收敛。由此可见，当时的农民真的很怕知青。

2024.1.23

青葱岁月之四

《快意时光》

有人回顾知青生涯，总是豪言“青春无悔”。自己走错了路，谈悔与无悔情有可原。可当时根本就没有选择，被迫的，非去不可，悔什么？有什么好悔的？不知他们要掩盖什么，混淆什么。听到这话，真想问候他八辈祖宗。

都说知青日子凄惨，苦不堪言。别人怎么想我不干涉，反正我觉得不尽然。我认为，完整的表述似乎应该是“苦中有乐”，或者 “有悲有欢”。具体应对到每个人，就要看你的心胸和忍耐度，以及你的际遇和为人。只要你能够有效融入知青群体，哪里还找不到快乐？

陈昌华，小名白林，我过命的朋友。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太多，搏命相助不止一次。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和他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他因病去世。我常常想起他，心中难过不已。

记得1974年初我父亲去世时，白林远在生产队，无法给他放信。几天后，他正在挖地，听到消息后，立马甩掉锄头，饿着肚子翻山越岭走夜路60里到分水，爬货车往回赶。等他回来时，我已经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戴着青纱正在川东制革厂解木料，想挣两个盘缠再进大巴山。当他面色戚戚地突然出现在马墩前时，我感动得双泪直流。记挂着我到这种程度的朋友，此生我再没有遇到过。

中央规定，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能在原籍任职，这是有道理的。那个年代，像我和白林这种关系，谁在家乡没有几个？幸好我没有做到那种高位，他也不在万县市。否则，他有事儿，我能置之不理？

白林在梁平县东升区（现福禄镇）战斗公社插队落户。那里是万县、梁平、忠县三县交界的老山上，山羊很多。主产包谷、洋芋，稻谷极少。那里穷得叮当响，辛苦一年，还倒欠生产队的账。家家户户年年都靠吃国家的返销粮才能度过春荒。去白林落户那生产队，一般先乘汽车到万县分水区场镇，再步行60里山路，途中要翻越几座大山。如果乘车到梁平县东升区所在地葫芦镇，就只需徒步翻山越岭25里，但要多花1元钱车费。哪个手中有钱？一般都会选择徒步60里。特别是回城时，318国道分水场镇外有一段上坡路，叫九倒拐，正好是回城方向。载重汽车经过此地，爬行缓慢，停下就起步困难。知青们等候在弯道边的树丛后面，汽车一过，冲上去就往车厢上爬，司机毫不知情。不用向司机求情，一分钱不花就可坐车回万县。爬车坐“抹活”（免费乘车），这个福利估计与平坝上的知青无缘。

解木料，我的收入大涨，感觉气壮得很。多年以后，我在合肥李鸿章故居看到他的一副对联，其中有几句“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哈哈哈，咱也当一盘儿山中宰相？

我的性格随我父亲，不太看重金钱和物质享受，更不喜欢吃独食。那时，呼朋唤友进馆子、看电影、买胶卷拍像片等，哪样都是我“捡片片”（ 买单）。不是他们小气，他们真的身无分文。以至于若干年后，当上公安局治安处长的陈赞新还说：“我第一次爬小桃园吃红烧狮子头，是张文请的客。”

爬小桃园是通俗说法，就是进小桃园酒楼吃饭的意思。那是当年万县市最高档的餐厅，底层专卖小笼包子，吃饭要爬二十几步阶梯上二楼，所以叫“爬”。小桃园里一桌宴席没有十几元钱拿不下来，在当时算高消费。要知道，当年万县市人平不足8元/月的家庭比比皆是。进馆子吃碗包面（抄手）的就不多，有几个人自顾自吃大餐？

当时，我改木料的活儿多，但也有接不上趟的时候。我父亲说：“人不出门身不贵。”儿时，几乎每个寒暑假，父亲就会带着全家坐车坐船翻山越岭走亲戚。长大后，我也喜欢四处跑。自己的生产队我从不露面，除了在公社当文书的我远房三哥知晓以外，那边的人就想不起还有我这个人。我也不找生产队分粮食，他们巴不得。我就喜欢去同学、朋友耍，离得远远的。反正我是黑人口，山高皇帝远，水迢路遥，有啥顾忌的？我常去白林落户的生产队耍，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我17、18、19岁的生日都是在白林生产队过的，每次都杀一只羊庆生，爽吧？

白林身高体壮，非常耿直、义气、大方，遇到不平事儿，常替大家出头。他在附近几个公社的知青中威望高，凝聚力和号召力极强，身边团结了很多人，大家都以白林马首是瞻。

我与白林的关系好得不得了。白林姐姐陈碧清出嫁。婚礼当天，他姐夫江锵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布中山装，尽管熨得平平的，干净整洁，毕竟是旧的。我要帮忙招呼客人，去得早，一见这种情况，啷个要得？二话不说，我马上脱下崭新的刚穿上身的“迪卡”中山装，与他姐夫换了过来，为他姐姐姐夫在众亲友面前挣足面子。

当年棉布不值钱，也不受待见。 “迪卡”面料很贵，面世不久，是缝制服装的天花板。不是谁想买就买得起，谁想买就买得到的。君不见，80年代了，公社干部有特权，花5角钱买根尿素口袋，做条裤子，在乡场上走过来走过去，拽得很。当时，印染技术很差，黑色染料盖不住白色口袋上的字体，真的是“五角钱，抖抖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当年我的信条是，好朋友，分个啥子你我哟，只要我有，拿去就是。不是说我有多大方，朋友们对我的好更多更多。人活一世，你对人家好，人家不一定也对你好。如果你对人家不好，人家一定不会对你好。

生日将到，我每次一到白林生产队，他便知会方圆几十里的知青。生日那天，知青们早早地就赶过来。平时寂静的山梁上，东一个西一个出现的人影，一声声的呼唤，顿时热闹起来。

羊子就地买。那时山区农民没有经营意识，鸡鸭猪羊长时间喂养的不少，故哪里都有“羊爷爷猪奶奶”。白林生产队正好有一只多年喂养的大山羊。远道而来的知青们带啥的都有。平时穷得叮当响的他们，不知从哪里变出来的东西，看得人眼眶发热。谁也不问哪里来的，当过知青的，都懂。助兴的红苕酒则由我们几个人头天就翻山越岭地去供销社买回来。我印象中就是没有鱼，因为那里的农民 “斤鸡斗米有人喂，白水养鱼无人识”，见识低。

一大群回城无望的知哥知妹儿欢天喜地的聚在一起。大呼小叫，杀鸡宰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碗不够，找农民借。筷子不够，直接削竹子代替。傍晚开始，通宵达旦。男女都一样，喝的晕乎乎的，不亦乐乎。第二天一看，床上地上板凳上到处躺的都是人。那种酣畅随性的快意时光，至今想起来还很激动。

人抬人，无价宝。我一个知青，一个黑着身份东躲西藏下苦力的改匠，大家山高路远跑来给你庆生，这份情谊多么的真挚、难得！人生得意须尽欢。我觉得，不管多么内敛的人，一生之中，这种激情四射的光景至少要来上一次，才不枉为人生。知哥知妹儿，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哈哈哈，青葱之际，这种时光可不常有，而我仅在白林生产队就有过三次。

第一次杀羊，出洋相了。那是一只少有的大公羊，就是在白林生产队买的那只，万县话叫“骚羊头”，七八十斤重。弄到板凳上，“骚羊头”又板又跳，力大无穷，几次脚踢角翘，刀还没有对准羊喉咙，它蹦起来就跑了。一群人满山坡追，抓回来，又跑了。几个知哥搞不定一只山羊，围观农民哈哈大笑。

太丢人了！大家恼羞成怒，毛了，不按套路出牌。两个知哥前后站，双手双腿紧紧按住、夹住羊身子，后面一个人抓住羊尾巴，使羊动弹不得。再一人走到前面，面对羊头，双手抓住羊角，狠命的一扭，“咔嚓”一声，羊脖子断了，“骚羊头”居然没有叫唤就倒下了。这下不跑了？白林手起刀落，轻轻松松地放血、剥皮、开膛，砍成小块，下锅。

记得那次羊肉太多，白林的锅装不下，直接搬到生产队猪圈旁，洗干净煮猪食的大铁锅，架起柴火一顿猛烧。一群人好不开心，大家围着锅台，伸出筷子，羊肉还没有煮耙，你一坨我一坨就尝掉不少。农村哪有啥佐料，就是一把盐，加一些红辣椒，连生姜花椒都没有，怎么就那么好吃呢？

当时物价便宜，远离城镇的山区更是如此。那只羊，我们买时只花了3元钱。吃完肉，我们把晒干的羊皮拿到区供销社竟然卖了1.20元，等于花1.80元吃了一整只羊。我们深知，农民的羊皮可卖不了这个好价钱，全靠知青的身份。你想想，知青这“麻老虎”来了，还是一群，人家送瘟神一样巴不得你快走，谁还敢压价？

2024.1.25.

青葱岁月之五

《知青战歌》

1969年开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了壮大声势，万县市革委会动用60辆大卡车，一次性送走第一批知青，好像全部到梁平县。

当时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失学一年半后刚刚重新走进初中，不算知青，还没有人赶我下乡。我赶去和平广场送陈新民，他是高66级的知青。我两家是世交，陈伯伯与我父亲是金陵同学，从附中开始就是。陈伯伯和叶嬢嬢都去了，送他们的儿子。

广场上，高音喇叭里震天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家家户户送子女，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的场景大都一样，恕不赘述。出发时间一到，锣鼓喧天，喇叭齐鸣，噙满泪水的父母姐妹兄弟们，再也抑制不住情感，满广场的哭声震得我头皮发麻，上万人放声大哭的场面你们见过吗？

车队依次出发，卷起阵阵尘烟，缓缓地消失在和平路尽头。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其实那就是他们人生的转择点，是他们孤独苦痛经历的起点。

知青到农村后的前两三年，大家都一样，心无旁骛地安心修理地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政策规定，知青上山下乡满两年后可以调动回城工作。从此开始，慢慢的，有背景有关系的，先后调回了城。留下的，要么家庭成分不好，要么出身底层，都是回城无望的。

知青群体开始出现了分化，队伍越来越不稳定。眼见着后落户的先回城，自己遥遥无期，大家心中有气无处排解，心情很糟。遇事儿就冲动，常干一些出格的事儿，发泄心中的愤懑与愤怒。当时，在农村，公社干部也好，农民也好，都不无端招惹知青。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群知青相约去大兴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王场赶场。翻山越岭几十里路，一点都不觉得累。一到场上，久不见面的各路知哥知妹儿汇集在一起，好不热闹。那种感觉，比见了亲兄弟亲姐妹还要好。

当时物资奇缺，小一点的乡场上除了有公社革委会，就只有粮站、供销社，诊所都不一定有，馆子更是奢望。区场上一般有一个小小的馆子，只卖烩面，最多有碗海带汤卖。肉可是要定量供应的，馆子不卖。反正大家手上都没有钱，又不在场上下馆子。赶场后，都是或远或近的再走山路回到各自的生产队。

知哥知妹儿赶场的流程一般都是聚一聚，聊一聊，唱一唱，偶尔买点东西，结束。后来增加了一项，就是与敌对知青方斗殴，对农民拳头相向的极少。

其他事情以后聊，今天就说说当年在知青中的流行歌曲。那些耳熟能详的知青歌曲，多数我都还记得，还会唱。你莫说，除了用现成的曲谱重新填写新词的一类，知青创作的也不少，旋律还很美。

谈知青歌曲，绕不开的那首就是《南京知青之歌》。后来得知，《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叫任毅，他是南京市五中的学生，在南京江浦县插队落户。这首歌传播很快很广，被定性为反革命歌曲。1970年任毅被捕入狱，被判死刑。许世友将军在批审时改为10年有期徒刑，文革后获平反。据说，他退休后供职于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歌词是这样的：“啊，南京。啊，南京，我可爱的家乡。啊，南京，何时能回到你的身旁。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叱咤云霞，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凝聚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我们的双手秀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的身旁……”

它的产生是这样：1969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群知青挤在任毅的小草房。收肠刮肚地把会唱的歌唱了个遍，仍然觉得不尽兴。一个知青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你就写一首我们知情的歌吧。”他的话对任毅触动很大。当晚，任毅就抱着吉他谱写了这首歌，定名叫《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很快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流传开来。任毅在轮船上听见有人在唱，就问人家。人家说，“看你像个知青，还不知道这首歌，这叫《南京知青之歌》。”由此，这首歌就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也有了各地不同的修改版本。

万县市是个小地方，大家见识受限。我们在穿着打扮上深受上海一带等下江人的影响，崇尚洋气，不算落伍。不过，到底在见识上资讯上比不过大城市的。插队落户时，在万县地区从大城市来的就只有重庆知青。所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重庆知青的影响。那首《南京知青之歌》，就是经过重庆知青稍加修改后唱出来我们再学会的。

所谓修改，其实很简单。旋律不变，就是把歌词里的“扬子江”改成了“嘉陵江”，把“南京古城”改成了“重庆山城”，把“钟山”改成了“歌乐山”，其他歌词完全一样。

说远了，还是来讲一讲那次我们在大兴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王场场镇上赶场时的事儿吧。

各路知青聚齐，那个高兴劲，不摆了。大家相见甚欢。知哥们“八大锤”（指经济烟，8分钱/包）你一支我一支递过来递过去。知妹儿们在一边叽叽喳喳，见到熟人朋友高兴得双脚直跳。当时不时兴拥抱，不然，一定会抱成坨。

不一会儿，不知是谁唱起了歌，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首先，就是唱的经过重庆知青改编的《重庆知青之歌》，也就是《南京知青之歌》。大家一起，唱起了一首又一首流行的知青歌曲，唱得最多得就是那种思念家乡、父母的歌，场面可以说是“凄凄惨惨戚戚”。

我本人最喜欢的是一首表现知青四处流荡的歌曲，歌名忘了，但乐曲旋律悠美，现在我基本上还能唱。歌词一共三段，是这样的：

“我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尝尽了人间的苦辣甜酸，人们在享受着生活的乐趣，流浪者的生活有悲有欢。啊，啊，辽阔的海洋。海鸥啊，展翅飞翔。流浪者的生活和它一样。”

“告别了衰老的爹和娘，儿要去把那远征上。茫茫的草原到嘉陵江畔，祖国大地我已走遍。啊，啊，辽阔的草原。雄鹰呐，展翅翱翔。流浪者的生活和它一样。。”

“我来到了荒凉的马头深山，心酸的眼泪湿透衣衫。明净的夜将往事回想，远离家乡，流浪流浪。啊，啊，美丽的童年。啊，啊，可爱的家园。我永远永远把你怀念。”

这“马头深山”指的是万县龙驹区马头公社，从苏拉口开始爬坡，陡起爬30里到山顶就是马头公社。再下30里，就是罗田公社了。马头公社山高林密，非常偏僻。当年，马鸣在那里落户，所以去过。

知妹儿唱的最多的则是将《红岩》中“绣红旗”那首歌曲重新填词的那首。修改过的歌词是这样的：“月儿高挂树梢，含着眼泪别爹娘，儿要去把农民当。告别了衰老的爹和娘，心酸的眼泪湿衣裳。一步一回头，越走越悲伤。娘啊，您回去吧，莫要悲伤，就当没生儿一样。”

还有一首知哥爱唱的，是在《不忘阶级苦》旋律上重新填词的。歌词是“天山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把你我知哥来斗争，说我们偷他的鸡，又说我偷他的羊。锄头扁担，锄头扁担打得我鲜血流。可怜我这知哥，向谁呼救？”

知青中有带吉他的，音乐响起，歌声唱起，这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的的歌词，一遍又一遍，不知听哭了多少知哥知妹儿。回到家里唱给家人听，又不知听哭了多少年迈的爹娘。

王场上，歌声阵阵，乐声悠扬。开始还好好地，一首接一首，情绪逐渐高涨。最后，全体知青竟然一起唱起了雄武有力气势磅礴的《知青战歌》。唱到高潮，真的是群情激奋，气震寰宇！

我们一大群知青挥舞着棍棒菜刀，知哥在前，知妹儿在后，一路高唱着、狂吼着，一边在镇上的青石板路上涌过来冲过去，来回奔突。那个阵势，吓的公社的干部赶紧把大门关的紧紧的，农民也吓跑了，场上只剩下一大群知青。

《知青战歌》的歌词我还记得几句：“手提那菜刀，出门当砍匠。两三年调不出来就把那顶咚跳。偷鸡摸狗杀猪又宰羊，要把农户的自留地通通来扫光。”“……（重复前段，省略），偷鸡摸狗杀猪又宰羊，要把公社的大小干部统统来杀光。”

何为“跳顶咚”？ 这是当年下乡知青创造的词语，与“跳丰收舞”是一样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外出见啥拿啥，相当于民间传统的中秋节摸秋，当过知青的都懂。当然，一般不拿农民的，多拿生产队的、集体的。哎呀，不解释了，再说细一些就不好听了。

当时的知青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有的人视而不见，反而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只有邓小平复出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国家投了三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记得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和重庆知青首先出头。他们集体绝食，卧铁轨阻火车，上京请愿，全国知青声援，势不可挡。咱三班张恩富就是在西双版纳勐遮落户的知青，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一段历史。

还是邓大爷英明，当机立断，决策全面停止继续执行上山下乡政策，恢复高考制度，不少知青由此彻底地改变了折戟山乡一辈子的命运。

人要讲良心，不管外面有些人怎么给邓大爷抹黑，没有他老人家的力挽狂澜，哪有我的今天。

永远怀念邓大爷，永远拥护他老人家的改革开放！

2024.1.26.

青葱岁月之六

《强盗遇见贼》

1973年初春一个寒冷的日子，刚好有空时间，我又去农村看望朋友们。放眼望去，碗豆胡豆小麦还没有成熟，地里秧苗还是一片绿。家家户户装粮食的半桶空空如也，平时堆放在墙角的洋芋红苕早已吃完，饿死人的春荒时节到了。家家户户都是吃饭斗顿顿，人人都是走路打偏偏。腹中无食，面黄肌瘦，谁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惨状可以用哀鸿遍野来形容，日子真他妈难熬！

那天天气很冷，高山上更是如此。我、白林、王明万三人外出，干啥记不清了，反正是沿着山脊走，浑身冻得发抖。地里的豌豆苗已经长出来了，一派生机，就是肚子饿得咕咕叫，开心不起来。那个时间段，谁家都没有多余的吃的，拿钱也很难买到洋芋红苕，更莫说粮食。生产队派发的几粒国家返销粮包谷，打成粉粉，不管兑多少水，添多少菜叶子，煮多稀的包谷粥，都无济于事，且早就吃了个精光。家家都盼着豌豆胡豆出来，有个缓冲。其实，任谁都知道，豌豆胡豆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常言道，豌豆胡豆，越吃越瘦。怎么不瘦呢，你在大路边行走应该看到过，院子里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端着一个比脑袋还大的鉢碗，里面装着黑乎乎的豌豆胡豆羹羹，清得如水，喝得肚子鼓起老高，真的是“钿客（雇农）的娃娃，死肚子麻花”，像一面鼓。但是，一会儿就瘪了，不禁饿呀。麦子不下来，怎么都解决不了春荒饿肚子的问题。

清明节前，农村是允许掐豌豆苗的。因为掐了后，豌豆蔓上会长出更多的分岔苗，可以结出更多的豌豆角。我们三个走进地里，准备掐几把豌豆苗回去吃。正在掐，一个瘸子一瘸一瘸地走过来，一晃三摇。他也不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大呼小叫起来，要我们出来。我们看了他一眼，又弯下腰掐起来。瘸子一见，还越喊越有劲了。白林说：“老子在掐豌豆苗。你再叫唤，老子把你狗日的那只脚也撇断。”瘸子吓得跑都跑不赢，一溜烟儿就不见踪影。

回到王明万生产队时已经很晚了，简单吃了几个洋芋，算是晚餐。王明万的小名叫“万儿”，他说“屋头莫得吃的了，我们出去想办法。”

想办法？想啥子办法？除了“跳叮咚”哪里还有啥其他办法？

回城无望的知青没有吃的了，偶尔会外出想办法，也就是通常称为的“跳丰收舞”，自己表述这种行为的时候就叫 “跳顶咚”。这是公开的秘密，知哥知妹儿都懂，大都会这样干。说句良心话，饿着肚子，心中又窝着火，哪有那么循规蹈矩的人。常言道，富贵生淫逸，饥寒起盗心。这话真的不假，如果你饿过肚子，一定体会深刻。宁死不吃美国面粉的那种人我身边肯定没有。

生死面前，哪有那么多选择，也不想那么多道理。活不下去了，要脸还有何用？当时，我们的真实想法是，再这样发展，逼得人活不下去了，哪怕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事儿，老子一定会去做。林冲鲁智深做得的事儿，咱就做不得？可见，社会矛盾、知青问题已经尖锐到了何等地步。

趁黑，我们三人向相邻的公社走去，兔子不吃窝边草。摸黑走了十多里山路，是在大兴公社还是在柏家公社境内记不清了。没有手表，估计已经是半夜了。我们来到一座山梁上，下面是垂直通向山沟的一条石板小路。下面什么也看不清，只有黑森森的山谷张着大口等着我们。

白林和万儿两人躲到树林里解大便，我站在路上，正好是上风口，等他们。就在这时，我听见黑暗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伴随着沉重地喘息声，呼呼、呼呼。等了一会儿，一个模糊的身影沿着小路爬上来了，一步一摇。我居高临下地站在路中间，这个黑影一步一步地靠近我，我也不出声，看他是怎么回事儿。

黑影走到我跟前。这个弯着腰的家伙估计先看见的是我的两条腿，他吓了一跳，差点摔倒。呼呼呼地，就那么喘着粗气站在我下面的石板梯子路上。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一个中年男人，干瘦干瘦的，背着一个山区特有的撒拉子背篓，就是形状像喇叭一样，口大下面小的那种，方便负重上坡下坡在山区行走。背篓里满满地装着大概是一筐红苕或其他什么东西。反正没有细看，看也看不清楚。这还用说，这个时间，如果是红苕，那一定是生产队留的种。正经人哪家也不会大半夜的背着一背篓吃得的东西走夜路。在干啥一目了然。

我还没有问他，他一膝盖头儿就跪下了，口中不停地求饶“莫打我，莫打我”。原来他也是饿得莫得法，趁黑出来偷生产队的红苕种回家吃。当时，那种情况见得多了，要是被生产队抓住，一定被打得半死。

我心头一阵不忍，看着年纪比我大一半，又瘦又小的完全称不上“汉”的男子，对他说：“你走吧。”他一时愣住了，我再说了一句，他才反应过来。大概是从没有遇到过被当场抓现行还被放过的好事儿吧。他一边把背篓慢慢地从背上向下滑，一边说：“我不要了，你拿去。”他正准备放下背篓离开，我叫他：“背走，背走。”等他反应过来时，又一膝盖头儿背着重重的背篓跪在我面前，连连磕头，大声说：“好人呐，好人呐，救活了我一大家人呐。”他激动得连道谢的话都不会说了。

当那中年人背着背篓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离开，白林和万儿解决好内部矛盾后也过来了。听说是这么回事，他俩哈哈大笑，我们这是“强盗遇到贼”呀！我怎么尽遇到这些古怪事儿呢？

眼睁睁地看着终日劳作还吃不饱肚子的人跪在自己面前磕头，尽管是别人，心中还是难过。我站在黑黑的夜空中，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一次，我路过遂宁，在路边一个餐厅吃饭。正吃着，走进来一个穿得邋邋遢遢的老农民。他身背一个背篓，里面放着一些东西，好像有两个没有安装锄把的锄头等。他进到店里后，四周巡视一番，我以为他在找人。只见他突然迅速地走到一张空桌子面前，端起别人没有吃完的一点点剩面汤，三口两口呼噜呼噜地喝下肚。再抬头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吃剩的东西了，便急冲冲地调头快步走出餐厅。我敢断定，这个古铜色肤色的老农绝不是好吃懒做之徒，一定是肚子饿的莫得法，囊中又羞涩，迫不得已才不顾脸面地喝人家的残汤剩水。

经此一事儿，还“跳”啥“顶咚”？心情没有了，我们三人，一路无话，摸黑往回走。

这吥，我的唯一一次参与“跳顶咚”也没有跳成。

我是好人吗？我不知道。

由于这一次的“跳叮咚”泡汤，白林和万儿知青屋里断顿了，回去也蹲不住人。我们三人只得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分水区场镇外的九倒拐，等到货车上来了，瞅准时机，爬“抹合”车，回到万县市。此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白林家父亲一人在森工局黑水县一林场当炊事员，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兄妹四人，就是说父亲一人的工资分两处开支，养活6个人。万儿的父母收入很低，家中五姊妹，一家7人，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两人都不能在家呆太久。我立即回家取出十元钱，让他俩带着回生产队。送他们上车后，我站在寒风中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子，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许久。

过一天算一天吧，他们怎么过的那个春荒，我终究不得而知。

2024.1.29.

青葱岁月之七

《初恋》

回顾青葱岁月，怎么也绕不开一个话题：初恋。

1972年冬，地区罐头厂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生产季节，数千名以姑娘为主体的临时工招进车间，轮班工作剥红橘。

我刚满18岁，正在离罐头厂不远的东门口河坝解木料。智儿表姐跑来找我，说是车间光瓣儿组走了一个人，她已经与大组长说好，空出的位置由我顶上。她怕我脸上挂不住，还说是用箩筐挑，不是剥红橘。当时我解木料3元多钱/天，真的看不上那1元/天的报酬，不愿去。她说有人欺负她，要我去给她撑腰。表姐有麻烦，岂能推脱。不曾想，这一去却成全了我的初恋。

表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去了才知道，哪是啥别人欺负她，人家只是追求她，她不同意。对方持之以恒，她心中很烦，仅此而已。

那天，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清娃儿从车间大门外走进来，表姐迎面走上去，在门口堵住他。说话间，表姐居然伸手就是一耳光打在人家脸上，口中还骂骂咧咧个不停。我们光瓣组18个精壮大小伙子站在表姐背后，手持扁担在地上跺得咚咚响，一句话不说只拿眼光蔑视着他。此时无声胜有声！清娃儿哪里敢还手，硬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表姐出了一口恶气，清娃儿再也不敢骚扰。

此一举动，车间里的几百姑娘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这原川东地区，山高皇帝远，生存空间狭小，民风彪悍，崇尚勇武，最看不起窝囊废。我们光瓣组一下成了名人，招来不少姑娘爱慕的眼光，至大生产结束时竟产生了几对恋人。都说美女爱英雄，其实，我们哪里是英雄，明明是仗势欺人。

我表姐凡事都很占强，要我专门给她送比较容易剥皮的“泡子橘柑”。橘柑剥成橘瓣后按重量计价，当然是越容易剥越好，钱多还不费手。光瓣组就是送橘柑收橘瓣的，有那个便利，我就经常挑选“泡子橘柑”给表姐送过去。去得多了，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她与我表姐在同一小组，老是会不时地偷偷地瞟我几眼。她的名字就不提了，人家现在当奶奶了，我不能添乱。一来二去，我与那姑娘认识了。由此知道，她是万三中高七三级的学生，比我小半岁，尚未毕业，她顶替母亲来厂剥红橘。

一个人初次见面的印象很容易记住。记得她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庞，凹凸有致的身材，清纯而知性，温婉而平和。她家与我家一样，出身差点，属于祖上富裕的大家之后。相识没有几天，谈到为何不上课时，她直接对我说是出来“寻找幸福的”，而且补了一句：“这话我只对你说。”我这个呆家伙，完全不了解女孩子的心思，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只对我说”？更不知道这句“寻找幸福”的真实含义。后来才晓得，她早就对我有意了，只是当时我傻乎乎的，懂不起。

熟悉了才知道，她是万三中文艺宣传队跳舞的。果然，好身材不是谁都有的。万三中有文艺方面的传统优势。那个年代，《洗衣歌》是万三中的保留节目。她们创作的《美丽的西双版纳》，舞蹈开始，在优美的旋律中，一溜婀娜多姿的傣族姑娘的剪影出现在舞台上，鱼贯而入，两个节目领舞的都是她。后来，她回校，春节在地区影剧院登台表演，我作为她的男朋友，坐在台下观看，心中别提有多美了。

她总是主动找我说话，聊一些知冷知热的话题。愚钝如我，也听出些和谐音来了。不到一个月，红橘大生产结束了。我和她的关系是：她还是她，我还是我。

那天，她跑来找我，约我去高粱铺赶场，我浑浑噩噩地就答应了。她带来了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很好的同学（现在叫闺蜜），也是个漂亮姑娘。我们三人一起步行往返30里路，山山水水地玩了一整天。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在公路上，一会儿在河沟边，一会儿在树荫下，一会儿在田野间，有说有笑，越聊越高兴，回来的时候感觉就像老朋友一样，有点舍不得分手了。

在路上，她递给我5斤全国粮票，说是她哥哥给她的。还说她的口粮本来就吃不完，有多的。我竟神使鬼差地收下了，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无功受禄，此后再也没有过。

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成纱。这话诚不欺我。如果姑娘有心，你是防不胜防的。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她去她家耍，见了他母亲、奶奶等一大家人，她们对我的态度都很好。她也主动到我家，我父母见她有礼有貌，学历比我还高，也很高兴。就这样，我俩开始了交往。

戏剧性的是，她们宣传队的几个女生也加入了进来。在我家的院坝里、铺满葡萄藤蔓的麻柳树下，借着窗户溢出的灯光，朦朦胧胧地，我拉着手风琴，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好不热闹、开心。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情感危机正一步步向我逼近。

简单说吧，她们万三中另一个唱歌的女生也喜欢上我。她比跳舞的更加大胆，抢先明确向我表白。有天晚上，唱歌的女生约我出去，说是有一把很好的小提琴给我看。去了之后，哪有什么小提琴，只有她一个人。她要我陪着她在郊区公社旁的小路上散步，那里可是年轻人口中的恋爱之路。夜色下，她那样子格外好看。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她喜欢我。并说只要我也喜欢她，她“愿意把她的一切都献给我”。两个女生都很美，只是一个温婉，一个奔放！

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一时间吞吞吐吐，话都说不圆范。我心想，你可是她带来的哟。但她的表白很真诚，难以招架。当时，我的感觉就像后来流行的那首歌一样：“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喔，她比你先到。”我无言以对，但也不想得罪她。我认为人家喜欢你，你当面回绝，那不是打她的脸？

过后，她二人等还是一起来与我玩耍，我也没有点穿。

我父亲看出了端倪，委婉地告诉我：“唱歌的可以持续很久，跳舞的就是那几年。”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是在给我暗示，必须要做出选择了。

就这样，我的犹豫使我成了小女孩手中争抢的玩具，她俩谁都不愿撒手。事情发展越来越超出我的认知，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弄得她们宣传队的女生也分成两派，两人都有帮手，都不示弱。

一天晚上，不知怎么回事，我听见院子门口有女生吵架，声音好像很熟悉。出门一看，乖乖，就是她和她，正站在院子外的石梯上争吵，声音越来越大。她俩一边有个帮腔的，互不相让。

邻居们都出来看热闹。这下我可出名了。两个女生争一男生，那可是少有的事儿。作为故事讲，多有冲击力？我母亲见了直摇头，但爱莫能助。

帮忙的不嫌事儿大，跳舞的她一方的同伴儿逼得我没有退路。慌不择路，我硬着脖子说了句“莫吵了”，然后当着她们所有人的面，作了明确的选择。不想打人家的脸，结果打的更厉害！唉，这个结果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但就是这样，唱歌的她还是不肯放手，当场说还要等我。我想，她大概是任性惯了吧，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

但凡稍有经验的人都不会像我那样处理，而当时我的感情世界恰恰是一片空白，无知得可怕。回想一下，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表明态度，分清主次。搞到这个地步，原本不想打人家的脸，结果还是实实在在地委屈了人家，多么痛心！真不知道，世上还有我这样愚蠢的东西。

不过，这下算是明确了我与跳舞的她的恋爱关系，她高兴得要跳起来。从那天起，她看我的眼神中更加多了一份柔情，进出她家我家院子、晚上外出散步、上街玩耍也公然地挽着我的手臂。一眼看去，那就是一对幸福的小情侣，毫无遮掩。

由此可见，我这个人对跳舞的姑娘缺乏免疫力，就是喜欢。

邻居们传疯了，弄得电报路上下100米马路两排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还传的很远。以至于我小学同学毕业60周年聚会上，竟然还有人拿这个说事儿，揶揄我。

事过多年，我才明白，爱谁不爱谁一定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切莫犹豫。不然到最后，尴尬的一定是你自己。尽管我只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并没有两面讨好的意思，也不想脚踏两只船。但这算不算玩暧昧呢？我没有想过，也不知道。

跳舞的她很懂得关心人，帮助人。她的母亲对我也很好。原来我吃不惯折耳根、芫荽和芹菜。在她家，她母亲常包春卷招待我。春卷里有芹菜，由此，我学会了吃芹菜。

那段时间，白天我在河坝改木料，她去学校上课。晚上我洗澡换好衣服后再与她一起出去玩耍到半夜。我俩满心欢喜，一点不觉得累。她时常来我家，我也常去她家。两人的关系双方家长都喜见乐成。我也以为我俩会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我这个人，其他方面自认不是猥琐之人。唯独在恋爱中，爱不分明、踌躇不前。记得有一次，我俩与她闺蜜和男朋友四人相约，晚上一起去酒厂河坝洗衣服。

那时，万物复苏，朦胧的月光笼罩大地，天气晴朗，气候温和。洗完衣服，她闺蜜的男朋友背着背篓，拉着闺蜜的手对我俩说：“我们分开走吧”。说完她俩就沿着河边朝着下游的小树林走去，边走还边回头诡异地冲我俩笑了笑。而我这个呆家伙则傻乎乎地说：“我们回去吧”。估计他俩好不欢愉，而我俩回家，在廊檐下晾好衣服，我便直接送她回了家。回想起来，这是干的什么事儿，蠢到极点！

几个月时间里，我俩唱歌跳舞、吹拉弹唱，去山间小径散步，到长江边看轮船过往，相处甚欢。其过程、情景恕不赘述。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俩除了搂搂抱抱、卿卿我我，再无其他表现。细想一下，这个责任全在我。不是她不主动，而是我太过拘谨。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的知青身份被人“点水儿”，改了木料拿不到钱。我被迫外出谋生。正应了现在的网络语言，“家乡安不住肉身，远方留不住灵魂。”此时，正好邮电部“314”工程上马，她大舅舅恰好负责城口县的土建部分，正对外招建筑工人进去解决城口技术不足的问题。我决定去城口解木料，估计要冬天大雪封山前才会回来。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5月2日，正是她18岁生日。她带我去了她最好的闺蜜家。她闺蜜家很宽敞，闺蜜有独立的房间。进门后，闺蜜一人在家。闺蜜礼节性地陪我俩坐了一小会儿，便起身借故离开。她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闺蜜的房间，含情脉脉地告诉我，闺蜜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已经把大门帮我们反锁上了。由此可见，在人生旅途中，要处理特殊一点的事儿，女生的闺蜜和男生的哥们不可或缺。

其实，我俩即将分别这么久，我也隐隐感觉到我俩应该做点什么。到这种时候，再笨的人也应该懂事儿了。过了一会儿，她把灯关了，静静地依偎在我怀中。

我很紧张，心都要跳出来了。她虽有点迟疑，却比我有勇气多了。她坐在床边，开始脱衣服……。终于，两颗驿动的心猛烈地碰撞在一起，我俩终于赤诚相见。

结果任谁都想不到，后面的情节完全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本该激情澎湃的我，此时却踌躇不前。占上风的想法是：“万一有啥事儿她一人怎么办？”当时我极度胆怯、心虚，感觉无助到极点。我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临阵脱逃！我这个天字第一号大笨蛋，地字第一名大傻瓜，人间第一位胆小鬼啊，还有救吗？

我俩在黑暗中相拥无言。平静下来后，我抓起她的衣服给她穿上，也穿好自己的衣服，还自欺欺人、自以为是地对她说：“以后有的是时间。”

她慢慢地起身，默默地坐在床沿，转身紧紧地抱住我，把头靠在我的胸前。过了一阵，我感觉到胸前有点湿润。她流泪了，越流越多，湿我胸前一大片。就那样坐着，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多年以后，我才悟过来，也许她认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要你一个成人礼怎么就那样困难？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最后，她默默无声地送我走到门口。她没有走，要等闺蜜回家给闺蜜一个交代。

老子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给家里惹了不少麻烦。15岁不满就下河坝挑沙、挑石板儿、扛水泥，受欺负时搞毛了就与人动手。但是，在这种该坦露心迹的关键时刻却打了退堂鼓。哎，丢人呐，丢到家了！

第二天，我跟着施工队伍一道进城口。坐在车窗边，我还傻乎乎地在人群中寻找，想见到她的身影，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她没有来送我。

我进大巴山后只能靠鸿雁传书，而她那边却基本没有回音。进城口的必经之路八台山，一到冬天就大雪封山。5个月后我们结束了工程，趁着大雪封山前回了家。去到她家，我给她带的礼物她不要，买的布料也不接。我这才发现，一切都回不去了，我心心念念的她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她。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俩没有闹过矛盾呀！

我的初恋无疾而终，尽管它刻骨铭心，不用想起，从没有忘记。

我一直认为是输给了时间和空间。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也不尽然。须知，有谁会死心塌地地去爱一个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

我的错误选择终究还是断送了那一段美好的感情，也使我错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有，我一定重金求购。如果来世还能相见，我一定义无反顾、勇敢大胆地去爱，不顾虑任何枝微末节，那才是男人！

22024.1.31.

《青葱岁月》之八

红毛线

不管贫贱还是富有，人只要活着，原始冲动和需求都会一直存在。但当你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无力时，你会发现那些平时迫切想要的东西并不那么重要，活下去才是硬道理。我常在山区农村跑，多少了解一些。那些极度贫困地方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评判标准、兴趣指向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更愿意从物质利益方面去看、去想、去判定。一言以蔽之，除了杀人防火偷粮食外，只要不饿肚子，他们认为其他的都可以忽略。只要自己不吃亏就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1972年，夏收夏种已经结束，地里暂时没有活儿干。小毛跑回万县市，接我去他那里耍。

小毛祖籍在云阳，回老家插队落户，有人照顾。那地方很偏僻，地少人多，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愿望。记得那里山高林密，翻过山就是奉节。那里的人很少有进过县城的，最远就只是去场上赶赶场。具体地名，我就不说了。如今网传的范围无法估计，万一他们看到不乐意就没有意思了。都不容易，何必呢。

因为路途遥远，下车后还有几十里山路，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到了那里已经很晚了，我俩匆匆吃了晚饭，早早地就挤在一起梦周公去了。太疲倦，蚊子咬都没有感觉。

也不知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突然被一阵叫骂打闹声惊醒。年轻人就是喜欢看热闹，寂静闭塞的山村难得有个热闹事儿，怎么不去看呢？

我俩起床，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后山上有几个火把一晃一晃的，人声就是从哪里传过来的。我俩一下来了精神，朝着那个方向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跑。

到那里一看，原来是小毛他们生产队装杂物和装粮食的地方，当地叫“装屋儿”。 “装屋儿”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坝坝，晒粮食用的。在坝坝上，有人举着熊熊燃烧的“万红（向日葵）梗”火把，呼呼作响地把坝坝照得通亮。只见坝坝的中间，用粗麻绳横七竖八地捆着一对赤身露体的男女，手臂上勒出深深地印痕。一个颇有几分威严的中年汉子正在厉声苛斥着。小毛说，那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一个人正挥舞着根子在狠狠地打人。主要打的是男的，间或也打女的几棍。旁边还有一群社员正围着那对男女兴高采烈、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不用问，谁都猜得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原来，那对青年男女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侣，各有家室。她俩分属两个生产队，只是在“装屋儿”后面做羞羞事儿时被人抓住捆了起来。

那个年代，在闭塞封建的山村，非夫妻的男女做那事儿可是大丑事儿，尽管并不多见。知青出格，他们不敢惹。社员搞烂事儿，就要你好看。不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个威严的汉子骂起人来也越来越带劲儿。

被捆的男的是隔壁生产队的，大家都认得他，叫“狗娃儿”，近四十岁岁。他油嘴滑舌，巧言善辩，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曾经跑进县城晃荡，被当成盲流抓住，遣送回来了。由此，他在生产队就算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人。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回到生产队还吹开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社员很崇拜他，认为“人家出过远门，有见识”。这个家伙本来就好吃懒做，家里自留地都是老婆在打理，他从不过问。这下他越发不认真下地干活儿了。一有空闲时间，他就四处瞎逛，招摇过市胡吹，哄人家开心，混几口饭吃。方圆二十多里，十处打锣，九处就有他。

这个女的好像叫“芬儿”，平时倒是个本分人，本生产队的，良家妇女，三十出头。她长得粗粗壮壮的，黝黑的皮肤油光铮亮，下地养猪都行，担得起事儿。同时，在家欺负她那瘦弱的老公也是一把好手，都说她老公是“耙耳朵”。

那“盲流”那天从这个生产队过路，偶遇这个本分的良家妇女。三五不知二五，几句套话，一顿忽悠，不知怎的，“芬儿”居然就恍恍惚惚地跟他来到“装屋儿”后面，做起了羞羞的事儿。可见，崇拜不仅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专利。只要你在他人心里有地位，你的话就有人信，就有人愿意听你摆布。

物资紧缺的年代， “装屋儿”可是生产队的重地，时不时就有人过去查看。说巧不巧，两人的羞羞事儿还没有结束，就被抓个现行。这还得了，岂能放过？

很多边远山区都是同一个姓的人聚居在一个地方。恰好被抓二人分属不同的生产队，还分属两个姓。现场人越来越多，两个生产队的都有。这下单由小毛生产队的队长处理就不得行，弄得不好就会引起两个生产队、两个姓氏人之间的械斗。血亲复仇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过了一会儿，骂人的骂够了，打人的打累了，看热闹的人也看够了。忽然有人高喊：“向支书来了。”这一喊，全部人一起哑火，都伸着脖子等着向支书过来断案。

向支书是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并不起眼。但他那严肃的表情和藐视众人的神情让人觉得此人不简单。他在现场地位最高，在全大队最有话语权。由他处理，比较服众，两个生产队的都认可。加之，每年春荒时的国家返销粮都要经过他的手，谁敢违抗？除非你不想活了。

当地农民认识问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比如，对眼前这类事儿，两个生产队的人的认识就相差甚远。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己方的利益，而不是公平正义。政治正确在这里没有市场。从“装屋儿”坝坝现场就能看出来，两个生产队的人说话明显在自觉不自觉地站队。

“盲流”那边生产队的人认为，老子生产队的男人日你们生产队的女人，我们生产队不亏。哪个叫你拿给他日的，该背时。他们明显护短，七嘴八舌地说：“又没有偷你们生产队的粮食，她自己送来的，该遭。放了放了。”

“芬儿”这边生产队的人认为，自己生产队的女人被别个生产队的男人日了，面子丢大了，吃了大亏，不能放过。刚才打“盲流”的就是这个生产队的，所以下得去狠手。

过程不细说了，只说一个哭笑不得的情节。

“装屋儿”现场的众人并不关心两人的发落，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羞羞”的细节。比如“为什么要拿他日”、“啷个日的”一类，生怕漏掉了什么有趣的情节，那就亏大了。他们对这类事情最感兴趣。

当时，农村有句流行话，叫“一天不说pi，太阳不落西”。常年的劳作，枯燥乏味的生活，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在田间地头相互逗趣，包括那个大队支书老头。

我以前在农村就见过，一溜人在挖地。男的专挑一些淫秽下流的话语逗弄女的，还用锄头碰撞女的的锄头。女的一边用锄头返碰男的的锄头，一边低头抿嘴笑。这哪是言语纠葛、反唇相讥，明明是调情。那架势巴不得男的再来两句。存在感极低的底层人，能够引起众人的关注就使人兴奋。那男的一边用锄头继续碰撞女的的锄头，一边说：“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弄到那桥脚去过瘾？”一众社员哈哈大笑。男的就差过去动手了，那么直白、上劲儿。

晒坝上，支书老头一本正经地问“芬儿”： “日起安逸卟？”啥，这么问？我在旁边听得直摇头。周围的社员听得津津有味，认为就该问清楚。“不说就打死你！”那妇女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安逸。”大家一阵狂笑，支书老头也大笑。这哪里是断案，分明是取乐。同样的问题，又问那“盲流”，他也回答说：“安逸。”淫笑声再起。

支书老头又问：“那你说，无事儿八事儿的，你啷个要拿他日？”那个妇女怕再挨打，有问必答。她说：“他给了我一根毛线”。啥，我以为听错了，一根毛线？书记问：“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看”。赤身露体的“芬儿”回答说：“在衣服荷包头。”

大家这才看清楚，两人脚边还有一堆衣服。有好事者上前，果真从一件破破烂烂的花衣服中搜出了一根约2尺长的红毛线。哈哈，这不就是杨白劳给喜儿过年的“红头绳”吗？一模一样啊。

我在经委工作时，重庆市经委副主任肖健康来万州。当时还没有中央八项规定，吃点喝点不是事儿。在酒桌上讲荤段子等搞笑是固定节目，他说：“沙坪坝扫黄，抓到的卖淫女最便宜的是7块钱1次。”他哪里知道，这2尺红毛线才是，尽管时代有差异。

我原以为是“盲流”的花言巧语哄得“芬儿”开心才发生的羞羞事儿，却不知还是红毛线惹的祸。交易的媒介就是2尺长的1根红毛线。物质真是第一位的，哪怕小得可怜，那也是的。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门槛是多么的低。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城市与农村的认识差别并不是根本上的，仅仅是标准高低不同而已。从性质上来说，这根2尺长的红毛线与天上人间的1万元嫖资没有区别，不是吗？

还是回到捉奸现场。所有人想听的听到了，想看的看到了，男男女女连小孩都满意了。该收场了。最后，支书老头的判决是：“一个人扣他（她）狗日的50个公分，各人生产队带回去处理。”

随后，一大群人簇拥着支书老头，前呼后拥地走了。后面的人，解开绳子，让二人穿上衣服，也放走了。我和小毛则回去继续睡觉。

躺在床上，我却迟迟睡不着了。过往的、刚才的一幕幕不停地在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貌似老实巴交的人对男女之事儿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是“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

此时，窗外的那线弯月已滑到山尖，天快亮了。

2024.2.2.

青葱岁月之九

《赢个“二妹儿”》

1974年，父亲病逝。下学期开始，我放下改锯，拿起粉笔，按当时政策顶替接班当教师。本来在城里教书叫得好好的，那个全市教师提起就骂娘的、袖子角角都掺死人的市文教局人事股长廖开兴把我调到了农村。那里离城15里，在山上。小学2年，中学3年，我又开始了持续5年的农村生涯，继续接触和加深了对农村、农民的了解。

我这个人愿意接近任何人，都能交好。我从没有看不起农民。我的看法，抛开境界不论，就情商来说，农民比我们更高，那都是生活所逼。日常生活中，他们的狡黠有时比咱的智商更管用。当你忽视那张老实巴交、沧桑、温和、憨厚的面庞时，你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只是你不自知。虚假道德那一套对他们不适用，他们更愿意来点实惠的。

潘光怀，我的学生家长，九池公社出名的天棒，北方人称二百五。我认识他时他已经30岁。他从小到大说话办事儿都不靠谱，喜欢讲狠、打赌，老出洋相。特别是看见胖乎乎的姑娘、小媳妇，他就嬉皮笑脸地迈不开腿，搞得有些胆小的见到他就绕道走。他父亲恨他不争气，没有结婚时就想与他分家，结果拖到结婚才分。他的房子是单家独户的，在我所在的村小上面500米的山坡上，就他一家人住。他家翠竹环绕，环境不错。

偶尔，潘光怀也跑来我那里日白（吹牛）套近乎。其实，他做农活儿还很有一套。他勤快，不偷不抢，对老人、队干部很有礼貌，嗫（您）前嗫后的，对我也恭敬有加。生产队里有一批年轻人很崇拜他，奉他为神，就因为他胆大妄为的天性和做事不过脑子的“天棒”行为。

那年夏天，他半夜起床进城挑粪。这在生产队算美差，可以挣11个公分，半天就完事儿，下午又可以上工再挣5个公分。

长江河谷历来盛夏酷热难耐。那个年代，穷啊，家家户户电扇都没有一把。万县市虽叫市，与川内长江沿线的其他县城一样，三伏天一到，天还没有黑，各家各户就在自家门前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洒水，摆上凉板凉床，先降降温。等天黑了，一家人就在上面睡觉，避暑热。上半夜一般都睡不着，半夜后2、3点钟能慢慢入睡就算好的。当年我就是那样过来的。

那时，万县市稍好一点，哪怕是老太婆，也是短衣短裤和衣而睡。下面几个县城，有的老太婆上身是不穿衣服的，在街上睡也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暑天无君子，不是吗？

天快亮了，潘光怀挑着粪桶来到太白路。他见到一排排的人横七竖八地躺满大街两旁，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儿都有。走着走着，潘光怀的脑壳又开始“天棒”了。

他肩挑粪桶，伸手从粪桶里拿出粪瓢，朝一个酣睡不醒的白白胖胖妇女的大腿根刨去。一下，没醒。他吃吃地笑着。加大力度，又来第二下。这下好了，白腿女人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懵懵懂懂地看见一个黑影正在拿什么东西刨自己的腿根，还有股臭味儿。“哇”的一声，大白腿惊叫起来，惊醒了一众人。睡在她旁边的老公呼的一下爬起来，就去抓潘光怀。潘光怀这才像醒了神一样，挑起粪桶就跑。满街的人都醒了，一片喊打声。追的人越来越多，前追后堵。好在潘光怀体力好跑得飞快，根本拦不住。耐不住追的人越来越多，潘光怀的粪桶跑掉了，扁担也丢了，更莫说粪瓢和鞋子。他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呼哧呼哧的，一直跑出城，到了四层岩半坡才停下来。回头看没有人追来，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这下好了，粪没挑回来，连生产队的行头也丢了。队长气得一下扣了他30个公分，还要他赔粪桶、扁担和粪瓢。

没想到还没有几天，粪桶尚未赔上，潘光怀又出洋相了，这次出的洋相还不小。

一天晚饭后，潘光怀与几个年轻人聚在庙子岭黄桷树下神吹。天南地北，吹的都是荤巴儿事儿。潘光怀的脾性谁都清楚，一激准出事儿。一个平时就喜欢与潘光怀对着干的家伙喜儿说：“光怀，你有本事把涌口那个女的日了，就算你有本事儿。”潘光怀不屑地看了喜儿一眼，脱口而出：“老子要日就日你的幼客（万县话，老婆的意思。）”那家伙也不示弱：“那老子也要日你屋头的。”说着说着，两个人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差点打起来。旁边的一个家伙说：“莫吵了，看你两个哪个有本事儿，喊得开门。日了，干捡到。喊不开门，该遭。”须知，旁边看热闹的从来都不嫌事儿大！

这一下，两人都愣住了。一时下不了台，又都不愿丢脸面。两个家伙细细一想，也对，分个输赢，省得对方老是挑衅自己。

于是，潘光怀和喜儿，三人对六面，当面约定，其他人作证：现在还早，半夜时候去，同时出发。

喜儿是个愣头青，哪里有潘光怀有算计。荤牛皮吹着吹着，潘光怀突然弯下身子抱着肚子叫，说肚子疼，要上茅房。只见他向旁边的茅房就跑了进去，一伙人就在原地等他。一会儿，潘光怀从茅房门口走出来，回到黄桷树下，荤牛皮照吹。

时间一到，两人像两支箭，朝着不同方向飞奔而去。

潘光怀瞄着腰，卯足气力，一个田坎一个田坎都被他甩在身后，几百米距离不在话下，瞬间就到。他跑到喜儿家门前，把门砸的哐哐响，急得不得了地大呼：“二妹儿，二妹儿，快点开门，你老公滚到堰塘里头了，不得行了。队长叫我来喊你，快去快去。”

不知所措的二妹儿刚把门打开，潘光怀一个箭步冲进去，一把抱住惊慌失措的二妹儿，就往地上按。二妹儿哪是牛高马大的潘光怀的对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潘光怀按在地上。

那时正是炎炎夏日，半夜也不退温。二妹儿在家睡觉，本来就没有穿衣服，听说老公滚了水，吓得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边穿边跑就去开门。

这下方便了潘光怀，直接提枪上阵就开干。二妹儿“呜呜呜”地呜了几声，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潘光怀得手。此处省略200字。

事后，潘光怀到处显摆，大肆吹嘘。他说：“二妹儿胖胴胴的，那两个姬姬大得很。开始还扭来扭去，想不拿老子奈何（解决）。等她看清楚是我时，她就不扭了，双手圈住老子的脖子，把老子抱得紧紧的，好安逸！老子下回还要去日她，他喜欢老子。”

再看喜儿，他同样飞快地跑到潘光怀的家门前，不管他怎么叫，那门就是不开，也无人应声。他也就一直在那里砸门。心想，要是不把门弄开，那就鸡飞蛋打，要吃大亏。等到潘光怀把正事儿办完，回到庙子岭黄桷树下显摆的时候，那个莽家伙喜儿还在潘光怀家门口“哐哐哐”地砸门，下面院子的人都被他吵醒了。

不等天亮，喜儿打赌输了，他幼客二妹儿被潘光怀奈何了的消息迅速传扬开去，整个生产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第二天，消息就在全公社岩上岩下传得沸沸扬扬。公社书记冉光凡听说了，哈哈大笑，说：“这个狗日的潘光怀，尽捡好事儿。”

大家都说潘光怀有本事儿，喊得开门。喜儿笨，门都喊不开，该鸡巴遭。其实，哪是他喊不开门潘光怀喊得开门那么简单。问题就出在潘光怀那一泡稀屎上。潘光怀进入茅房后，直接从矮墙上翻过去，百公尺冲刺跑回家，告诫他幼客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门，还叫她拿抵门杠把门顶起。然后，他又快速地原路返回。喜儿看见潘光怀进茅房门没有出来，以为他真的在拉肚子。这就是差距。

看来，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

2024.2.4.

青葱岁月之十

《留住倩影》（一）

昨天，表姐在微信上私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几个青春靓丽、婀娜多姿的姑娘，穿着连体泳衣，在杨柳树下甘蔗环绕的绿草坪上，摆出迷人的造型。她们身旁有一条小河，正静静地流淌。咦，现在谁还穿这个，太老土了，不是早就流行比基尼了吗？我感觉这照片的情景似曾相识，人也仿佛见过。仔细一看，呀，这不是当年我给表姐和她的闺蜜们在龙宝河边拍的合影照吗？保存的真好，52年了。

我的表姐有好几个，其中就她与我接触最多。她比我大两岁，肤白貌美的，一对大眼睛，一张圆圆脸，人很漂亮。但是，她脾气有点大，如果你招惹了她，她会骂得你怀疑人生。表姐和她照片上那几个闺蜜都是下乡知青，错过了最佳学习机会，恢复高考制度后，一个都没有考上来。

1970年代，她们在万县市有一定知名度。原因就是爱臭美，追随三马路的“赵假客”，梳妆打扮做衣服，经常搅在一起在二马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二马路在万县市的地位可是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春熙路、重庆的解放碑哟，经常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几个姑娘本来就属于美女级别，青春靓丽，加上时尚的打扮，她们一招摇过市，赚取的回头率特别高。一句话，她们就是当年的时尚达人。

我跟这个表姐接触多的原因是，她个性强，容不得别人招惹她。其实，哪是别人招惹她，就是追求她的人太多，她心中烦，如此而已。最重要的是，当年，我好结交，年青朋友很多。她老是要我替她出头，给她扎墙子，帮她出气。她惹的麻烦还真不少，都是我帮她摆平的。

我很小就学会摄影，初中时就学会了冲胶卷、洗照片。当年，我手中还没有钱，买不起放大机，我还学会了仅用两面凸透镜横放摆在桌子上就能放大照片技术。那时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得拿去照相馆人工添加，都没有听说过有啥彩色照片的事儿。

照相机和照相器材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包括胶卷和相纸。当年，用得最多的国产相机就是上海产的海鸥120，180元/部。使用时，竖起双手托着长方体的机身，从上方往下面看镜头里的图像，用右侧立面上的旋钮对准拍摄物调焦距的那种。这种形状的相机我仅见过这一款。120胶卷2.86元/个，可以拍12张底片，印出来的照片方方正正的，约3英寸见方，不用放大观看起来也很满意。所以很流行，用的人很多。

国产135相机就只有上海产的海鸥DF，430多元/部。一个胶卷5元多，可拍出36张底片，但是印出来的像片半寸大小，不放大看都看不清楚。由于张数多，尽管贵一些，也受欢迎。

我还用过老式的德国蔡司相机，机身小小的，像个扁平的长方体盒子。从正面从上向下连镜头一起翻开，旁边露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圆轮，用它调整焦距。

当然，我可没有那个条件买相机，都是借人家的使用，用后及时归还。我父亲告诉我，他年轻时玩过，并说相机是个“葬钱包儿”，花钱如流水。

当年会摄影的人都不多，拍摄、冲洗、放大这全套技能都会的人极少，而我恰恰学会了。所以，朋友们只要一照相，都会找到我，包括表姐。而我也是有求必应，屁颠屁颠地跟在她们后面东奔西跑，乐得多个机会练练手艺，在众人面前显摆显摆。可以说，那几年的大年初一，我都是在西山公园给朋友们拍照度过的。整个公园就只有几个人在摄影，迎着游人们投过来的羡慕目光，我的感觉真好，好像自己就是那万众瞩目的明星。被摄影的年轻男女，感觉很洋盘儿，大都高声说话，引人关注。

1983至1988年间，我在行署办公室工作时，公家还专门为我设立了一个暗室，买了一部照相机和一个斜桥式放大机，由我个人掌管。从此。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事儿，都交给我弄。有了高级的斜桥式放大机，我放大照片时，再也不用那两面凸透镜来将就对付了。公家有钱，想办的事儿说办就办，就是好。这个事儿，一班蒋卫中很清楚，他的儿子、我的女儿的一些放大的照片都是我自己在暗室捣鼓出来的。

那几年，表姐及闺蜜出去游玩，总是爱把我叫上。我就是她们的免费御用跟班加摄影师兼保镖。反正在表姐的心里，我就是一个流着鼻滴的小屁孩儿，又是表姐弟关系，不怕别人说闲话，放心得很。她在我面前从不客气，很多时候就当我不存在。其实，我已经17岁了，心中哪里没有点懵懂的想法？初中毕业前，在班上，我就已经明确拒绝过女同学了，尽管只有一次。都说表哥（表弟）表妹是姻缘，可我从来就对表姐没有那个心思，她也没有过。加之，我根本不喜欢比我大的姐姐类。不过，她那几个漂亮的闺蜜小姐姐，老是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自在。

几十年看过来，恋爱，一见钟情的多。偷情嘛，日久生情的不少，办公室恋情大多如此，那种“太熟了下不了手”的情况，也就说说而已。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活得真他妈的累，哪有现在的年轻人过得轻松自在，说开房就开房，说约炮就约炮，没有那么多筋筋跘跘。

表姐和她的那几个闺蜜清纯可爱。草根姑娘嘛，不娇惯，很好相处。贾宝玉说过,姑娘一沾上男人味就变得粗痞不堪，而她们当时尚未婚配，好像也没有男朋友。只是，她们在爱美时还坚持一味节约和对相纸变照片的好奇心几次逼得我抓狂。

当时，她们都是知青，口袋里没有啥钱，节约每一个铜板也是不得已。她们老爱去买过期胶卷和过期印相、放大纸给我用。不止一回，用过期胶卷拍出来的照片满是麻子点点，严重影响她们的美貌。用过期相纸和放大纸印放相片基本上就是废纸一张，枉费了她们那么多表情，还害得我在暗室白忙活半天。当然，也有瞎猫碰见死耗子的事儿，照片出来也还正常。所以，她们不认这个账，说是我手艺不好，把她们照丑了。

有一回，她们总算是买了没有过期的胶卷相纸交给我。我拿进暗室，一顿操作，完全没有影像显现出来。照片是我拍的，胶卷是我冲的，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相纸上。可她们坚持说，她们几个一起去买的，反复强调是正品，没有问题。

最后说不过去了，她们才承认，原来她们买回相纸之后，想看看相纸到底长啥样，那么神奇。她们几个偷偷打开看了一下，发现光溜溜的，白纸一张。马上包起来，也不声张，以为没有人知道，拿来交给我。天哪，漂亮的小姐姐们，你们就不知道，打开包装就是曝光了吗？相纸、放大纸、胶卷一个道理，必须在全黑的暗室内才能打开。否则，完全报废。

记得那年，春暖花开，她们要我随她们去郊游，还说这次一定要好好地照照相。说完，还神秘地冲我眨眼笑笑。我不明所以，跟往常一样，傻乎乎的拿着相机跟着她们走。她们出游所有费用都是平均分摊，万县市当时叫“打平伙”，就是现在年青人中流行的AA制。

我们先乘长江上的短途客船，0.12元/人，在明镜滩登岸。顺着龙宝河，沿着公路步行几华里，岸边的桐子花开了，成片的油菜花黄灿灿的，暖阳下，人软绵绵的，路都不想走了。那状况正如万县民间说的那样，“三月天，太阳天，男人还要女人牵”。我们一行有说有笑地来到龙宝公社辖区地区农科所外面的龙宝河边。

龙宝河下游有个堤坝，蓄水灌溉农田之用。堤坝里河水流速平缓、安静，河水平滑得就像一面镜子。河的两岸成行的杨柳随着微风摇摆，浓密的柳条行行成荫。柳树里边的地里是成片成片的甘蔗林，密不透风，方圆几里都是那个样子。在柳树、甘蔗环绕掩映下，我们钻进河边一小块绿茵茵的草地。外面看不进来，里面看不出去。周围人声全无，一片静谧。放眼望去，除了我们别无他人。如果你要在草地上做点啥坏事儿，那一定是个心旷神怡的好地方。小姐姐们真会挑地方。

去的那天，龙宝河里有一条小木船静静地系在柳树干上，划桨桡片一应俱全，老天作美，如此这般配合。

接下来，坐船赏景的自然是表姐和她的闺蜜小姐姐们，下力摇船这种蠢笨如牛的事儿理所当然就是我负责了。

小船沿河荡去，阳光从柳叶缝隙中撒下来，斑驳陆离。成群的“桃花鲅儿”鱼群在小船前面与我们竟游，小姐姐们在船上打闹嬉戏。阵阵欢声，阵阵笑语……，好心情随风飘荡，呀，真的开心，真的高兴！哈哈哈，至于我嘛，摇桨就摇桨，下力就下力，一点也不觉得委屈。有机会摇摇船，陪着一群美女在风景如画的河上徜徉，何乐而不为之？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讲究，非得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行。那种状况，对我在内的任何一个男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享受。尽管我最多只能算懵懵懂懂的大男孩，还算不上真正的男人。

在船上，她们拿出一包花花绿绿的糖果放在船中央，现在看起来有点LOW，在当时，那感觉与现在饮珍珠奶茶、喝拿铁咖啡有啥不一样？大家又吃又笑，叽叽喳喳，好不惬意。

一阵游河过后，她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办。叫我把船停下来，上岸后，只见她们站在小河边那块绿茵茵的草地上，就当我不存在一样，纷纷开始解衣服脱裤子。吓了我一跳，我一时不明所以。原来她们早有预谋，贴身早就穿好泳衣，都是一样的红色、上下连体的款式。当时不流行个人各领风骚，就像当时的政治要求一样，喜欢统一，包括思想。

几个小姐姐都穿着一样款式一样颜色的泳衣，觉得很自然。就像现在跳流行的佳木斯僵尸舞的大妈一样，论年龄讲，她们其实就是同一批人，就是要穿着同一款式的服装，喜欢步调一至。在生活中，现在如果几个人在街上那样穿，人们觉得不是同性恋就是傻逼。只不过，当时的泳装不是比基尼，是上下连体的，只露出手臂和大腿。这在当时已经属于非常前卫的了。如果是比基尼，那我就大饱眼福了。你想想，肤白貌美大长腿，还是一群，就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夫复何求？

万县市是长江边的城市，万县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1902年开埠，接受外来影响较大。平时，夏天，在长江上游泳的女生多的是。也许是穷，也许是习惯，她们大多没有专门的泳衣，多是穿着半截裤子半截袖的日常衣裤下水，长江里一个穿泳衣的都没有。我的表姐呀，你们从哪里搞来的？真的很时尚呢。

小姐姐们笑容满面，一个个摆出优雅但又有点拘谨的姿势，让我给她们一一拍照。单独个人的拍了，再来几张合影。一会儿这个姿势，一会儿那个表情，拍得不亦乐乎，搞得她们满意极了。就像去年毕业卌载聚会时，四班张西云在东安湖边给全年级的女神们拍照一样，拍的开心，镜头前的欢畅，玩嗨了。

而我却有点尴尬。我尽管尚未完全醒事儿，但毕竟已经是身高1.7米的男性存在。就像当年我读过的诗句那样，“妙龄女子哟哪个不善怀春，青年男子呀哪个不善钟情？”我虽没对她们中任何一个钟情，但是你想想，认真想想，拍单独照时，镜头里一个娇躯风情万种，身边围着你的几双大长腿白晃晃。拍合影照时，镜头里又是一大帮。换作你，你受得了？

她们深知，花容美貌不会长时间关照她们。所以她们一致商量好，要趁年轻，用相机记录下她们年轻时的风采和倩影，到老来才有看的、才有回味的。认识绝对超前！

镜头里，我看着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姐们挠首弄姿，转过来，走过去，说自己心猿意马那是夸张，说自己完全无动于衷也是说谎。说真的，我的心中还真有点小激动呢。那种场面，在那个年代，我敢说，我的享受在万县市肯定是唯一的。有福之人啊，这个幸福咋就落到我头上的呢？

说归说，做归做，我哪敢不认真对待。咱不能给表姐骂我的机会，搞毛了，她那声音堪比河东狮吼，我可遭不住。面对其他几个闺蜜，我的感觉并不强烈。她们中有一个与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姑娘，姓甚名谁咱不提，17岁，出水芙蓉一样，真的很美。算了吧，谁叫她是表姐的闺蜜呢？说实话，当时，她真的搞得我照相有点小小的走神，多多少少有点心神荡漾。我赶紧静了静心，莫想别的，抓紧拍照才是正道理。就那样，我们在那里开心地拍照、游玩、野炊，玩了一整天。至今想起来，表姐和闺蜜们可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真的不俗啊。

讲真的，那个年代可不同于现在，敢于穿泳装就已经是不得了的事儿，穿成那样拍照留念，谁敢？

记得回来后不久，万县市就出了一件轰动全市的大事儿。

《留住倩影》（二）

万县市人交公司有个热恋中的姑娘，好像姓黄，她应男朋友的要求，给她拍了几张尺度很大的照片，肯定不是全裸。事情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不说详情，只说结果。黄姑娘最后以流氓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表姐和闺蜜们吓坏了。她们跑来找我，一句话，不为别的，就是订立攻守同盟，要大家对龙宝河边之事儿死不认账。她们也不敢把留住其清纯倩影的事儿对外炫耀显摆，还说赶紧回去把照片烧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表姐居然还有这张照片，可见她的爱美之心有多强烈，死都不怕了啊！

表姐告诉我，现在她们几个闺蜜聚会时都说，当年要不是冒死保存下来这张我给她们拍下的照片，那她们就真的后悔死了。那么苗条的身材，那么姣好的容貌，到老来老态龙钟，你说你年轻时很美，谁看见了？谁证明？真的是白瞎了。我想，唯一有点遗憾的是，给她们拍照的我不是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那啥，我只是她们闺蜜的表弟，她们的回味中就缺少了点啥。

她们如今都是过了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个个儿孙满堂。我想，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冬日里，坐在自家阳台上，在火红的暖阳下，对着自己年轻时的倩影，认认真真仔细回味一番，心里一定很美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表姐居然还有这张照片，可见她的爱美之心有多强烈，死都不怕了啊！

表姐告诉我，现在她们几个闺蜜聚会时都说，当年要不是冒死保存下来这张我给她们拍下的照片，那她们就真的后悔死了。那么苗条的身材，那么姣好的容貌，到老来老态龙钟，你说你年轻时很美，谁看见了？谁证明？真的是白瞎了。我想，唯一有点遗憾的是，给她们拍照的我不是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那啥，我只是她们闺蜜的表弟，她们的回味中就缺少了点啥。

她们如今都是过了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个个儿孙满堂。我想，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冬日里，坐在自家阳台上，在火红的暖阳下，对着自己年轻时的倩影，认认真真仔细回味一番，心里一定很美吧。

2024.2.19

《青葱岁月》之十一

挖防空洞

我1961年上小学，旧制班，本应1967年毕业。时值文革搞武斗，枪炮连天，中学停课不招生，多待了一年。1968年小学毕业后因出身问题被迫流向社会，那时，我差3个月满14岁。

在失学的一年半里，我没有闲着。我在南门口挑煤炭、在邮电码头挑化肥、在沙咀河坝扛水泥、在驷马桥挑河沙、在牌搂锁口洞岩边挑鹅卵石。万县叫这样的人为“挑二儿”，我就是其中之一。 寒夜中，我还在沙嘴河坝独守农资仓库熬更等。所有活儿，一天都挣不上1元钱。

夏季的长江河谷酷热无比，40度出头的高温，年年如是。我的“挑二儿”过往，有两次印象深刻，都在夏季。一是在邮电码头挑化肥，下到船舱，里面弥漫着睁不开眼睛的氨气，熏得人头昏脑涨，挑着担子，憋得人出不了气。二是在牌搂锁口洞悬岩边从河边往岩上挑鹅卵石。等着我的是陡峭、曲折往复的几百级石梯。石梯上没有可供放担子歇脚的地方，一旦踏上，只能咬牙硬着头皮上到顶。烈日下，我挑着100来斤的担子，埋头硬撑，一步一步拾级而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头上的汗滴砸在石梯子上绽开成几瓣儿，迅速蒸干。看见大腿上的肌肉拱起来，松下去，拱起来，又松下去……。差点满15岁的我，刚开始真有点吃不消，但我不以为意。

1972年1月，我初中毕业，已经16岁。当时万县市革委会出台一个政策规定，叫“年满15周岁的初中毕业生不得升高中”。意思很明了，这是针对我这一类初中毕业生量身定制的。罢了，经过的打击多了，麻木了，我就这命。回到家中，没有任何不适应，我立马消失在底层社会的茫茫人海中。只是，我感觉再当“挑二儿”，与意愿不合，我要有更合适的选择。

至于其他人想做还做不到的建筑工地小工，我更不愿意。地区绸厂扩建，邻居高德发帮忙说人情推荐我去当小工，0.86元/天。我只做了1天，钱都没拿就走了。我这个人，生性不服提调，听不惯砖匠喊“小儿，灰个挑来。”记得那天，飞着濛濛细雨，散落的泥巴、灰浆裹住了跳板上踩脚的登登儿。我在悬空3米多的跳板上一步一滑，挑着两桶灰浆走得稍慢一点，立即招来砖匠的一顿臭骂。特别是无缘无故遭人骂“妈那隔壁”时，老子拳头攥得咕咕咕的响，屁眼都是火！ “同是天涯沦落人”，何苦恶语相向、紧紧相逼？

当时，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全国 “备战备荒为人民”。表婶要我带着表弟程地伟去万县市广播站挖防空洞。我感觉抬石头、抬筒篮那叫大工，听起来像个男人干的事儿。我就去了，一干就是4个月。1986年，我已经是地区行署科级秘书，陪着张专员去视察，遇见曾经的熟人、广播站的美女播音员朱思慧打了个招呼。张专员说：“你们认识？”她还为我遮挡，说我曾经在广播站工作。我不怕丢人，直接说，当时我只是个挖防空洞的临时工“抬二儿”。

防空洞工地就在市委大会堂旁的空地上。每天在地下挖泥巴，抬石头，深夜班照样挖、抬。那一筐泥巴，连泥带水，3百多斤。我抬前杠时，后杠那家伙比我大3岁，他是初一中初67级的知青，一个爱恶作剧的哈鸡巴。我赢回的油饼油条一次没漏了他，他们半夜打猫煮来吃从没有喊我一声。他个子比我高多了，爱占便宜。我蹲下时，他在后面总是偷偷地把钩绳往前移几寸，使着力点前移。我在前面也不知道，满筒篮滴水的泥巴压得我摇摇晃晃，偏偏倒倒。他在后面轻松取巧，抿着嘴笑。较场坝煤坪出来的家伙，没有一个是省油的。

戏剧呀，这家伙1987年起居然与我又在地区行署同事，只是部门不同。当我1988年走上地区外贸领导岗位兼地区行署驻深圳办主任后，他1997年也当上了万州区政府驻京办主任，他就是林成仁。一根杠子上两个抬石头泥巴的伙计，都当上了县团级干部。只不过，当时，他们几个年纪大的拿的工钱是1.20元/天，我和表弟拿的是1.00元/天。这事儿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邓仁友搞的鬼。可见收入分配的不公，真的是哪里、何时都有啊。

挖防空洞期间，上下午都有间隔休息一会儿的时间，万县叫“歇哨”，就是歇气抽烟的时间，差不多30分钟。我那个年纪，火头正旺，那么重的筒篮筐子压了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我一直不抽烟，休息时间就在旁边和平广场坝坝看人打“烂影儿”篮球。这是万县称谓，指双方共6个人只占用一个篮板，打半场球。我一直在练功夫，没高人指点，不得法。力气增长了浑身肌肉却不见板块，正好符合中国民间练武人的状况，叫“长劲不长块”，很有欺骗性。广场上那些家伙总是小看我。篮球架后部有一根横杆，我们当单杠用。不管是引体向上，还是杠上跨腿环绕转圈圈，但凡打赌，都是我赢。哈哈哈，我可赢过不少油饼油条喔，想起都愉快！记得进了大学，学校体育教研室前沙坑中的那个120斤的杠铃，进校前几年，三班只有我、张恩富、刘兵三人举得起来。那个杠铃，应该有人想得起。

扯远了，拉回来。今天来说说市广播站的邓仁友。邓仁友只是工勤人员，并非干部。他负责后勤方面的杂事。此人办事儿急性，凡领导交办事宜很快就有回音。加之他的情商高，很会来事儿，有事无事就围着领导转，领导很喜欢。

市里面布置广播站修建防空洞，建成打算与市革委机关共同使用。整个工程由广播站革委会主任王文兴负总责，交给邓仁友具体管理。招谁用谁、派工、计算工时、领发工钱等都由他一人决定，手中有点实权。我们零工当然也归他管。实实在在地说，邓仁友还是很能干，就是见不得女人。他是广播站出了名的 “骚棒儿”。传说他不管老嫩，只要是个女人、有那个器官，他就往人家跟前凑。成天不正经，插科打诨，嬉皮笑脸，动手动脚，总想占点便宜。那个年代，职工的一切都与单位捆绑在一起，领导那么喜欢邓仁友，谁敢得罪？以至于广播站有的面子薄的年轻女同志看见邓仁友迎面过来就绕开走，躲得远远的。

不久，工地上来了一个女的，长得不咋的，好在胖呼呼的，性感，名字就不说了。这姑娘看上去年纪不算大，应该未婚，但身材怎么看怎么像已婚妇女。他是邓仁友的邻居，家庭困难得很。她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太穷，春荒活不下去，只得回来投奔家里。家里也没有条件长期养着她。当时，一个下了乡的知青，想在城里找个活儿糊嘴，难上难。危难之际，好色的邓仁友动了歪心思，主动帮忙，安排她来防空洞工地，她就一直没有再回生产队。

一个胖子妹儿，抬又抬不起，挑又挑不得，能做啥？那么热的天气，没有挖通的防空洞里温度更高。我们十几个男的，洞里洞外随时都是赤膊上阵，一条窑裤（短裤）敞敞裤脚，勉强遮羞。洞中那么狭小，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几乎光着身子进进出出。她虽长得不咋的但绝对性感。她要进来了，挨挨擦擦的，万一家伙什不听招呼伸头探脑的多尴尬？还怎么挖泥巴、抬石头？

大家正在尴尬又无奈中，邓仁友倒还直爽，直接跑过来打招呼，明说：“你们莫想她的方儿哈，没得你们的事儿。她只负责舀水。”实际情况则是，她哪里舀啥水嘛。邓仁友安排她白天回家，专门做下夜班。此后几个月中，反正我是很少见到这个胖子妹儿。每天深夜，我们在防空洞里一锄一锹地挖，往外抬泥巴，往里抬石头，石匠们砌石拱。广播站全员都在睡觉，邓仁友老婆也在和平广场外边的家里睡觉。邓仁友自己坚持守在广播站楼上，他的办公室里安放有一张床，专值夜班。他说担心防空洞垮塌，不放心。王文兴主任还多次表扬他责任心强。反正半夜12点过，胖子妹儿一来，邓仁友就把她叫去楼上，直至天亮才走。广播站整栋楼就他（她）俩在楼上。有时窗口有灯，有时又没有，不知在做啥。懵懵懂懂的我和表弟不多想，林成仁他们几个年龄大几岁的，说起这事儿，就像发痴一样，“嗤嗤嗤嗤”地发出阵阵淫笑。他（她）俩在干啥，你们有谁知道？

邓仁友让我们挖防空洞的几个大工又挖又抬，还要负责帮胖子妹儿舀水。胖子妹儿拿了钱不干活儿。舀嘛，我们心中不甘。不舀嘛，水漫上来事儿就大了。我们还得舀，搞得我们有苦说不出。王文兴主任见到我们还说：“给你们找了个舀水的来，你们轻松点。”我们轻松点？我们不敢说，说了饭碗就没有了。其实，他（她）俩干啥事儿，关我们屁事儿。不过，心里也替胖子妹儿难过。草根活命，真难！

思绪飞起来，啥都想起来了。我的表弟程地伟，表婶要我带着他是有道理的。他老是惹麻烦，出难题，要我揩屁股。工地有几个石匠，专门打石头。其中一个叫程天生，论辈分是表弟的长辈，还是九池上面下来的，真的是他们程家自家人，算是隔房叔叔。他的一对眼睛很圆很大，大家都叫他“猫儿头”。万县话，就是猫头鹰的意思。

农村人很看重这层关系，表弟则不然。一天“歇哨”，大家一起坐在大会堂门洞里歇气。那里有穿堂风，凉快。表弟一会儿动手动脚拿个树枝在地上划过来划过去，激起阵阵灰尘。一会儿又口中“嘘嘘嘘”地吹口哨。

挖洞也好，抬泥巴出来、抬石头进去、石匠进洞垒砌石拱也好，都要深入地下。没有架好石拱以前，洞窟内极易发生垮塌。农村人很迷信，很忌讳。表弟手撼脚溅整起灰尘，他们还能够忍受。吹口哨就不行了，那在农村人眼里犯忌，那是催促垮岩的意思。石匠程天生像对待农村子侄一样，自认是老辈子，他大声苛斥表弟，说：“你嘘个锤子，你要把洞洞嘘垮呀？”表弟不干了，站起来突然伸手就是一耳光，“啪”的一声打在程天生脸上。我们都惊呆了。程天生脸色煞白，随手抓取一大块石头片，照着表弟就砸过来。表弟个子小，灵活，躲过石块就跑。我正坐在表弟后面，表弟跑开了，石块不偏不倚地向我飞过来。幸好我反应快，头一偏，石块砸在后墙上，“嘭”的一声，墙上石灰掉下一大块。尽管是表弟的错，也是他惹的祸，我可不能任由他出事儿，维护他是表婶交给我的任务。不然，还能怎的？

我拉住陈天生，怎么都不放手，直至表弟跑得很远很远。我又嚇又诳地，好不容易安抚下“猫儿头”。以至于几年后，我调到九池教书，路上偶遇陈天生，我主动招呼他，他都不搭理我。当年，如果我没有躲过那锋利尖锐的大石块，今天就没有人记录这些往事儿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人就这样一天天成熟起来。

2024.2.21

青葱岁月之十二

《水流沙坝》

1972年起，我改木料三年。 “改料没有巧，只要屁股甩得好”，意即改料要全身上下一起使力。不然，就是顶起石缸唱戏，力也使了，戏也不好看。至于累呀苦呀，两头见黑呀，一背太阳一背雨呀，那都不是事儿。难熬的是成天像磨坊的牛一样，定在马凳旁，原地拉过去推过来，有点孤寂。

改料是双人活儿， “孤掌难鸣”。一般情况下，我挣3元多/天，比其他行当强多了。且人际单纯，只需与木匠处好关系。

改料的分钱方式比较独特。拿到工钱，先提出锯子一方的消磨费几角钱。然后，既不算账，也不数钱。一人手拿现金，从十元钞开始分。你一张我一张，元票、角钞、硬币依次来。剩下最后一分钱，两伙计一同走到卖盐“万儿红”（向日葵）摊子前，撮1分钱盐“万儿红”，一起吃掉。公平合理，谁也不亏谁。只有我例外。只要分完1元以上钞票，剩下的角票儿，不管多少，我都一把塞给对方。这消息逐渐传开，满河坝几十个改匠，都高看我一眼。只要他们有活儿到手，都愿意约我一起干。并非我有心机，而是觉得他们都要养家糊口，担子比我重，不应与他们斤斤计较。

有句话常在万县人嘴边：“水流沙坝” 。那可不是字面意思哦。它指在河坝、码头求衣食的人满口脏话，不拘礼节，容易学坏。当年，被主流社会摒去的人多在这里，改匠也在其中。我在这行浸泡三年，见识了各色人等。其实，并非所有人都那么不堪。

那天，有个叫黄平的改匠找到我。他说：“南门口河坝有一根大木头，在河边好几年，没有人改得了。我俩去改，我有大锯子，到时有办法多弄点钱。”

去他家的路上我才知道，他原是个伪连长，出狱后，在东门口下长江的巷道中间的小平台上、人家的吊脚楼下，用竹篱笆围了个十几平方米的地方为家。老婆孩子都住在那里，全家衣食都靠他。他家竹篱笆上沿距吊脚楼地板处几米高都是透空的，一下飘飘雨，家里家外一个样。

拿到大改锯，到南门口河坝一看一量，那根大木头长11米，两头基本一样粗，直径1.46米，是根冷杉。这木头用起重机都无法搬动，只能就地处理。

南门口码头上有许多搬运工，多是各类被管制劳动的人。接触后才发现，他们懂得人情世故，很乐意帮助人，而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国名党中央大学、后期各地的黄埔军校等毕业的都有。

改那根大木料，吊墨、弹线完毕，无法翻身，下不了锯子。我们等到那些搬运工“歇哨”（歇气）时，掏出香烟，热情地招呼他们：“师傅，来来来，抽烟，抽烟。”无事献殷情，一定有事儿求他们。他们歇好气，我们还没有开口，他们中一人直接站起来喊一声：“走，帮他们翻一哈身。”

地区轮船公司王木匠负责收尺。改匠必须讨好木匠。木匠的皮尺往粗或细的一头稍稍移动一点，改匠的收益就大受影响。

黄平很有算计。他主导，我俩共同出钱，收尺前谦卑地请王木匠去环城路宏发酒楼喝酒吃饭，还揣给他2包0.30元/包的飞马烟。一共花了8元多钱，这在当时算高消费，须知当时万县市家庭人均收入不到8元的比比皆是。

结果，王木匠收尺时，几乎见白就收，也即一锯收2面。我俩知道，这样收尺还包含奖励我俩解决了大木头长期闲置的困难，他回公司说得走。那一次，我和黄平拿到了7元多钱/天。哎呀，真的是“找钱不费力，费力不找钱”。可惜，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信奉正派，从未使用过这种下三滥手段。不是不会，是不屑。现在想来，错了？也不尽然。正派很好，净化灵魂，但让你的路走不远。

南门口事毕，我去长江对岸的陈家坝改料。那里有四十几个改匠。收尺时，公司木匠说，有两架锯子料改得最好，用“推把儿”（木匠工具）都找不出挖的瓢儿来。一架是我和伙计，另一架是纳狗儿和茶壶儿二人，大家都这么叫，本名忘了。纳狗儿和茶壶儿是老三届的，在梁平插队落户，偷跑回来改料挣钱。纳狗儿相貌横蛮，身高体重、腰圆臂粗，男子气十足。茶壶儿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高瘦高的，看上去就一介书生，力气却非常大。

纳狗儿那家伙不知畏惧为何物，敢想敢干，且很懂享受。每天午饭后，他都要去陈家坝街上剃头摊子躺下掏耳朵，休息一会儿。回来改木料的时候还大声张扬：“ 5分钱一回，弄整安逸。”

陈家坝改匠中有几个女的，年轻的当中有个叫三秀的，姓啥忘了。她二十七八岁，从万县老山上嫁到城郊菜农丈夫家。她家就在陈家坝正街后面不远的半坡上。一看，她就是个良家妇女，人很本分，不多嘴多舌。听说她老公有病，不能做重体力活儿。家中孩子小，老人老，蔬菜队收入又少。她只得走出来，下河坝学会改料挣钱。留下她病拖拖儿的老公在队上磨洋工混工分。

长期在河坝改料，她胖胖的身材粗壮结实，很性感。常年日晒风吹雨刷，黑黝黝的圆脸上倒还光滑，就是眼角有几粒浅浅的太阳瘢。她一双手臂又黑又粗，力气堪比男人。那天，我伙计的母亲病了，要回家照顾服侍，离开了。三秀正好在家无活儿可干，经人介绍，前来与我短时间搭档。故，我跟她就熟悉了。

改木料要全身运动，汗水多，衣服烂得快。推原木棒棒上马凳时，需要一个人靠上去全力用背顶住，另一个人飞快地钉好铁爪子撑住木头，慢了原木棒棒滑下来可不是小事儿。这样，衣服磨损得很快，穿得越多，磨坏得越多。咱男的赤膊上阵，女的只穿一件，遮羞即可。

当年，城里和农村穿衣服的差别很大。三秀老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妈妈衣衫，就是从衣领斜到右边腋下在侧边扣布纽子的那种，就像旗袍的上半截，当年很常见。农村妇女通常不穿内衣，也不带乳罩，三秀也一样。

改料的都清楚，烈日下，一把锯子拉过去，推过来，一改一整天。汗水象断线的珠子，牵起线一样流下来，连裤脚甚至脚边的锯木屑都是湿的。

三秀也不例外。动手一会儿，头发衣服早已湿透，脸上颈项上汗水不断，一直流进她胀鼓鼓的胸前，又混合着身上的汗水继续向下流淌，直到脚边。每当这时，三秀便会解开领口的布纽子透气。农村妇女发育普遍很好，你不用瞩目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全身被汗水打湿后，薄薄的前襟被硕大的乳房顶起，一摇一摆地改起木料来，晃晃荡荡，波涛汹涌，薄薄的衣衫哪里遮得住那蓬勃得没有天理的两座小山。要知道此衣衫非彼衣衫，妈妈衣衫上的布纽子最上面一颗在领口 ，顺数第二颗远在右腋下边，一经解开，领口下那片遮羞布便倒垂下来，在胸前摆、摆、摆，立即露出白白嫩嫩的一大片。

我当年17岁。虽然以前就在河坝挑沙、挑石板儿、扛水泥，时间还不短，但那时还是个15岁不到的孩子。现在下河坝改料还不太久，还没有沾染上“水流沙坝”里那些死皮赖脸、占人便宜的恶习。成天我只知埋头拉锯，面对抬头可见的春光基本视而不见。偶尔瞟一眼，马上就脸红，低头拉锯子遮遮掩掩。不是我假正经，一是所受教育所致，二是还没有那个豹子胆。

偏偏久经沙场的纳狗儿又是个闲不住的“烧棒儿”，这等福利岂能不沾？时不时的，他就放下功夫跑过来，一脸殷勤地往我的马凳前凑。一会儿给我递烟，一会儿又帮忙紧楔子，眼睛却直直地盯向马凳另一边的三秀那白白嫩嫩的胸前。谁都清楚，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山水间。至于他眼睛往哪里看，有何打算，我既不去想也真不便管。人家已是老溜子，我是初出茅庐的小傻蛋。明智做法是少惹事儿，多挣钱。

三秀是过来之人，何尝不清楚纳狗儿是啥心眼。只是，对于常常被人忽视的农村女人，老公又如彼那般，现在能有高大威猛的男人关注自己，总好过受冷落无人理睬。加上纳狗儿那种高大的身躯和强壮的体魄，对任何女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的存在。说到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年城乡、工农剪刀差太大，资源拥有严重不对等，让千千万万农村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富裕日子的向往，时时刻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判断。

茶壶儿要是不高喊：“纳狗儿，改料了。”我估计，纳狗儿的魂都会落在我的马凳前。没几天，三秀丈夫下菜地除草，被毒虫咬了，脚部溃烂，三秀只得回家照看。我也另约了伙计，木料继续改。

一天中午，纳狗儿和茶壶儿在马凳旁叽叽咕咕半天，最后纳狗儿得意洋洋地说：“这下你莫管我了。”然后，茶壶儿说：“还是要早点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俩打的啥哑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改各的木料，我们也不问。

纳狗儿这个家伙，插队落户好几年，眼看调回城无望，便肆意妄为，心性大变。他胆大妄为，放纵懒散，武力值爆棚，配上那张蛮横的脸，十足一个混混无赖。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在勾引女人上舍得下功夫。三秀老公有病，正常人谁能长期忍耐？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纳狗儿勾搭上三秀的故事很快就传了出来。改匠们你一言我一语，热添油加冷醋，沸沸扬扬，想不知道都难。

那天中午，纳狗儿去山坡上还没有下来。茶壶儿闲得无聊，来到我的马凳旁，有一搭没一搭的摆龙门阵。他说：“三秀长得气鼓鼓儿的，老子也看得起。纳狗儿说了，这次活路儿结账我拿5成5，他拿4成5。条件就是莫跟他争，让他去上三秀。他要搞不定，老子再去。”茶壶儿还给大家详细讲起了纳狗儿在他面前显摆如何上三秀的过程。

那天纳狗儿与茶壶儿约好后，直接一溜烟跑上去找三秀。三秀在家门口不远的堰塘里独自一人淘猪草，旁边还有一堆洋芋。她看见纳狗儿走在堰塘坎上，想起前段时间纳狗儿跑到自己马凳前的那一系列表现，都是过来人，马上就猜到了他为啥前来。

一开始，三秀毕竟是良家妇女，面浅，自顾自地淘猪草，不敢拿正眼看纳狗儿一眼。纳狗儿可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啥没有经历过？岂有胆怯的道理。他嬉皮笑脸地走到三秀跟前，也不说话，拿过三秀手中的背篼，伸进堰塘，三下两下就把猪草淘洗干净。转身一看，又跑到堰塘边，拿过“猪笼”。 “猪笼”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在万县山区常见。就是用一根粗竹杆，中间剖成不断纤的刷把状，再编织成一个笼体，两头仍是完整的竹竿。在中间笼体处开一个口子，放进要洗的洋芋或红苕，抓住“猪笼”一头的竹竿伸进水塘里，一阵前后猛摇，洋芋红苕很快就淘洗得干干净净。平时，“猪笼”随便放在塘边，谁都可以用。纳狗儿如法炮制，一阵猛摇，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把一堆洋芋洗得干干净净。到底是插队落户过的，对农活不陌生。

三秀见纳狗儿三下两下毫不费力地就把活儿干完，再望着他高大威猛的身躯 ，心中不由得暗暗感叹，好感油然而生。这才是男人，哪像自家的病秧殃儿老公，稍微重一点的活儿都干不了。

山区农村娶媳妇的标准很简单直接，那些身材窈窕、面目清秀的都不在首选之列。要找就要找身强力壮肥肥胖胖的，既能干农活儿，又能生儿子。反之，嫁老公也一样，太弱的根本不考虑。

三秀嫁过来，主要是看起了老公的菜农身份。地处城郊，远远比自己老山上的条件好。谁知，嫁过来才发现，老公是个病秧恹儿，心中老大不喜欢，但后悔也晚了。

就这样，中午，菜农都回家吃饭去了，山坡上、菜地里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影。光天化日的，就在堰塘坎坎上，黄桷树树阴笼罩下，一个真做，一个假拒，纳狗儿三刨两爪就把三秀拿下……

事毕，纳狗儿帮三秀一头猪草、一头洋芋地挑起，两人一前一后心满意足地往回走。当然，纳狗儿还不至于敢进三秀的家门，人家老公还在家。他在门外放下担子，对三秀耳语几句，转身又来到河坝改木料。挣钱的事儿，任何时候都不能耽搁，何况他还要挣回许诺多给茶壶儿的那半成工钱。

纳狗儿回到河坝，高兴得扬天长啸：“过瘾呐，刺激！”我们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哈哈哈，堰塘坎离三秀家不足300米，三秀老公还在家，你说刺激不刺激？事后他还说，打野战，天当被地当床，比在床上还安逸。

哎呀，由此可见，良家妇女又咋样，一样跑偏。如果你拿不下，那一定是诱惑力还不够大。从此，纳狗儿中午“掏耳朵”的时间陡然增长，通常不到两点钟不见他从山坡上下来。

几天后，我转到桥沟河坝改料场，后续的情况不得而知。

2024.2.23.

青葱岁月之十三

《无奈与怒不可遏》

1972年冬天，我在地区轮船航运公司造船厂改木料。每天乘坐头班过河船到陈家坝，再沿着长江南岸沙滩摸黑步行半小时到桥沟河坝，天刚蒙蒙亮就开始改木料。

这次的伙计是我的四姨。解放后，四姨跟着当过国名党小官的四姨爹一起从湖北宜昌回到万县市。四姨一家6口人，四姨爹在市木船合作社当会计的工资入不敷出。木船合作社改木料的活儿常年都有。于是，四姨学会了改木料。

四姨比我母亲大十多岁。此时，已经年老体弱。正好我年轻力壮，跟我联手儿改木料，四姨不需使大力，只需掌稳锯子，由我又拉又推即可。这样做，外人是不干的。

这天，我和四姨在造船厂食堂打饭，听人说公司新来了个经理，转业军人，很厉害。这与我们改木料的没啥关系，听过就忘了。过了几天，我和四姨正在桥沟河坝改木料，远远看见从趸船上下来几个人，往我们马凳这边走。为首一个人气宇轩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像个军人。造船厂厂长等几个人小心翼翼地陪同着。

当他们几个人经过我们马凳旁时，我们知趣地停下锯子，静候通过。突然，四姨轻声叫了一声：“二叔。”那几个人停了下来。为首那个人回头看了四姨一眼，面无表情地又走了过去。四姨肯定的告诉我：“那是你隔房的二外公，名叫文化力。”

过了几天，四姨高兴地告诉我：“昨天晚上，你二外公独自一人找到我家里去了。他说，那天在河坝已经认出来了，旁边有人，不敢认。”过了不到三个月，这个隔房二外公就调到湖北宜昌去了。

那个年代，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亲戚间基本不走动。隔房二外公文化力在外求学期间，抗战晚期参加了八路军。1972年，他退伍回万县市，组织安排他任地区轮船公司书记兼经理。这个公司隶属地区行署，县团级。当时，政企干部区别不明显。听说他上任后，发现社会关系难处。思前想后，他找到原部队首长，请求协调，很快就被调走了。他的老首长，级别一定很高。不然，军转干部离开原籍跨省再安排很难办到。

我母亲她们文家在万县是望族，一翻县志即可见。湖广填四川以来，已经传承17代。文家系世代书香门第，祖上出过翰林大学士，还有朝珠传下来。文家子弟文武皆修。外公的哥哥、族长文勃斋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早期同盟会员。外公文化让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川军旅长。我二姨中央大学毕业后嫁的也是军人，二姨爹就是黄埔六期生、国军军长、战犯。

文家社会关系复杂。抗战时期，在外求学的一批兄弟姐妹，一些跑延安，一些跟国民党走，两边都出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只是文革时，对于文家文革前官居部委司长的二人的情况完全漠视，专门楸住国名党官员问题不放，日子惨淡。

所以，隔房二外公回到万县，有亲不敢认。事关阶级立场，不是小问题，还是走得远远地好。其实，文家人被迫外走的不止一个。比如改革开放后，来我家认亲的隔房舅舅文启新，教授、退休云南大学副校长，就是文革前从四川大学任上要求调离的。在外面，他们有的连姓名都是改了的。随便提一句，开国上将宋任穷把追随自己干革命的亲侄儿宋朗华交给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明后，跟刘邓大军继续西进。就因为父亲是国名党海军上将，宋朗华刚解放就是县团级干部，为划清界限，被迫改叫朗华，撤职遭罪多年。1983年我在地区教研室工作时，他才安排为科级的区电教馆馆长。想不到吧，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革命功臣也那么的无奈。

1973年4月，我最后一次在万县市公开露面改木料是在长江航运公司万县航道段，就在西山路挂水牌的下面。水牌就是在长江边树立的标明实时水位高度的大牌子。

时值四川省青年足球赛在万县市西山公园体育场举行，每天数千人经过。凡有熟人经过，我没有回避，一一招呼。几个跑回来看球赛的要好的知青还停下来在马凳旁陪我。不曾想，这下暴露了知青身份，惹来了麻烦。

长航万县航道段属于央企，人头等一切费用都由上级拨款，每年由武汉航道总段统一办预决算。为了彰显其身份的不凡，航道段改木料的价格比当地企业要高一点点。我们一直恭敬着航道段负责收尺的刘木匠。平时我伙计都抽0.08元/包的“八大锤”经济烟。为了巴结刘木匠，我俩特意买了0.21元/包的红梅烟。只要看见刘木匠来到面前，就迎上去一支接一支地递给他。他也识趣，吞云吐雾之际，我们相安无事。

后来，画风突变，那个狗日的刘木匠，不是这样不对就是那样不顺。我们自己吊墨划线他不干。叫他来，他又说忙不过来。总之，横挑鼻子竖挑眼，有意制造麻烦。

刚开始，我和伙计不明所以，狠心买了0.30元/包飞马牌香烟，见到他就赶快递过去，态度恭敬到极点。可是，烟他照收，找我们麻烦的态度不见好转。

后来经人指点，我们才明白所以然。我们马凳旁边改木料的那两个中年妇女中的一个是刘木匠的相好。她看上了我们马凳后码放整齐的油结疤少、平整光滑的木料棒棒。于是，她求到了刘木匠。刘木匠深知那货岂有白用的？不然，还有下次？于是，他就开始不停地使坏。他想让我们知难而退，那些好改的木料棒棒自然就归他姘头了。

我们装莽，又坚持了几天。刘木匠的目的没有达到，在姘头面前的面子还没有绷圆。他正在着急，我的知青身份暴露，借口这下有了。他说我不能在城里吃闲饭，要赶我们回农村。这是当年的大政策，谁敢违背？唉，走就走嘛，哪里还找不到一个饭碗。

不曾想，他连我俩改出来的木料也不收尺，整得我俩拿不到工钱。我们一走，木料、工钱一切都会归那姘头，算盘打得真圆范。等于我俩白干了那么些天，还搭上几盒好香烟。做事太绝了！

我俩旁边还有一把锯子。那个姘头心真大，也想一并赶走吃独食，人家当然不干。刘木匠尝到甜头不是一天两天，对姘头自然是有求必应。于是，大麻烦没有，小麻烦不断，搞得那俩改匠不得安神，敢怒不敢言。他俩出主意，要我们一起捉奸，送刘木匠见领导，要他的好看。可我们几个对刘木匠和那个女人相会的情况全然不了解。俗话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这办法明显行不通。

我们几个还没有想出好办法，刘木匠又来马凳前显摆，叫我们快走。我伙计比我大四岁，在文革中可是挎枪搞武斗的狠角色。他也是下乡知青，哪能忍下这口气。脾气一上来，我俩配合默契，互望一眼，同时冲上去，揪着刘木匠就是一顿狂揍，打得他狗日的哀嚎阵阵，手都不敢还。那姘头一看傻了眼，她怕我俩连她一起揍，三十六计走为上，一溜烟地跑了。

这下人也打了，气也出了，该走了。我俩收拾好改锯、爪钉撑子，拿起衣服，扬长而去。只是可惜了那一二十块工钱。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经过此事，我懂得了，遇事一味忍让只会助长他人气焰。对付蛮横无理的家伙，拳头才是硬道理。

2024.2.25.

青葱岁月之十四

《“谢改匠”来了》

城里赶知青回乡下的风声越来越紧了。1973年5月3日，我带着改锯、行李和一把帕格尼尼（小吉他），与伙计谢家云一起，怀揣东城街道开出的名叫谢声远的社青证明，冒名顶替，与一帮五桥公社的农民泥水匠等乘车离开万县市。经过三天颠簸，我来到大巴山腹地城口县，开始“谢改匠”兩进大巴山求衣食的历程。

当时，城口县除了少数干部、1956年和1964年进去的两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外，其余都是本地人。

城口县城叫葛城镇，当时还不通公路。1972年，进城口唯一的公路只通到离城50里的双河。1973年，刚刚通到葛城镇河对岸的太和场，进城的唯一通道是任河上的一座木便桥。任何水倒流380里，由东向西，进入汉水。河水不太深，清澈见底，含硝重，河床上可见白白一层。打鱼的人蹲在桥上，看见鱼游过来才撒网。

造这座木便桥，要选择若干直径五六寸的木棒棒做立柱，再用细横木棒做横担，用铁爪子抓牢，做成四方立体状的基础桩架子，每个高约3米。几十个这样的架子从任河的这一边向另一边跨河排开，立在河水中，用很粗的绳索串连起来，铺上厚木板固定好，没有栏杆。平时，人畜都从桥上过。一遇暴雨，山洪爆发，便把桥一头的绳索解开，另一头拴在河边柱子上，顺着任河岸边一字排开。“易涨易跌山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几天过去，水位恢复原状，再把桥拉回去，在原址架起来。如此这般，周而复始若干年。

一遇洪水，农民无法进城，全城无菜可吃。其实，有菜也以四季豆为主，低中高山依次吃大半年。邮电局食堂只能是盐菜汤就包谷仔饭。盐菜吃完，只能米汤就饭。这么多年，我吃饭时喜欢喝汤就源于此时养成的习惯。

当年，葛城镇很小，只有一条不太长的河街和一座土城。顺口溜说：“好个城口县，走拢才看见。大堂打板子，全城都听见。”如果点上一支烟，没有抽完，就走出城了。

城口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和邮电局，以及武装部都挤在土城中。城口中学和县医院在城外。河街只有一个百货商店、馆子、肉铺和豆腐铺子，以及一些住家人户。河街的馆子可容十几人，只卖包谷籽混合饭、海带汤和腊肉碎渣当肉臊的面条。土城有一个小食店，只卖小面和拳头大小有点像油条口感的油炸坨。那是我改木料中途 “打幺站”加餐时的最爱，好像是0.10元/坨。在太和场这边，沿着河边，一字排开的是县木材公司和几家规模很小的加工厂。

城口县地广人稀，1973年我进城口时，全县人口不足18万。去年国庆期间我进去过，50年过去，虽县城大变，全县人口也才26万。难怪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派进去一支队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很快就撤出来。估计是人烟稀少，物资奇缺呐。

万县经达县、万源再到城口这条公路修通之前，城口到万县必须取道开县，经过一字梁、狗儿坪、大进等地，翻山越岭，全程步行。

1983年开始，我在万县地区行署工作5年。我听曾任城口副县长的地区计生办主任吴正林讲过。她当年到地区行署开会，要骑马，由向导带路，警卫员陪同，不是穿梭于崇山峻岭的毛狗（狐狸）路，便是在“72道脚不干”一类的河沟中蹚过来蹚过去，单边要走5、6天。她说，那条路有时看都看不出来，就是一些河沟、草丛、树林和山岩。鲁迅说：“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了路”这里走的人少，踩不出路。一遇山洪，就只有在岸边干等，洪水平息后再走，一等就是好几天。

那个年代，山林中还有老虎出没，狗熊也多，野猪起坨坨，更不用说豺狗子（狼）和毛狗。走在林间，胆颤心惊的。警卫员带的枪，真正遇见老虎啥的不起作用。往往是一旦发现就先开枪，反正子弹带的多，不管打得中打不中，吓跑就行。我1973年进城口，还多次见到一头大野猪带着几只小野猪逍遥自在地出没在县城周边。

1988年起，我兼任地区外贸进出口公司经理13年，公司对日本出口业务利润最高的是生漆，由下属城口县外贸公司负责收购。听他们讲，漆农割生漆那个活儿艰难得难以想象。生漆严重刺激皮肤，打开漆桶，闻到味道全身都起皮炎，俗称“漆痱子”，又痒又痛流黄水。漆农和漆匠入行，先用树叶沾生漆，烧化成灰和水吞下，全身皮炎骤起，胯下那玩意儿肿得像癞蛤蟆。强忍7天后痊愈，不复发，才能入这一行。

漆树林是野生的，成片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割漆季节，漆农进山，常常一两个月都不出来，因为路途太远。漆农在深山老林中游荡，有时来不及避让，与黑熊面对面。跑又跑不开，打又打不赢。只得硬着头皮，趁黑熊站起身的瞬间，冲上去，用头死命顶住黑熊下颚、拦腰抱住黑熊与之“玩抱魁儿”。黑熊一下子傻了，趁它没反应过来，赶快找机会逃命。命好，侥幸活着下山也是一身伤。

由于进出不便，城口干部出来开会，往往人还没有赶拢地区，会议就结束了。所以，吴县长很难见上行署专员，通常就是在电话中听秘书长布置工作。她说，道路崎岖还不说，最恼火的是途中没有旅馆，只有“幺店子”，错过就只有露营。“幺店子”就是驿站，茅草屋地中间一个火塘，树杈当钩子，挂上鼎罐，煮包谷洋芋，也煮腊肉。吃完饭后，搬过楼梯，手脚并用爬上楼。楼板上铺着厚厚的一层晒干的包谷壳子，也不知用了多久，味道极大。睡觉时，把包谷壳子往两边一刨，人往中间的低凹处一躺，再往身上刨拢来，铺盖就盖好了，男女都在一起躺着睡觉。火塘旳火不能熄灭，否则，冷得浑身发抖。那浓烟直冲楼上，就像老腊肉一样被哄烤着，熏得眼睛都睁不开。昏昏沉沉睡去，半夜醒来，听见屋外野兽叫，汗毛都竖起来了。年终去行署述职，途中总得被熏几次、吓几次。下乡时，更是如此，她都记不清那些年被熏烤了多少次。

1983年，我在地区教研室工作时闲聊，说我曾经在城口改过木料。化学科李老师凑过来告诉我，她儿子在城口巴山公社插队落户。有一天，跟大队支记去公社开三干会，回来时天全黑了，在半路遇见一只老虎坐在路中间。吓得他俩过也不敢过，跑也不敢跑，呆呆傻傻地站着筛糠。又担心后面被野物偷袭，只能背对着背，打着手电筒，战战兢兢地等死。眼看手电筒快没电了，吓得两人裤子都尿湿了。还好，苍天有眼，老虎慢悠悠地一步一摇转身走了。两人一言不发地回到家，睡了整整一天一晚，人还站不起来。

李老师说，他儿子插队落户的山上，老虎不少。夏天晚上，明月高挂，他儿子早早地用抵门杠把门抵住。有时听见虎啸阵阵，从门缝里望出去，老虎就在院坝上溜来溜去，有时一屁股坐下来望着月亮。看来老虎啸月不是文人笔下的臆想。

我有一同事，任过城口县武装部长。听他讲过，巴山山高林密，直到1980年代都还有老虎出没，伤人的事儿时有发生。不过，现在没有了，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十几年前，同在大巴山腹地的镇坪县出了个农民“周老虎”，用老虎画像摆在森林中拍照冒充真虎。县里由此打造旅游，宣传“观镇坪美景，听老虎呼啸”，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再讲个在城口听来的故事。城口山高林密地盘宽，给逃难的人留下了空间。长期以来，城口及周边各县有些在家乡活不下去的人，纷纷往城口跑。他们一头扎进深山，比较多的是在一字梁上隐居下来。一字梁海拔很高，位于城口巫溪开县交界的地方。那里人迹罕至，非常隐蔽。这些逃难的人在一字梁上砍树、搭建窝棚、开荒、种包谷洋芋，存活下来。每年夏天下山一趟，用山货换取布匹和盐巴，完成交换立即翻山越岭回到山上。年复一年，一字梁上面星星点点地聚集了不少的人。

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不知从哪里跑上去一个人。此人见识高于一字梁上的其他人，还有点觉悟。他在山上混了几年，与那些散居的逃难人和睦相处，倒也自在。东搞西搞，一来二去，他就成了这一群人的生产队长。

听说是文革中的一天，这个自封的生产队长，走家串户，告诉一字梁上的那群人，他要下山，争取政府认可他们，要大家给政府交点公粮，图个长远。大家心想，皇粮国税几千年都要交，现在日子过得下去了，还是有个身份才好。只要允许他们在上面生活下去，好过回到家乡饿饭。至于其他，交由这家伙看着办。

这样，这生产队长翻山越岭来到城口县政府，自报家门要求见县长。看大门的老头觉悟蛮高，深感事情不小，立马报告。管事儿的听说一字梁上居然聚集了那么多的人，吓了一大跳。

结果，没过多久，城口及相邻几个县分别组织人员同一时间上山，对那些“逃亡分子”清理、造册后一律遣返回原籍。听说，那些人拖家带口、背包带伞，牵羊赶猪，提鸡带兔，全部被赶下了山。从此，一字梁上炊烟断绝，再也没有滞留人员。

2024.2.27.

青葱岁月之十五

《收拾李木匠》

1973年，我们一起进城口建设“314工程”土建部分的那一众砖匠、泥水匠、木匠都是万县市城郊五桥公社百安坝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师徒关系。他们沾亲带故，彼此又是开门就见脸儿的邻里乡亲，一共40几个。他们就是最早的农民工。领头的是个中年泥水匠，一脸九筒，名字当时就没有记住，只记住了他的诨名王麻子。多年前，他跑去哈尔滨务过工，这在当年可是出了大大的远门。他是个老油子，比其他人多几分见识。百安坝一众人都听他的招呼，他是他们的主心骨。

在城口县邮电局院坝里，我们大家分住两间没有窗户无门扇的大房子，通铺，每铺20几人。

王麻子有些名堂，看出我和谢家云两人不好欺负，背后说我俩面善心中有名堂。我俩本来就喜欢与人交往，吃个饼子抽根烟啥的没拿他们当外人。不光是对他，散烟吃东西时，见者有份。我俩深知，“出门人求财不求祸”。山遥路远地来到城口，大家共事，相安无事最好。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工地众人基本上古井无波、风平浪静，通铺房内也还安宁。那种各路人马汇聚，初来咋到时的磨合阶段必然发生的冲突并未出现。

王麻子老奸巨猾，绝非等闲之辈。他确实见多识广，善于隐瞒自己的意图，懂得见风使舵，也明白出门在外与人和睦相处的道理。只要没有触及到他的个人利益，他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面上，他真的没有对我俩伙计使过坏。其他几对年纪稍大的师徒与我俩关系处得也还好，见面时李师傅过去，谢师傅回来，相敬如宾不敢说，倒也平和自在。

唯有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李木匠见面时那眼神有点不祥。李木匠年纪不大，对任何人都是一副黑脸，膀子粗，腰杆粗，一身死肉猛一看很有劲儿。他只是不敢在王麻子面前耍威风，其他人基本不在他眼中。我俩都看出来，这个家伙，必须慎重对待。

我和谢家云两人相交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知道，一旦与他们中任何人起冲突，惹上一个就等于对付他们一大帮。我俩虽不怕他们，但也不想找麻烦。万一有大麻烦避不开，办法早已想好。就是小心护住自己的头，集中力量猛打对方领头的家伙。不管他旁边的人怎么样下死手，只要不是打自己的头部，宁愿身上挨几棒，都要撑起。不躲不闪，集中力量下狠手，尽快把领头的家伙打趴下。只要领头的家伙一叫唤，其他人就会作鸟兽散。这一招以前试过，屡试不爽。

到城口的第二天，我们就上工地，开始干各自的行当。我的工棚就在通铺房旁边，一个并不遮风避雨的简易棚子。

见过原木棒棒的都知道，任何树都一样，不分大小粗细，树丫巴与树干结合处，有一个“油结疤”，坚硬无比。树干上的丫巴越多，“油结疤”就越多，木料就越难改。

城口的木料与我在万县长江边改的木料不同。万县改的多是黑水森工局从河里放排漂下来的冷杉，棒体粗大，木质结构比较疏松，“油结疤”少。城口的木料是大巴山当地的松树、枞树和桦树，生长周期长，并不粗大，但结构紧实坚硬，枝丫多，自然“油结疤”就多。

改木料就是把原木改成木板、木方材，工地上的一板一方，全靠改匠改出来。改木料不光要流大汗，会用力、用巧力，还讲究联手儿两伙计间的配合。但是，改料过程中有一件尴尬事儿是无论怎样配合都无法消除，这件尴尬事儿就是改木料还要流血。

造成流血的原因是由于木料和“油结疤”的硬度不同所致。改锯在惯常运行状态下，一拉一推，和缓平稳。突然碰到坚硬的“油结疤”，阻力陡增，猛地一顿，锯齿就会嵌进“油结疤”。此时，推进方的手正在往前专注地送力，稍不注意，马上就会脱手，倒拐子（手肘）碰上锋利的锯齿，顿时就会鲜血淋漓。联手儿两伙计配合再好都防不胜防。流血的事儿隔替差五就会来上一下。一旦遇上，通常是受伤一方随即弯腰在地上抓一把新鲜干净的锯木削，迅速按在伤口处止血。改匠没有那么娇贵，一会儿，待血液凝固，又接着改。人人都一样，从不互相埋怨。在城口，手肘流血的时候多了许多。

一天晚上，大家歇工吃过饭后回到通铺上，各干各的事儿。

农村师傅真享福，坐在铺上，拿着叶子烟杆，一口一口的吧嗒烟杆（吸烟），时而还一口清口水“噗”地吐到地上，悠闲自在。徒弟则毕恭毕敬地打洗脸洗脚水，待师傅洗完脸，再勾下身子帮师傅洗脚，揩干。当师傅的一脸享受，洗完收回脚，怡然自得的坐在床沿继续吧嗒、吧嗒抽烟。徒弟则屁颠屁颠地去倒洗脚水，然后打水自己洗。

城里头不兴这一套，我俩从没有见过。那时年轻，管不住嘴，看不惯，开了句玩笑，说他们像地主老财。这下犯了众怒，几个师傅面露愠色，其中那个眼神不祥的师傅李木匠来事儿了。

这个李木匠绝非善类。他不翻脸，假惺惺地讪笑着说：“你们改匠力气大，我们来扳手劲儿要得卟？”说实话，黑矮粗壮的他手膀子比我俩粗，就想仗着那身横肉，借机报复。人在江湖，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我俩都知道，要是不应战，那就是我俩受气的开始，后患无穷。

李木匠忽略了一点，咱改料的手看似不粗，会没有劲儿？他不知道老祖宗传下来的练中国功夫的结果表现在身体上，本来就是长劲不长块。你什么时候见过传统练武之人比如武当山道士身上有肌肉块块的？那个不是面容清癯、体型精瘦的？加之谢家云从小就爱打架斗殴，还在贵阳体委武术班接受过训练，力气大得很。我也很早就跟风“操扁挂”（练武），什么“八法”、“洪门”、“正专”、“八段锦”啥的，那样没有练过？练石锁，吊单杠爬吊杆，14岁我就能连续举起自制的48斤重的石锁20次。我的武功没有学会，力气倒是练出来了。只是我俩皮肤好，平时态度温和，面无凶相，常常被人忽略。

谢家云个头比我大。李木匠也是走南闯北的人，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指明要与他扳手劲儿。行，那就扳吧，一群人全部围上来。毕竟他们是一伙的，人又多，我不得不防，小心驶得万年船。打群架时，人少的一方，最怕被一大群人团团纠缠住，那就成了别人刀下的砧板肉。此时，我悄悄地退出人群，静静地退到通铺靠墙的一边，在众人背后，背对墙而站。悄悄把三角刮刀掖在腰间顺手的地方，以防不测。

谢家云和李木匠两人相对，伏在通铺上，伸出右手开始较劲儿。结果不用说，李木匠看似人高马大手膀子粗，但他那是一身死肉，爆发力耐力都不行，根本不是谢家云的对手。与农民比挑、抬、背等蛮力，我们自知不敌。讲手臂上功夫，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们的弱点在于腹肌没有力，不能全身肌肉一起调动。谢家云胜得没有一点悬念。

扳手劲儿结束，他两人的右手还握在一起没有松开。谢家云哈哈大笑，慢慢地翻正身体，很随意的正要仰卧在通铺上。丢了脸面怀恨在心的李木匠拉着谢家云的手不放，恶狠狠地瞪着眼睛，猛然一滚一拉，那个意思是想打谢家云个不备。我大惊，还没有等我叫出声，谢家云反应更快。他也马上收回差点伸直的手，握紧李木匠的手，向胸前收紧，反方向一拉一滚，“嘭嗵”一声，李木匠整个身子从谢家云身上翻过去，越过通铺，长条条地摔在地上，杀猪一样叫起来。诸位，请注意，李木匠拉谢家云的手时，谢家云的手臂内侧朝上，李木匠想把谢家云的手拉过去，身体一滚，用肩膀顶住谢家云手肘外侧，反向使力一摔，人还没有过肩，手臂必先断。谢家云拉住李木匠的手，是顺向把李木匠拖过来，李木匠的手臂是自然弯曲的，尽管整个人被背摔过去，人摔痛了，手臂实则无恙。李木匠的心狠毒，可见一斑。

众人惊呆了！王麻子鬼精鬼精的，他什么没有看见？他什么不明白？毕竟他与李木匠沾亲带故，明知是李木匠不对，肯定也要维护李木匠，但也不便明着相帮。此时，他赶紧出来打圆场。趁大家都目瞪口呆之际，他忙招呼一众人等：“走走走，睡瞌睡，睡瞌睡。”还瞟我腰间几眼。狗日的，原来他一直在留意我，此人真的不简单。

人群散去，一夜无话。黑矮粗壮的李木匠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晚上躺在通铺上不断呻吟。那一摔，估计摔得也不轻。这家伙心中不甘，搞又不赢，百安坝众人自知理亏，都不愿为他出头。第二天，李木匠一个人跑到邮电局王局长面前告我俩的刁状。

回到通铺房，我和谢家云气不过。狗日的李木匠，心怀叵测，他的滚翻拉小动作要是得逞，谢家云的手臂必定反向折断，一定就废了。现在反倒恶人先告刁状，可恶！李木匠正躺在通铺上，我俩拿出三角刮刀，走向李木匠。他恐惧地望着我俩，想跑又跑不掉。我俩虚晃一枪，也不理睬他，走到他身边，直接往他身上的棉被边边扎了几刀，又瞪了他几眼，以示警告。第二天，他再次去告状。老子两个气不过，一口气把他的被子再扎了十几个洞洞。自始至终，我俩都没有说一句话。

这下他服了，李木匠再也不敢放肆。从此，李木匠在工地上順眉顺眼地做他的木匠活儿，眼中那股挑衅意味消失得无影无终。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才真正的相安无事。

同是出门求财人，何须针锋相对。

2024.2.29.

青葱岁月之十六

《通铺龙门阵》

治服了李木匠，再也没有谁藐视我和谢家云。与众人搞好关系，本来就是大事儿，他们不招惹，谁会自找麻烦？

1973年5-10月，白天，大家劳动在一个工地，打饭在一个食堂。晚上，我俩只要没有去任河边拉琴游泳玩耍，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铺房。通铺在万县叫连枪铺，睡觉时头靠墙，与北方的炕躺法相反。枕头下就是出门人的保险箱，这个规矩谁都知道并遵守，绝不会碰。这段时间，我与百安坝那群师徒接触多，基本知晓他们的情趣和向往。他们对咱读书人讲的三观等基本无感，从不操XX海的心，只对身边的事儿感兴趣，并按照自己的切身感受进行总结。

百安坝这群匠人师徒，在水流沙坝混迹多年，可不能当普通农民看。通常，晚上洗脚上通铺后，师傅们口含叶子烟杆，盘脚坐在铺上。徒弟们赶紧忙完自己的那一通事儿，也爬上通铺。他们有样学样，不光是学手艺，连坐在铺上的姿势、脸上的表情都与师傅差不多。这些家伙只要一开口，全是荤话荤龙门阵。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逗弄笑骂，淫笑翻天。说的笑的都与女人有关，女人就是他们心之所往。

下面的文字要不要记录，我有点犹豫，只因内容粗鄙。但却真实发生过，一些人，一些事儿，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晃、晃。还是记录下来吧，不博眼球，只为难忘的过往。

每当这时，通铺上的徒弟们个个都不停地拿眼睛瞟自己的师傅。师傅不开腔，他们也不敢开言，但又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可师傅们完全无视眼前的徒弟，不停地吧嗒着自己的叶子烟。

这房里住着我和谢家云、王麻子、周、李木匠等师徒20多人，是这群人的精神中心，荤龙门阵和直白粗俗的言语、故事就是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只要我们这边笑声一起，旁边那间房的一众师徒就会蜂拥而至。哈哈哈，他们边笑边挤地坐上我们的通铺。这样的情景太多太多，那真叫一个热闹。今天截取一段，给大家凑凑趣。

各种场合，在哪里，全都一样，就像八项规定前的酒桌上，首先由在场地位最高的人发话，然后依地位高低逐个表演。一到高潮，不分尊卑，不依次序，不讲文武，谁都会来上几句荤段子，凑凑热闹。

王麻子为尊，他那天又第一个开腔。他回回讲的都是他在哈尔滨的过往。那是他的骄傲，不知讲过多少回。他说，他那时候年轻，总是想搞老毛子（俄罗斯）婆娘。他描述老毛子婆娘在街上走路，肥大的屁股像农村接媳妇儿时过礼的箩兜那样大。大屁股两半儿走起路来一搓一夹的，就想上去摸一下。还说那些洋婆子的姬姬就像两堆肉山，两只手捧一个都捧不下。无奈只有干想，无法兑现。每到此时，听得一众师徒心生向往，一起哄堂大笑。你个王麻子，你又没有上过老毛子婆娘，你从哪里知道两只手都捧不下的？

王麻子讲完，总是叫我讲。我和谢家云互为依靠，不分主次。王麻子人丑心细，一再推崇我。这个时候我总是说，大家讲、大家讲。或者说，周师傅讲。客气总是要的，哪能事事占先。这个周师傅就是周木匠，给我们收尺的，适当抬举抬举他没有坏处。

周木匠读过几年私塾，有点墨水，当过生产队长，方方面面自然优于其他师傅。每到这时，他便把烟杆在铺沿上磕一磕，清两下嗓子，顿一顿，才慢条斯理地开讲，显示他有文化。他讲的笑话不少，其中一个讲的是男人女人乘船过河的老笑话。他说，有一天，一个大肚子小媳妇坐在过河船上，除了推船的，船上还有一个和尚，一个秀才。三个男的见她有几分姿色，就想逗弄一下她。推船的说的骚话记不得了。和尚讲的四言八句我也记不完整，内容不外是用庙里素食“油炸豆腐老盐菜”好吃隐喻女子好弄的意思。咱想现编现凑也简单，但那样有违历史的真实，还是不编。

秀才的话还记得。秀才酸酸地开口吟唱：“有木也读桥，无木也读乔。去掉桥边木，添女变为娇。娇娇女子谁不爱，罗裙下面两块菜。胜过鸿门宴下三杯酒，油炸豆腐老盐菜。”顺带把和尚的四言八句贬了一下。

大肚子小媳妇懂点文墨。她一听就知道几个臭男人想占自己的便宜。是可忍孰不可忍，她随口就来上几句:“脚儿尖尖，肚儿圆圆，一胎生三个。老大当和尚，老二是秀才，老三不争气，下河推小船，还找老娘要过河钱。”几句话，把三个男人都骂了。

陈石匠年纪最大，50多岁了，也是走南闯北的主。他一开腔，总有惊喜。他也挤在通铺上，边裹叶子烟边说他那通俗易懂的经典。他平时就爱搞笑，每晚睡觉前，他总是拍拍他下面那话儿自嘲：“睡呀，今天莫得搞哇。”

这时，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街上人爱说那些虚的。我们楞个远跑来，还不是为了嘴上有吃的，鸡巴有日的？他妈的，男人莫得搞，一辈子辛苦为的就是两巴，一是嘴巴，二是鸡巴。”他一停顿，把烟塞进烟杆，他徒弟“咚”的一声跳下地，给他把烟点上。他吧嗒两口，接着讲：“二天（今后），你们娶了幼客（老婆），一要日得好，二要锤得好。幼客那个东西，你把她日安逸了，她就不得翻翘翘。不日安逸，她就要偷人，给你狗日的戴绿帽壳儿。她不听招呼，敢不给你煮饭，你把她狗日的捉来一顿毛锤，她晓得痛了，就规矩了。”一群徒弟都还单身，这 “两巴、两好”直把他们听得抓耳挠腮、激动不已。

接下来，其他师傅纷纷亮相。唱荤民谣的，说荤故事的，不亦乐乎。什么“十想”、什么“十摸”闪亮登场。“十想”描述令人遐想。“十摸”表达形象，比如 “五摸姐姐的奶，奶儿吊起甩”。他们津津乐道，无荤不要。这时，我才知道平时憨厚老实、不善言辞的他们多么地能表达、善表达。

笑闹得差不多，我也登台。太过庸俗露骨的东西，我不是不会，而是不好意思讲。我挑选了首不荤不骚的农村民谣《单身汉》：“一说单身汉好哟，单身汉哪些好哦喔。出门七八天啰喔。屋头断了炊烟啰。锅头刷两刷哟，哲哲（蜘蛛）起势爬哟。灶孔头通两通喔，通出个青克马（青蛙）哟……”刚唱几句，他们都跟着齐声唱起来，比我还起劲儿。妈那戈壁的，忘了他们就是农村的，他们全会。

这时的气氛，已经有了几分比拼的意思。尽管我只有两人，在他们眼里，你们是城头的，我们是乡下的，分得门清。此时，咱可不能落下风。说荤话，咱比不过他们，那就唱民谣。谢家云嗓音浑厚，唱外国歌曲是好手，唱乡土小调不会。比拼获胜，全靠我了。

万县的《薅秧锣鼓》很有特色。田间地头，一群人干农活儿。其中一人手持小锣小鼓，口中念念有词，内容不定。见啥唱啥，指哪儿唱哪儿。灵活多变，插科搞笑。鼓励勤快，鞭挞懒惰。他们的第一身份就是农民，肯定会。我一定要唱一个他们不会的，让他们晓得老子的厉害。

我略加思索，想起了梁平县的《抬二儿歌》。百安坝这些家伙应该不熟悉梁平，就来几句吧。

梁平《抬二儿歌》不是一首歌，它是田间地头劳动号子的统称。梁平人抬东西的样子很搞笑，一根杠子高高耸起，中间高两头低，物体捆在中间，两人抬着走在田坎上一跳一跳轻飘飘的，唱着《抬二儿歌》，助力不少。它与东北《二人转》一样，幽默风趣，深得民众喜欢，就是荤内容多。还别说，起承转合它一应俱全。

我清一清嗓子，开口唱到：“清早起来去放牛喂，一根田坎走出头唉。哪根田坎不长草舍，那个麻二不长毛唉。”我一开口，那群家伙愣住了，他们不会。听到最后一句，哄的一声大笑起来。那种场合，不管你说、唱什么，都不要紧，关键是一定要是荤的，至少有一句。没有荤的，他们不爱听。

接着又来一首地域歧视味浓、梁平取笑万县的，我改成“外县”：“青杠叶子尖又尖呐，挑担白米下外县呐。情妹爱我的好白米舍，我爱情妹的双沿沿（音xian，不解释，指啥自己猜）呐。情妹生得蛮又蛮呐，胯脚夹个鲁班船呐。白天弄来高挂起舍，黑哒就来划龙船呐。情妹生得蛮又蛮呐，胯脚夹个咸菜坛呐。缸豆茄子浸不满舍，一根黄瓜揉翻沿（音xian）呐。”这一下，一众人等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眼睛水儿都笑出来了，勾腰驼背地笑了一半天。

谁说农民不懂情趣？那是被他们朴实的外表所欺骗，他们掩藏得严严实实的内心世界在平时你真的没法看见。他们不光会劳作，也会取乐。他们的故事荤素搭配，直白易懂，既解郁闷，也消除不快。那些笑话谁听了不笑逐颜开？他们的日常，周而复始，很无聊、很无奈，不光体乏劳累，还心累无边。只要是人，累了一天，都需要放松放松。像这样，既不花钱，也不招惹谁，说说笑笑送走一天，不好？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东莞，是他们的会所“天上人间”。笑够了、闹够了，一觉安然睡去。第二天醒来，又是一背太阳一背雨地砌砖、抹灰、做木活儿。他们说的那些脏话，摆的那些荤龙门阵，如果设身处地地去听去想，你会发现，同样是生活总结，是经典。究其内涵，就是那些庙堂高论的初级版，只是粗鲁直白，更加易懂简单。

2024.3.2.

青葱岁月之十七

《野蛮婆娘嘻哈汉》

城口人尚武，性格普遍倔强。他们说话卷舌音重，一开腔就“毬”天“毬”地的。比如，问别人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他们会问：“啷们整毬的。” 形容一个人固执，他们会说这个人“嚼毛日狗的”。他们的行动永远优于语言，几句话不对头就要“办蛮”。大巴山人，民风彪悍。

城口人酷爱喝酒，也很能喝。当时，酒在城口很稀缺。带1斤酒进去可以跟山民换1斤天麻，或者跟漆农换1斤生漆。1974年我二进城口有备而去，就换了2斤生漆回来，小漆桶很精致，还不另要钱。

当年，城口没有黏土烧砖，也没有水泥房屋。1973年，我们承建的“314工程”土建工房就是城口县第一栋水泥房屋。墙壁工艺叫搓沙，就是用木搓板反复揉搓水泥灰浆，使墙面出现细细的颗粒感，柔和、平整、美观。这个工艺在城口从没有过，很好看，很稀奇，引得县里很多人都来参观。

城口修筑堡坎、矮墙没有石头石条，山上也没有可供开采的完整岩石，但任河里有用不完的鹅卵石。城口人因地制宜，他们用石灰拌细土和河沙，兑水调匀成三合灰浆。从河里将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捡起来，将平整的一面对外，墙基上涂抹厚厚的灰浆，放上鹅卵石，依次码放。然后继续抹灰、码放。一排做完，又砌第二排，层层叠叠依次砌上。慢慢的，堡坎、墙壁就砌起来了。这种堡坎、墙壁的墙面密密麻麻地铺满鹅卵石，煞是好看。但是，这种工艺建起的堡坎、墙壁抗力差。天长日久，慢慢就散开。不经用，无法修筑较高的建筑。

1974年3月底，我搭乘铁七师运输团的便车到了万源县，然后搭乘货车，坐在种红苕麻袋上，翻越高高的积雪未化的八台山，山顶只有1尺多高的低矮竹丛，没有树木。经过险峻的白芷山，望见山下的公路就像鞋带一样伸向远方。到了城口。我们住在县城对岸的太和场外任河河滩上的窝棚里，吃饭在县木材公司搭伙，窝棚外面就是我们改木料的马凳。

记得有一天，天蒙蒙亮，我从窝棚里钻出来，拿着茶缸牙刷，肩上搭着毛巾，踩着高低不平的鹅卵石滩到河边去洗脸漱口。来到河边，我蹲下来，拿着茶缸去舀水。“嘭”，手像触到什么东西，水没有舀起来。我以为瞌睡没有睡醒，眼神不好，再来一下。又“嘭”的一声，还是没舀到水，手还碰痛了。仔细一看，呀，河水结冰了，原来我触到的是冰面。城里人嘛，卫生习惯还是要的，再冷，哪能不洗脸漱口。我捡过一块石头，“嘭嘭嘭”，一阵猛砸。砸开一个大洞，伸手舀水，这下行了。可是，那一口冰冷刺骨的河水刚喝进嘴里，“呲”的一声，冰得我的牙龈收得紧紧的，嘴巴半天张不开。

那段日子，天刚放亮，我们就在马凳上忙活。一锯子过去，一锯子过来，直到傍晚看不见墨线才收工。也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与当地居民有了最直接的接触，亲眼目睹了他（她）们的处事方式和喜乐哀乐。

我们工棚的旁边不远处，是一个石坎墙工地，几个当地砌石匠正在那里砌石堡坎。旁边堆满了如山的鹅卵石和一堆堆石灰、沙土，一群本地姑娘媳妇在一旁负责拌灰沙、送灰浆。天天见面，时间一长我们就熟悉了。我们和他（她）们同在一个河滩上，见面笑笑，打声招呼，名字早就忘记了。

城口男人个子普遍不高，身材粗壮，蛮力气出奇的大。二三百斤重的松木棒棒一个人就顺上肩，扛起来飞跑。换做我们，没有抓手，两个人完成都很困难。他们一身蛮力，却普遍腹肌无力，肩挑背驼的事儿，他们在行。做别样不行，甚至于扳个手腕儿也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看着我做引体向上、在杠上跨腿转圈圈，还有点不服劲。结果过来一试，他们完败。这就是腹肌有力无力的区别。

城口姑娘媳妇生得很壮，属于长得紧扎的健美型。她们红红的脸庞，清纯的眼神，给人的感觉淳朴温良。我知道，但凡见识不多、内心单一的都是那种眼神。直到后来，见识了她们的敢作敢为，我才知道，她们温良个啥？他们的野蛮劲儿绝不能小瞧，疯狂起来，姑娘媳妇一个样。

水流沙坝的男人，哪里的都一样，其心态、言行都差不多，大都口无遮拦、行为无忌。平时，男男女女的在一处，无事儿就喜欢伸手动脚、打情骂俏。如果遇上个生得饱满长得好看又放得开的姑娘媳妇，那就热闹了。

那天，一个叫吴哈儿的砌石匠心血来潮，口无遮拦地逗弄挑灰浆的姑娘媳妇们，那个架势他要一网打尽。我们在河滩上改木料，他（她）们之间的打情骂俏，我们听得一清二楚。热闹之时，也会抬头瞟一瞟。我们发现吴哈儿他没有单一目标，一会儿招惹这个，一会儿逗弄那个。他不光口吐真言，还动手动脚。兴之所至，甚至还一只手去揭人家的衣裳，一只手伸向衣服下面。

这下热闹了。一个姑娘或是媳妇我们也搞不清楚，只听见她大声地说：“吴哈儿，你再鸡巴鸭巴，东搞西搞，信不信老子们灌你的沙屁眼。”哈哈哈，姑娘媳妇也称老子，不知太上老君作何感想。那吴哈儿哈哈大笑：“来来来，你来灌，不灌的是我的婆娘。来来来，望这儿灌。”还手舞足蹈地伸手朝自己屁股上指。这下真的把姑娘媳妇们惹恼了。她们一起冲上去，联手把吴哈儿那个倒霉蛋扳到，三刨两爪就把他的裤子拔了下来。呀，空心货，没有内裤的，下身脱了个精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伙姑娘媳妇一点不为所动，几个人按住吴哈儿，几个人捧起河沙就往他胯裆里灌，不停地灌。胆大的还伸手去他老二处又抓又挠，只搞得那家伙高声呼叫、不住求饶。正在兴头上，她们哪里肯放过他。不过，看她们嘻嘻哈哈、欢天喜地的，倒不像真的恨他，而是想大家热闹热闹，羞辱羞辱、整蛊整蛊他。

灌了一阵，挠了一阵，叫了一阵，笑了一阵。该说的说了，想骂的骂了，能干的干了。吴哈儿板不动了，姑娘媳妇们也有点累了。其中一个一声娇呼：“提起来。”姑娘媳妇们提手的提手，提脚的提脚，把那吴哈儿提起，像过年杀死的猪，四脚四手地提起，甩荡甩荡的，就往河边走。那吴哈儿大概想到了啥，开始又板又叫。几个姑娘媳妇，不理睬他，加快了脚步。吴哈儿身体悬空，怎么板都不起作用，逃不出魔爪。

来到河水边，几个姑娘媳妇“嘿”地一声喊，同时用劲儿，凭借一身蛮力，“嘭嗵”一声，把吴哈儿丢进冰冷的河水里。然后，她们在河边捡起鹅卵石就朝河里的倒霉蛋身上砸。砸得那家伙不敢靠岸，只好往下游漂。漂远了，鹅卵石砸不着了，姑娘媳妇们这才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留下远处的吴哈儿呆呆地望着这边，好半天不敢过来。这不是瞎编，这是“谢改匠”我亲眼所见。

过了几天，砌石工地上又来了个30岁模样的本地媳妇，一来就踏实、勤快地拌灰沙、送灰浆，好像还是个熟手。这媳妇看上去老老实实，胖胖憨憨的。相貌一般，体态杨玉环，细细一瞧，还有几分耐看。几个砌石匠马上转移注意力，惹不起那群噩兆的，想拿这个胖憨憨开涮。

这个胖憨憨真的有点憨。不管砌石匠们怎么逗弄她，她都笑眯眯的，没有事儿一样。原以为人家不理你，你就要无趣无趣地停下来。哪知有个砌石匠色胆包天，居然直接上手摸人家。

那憨憨婆娘扭扭捏捏，呜呜呜地，站在原地左摇右摆、不跑不叫，任那个砌石匠摸。她那一摇摆，真是波涛汹涌、看点连连。那砌石匠见状，越发大胆，放肆的一手抱住她，一手就伸向衣服下面。这些举动逗得一伙人哈哈大笑。我心想，河滩上那么多人，砌石匠，你想干啥？其实，砌石匠也有分寸，摸两爪后，就放开她，捂着肚子哈哈大笑。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气氛，逗大家乐，引大家笑。

歇哨结束，他们砌石的砌石，拌灰沙的拌灰沙，送灰浆的送灰浆，又开始砌堡坎，跟没事儿人一样。我也回到马凳旁，摇肝摆肺，应来送往。

一天一天的，日子就那么过。从那儿开始，胖憨憨成为众人逗弄、调笑的主要对象。砌石匠们这个一手，那个一爪。她总是晃来晃去，摇摇摆摆，也不太过避让。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引得大家开开心心，哈哈大笑。

开始，我觉得这个憨婆娘是个弱智，受人欺负都不知反抗。慢慢的，我似乎品出了点名堂。那个憨婆娘除了我们局外人觉得她憨以外，那些泥水匠姑娘媳妇都觉得她很正常。她静静地来，憨憨地扭摆，被取笑几句，遭摸两下。既不伤筋动骨，也不损失个啥，倒给冗长的日子添了几分欢笑。就那么一会儿，她便迅速地融入整个群体，与谁都处得很好。我去过那么多工地，我知道，新人来到都要经过磨合才能与众人相处好。没有磨合期的，我只见过她。高手啊，憨婆娘！

说实话，人群聚合的地方，处理各种关系非常重要，适当发泄发泄情绪有利身心健康。水流沙坝的工地上那么无聊，砌石匠也有七情六欲，也想晃荡晃荡。如花似玉的姑娘媳妇们成天与泥沙灰浆为伍，不憋屈？不想被人抱抱？人人生而平等，哪有啥高低贵贱不一样。我们跟他（她）们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遵循的底线不一样。莫把他(她)们想坏了，花有百样红，顺其自然就好，底层的日子都难熬。

2024.3.4.

青葱岁月之十八

《 巴山情任河魂》

不管在哪里，咱改匠都一样，天刚蒙蒙亮，一定在马凳旁摇摇摆摆，迎来送往。改木料是蛮力、巧力和耐力结合的手艺，得找准锯口着力点，控制力度，稳住锯子一把一把地推拉。用力过头，就会“挖瓢”，上下跑偏，木板、方材表面会凹凸不平。改木料还讲究全天平衡使用力量，不然，一会儿就精疲力竭，败下阵来。一句话，使冲冲力绝对不行。你想挣多一点钱，不延长时间，钱从何来？所以，改匠都早出晚归。

1973年5月的一天，我和伙计谢家云正在工棚里忙活，忽听有人叫我。在城口，我叫谢改匠，谁知道我的本名？抬头一看，乐了，崔小巍。

崔小巍原是在梁平落户的知青，听说我在城口，特来相见。故知呀， 更何况“客来主不顾，应恐是痴人。”我放下锯子，拉着他就往邮电局对面那个小食店走。几个“油炸坨”下肚，才慢慢聊起来。原来，他感到在梁平 “僧多粥少”，调回城没希望，就迁来城口北屏公社。他哥哥崔伟平是1964年进城口的知青，已在城口县文工团工作，他想利用哥哥关系。

从此，他常来我处耍，有时过夜即走，有时一住几天。那时，一切东西都凭票定量供应，我没有城口肉票，只有买肉罐头招待他。改匠，没有社会地位，但不差钱。

一天下午，天气很冷。穿着棉袄的崔小巍又出现在我马凳前。他一身泥巴灰灰，棉袄前襟漏出几缕棉花，眼镜也没有戴，下巴和膝盖破了，血迹斑斑，鞋子也是湿的，手里提着一小块粘满泥巴的猪肉。

我大惊，放下改锯，快步迎向他。原来，城口喂猪打敞放，满山跑。他们生产队一条猪误食了啥，只得放血分掉。当年，万县市也有这种煮煮就卖的“高温肉”，农村岂会扔掉？他分到半斤肉，立即翻山越岭几十里往我那里赶，要把这半斤肉与我和谢家云共享。

城口的山很陡峭，坡地从山脚一直连到山顶，像挂毯一样。当时，城口还时兴烧荒。今年烧这块地就种这块地，明年轮换。地里只出包谷洋芋，用羊角锄刨个洞洞种下去就等收获，完全就是刀耕火种的延续。

崔小巍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脚没有踩稳，从坡上摔了下去。眼看刹不住，他只能伏着身子，仰着下巴，从坡顶一直往陡坡下梭，直到脚伸进河水里才停了下来。就是这样，他手里那块肉还紧紧抓着。吃着这一小块肉，我感慨万分。这就是知青，真性情，谁也不吃独食。我们那种感情，不经过那个年代，难于体会。

由于崔小巍哥哥的原因，我结识了文工团的一群朋友，圈子像滚雪球，越来越大。我从县文工团借了一部小手风琴，只能拉歌曲，演奏曲子键盘不够。但玩耍时造气氛，热烈奔放，效果远远好过我的帕格尼尼。

由此，整整一个夏天，晚上吃过饭，我常常背着手风琴，偶尔攀上土城老城墙，更多的时候是在任河边，与七八个城口文工团学员队的姑娘小伙儿一起玩儿。

我们选的地点，平缓的河滩，清幽宁静。两岸的山包郁郁葱葱，清澈见底的河水静静流淌，那环境与阳朔山水有点神似。夏日里，明月夜，短松冈，沙滩上，我的手风琴声伴着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尽情欢笑。除文工团的少数人以外，有谁知道拉琴的谢改匠我本姓张？

通常的程序是我和谢家云先游泳、跳水，他（她）们坐在河滩上看。然后我拉手风琴，大家一起玩。有时兴致来了，半夜已过尚不知晓。年轻就是好，改了一整天的木料，晚上游泳唱歌跳舞，一点也不觉得累。说真的，就像后来谁唱的歌一样，“年轻的感觉真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说真的，当年我和谢家云一假一真两个“谢改匠”，18岁，青春年少，虽不敢说八块腹肌，那也差不了多少。那时的我俩俊朗潇洒，宽肩窄腰，肌肉柔和，线条流畅。哪像现在这个老怂样，肉头肉脑，要身材没身材，要模样没模样。

那时流行的泳裤是旁边用三条绳子相系的款式，穿脱很方便。没有更衣室也不用避人，哪怕旁边有姑娘。那种泳裤城口没有，城口人严格遵循“欺山不欺水”的古训，谁也不会下河戏水，全是旱鸭子。我和谢家云把在长江游泳、缆车上跳水的本领尽情展示。他（她）们初次看到我俩在任河中速游，上岸又是几个飞燕、镰刀动作的跳水，那是城口从未有过的，几个学员特别是那几个姑娘，目瞪口呆，惊得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一天一天，日子就那样过，很愉快。

学员们与我俩年龄相仿，只有何思琴，大家都叫她何小妹，在与同是学员的温XX（名字忘了）谈恋爱，其他一律尚在憧憬之中。每次，他（她）们几个都一起来一起去，我们大家相处融洽、愉快。若论美貌，女学员中李黄花数第一，何小妹次之，沈亚非第三。山旮旯里头，总是出美女。

我和几个姑娘谁都没有私情，但整整一个夏天几乎每晚的欢愉相处，相互间的好感是有的，还不浅。那提着病猪肉摔下山坡的崔小巍跟我们去耍了几次，我和谢家云没有事儿，他却春心荡漾了。虽然说 “青年男子哟，哪个不善钟情。”但他也不看对象。你一个身陷山旮旯、穷得叮当响的知青，人家是文工团美女、公众人物，有你啥事儿？鬼迷心窍，我们出城口以后，他去追求沈亚非不得，出了精神状况，被送回地区精神病院。我和谢家云还背着红绕肉罐头去看过他。幸亏治好了，不然重庆师院历史系七九级，就没有他这个学生了。

每年冬天，城口县冰天雪地的，由于八台山的阻隔，与外界交通要中断几个月。汽车49队的客车运气不好关在里面，开春雪化了才能出来。每年春节，县委、县政府都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城口县就文工团一个文艺团体，还小得可怜。这场演出其实就是城口人自娱自乐的文艺联欢，姑且称它为“县晚”。尽管如此，在城口可是热闹事儿一件，各单位都大力支持。

不曾想，1974年3月底我二进城口，何小妹和她的温男友竟然再也见不到了。我结识的干亲家母、城口文工团副团长陈薇薇告诉过我初二那天演出前的事发情况：

1974年大年初二，县文工团在县委礼堂举办新年慰问演出，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这也是城口县文工团学员队的结业汇报表演。何小妹和她的温男友都是学员中的佼佼者，已经初露头角。杨子荣由老演员扮演，何小妹的温男友扮演参谋长少剑波，何小妹扮演小常宝。演少剑波得有枪，城口文工团没有木匠，没有办法做道具枪。于是派人去县武装部借枪。武装部军事科朱科长带枪下乡刚回家，有事儿又出去了。他老婆取下弹夹，顺手就把手枪连套子递给他们。那是一把部队的制式五四式手枪。

演出前，领导和观众已经陆续入场。演员们化好妆，披着棉大衣在后台围着火盆烤火，陈薇薇与何小妹在一个火盆前。报幕铃已经响了两遍，即将开演。温男友第一次拿到真家伙，很激动。他走到火盆旁，找何小妹显摆开玩笑。他捞起何小妹披着的棉大衣，举枪抵着何小妹的右侧腋下，高声说：“举起手来，再不举手，把你毙了。”何小妹扭转身躯，朝着温男友扬了一下手，说：“抵痛了，你哈（傻）了哟。”只听温男友口中“嘭”的一声，他扣动扳机，“呯”，枪真的打响了！何小妹坐着，他站着。子弹从右腋下进，左腹部出。全场震惊，全都傻了。

何小妹是真爱温男友，断气前，还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怪、他。”亲手误杀热恋中的情人，编剧也不该这样写，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命运弄人，这个傻逼可比我初恋时犯的错误大多了。

说实话，何小妹青春靓丽，温婉细腻，艺术天分出色。你们莫看城口那个山旮旯，汉子狂野，姑娘粗壮，但文工团选中的这几个学员妹却十分清秀漂亮。如果逢时，古丈县能够出个宋祖英，城口县就不能出个何思琴？本来，生离死别乃人生常态，但我就是不接受何小妹的走法。50年了，仍想起就难过。可惜了啊，可惜了！

补叙 《青葱岁月之十八 巴山情任河魂》受微信字数限制，省略了交代，现补发：何小妹连送医院都来不及就气息全无，还躺在火盆边。温男友傻在一旁，拿着枪，话都说不出来。文工团众人都吓傻了，不知所措。舞台上枪声一响，武装部长是军人，对枪声特别敏感。他本来就坐在前排，一步跨上舞台，夺过手枪。仔细检查，空枪一把，没有弹夹，也没有子弹。全场震惊，能够进入礼堂的都是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的领导、家属等，一般观众进不了场。大家不知发生了啥事儿，全体起立，迟迟不退场。不需上报，县里所有主要领导包括武装部的部长政委全部在场。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代，县里面马上想到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现场成立专案组，集中力量全力破案。找那粒子弹壳费了事儿，那么多人挤过来挤过去，不知早就被踢到哪里去了。发动大家一起找，终于找到，居然被踢到观众席上去了。温男友被押去公安局扣押，专案组深入查案。查过去查过来，哪有个什么阶级敌人，专案组交不了差。武装部长一看，部队的制式五四式手枪，早就猜到是武装部的，被他直接拿走。公安接触不到凶器，定案都难。我进城口知道这事儿时，刚刚过去1个多月，温男友还被押在看守所。听说部队和公安局两边都在加紧破案。手枪和子弹壳层层上交，最后经过痕迹专家鉴定，子弹就是这把手枪射出的，与朱科长家子弹夹中的子弹是一批出厂的。又把所有事发当天在舞台上的人员个个清查一遍，重点排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员，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事情的真相最后确定下来：城口乡下山高林密，老虎黑熊等猛兽出没，朱科长下乡带武器防身是城口武装部的惯例，并不违规。他家中的子弹数量就缺少一颗，与装备库登记簿上记录一致。朱科长回忆，他进山时为了安全，把子弹上了膛，关上了保险。回家后有急事出门，忘了退出子弹。他老婆是随军的农村妇女，贫农出身，信得过。她在家常见丈夫擦枪，了解一点点常识，借出去时取出了子弹夹，没有想到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待击发。而文工团的温傻逼根本就不会用枪，连拉枪栓子弹上膛都不懂，只知道扣扳机。这傻逼与何小妹是情侣，没有作案动机，估计是他无意中搞来搞去打开了保险，才出了那么大一件事儿。事发很久才定案，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误杀案，温男友被判刑入狱。

2024.3.6.

青葱岁月之十九

《难以释怀》

1974年3月底，我二进城口。头年我从城口回来，主要在家陪父母，呼朋唤友，热闹过年。我与谢家云约定来年再进城口，上山，挣大钱。他有钱了，陪着大哥一家去沈阳大嫂的娘家过年。快3月份了，他乐不思蜀，还不回来。

我进城口的消息，在改匠中传遍了。他们也想进去，苦于没有门路，纷纷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那段时间，跟我套进乎的人很多。

时间不等人，我抹不开情面，答应他人，两把锯子四个改匠分头搭便车出发。当时铁道兵正在为062国防工厂修建万源至白沙的专线铁路，我在东方红旅社搭乘铁七师运输团的便车，经达县到了万源，再换乘便车进城口。此时，八台山上公路刚刚解封。举目望去，除公路上两道黑辙以外，到处还白雪皑皑。我独自坐在敞篷货箱里，身下是装满种红苕的草袋。寒风凛冽，我冻得浑身打颤。身上虽然很冷，心中热乎乎的，充满希望。

那次原本打算上山，多挣点钱。城口的原木棒棒都产自林场，砍伐下来后，趁夏季雨水丰沛时，顺山势、河沟放流下去，辗转漂流到县城。林场自身扩改建等也需要板方材，但林场的人不善改木料。山高路远，道路崎岖，从县城把板方材运回林场不现实，需要改匠去山上林场改。当然，价格低了没有人愿意去。全因深山老林，路途艰险，老虎黑熊等猛兽出没，传闻歹人不少，人少了不安全。头年，我听说城口九重山上有个棒棒儿林场，那里有一种灌木，叫铁木。它生长百年，树干也只有手前臂粗。坚硬得一斧子下去，最多砍个印痕，青杠树在他面前就是一盘小菜。我这个人好奇心重，很想去看看。无奈穿林涉涧，单边就要步行200多里，只得作罢。如果正好去那里改木料，不是一搭两便？

我决心上山。为了方便，我第一次剃了个光头，准备半年不下山。我们四人住在太和场外河滩上的窝棚里，先在县木材公司边改料边等消息，一经落实立即上山。这次进城口没有头年愉快，一是同去的三个伙计不谙音律，艺盲，毫无情趣。二是文工团出大事才过去1个多月，没有心情。三是心无旁骛，一心等着上林场。

就在任河滩等候林场消息的时候，闹着要跟我进城口的那俩临时凑起来的伙计受不了孤寂，遭不了罪。两人一副德行，伙计间打了架，闹着要回去。之前我就担心过，果然应验。我只得找车让他俩先回万县。

他俩走后不久，林场叫我们上去的消息传来。刘纯云跟我进城口就是想挣钱结婚的。他提出就我2人上山。仅2人上山，那么凶险的地方，哪个敢？加之，我收到谢家云的信，约我回去见面。谢家云和我头年在城口很合得来，我打算先回去，约上他，另约改匠配上刘纯云，再进来。我占主导，刘纯云只得听我的。不曾想，天有不测之风云，回去却害苦了他。

刘纯云插队落户在梁平，初66级知青，比我大几岁，女朋友是同大队的知妹儿。他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婚房，急于成婚。

他家住在一马路东门口，楼上后门有个小坝坝，简易婚房就建在坝坝上。进城口前，我在坝坝上参加过他父亲的生日宴。他父亲是电池厂工人，人缘很好，工友们都来捧场。一马路是工厂区，工友性情豪放，聚在一起，很放的开。那时没有条件去酒楼，摆宴都在家中。女工友先放碗，男工友还在喝酒。一男一女俩工友打起嘴仗来，众多工友一起起哄，两人都下不来台。喝的醉醺醺的男工友指着一满杯酒说：“你只要一口喝得下去，我钻你的胯。”那杯酒3两只多不少。女工友一声不吭，端过酒杯一饮而尽。男工友见势不对想跑。饮酒女工友也不管他，叉开双腿，手扶门框站好。其他几个女工友一拥而上揪住男工友，嘻嘻哈哈，硬生生地把他从女工友的胯下塞了过去。

当年，居民擅自加建搭个简易房屋的多，无人管。邻居觉得侵占了他家部分出行通道，心生不满。一盆水泼出来，泼了刘纯云妹妹一身。她准妹夫上前理论，双方打了起来。打斗中，准妹夫失手，一锄头把对方打死了。

人死为大，惹下大麻烦。对方姓熊，家人不依，大闹不止，直接把死人埋在刘纯云家堂屋正中间。堂屋临街一面木板壁全被拆掉，成了个空架架。墙外挂着严惩凶手的标语，堂屋里摆满花圈、引魂飘等祭奠物件。死人埋在堂屋近十年，万县市几乎无人不知。最后，斗殴致人死罪，准妹夫被判无期徒刑，家主刘纯云的父亲被判6年。死人继续埋着，刘纯云和大妹妹两对婚事成了泡影。一家人四散投亲靠友，居无定所，这样过了很多年。

欣慰的是，刘纯云遇上一个心地善良的女朋友。在他无路可走时接他去她娘家太白路住了很多年。但凡从他家路过，看见坟墓依旧的样子，我心里就难过。偶尔我俩在街上遇见，不知该说啥，只是点点头，沉默离开。虽没有听说过他怨我，但我始终觉得，我欠他的喜乐平安。我深深自责，如果不带那俩伙计，或者依着刘纯云留在城口，兴许就没有这桩公案。我怎么知道呢？一想起这事儿就烦。

第二次出城口，我搭乘运原木的便车到忠县，再顺长江回万县。一路上，想起何小妹、温XX俩的音容笑貌和河滩上的点点滴滴，想起原本可以挣大钱的机会鸡飞蛋打，情绪跌落到最低点。我一个人独自坐在货箱里原木棒棒上，呆若木鸡。车辆经过万源县罗文镇铁道兵修的那条20里简易便道时，坑坑洼洼，路况之烂。车厢后部每根重300多斤的原木棒棒颠得跳起来，直碰上车顶棚。蹦上去，落下来，蹦上去，落下来，险象环生。我别无他法，卷伏在货箱最前面，不断躲避，心惊胆颤。所幸没被砸中，不然，就没有人记录这段不堪了。

惶惶然，在轮船上，我偶遇儿时伙伴儿“背心”。他告诉我，五四青年节那天，谢家云和他们在二门诊部门前打群架。对方人多，打不赢，叶大摸出火药枪就打。这下麻烦了，群殴成了枪战。见惹了大祸，他个子瘦小，先跑。他们一群人出城就往四层岩跑，爬上四层岩顶的寨门口，见刑警队的公安还在后面慢慢爬山。狗胆包天的一伙人还回头向他们又吹口哨又招手，赤裸裸地挑衅彻底激怒了公安，正在全力追捕他们。

这伙知青全部是一马路的工厂子弟，一马路在文革中改名红卫路，他们自称红卫支队。公安局非常重视，定性为有组织犯罪，很多年都不撤案。他们连夜翻山越岭走小路100多里，跑到开县赵家公社叶大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就在刘伯承故居后面的高山上。他们知道不是长久之计，早迟被查到。一商量，决定分别投亲靠友，四散东西躲起来。谢家云和王森度二人通过关系，跑去潼南县罐头厂。那厂远在乡下镇上，偏僻隐蔽，由此躲过了牢狱之灾。非大数据时代，跑得远远的，躲个把人很简单。

当年，公安局一个人都没有抓到，时间一久，事情慢慢就淡了。文革当中比较混乱，叶大那一火药枪没有伤着谁，更没有命案。几年后，风平浪静了，他们又托人打点，疏通关系。刑警队经过调查，“红卫支队”只是口头自称，并无组织。情况缓和，叶大才独自去自首，被狠狠教育一顿，看押一天，销案。

交友不慎呐，二进城口彻底失败。头年陪我一起唱跳一起笑的何小妹死了，温XX坐了牢，任河水依旧，我难受到极点。提前返回，间接导致刘纯云家遭了天大的灾难。去不了林场，挣不了大钱。回去赴约，连谢家云逃去哪里都不知道。罢了，罢了，尽管邀约仍在，我再也没有心情三进城口。

这些事儿，虽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始终不能释怀。我也不知道，1974年的上半年，好好的日子怎么就过得那么艰难。或许，混迹底层，活着就是那个样子吧。

2024.3.8

青葱岁月之二十

《难忘的印记》

1974年冬天，白林托人告诉我，他的政审已经通过，公社在喇叭上通知，叫他去梁平县医院体检。如果合格，就等通知去石油局报到。他父亲是黑水森工局一林场的炊事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哪有本事把他从农村调出来。当石油工人，头戴铝盔走天涯，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屈指一算，正好第二天就是体检时间。好哥子的幸福和人生转折点，我岂能错过？我立即跑去车站，买了汽车票，忙慌慌地赶去梁平。

一到医院，几十个知哥知妹儿正在排队等候体检。白林看见我到了，高兴得跳起来。狼不狼、毒不毒地一把抱住我，久久不放。他比我高几公分，个子大力气也大，激动起来没有个哈数。我遭不住了，大喊：“放开，痛、痛！”，他才松手，还是一个劲儿地冲我傻笑。心意相连，我也傻笑。

一切如愿，白林顺利通过体检，准备回生产队等待石油局的正式招工通知下来。我陪着他，正要离开，走廊那边突然传来一阵苛斥声：“滚，我们石油工人不要你，烂货!”紧接着，一个知妹儿嚎啕大哭冲了出来，一下子站不稳，长条条地倒在过道上。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时不时就听见过，这次是现场直播。别人也许不懂，经过那个年代的我们，不用问，不用想，一听就明白。那时的招工体检，女生是要检查妇科的。等待体检拿结果的那群知哥知妹儿默默地站在过道上，低着头，表情沮丧。难过又怎样？愤怒又如何？爱莫能助！只能祈祷自己体检过关，拿到招工通知书，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

当年流传一首歌，听说是一个上海知妹儿婉拒杨成武将军儿子爱情的信，被知青配上《秋水伊人》的曲调，适当调整，广为传唱：“亲爱的杨哥，收到你的来信。我的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杨哥是非常爱我的。杨哥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你教我怎么说，杨哥哟，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哟，怎么能够与你相配？你我都来到了这个鬼地方，共同的愿望是早日回到故乡。你我的年纪都还小，但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再对你说句老实话，我还是爱你的。”人生无奈，大好年华，困在穷山旮旯。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一心只想脱离苦海。不是他（她）们不懂爱，是不敢、不能、无法爱。这种爱，你爱得起吗？太沉重啦，哼起这首歌，我百味杂存。

1973年，北大荒爆出丑闻，发生了一件有权者欺辱知妹儿的恶性事件，引起高层震怒，立即部署在全国开展专项严厉打击。各地惩治了一批对知妹儿下手的狗东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已经遭殃的知妹儿，苦果才慢慢向她们袭来。比如这位，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得到一个招工机会参加体检，曙光露头，拦路虎又来了。多灾多难的知妹儿呀，你真难！

这个话题说起来火冒三丈，心里太难过。我先说后来的情况。记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招工体检一律不再检查妇科。啥子叫实事求是？这就是。面对现实，还把封建那一套搬出来，不知道孤立无援的她们会经历什么屈辱吗？那可是你们的女儿呀！

1976年，我已经从小学调进九池中学任教。旁边的九池小学顶替接班分配来一个女老师，名字就不提吧，以免尴尬。她一进校门，我就认出了她，正是王明万的二姐落户的梁平勤俭公社那个不合群的知妹儿XX。1973年的严打中，她的公社革委会主任被判了几年徒刑。她在公社一下成了名人，无人不知晓。农民都恨她，说她是破鞋，害人精。知青虽然同情她，但也没有人帮她出头说啥。原因是她从不与知青抱团，赶场独来独往，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小河边的茅草屋。其实，如果她与大家合群，何至于遭那些罪，量那狗日的也不敢下手。

插队落户到万县白土区的重庆知青可不敢小觑。他们都来自沙坪坝区，像啥子土湾、小龙坎一类的地名，我没有去过，就是从他们口中得知的。尽管市中区的重庆崽儿鄙夷地称他们沙坪坝的为“土贼”，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重庆人。他们是老三届的，当中有一些经过文革武斗血与火的洗礼，天不怕地不怕，啥阵仗都见过。

我记得，有两个重庆知哥，一个叫鸡娃儿，一个叫毛驴，本名忘了，在白土区知名度很高。一直听说他们下来时带得有手枪，没有见他们拿出来过，以为是空了吹的。重庆知青，大城市来的，下乡前期我们很尊重他们，从不惹他们。能处就处，不能处就避开。后来经过的事儿多了，胆子慢慢地大了，我们就不让他们了。再后来，还与他们发生过冲突，大打出手。双方都没有获得好处，有时还损失惨重。

这时，一些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回城了。上面又下了一个利好政策，父母死亡、退休等自然减员时，子女可以顶替接班回城。这个政策好，土皇帝们没有办法揩油。因为是父母单位接收安排，谁是谁的子女都清楚，且是一进一出。不是子女的去了，单位不认可，还得退回去。情况明了，也就没有人在知青顶替父母接班时卡进去。那个时候，凡一般招工招兵都有稀奇事发生。我的初中同学万德明，小名“牛脑壳”，在开县插队落户。他出身工人家庭，政审体检都通过了，穿上军装在万县港已经上了船。被人叫出来，扒下军装，赶下轮船。他孤零零地站在长江边，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穿上他的军装上船走了。

那年，好像是毛驴父亲退休，他要顶替回重庆。公社革委会主任想耍威风，卡他一下。这种时候岂能开玩笑，盼星星盼月亮，这个机会不容有闪失。

毛驴跑到公社革委会办手续，看见主任那副表情就明白好说求情都没有用。他毛了，一下摸出手枪，“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瞪着毛驴眼，怒吼一声：“办不办？”就三个字，没有多的。主任一下子吓得差点摔倒。“办办办。”立即叫文书拿过公社革委会腥红的公章，赶紧盖章放人。

毛驴拿起手枪，抓过手续，转身就走。这边的公社主任连忙给区里打电话，说：“毛驴来了哟，要办顶替接班手续回重庆。他手头拿的把枪，挡不得哟。”距离区革委会所在地的白土场镇还有几十里山路，毛驴一路小跑，很快就到了。得到消息，区主任早就躲起来了。那个文书，手拿公章正在区革委大门口等着。一见毛驴到啦，马上就招呼：“盖章盖章。”乐得毛驴哈哈哈一阵大笑。真的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诚不欺我也！

我的几个铁哥们儿都是工人子弟，万幸，都是父母退休顶替接班回城的，我也是父亲去世后接的班。往事如烟，很多事儿都忘记了，唯独在梁平县医院那一幕想忘记都难。

工作几十年，我不敢懈怠，我的优秀、先进证书摞起来接近腰杆高。退休时，我只保留了一个，其余全部毁掉，那是我唯一上XX领的奖。留作纪念，不是我感觉荣耀。看见它，我就想起我曾担任过若干中型企业的破产清算组组长，一次又一次地陪同法院合议庭长宣布工厂破产关闭。望着下面密密麻麻的人头，我知道，他（她）们绝大多数曾经就是知青。我直接把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兄弟姐妹送到了“从头再来”的路上。他们跟我一样，儿时饿过饭，读书时学校停课，大好青春耗费在荒野山旮旯。好不容易回城稳定下来，企业倒闭，饭碗一下没有啦。刘欢那首《从头再来》，一开头我感觉豪迈，很正能量。认真一想，真的很操蛋。以为是儿戏？上有老下有小，离开工厂别无它技，谁能够豪迈地宣称“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不是不思上进、不知努力的个体，那是整整一代人呐。老天爷，你为什么老是揪住这一批人不放？咱换一批人行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没有高考，我会怎么样？

现在那些成群结队跳坝坝舞、滋事扰民的大爷大妈，他们就是当年的知青。我深知他（她）们不对，也不喜欢，就是恨不起来，或许就是那一抹同类情结吧。再过三十年，一切都将随风飘散，将永远没有他（她）们和伴随他（她）们大半辈子的委屈过往。

2024.3.10.

青葱岁月之二十一

《米汤盐种红苕》

1974年，父亲50岁就去世，我19岁，顶替接班当教师。本来我已在城里陆家街小学任教2个月，突然把我调到九池农村学校，我不愿去，母亲急哭了。想到母亲这辈子真不容易，我心乱如麻。去吧，别伤她的心。但我偷偷留了一手，户口粮食关系不迁去。我想的是，万一呆不下去，就跑回家重操旧业当改匠。我清楚，户口粮食关系一迁去，尽管是城市户口，那就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来到九池公社桐山村小当教师。桐山村小是公办学校，位于桐山大队三队斑竹湾。隶属万县市文教局管辖，具体由九池学区领导。该校只有3个班， 4名教师，后二年我是该村的负责人。桐山村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教书的同时，还要负责教务统筹、排课、记账管钱、打钟摇铃等职责。吃饭是教师各自煮各自吃。

刚接手的时候，学校账上有130多元钱。学校一个老教师提出把钱分了。我知道，地处农村的这类小学，公私很难分清。囿于从小家庭教育甚严，我没有同意。我把这钱拿去买了一部脚踏风琴，这在农村村小绝无仅有。把损坏的课桌椅请木匠修理一番，再把学校粉刷一新。公款公用，省得人家说“贪官不修衙门”。大路上的农民过路，纷纷说“这学校的老师要娶媳妇儿了”，他们的想法是“不娶媳妇你粉刷墙壁干什么？”弄得我哭笑不得。学校所有工作正常进行，此处恕不叙说。

桐山大队潘会记家开着一个代销店，全大队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地点就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庙子岭黄桷树下。每次他去龙宝区供销社挑回来盐巴、酒啥的，他家大门马上就关上，第二天才开。不说大家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酒掺假很简单，不需我废话。就连公社供销社也一样，熟人和有面子的人去打酒，酒提子放得浅浅的，打回的酒酒味冲天。普通农民、教师打酒，酒提子把子有多长就放多长，打起来的酒有点酒气味就不错了。

有谁知道盐巴怎么掺假？反正以前我不知道。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坐在自己寝室门口就着太阳改作业。潘会计家幺女，我校一年级学生，跑到学校里来，反复地拉我，要我去他家买盐巴，我不明所以。后来，我像是想到了什么，问她：“张老师明天去行卟？”，她红着脸说：“不得行。明天去买，盐巴里头有米汤。”我大吃一惊，那样不是会化成水吗，怎么卖？小女孩还不知道作假犯科的恶，也不懂得应该对老师保守自家秘密。她小小年纪，一心讨好老师。她看了看四周无人，小声地告诉我，他爸爸每次挑回来盐巴，马上就把门关上。先把松散的盐巴全部倒进卖盐的大缸里，再把放凉了的浓稠米汤一瓢一瓢慢慢地淋进去。等那一大锅米汤全部倒进去后，把盖子改好，不动它。等到第二天，那一缸盐巴结成块，看上去像盐巴受了潮一样，才开始卖。难怪在农村买盐，从来都没有散盐。不得不说，天下的事儿，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村小负责人掌握着每一学年学费总额10%的学费减免权。尽管只有2元钱/学生，对农民是个负担。农民卖鸡蛋的钱都要买盐巴和打煤油，此外再无现钱。因为无钱交学费，自动退学的学生每个班年年都有，弄得老师反复上门动员。潘会计家三个孩子都是我校学生。他家的经济条件比大队支书家都好，以前还常常享受学费减免。这不，我当村小负责人后，他又跑到学校来找我。一脸的献媚像，要求免去他家三个孩子的学费。我觉得简直不像话，直接否定了他的要求。

我校学生中困难户很多。有一个特别困难的家庭，三兄妹就读我校。他家姓魏，二儿子魏泽华就在我班上。他家单家独户住在桐宝山顶上。我去过他家家庭访问，见过他家那个惨像。茅草屋，就一间正屋一间灶屋，旁边一个猪圈。屋内有一张八仙桌，四条板凳，有一张床，一床被子，床前一个粪桶。一家五口都挤在那张床上睡觉。屋内还有一个柜子，和几件农具，屋角有一堆红苕。这个家家徒四壁，屋顶的茅草就只有床上那一块有，床周围的茅草稀可见天。灶屋破破烂烂，不忍描述。

魏泽华来校报道的时候，旁边的学生拉着他的左手给我看，缺4根手指。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猪吃了。”原来，他很小的时候，大人去生产队出工去了，他独自在床上。猪饿了，窜进屋内爬上床，把他的手指咬了下来。过路的人听见孩子哭的声音很大、很惨，跑过去一看，才把他救了出来，不然……

他父亲个子瘦弱矮小，干体力强度大的活儿很吃力。大队向支书经常照顾他，单边10多里山路，去城里给大队粉坊挑煤炭回来，多挣几个公分。他三兄妹很懂事儿，父亲进城挑煤炭那天，三兄妹一放学就会跑到四层岩下面堰沟坎上等。两个儿子各带只撮箕，妹妹就用块布，从父亲担子里分点出来提着走。一家四口沿着四层岩那483步陡峭的阶梯爬上去。偶尔遇上，望着这相依为命的场景，我感动不已。

这样的困难家庭，正该免学费。我上午放学时把魏泽华叫到面前，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你兄妹学费全免了。”不曾想，他下午就把6元钱交给我，说：“我爸爸说，要读书就要交学费，不免。”我接过这钱，问他钱从哪儿来的。他说：“爸爸找向支书家借的。”他父亲的人格和品性让我肃然起敬。

魏泽华家一无病人二无失能老人，为何这样穷呢？我问过铜山大队支书向X强。他说，他家摊上了个懒婆娘。我也问过其他人，回答都一样。

魏泽华的妈妈从順溪公社嫁过来，开头很好，出勤率很高。三个孩子出生后，不知啥原因，人慢慢就变懒了。直到后来，她的懒在全公社都出了名。可以说是又懒又好吃。她既不出工，也不打猪草。到后来，她家背后就是树林，她既不砍柴也不晒引火草。引火时，就扯几把茅屋上的茅草，只是不扯床顶上那一块的。她家自留地基本上自生自灭，菜种得奇差。只要有钱，她就走6里山路到夏场场上进馆，吃0.18元/盘的炒肉片，钱不够时，也要喝0.10元/碗的海带汤。

印象深刻的是，1975年冬天，向支书同情、照顾魏泽华的父亲，让他晚上负责在“装屋”照看生产队的红苕种，多拿几个公分。那几天，天气很冷，早上起床，我的办公桌和被子上都有从瓦缝隙中挤进来的雪花。山上、地里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正在吃早饭，有学生到我面前告诉我：“张老师，魏泽华的爸爸死了。”我印象中魏泽华的爸爸40几岁，没有听说有病，怎么就死了。学生陆续到校，七嘴八舌，我才知道详情。

原来，头天傍晚，魏泽华的爸爸挑煤炭回来，家里冷火巴秋的，没有饭吃。随手拿了两个生红苕，抓起一块旧麻袋布，匆匆忙忙赶去“装屋”照看地窖里的红苕种。他家就一床被子，无多的可带。到了“装屋”，他踩着积雪，顶着呼呼叫的寒风，围着“装屋”转了一转，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门锁，便在门前屋檐下裹着那块旧麻袋布，卷曲着身子睡了下来。他问啥不进屋内睡呢？钥匙在会计手上，职责所在，哪能交出去呢？加之，睡在门前，强盗才进不去。各个生产队都一样，照看的人都睡在门外地上，只是人家有棉被裹着。

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魏泽华的爸爸再也没有醒过来。不久，魏泽华的妈妈就不见踪影。铜山四队的人说，她跟人跑去了河南。所幸的是，三个孤儿艰难长大后，老二魏泽华考上了万县师范学校，又回九池乡当老师，算是给他家长了脸。

庄稼不好是一季，老婆不好是一世，反之一样。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呢？

2024.3.12

青葱岁月之二十二

《艰难求学路》

1970年2月1日，流落社会一年半后，我终于跨进可望不可及的初中门槛。记得我在街上偶遇我的小学毕业班主任郭黛丽老师。她问我：“张文，你还想读书卟？”我很难过，想哭。我点点头，回答说：“想。”她说：“今年可以了，你啥时候到学校来一下。”我一时语塞，竟迫切地跟着郭老师到了学校。望着那熟悉的一切，不由得想起小学毕业时仅我一人低头默默走出校门的情景。

1970年春季，万一中不招生，转由万县师范学校招。在已经加盖好学校革委会公章的政审鉴定书上面，郭老师当着我的面，写下“该生品学皆优”的评语。装进信封，也不封口，直接递给了我。我大吃一惊。要知道，郭老师本是大学毕业生，中学教师。因为资本家家庭出身，下放到小学教我们的。她给我写下如此评语，是要担政治风险的。她后来调去了桂林，如果健在，应该90多岁了。我很想见见郭老师，当面向她表示感谢。要是她知道，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也考上了大学，她一定开心。

万县师范学校在郊区，去学校报到的上坡路上，我几乎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嗷嗷叫地飞跑。我感觉那天阳光灿烂，天特别的蓝，山上树绿草青，鸡叫狗跳人人都在笑。那个高兴劲儿不摆了。啊，“高玉宝”有书读了！

记得我失学时，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一会儿入院一会儿出院，家中一切以父亲治病为中心。从1968年下半年起，只要找到活儿，我就挑着自制的“翘毛兜兜”（一种不用卸下担子，站着抓住绳子一拉，就能卸载筐内物体的竹筐）去河坝挑沙挑石板儿，或者“打起坡”扛水泥。但凡父亲没有住医院在家养病时，我隔三天就要扶父亲去一门诊部看病打针拿药。父亲扶着我的肩膀，两父子慢慢地蜗行在新城路上，身边不时有背着书包上学的同龄身影嘻嘻哈哈擦身而过。望着他们打闹嬉戏渐渐远去的背影，低人一头的感觉油然而生。愤懑又无奈的感觉挥之不去，真的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无学可上，我好想上学。

1974年底，我顶替接班当上小学教师。1976年暑假，经过市文教局举办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学习，我被调去九池中学教英语。其实，我的英语，得益于父亲，他的英语奇好。父亲告诉我，他就读金陵这个教会学校时，全是洋人任教师，从附中开始他们就接受全英语教学。农村师资奇缺，我这个初中毕业生竟然担任高中英语教师，不久又担任教研组长。5年时间，我在九池教了两年小学，三年中学，送走了1978、1979年两届高中毕业班。

1977年冬天，突传喜迅，恢复高考。身边很多人积极复习准备应考。我没上过高中，复习啥子？我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但就我的实际情况来看，考理工科完全无望。我从小阅读广泛，父亲曾说我是个“废字纸篓篓”，又有五年教师工作含三年英语教学经历的积累，思来想去，仅有报考英语值得一搏。最后，我凭着一腔热情报名参加了高考。

记得考场设在初一中，解放前那就是我母亲她们文家的家族学校文光中学。看考场时，我偶遇几个熟人。他们高中毕业不假，就他们那几滴墨水我很清楚，他们能考我也能。那年的录取等于矮子里选长子，花落谁手还未可知。嘿嘿，上场一遛，贵州驴子装马叫，我还答上了不少题。实践证明，我的阅读和积累对报考文科类科目有辅益。

九池的冬天，气温很低，寒风刺骨。突然，公社通往各生产队和学校的大喇叭响了：“学校的张文老师，你考起大学了，快来公社拿体检通知。”哎呀妈呀，在叫我呀，考起了！我飞快的跑到公社，看见夏场场上贴着大红喜报，红底墨字，张文两个字很醒目。那么多人报考，就我和另一人上红榜。拿到体验通知，我一路飞奔下山，按时去体检。七七年高考不公布分数，我也不知道得了多少分。

体检在万县市人民医院进行，其他科检查无异。体检外科时，房间里那盆杠炭火几乎不起作用，很冷。我们5人一组，裸体，双手上举，双腿叉开弯曲，摆出像青蛙一样的姿势，按要求左右摇摆，不知是检查什么。这种搞法，后来再没有遇到过。

接着放寒假，回家静候佳音。当时，我家已搬回电报路倒碑黄桷树祖屋院子。我家马路上下100米范围有7人上榜，6人被录取，就我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我被政审掉了。在电视剧《邓小平》中，邓小平发现了这个问题，经他批准，放宽了政审标准。“重在本人表现”的指示下达到录取场时，于我来说己经晚了，连万县师范专科学校都结束了录取工作。一天，市文教局人事股长廖开兴通知我：“大学录取结束了。只有亢家湾，读万师，你去卟？”万师就是万县师范学校，读中专非我本意，于是我说“我明年再考”。

其实还有比我更憋气的人。万县落凼小学一教师，名字忘了。他的录取通知书己到手，记得是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电螺经导航专业，万县硬卡下来不放。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回万县，发现他还在落凼小学当副校长。

1978年高考在夏季举行，总分距录取线一分之差，我名落孙山。落榜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自身学识条件不足。二是：考前的晚上，我从山上学校赶回家。邻居告诉我，某人当众辱骂我一辈子不与人红脸、善良老实的母亲。妈那戈壁，老子一听就情绪失控。那家人多势众，气势汹汹，争吵无果。老子一下毛了，双方大打出手，闹至半夜2点钟。我突然想起第二天要考试，停止了争斗。幸亏清醒了，不然，以我宁死不屈的性格，那天晚上一定要出大事。第二天我坐在考室，头脑嗡嗡作响，一片空白，结果不言自明。

1979年，我拟三考大学。记得校长姜友理从市文教局开会回来告诉我：“局里决定，今年教师一律不准报考。”那几天，我有气也没处发，谁叫自己头年不争气呢？报名的前两天，我找校长请假，想去争取一下，欠下的课回来补。校长爽快批准。

一到市文教局，刘克局长不见面。人事股长廖开兴那脸色比啥都难看，油盐不进。我又跑到地区文教局，报上名字，说明来意。一老同志接待我说：“年青人，不错麻，年纪轻轻就是中学教研组长了。我们正缺教师，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呀，原来上下早就通过气，不然地区文教局怎么知道我一个小小教师的情况呢！

不到黄河心不干！我们7名教师，报名3天时间，全天守在市文教局。局长不见面。人事股长廖开兴下班，我步步紧跟。走到和平广场大梯子上，她说：“我下班了，回家，你到底要啷个。”我哪敢得罪她，一口一个廖孃孃，满脸陪笑：“我最后再考一次，考不起，保证再不考了。”

7名教师中，我、龙宝中学付宏志、翠平小学张卫3人态度坚决，其余4人次之。心中急呀！报名第三天下午，我们几人还在环城路市文教局走廊里静坐，没人搭茬。下午4点钟过了，人事股长廖开兴开门出来，她满脸的不悦，说：“你们没得名堂，闹闹闹。局里批准了，去报嘛。说好哒来，不准报考英语，限报师范院校文科，不考就算了。”

我们三人一下傻眼了，既高兴又为难。当年高考文科类考试科目6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记分政策是6门全考，考文科的外语不记分，考外语的数学不记分。我三人都是考英语的。临时改考文科，意谓着拿5科成绩与人家6科比拼。这就是换个法子卡我们。所以说，坏了良心的内行比外行难对付。

孤注一掷，我当即表态“考”，付、张两人也一样。廖开兴在报考申请书上批下“限报师范院校文科”字样，还盖上市文教局公章，一人一份交给我们。

时间太紧，有了通行证，我们3人转身就跑。几公里路程，100公尺冲刺一样跑到市招办。报名手续完成后，只差几分钟下班。换句话说，希望仅差几分钟就彻底破灭。

1979年夏，我再次与我的学生一起走进考场。此次文科考场设在万二中，答题前有个小插曲。

7月7日上午，天下暴雨，我打着伞，往万二中走。马路上积水淹过脚背，风大雨也大，浑身湿透了。伞放室外，人坐考室，男女生都有，等发卷子。突然，一老头儿走进考室，向监考老师示意后大声宣布：“接考务办公室通知，因天下大雨，男生可以打赤膊，女生……”他停顿几秒钟，一时语促，也没找到合适的字眼，我们都看着他。他只好接着宣布：“自便。”考室内哄堂大笑。哈哈哈。我是打着赤膊考的大学，稀奇吧。

高考成绩公布，我们7个报考的教师中，态度坚决的我、付宏志、张卫3人上榜了。如果没有记错，当年四川上榜分数是文科260分，理科255分。从实际录取情况看，文科：北大在四川最低录取线320分，西师275分，川师南师一样270分，重师265分，万县师专上线即录。

我的高考成绩，临时英语换文科，英语79分不计入总分，只计入数学8分，就这一下害我白白扔掉71分。按文科类计算我的总分只有283分，按外语类计算是354分。据说当年录取线上下，高1分意味着干掉1万人。

我的成绩单显示，语文88分，英语79分，均是万县地区单科第一名。英语分远远超过万县日报报导的万县地区英语专业第一名余非的61分。教他英语、也教过我的史美华老师说，英语成绩真正的第一名是张文，划到文科去了，没有纳入外语专业统计。

人生有诸多无奈，我总算走进大学校门，知足了。再看其他2人：

张卫，体检后，突然被公安局抓走，罪名是“强奸学生”。关了几个月，说弄错了。人放出来，高考录取早已结束。1980年再考英语，去了达县师专。

付宏志，与我一起考进南充师院，和我同班。读到四年级上期，患肝癌，死了。同学们不知道的是：我与付宏志同在一个文艺宣传队2年。进校后，我俩约定，专心读书，不涉足文艺活动。我守住了初心，他终究还是走进了院文工团。他那个身体条件，高考体检都是医生同情勉强通过的。几年苦读，那里还经得住长时间的高强度磋磨，狂热奔放的西班牙斗牛舞终究还是带走了他，可惜！

一句话，全市1979年报考的教师中只有我1人按时回来了。还说啥，幸运得很！

2024.3.14.

付小平同学对张文《青葱岁月》系列的精彩点评：

“没有宏大叙事，不以苦难煽情，不灌鸡汤励志，只有历经磨砺后沉静如水的回望。”窃以为：“没有宏大叙事”使青葱系列少了庙堂文学歌功颂德的奴才气，“不以苦难煽情”使青葱系列少了伤痕文学斗争时代遗留的打杀戾气，“不灌鸡汤励志”使青葱系列少了筑梦时代误人子弟的虚假气。有此三少，青葱系列则有令人不得不读的可读之处，而“历经磨砺后沉静如水的回望”则使青葱系列在朴实无华近乎原生态的讲述中平静揭示那个时代的荒诞以及这一荒诞下底层百姓的无奈与悲喜。更令读者透过这荒诞下的无奈与悲喜深思那场因主义与思想的驱动而“创造”的浩劫。

2024.2.25.

《家慈十年祭》（一）



昨晚，母亲又来看我了。天人永隔10年，她老人家还牵挂着我。

我的母亲文启蓉，学名文月华，1928年3月21日生于四川省万县大周里五甲梨树坪，毕业于万县女子中学。娘家家境富足，城里长大。1946年明媒正娶嫁给我父亲，相濡以沫，从一而终。享年87岁。

母亲遵从外公临终教诲，几十年教书育人。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直至退休。桃李满天下。

解放前，她在走马镇、万县市城里教过书。解放后，先后在鸡公岭小学、三马路幼儿园、西教场小学、陆家街小学工作，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个有本事的好人。她是1981年受到万县市表彰并拿到教龄30年荣誉证书的首批教师。

我的母亲脾气很好，性情温和且意志坚定。一辈子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从没有见她发过脾气红过脸。我父亲男子气十足，母亲几十年都维护他，顺着他。书香门第，大家闺秀，表现出良好的涵养。

从小到大，母亲只打过我一巴掌。那时我5岁，跟着母亲出三马路幼儿园大门，去马路对面的公共食堂端饭吃。我在后面磨磨蹭蹭，抬头见她已经过了马路，一下子慌了，冲进马路就跑。一辆大卡车“呲”的一声急刹下来，就停在我身旁。母亲嚇得大叫，急冲冲地跑回来，照我屁股上就是一巴掌。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大声呵斥我。她自己也泪如泉湧。就这一次，我记住了，过马路不要着急，要先向左看清楚再走，走过中线后还要向右看。

我父母都是教师，孩子少。父亲得病之前，比起孩子多的家庭来说，经济上从来都不太紧张，何况父亲的工资比校长还高。但在父亲1958年下放云阳县沙坨公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2年和其后的物资供应紧缺的年代，母亲吃尽了苦头。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成人每人每月口粮18斤，儿童12斤。沿用公社化时期政策，家里不准开火，集体吃公共食堂。父亲身高体重饭量大，母亲就省下些带回家给父亲吃。我和弟弟每天下午放学后坐在幼儿园大门口，一边一个，像极了门口的一对石狮子。不为别的，就等着母亲来接我们。她一来，总是拿出一个细蓝条白手帕小包，打开就是一个馒头。掰开，我两兄弟一人一半。母亲一直微笑着，随手把手巾揣进口袋儿。我从小就很能吃，狼吞虎咽几口下肚，还想吃却没有了，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母亲。

人小不懂事儿，我从没有想过母亲的馒头从何而来，压根不懂得那个时期活着的艰难。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个馒头是母亲的一顿饭，她自己不吃，只喝那碗飘着几片老边菜叶子的寡汤。长期营养不良，母亲得了浮肿病，差点挺不过去。

屋漏偏遇连夜雨。大概是1960年，母亲又生下弟弟张再文。我欢天喜地的跟着父亲再一次去医院看弟弟时，只见母亲坐在床上哭，弟弟却不见踪影。原来，营养严重不良的母亲没有奶水，打不到牛奶，黑市上也买不出粮食，公共食堂又不退米，一众亲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想找点米舂米羹羹喂养都办不到。投胎是个技术活儿，不光要看准人家，还要瞅准时机。可怜的弟弟张再文只来到人世间几天，大概觉得生无可恋，又回去了。

祸不单行，福不双降。此时，弟弟张又文在新田镇街上大姥子（万县土话，指大姑妈）家带养。消息传来，弟弟营养不良严重到脱肛，每次解大便后都得用手托住慢慢往里塞。无奈，只能接他回来。母亲听说土法子红包谷炖大肠头能医治，就时常跑去农村寻找。一个红包谷就能救人命！母亲虽然常常无功而返，仍然四处跑。那段时间，天子城，鸡哈寨、万斛城、李家河，高升坡…… ，常常都能见到母亲廋弱的身影。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文革开始，我父亲在长期遭受精神打击的情况下，本身患有较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又被市里召去站在高梯子上连日连夜地在市里主要街道的高墙上直接书写毛主席语录和大幅标语。在万县市，父亲的美术字无人能出其右。他站在梯子上，拿起排笔，一米见方的大字一挥而就。字体工整，美观大方，排列整齐。我想，大概当时无人可用吧，市里面一直在控制使用我父亲这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画个雷锋英雄人物一类的画像，对父亲来说，就是小菜一碟。画领袖像，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些挂在公共场所的大幅画像，谁见了都要称赞几句。父亲的美协会员身份，可不是拿钱买的。如此折腾下来，父亲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1968年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母亲去硝厂沟沟洗衣服了。我父亲突然呼吸困难，脸色发青， 急咋咋地喊我，说：“出不了气”。幸得法院街小学的男老师们用凉板抬着，一路小跑，紧急送往三门诊部。三门诊部手段有限，诊断不出病因，只能打强心针。打过第三剂强心针后，父亲再次清醒过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以为自己扛不过去了，对站在床边的我说：“帮助妈妈，带好弟弟。”临终遗嘱就这8个字，还是断断续续说的。一位刚分配来的医科大学生说：“赶快转院”。然后，雇轿子抬着，旁边跟着手提急救箱的提出转院的那位医生，父亲被紧急转送地区医院本部。

轿夫一路高呼“让路让路”，直接把父亲抬进地区医院住院部。大内科王主任经验丰富，判断是自发性气胸。就是肺泡咳破了，空气进了胸腔，压迫了肺叶，无法呼吸。王主任喊：“快拿刀来”。护士说：“没有消毒”，王主任说：“来不及了”。一刀下去，“噗呲”一声，手术刀都冲脱手了，气压不是一般的大！父亲长长地嗯了一声，猪肝样的脸色慢慢消退，面色看着看着就正常了。

那时的医院真的是把治病救人摆在第一位的！号都没有挂，也没有交钱呐，问都不问一声就动手抢救。过后才去挂号，把父亲的公费医疗证交上去。

万幸，父亲活过来了！

父亲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却从此丧失了自理能力，再也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断断续续地住医院治疗。后来，支气管哮喘逐渐发展成肺气肿，最终成了肺心病。父亲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拿着80％的病休工资修养治病。

前后拖了6年时间，父亲或住医院，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就前去通宵陪护；或在家治疗，母亲事必躬亲精心照护。母亲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肌肉注射，在家给我父亲打针。那段时间，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抓。既要照料父亲，又要给学生上课，还要担心我两兄弟，且学校的“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一样不能少。那种日子想想就难。

当时，我两兄弟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去年的衣服今年穿就紧绷绷的，就像电影《抓壮丁》里的童子军，裤脚短了一大截。我们饭量又特别大 ，母亲只得托船上熟人从宜昌买高价米回来，还托同事爱人在巫溪买过粮票。饭桌上蔬菜一大碗一大碗的情况在我家是常态，供应口粮不够吃呀。这事儿只要当年家里有儿子的都明白我所言非虚。

父亲病后，家庭开支陡增，随时紧绷绷的。我从小就独立性强 ，不满15岁就开始下河坝挑沙、挑石板儿、扛袋装水泥。母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也没有要求我什么，是我自己要下河坝去挑去扛的。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读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等书籍，我心想，文豪尚且擦过皮鞋端过盘子，我算个什么！于是我上街买回扁担、箩筐、棕绳，自己动手做好“翘毛兜兜”，就是一种担在肩上拉动绳子就能卸东西的箩筐，开始了我的少年下力汉日子。

记得第一次挑力，是从长江边驷马桥河沟挑河沙到地区医院工地。约有几公里远，全程上坡，一个阶梯一个阶梯陡起爬，力钱0.08元钱/100斤。我一担最多挑得起80斤。一天5趟，挑了5天，我领到2元多力钱。经过地区医院门口，摊子上的盐茶卤鸡蛋0.08元/个，卤香阵阵，诱人得很。我很想买一个吃，摸一摸口袋，想起家里的窘况，最终还是狠下心来扭头就走。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把2元多钱交给母亲时，她脸上既欣慰又歉疚的神情。

其实，我在家里是假老大，实际上应该是老三或老四。母亲在走马镇山里教书时，怀有身孕。一天，学校外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地走过来。她搭上凳子，两脚悬空，趴在窗台上看热闹。一不懂事的年轻教师恶作剧，偷偷挪开了母亲身后的凳子。母亲看完热闹，退下来时一脚踩空，摔在地上。凳子碰翻了，顶在肚子上，当时就见了红。接下来几胎都没保住，习惯性流产。直到26岁、结婚8年了盼星星盼月亮、千保万保才生下我。

母亲在那个年纪才有儿子在当时算很晚了，所以特别看重。父亲对我更是捧在手里怕飞了，捏在手里怕死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只是当时我自己不知道。尽管后来我几乎是被父亲打大的，但我知道，父亲的打是“黄荆棍子出好人”的打。他对我寄予了全部希望，是很爱我的，只是要求严格罢了。

初中毕业后，我在市广播站挖了3个月防空洞、抬石头，每天挣1元钱。后来我学会解木料，收入增加许多，挣回的钱交给母亲帮补家用。那时，我解木料每天能挣3元多钱，最高一次拿过每天7元多。由此，我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由于我的知青身份，在城里下力被人点了水儿领不到工钱，只得冒名顶替进大巴山解木料，城口也就多了个“谢解匠”。在城口前后2年，听说每当邮递员高呼“文月华拿章子”时，母亲总是高声应答，邻居无不羡慕。那时，有邻居月底买米时老是上我家借钱，下个月发工资了再还上，周而复始。

1974年3月，我父亲50岁去世时，母亲只有47岁，但牙齿已经开始脱落。她双手无力，严重时拿东西都拿不稳。一家人的衣服、铺笼罩被都是我背下河沟洗。放眼望去，满河沟洗衣服的就我一个大男孩子。有一次母亲洗砂锅，端得好好的，一下就摔成几块。可想而知她的身体垮到了什么程度。

从那以后，家里就我们娘仨儿相依为命。再苦再难，母亲从未想过再嫁。家里唯一的改变就是，遇事儿母亲就会与我商量。我知道，母亲接受传统教育很深，她这是在践行“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子”的古训。那时，我19岁。

父亲去世，按当时补充自然减员的政策，我接班当上教师。本来我在城里教书教得好好的，那个袖子角角都掺死人的市文教局人事股长廖开兴把我调去了农村。不管怎么说，从此我有了正式工作，母亲心渐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母亲的人生历程恰如那首《咏竹篙》描述的一样，“在娘家，丝鬓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走过了多少江河，历尽了无数风波。休提起，提起来珠泪洒江河。”

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我家也苦尽甘来，日子越过越舒心。母亲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终于有了很开心的时候。比如：

恢复高考制度，初中毕业的我几经周折终于考上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快过年了，与母亲一起推汤圆。我推磨，就是那种长板凳上安放的小石磨儿，母亲添磨。她一边往磨子里添糯米，一边哼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一老一少在我家老屋马口街阴处，就是在2米宽的廊檐下，边推磨边唱歌，这样的场面在我家可不常有。那也是我上幼儿园时听过母亲唱京戏《苏三起解》后，再次听到她的歌声。时隔整整20年呐，可想而知，母亲是怎样过来的。

母亲高兴，不仅仅是因为亲眼看到了曾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儿子圆了多年的大学梦，一下子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天之骄子”，更多的是来自于主流社会终于认可、接纳了我们这个长期被边缘化的家庭。当然，我家当年的政治遭遇比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好一些。父亲属于内部控制使用一类，并未限制他的言行。

本来大环境宽松了，只是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姓资姓社”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人们心中“井绳”尤在，我家也一样，这时的高兴开心终究还是半掩藏半放开的，哼哼唱唱而已。

我如今也是有3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以党性起誓，我的父母从来都是教育我要努力学习好好做人。他们人前人后从来没有说过不利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话，片言只语都没有。

　　《家慈十年祭》（二）





母亲发自心底地高兴开心，酣畅淋漓地开怀大笑是在1998年12月21日，这与政治得失无关。

此时，我已经走上领导岗位10年，且长期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贸系统，担任万县市（地级）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兼市进出口公司法人代表。当时的顺口溜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外贸部，当个万元户。……” 此时，我家在当地，尽管离大富大贵还远得很，但相比之下，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不算太差，终于可以堂堂正正挺直腰杆做人做事儿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衰老的母亲患了骨质疏松症。我家发生的可喜变化并不能改善母亲的健康状况。X光透视片显示母亲的第四腰椎已经压缩1/3，起床都非常困难，需要人慢慢扶助。医院不再給治疗，母亲自己也不抱希望。经铁杆朋友的推荐，我抱着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成箱成箱地自费购买“龙牡壮骨冲剂”，配上“钙尔奇”药片给母亲服用。每天上下午还用“频谱治疗仪”照射烘烤后腰各一小时，中西医结合给母亲治疗。

母亲曾多次向前来家里看望她的亲戚、同事说，“不是有我张文，我早就死了。我那两个退休金，吃了饭就没有钱吃药，吃了药就没有钱吃饭”。为了省钱，我通过朋友直接从医药仓库批发价买药，价钱便宜一半。如此坚持几年，仍不见明显好转。

就在这天，我儿子平安出生了。我的隔房姐姐在地区医院当总护士长，怕被抱错，亲自站在产房里看着生，并首先直接抱出来给我看。儿子胖乎乎的，可爱极了。我在产房外第一时间给母亲打电话报喜。母亲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发自内心地放声大笑。那么大声，那么彻底，那么酣畅。就像西方人开怀大笑一样，那么放得开！等到中午我回家拿东西时，走到地区医院中门，发现马路对面拄着拐棍的母亲居然步履瞒珊地被我家保姆搀扶着向医院走来，她说她要来“看看晓静”（她儿媳妇）。

奇迹呀，几乎卧床几年的母亲居然站起来并走了那么远。亲孙子，张家传人，天大的事儿！可见，传宗接代的思想在民间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母亲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起床。从那时开始，她就那么慢慢地天天起床、走动。到后来，居然还时常下楼去与老同事一起打麻将。听母亲说，解放前，校长可以决定你下一学期教全席或者半席，甚至解雇你。为了一口饭吃，教师们寒假暑假都得去陪校长打麻将，称之为“六腊之战”。“六腊”指旧历六月和腊月，代指寒暑假。当年教过书的都知道“六腊之战”的重要。为何要去，你们懂的。经过“六腊之战”锻炼的母亲，麻将桌上对付一般老太婆，那是常胜将军。尽管只是几角钱，那也是赢，心中高兴。

精神的力量不可低估！

给母亲带来惊喜的还有一件事：

1995年，我一家人正吃午饭，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烟包梁隔房金舅舅家的儿子文传康，小名虎儿。他带着一大群人来了。

虎儿进门就喊：“八孃，您看哪个来了”。一个比母亲高一些的老太婆跟着走了进来，清瘦而有精神，穿着不俗。母亲站起来，走过去。两位老人傻傻地站着，四目相对，几分钟都不说话。慢慢的，两双手伸出去，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微微颤抖着。“二姐”、“八妹”轻轻呼出口，两人老泪纵横。母亲说“我以为你死了” ，来人说“还没有”。

得，原以为逃去台湾或死了的失联50年的二姨找来了。

随后，老老小小10多人鱼贯而入，我家顿时热闹非凡。家里安顿不下，我赶紧拿钱安排亲戚们去餐馆吃饭、宾馆住宿。

当时，国家已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南巡已经过去多年，已经没有人再去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曾经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治高压已不存在，二姨年事已高，且经济条件又允许，便让孙子开着自家的中巴车，带着她二儿子蔡定生和一家四辈人回老家寻亲。在李家河镇上逢人就打听：“梨树坪文家还有人吗？”有知情人说：“烟包梁有个虎儿”。

找到文传康，便带来了我家。

过后几天中，又一起去四姨家。四姨家经济条件稍差点，也尽力在家安排火锅招待。席间欢声笑语，呼来唤去，三姐妹有说不完的话题。

然后，又去隔房二外公家看望年纪和二姨差不多大的隔房二外公二外婆。一屋子人都高兴，问起这个，谈起那个，提到的都是文家人。二外公说：“文启蓉浪个（“很”的意思）小就去教书了”。二姨有意逗乐，问我母亲：“你嫩个（那么的意思）矮，遇到高个子学生不做作业要啷个打他的手板儿？”母亲说：“我找两个高的，叫他两个你打我的，我打你的”。欢声笑语，合影留念，好不热闹、温馨。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十分感人。

那几天，母亲一直乐呵呵的，拉着两个姐姐的手，笑个不停！我从没有见过母亲那样持久的高兴。 请注意，重点在持久二字。遗憾的是，唯一的我从没有见过面的舅舅早已不在人世。外公的一子三女，独缺一人。

几天后，二姨一大家人高高兴兴地开车回去了。

第二年，80多岁的二姨又带着我大表哥蔡定培专程来我家认亲。2人小住了几天，并由我陪同二姨和大表哥回外公梨树坪老屋探访过。

那个年代，出生不好的家庭多不谈及老家情况。避之唯恐不及，岂敢胡言乱语。母亲也基本不提及往事儿。我没有见到过外公外婆，除了知道他们的姓名、家住哪里、从哪里来、院子大，就只知道外公为了培养母亲不信迷信，在她4岁时，晚上带她去野外踢“鬼火”的事儿，其他我一概不知。

二姨回来寻亲，住在我家时，对我说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过的关于外公家、二姨家的一些情况。由此我才知道：

我的外公文化让，字礼臣，号谦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刘峙，张治中，白崇禧，顾祝同，陈诚等都毕业于那所学校。那是当时中国正规的最高现代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和各省讲武堂不过是速成班。

后来，外公与刘伯承同为川军旅长。刘伯承驻防丰都、泸州，外公驻防巫山。刘伯承家在赵家场，外公在梨树坪，两地一山（大垭口）之隔，只相距几十里山路。两人同在川军中，惺惺相惜，一直交好。适逢朱德、陈毅等共产党人在重庆、万县沿江一带活动，外公也受到一些影响，思想立场上倾向共产党。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外公带着人去投奔。跑过了分水镇，被外祖带人追了回来。回家后，外公就愤然脱离了军界，只带回了忠心耿耿跟随他的一些警卫排士兵。不然，外公的后半生截然不同。

二姨，文启媛，国名党中央大学毕业。二姨爹，姓蔡，名字没记住，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国军军长，战犯。最后一批放出来后，安排在四川省政府当参事，不久便故去。

我母亲一直以为二姨他们去了台湾或死了。此时才知，没有跑脱，也没有死。二姨爹成为战犯关了起来，二姨带着儿女几个被押送回二姨爹原籍安岳县白塔寺乡下，成了地主婆，被管制多年。

二姨有2子2女，她自豪地说，“你两个表哥基本上没有上过学校，学识都相当于高中毕业，是我偷偷教的。”

大表哥蔡定培十多岁时在家乡活不下去，独自一人跑出去。哪里偏僻往哪里跑，最后在西藏昌都孤苦伶仃地苟活。他从打散工做起，干到砖工，再做到施工员。改革开放后，拉起一个几百人的施工队伍，都是安岳人，拥有几十辆车，当上建筑老板。昌都城过半的新房子都是他建起的，还参与了邦达机场的建设。乌鸦变凤凰，在家乡成了名人 ，当上了安岳县政协常委。

我开车送二姨、大表哥回外公梨树坪老家探访的情景很有意思。

在烟包梁停好车，我们三人踩着跳蹬，过了烟包梁下那条小河，爬上高坡，来到一大片农家房屋前。二姨站在院坝里，对人说：“我原来就是这里的人。把你们家里年纪最大的找来，我要见他们。”。

一会儿，七八个老头儿来到面前。“呀，快来看，谦甫老爷的二千金回来了！”这个说：“我是给他嗫（尊称，万县土话，“您”的意思。）牵马的”，那个说：“我是给他嗫扛邦邦枪的”，还有人说：“全靠他嗫把土地分给我们啰，不然还莫得饭吃哟。”一时间，七嘴八舌，挣先恐后，不亦乐乎。原来都是当年外公带回家的警卫排的兵。院坝里一会儿就围上来老老少少几十人，一时人声鼎沸。

听闻“分土地”，我猛然想起，母亲曾讲过，外公临死前把她叫到面前，说：“我把谷子（万县指田产）分给他们了，你莫怪我。这个天要变的，你这就去教书，自食其力，今后有好处。你大叔今后就要吃他那些谷子的亏。”以前，我只以为外公与共产党方面有联系，知道政策，送土地是在巧妙规避风险。现在才知道也不尽然，还因为他得给跟随他返乡的警卫排的兵们一个交代。他死了，他们要有个生活的来源。有了土地便有了一切，兵们落地生根，娶妻养子，最后颐养天年。处理完土地，女儿教书，兵们种地，外公才安心的离开。此举有情有义，都照顾到了，两全其美。外公，高人呐！

母亲很听话，随后便去走马镇山里和万县市城区教书，开始了几十年的教师生涯。

果然，解放后划分阶级成份时的政策，就是根据个人解放前三年所从事的职业或经济来源来确定的。母亲在外教书，娘家已没有田产，父亲这边的家当也败完了。因此，母亲彻彻底底躲过了“地主分子”这顶吓死人的大帽子。外公口中那个“要吃亏”的文家坪的“大叔”解放后真的被当作恶霸地主镇压了。

围着那一大片农家屋转了一圈，二姨说，那原来就是一个大院子，有九个天井。我想起母亲为数不多的、谈到外公老屋时曾说过：“外公的院子很大，有九个天井。小时候，有一回，我跑到后院去耍，有个房间里有一排立柜。我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嚇死个人，我再也没有去后面院子耍过了。”看来外公当年的院子确实够大。

来到后面山坡上，二姨指着一长排屋脊上有砖雕的土墙屋说：“这就是原来的灶屋，只有这里还是原来的样子。”天呐，差不多两间标准教室大的灶屋，得多少人吃饭？

二姨又一指后面娃达山上那一坡田地，说，“那是我的陪奁。我后来把它卖了，拿去支持你二姨爹的事业。”以前，我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过国民党军队各级官员都克扣军饷的描写，没想到也还有用自己的钱发军饷的军长。不过，衰败没落大势已去的国名党政权岂是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

说到二姨回梨树坪，我又想起那年二姨走后，我开车送母亲到烟包梁文传康虎儿表哥家走亲戚的事儿。母亲先与金舅母聊了一会儿，然后来到屋后的小河边。母亲望着河对岸山坡上她儿时的家的方向，默默地站着，不说话。脚下就是过河的跳蹬石，过去就可以“回家看看”，但是没有。我问：“过去卟？”母亲轻轻摇摇头，仍然一动不动地继续站着，静静地站着，遙望着河对岸山坡上那一片农家房屋。微风轻轻拂过，母亲发丝轻扬，就像一尊雕像。我不敢惊扰，陪着站在身边。足足过了10多分钟，母亲转过身来，轻轻对我说：“回去”。然后，便自顾自地向停车的地方走。我至今没有想明白，都到河边了，怎么就不过去看看呢？母亲当时想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都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思绪打开，难得收住。不说了，再说就离题了。

妈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

来生再见！

2023.11.30.

家严50周年祭（一）

50年前的今天，父亲熬过长期严重精神打击和6年重病折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时，我19岁。父亲非常重亲情、感情。我想，在去往天国的路上，他一定频频回望。

我的父亲张竹溪， 1925年生，卒于1974年3月26日，金陵大学毕业，小学教师，是我家乾隆九年湖广填四川第八代传人。

父亲母亲结婚8年后才有了我，视我为掌上明珠，对我倾注了全部的爱。特别重视培养我遵章守纪、自力自律、吃苦勤俭、不贪便宜的习惯。

教育子女，民间奉行“黄荆棍子出好人”。在教育上，父亲从不手软。儿时，我很倔强，几乎是被父亲打大的。听母亲讲，我二、三岁时，人家的孩子挨打，一个劲儿认错、躲藏，而我则抱住父亲的大腿一声不吭，任由他打。估计我也不爱干净。上幼儿园时，父亲常说： “人家崔方上个星期穿的衣服现在还干干净净的。你看你，上午穿出去，下午就成这个样子。”

小学阶段，我和弟弟随父亲在法院街小学上学生活。母亲在陆家街小学任教。她星期六晚上回家，做好很多菜肴，星期天下午又走了。

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都没有与父亲发生过争执。她对父亲大声说话只有一次。那天晚上，不知我又犯了啥错，父亲推我出家门时，我没有往家门里回挤。我跑到前面教室里，听见母亲满校园呼唤我，一声比一声急，我一声不吭。我见母亲失落地往回走，便跟在她后面，爬上二楼往下偷看。母亲回到家中，刚拿起面盆，突然往桌子上“砰”的一扔，大声对父亲说：“你自己去找！”父亲一声不吭。我见势不对，赶紧下楼，回到家中。

儿时，父亲有两句话我听得很多，一是“你一天不三遍打九遍锤，就刹不倒葛（不结束）。”另一句是“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打的就是你的骄傲自满。”

桥马滩长江水流很急，父亲不准我私自下河。那次，我偷偷去钓鱼，被人告密。我刚进家门，父亲黑着脸，一把夺过钓鱼竿，“咔嚓”一下，搉成两截。一次，他带我两兄弟去瀼渡桥下，划定一块浅水区域，说：“就在这里面学”。他话音刚落，我一下扑进河里，三刨两爪就游到了对岸。父亲傻了眼，他不知道我早就偷偷摸摸地学会了游泳。不然，哪有我15岁就横渡长江的事儿。

但凡我与人发生争斗，不管对错，回家总要挨打。父亲总是说：“他怎么不打我呢？”那次打篮球发生碰撞，陪了4角8分钱医药费，打得更狠。

罐头厂食品车间一女工不戴帽子，秀出发辫儿上班。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检测发现罐头里有根头发，将整批罐头倾倒进海里，还提出索赔。厂家、批次一查就准。那女工被判刑，押送来我校隔壁地区监狱服刑。父亲带着我站在学校门口，要我看清，吸取教训。

父亲教图画课有公家的尺子，他不准我用。给我另买一把，还连同家里几乎所有物品都刻上“张文私有”字样，告诉我公私一定要分清。

1964年，电报路小学教师周全斋强奸学生被判死刑。父亲带我去看法场，借机教育我任何时候都要守住心智，不可任性而为。

父亲要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早起扫地，独自走很远去一马路打牛奶。二年级就给家里打洗脸水、端饭、洗碗、倒夜壶。三年级，放学后我拿着铝盆去馆子买“随炒肉丝”、去柑子园魏包面（抄手）馆子端羊肉、肥肠格格或者包面回家吃。星期天食堂不开火，父亲支气管哮喘严重，我就与母亲抬水回家。四年级开始学习煮稀饭。五年级学习洗衣服。至于“长辈不动筷子不能先自己先吃、碗里不能剩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类，规矩多多，父亲要求甚严。

父亲在吃穿上尽力安排最好的给我两兄弟。同学们都是穿薄布衣服，我俩从小就穿咔叽布、劳动布的。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打赤脚，我俩穿着皮鞋。很多家庭难得打一回牙祭，而我家几乎每天中午都有肉吃，尽管份量不多。

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前的中午，我在学校爬黄桷树，不慎摔了下来，摔成小腿骨丝裂。我坚持考完试后，父亲不顾自己哮喘严重，背着我步行几公里去益安骨科诊所治疗再背回家。我趴在他背上，听见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艰难地爬坡上坎。

法院街小学那地盘在解放前是国名党的市法院，解放后国家测量队又驻地8年。国测队搬走后很多非专业书籍都留了下来，还有法院留下的。我家隔壁正好是学校图书室，一板壁之隔。我偶然发现中间隔门打得开，便偷偷地溜进去。呀，好多书啊。我从小阅读广泛杂乱。开始是胡乱翻看，把图书室的小人书翻了个遍。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借助字典，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少年海陆空模型》等类科普书籍，对医书上的人体结构很感兴趣，还有《中国民间故事集》、《少数民族故事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等，还有艾芜的《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几年下来，甚至还似懂非懂地看过《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和半本《东周列国志》，就缺也没有看过《红楼梦》。

有一次太过入迷，父亲回来了我也不觉。父亲走了进来，我以为这一顿打又少不了。不曾想，这一次父亲并没有打我，只笑着说了一句:“废字纸篓篓。”得到默认，从此，我提前完成家庭作业。晚上父亲去楼下办公，我就准时打开隔门，钻进图书室，沉浸在阅读中。

父亲从小培养我画画，希望我走远离政治的道路。可我从小就对无线电技术着迷。小学六年级时，我做的矿石收音机成功了。当耳机中传来清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的声音时，我欣喜若狂。学校的老师闻讯跑过来戴着耳机听，个个称赞。何大珍老师大声说：“张文长大了一定是个科学家。”此后，父亲再没有要求我画画。

那时，旧传统影响还很深，凡事长辈优先。学校一发工资，一些老师就去柑子园馆子吃魏包面吃羊肉格格，孩子从不带去。我家进馆则是全家出动。自然灾害时期，高级（杂面）饼子1.40元/个。父亲买一个分成4块，我一家四口坐在长江边，边看涨水边吃。在学校家属中，仅我家孩子有这待遇。

祖父母有2子2女，父亲是老幺。他出生时，大姑妈20岁，早已出嫁，伯父和幺姑妈也已成年。祖母生下父亲时，已经42岁。这时，祖父的家业蒸蒸日上，已经从前店后厂的箱子铺进入木材、皮革、丝绸、百货、桐油等行业，前店后厂的商行分散在环城路和南津街。

听老人讲，祖母特别宠爱父亲。有人上门请客，不管多么有面子的人来请，只要口头没有提到“请幺儿”，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出席。如果来人说“我来请幺儿喝酒”，请不请她本人都没有关系，祖母叫人抱起父亲就走。民间真的是“百姓爱幺儿”。

父亲儿时在祖母的溺爱下，非常任性。比如，伯父娶亲，伯娘回门时，只有2岁的父亲执意要坐花轿一起去。祖母则支持：“坐坐坐，坐轿子。”最后，新媳妇回娘家，一众娘家人在大门前迎候，首先从花轿里跳下来的竟然是一个儿童——我父亲。伯娘的娘家人早就知道有我父亲这个“要人”，一点不悦都没有。要知道，小叔子坐嫂嫂的回门花轿，那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不合习俗。

听说，父亲年少时，他的奶娘那一家人经常唆使他偷拿家里的腊肉香油等东西过去。老一辈亲戚说，幸好父亲人小，不然，家都要让他搬空。

一句话，父亲儿时，家庭条件优渥，无忧无虑，优哉游哉，任其所以。

祖父家业的上升时期，恰逢我的幺姑妈出嫁。祖父豪气地说：“我家幺姑娘嫁到他熊家，可以一辈子不吃熊家一口饭，不用熊家一件物品。”出嫁那天，两个人一架抬盒的陪奁队伍，一架紧挨一架依次出发。前面的一架抬盒已经走到了万安大桥中间，后面的还在南门口的家门口。逶迤延绵的送亲队伍1公里长，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抗战时期，父亲在外求学，祖父年事已高，原本已经将家业交给伯父管理。无奈伯父成天领着一众亲戚老表偷着抽吗啡，不问家事。祖父不得已重新操劳。每天傍晚，祖父拄着拐棍，押着银元担子回家。伯父派人在倒碑黄桷树下高处望风，不停报告祖父的实时位置。祖父从院子前门进，他们一伙烟鬼就从后门溜走。反之亦然，就是不与祖父照面。听我大姑妈讲，我祖父被伯父气得吐血，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抗战“打胜利炮”的第二年，下江人逐渐离去，万县城里人口锐减，生意大受影响。内外交困，祖父气绝而去。

这下好了，伯父全然不理事儿，天天躺着抽吗啡。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家中几个管事见无人监督，乘机下手。我家的百货公司倒台，大管家的百货公司鸣炮开业……。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祖父创下的宏大家业包含乡下的土地全部烟消云散。

生活来源中断，父亲不得已，在成都当了宪兵。就是这段宪兵经历让父亲和我家吃尽了苦头。1949年，父亲跟随部队起义，后回到万县。父母亲团聚，两人同在鸡公岭小学教书，但只准他教体育、图画。从此，父亲的爱好和特长成为了他的主业。

父亲从中学开始一直都是学校篮球队长。解放后，他一直是国家二级裁判和美协会员。他多才多艺，歌唱得很好，会很多种乐器，酷爱美术并有所成。

父亲英语极好。父亲初中在安徽中学就读。高中进入教会学校金陵，从附中开始都是洋人老师，全英语教学，直到大学毕业。他的英语仅仅对我学英语有帮助，此外，全无用武之地。父亲讲过，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分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金陵男大学生出上联戏弄女大：“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金陵女大女生也非等闲之辈，马上对下联：“城南小，城北小，一小在南，一小在北，两小无猜。”一时传为趣话。

反右运动以前，一有全市性的文艺活动，父亲总是代表教育系统在市委大礼堂登台献唱。他那浑厚多情、振幅舒缓的男声独唱，总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我会的乐器我父亲都会，父亲会的我不全会，比如“锯琴”。父亲告诉我，“锯琴”就是一把普通的3寸宽的单面钢裁锯。演奏时，双脚夹住无把手的一端，左手握住把手根据需要往下压或放松，右手持二胡弓子，在锯子背上摩擦，即成曲调。多年后在央视综艺节目中，我才有幸见到锯琴演奏。

听母亲讲，中苏友好时期，流行跳交谊舞。每个周末，父亲都会带着母亲去参加。父亲高大帅气俊朗的形象、优雅的舞姿，总是那么瞩目。一场舞会下来，母亲能够与父亲跳第二次的机会并不多。基本上刚刚一下场，马上就有几位年轻女教师走上前来邀请父亲，一个接一个。母亲总是笑盈盈地很享受地坐在场边的长椅子上，看着父亲带着那些女教师在场上轻盈迈步翩翩起舞。母亲曾亲口給我讲过，一个叫朱XX的女教师，她身材好，舞姿好，与我父亲一起跳舞，常常是满堂瞩目。

那时，万县市美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擅长西洋画和美术字的我父亲，另一个是画国画的周继陶。西洋画讲就透视立体形象逼真，国画讲就简洁写意，风格迥异。两种画派的人相互都看不上，但我父亲与周老师却相互尊敬维护，关系好得很。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身材高大，皮肤稍黑，不苟言笑。他相貌很帅气，与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很相像。随着阶级斗争形势升级，父亲的日子逐步艰难。历次政治运动一来，总少不了受针对。有人一句“不能让资产阶级把我们的子女教坏了”，父母亲双双先后调离干部子女成堆的鸡公岭小学。

家严50周年祭（二）

反右运动中，谨言慎行的父亲不是右派分子，也被下放到云阳县沙坨公社劳动改造近2年。母亲被调去三马路幼儿园。父亲回来不久，鸡公岭小学迁校，全校教师参加义务劳动。父亲站在南门口外长江冰冷的水中，负责打捞原木。天天浑身湿透，中午在囤船上午休着凉。咳嗽一个多月，持续劳作，无法及时就医，由此患上慢性支气管炎，埋下病根。

1961年父亲被调去法院街小学。

1966年，文革开始。一夜之间，大字报几乎封了我家的门，我也成了“国民党的爪牙宪兵的儿”，受尽屈辱。

一天半夜，父亲叫我起床，拿出解放前全家和亲戚几辈人的照片。等我一一看完，父亲拿过搪瓷盆全部烧毁。父母亲的结婚照因母亲另外保存着一张才幸存下来，西装革履的父亲和旗袍裹身的母亲格外帅气漂亮。

冬天到了，父亲给我穿上崭新的棉袄。棉袄又肥又大，从上到下多釘了一排钮扣，下边往上卷起一大截，准备多穿几年。父亲边给我试穿边心事重重地对我说：“这是爸爸最后给你做的棉袄了，今后就靠你自己。”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感觉父亲像在与我诀别一样。那年，父亲不到43岁。果然，一年后，父亲就心累体伤地倒下了。我后来的新棉袄真的是我长大后自己挣钱做的。

我好像一下就懂事儿了，父子连心的感觉油然而生，再没有惹父亲生气。每一次父亲受辱，我的心就像针扎，但又只能忍受，别无他法。父亲一再告诫我，千万莫冲动。那时，我刚刚12岁。

原来与我相交很好地同校家属子女XXX，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带头对我家和我进行各种打击侮辱。我一直默默忍受，从不给家里添乱。那天，下着小雨，那个家伙又带头作恶。一开始，我依然不言不语，直到看见我父亲猛的一下子长条条地摔在坚硬的三合土过道上，望着父亲那痛苦不堪的表情，我强忍怒火。我想前去拉父亲起来，那个家伙上前阻拦，并动手打我。我的情绪一下子失控，不管不顾地拼命反抗。那家伙首先拔刀刺在我腿上，我立即回敬。当然，都是削笔小刀。我父亲强忍剧痛爬起来，没有来得及看我一眼或问一句，立即送那家伙去了医院。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革命的一边”。记得那个全校师生都痛恨的造反派老师廖元树，公然颠倒黑白，不顾事实，说我是自己捅了自己一刀，还当众宣布我是搞“阶级报复”。只有我的同班同学龚万胜一人站出来，大声地讲述实情，扶着我慢慢地往医院走。

我父亲在长期遭受精神打击的情况下，本身患有较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又被市里召去站在高梯子上连日连夜地在市里主要街道的高墙上直接书写毛主席语录和大幅标语。他边写边咳嗽，咬牙坚持。如此折腾下来，父亲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1968年的一个星期天上午，父亲突然呼吸困难，脸色发青， 急咋咋地喊我，说：“出不了气。”幸得法院街小学的男老师们用凉板抬着，一路小跑，紧急送往三门诊部。

医生误诊为啸喘急性发作，治疗无效。父亲堵得脸色发紫，像猪肝色。打过第三剂强心针后，父亲再次清醒过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用微弱的声音对站在床边的我说：“帮助妈妈，带好弟弟。”为这8字临终遗嘱我坚守了几十年。

当时，一家人闻言哭成一团。一位刚分配来的医科大学生说：“赶快转院”。然后，雇轿子抬着，旁边跟着手提急救箱的医生，父亲被紧急转送地区医院本部。

轿夫一路高呼“让路让路”，小跑着直接把父亲抬进地区医院住院部。大内科王主任经验丰富，判断是自发性气胸。就是肺泡咳破了，空气进入胸腔压迫肺叶，无法呼吸。王主任喊：“快拿刀来”。护士说：“没有消毒”，王主任说：“来不及了”。一刀下去，“噗呲”一声，手术刀都冲脱手了，气压不是一般的大。父亲长长地嗯了一声，脸上的猪肝色慢慢消退，看着看着就正常了。父亲在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了，万幸。 那时的医院真的是把治病救人摆在第一位，号都没有挂，也没有交钱呐，问都不问一声就动手抢救，过后才去补办入院手续。

从此，我离开了留下我童年幸福和屈辱回忆又魂牵梦绕的法院街小学，再没有回去。徐志摩离开校园，走得是那样的轻松惬意，“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跟在急待抢救的父亲的轿子后面一路小跑，走得是那样的怱忙、急迫、无奈。小小孩童头上还顶着一个“阶级报复”的大帽子，没有学上，看不见未来，我哪来心情也没有空闲轻松傲气地宣布“不带走一片云彩”。

父亲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却从此丧失了自理能力，只能断断续续地住医院治疗。但凡父亲在家养病时，我隔三天就要扶父亲去一门诊部看病打针拿药。父亲扶着我的肩膀，两父子慢慢地蜗行在新城路上，身边不时有背着书包上学的同龄身影嘻嘻哈哈擦身而过。望着他们打闹嬉戏渐渐远去的背影，低人一头的感觉油然而生。看看身边的父亲，我理解了何为相依为命。

后来，父亲的支气管哮喘逐渐发展成肺气肿，前后拖了6年，最终肺心病带走了他。走前，父亲昏迷3天，我在医院守候了他3天，送终时就我一人在他身边。

父亲在世时常常对我讲，当年伯父败光了家业，他不得已去当兵。走前，去我大姥子（姑妈）家辞行，潘姑爷当着大姥子的面给父亲给钱，送上船时又往他荷包里塞。解放时他从成都跑回家，没有换洗衣服，我幺姥子马上拿出表哥的衣服给父亲换上。父亲说，不能忘了人家对他的好，有恩就要报。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非常顾及亲戚们。父亲每个月要给没有收入的地主分子幺姥子(幺姑妈)拿一部分生活费。家庭妇女大姥子没有子嗣，老来常年在我家，常常是腊月二十回去，初二又来。他和母亲常常给四姨给钱。记得有一次，我早上穿着新鞋去四姨家耍，四姨说“力娃的鞋烂了”。父亲立即叫我脱下来给了力娃表哥，我则穿着表哥的张口巴鞋子回家。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但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用之不绝。长大后，年年春节去新田镇上看望大姥子、潘姑爷，我都要给他俩一人10元钱，还给潘姑爷一件新衣服。我在农村教书时，熊任志表哥家庭困难，我就挤出2元钱给单独居住的幺姥子买米。我是在替父亲感恩还情。我长大后，也常常接济四姨家。一次，年老的四姨病了，尽管他有2子2女，却只有我拿出180元钱送去医院，这相当于我3个月的工资。在这方面，父亲就是我的榜样。

我家活下来的只有我两兄弟。尽管父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但我知道，家里最看重最喜欢的应该是我，最照顾的是弟弟。弟弟方方面面都比我弱，知子莫若父，父亲从小到大一次都没有打过他。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打是疼，骂是爱”，实践证明，父亲的“黄荆棍子出好人”有效。

现在回头看，如果我不是从小就营养充足，我的身体估计也支撑不了落难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如果不是公私分明警钟长鸣，估计我也抵挡不住金钱的侵蚀。如果不是严格的道德约束教育，难说不会被色诱自毁前程。任由我的脾气发展，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进步，都与父亲的严格教育有关。

父亲的教育只有一样收效甚微：人家都说我内敛、低调、儒雅，他们哪里知道我深藏骨子里的傲气和遇事儿冲动的脾气基本没有啥大的改变，枉费了当年父亲“打的就是你的骄傲自满”的一番苦心。

十年动乱结束时，政治高压散去，父亲早已去世。使我难以释怀的是，父亲没有看到我如愿考上大学，也没有等到我家终于有了大致平等的社会地位。

如今我也年近古稀，我时时想起我的父亲。如果父亲健在，应该99岁了。但愿父亲在天有灵能够感应到我和我家的可喜变化。

2024.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