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老祖先”（一）

有话直说

               一、张家湾简要历史

      张家湾是陕北白于山区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行政区域为陕西子长市涧峪岔乡镇高台管委会石窑台大队的一个自然村，西接榆林横山，北连子洲。全村只有一个老祖先流传的张姓一家，目前繁衍到第八代，大约150年的家族史，家出里外一大家子约有500人，其中，大部分移居在延安、榆林各市、县内，其中延安和靖边最多。

      清朝同治年间（1869年左右），老祖先由目前的绥德崔家湾镇张家坪，经过长途跋涉落难到乔家峁（今天的张家湾），先后生子5个，即我们现在的五老门头。经过同治末年、光绪（34年）、宣统（4年）四十几年的打拼，老祖先由揽长工、定居、租地、买地、雇长工，到民国初年，已经发展成为十里八乡的大户。

       随后几年，天灾人祸，张家湾发展势头严重削弱，直至解放初，土地再没有扩张，但家族人口有明显增加，又很少有外出打拼闯荡的先辈，原有土地显得日趋有限，先辈们的农耕生活有些俭朴。

解放后，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土地统一划归集体，成立生产队，搞大生产、农业机械化运动，集体劳动，修梯田，打坝，搞夜战，学文化，背语录，排练节目、家人们生活虽然清苦，但劳动热情很高，干劲十足。当时也尽可能让富余劳动力外出搞副业（揽工，当黑户搞单干），参加工业化建设（当工人），大力支持国防建设（当兵），相继有部分家人外出成家、立业、定居。同时，随着大力推行基础教育，大部分人至少接受了小学阶段的教育，能读书、看报、开眼界，能听懂普通话。这段时间，在“人多力量大”的政策导向下，村里人口大增，家家户户至少三五个，多则七八个，大人忙着生产劳动挣工分，家里大的管小的，小的带猴的，不会走的婴儿直接腰里扎带栓在下炕仡佬，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全村40多户接近300人，这是张家湾居住人口最多的时段。

      改革开放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激发了广种多收的积极性，恰逢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家人们动用家里一切可用的劳动力（有的干脆撤回正在上学的孩子），起早贪黑开垦地沟地畔，最大限度地利用荒芜资源。通过几年的无序开荒，村民们吃穿大改善，还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许多年轻人按捺不住老乡里的寂寞，纷纷外出打工，做生意，当匠人，也赶上了人口红利和快速发展的大潮，不少年轻人外出增长了见识，挣得了“外快”，更重要的是利用自己辛劳所得，很好地包装了自己，为个人的结婚成家创造良好条件。大家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改善住房条件，彻底改变“一家不管多少人只住一个窑洞”的窘迫境况，于是兴修地房成了开放几年后最靓丽的一幕。住新房了，然后才逐渐替补彩电，购置半自动洗衣机等。

       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明确了“城镇化”，并称“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有政策支持，家人们相继外出打拼，老家常住人口越来越少。外出的家人们发扬老祖先的“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敢闯敢拼”的精神，通过多年来的摸爬滚打，在周边城镇、市区逐渐站稳了脚步，当推销，跑出租，搞装修，开门市、干绿化，办养殖，搞批发，各行各业混得风生水起。个别家人，头脑灵活，知人善用，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用人越来越多，成为行业引领者。

      致富不忘桑梓情，真情回馈故乡人。祖祖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赶上好时代发家致富，发达了的家人们也没忘张家湾老家，常常关心、关注着老家的发展，并做了很多回馈老家的善举。先后修路，架桥，调停一些老家事务，并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搞“乡村振兴”，通过家人们的共同努力，先后改善了进村道路，成立维护古老院落非遗保护小组，并于2007年确定了“张家湾古村落”。

       目前，虽然老根据地的家人们越来越少（全村常住20多人），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进村道路已硬化，家家有水井、太阳能路灯和统一规范的旱厕；户户都能上网，玩快手，刷抖音，搞网购，做直播，虽然常住深山，国内外新闻一样瞬间可知。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家庭必备电器一应俱全，有老人的还安装远程操控的室内外监控。

                 二、给老祖先重新立碑

     老祖先的坟墓原来有石碑，而且从现存的遗迹看，这个石碑还是挺有气派的。传说在“文革”时期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时候被几个外乡的二道毛红卫兵给打倒损毁了。

     老祖先的坟墓属于我们老张家的公墓，每逢节日，给自己先人烧纸祭奠的时候，也都不会忘记老祖先，很多家人也有过给老祖先立碑的想法，特别是随着老祖先脚下后人的石碑一个个矗立，而我们的开山鼻祖的老坟一片突兀，确实不好看，更无法言说，如有在天之灵，我们的老祖宗一定会骂我们这群“不孝子孙”。但要给老祖宗重新立碑，按现在的生活条件，费用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在老祖宗的坟墓上动土，势必要征得所有家人们的同意，以防为了共同的老祖先“花了钱，受了麻烦”，事后还有人说三道四。

      近年来，随着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住在老家的人们生活更安逸，更有盼头，在外奔波的家人们也希望家乡越来越好，更愿意享受老家那份亲切、自然和安逸，特别是在外发展较好的家人们，更愿意为老家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很多家人提说给老先人立碑的事，但总会因为种种原因不了了之，最重要的是没人能撑这个头。今年（2024年），在几位有成就、有名望、热心的家人们精心筹划下，清明节终于完美地实施了家人们这一共同心愿。

      从前期的考察调研、征求意见、刻碑、修路、石碑材料运输、立碑、举行揭碑仪式、前后5顿便宴、集资赞助等环节看，家人们参与度高，热情饱满，特别是留守老家的家人们提前六七天就主动积极筹备，下苦、垫资、家家户户敞开大门热情接待大量返回的家人，不怕脏、不嫌累、心甘情愿地承担了“当家人”的一切职责。赞助商及组织者更是大公无私，所有费用不分摊，大包大揽。外地返回的家人们更有力的卖力，有钱没钱的都多少不等的积极赞助筹资。

      清明节共计接待130多家人，共同参与并见证了给祖宗立碑这一壮举。在祖坟地完美地竖立了包括祖先在内的4块石碑。至此，老坟的所有坟墓都树立了花岗岩石碑，所有石碑排列有序，碑文字迹清晰，各先人坟墓辈分明了。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先人深刻缅怀与崇高敬意的体现，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尊重，对传统的一次传承；不仅表达了对去世先人们的思念和敬意，也强化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更是我们家族繁荣昌盛的见证。

      一个老祖先传下来的八代人，总共不过150年左右的家族史，我们爷爷的爷爷就是老祖宗，论泱泱中华民族，我们的家族史何其短暂，但因为是普通民间人士，没有任何文字资料，更找不到史料记载，说不清老祖宗的来历，论不清老祖宗的功绩，只有口头相传老祖先的零星印迹。

      作为老张家第五代传人，我早就想挖掘祖先的一些历史，也试探着进行了追根溯源（写过《老家》《寻根》《别让古村落渐行渐远》等），总感到有太多的不清楚。在这次清明节给老祖宗立碑活动，终于发现老祖宗的墓碑有很多可挖掘的东西。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趁着大部分家人返回老家，从祖碑中仅有的、依稀可辨的文字及家人们口头传达有关老祖先的故事，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老祖宗的来历。

                    三、祖坟及祖碑

       张家湾祖坟（茔）坐落在村东侧的小山梁上，背靠脑畔梁大山，面对大湾，祖坟山梁坐北朝南，小山梁由北向南排满了老祖宗及二、三、四代先人坟墓。老祖宗墓在山梁的最北头。祖宗的石碑在“文革”期间被损毁，碑身、碑座等乱七八糟地堆砌在坟前。从现有的残余看，祖碑整体大气、排场，应该属于三山碑，就是由一块主碑、两块花屏副碑，还有底座、承台等附属物。主碑为青石板质，高约2米，宽0.8米，厚0.2米。碑阳（正面）所刻字迹因年代久远遭磨损或腐蚀而模糊不清（漫漶），阴（背面）无字迹。

       主碑正面共有四部分内容，即碑额（能看出碑主人为清朝人）、中榜（中竖，记载墓主人及与立碑人的辈分关系）、龙边（左边，记载时间及第二代、第三代部分男性子弟）、虎边（右边，记载墓主人祖籍及迁移地名称），所有字体为竖向楷书，少部分字迹为繁体字。

     主碑额头（碑额）竖排（两个大字）——皇清。

     “皇”有“大”的意思， 因此“皇清”般也称为“大清”，是对清朝的正式的尊称，证明老祖宗是清代人。也有解释：“皇清”是碑文格式中出现的用语，主要表明自认客死异乡的先人的归属感。

      碑中（中榜）竖文“清故显考张公讳自勉三位之灵 妣母 柴氏 胡氏”（两个妣母左右竖排，左侧为柴氏，右侧为胡氏） ，主要能反映出墓主人及立碑人与墓主人的关系（“显”字能看出是父子或母子关系）。

     “清”代表清朝。

     “故”是对死亡的一种忌讳说法，古代对亲人去世一般是很少直接说“死”，会用“老了”“走了”等等，其实“故”就是“死”的隐晦的说法，所以“清故”就是“清朝过世或去世”的意思。

    “显”的含义其实是比较美好的，指的是已故之人对于后辈和后代的祝福，指过世的长辈将在另一个世界之中保佑着家族的后辈，蕴藏着希望过世的长辈在天上能够保佑家中的后辈。

    “显”和“先”同音，但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上边没有长辈，下面要有孙子辈，才能称“显”，否则称“先”，男女都一样。显还有亲生的含义。

    “考”就是成，说的是德行有成的男人。

    “妣”同媲，而媲就是配，意思是配于有德行有成之人。其实无论是“先考”还是“显考”或者是“故先考”都是对（自己甚至他人）亡父的尊称。同样，无论是“先妣”还是“显妣”或者是“故先妣”都是对（自己甚至他人）亡母的尊称。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写法，父母去世以后，不能写父母，也不能再称父母，过世的父亲称“考”，过世的母亲称“妣”。父亲去世了，说“亡父”，那是对父亲最大的不敬， 一定要称“先考”或“显考”。在丧事记载中要使用冥称，不能使用父亲、母亲、严父慈母等生称。

     如果碑文中一开端是“先考”，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父亲没了，儿子的承赠。可是他家里面还有老人，也就是死者还有父亲母亲，最少有一个人在，或者父亲母亲不在了， 岳父岳母还在世。只要父母长辈还有一个人在世间，他有长辈在，他死了只能够先走，先行一步。在这个家庭里面，还显示不出他，所以称“先”。如果他父母及长辈一个都没有了，而且他还有孙子辈，那么他在家里面是辈分最大的一个人， 他在家庭里面地位最尊贵，就写“显”， 显示的显，称“显考”。如果没有孙子辈，他还不能称“显”，只能称“先”。

     女的也是如此。先妣也是死（殁）者还有公婆或父母，至少有一位长辈还在世，称“先妣”。“显妣”和“显考”也一样，都是长辈没了而且有孙子辈，就可以称“显”了。

     “公”通“翁”，即为长者的意思，古时“长者”代表可敬、渊博，这是旧时对男性长者或老人的尊称。

    “讳”字的意思是名讳，古时候，一般生前叫名，死后叫讳。还有一种解释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够提起尊长的名讳，因为这在当时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但长者故去了，碑文上还是要写上长者的名字。直接写长者的名字，又显得不礼貌，因此加上个“讳”字，就解除了这种不礼貌的现象。

    综上所述，老祖先的碑文中竖意思为：清代过世的父亲张自勉、母亲柴氏和胡氏三位合墓。很明显，这是我们老张家第二代给第一代立的墓碑。

      碑右侧竖文（虎边）——大清国陕西绥德直隶州长宇七甲人氏今居到延安府安定县太宁里宗乙甲人氏后迁在张家湾。大致意思为：大清朝时，老祖先由绥德张家坪迁居到现在的张家湾。

     明洪武4年（1371年）设绥德卫，清初仍为绥德州。雍正三年（1725年）升为直隶州，辖领米脂县、清涧县。雍正九年（1731年）神木道改为分巡延绥鄜道，移驻绥德州。到1900年绥德直隶州治绥德（今陕西省绥德县),管辖米脂（今陕西省米脂县）、清涧（县治在今陕西省清涧县城东北，清涧河东岸）、吴堡（今陕西省吴堡县）共3县。1913年废除。

    “甲”是清朝户籍管理的基本单位。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至清朝，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皇朝对全国的严密控制。

     “人氏”指某一地方的人（多指籍贯），如“请问先生哪方人氏？”

     “绥德长宇七甲”应该是一种地域划分，相当于现在的某某乡镇某某社区。地处绥德县北部，东接中角镇，南邻佳县大佛寺乡，西连薛家河镇，北靠满堂川乡。应该就是现在绥德县崔家湾镇张家坪一带。同理，“延安府安定县太宁里宗乙甲人氏”是一个古代的户籍表述方式，具体含义如下：

    “延安府”是一个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延安市。

     “安定县”指所属的县，相当于现在的子长市。

     “太宁里”里是古代的基层组织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涧峪岔乡。

     “宗乙甲”是姓氏加上特定的标识，用于区分不同的家族或个人，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石窑台或下山）。

     整句话用来表明一个人的籍贯和身份信息，即来自延安府安定县太宁里的宗乙甲这一人家。

     碑左侧上竖文（龙边上）——岁次癸丑年十一月 初三日丑时安葬（这个字不确定）

     左侧下竖文：孝男张喜（竖文）

     礼德仁义盛（横排，“仁”字对应“喜”字，即张喜仁；“礼德”和“义盛”分别排列在“仁”字的左右两边）

     孝孙男（在孝男五名字下面）

     侯财、应长、应招、全保则、二保、应成、应财、招柱（八个小名均竖排）

     “岁次”是中国古代用来纪年的一种方式，通过特定的年号来代表特定的年份，以便于记录和纪念历史事件，如1894年，书面纪年文字，就应写“清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在实际运用中，“岁次”通常用于表述事件所在的年份。比如“癸丑年”。

      “癸丑年”，清末民初有两个可能的年份，一个是1853年，清文宗咸丰三年；另一个是1913年，民国二年。

      如果是1853年，这个年份有可能就是老祖先的生日。因为按照祖辈年龄推测，我爷爷是1905年出生，据说他9岁时，我老爷（祖宗的大儿子）去世，即我老爷去世时间是1913年，据说我老爷在世只有四十几年，所以他的出生时间大约就是1869年（那时结婚年龄小，可能不到20岁就结婚生育了），而且，从“丑时（凌晨一至三点）”看，不管是安葬还是立碑，都不可能是那么早的时辰，这一点进一步能证明该时间为老祖先的生日。

       如果是1913年11月3日，这个时间在冬至前，是个祭奠先辈比较好的时间，且从8个孝孙的记载（其他孙子还未出生），作为我们的老爷为他爸（即我们的祖先）立碑的时间，合乎情理，但如果“丑时”准确（碑面字迹模糊，不一定就是“丑”字），可以确定，这个时间又不应该是立碑的时间，因为一是立碑不可能在凌晨1-3点进行，另一方面，立碑也不一定还要定个准确的时辰，所以，进一步说明这个时间应该是1853年，即祖先的生日。

       这么说，在这列字的右侧应该有一列或两列有关祖先的“卒日”或“立碑”时间描述，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老祖先西迁重要事件推测

  （一）老祖宗西迁的年代——1871年左右

      我爷爷1984年去世，享年80岁，说明他是1905年出生。据说爷爷9岁时，我老爷（祖宗的大儿子）去世，推算我老爷去世时间是1913年。另外，传说我老爷在世只有四十几年，所以他的出生时间大约就是1869年（如果他45岁去世，他的生日就是1913-44=1869年），那么祖先从筐担里担着两小孩到石窑台时间应该很可能就是1871年（因为，我老爷是老大，如果按2岁算，就是1871年）。

    （二）老祖宗西迁背景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战争赔款自然而然地转嫁成了百姓的赋税，于是各地官府加大了搜刮民财，百姓与官府的矛盾愈演愈烈。加上历史遗留的传统矛盾，清政府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伊斯兰老教与新教的矛盾，也未能从政策层面处理好自身与伊斯兰教的隔阂，于是在陕、甘、宁等地酿成了多次叛乱。

      自同治元年（1862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持续了十二年的陕甘回民反清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给陕甘百姓造成了历史性的灾难，有统计这十来年间，回回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仅死于战乱的汉人数达到两千多万。

      作为“西北旱码头”的名州绥德，距离内蒙古较近，往来及长居回民较多，在那个回民暴乱的年代，此地回民更是连年暴乱，当地政府为镇压各地起义、叛乱，又要抵御外来侵略，需要筹措巨额军费，还有征收大量兵役（抓壮丁充军），于是加紧了对各地居民的搜刮。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也借机勒索，加之鼠疫横行，当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正像绥德大事件记载中描写的同治年代“狼成群，被吃被伤多人，偏僻乡村路断人止”。所以可以推测：老祖先携妻带子举家西迁实属被迫无奈。

     据“绥德县人民政府官网”中“魅力绥德”古今大事记载：

     同治六年（1867)四月，回民起义军于绥德城南杀左营游击马庆长，总兵陶茂森用疑兵败之。

     十月二十七日 回民军、西捻军联合攻入绥德城，都司梁凤山、韩锡恩战死，军民死亡约数千人。

     十一月初九 清军卓胜营郭宝昌、老湘营刘松山、抚标营刘厚基三路大军围攻绥德，回民义军与西捻军均撤走。

     同治七年（1868)：四月十三日 回民义军进驻绥德西川，继至田庄、薛家峁、四十里铺等地，沿途攻堡打寨，掳掠财物。

     十月 回民军又入绥境，知州成定康、提督刘厚基几面合击，回民军败退。冬广东提督刘松山率老湘营来绥德，分驻义合、兴奠（今辛店）、城内九贞观。

     十二月初八 记名提督易德麟、总兵章合才攻击大理川续家湾（今属子洲）一带回民军据点，刘松山攻小理川等地回民军营垒，义军大败。

     同治八年（1869)：四月十三日，老湘营中的哥老会首领谢永清、唐大春在城东兴奠发动兵变，攻占绥德城。二十三日晚，刘松山与提督曹义胜击败变兵，谢、唐被俘，变兵100人被杀。

      同治十年（1871)：狼成群，被吃被伤多人，偏僻乡村路断人止。

    后续“五、老祖宗西迁张家湾部分情景或事件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