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韶刚的美篇

李韶刚

红色山村沙沟（上）



亮堂堂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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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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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山村沙沟（上）

白尚立

沙沟村位于山西省交城县城西山区截岔盆底西社镇的北面。村子坐北面南，背靠大山，面向文峪河川，历史上是一个很繁华的村庄。沙沟古时候叫过“北社村”，是元明时期截岔地区“隆门五社”（东社、西社、沙沟为北社、曲里为中社、南堡为南社）之一，曾为祀水神坛之一，后因村周沟谷多沙而名沙沟。

沙沟是一个红色文化很浓厚的山村。

红军东征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

1936年3月21日上午，攻打交城县城未克的红军七十八师，经开栅、峪口、南堡、曲里等村进到东社镇。在东社镇住了三天。白天，不少红军战士来到距东社只有3华里的沙沟村作演讲、刷写标语、问寒问暖。红军来之前，为了阻挠红军到来，阎锡山作了大量污蔑共产党、红军的宣传，有一首《防共歌》要求人人都要会唱：“共产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富人要觉悟、穷人要知道，共产党来了一切都糟糕。”所以起初红军进村人们都躲避，战士们便不厌其烦地做工作：“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北上抗日。”并反复给人们讲，“咱们中国人要有骨气，我们是一家人，要爱国，日本侵略者要我们做亡国奴，我们必须打败他们，保家卫国，拯救咱们百姓。”有的战士在台阶上、空场上召集乡亲们作演讲。如此，老百姓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畏惧心理，改变了看法，继而点头称是。沙沟村自东向西有一条“官道街”，战士们便在“官道街”两边墙壁上刷写标语：“红军是抗日先锋队”“共产党万岁”“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苏维埃万岁”等，每条标语后边都有“红军宣”三字。老百姓看到红军和蔼可亲，不骚扰百姓，秋毫无犯，很有纪律，不打人骂人，不撬门砸户，说话和气，打心里佩服并表示拥护他们。因为他们优良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让群众很感动，与国民党阎匪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天红军号召群众去东社镇拿粮食，说打开奸商粮仓救济贫困百姓。人们将信将疑，又担心过后大户们反攻倒算吃大亏，都不敢去取。战士们就耐心做工作。此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大小子跑过来说，他刚从东社镇回来，人们都从粮店背粮取面，红军还给行动不便的老人们直接把粮食送到家呢。如此，人们的疑虑才算一扫而光，不少人纷纷拿上布袋、面笸箩去东社拿粮食。一位50多岁的老汉一时找不到合适器具，找了几张麻纸铺在笼头底部随众人奔向东社……

拿粮取面的人们回来后告诉乡亲们，说红军在老百姓家里做饭吃，拿了老乡的米面都要给麦子、豆子或钱，就是吃了点咸菜也要执意留下菜钱，根本不白吃人们的一丁点儿东西；还说晚上都是睡在大户院子里、学校、粮店、当铺等，实在住不下就露宿屋檐下、大街上；还帮助人们担水、劈柴、扫院子等。

红军是出东社镇沿西冶河向北行进的。沙沟村的八九个小男孩早早来到路旁，看着北行的红军嚷嚷着：“我长大也要当红军。”“过几年我也要当红军打敌人！”父老乡亲们出村东在路两旁依依不舍地目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红军走出很远很远……









　

　　









　　这是位于沙沟村官道街路北空场北的一座三合院，属清代遗构，坐北朝南。木构院门开在东南角，插飞锦瓦，三柁头装饰，额枋彩绘，两明柱擎顶，柱础雕纹，一对相向萌态十足的小石狮门当与一对圆柱形户对相得益彰。进院门，迎面为一座“福”字座山影壁，花纹线条饰角，花卉装边，毫发毕现，栩栩如生。东西厢房各三间一房，单坡硬山顶；正房三间一明两暗，明装修，双坡硬山顶，脊翎处砖雕图案装饰。全院房屋插飞锦瓦，墀头砖雕与磨砖装饰，额枋彩绘。

这座宅院就是当年“沙沟事件”的发生地。时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部分人员、教二团及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领导和部分队员就住于此院。

1937年11月，在这里发生了震惊山西乃至全国的“沙沟事件”（数字电影《成成烽火》称沙沟事件，也有人称东社事件）。

月初，日军逼近太原。接受阎锡山命令本该死守太原城的三十五军七十三师四二四团，在团长赵霖的率领下，临阵脱逃，并于8日窜至交城山区东社镇。赵霖为扩充自己实力，占山为王，遂将转移至东社镇及沙沟村的交城县抗日游击大队、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山西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部分人员等强行收编，这便是震惊山西乃至全国的“沙沟事件”。

6日这天，日军飞机轰炸交城县城及附近村庄，刚刚组建的交城游击大队决定向后方撤退。时交城游击大队队员70多人，由原县人民武装自卫队训练班骨干和一些学校师生组成，武器有30多支步枪、几支冲锋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及一些大刀、土枪等。游击大队长由老红军、省牺盟总会派来的军事干部刘九功担任，副大队长为中共交城县支部委员任悟僧，政治部主任为中共交城支部书记赵向荣



（寿隆寺东侧有圣母殿即娘娘庙一座）

　　交城县农村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沙沟村建立。

1940年，日军在开栅驻扎，加紧了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沙沟、东社、西社、曲里、南堡五村地处中西川、西冶川交汇处、入口处，受日军蹂躏尤其厉害。为了针锋相对地同日军进行斗争，在八分区及县委、区委指导下，沙沟村组织起抗日组织：侯近书任青救会主席，阎佩林任村自卫队指导员，侯辅邦任民兵队长、侯辅魁任农会秘书。到年底，由区委书记任凯、组织委员刘生荣介绍，吸收侯近书、阎佩林、侯辅魁、侯辅邦为中共党员。随即由儿童团员段立贵放哨，在村东寿隆寺建立起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侯辅魁任支部书记，侯近书任组织委员，阎佩林任宣传委员，侯辅邦任武装委员。第二年10月份，又由阎佩林组织了沙沟区委，负责联系沙沟、西社、曲里、南堡四村三个支部的对敌斗争工作。三个支部共15名党员。时东社镇已扎下日军据点，大家白天钻山林，夜间回村活动。到1942年，为加强地下区委工作，实行更加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县委派张英开担任区委书记，阎佩林继续任委员，主要开展以下一系列对敌斗争工作。

1、收集和传递情报

情报来源有四：一是通过四个村的支部收集群众反映的情况，二是由他们派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了解敌情，三是通过两面派情报员，他们既给敌人跑情报，又必须向我方交情报，四是他们直接向敌伪人员了解情况。当时沙沟村侯辅益是敌新民会副会长，他和会长张毓俊都是两面派，就向他们了解情况。收集到的情报通过东沟情报站向区、县政府传送。为了情报及人员的安全，就用商业用语表达敌情，比如日军用黄豆表示，警备队用黑豆表示，他们的增减情况以元表示，增减为涨价和落价。

为了能在敌人的鼻子下站住脚，他们各支部成员都参加了敌人的村级政权和武装组织。沙沟村长阎珍禄属于我方人员，就推选侯辅邦任副村长，侯辅魁任敌新民会长，阎佩林任自卫队助教，侯近书任副会长兼自卫队文书。曲里支部是张厚任副村长，胡良任新民会副会长。西社支部由张廷贵任自卫队副队长。这样，敌村级政权基本被我所掌握，村公所、自卫队岗楼、新民会就成了我方取得情报和进行掩护比较安全的地方。他们以合法身份深入敌据点了解敌人的动态，获取了许多重要敌情，并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地、县党委，及时指导了交城山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1944年秋，我六支队和县六大队决定消灭东社据点的敌人。他们预先深入到敌据点将敌人的位置、日伪人员分布和武器配备情况，秘密绘图供给部队，并于夜间做部队的向导，使我部队取得了消灭敌警备队1个中队100多人，区公所30余人，日本兵10人，缴获枪支100余支的辉煌胜利。

2、夺回粮食和物资

1942年夏，他们以党员为骨干组织起了地下民兵，吸收积极分子参加。从区里领回3支步枪，1支改造马枪，1支冲锋枪和两箱手榴弹。这样，他们就有了打击敌人的武器。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组织了抗粮斗争。敌人向村里要公粮，不能明讲不给，就在夜里往外撒些粮，又在山头上打几枪，第二天一早即派情报员报告敌人说：“夜里八路军来抢粮，把准备的公粮也抢走了。”这样保护了群众的利益，群众非常拥护。

1944年秋末，敌人将东社的合作社撤退到南堡。南堡山上有敌人的碉堡，和武元城据点遥相呼应。县政府需要1台油印机，他们秘密通过敌新民会长张毓俊了解到新民会有1架油印机藏在南堡新民会长张正人家中。11月的一个夜里，他们包围了张正人的院子，把油印机及附属物件抱出来送给县政府。出村前打了一阵枪，以便报告敌人说八路军晚上进村抢了合作社。经他们做工作，后来张毓俊也脱离了敌人。

3、骚扰敌人、瓦解敌人、铲除汉奸

敌人在东社、米家庄扎下据点后，为了打击据点敌人，他们首先利用夜幕作掩护，在敌人据点周围埋设地雷，并在地雷上面插上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的小旗子，日本人见了就要去拔，一拔地雷就引炸，有时地雷下边还带手榴弹，形成连续爆炸，使敌人遭到伤亡。其次夜里在沙沟、西社、曲里三面向敌据点打枪三面呼应，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有多少人。他们怕中埋伏不敢出来，只在据点里用步枪、机枪向外胡乱打枪扫射。他们还乘机向敌喊话，叫警备队的弟兄不要给日本鬼子卖命，不要当亡国奴、当汉奸；说日、德、意法西斯快完蛋了，墨索里尼被群众打死了，意大利投降了，要掉转枪口打日本人。同时，他们还把写好的抗日标语、传单通过情报员散发放到敌人据点的厕所或其它隐蔽处。夜间活动后，第二天一早还要派情报员到敌人据点里报告说：“夜间来了许多八路军，要粮、要人。”使敌人常常感到我军的存在，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其三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刨断公路，拆毁桥梁，割断敌人的电线，并把割下来的电线送到后方，供我们部队使用。

1942年夏，这里由原来交城县六区改划为交西县二区。区里有两个民政助理员，一个是西社人刘哲海化名刘江，西社人，另一名叫刘垣化名高峰，住西山头。刘江有贪污行为，吃不下苦，对抗战有悲观情绪，有投敌意念。有一次刘江随高峰看病不幸被敌特务队抓到县城。支部得知后赶忙上报区里，区长文玉作出指示：必须提高警惕。过了些日子，两人上了东社据点。大家很是吃惊，唯恐他们向敌告密，致使组织受害。阎佩林写信约他俩出来谈，言明如果出来谈保证他们的安全，来去自由，家人不受害，不然就要抄家。信由我方党员刘万元装成往据点送桃子藏于桃子下面进了据点。找到我地下人员任维持会长的马圮飞约他俩出来。结果刘江中途变卦未出，高峰随刘万元来到沙沟与东社之间路旁谷子地里，见到了在此等候多时的侯近书等二人。侯对高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高峰有顾虑：“我也有心回来，但我们都有保人。我出来，保人就惨了。死也先紧我自己，不能坏了良心。”“不回来也行，但不能做坏事，否则我们杀你全家。”高峰把他搞情报工作及与其他敌特联络的暗号都说了出来。后来高峰几次配合我方的工作。1943年春，敌人认为刘江、高峰是假投降，就先把刘江关进牢房。高峰闻讯，随即跑了出来，县委把他安排了一个稳妥的住处。

1943 年夏天，阎锡山的部下暗通日本人，派了一个本地人叫张玉书的(他原在工卫旅，后投敌叛变)回来招兵。他们获悉后，摸清他的住处，夜间冲进去将他击毙了。日本人从汾阳派进特工队来活动，由于他们控制很严，特工队无法开展工作，不久就走了。后来日本人又派来几个特工人员和叛徒共6人，大都是本地人，懂得地形。他们夜间出来活动，被我方全部抓获处决。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派情报员到据点报告敌人，说夜间八路军进村来了6个人，以消除敌人对本村的怀疑。抓获处理了几批特务、叛徒之后，群众的情绪很高，都说八路军是神兵，神出鬼没，哪里有坏人也瞒不过去，都要被铲除掉。1943年秋，在曲里村外公路上碰见敌警备队的便衣队骑着自行车路过，他们乘机将落在最后边的一个用绳子套住脖子猛地拉下来，拖到谷地里勒死，还缴获了1支三八式步枪。

1944年9月，在我军民的长期围困和打击下，敌人不得不将东社据点撤退到武元城。10月份，警备队派人来村里要钱粮，我地下民兵将他捉住教育后便释放了。但这人不真心悔悟，反而进村公所威胁村里有人通八路军，要村里找出通八路军的人。对这种死硬顽固派，决不能放虎归山，便把他捆了，弄到后山沟里砸死。

由于他们的频繁活动，使敌特无法活动，情报搞不到，行动受束缚。从1941年到1945年，他们先后处死敌便衣特务、警备队人员共30余人，缴获步枪1支，子弹若干发，油印机1台，布匹、百货一批。只有几百人的小山村，四年间发展了11名党员，为地方武装和部队动员输送了青壮年100多人参军参战，被誉为“红色山村







隆寿寺新貌

（受访人员自右至左：段团宝、阎益忠、侯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