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呼玛丽”

韩锐

　　“人老了，唯往事年轻。高兴的事，难过的事，都能温暖记忆。”这是作家吊脚楼先生所说，我深以为然。中学时代的经历，给足了我酸甜苦辣的滋养，给足了我日后从容生活的底气。

　　刚入初中，我们班的阶层划分很明显：一部分同学是地委大院的干部子女，父母都是地委专员、局级以上的干部，这些同学大都天性活跃、自信；一部分同学来自街道，父母都是平民百姓，这些同学更显纯朴、善良；还有少数部队子女、三线军事研究所和工厂的子女，他们身上更多的是率真和兼容；最后就是几个学校子女，因为父母当时是“臭老九”而显得沉默寡言。

尤其是我，相当不自信。这所学校是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创立的，我入校正值“特殊年代”，当时父亲就是学校头号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强制劳动改造。偏偏军人性格的父亲从来不以劳改为耻，无论是拉着沉重的板车，还是挑着熏人的粪桶，他都是从容、坦荡地从教学楼、广场旁学生们聚集的地方走过，完全忽略学生们异样的眼光和窃窃私语，忽略还有一个女儿在那群学生里。每当遇到这种情境，我就想缩身钻入地缝。

好在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非常善良，没有当面嘲笑和辱骂过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著名作家王蒙作品改编的电影《青春万岁》上映，我的同学马上“对号入座”，说初中时期的我，像极了电影里的“呼玛丽”，那个身材瘦弱、文静温顺、沉默寡言、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和呼玛丽，只是在外表上、遭遇歧视上有点相似而已。呼玛丽是同学们的温暖救赎了她，我除了同学们的温暖以待之外，还有积极的“自我救赎”。

　　当时教我语文的老师，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可能是性格使然，他说话总是“口无遮拦”。他知道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后，在一次作文课上嘲笑了我。他一上讲台就说：这次作文写“我的家史”，全班只有一个同学没有交。为什么没有交呢？是她没有什么可写的。为什么没有可写的呢？因为她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话音一落，同学们的眼光齐刷刷地看向我。当时我觉得这些眼光都会“杀人”！我深深地低下头，整节课没有抬头。好在我的同桌小曼，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发抖，就一直紧紧地攥住我的手，她手掌的温暖支撑着我下课。我一路低着头，强忍着眼泪走回家。爸爸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后来这个年轻老师也因为说话不慎，犯了“政治错误”，进了“牛棚”改造，爸爸找机会揍了他。他辩解说，刚入校就被当权派告诫要和几个“黑帮分子”划清界限。爸爸说，你跟我划清界限没事，但在课堂上伤我女儿不行！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正念”一说，但是老师的这番嘲笑，反而激发了我的理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当老师，我当老师一定不伤害学生！

后来，我积极参加班里的各项活动，上台发言、办黑板报、参加宣传队、乒乓球队等等。虽然照样寡言少语，但是我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也得到同学们的认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得罪”了当时的班长。她是部队子女，写的一笔好字，很自信，也很以自己根红苗正的出身而自豪。当年我们学军外出拉练十几天，她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参加。我们拉练回来以后，她很精心地选了几十段毛主席语录，抄写在正方形的红纸上，贴在每个同学的课桌左上角。班主任表扬了她的“用心”，同学们看着毛主席语录也备受鼓舞。只有我看到课桌上的毛主席语录，内心很难受。她赠予我的毛主席语录是：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知道她是故意刺激我的，因为我看到了她略显得意的神情。我对她笑了笑，表示了我的态度。从此，我再也不主动跟她说话了，直到她参军入伍，离开学校。

后来，刘心武的“伤痕小说”《班主任》一发表，我就立刻把她跟文中的那个极左的团支书谢慧敏对号入座，当然也对她的所作所为释然了。

　　当我实现了当老师的理想时，我记得有一位女同学直率地对我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当老师。因为你在初中时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的心理可能比较阴暗。她大概真把我当成那个忧郁的“呼玛丽”了。我笑了笑说，你可以拭目以待，看我是否适合当老师。

退休之后，我回顾了一下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感觉自己没辱使命。

我不是“呼玛丽”，我一直在向着光明奔跑。

202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