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读书梦”——对打造一个书香门第的探索与跋涉（六）天马 （2024年4月30日）

天马

　　　　六年半的“无冕之王”，让我把学习到的新闻理论变成了有价值的实践

说起今生，应该是与新闻宣传有缘，初中毕业走向社会后，参加的第一个学习班，就是1970年县里的“土记者”学习班，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新闻报道学习班。从17岁就开始学着给县里广播站写新闻稿，自然也就成了新闻媒体的“通讯员”。从部队提干后，还没等正式上班工作，就参加了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第一站就到了市里刚刚恢复不久报社，当了六年半的职业编辑、记者。特殊时期的新闻报道学习班，没有多少理论，不搞太多的“本本主义”，班上的老师都是从事机关文秘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新闻教学更重视的是文章的构思、文字的组合，也就是写作的实践。应该说，通过先后两段的新闻报道培训，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新闻”，怎样进行新闻采访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培养了我对新闻的兴趣。

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就我的经历来说，两次对新闻宣传的学习，为后来专业从事新闻工作奠定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开始到报社工作，我至少并不感到陌生。虽然刚到报社的时候，有位副总编出于某种成见，曾发出过“部队转业干部能干得了报社工作”的质疑，并居然让我蹲了九个月的“夜班”，名曰“夜班编辑”，实际就是个“看大样”的“大效对”。可我相信自己与新闻工作的“缘分”，相信自己在部队期间打下的坚实文字基础，更坚信自己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悟性”与“实力”。经过实践的锻炼，最终让报社领导和所有从事编采工作的同志不但认为我“行”，而且确认我是把“好手”，这个得到认可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新闻理论，变成新闻实践的过程。九个月“夜班”之后，让我当了记者、总编办副主任、要闻部主任。到报社工作不到四年的功夫，还获得“编辑”的中级职称。

就我个人的工作来总结，从事新闻专业之后，我面临的是两个“转变”：一是由新闻专业的理论转变为实践；二是由多年从事机关公文写作，转变为专业的新闻报道。正是新闻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悟性，促使我较快地完成了这两个转变。到后来，对新闻工作从接受提升到热爱，以至于到准备“改行”的时候，居然到了“欲罢不忍”、“恋恋不舍”的程度。那么，六年半的时间，我对新闻报道何以兴趣不断升级，能力不断增强，又从中悟出来点什么呢？

首先是如何突破新闻的一般化，懂得了新闻要“按新闻规律办事”。我当专业记者后，在报纸上发的第一篇稿子，给我打了很深的烙印，也让我从中悟出很多东西。这篇稿子是1988年初发在《四平日报》报眼上的“公主岭市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在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提示下，我对这篇稿子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一个县级市“掀起春耕生产高潮”，这算不算新闻呢？说算也算，说不算也不算，这个市掀了“高潮”，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掀了“高潮”呢，如果大家都掀了“高潮”，那它就算不上新闻。报社有位副总编在强调新闻价值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新闻报道要“托着问题”写。什么叫“托着问题”，就是要在“普遍性”中写出“个性”。所谓“托”，就是要针对普遍存在的的问题，来组织新闻报道，然后通过报道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这个“个性”才具有新闻价值，才能够体现“新闻规律”。比如，“掀起春耕生产高潮”，这应该算是“普遍性”，他靠什么掀起“高潮”的呢？通过深入的采访，这里帮助群众“破除传统观念，坚持适时早种”，这就有了他的“个性”。“加大生产投入”、“全面实行科学种田”，在这样的情况下“掀起高潮”，就体现了“普遍性”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才能够给人以启示，让人们从中得到可以借鉴的东西，这就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总结了这篇稿子的经验教训，我注意努力探索新闻的内在规律，力求在新闻价值上作文章。通过传稿、发稿，我熟悉了新华社的一位老编辑鞠殿明，这位老编辑不仅是位新闻工作的行家里手，更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每给我发一篇稿子，一定要在寄来报样的同时，再附上一封信，肯定稿子的成功之处，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告诉你新闻稿件撰写中应该注意的问题。1992年，市里由市委书记挂帅，组成有农委、财政、科技、金融等部门参加的浩大队伍，对公主岭市双城堡镇的农业生产实行“集团承包”。我觉得这件事具有很好的新闻价值，就写了篇稿子寄给了新华社，新华社很快就向全国发了“通稿”。稿子发出后，鞠殿明老编辑在给我的信中指出，“集团承包”具有很好的新闻价值，但稿子说得不够深透，除了发生这件事之外，承包过程中，从领导到财政、科技、金融部门都为那里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支持，通过承包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这些问题都是读者最为关心的，没有把大家关注的问题说清楚，自然就使稿件失去了应有的份量和作用。通过鞠殿明老编辑的悉心指导，使我对新闻报道的采访和写作能力不断提升，在离开报社前一年的1993年，我在新华社发稿达到12篇，平均每月一篇。有几篇稿子还得到了鞠殿明老编辑的高度赞扬。

　　　　其次是如何认识新闻的社会价值，让新闻报道更好地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解决而助力。新闻宣传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要求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充分体现这样一种担当。

大约是1990年左右，市里搞了一次“地产品销售月”活动，报社领导派我对这个活动进一次采访报道。市里具体负责这项活动的是市经贸委，在我与委里领导和有关同志进行交流过程中，我感觉到，要打开地产品销售市场，关键是从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到广大消费者，都要解决好对地产品“傻大黑粗”的印象和观念问题。于是，我没有简单地采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词汇，来报道一下销售月活动的动态消息，而是采用“述评”的方式，通过夹叙夹议，反映了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和社会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和呼声。《四平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篇“地产品销售大有可为”的述评。文章见报后，一位负责编务工作的副总编，在“评报栏”上写了这样一段评语：“假如每个版面都能有这样一篇有份量的稿子，就把这张报纸抬起来了”。显然，这位副总编对这篇报道是认可的，满意的。我想，市里的领导和经贸部门的同志，看了这篇文章，也会认为它有助于推动地产品销售出现一个更为可观的局面。

在担任要闻部副主任的时候，我拿出时间，对市里一批换热器企业进行了采访。采访过程中，我为我市换热设备快速发展，在全国销售市场中占有相当份额，已经成为支撑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深感欣慰的同时，也发现了换热器产业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突出问题：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无序竞争，相互之间大打“价格战”、“技术战”，这样的“内耗”不仅直接影响了产业的发展，也严重阻碍了产业优势的形成、市场竞争力的提升。面对这种情况，假如能够通过政府的协调，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实现同类企业的强强联合，打造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集团，既能够停止正在兴起的“价格战”、“技术战”，又有利于在全国加快形成产业优势。为此，我撰写了述评“我市换热器产业优势业已形成，推动强强联合势在必行”。文章发表后，在全市换热器企业中引起很大反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实现换热器企业的强强联合，是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只可惜，缺少了政府的协调作用，这个动议也就无果而终了。后来，我调开发区担任副主任，具体负责招商工作。一个时期，全市形成一场“换热器热”，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我市换热器产业发展”，还是站在协调、可持续的角度，强调如何实现换热器企业强强联合，加快形成产业优势问题，《四平日报》三版用半个版面刊发了这篇文章。当时，市委的主要领导对这篇文章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结果还是因为领导干部的频繁调整调动，良好的动议变成了一纸空文。尽管如此，我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我作为新闻记者的良知，是问心无愧的。

第三是如何当好百姓的代言人，为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鼓与呼。当记者，一个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能够了解到真实的社情民意，再如实地把这些声音及时地传递给党和政府，由此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民生、为百姓鼓与呼，应该成为所有新闻工作者最大的兴奋点，也是作为党和人民工具、喉舌的新闻媒体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990年秋季，我到公主岭市农村采访，为广大农村一派丰收景象所陶醉。这次我没有简单地报道这里的“丰收”喜讯，而且深入到民间，悉心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从中我发现，面对粮食丰收，农民们还是有很多的“心里事儿”，总结起来主要是“丰收后的农民有四盼”：一盼能顺顺当当地把粮食卖出去，不要再有“压等压价”；二盼粮食能卖上个好价钱，真正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三盼粮食丰收的，生产资料不要再涨价；四盼粮食丰收了，不要四面八方都向农民伸手。于是，我以“丰收后的农民有四盼”为题在《四平日报》作为报道，当时省里的《红色社员报》还给发了个头版头条。这篇报道在各级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中引起很大反响，农民们说我为他们说了心里话。紧接着，我又跟踪报道了粮食部门为丰收的农民“大开方便之门”，实行“敞开收购”；生产资料部门向农民承诺“生产资料坚决不涨价”；乡村两级干部表示“绝不再向农民“伸手”，不再给农民增加负担”。一阵“粮食旋风”下来，我这个小记者可是在全市农村出了好大的“风头”。

通过这场“粮食旋风”，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让各级党和政府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了解到民众的所思所想，是新闻工作者的“本份”。事实上，这也是各级党政领导的期待，为了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各类矛盾，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力求能够获得“第一手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让他们掌握到真实的情况又难上加难。

1992年秋，省委书记何竹康同志到公主岭市召开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其目的是了解基层情况，推动“三农”工作，报社派我到会采访报道。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公主岭市四位、梨树县两位乡镇党委书记，实际上这次座谈会成了省，四平、公主岭两级市和乡镇四级党委书记的“联席会议”。我觉得，作为省委书记的何竹康同志，还是想通过这次会议了解到一些下边的真实情况，听到基层干部的心里话。可我觉得，这四级书记，想听到真话的只有竹康同志，两级市委书记则希望基层的同志在省委书记那里多“美言”，乡镇党委书记即使知道竹康书记想听到真话，尽管他们也有一肚子话要对省委书记说，可他们也还是要看两级市委书记的“脸色”行事，还是得拣“顶头上司”爱听的说。所以，他们的发言只能是“莺歌燕舞”，反映点儿基层问题也是浮皮潦草。听完基层党委书记的发言，竹康同志作为一番讲话。我作为一名小记者，对座谈会只能是“有闻必录”，然后交给竹康书记大秘张新民同志审查。经过张新民的增删、整理，交到我手里准备对外报道的是“四个竹康同志”的领句：竹康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竹康同志十分关注粮食生产；竹康同志非常重视减轻农民负担；竹康同志非常关心农村基层干部。领句的后面是竹康同志讲话的具体内容。省里给我的稿子，我当然要“照单全收”，第二天，《四平日报》一版头条用大半版的篇幅作了报道。

会议报道“大功告成”后，我在思考，竹康同志作为省委书记，兴师动众来到下边，开了一个座谈会，实际一点儿真实情况没有听到，他自己也只好讲了一通官话了事。看来，领导同志听到点儿真话何其难。从中也让我看到了作为记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记者头上没有“帽翅”，不管是基层干部，还是平头百姓，都敢跟你说真话。这些真话通过新闻媒体传送给各级领导，就可以成为决策的依据。在我离开报社的时候所以犹豫不决，就是觉得这个“无冕之王”确实很“神圣”，钻进去、做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现在想来，虽然自己走上仕途，晋升到正处级岗位，在三百万人的城市中跻身于千人之内，也得到了乘坐近二十年小汽车的待遇，但假如当初不离开报社，继续当一名记者，在为百姓代言、为民生呼唤方面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己的人生也会获得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