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三任妻子

运交华盖

　　1937年冬，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伯达，奉党组织之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陈伯达同车前往的，有一位端庄纤细的南国姑娘，坐在陈伯达的边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近十天十夜的火车，两人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了。经过交谈，陈伯达得知，边上的姑娘叫诸有仁 。对于比自己大四岁的陈伯达，诸有仁心中充满敬意，十天左右的同车而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在莫斯科的郊外，有他俩散步的身影。他们谈论祖国的前景，憧憬着回国后奋斗的明天， 经过三年的学习生活，两人加深了感情，明确了恋爱关系。回国后，二人结婚。

1937年，两人辗转来到延安 到延安的陈伯达当上毛主席的秘书 ，政治上大有作为。可他们的夫妻感情却越来越差，经常争吵，在他们结婚九年后，选择分手，离婚了。

陈伯达离婚前后，开始与延安中央党校另一位姑娘相识。她叫余文菲，湖北红安县人，1918年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1927年秋，她从老家红安来武汉读书，一读就是十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0岁的余文菲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秋，余文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她的老乡董必武。经董老指点，余文菲离开武汉奔赴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第四批学员。毕业后，有到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1940年春，余文菲结识了陈伯达、艾思奇等延安名人，陈伯达慢慢地与余文菲接近，高谈阔论古今中外名人与学问，两人在思想感情上有了共鸣。1940年由董老做月老，两人结婚。当时陈伯达40岁，余文菲25岁。婚后，余文菲倾起全部身心打理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著书立说。

陈伯达的第二次婚姻初期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长。康生在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毛主席发现并制止。余文菲在这个运动中受到牵连，被打成“特嫌”，陈伯达感到五雷轰顶，二人因政治压力大，在家中经常争吵。后来余文菲问题弄清了，是个好同志，不是“特务”，但家庭裂痕出的，随着两个人个性太强，三天两头吵架再也无法愈合，陈伯达的第二次婚姻也以分手而告终。

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组建家庭，时年，他46岁，妻子刘淑宴28岁。刘淑宴 四川灌县人，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做党的工作。1942年，21岁的刘淑宴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结婚，1943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刘海梅。1943年夏，刘光在重庆病故，刘淑宴正怀孕。后刘淑宴带着孩子在重庆生活两年。抗战胜利后，南方局经和刘淑宴商量，送刘淑宴去延安工作学习。1946年春，刘淑宴带着未满三岁的孩子来到延安。1947年春，中央转战陕北时，她随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先行到达河北平山县。在这里刘淑宴进入马列学院学习。时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的日常工作，因刘光在延安时和胡乔木是老同事，老搭档，而且又是好友，而现时的陈伯达和胡乔木是同事，同为毛主席的秘书。故刘淑宴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受到很好的照顾，刘淑宴母女有困难，经常找陈伯达帮助解决，于是一来二去，也就和陈伯达熟悉了。三年的接触 两人走向相爱的道路，并与1950年结婚。

结婚以后，陈伯达组建了一个五口之家，长子陈晓达（诸有仁所生）仍在苏联学习，次子陈晓农（余文菲所生）刚读小学，刘淑宴的女儿改姓陈，读小学二年级，刘淑宴把自己的母亲接来和他们一起生活。

陈伯达似乎又开始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文革开始后，陈伯达一个好端端的的家庭，又开始裂变。中国有句俗话，叫“夫贵妻荣”。文革开始时，陈伯达红极一时 ，其妻刘淑宴也跟着“牛气”起来。可好景不长，刘淑宴不知何事得最了文革权贵人物 ，被赶出中南海。陈伯达在文革中也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夫妻二人因此经常争吵，家庭的破裂日益逼近。为此陈伯达向周总理述说心中的烦恼。周总理开导他几句，也批评他几句。后来，陈伯达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措施，把刘淑宴发配到山东济南部队疗养所软禁。刘淑宴在疗养所，心中十分苦楚，更恨陈伯达不该用政治手段解决家庭问题，刘淑宴和陈伯达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陈伯达的最后一段婚姻也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