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莫谈MT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晶，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同时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胡乔木回忆说：“《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

《决议》是延安整风的产物，其最初起源，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揭开了延安整风和《决议》的序幕。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史称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对王明对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提出批评。为弄清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有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并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此次会议讨论的情况作一个决议，并决定由毛泽东起草。

在此前后，毛泽东非常注重对党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的总结。1940年下半年，他在为召开中共七大而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在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集中地阐述了他对党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

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

毛泽东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他还指出，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

毛泽东综合“九月会议”讨论的情况，起草了一份1941年“九月会议”决议，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 （简称《历史草案》）。此草案共有16个问题，近2万字。《历史草案》论述了土地革命后期党的政治路线。《历史草案》以15个问题分别论述了这三个时期的路线内容，并对其形成根据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历史草案》的重点是分析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路线错误，其内容在全篇16个问题中占了10个。在思想形态方面，“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其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

在政治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现在：对形势估计上，否认日本入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2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和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

在军事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红军的正规化”。

在组织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毛泽东还分析了左倾路线的主要特点：一是，形态完备。“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二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毛泽东指出：错误路线的后果非常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和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100%，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90%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个《历史草案》原先准备提交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但毛泽东把它搁置起来，没有提交政治局讨论。其原因大约有：一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四中全会的认识不一致。二是，几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要等他们参加讨论后完善决议。

毛泽东虽然对左倾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如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

1943年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在“九月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

1942年3月，毛泽东专门为此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的报告。

在高级干部长时期整风学习后，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史称1943年“九月会议”），继续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

1943年“九月会议”的召开，也和王明坚持错误紧密相关。1941年10月上旬，王明获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如何援助苏联的卫国战争、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等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质询，于是在10月7日晚与毛泽东等的谈话中和第二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领导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批评。他态度激烈，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于王明生病，停止讨论预定的关于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问题，而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同意毛泽东在10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结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对这个结论，王明表态同意。他向前来看自己的任弼时说：关于武汉时期的错误，“同意毛主席十月八日结论”。

但是，王明此后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继续宣传中央的路线有错误，向一些领导人挑拨离间，为自己鸣冤叫屈，同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

毛泽东获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后，对其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

在1943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言批评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回顾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与会者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194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研究王明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王明路线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指出：党内党外问题。在党的路线学习中，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4月12日和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所作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明确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重大认识分歧问题的澄清，为正确地起草《决议》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944年5月起，中共中央投入很大的精力来总结党的历史问题。5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当月，任弼时依据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历史草案》和1943年“九月会议”的讨论，写出了草案初稿，题目叫《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稿子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修改。其后，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题目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其时，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忙，因此中央指定张闻天进行修改。张闻天参考以前的草稿，重新构思，提出了新的修改稿。

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抄清件”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修改，前后达七次之多。在第一次修改时，他把题目由以前的《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对第一个问题加了很多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等。在第二次修改时，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后，排成铅印稿，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40多位领导征求意见。

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李富春、高岗、朱瑞、林枫等负责的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对修改稿提出很多意见。胡乔木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又连续对《决议》稿进行了三次修改。在修改中，毛泽东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决议》的重要意见：

第一，建议《决议》由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第二，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不作结论。

会后，任弼时连续主持召开多次座谈会和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收集对《决议》稿的意见，征询对在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看法（获得各代表团一致赞成）。

此后，胡乔木汇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作了第六次修改。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又作了第七次修改。至1945年4月15日，《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大体确定。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决议》，个别意见委托七大后的中央去修改。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组织继续对《决议》进行修改。他们在7月24日、8月5日连续两次修订后，提交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会议没有再提出重大修改意见，一致通过了《决议》。8月12日，《决议》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下发。

上述《决议》形成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决议》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复杂的过程，它是在毛泽东主持和主要参与下起草和完成的，是毛泽东呕心沥血的结晶。而通过检讨和总结党的重大问题，作出相应的历史决议，来汲取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凝聚思想和意志，这是《决议》的重大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尤其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开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