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b> 九年的“秘书岁月”，让我这支笔书写了一篇又一篇“最新最美的文字”，也为我的读书生活增加了一份浓浓的色彩</b></p><p class="ql-block">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实践又是最好的课堂。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总结。尽管学校和各类“学习班”、“读书班”给了我很多读书的机会，我觉得能够让自己具备一定本领，最重要的是在读书基础上的实践。正是这种实践的锻炼才让我有了那么“两把刷子”，所以，我在一首打油诗中写到“若是还能做点事，自学当为第一功”。</p><p class="ql-block"> 我的人生一路走来，有九年时间是做秘书工作，占四十三年职场生涯的五分之一还强，用句实在的话说，就是干了九年伺候人的活，跟“笔头子”打了九年交道。农民说“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我的体会是“秘书一支花，材料当大家”。当秘书当然主要是为领导服务，材料强往往就可以“一俊遮百丑”，材料拿不起来，那你就是个“瘸腿秘书”。文字材料包括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典型材料，在军分区当秘书期间，因为“军事需要”，还起草了很多“电报”，从文体上说，电报也是以工作报告为主，只是文字要求删繁就简。</p><p class="ql-block"> 人们都知道，当秘书是苦差事。整天没白没夜地“爬格子”，要紧的时候来个“通宵达旦”都是常有的事儿。可很多搞材料的人都是“贱皮子”，当把材料钻进去、写出点儿名堂的时候，又会尝到“苦中有乐”的滋味。应该说，像我这样一个只读了“七年书”的人，居然能够“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文化界（报社）”，能当过军分区常委秘书，副市长秘书，曾给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写过材料，全靠“功夫不负有心人”。毫不夸张地说，我在军分区当了六年半秘书，所写的材料能够达到“等身高”，这是我离任后军分区政治部其他同志给我的评价，老实说，这个评价对我来说真的是不虚，我也真的是问心无愧。我常把写材料的人比作“木匠”，说谁材料写得好，那要拿出“活儿”来看看，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材料，到最后都没有一份是“上称”的，就像有的木匠一样，打了一辈子家俱，结果没有一件像样的。就拿给领导写材料来说，什么是“标准”？达到领导“免检”的程度就是标准。我的九年多秘书生涯，不能说当得很优秀，但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是称职的，是能让领导放心的，特别是在材料方面一定是“达标”的，在很多领导那里做到了“免检”。</p><p class="ql-block"> 给领导写材料，怎么才能让领导满意？当然领导能力水平千差万别，领导的思维方式也各有不同。经过多年的实践，我觉得有这样几点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带有共性的。</p><p class="ql-block"> <b> 首先是，要有“高度”。</b>什么是“高度”？“高度”要适当，就是说给哪一级领导写材料，就要站在哪一级的高度，高了会让他感觉“高处不胜寒”，低了又会让他感觉不舒服，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价”。那就是说，给领导的材料必须是“量身定做”。对这一点，我是在给当时的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霍明光同志写的一份“发言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981年，省军区准备召开省市县三级第一政委会议，因为三级第一政委都由同级地方党委书记兼任，所以，实际上也是三级党委书记会议。省军区要求每个市地州推荐一位第一政委大会发言，在我的提议下，军分区决定向省里推荐当时的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霍明光同志发言。分区政委张金岭带我去地委机关，向霍明光同志汇报此事，霍明光书记当时的态度十分明确，不同意发言，他说的原话“这等于撅着屁股让人打”，我理解就是不想出这个“风头”。当时的场面很尴尬，张金岭政委瞅瞅我，我给打了这样一个“圆场”，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我们为霍书记准备一份发言稿，霍书记如果感觉可以就讲，觉得不可以就作罢了。霍明光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猜霍明光同志的本意是，量你军分区也写不出来一份像样的材料，既然如此，这个台阶自然也就下了。回到军分区机关，张金岭政委说：你揽的“瓷器”，那就你来完成吧。我承诺“试试看吧”。我用了两天时间，给霍明光同志写了一份八千字的发言稿，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站在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角度，如何负责把民兵工作纳入地委议事日程，以更好地加强地方党委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二是作为军分区第一政委，如何亲自动手，解决民兵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三是作为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如何支持军分区党委、机关的工作，把民兵工作落到实处。这份材料，通过地办送到霍明光手里，霍明光同志看了这份材料，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八千字的稿子，霍明光同志只改了一句话，然后在右上角批示：“材料写得很好，我同意送省军区审查”，落款“霍明光”。地办主任于文库同志在跟我交待这个材料的时候说“霍书记对这个材料非常满意”，他还说“我们地委办公室写不出来这样的材料”。由此，他还向我表示，希望我能来地办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尚在年轻，才二十八岁，正处于风华正茂之时，只好谢绝了于文库主任的美意。我为霍明光同志所写的发言稿，所以能让他由“摇头”变成了“点头”，并作出“非常满意”的表示，我想，根本一点就是材料比较“够高”，有一个地委书记的站位，有能够体现地委书记思考问题的深度和驾驭、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领导对材料所以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他觉得你的材料，不“够高”，不“够深”。</p><p class="ql-block"> 在很多领导同志那里，都很看重“高度”，“高度”是什么，高度是境界，高度是格局。越是有一定层次的领导，越是讲求高度。秘书与领导之间在高度上是一种契合，很大程度上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它不需要领导同志刻意的要求，也不是秘书的故意“攀爬”。前几年，我在“美篇”上搞了几段“政府大院里的那些事儿”，其中专门谈到了当时胜业市长的“大手笔”，包括胜业市长抓国企改制“五个一批”的宽广视野和魄力，包括胜业市长总揽全局的高超能力和领导艺术，包括胜业市长为人宽厚的胸襟和人格魅力。自己作为一个退休老人，今天写出这些陈年旧事，只是有感而发，谈谈自己的感想罢了，肯定不存在任何的所图。因为胜业市长早就离开了市里，并已经从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彼此没有任何联系。不经意间，我的老朋友、省里已经退下来的一位厅长，把这篇文章通过微信转给了胜业同志。胜业同志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估计是觉得还不错，自己当年的老部下，在没有任何企图的情况下，给了自己如此之高的评价，甚至说够得上一个“粉丝”。于是，胜业同志在微信里通过转发给他的朋友，对我表示感谢。时间不长，还专门给他在四平工作期间的秘书打电话，请他找机会请我吃顿饭。对我来说，吃顿饭并不重要，难得的是，一位副省级的高官，为了一篇文章，竟然想到专门让人请我吃顿饭，这除了胜业同志重情重义之外，也说明他觉得我的这篇文章“读懂”了他，对他的评价是他所乐于接受的。上下级之间、朋友之间，能够“读懂”，就是一种契合，这种契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碰撞。然而，这种契合和碰撞需要有一个较高的站位。</p> <p class="ql-block"> <b> 在领导身边写材料，第二个“基本功”是必须跟上时代脚步，努力建立创新思维</b>。社会在进步，人类在前进。作为秘书，要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做个领导满意的“下属”，最重要的是你的思想、认知，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比领导还要读更多的书，想更深的事儿。这样才会让领导感觉你这个秘书用起来“得心应手”，关键时刻也才能“冲得上”、“打得赢”。在我给副市长当秘书的时候，因为这位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1995年，省计划委员会准备召开全省社会事业发展座谈会。这位副市长很想在会上作个“精彩”的发言，一方面展露一下自己的才学，在上级机关“露一手”；另一方面是通过这次会议跟省里计划部门走得更近一些，得到“实权派”的青睐。这个会议，一般地说应该由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参加，当然分管社会事业的副市长参加也是可以的。当时市政府的胜业市长把会议通知批给了分管计划工作的景权副市长。景权副市长因为还有别的事情，就推给了分管社会事业的副市长。这位副市长觉得“正合吾意”，就要求我把发言材料搞的棒一点。我想，这个材料要在省里的会议上“中个彩头儿”，应该突出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如何转变职能，在把经济工作推向市场的基础上，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抓好社会事业，满足民生需要；二是作为地方政府如何同上级计划部门搞好协调，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做好社会事业来征得上级计划财政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我向领导交上一份自己感觉满意的发言稿。结果，在省里的会议发言后，获得省计委领导和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会议结束那天，我去省政府宾馆接领导的时候，省计委社会事业处处长“赵四小姐”在楼梯上走了个对头碰，一见面，她就对我说“你写的材料这次可是打炮啦”！我想，材料所以能够在会议上“打炮”，主要是材料上所讲的，都是省里计划部门领导想听的，他们最希望的是各级政府都能够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同计划部门实现良性互动，拿出更多的财力搞好与省里支持资金的配套，让省里支持的项目和资金更好地落地见效，由此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材料所以能够“打炮”，还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改革的精神，符合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创新是材料的“灵魂”，材料的生命力全在于它必须符合时代精神。</p><p class="ql-block"> 我在给政府领导当秘书那阵子，每年的年初，各个行业都要召开专业会议，总结部署工作。1995年初，市里准备召开全市文化工作会议。市文化局对这次会议的筹备很重视，主要领导邀请市政府主管领导就此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市文化局特意请市委政研室的“大笔杆子”帮忙，好吃好喝供了好几天，为政府主管领导准备了一份讲话稿子。稿子拿到我的手里，我觉得正如李瑞环同志当年所批评的那样“既没有错，又没有用”，所有官话、套话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我觉得，市里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我在陪同市领导调研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文化部门如何跟上改革的步伐，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就是你文化管理部门，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须把过去直接管理的剧团、文化馆、博物馆等下属单位通通交给市场，这样文化管理部门才能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做好文化事业的管理工作，实行公平公正的“裁判”。围绕这个思路，我为政府主管领导重新准备了一份讲话稿。这个讲话稿返回文化部门后，从局领导到材料“匠子”，都心服口服，承认材料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很高的站位，是一个符合时代要求、能够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讲话。省文化厅厅长刘欣同志亲自到会指导，他对“讲话”的立意和思路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要在全省推广我市的思路和做法，围绕“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推进全省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发展。</p><p class="ql-block"> <b> 为领导撰写材料的第三个基本功，也是最重要的要领，是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让材料形成自己的特色。</b>写材料人习惯犯两个毛病：要么光是重视上面“精神”，理论色彩很浓；要么是就事论事，使材料提不起纲来。应该说，这两种情形都是不成功的。理论色彩太浓，缺乏实际内容，我认为那是体现在材料上的“教条主义”；而提不起纲来的“大杂烩”，那是体现在材料上的“经验主义”。成功的“材料匠子”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既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又有实际内容的丰富充实。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要求我们具有相当的理论修养，能够吃透悟深上边精神，同时又必须通过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身边的社情民意，包括那些详实的数据，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加工”、“研磨”，使两者有机地成为一体。再去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这样拿出来的材料，才会让人感觉到“鲜活”，也才能够体现自己的特色和风格。</p><p class="ql-block"> 1995年，还是我在给副市长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安排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因为这位副市长在政府分工中主管教育，所以市委那边通知这位副市长作重点发言。领导要作“重点”发言，犯难受罪的当然是秘书。为了把这个“重点”搞好，我请市教委的同志把近几年全市教育工作方面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报告都给我找来，材料“多多益善”。经过认真研读和准备，我在八千字的发言材料中用了“三个基本”：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解；对我市教育状况的基本分析；对发展我市未来教育的基本构想。关于“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解”中，我把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的论述概括了“八个观点”：优先发展的观点，加大投入的观点，德育第一的观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等等。在“对发展我市未来教育的基本构想”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构想”：进一步完善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教育体制；大力推进以素质教育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加大教育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这位主管副市长发言后，市委书记李世学同志说，这个发言，从理论到实践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邓小平教育思想课，并明确要求市里的新闻媒体要以“发言”中所讲的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八个基本观点”为基础，来组织宣传报道。第二天，《四平日报》按照世学同志的要求，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邓小平教育思想“八个基本观点”为重点，对学习会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现在回忆起来，“三个基本”是我几十年舞文弄墨所写就的几篇比较满意的文章之一。</p><p class="ql-block"> 现在回想起来，“九年秘书岁月”，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论学习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理论学习成果不断应用于实践的过程。秘书的岗位、秘书的材料要求，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新的要求；而每一份材料的撰写，特别是用心“憋”出来的材料，又有效促进了理论学习的深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九年秘书工作的实践，让我完成了难以想象的任务，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这段经历，也是我读书最多、对政治理论领悟最深的时期。它也为我后来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挑起更沉重的担子，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