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圣旨和一位徽州大盐商

八月雪

　　前言：被誉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歙县棠樾村，以其构造精巧的牌坊群和气势恢宏的鲍家“敦本堂”宗祠及“清懿堂”女祠而闻名于世。走进森严威武的鲍家“敦本堂”宗祠正厅，一块内置石碑十分显目，上篆刻有一段“敬勒”的后记。文中寥寥数笔不仅道尽大盐商鲍启运感激皇帝殊恩之情而且将上谕三道圣旨供奉为光宗耀祖、荣荫后代盛事。清嘉庆帝三道上谕究竟对大盐商鲍启运有怎样的“再造殊恩”，其中蕴涵着大盐商鲍启运跌宕起伏人生怎样的历史变故？本文就以清嘉庆帝三道上谕圣旨为线索揭开发生在220年前轰动大江南北两淮盐商的那起“抗签误课”案。

　　在“粉墙矗矗，鸳瓦粼粼”的徽州乡村广土，最气势磅礴，精美绝伦的无疑是宗族的祠堂，民居簇拥，牌坊映照，无不衬托出它的雄伟高大和庄严。最为著名的当属于坐落于歙县棠樾村始建于明嘉靖末年的鲍氏敦本堂祠和明中后期所建、明嘉靖年间重修的歙县呈坎村罗东舒祠，使人颇为关注的是与棠樾村鲍氏敦本堂祠交相辉映还有一座建于清嘉庆年间的清懿堂女祠，同样恢弘庄重，是棠樾村大盐商鲍氏二十四世祖鲍启运创建。

　　乾隆年间，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盐策起家，成为名誉江南富贾后，深感成才立业家母教诲恩泽，“吾兹服贾充饶，何一非母之教”，其母郑太恭人早逝，但鲍志道仍时时回忆母亲督课情形，“夜诵所读书必精熟，母色善，然后敢卧。”鲍志道家业兴旺后便与其弟两淮盐法道员鲍启运一起在嘉庆年间筹资建造歙县棠樾“清懿堂”女祠，鲍氏祭祖，考妣从此分祠而祀。鲍启运与其兄鲍志道除了在棠樾故里一起建造清懿堂女祠外，还出资修祖茔、叙族谱、购买族产和族田,鲍启运捐资购买族田达1300余亩来资助孤寡贫困族人和助力子弟科考，两人在徽州故里久享盛名。

　　就是这样两位德才双馨的商贾，在嘉庆九年（1804年）一场盐务签派风波中，胞弟鲍启运险陷“牢狱之灾”。鲍氏敦本堂祠大厅内，有一块十分显目的内置石碑上，篆刻着这样一段大盐商鲍启运自述的“敬勒”后记----

“臣启运被参，若非日月照临，夔龙明允，焉有今日？再造深恩，感泣不尽。谨将上谕三道，敬勤宗祠，俾启运世世孙孙，仰戴殊恩厚德，以图报称于万一”。

这段寥寥数笔的“敬勒”后记，虽然道尽鲍启运对嘉庆帝三道上谕圣旨的感恩戴德之情，却也给人们留下不解之谜：嘉庆帝三道怎样的上谕圣旨对大盐商鲍启运带来了“再造殊恩”？是什么样的历史变故使得鲍启运遭受了这场人生的跌宕起伏？“敬勒”后记揭开了发生在220年前那场轰动大江南北的“抗签误课”公案——

风云骤起

嘉庆九年（1804年），两淮盐商中发生了一起轰动大江南北的“抗签误课”案。犯案者是位居两淮盐运的盐法道员、资政大夫鲍启运，其兄鲍志道是两淮盐运总商之一。

这起公案直接起因是嘉庆八年（1803年），两淮盐运使佶山签派鲍启运办理业已陷入困境的淮北盐务。接到盐运使任命状后，鲍启运称病告退，拒绝出任淮北盐务。此举引发佶山大怒，一纸奏折上告至嘉庆皇帝，称：鲍启运接任命后“忽生告退之心，捏称患病，躲避在家，不肯接办，明有受人唆使愚弄情弊，请旨革去道衔，严厉究办。并究明唆使之人，一并究办”。按照大清刑律，抗命不遵属于藐视清律应下狱问责的大罪，一时间，风云骤起，鲍启运深陷牢狱之灾风险弥漫中。

　　按理说，食盐专营专卖是盐商主要盈利业务，作为大盐商鲍启运受命办理淮北盐务应欣然应允，为何却称病抗命呢？其实，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在实行票盐制前一直沿袭明代的纲引制度。每年年额定运销的盐称为一纲，由盐商向官府交课，取得盐引，即获得纲盐专卖权。然后到指定的盐场买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盐商一旦确定承办引数，无论亏折盈余，都要缴足盐课，而且要按数将盐运到指定口岸，不准积压。可见，这是一种严格的官督商销制度，既可以严格控制盐商，使其散而不乱，又可以确保盐课的征收。

而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江春也因此陷入“家屡空”的困境。

　　这种捐输制始于雍正时期，时有吏使已经提出异议：“众商公捐之举，其实皆非出自商人本心，缘为大吏者每遇一事，必传商纲授意，遂尔勒派众商，勉强从事。究其所捐在此，所欠在彼，于国家实无裨益。并有奸商借端高抬盐价，致使闾阎并受其累。”然而朝廷虽明知其弊，却不放弃，致使捐输报效数额越来越大。

正是这种对盐商的层层盘剥，造成官盐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起私盐泛滥，官盐滞销，从而造成盐壅引积。而淮北盐业正是如此，加之淮北行盐运费高于淮南盐运费用，故而造成盐引壅积难销成为“重灾区”。

谙熟盐务的鲍启运自然明白淮北盐务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而身为两淮盐政的佶山无能疏理余引，又不体恤众商，只知道一味勒派淮南盐商前往淮北办运余引。如果出任淮北盐务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鲍芳陶明知火坑当然不愿往里跳，只得称病婉拒此职。

　　鲍启运拒不出任淮北盐务，而淮北盐引壅积成灾状况无法化解，同时，引盐乏人承运，国家盐课必定会受到影响。身为两淮盐政的佶山，当然知道皇帝一旦怪罪，自己难逃其咎。于是，以鲍启运“抗签误课”为由拉鲍启运垫背。恶人先告状地向皇帝请旨革去鲍氏道衔，然后，以“究办其背后唆使之人”为由，企图将鲍启运当作自己的替罪羊往死整。

一番栽赃陷害的骚操作，引发嘉庆帝关注。盐商胆敢抗命拒不听从政府签派，不仅十分罕见也非同小可。颇感震惊的嘉庆帝亲自过问此案，命令熟知盐法的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总理盐法大臣陈尚文亲赴扬州督办此案，并于嘉庆九年(1804年)三月初八、四月初二、四月十三，就此案连下三道上谕批示送达扬州受命督促查办此案的陈尚文，一时间轰动大江南北，成为街谈巷议。

三道上谕

尽管鲍启运抗命不遵使得嘉庆帝十分震怒。但熟知淮北盐引壅积难销“成灾”状况的皇帝明白出任“久形疲滞”淮北盐务确实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全无裨益”苦差，而鲍启运称病抗拒“签派”自然有因，于是，在三月八日第一道上谕中指出：“如果办运可以获利，则商人趋之若鹜，何以鲍芳陶（鲍启运）能推诿不前？此次可签之商，是否皆踊跃愿往，独鲍芳陶（鲍启运）一人记（借）故躲避，抑其余各商均不免观望？如果签派之初本非情愿，既勉强责令承办，向后亏折成本，办运竭蹶，不特淮北盐务全无裨益，使淮南殷实富贵之商统归消乏，殊有关系。”

这道上谕批示中嘉庆帝不仅深刻分析了这起“抗签误课”案缘起的根本原因，不仅用连续两个反问“办运可以获利，则商人趋之若鹜”而“何以鲍芳陶（鲍启运）能推诿不前？”“此次可签之商，是否皆踊跃愿往，独鲍芳陶（鲍启运）一人记（借）故躲避，抑其余各商均不免观望？”指出“抗签”事件蹊跷所在，也点出了两淮盐政的佶山无能疏理余引，为脱责而以“抗签误课”为名甩包栽赃鲍启运的上奏状告的“不实”之处。并也指出如此“勉强责令承办，向后亏折成本，办运竭蹶”，不仅对“淮北盐务全无裨益”，而且也会使“淮南殷实富贵之商统归消乏”的危害性。这就给办理这起“抗签误课”案首先定调，指明了办理的方法和途径。

　　不过，这起徽州盐商“抗签”之举不可姑息纵容，如其成风不仅扰乱盐业营运销售秩序而且有损于朝廷对盐政签派管理监督的权威，对于盐引盐课上缴有害无益，故而应予严惩。所以，嘉庆帝在未查清案件事情情形下，断不可冒然武断下结论，故而在钦定熟知盐务的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陈尚文亲赴扬州秉公查办此案同时，又急忙下了第二道上谕指示给陈尚文：“若该盐政果有婪索不遂，勒逼签派等事，即应将佶山参奏。若鲍芳陶实系抗签误课，亦当将该商奏明革惩。其淮北盐务是否应令淮南商人兼办，抑或佶山办理不善，未协商情，另须设法调剂，仍遵前者评议具奏。”（见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五）。

嘉庆帝在此此上谕令中明白无误地告诉陈尚文三种处置情形：

一是考虑到盐引中贪贿腐败成风由来已久，而且屡禁不止。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两淮盐引”就曾经发生震惊朝野的最大贪污案。所以，嘉庆帝要求陈尚文查明鲍启运“抗签误课”案背后隐情，是否存在两淮盐政的佶山“有婪索不遂”贪腐之举，致使“勒逼签派等事”，如果确实存在佶山贪婪索贿不成而施以“勒逼签派”报复行径，则要求钦差大臣陈尚文立即“将佶山参奏”问责；

二是查明鲍启运“抗签”实情，若确实是鲍启运无缘由地“抗签误课”，则应整肃盐业这股抗令不遵、藐视法令不正之风，“将该商奏明革惩”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三是要求陈尚文深入查究“淮北盐务”是否必须要由淮南盐商“兼办”？其中是否合理？是否存有两淮盐政佶山无能疏理余引、又不体恤盐商沉重课税且不擅长协调化解所致之因？如查实确如此情，则要求陈尚文根据第一道上谕所述，既要防止强令勒逼致盐商“亏折成本”造成“办运竭蹶”又要防止长期以往而导致“淮南殷实富贵之商统归消乏”后果，故而需要加大力度“设法调剂”防止“顾此失彼”而得不偿失，进而危及朝廷盐引课税。

偃旗息鼓

陈尚文接到嘉庆帝第二道上谕令后，不敢怠慢。立即调集人马，一路直奔扬州盐商经营场所逐笔查访盐运营销各家商贾情况，对淮南盐业运销寻根问源地一一核实对比，另一路人马远赴淮北盐场，对那里的盐引壅积情况作深入调查，这一调查使得陈尚文大吃一惊，淮北当地私盐泛滥，官盐市价居高不下，盐壅引积成灾实出其意外，与淮河一岸之隔淮南盐场官盐畅运营销两旺情形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调剂淮南盐商前往运盐纲引，是因为淮北当地盐商对此无人问津，作为两淮盐政的佶山虽然无据可查其有无“婪索不遂”贪腐之举，但无能管控和无力整治淮北纲盐余引壅积之弊情况下，采取“勒逼签派”强迫鲍启运办运余引属实。对于谙熟盐运营销之道的大盐商鲍启运明知火坑却让自己往里跳，无疑是在重负盐引课税和捐输包袱情形下，又雪上加霜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了躲避这无妄之灾，鲍启运称病“拒签”也是无奈之举。

　　弄清这起“抗签误课”公案来龙去脉原委后，陈尚文陷入两难：倘若上奏皇帝撤销盐政大臣佶山派签，不仅淮北引运无人问津问题无法解决，而且此后壅积盐引问题会积重难返，稍有不慎酿成大祸，且撤签之举又会得罪身为皇公贵戚的旗人佶山。但如果一味严惩鲍启运“抗签”不遵，问罪下狱，恐又违实情和良知，不仅会使众盐商心寒齿冷，也会造成淮北“办运竭蹶”、“淮南殷实富贵之商统归消乏”后果，最终危及朝纲实施和盐引税课收缴。

左思右想一番，陈尚文心念一转豁然开朗。眼下，这起“抗签误课”公案的关键是淮北四点五万壅积盐引官价太高，引税太重，如果“勒逼签派”任何盐商都会白白亏损数万两白银，如果将其“化整为零”分摊各盐户，再略加恩威并施必会见效。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医”，首当其冲要从当事者入手。于是，陈尚文传讯鲍启运到堂，对其抗签罪行当堂训诫，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其遵签运引。

接着，陈尚文又吩咐衙役和官差将淮北四点五万壅积盐引，提两万并引统销(将尚未开运的引盐停止运销，盐引销毁),剩下的盐引逐家逐户派遣到淮北各盐商办运。对于停运统销的盐引应缴纳的盐课，则向“殷实富贵”淮南盐商施压，责令他们将此盐课分摊入淮南纲盐中，其中“戴罪认罚”的鲍启运被迫“自认”输纳了五万两，“代完淮北尚未运纲盐一万余引”的盐课。陈尚文就此上奏嘉庆帝特赦，鲍启运才免予革职，保住了道衔。

　　这起“抗签误课”公案偃旗息鼓。在不得罪两淮盐政使佶山的前提下，又不影响官府“派签令”官威情形下，既保证国家盐课一分不差，同时也对公然抗争的商人小施惩戒，钦差大臣陈尚文不辱使命，妥善完成了皇帝亲委此次重任。嘉庆帝龙颜大悦于是立即下谕第三道指令：“至商人鲍芳陶认运求退，既讯系上年奉签时患病属实，且于北运人地生疏，伊有一子，读书不谙盐务，势难兼顾，尚非有心违抗，著免其斥革。”

接到圣旨，鲍启运感恩戴德，鲍氏宗族也为鲍启运劫后余生颇感皇恩浩荡，于是，在歙县棠樾村鲍家“敦本堂”宗祠石碑上，镌刻由鲍启运亲笔所书“敬勒”后记铭记并供鲍家子孙朝拜。

　　掩卷沉思

这起震惊朝野的徽州盐商“抗签误课”公案历经盐政大臣佶山上奏控告、嘉庆皇帝亲自过问并连下三道上谕令指导办案、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陈尚文审慎细究并因势利导地施策“调剂”而最终案结事了，偃旗息鼓。不仅淮北“四点五万壅积盐引”难题迎刃化解，而且“情理法”的穿透式审理中各方利益均衡兼顾，即对抗命者略施惩戒又果断采取处置措施，将多年沉疴积弊一朝化解，不可谓不是公案裁判的智慧结晶，此案化解裁断令人深思。

一是“上谕”指导客观全面，辩证分析切中利害。纵观嘉庆皇帝三道“上谕令”，不仅其原因分析细致入微，而且对于“抗签误课”案矛盾各个方面剖析也全面客观且思辨精辟。应该说至高无上嘉庆皇帝对于这起微不足道的“抗签误课”案大可不必亲历亲为，完全下旨交办。但作为勤政为民、兢兢业业的嘉庆皇帝却在繁忙国事中还亲自过问并关注此案裁断始末确实罕见。从三道谕令嘉庆帝“二问三查”中不难发现，循序渐进的指导和各种因果关系客观科学分析和全面判断以及缜密思辨成为了钦差大臣陈尚文稳妥审理并化解公案矛盾纠纷奠定了基础。这给当下法院审理推行“院庭长会签”制防止流于形式提供有益借鉴。

二是既客观公正又深入细致调查是化解矛盾纠纷基础。从这起“抗签”公案调查审理全过程，不难看出钦差大臣陈尚文分派官差分赴不同盐场进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终于发现鲍启运“抗签”真正原因所在，也客观公正解答了嘉庆帝“二问”。同时，深谙盐务且纠纷处理经验丰富的陈尚文在弄清公案原委基础上又全面梳理和精准剖析，终于找到化解这起公案纠纷症结点“四点五万壅积盐引”难题从而牵住矛盾化解的“牛鼻子”，为全案公正裁判和纠纷化解奠定了基础。

三是因势利导，在“情理法”审案中兼顾各方利益，既维护官威又实质性化解矛盾是关键所在。正是陈尚文在查明案情基础上抓住了各方担忧的“四点五万壅积盐引”课税难题，并恩威并施巧妙施策，才最终让各方心悦诚服，自愿担当，通过分摊引税、大而化之地解决各方顾虑，实现定分止争的效果。这对当下“抓前端，治末病”实质性化解纠纷提供可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