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幸诗家幸》

汪建

二王八司马，是指唐顺宗年间推行一系列善政的一批革新派官僚士大夫，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其中的“二王”指王叔文、王伾，“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其中有两位被贬谪到湖南，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常德）司马，而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零陵（永州）住了将近十年。在某一年的春天，诗人思乡情浓，作下了五言绝句《零陵早春》：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

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长安在西北，零陵在中南，地理位置上，长安维度比零陵要北 ，所以零陵春早，长安春迟，存在一定时间差。作者开篇将春拟人化，问春从零陵出发北上，几日能到长安，构思新奇而又合乎情理；后两句作者感慨春能到长安，而自己却只有“还乡梦”能“入故园”，抒发了诗人思念故乡、渴望重返长安的心情。全诗深曲委婉，耐人寻味。梦回故乡，本不必依托他物，但作者将这个梦托付于春，是因为春天代表着希望。此诗的构思可能借鉴了盛唐诗人岑参的《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岑诗以“泪”代情，借“流水”传情，物象较实;柳诗以“梦”代情，借“春光”传情，物象较虚。物象实者，意境真切;物象虚者，意境空灵。因此，两诗虽然拟意相似，均为寄情于物，托物传情，但若就婉约含蓄一点而论，柳诗似乎更妙。

白居易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元和十一年秋即开始在附近庐山香炉峰下建置草堂，次年春末建成，迁居于此。 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居易与元集虚等人游览了庐山的大林寺，当时已届孟夏，正属大地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片始盛的桃花。白居易作诗《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种情形同样是地理环境不同造成的，因为大林寺位于庐山香炉峰顶，气温与山底平地有一定的温差，所以桃花盛开的时间比山底要晚。

对照柳宗元的诗与白居易的诗，可以感觉到相类似的地方，都是透过地理条件的差异，或是南北维度差，或山顶山下的温度差，导致产生的自然景物延迟的差异描写，以达到写景抒情的目的。

在唐朝官制中，司马是州高级官员，州长官刺史的助手。根据上中下州的等级，品级为从五品下、正六品下、从六品下。司马虽然是州里的高级官员，但在唐朝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闲散无事，没有实权，仅仅用来安置闲人。那些被贬司马是实际编制外的，这些官绝对没有处理政务的权力。一般情况下，官员们不会跟他们交往，因为如果交往了，被人抓到把柄，有可能会被罢职。但这些司马又很有可能还会回到京城做官，所以只能敬而远之。当柳宗元、白居易等一旦被贬为地方司马后，精神备受打击，往往意志消沉，身心痛苦，因为没有实职，远离京城，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好处是有时间游览当地的山水，赋诗作文以浇胸中块垒；贬谪期间也确实写出不少传世的诗文，比如，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永州八记”，白居易在江州写的“琵琶行”等都是世人耳熟能详的精品力作。真可谓“诗人不幸诗家幸。”

在读者看到文化史评中，柳宗元总是与韩愈相提并论。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有着“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为“韩柳”，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韩愈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从文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其一，因为韩愈首倡古文运动，是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从0到1，这是最难的，所以他是八大家之首。其二，唐宋八大家的意思是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排第一当之无愧！其三，唐宋八大家列举时都是从韩愈开始，这其实是因为时间顺序，排名按出生年龄先后。

当然韩愈能成为八大家之首，除了文学上的贡献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做人和做官，在这方面他可称得上是文人中的典范。韩愈56岁病逝，死后被提了半级，从刑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追封昌黎伯，加谥号“文”，从祀孔庙。

柳宗元身前担任柳州刺史，属于正四品下实职，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去世。去世将近三百年后的1104年，由北宋徽宗皇帝敕封的，当时叫“文惠侯”。到了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又加封为“文惠昭灵侯”。因此，生前“行政级别”不是特别高的柳宗元，却有幸在长眠近三百年之后成为“柳侯”“文惠侯”，哀荣备至。按中国古代爵位：公侯伯子男顺序，柳宗元的“文惠候”比韩愈的“昌黎伯”排序在先。

《水浒传》结尾有诗说：“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士生平志已酬。”从这句诗来看似乎韩愈、柳宗元“志已酬”。

柳宗元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