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时的人生状态

810的老好人

苏轼写《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时的人生状态

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写这首诗的时候，苏轼的遭际其实很艰难，被贬而官微，俸禄低薄，无法维持一家生计，幸有朋友相助，向长官求得荒田数十亩，于是带着家人躬耕，以补家用。同时，他也正处于思想激荡变革之期，这次沉重的政治打击，带来的精神痛苦是深重的，所以他不得不在苦闷中重新审视、调整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以求从痛苦中摆脱。相较于后面的两赋和其他诗词（比如《定风波（莫听穿竹打叶声）》）而言，他思想上的矛盾还比较多，而且相对消极。

一方面，苏轼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此时仍然能够体现出来。虽说处境艰难，但他已经力图改变。他不像其他的士大夫们一般，"十指不沾的春水"，而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亲自参加到种作中，愿意为生计而劳作。虽然其中的过程必然劳累、辛苦，苏轼却不抱怨、不放弃，反而在他的诗词中常说及躬耕之乐。比如本词的"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句中充满了苏轼对春雨丰足的喜悦，他把自己的角色等同于农家的角色，于是风调雨顺成为他切关生计的真心欢喜，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心。这是他看得开、放得下的体现。

在躬耕之余，他也没忘了对自然山水的体察，并从中生发许多妙悟和乐趣。本词的下阕，写出了许多他在躬耕之处（雪堂）的所见所闻，其中有视听的结合，有远近的交融，虽是简笔勾勒，却已能呈出美感和情味。不管是他为之沉醉的暗泉，还是他时常流连的北山、小溪，或者里引发他畅想的亭丘、曾城山，在他的词中构成了一幅开阔、明朗、优美的图景，如闻其声，似见其形，带给读者美的感受。这图景，不只是苏轼客观的观察，也是他主观的选择，他不愿意去描写"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等"满目萧然"的景象，而引发"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感。这正是苏轼异于常人的心理品质，他想要摆脱心理困境，而不是沉沦其中。

另一方面，苏轼在思想上还真无法完全摆脱，还有着逃避的心思，尚不能做到后来的随性自适。

他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完全把陶断明作为精神偶像，想成为陶渊明这样的人。这期间他研读了陶渊明的许多作品，在精神上达成许多共鸣。但此时的他尚不能达到陶渊明这般境界。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陶渊明是厌倦了官场而主动选择归隐田园，内心中已绝无对官场、功业的留恋，在自然中得到的是全身心的真趣。苏轼是在政治风浪中几乎陷入于绝境，而被迫选择了躬耕生活，选择了陶情山水，其所感所得，只是他旷达的性格使然，但并不意味着他就能毫无思虑。他尚有政治抱负，所以还想回到官场；但他又怕重遭政治侵压，所以又有急流夏紧退的念头。两相矛盾之中，他尚做不到陶渊明的坦然。

所以他说'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并不完全是欣喜和从容以对，只是历经了宦海沉浮、生死折磨，遍尝了人心善恶、世态炎凉之后，出于生计需要的被动选择。其中有着许多辛酸与无奈，更有着不甘和愤懑。当然，他也渐渐收敛了这些情愫，尽量让自己不被其左右，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如他词中孤秀独耸的亭丘一般伟岸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此生就这般过着躬耕的生活。他师效陶渊明，与其说是成为陶渊明，不如说他是在借陶渊明的做法躲避政治风波，脱离政敌的监视与迫害，同时学习陶渊明的心态消除现实中的精神痛苦，以此来获取生活的信念和勇气。所以他并不愿意成为陶渊明，在田水山水之中了度余生。所谓"吾老矣，寄余龄"也只能是无奈之慨、悲愤之叹。此时他才四十七岁，又岂能真"老矣"，只是看不到出路，对未来缺少希望罢了。"寄余龄"反而是他真正的担心，就怕余生无所作为而长留遗憾。

所以，本词虽多乐观、豪情的体现，但知人论诗，苏轼却还不是后来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不迫的苏轼，他仍在痛苦中挣扎。但他终究是一个健康的人格形象，他已经找到了应对痛苦、消除痛苦的办法，终究通过思想实践，在后来找到了一条真正符合他自身的、具有传世意义的人生出路，成为继陶渊明等奇人异士之后另一个特立独行而又无比崇高的形象高峰，为无数后人敬仰，学习。他从苏轼苏子瞻变成苏东坡，基本上从这时开始，从这首词的心态和思想认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