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林:“贵州文化在黔北”考述——写在《遵义丛书》及续编出版之际

夜郎雅依

　　曾几何时，贵州民间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贵州文化在黔北”。近年来，笔者一直在寻找这种说法的依据。查阅有关文献，终于发现了这种说法的最初源头：清同治三年（1864），郑珍病卒，一代巨星陨落。子知同伤痛之余，将乃父遗书逐一整理，慨然说道：“天下之学在贵州，贵州之学在遵义”。（《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上，列传一）知同的这一说法，当时“识者以为非夸也”，后世之人则将其演变为“贵州文化在黔北”。

而今，《遵义丛书》初、续两编的陆续出版，吸引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故不揣冒昧撰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贵州、遵义、黔北及文化

先简略梳理一下贵州、遵义、黔北三个概念。

贵州简称“黔”或“贵”，有黔南、黔北之类的地域划分。战国时，贵州属夜郎国，西汉属牂柯等郡，在明代以前分属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管辖。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迄今已六百余年。其时的遵义，未隶贵州管辖。

遵义，战国时亦属夜郎国。秦置鄨县，属巴郡。西汉元光五年（前130）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改为牂柯郡。唐贞观九年（635），以隋牂牁郡北部地置朗州，十三年（639）更名播州，次年更名罗蒙县，十六年（642），改罗蒙县为遵义县，始有遵义之称。乾符三年（876）杨端奉命入播，平息边患，遂据其土二十七世。至杨应龙反，李化龙帅兵平播。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朝廷废除播州宣慰司，“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又复有遵义之称。

其后至清雍正六年（1727），遵义改隶贵州：“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一）原来位于四川东南的遵义府成为贵州北部之主要地区（川南成了黔北）。故“黔北”一词的出现，当在此后。乾隆《降旨缓征贵州湖南猝被苗匪抢掠地方本年春季钱粮诗以志事》（御制诗五集卷九十五）一诗，其中有“黔北顽苗结楚南，昨冬谋画秘窥参”句，是较早使用“黔北”一词的文献。民国以降，“黔北”一词的出现就非常普遍。

一般地说，“黔北”一词在文献中可见两种意义：一是就地域范围而言，“黔北”大于“遵义”。张其昀云：“遵义为黔北高原之雄镇，居筑渝大道之中心，北倚娄山，南临乌江。”（《遵义新志》，巴蜀书社）王刚云：“作为地域概念的黔北，指贵州北部乌江以北的区域。……广义的黔北，还应当包括黔东地区的思南、德江、沿河、印江等县。”（《新时期黔北作家群及其成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是以“黔北”代指“遵义”。陈福桐云：“黔北，即现在遵义市所辖的行政区域。”（《二十世纪黔北文学史·序》，贵州教育出版社）曾祥铣云：“‘黔北’这一地域概念，现在已成为遵义市所辖范围的一种代称。”（《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中国文史出版社）曾、王二位先生，都在自己的专著中使用了“黔北”这一概论。本文使用的是第二个意义的黔北，即黔北是遵义的代称。

从空间上看，文化有地域之分；从时间上看，文化与传统有关。当我们在讨论贵州文化时，就不能不拾起历史的记忆。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而黔人接纳、传播中原文化，从汉代就已开始。西汉舍人，为贵州第一位学者，他的《尔雅注》，为汉儒释经之始；西汉盛览，为贵州的第一位作家，他创作的《合组歌》《列锦赋》，为贵州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品；东汉尹珍，学于许慎、应奉，还而教授乡里，为贵州第一位教育家。“汉三贤”皆为本地域之士：舍人为鄨县（今遵义一带）人，盛览为牂牁人，尹珍是毋敛人。汉初的鄨县、毋敛都属牂牁郡，包含了今贵州的大部地区。至是，“南域始有学焉”。

　魏晋南北朝为乱世，文献乏存，文化不及南域。唐之播州，至杨选之时，“留意礼文，尊贤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学，民风为之一变。”（宋濂《杨氏家传》）迨及杨粲、杨价，“封疆始大，建学造士，立家训十条以遗子孙，其子孙亦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儒。昔之争斗攽壤之祸，亦几乎熄矣。何其盛欤！”（宋濂《杨氏家传》）元代杨汉英，精通经史，酷爱诗文，其《咏九疑图》，是黔人留存最早的诗，还著有《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明武宗正德时期，王阳明谪贬贵州，传播儒学。其后，贵州出现了继汉三贤之后的一代哲人孙应鳌，其易学思想，“有转移贵州学术文化风气之功”。而谢三秀、吴中蕃诸君，则以其诗歌创作显示出早期黔诗的成就。其时播州尚属四川，于洪武十三年（1380）建宣慰司学，较贵州其他地区建学为早。平播之后，改土归流，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平播当年即设置了遵义府学，各县有县学，州有州学。明末清初，中原丧乱，大批移民（遗民）进入黔北：如丈雪通醉、敏树如相、语嵩传裔等高僧，钱邦芑、郑逢元、陈启相等流官，李先立、李专、罗兆甡等后辈学子，加之李晋、傅之奕、唐廉等本土文士——留心教育，传播文化，留有不少诗文。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交映生辉。如唐树义所言：“迨入国朝，揉擩雅化，才俊踵兴，扢扬风雅，皆彬彬乎质有其文。”（《播雅序》）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兴盛也即将到来。

二、黔北文化：贵州文化的代表 贵州文化的兴盛，当在清中叶以后，而主要集中在黔北地域。据《遵义府志》卷二十《风俗》所载，其时的遵义，学校大量出现。“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旧地，当与中土同称。”就在这“深山穷谷”，走出了黎恂、唐树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文人雅士。“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其举人、进士，在清中叶以后大量出现。黔北，遂成为全省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文化是否兴盛，有诸多要素，如古籍、文物、遗产等。一定意义上讲，古籍文献的多少、优劣，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以及文明程度的主要依据。这里主要从古籍文献的角度对这一说法加以考察。

一般地，人们把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贵州有多少古籍？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有一千九百六十六部（包括散佚损毁者），而黔北的古籍就有四百三十多部。

　这些古籍中，以郑珍等人的著述为代表。郑珍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皆有建树，有多部专著存世。其《巢经巢经说》一卷，考证《尔雅》等经书之注释失误，补正疏漏，辨其真伪，尤多创见。郑珍研究《说文解字》，得逸字一百六十五，成《说文逸字》二卷，为清代研究《说文》逸字的第一部专著。另一部文字学专著是《说文新附考》，凡六卷，对徐铉的新附字逐一考订，为清代考证《说文》新附字之最高水平者，新编《词源》多处引证其成果。这些著述，皆为时流推许，入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而后两部文字学专著，学界公认为同类著述中成就最高者。其《说文新附考》入选第六批（2020）《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郑知同在《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说：“黔中数千百年以来求学术之醇且备，与著述之精以富，曾未有盛于斯者，得非千古一时之会欤？”郑知同承继父学，于经学、文字学亦颇多建树，撰有《说文商义》《六书浅说》等十余种学术专著。郑珍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带头人。莫友芝的贡献主要在版本目录学，有《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书衣笔记》《金石笔记》）《郘亭书画经眼录》等多部专著，莫氏因此成为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的奠基人之一。莫氏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亦有重要成就，其《说文解字木部唐写本校异》《韵学源流》诸作亦受后人推许。

由是，郑、莫被誉为“西南两大儒”。凌惕安云：“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在清代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地位，天下交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一省之光。”

　萧光远亦喜经学，而以《周易》为勤，著有《周易属辞》《周易属辞通例》《周易属辞通说》等。在晚清时期贵州学术界，萧光远是较早系统研究《周易》的学者。其解易，因经求义，不袭汉宋之说，发前人所未发，以一家之言成一家之学。杨兆麟认为，萧光远学术当与郑、莫、黎齐名，“先生穷经数十年，其为学坚苦卓绝，睥睨三杰间，殆无愧色。”

　遵义的史学专著数量亦为不少，包括方志、年谱、日记、书目等多种形式。而影响最大者，当数郑、莫合纂的《遵义府志》。时好古之士，就将其比之《华阳国志》；近人梁启超，则以为“天下府志第一”。能获此殊誉者，实在不多见。民国时期杨恩元、赵恺编纂的《续遵义府志》，资料详实，考证精当，为民国贵州方志中的上乘之作。

子部涉及教育、医学、农业、宗教等多个领域，如郑、莫的书法作品，郑珍、黎恺的教育专著，宦应清的中医专著，郑、莫及程恩泽等人的农学著述，丈雪通醉等高僧的佛学专著等等。

集部而论，黔北文人的创作在全国皆有重要影响，尤其是郑、莫、黎。郑珍为清代第一流的诗人，被“同光体”诗派推尊为“宗祖”，莫友芝为其羽翼。晚清著名散文家吴敏树云：“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现代诗论家胡先骕云：“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钱仲联称郑珍是“清代第一诗人”，比胡先骕的评价还高：“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赵熙于诗持论甚严，其《南望》诗云：“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君看飘渺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加拿大学者施吉瑞认为“郑珍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称以郑珍为代表的文人为“沙滩派”。（参《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河南大学出版社）学界诸公之评价，道出了郑、莫在清代诗坛的地位。黎兆勋的词，成就在郑、莫之上，为黔中一流词家，足与全国名家媲美。（据《沙滩文化志》）如杨兆麟所云：“子尹、子偲以经、小学，伯庸以诗词名列国史文苑，公论定矣。”（《鹿山先生全集序》）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其时诗歌创作的兴盛：据《黔诗纪略后编》，所载有遵义诗人一百二十六位，录诗八百一十九首，分别占全省诗人和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六。而有“南黎北薛”之称的黎庶昌，其散文冲破了桐城义法之规范，具有开创中国散文的近代文体观念和语言革新风气之先的作用。（据《黎庶昌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因郑、莫、黎的成就，时人称其为“清三儒”。

清代的先贤还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郑珍束发之时，就喜辑录乡邦文献，历时二十年，编辑《播雅》二十四卷，为遵义首部地方性诗歌总集。莫友芝亦以整理文献为己任，与郑珍合撰《遵义府志》，其中有四卷篇幅收录了众多散见的艺文；莫氏又与唐树义、黎兆勋一同搜集贵州建省以来的诗人诗作，汇为一编，成《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贵州文献始灿烂可数”。（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四）莫氏另有《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多种目录学专著。莫庭芝、黎汝谦编辑的《黔诗纪略后编》，收录清代贵州四百多位诗人两千两百多首诗作，为清代黔诗的集大成之作。黎庶昌编辑的《古逸丛书》，为其在日本搜得的国内已绝迹的唐宋珍贵古籍二十六部，汇辑刻印成册；其在日本编选刊刻《黎氏家集》，收录黎氏诸贤著述十二部，附录他人著述四部；他自己撰写的《全黔国故颂》，汇辑了贵州历史上一百三十五位名人。如此“若亡之文献，烂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莫友芝《播雅序》）不仅为地方、也为国家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体现出先贤们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自觉。

故如张其昀先生所言：“清中叶以后，邑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诸先生，昌明学术，推为西南巨儒，彬彬称盛矣。”（见《遵义新志》）郑、莫、黎诸家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建构，使沙滩这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地方得到浙大张其昀等教授的充分认同，将其作为遵义两千年发展史中的一段写进了《遵义新志》，沙滩从此成为了“全国知名之文化区”。能够获得如此殊荣的，贵州只此一地，在全国也是比较少见的。于是，后之学者对“沙滩文化”的阐释与研究逐步展开。黎铎认为：沙滩文化是指以黎氏家族为主体，郑、莫为两翼，涵盖宦、蹇、唐、杨、赵等遵义望族，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地域文化。（见《贵州文化发展概观》，贵州人民出版社）这里所说的遵义望族，指的是遵义县北隅里屏凤山庄宦氏，遵义府城柿花园蹇氏、湘川唐氏，遵义县平水里清江塘赵氏等等。这些望族，亦为文化世家，有数十部著述传世。这些著述，以其较高的价值，共同促进了黔北文化的繁荣。黄万机对沙滩文化的研究已浸润数十年，在他看来，“沙滩文化繁盛一百余年，不惟是遵义地区文化的代表，而且足以代表该时期的贵州文化。”（见《沙滩文化志》，中国文史出版社）此为的论，亦可印证“贵州文化在黔北”之说。

三、赓续文脉：黔北文人在路上

迨至民国，黔北学人赓续传统的优秀文化，使得大量乡邦文献被保存下来。这一时期单就郑珍及其著述的整理研究，就获得不菲的成果：如郑珍年谱的修定，有凌惕安、吴道安、钱大成、赵恺等诸种专著；陈夔龙首次将郑珍著述编辑整理，成《遵义郑征君遗著》二十五卷；其后赵恺整理的《巢经巢全集》，录郑珍著述十五种八十一卷，较前者为多。杨兆麟对萧光远著述的首次整理，成《鹿山先生全集》三十八卷。史地学方面，有著述十八部，犹以《续遵义府志》为代表。而这一时期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当数文学。出现了如蹇先艾、寿生、卢葆华等一批作家，以他们自己优秀的创作，“启动了五四新文化格局中黔北文学的第一犁”，（陈建功《黔北二十世纪文学史序》）奠定了黔北文学的深厚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石果、廖公弦等小说家、诗人，传承了蹇先艾、寿生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展现了时代的精神风貌，丰富了黔北文学的内涵。新时期的到来，黔北文学也迎来新的发展，出现了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石定等以及后来的赵剑平、戴绍康、龚光融等一大批作家，论者称之为“黔北作家群”。（王刚《新时期黔北作家群及其成因研究》）这种文化现象在贵州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黔北文学研讨会”，使其获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如黄万机、曾祥铣为代表的一批学人，他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汲汲于黔北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黄万机作为沙滩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其郑、莫、黎评传以及《沙滩文化志》，较早开启新时期沙滩文化研究的帆船，其后的黔北学术，逐渐兴盛并取得众多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遵义市政协团结起一大批文史专家学者，致力于遵义地方文献整理研究工作。2004年，在遵义市委领导的关心下，成立了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这使黔北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会在曾祥铣等人带领下，编辑出版了《遵义历史文化》（内刊）七十六期，刊文一千二百七十余篇。一个民间学术团队，以地方文化之整理研究为使命，坚持二十年初心不变。研究会和市政协文史委一起组织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关于郑、莫、黎的学术研讨会，扩大了遵义学术文化的影响。遵义学界的成果还在于，整理出版的学术专著百余部，可分两类：一为整理点校。如遵义市方志办组织点校的《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以及各县县志的点校；刘海涛、龙先绪等人的《萧光远全集》的点校等。2008年，遵义市政协遵照市委指示，正式启动了对《遵义沙滩文化典籍》的整理，由谭剑锋（时任政协副主席）任总纂，黄万机、梁光华、黎铎、龙先绪分别担任《郑珍全集》《莫友芝全集》《黎庶昌全集》的点校工作，三书于2012年后陆续出版。二为专题研究。有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遵义历史文化丛书》等近六十种文史著述，市属各县（区、市）政协文史委亦有不少文史资料出版；有市方志办编撰的《人物志》《地名志》《三线建设志》《风俗志》等专题志书；有黎铎的《贵州文化发展概观》，曾祥铣的《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王刚的《新时期黔北作家群及其成因研究》；还有《遵义百科全书》《遵义简史》的编纂等等，可谓成就斐然。尤其是郑、莫、黎著述的整理点校，成为这一时期贵州学界的学术亮点。

　不过，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著述并非沙滩典籍的全部，如郑知同、郑淑昭、莫与俦、莫庭芝、莫绳孙、黎安理、黎恂、黎恺、黎兆勋、黎兆祺、黎庶焘、黎庶蕃、黎尹融、黎汝谦、黎梓、黎迈等一大批学人，都有著述传世。如前文所述，沙滩而外的很多文化世家亦有不少著述留存。《贵州通志·艺文志》中记录的遵义古籍，由于时光流转、战乱损毁，已经亡佚的不在少数。而今，这些存世的古籍散见于图书馆、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给阅读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有的古籍藏于私家之手，密不示人。若能将这些古籍搜集整理、汇辑成编、传之后世，既无愧于先贤，又造福于子孙；既适应国家的文化发展大趋向，又有利于助推地方文化建设。基于这样的战略眼光，遵义市委领导采纳了谭剑锋等人的建议：整理编纂出版《遵义丛书》。

　2015年初，由遵义市政协牵头，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开始组织实施整理编纂《遵义丛书》，谭剑锋任主编。《丛书》的编纂历经九年，初编于2018年出版，续编于2023年底面世。这是遵义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系统全面的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丛书》收录汇集1949年以前的遵义典籍，凡六百二十七部（其中古籍四百八十八部，民国图书一百三十九部），加上民国报刊及《明清实录遵义资料辑录》《红军长征遵义资料辑录》，装订三百一十七册。这些文献资料的搜辑，得到国内二十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民间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积极支持，善莫大焉。《丛书》的成功编纂出版，在省内尚属首例，且在中国西部地区（地市级行政区），开了一个古籍文献系统整理的先河。这次整理，较为全面的弄清了遵义古籍的家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与其他地区相比也不遑多让；收录的底本涵盖经、史、子、集、丛，不乏珍贵的刻本、抄本、稿本；有的古籍，版本多样，能为地方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选择；透过这些典籍，可窥见先贤之气韵风骨、精神品质，起到“以文化人”之作用；这些典籍，既可以服务地方，提升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又能扩大遵义的知名度，以走向世界。《丛书》具有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既是遵义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丛书》的初编，因此获得2020年贵州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遵义丛书》出版发行暨黔北文献整理与研究座谈会”上，《丛书》的价值得到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

　笔者有幸参与《丛书》的编纂，历时九年，甘苦倍尝，欣然目睹《丛书》全部付梓刊行。《丛书》的成功面世，不愧为“贵州文化在黔北”的最好注解。我们可以将赵熙《南望》诗的第二句改为：乡人不再讳蛮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