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夏官”——写于父亲去世十周年

夏和平

　　父亲生前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夏官”，凡认识他的人几乎都这么叫他，不只父亲单位的人这么叫，外单位的人也都这么叫，若问父亲本名，许多人却不一定说得出来。那时，父亲是川西北高原刷经寺养路段的出纳，我猜想大家这么叫他，也许因为父亲是干部的缘故，但养路段的干部多，除了像父亲一样的普通干部，还有书记、段长等领导干部，大家为何不叫他们“某官”呢？我想了许久，想不明白。

父亲的老家在川中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家中日子实在难以为继了，作为长子的父亲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背井离乡去川西北高原闯荡。在那片白山黑水间，父亲先后扛过大包、烧过砖瓦、伐过木头，最后才在阿坝州筑路支队谋到一份正式工作，把挣来的钱源源不断寄回家中，使全家人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当上筑路工人的第二年，三十岁出头的父亲在爷爷、奶奶的催促下，回老家成了亲。新婚的被窝尚未睡热，父亲便带着母亲重返川西北高原，在那片冰雪之地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直至年老退休才回到内地。

我是在父母去川西北高原的第二年春天出生的。在我能记事的时候，筑路支队已经解散了，工人们被安置到阿坝州公路系统各单位。父亲去到刷经寺养路段工作，成为一名道班房班长，管理着七、八个工人、十来公里路段。在那片渺无人烟的荒原上，父亲就是最大的“官”，每天早上率领工人们挑篼扛锹去工地上劳动，傍晚又带着工人们灰头土脸地回来。高原的烈日和风暴晒黑了工人们的脸颊，吹裂了工人们的肌肤，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的逃荒者。

　　父亲能从工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养路段的干部，是因为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能说会写，还会打算盘。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父亲拥有的这点知识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父亲先是以“以工代干”的方式被抽调到段部任出纳，经过两年时间工作考察，确认各方面都合格后，才被阿坝州公路养护总段正式发文任命为干部。父亲当上干部后，我们一家人从一个叫做437K的道班房搬到了刷经寺镇上。镇上有商店、医院和学校，生活方便了很多。

父亲虽然当上了干部，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官”。在养路段所有的干部中，父亲的工作是最辛苦的。别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偶尔去道班房跑马观花地走一走、看一看。父亲却没这么清闲。每到月初，父亲便开始算工资。全段三百多名职工，每月工资都会发生变动，所以父亲每月都得重新计算工资。父亲算工资的重要环节是造工资表。全段二十多个道班房，加上后勤和段部，要造近三十份工资表。工资表上是密密麻麻的小方格，每一个小方格里都要准确地填上数字。分表造好了，还要造总表。所有的表都要分栏、分行进行合计，一分钱都不能差。有时表没做平，为了找出差错，父亲要忙到大半夜。

父亲作为出纳，最辛苦的是去道班房给工人们发工资。那时汽车少，交通极不方便，工人们的工资都由父亲一一送到道班房去。两百多公里路程，父亲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每月造好表，把后勤和段部职工的工资发完后，父亲便骑上自行车出发了。道班房沿公路散开，每隔十来公里一个，父亲一天只能走两到三个道班房，所以父亲每次离家，要十天半月才能回来。高原的天气变化大，有时烈日当空，有时暴雨倾盆，有时风雪弥漫。我不知父亲一个人骑行在荒原上，遭遇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样经受过来的。我只知道父亲每次回家都满身尘土、又黑又瘦，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要好几天才能恢复。

　　也许因为来自基层、又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父亲与工人们的关系特别亲近。在那些荒山野岭间，工人们很难见到一次段上的干部，而父亲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和他们打一回交道，送去他们辛苦挣得的工资。父亲除了发工资，还会帮工人们做一件事情。道班房大都偏远，来一趟镇上不容易。父亲经常受工人之托，帮他们往老家寄钱。父亲的提包里装着一个小本子，凡是要往老家寄钱的，父亲都会仔细记下收款人姓名、地址、金额等等的。发完工资回到镇上后，父亲便去邮电所，一一填写汇款单，按工人的托付把钱寄往四面八方。养路段有两百多名工人，父亲知道大多数工人的老家是哪儿的，家属叫什么名字。我不知这样的亲近和信任，是不是工人们称呼父亲为“夏官”的原因。

养路工人平时都住在道班房里，偶尔有事才会到段部来。工人们到了段部会去一些干部家里坐坐。一个干部的人缘好不好，看有多少工人愿意去就能知道。到我们家来的工人特别多，有父亲的同乡，有父亲的朋友，也有一些乐意和父亲交往的人。只要有人来，父亲就高兴，会竭尽所能地招待他们。那时候物资短缺，好吃的东西太少，大家却吃得十分开心。工人们也不白来。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工人们会利用闲暇时间去打猎。到我们家来的工人，有时会拎来一只野鸡、一只雪猪，为我们家寡淡的餐桌增添几星油荤。每年春节过后，工人们耍了探亲假回来，更忘不了带给我们红苕干、豆腐皮、炒花生之类山里平常见不着的食物，让我们兄妹几个大饱口福。

一九七六年，刷经寺养路段一分为二，新成立了阿坝县养路段，父亲调到阿坝县养路段工作。单位虽然变了，人却还是那些人，大家一如继往地叫父亲“夏官”，并不因工作地域变化而改变。三年后，我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坝县中学当教师。中学里有了我这个教书匠，父亲变得格外忙碌起来。养路段许多工人的孩子都在内地读书，临近高考了才转学到山里来，目的是享受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只要有孩子在转学中遇到了麻烦，工人们便说找“夏官”去。父亲也不问这些孩子的具体情况，一咕脑儿应承下来。孩子的事情没办好，父亲便不高兴，认为我没有尽心尽力；孩子的事情办好了，父亲便满脸笑容，说你是从养路段出去的孩子，就应该为养路工人做点事。

　　一九八四年春，我和妻子旅行结婚，目的是想简办婚事。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养路段，待我们旅行结婚回来，父亲把我叫回家去，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养路段职工送的礼金，多半是两块的，也有五块、十块的，加起来有七百多块，全段多数人都送了礼。我责怪父亲不该收礼，父亲说不是我要收，是人家非要送，我总不能拂了大家的心意吧？我和父亲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我妥协了，同意补办婚礼。父亲把七百多块钱全部买成肉食和蔬菜，请养路段职工食堂的炊事员做了三十来桌。举行婚礼那天，养路段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大家嘻嘻哈哈地开父亲的玩笑，“夏官”“夏官”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婚礼结束后，有人说，养路段这么多年来，就数“夏官”儿子的婚礼最热闹。

父亲从川西北高原退休后，居住在位于都江堰市的阿坝州公路养护总段干休所里。干休所就在青城桥边的玉堂镇，是人们进出川西北高原的必经之地。不时有路过的老同事来看望父亲，见面时仍旧叫父亲“夏官”，和当年一样亲切自然。父亲留他们吃饭，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在风雪高原工作时的情景，感叹时光流逝大快，感叹人生诸多不易。十年前，八十五岁的父亲溘然离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养路段专门派了干部来参加。这一次，在致悼词时，他们没称父亲“夏官”，念的父亲本来的名字。这个名字被刻在墓碑上，留在了青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