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父亲

水也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上海老兵</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 font-size:22px;">(十二)</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22px;">永别了父亲</span></p> <p class="ql-block">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藏北已是冰天雪地,风沙弥漫。父亲终于脱出身来,从西藏回内地看病。</p><p class="ql-block"> 经推荐,先去了邻县盱眙医院。“您这病的不轻呀?怎么现在才来!”初诊为食道癌,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接诊的医生惊嗔道。</p><p class="ql-block"> “他还那么年轻,小弟弟池正逸才三岁,家里家外都还需要他。”获此消息,全家人如雷轰顶,一下子全懵了。</p><p class="ql-block"> 十二月,父亲在后母沈桂英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没想到,时隔五年后,我们会是这样见的面。</p><p class="ql-block"> 他们先是住在金陵路大世界后面约二百多米处的红松旅社。那时在上海住院非常困难,外来人员就更难了,需要出具原地卫生厅的证明。那时通讯交通都很落后,如果照此办理,恐怕来去要两个月才能办成。</p><p class="ql-block"> “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p><p class="ql-block"> 时任西藏那曲地革委主任热地(后调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告诉我们已给曾在中央党校一起学习过的上海市有关领导马天水和王秀珍打了电话,向他们求助。很快被安排住进了上海肿瘤医院,最后确诊为食道癌晚期。</p><p class="ql-block"> 当时那曲地委专门派来了家在上海的援藏干部费瑾妇夫来协助照顾我父亲。</p><p class="ql-block"> 一周后,肿瘤医院建议我们转院到当时条件较好的胸科医院去做手术。这期间,上海知青秦懿、吴言两家帮了大忙。他们都是第一批插队到来安张山的,是我后母在知青办公室时的工作联系对象。他们父母是公职人员,对上海情况非常熟悉。没想到秦懿她妈何慧敏的胞妹何静就在胸科医院医政科工作,转院之事很快办妥了。</p><p class="ql-block"> 奇巧的是西藏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陈军医,正好在胸科医院胸外科挂职副主任进修,后来凡是医疗方面的事都是他出面帮助解决了。</p><p class="ql-block"> 西藏那曲的领导对我父亲的治疗,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地委第一书记曹旭(后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和书记闫文林专程赶来上海,全程安排我父亲动完手术出院后才离去。</p><p class="ql-block"> 在他们来上海前,还特别安排我已在西藏工作的遥弟来上海护理父亲。</p><p class="ql-block"> 他们在医院向我们介绍说:“你父亲是我们一位很好的同事,他在西藏工作十五年,一贯公而忘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在平叛中还受过伤,是对西藏有贡献的好干部。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已病了很久。半年前提出过回内地治病一事,但因负责筹备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的事务和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感到有愧于他,希望他能战胜病魔,化险为夷。同志们都在盼望他能重返工作岗位!”</p><p class="ql-block"> 父亲住院前,我已调回南汇新港农场本营十三连当班长,冬季生产和冬训任务非常繁重。家事与部队上的事赶在了一起,我焦急万分。部队首长得知情况后,特批我一个星期的假赶回了市区。 </p><p class="ql-block"> 父亲见到我时,把我和遥弟拉到跟前,左端又详,动情地喊着我们的小名说:“我的大饶仔、三一仔你们都长大成人了,为父是多么的高兴呀!过去我为了工作,去了西藏,离多聚少,未能照顾好你们,让你们受了苦和累,我对不起你们,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能有今天很不容易,都很争气,为我争了光。今天我若不能与你们长久,也心满意足了。假若我能度过这一关,我会加倍地爱你们!”我们父子三人,就这样当着病友们的面,痛哭流涕,诉说衷肠。</p><p class="ql-block"> 在父亲确定做手术的前三天我和弟弟陪同他到附近理了发洗了澡,这成为我们这一生对他唯一的一次贴身贴心的关怀。</p><p class="ql-block"> 父亲的手术很顺利,看上去恢复的比预期的还好。但医生说:“还需要有半年以上的观察期。”我们感到无比的庆幸和宽慰。</p><p class="ql-block"> 一九七三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部队又准我一星期的事假,一道陪同父亲回到了老家。过完年初三,我和弟弟在父亲的催促下,先后启程返回单位了。我们也知道父亲的病情并不乐观,但也不能长久侍候在他身旁。</p><p class="ql-block"> 半年后,我父亲日渐体衰、病痛加剧,复返上海胸科医院。这一次,我妻与沈母、姐姐、姐夫一同来到了上海。我再次见到他,竟然是永别。时间永远定格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父亲终因癌细胞扩散至全身,无药可救而逝世,享年47岁。</p><p class="ql-block"> 后来从父亲的曰记中知道他是很爱我们的。我很喜欢他从西藏带回来的大头皮靴和羊皮手套。我一直珍藏着他在我上小学时送给我的珍贵礼物“英雄100”金笔。这支笔曾在全公社的小学生运动会上失而复得,陪伴我走过一步又一步、一年又一年,书写着我的人生篇章。</p><p class="ql-block"> 父亲生病期间,我们未能竭尽忠孝,让他晚年幸福,留下了很多遗憾。特别是他在临终时,没有穿上一件新衣服就离开了我们。那时买布料衣服需要布票,当时联系了上海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答应过帮助解决,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p><p class="ql-block"> 古人云:“千金救命医深恩,义重天地报知音”;“万言不尽谢知己,慷慨相助感心期”;“谢君恩义情曾泄,感激涕泪滴沾巾”。</p><p class="ql-block"> 我们从西藏、上海地方和部队,以及医院、友人的关怀中,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感受到了人间大爱。</p><p class="ql-block"> 父亲第二次住院后,向我们说:“孩子们,为父这次可能要走的更远了。这一段时间,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深感不安。我这大半生都给了西藏,没能给你们留下任何财物,深感内疚。望你们今后自强不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美好的未来。一定要记住有恩的人。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各自的岗位,做好工作,实现父亲的心愿,完成未尽的事业,为党和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p><p class="ql-block">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一生历经艰辛,表现出来的坚强与信念和谆谆教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