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厂里工作那两年

长空飞十五

△沮丧地离开部队

　　原先那本退伍证因有国防部长林彪题词，九.一三事件后，換发了这本。

　　那一年文革才进行两年多，12月8日我从哈密上车，经三天两夜的硬座颠簸，从新疆回到合肥，从部队转回到地方。尽管三个月前航校为我们学员做的开飞训练前体检，对我的体检结论依然是”适飞任意机种”，不必象有些战友那样因身体原因淘汰或改飞轰炸，运输等机种，但命运捉弄我在哈密航校只能呆一年，理想永远抗不过命运。

　　当时正处在文革高潮，极左盛行。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父母均被打倒，因所谓的走资派问题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宣布解放，株连到我过不了飞行人员严格的政审关。在那等待命运发落，忐忑不安的日子里，我多么羡慕那些情况与我类似的战友，一封父母宣布解放的电报立马改变被停飞命运的大悲大喜，而我不仅盼不来这样的电报，就连要求下连队站岗、养猪等候最终结论也未批准，甚至连已刚到期的予备党员转正也受影响被搁置，心情低落、沮丧到了极点。

△心中的家已不复存在

　　12月10日，火车到达合肥，身心俱疲的我敲开几年来一直心系莹绕、住了十几年的家门时，才知今非昔比，这里已于几天前被父母单位的造反派搶住，家已无家。几年前参軍时那11口人的欢乐大家庭已不复存在：父亲被驱往新马桥五七干校接受批斗，母亲刚宣布解放被安排去外地的工作队宣传劳动，外婆被送回原藉老家，大妹妹下放青阳插队，俩个弟弟随校下迁阜南，姐姐远在北京上学参加文革，表姐随所在学院下迁滁县，只剩50多岁的姨娘带着尚在上小学的妹妹留守合肥、苦撑着这个已经不再像家的家，就在这时，我们已住了十二、三年的家硬是被一左姓造反派趁两天前的星期日强抢占据，姨娘带着我正发着烧的小妹被撵到大院内井台边一破平房内棲身，饱受折磨与造反派的欺凌。姓左的恶行引起了公愤，被周边忿忿不平的邻居孩子朝家里扔了石块、砸了玻璃，找不到头的左竟恼羞成怒破门兴師问罪，霸凌这可怜的一老一小，连一个在文革前就熟悉、常来家给父亲送工资、文件的单位收发小陈，竟也助纣为虐、伙同抢房者多次来家为虎作伥，人性之卑劣实在让人不齿。

　　心中的家---省委宿舍大院曾经的305楼469号。五十多年后在老房子的后门处留影。

△分进了制药厂

　　在20天待分配的日子里，可谓受尽煎熬、度日如年，眼看已至年底，分配究竟何去何从？迟迟不给消息，结果会不会像个别工作人员放出的唬人说法要与当年知青一样統统安排去农村？我几乎天天跑市革委会一楼东头等消息。在那特殊年代，哪怕给分配工作的人送一枚好点的毛主席像章表示一下，都有可能分到相对好些的单位，可我就没这活络的头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办公楼全景。

　　年底最后一天上午，一位南郊工厂政工组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告知我分到了她们厂，当得知她是一家制药厂的政工组长后，我竟天真地问“厂里有机器吗？不会是用手搓药丸子吧？”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西药厂，厂里有机器设备，上了班你就知道了。”上班心切的我，当天下午就赶到厂里报到，因第二天就是元旦，工劳部门让我过完元旦来上班。歪打正着，跑了这一趟祘我上班，竟让我按规定领到了12月下半个月的工资。

　　1969年元旦后到厂报到，得知这是一家有400多名工人的国营企业，是总支厂建制，厂革委会主任是6408部队的一位排长叫陈达山，下有四个生产车间和机修车间，一车间生产硫酸亚铁，二车间加工各种医药片剂，四车间生产土霉素，我分在三车间，又称综合车间，这里像是一个大试验室，一共才不到20人，除了几个上海口音的操作工老師付外，其他八、九位同志几乎全是技术人员（当时大学毕业生在厂里都称技术员，不像现在称工程師）且多为1958年前后毕业的南京药学院等专业院校的老大学生。车间书记、主任是俩位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干部，主产品是为抗美援越战场战士们丛林作战时防蚊虫叮咬的涂抹油剂、代号为523-1的军品。能分在这样的车间工作，心里很是高兴。

　　1车间生产此产品

　　4车间生产此产品

　　4车间于1970年生产出灰黄霉素，为此全国在合肥召开了现场会。

　　2车间根据医药原料加工各种片剂

△这家厂不大、作用不小

　　合肥制药厂是由原省商业厅制药厂、卫生厅制药厂等几家药厂合並而成的，技术人员除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大学生外，就是1962年毕业的那批省化工学校的4年制老中专生，工人多是五十年代和文革前进厂的，还有少量六十年代中期从上海分到企业的中专生。

厂里生产区集中在东部，与办公、宿舍区相距约200米，由一条坑凹不平的土路相连。生产区最南靠东流路是4车间，东边是1车间，北边是2车间，3车间和机修居中。厂区很简陋，厂部办公集中在一幢只有不到10间办公室的平房内，厂部南边是一不大的食堂兼会场，厂部屋后隔着一条小土路和简易的排球场便是六、七幢的家属区平房，厂区大门南临东流路，进门左侧是厂区唯一一幢集体宿舍三层的筒子楼，与食堂一路之隔，最北边的后门外是危险品倉库，再向西北就连上生物药厂、江淮化肥厂了，中间全是菜地。

　　生活区唯一的一幢楼房，集体宿舍三层筒子楼。

　　生活区的职工家属平房

　　那时工厂的食堂就这样，还兼着开大会时用。

　　1969年，合肥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才5亿多，制药厂是那时与电缆等厂一样为数不多的产值大户，2车间片剂的产量计划动辄就是几亿片，即便是以几分钱一片计，1亿片就是几百万的产值，所以凡市里有完成计划或增产需要时，让2车间加班或多压些片剂就补上了。

厂里的地方领导也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据熟悉情况的老師付介绍，除军代表外，当时主持工作的厂革委会副主任束志华，是刚解放时接收南京制药厂的军代表、行政15级干部，其他几位厂级领导中还有13级的老紅军章明，14级的张福启，16级的郭磊，17级的宋海，18级的黄正祥以及19级的王万杰，后来他们陆续都被宣布“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六O年不变价）5.2367亿元。

△车间一年感触深

　　1969年我在车间工作的前半年，父亲尚未“解放”，自己也是因此受株连而从空军航校回的地方，按当时提法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存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因此，平时特别注意言行和律己；工作上虚心好学，学毛选、背“老三篇”时积极、发言主动；努力与工人師付打成一片；经常加班参与三班倒；车间设备需换管道时学会了自己绞丝口並安装；定期为车间出黑板报等，车间领导和老師付对我从未歧视而更多地是理解、同情、关爱有加。69年春，厂里还派我赴天津香料厂学习磺化工艺；我单身一人住厂集体宿舍、吃食堂，常有一些家住厂区的師付们做些好吃的饭菜送我，让我感到十分温暖。当组织安排我在厂里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谈体会时，我作了“学好用好老三篇，干革命不分上天不上天，只要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到哪都能为人民、为祖国做贡献”的发言，在听到有个别不怀好意的人扬言要在“走资派的儿子”发言时起哄、捣乱，赶我下台的消息时，很多師付鼓励我大胆发言，不用耽心，他们会出面控制会场、制止事态发生，让我既感激又感动。

　　3车间生产523-1产品就用这样5吨的反应釜

△在企业的最后十个月

　　1970年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七十年代。记得当年的两报一刊元日社论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那“旧世界风雨飘摇，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的金句，社论中那描述世界革命风起云湧的蓬勃态势，振奋了每位国人的心。

　　1970年两报一刋元旦社论单行本

　　1969年7月，随着父亲宣布“解放”，我也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务实、开明的厂党总支和束志华厂长等领导，在我1968年11月因父母所谓“走资派”问题被搁置的予备党员未能如期转正的表格上，郑重签下了“同意按期转正”的意见，还了我迟到8个月的公正。

1970年初，我在车间工作整整一年后，我调到了厂革委会政工组与杜初俊同志一起负责宣传，我俩办起了“制药工人”小报和厂广播站，采编、刻钢板、油印、兼当广播员，报道厂里好人好事。

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工人師付的帮助下，这一年我以企业基干民兵的身份出席了合肥警备区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代会；参加了合肥晚报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结识了像合钢公司许太旺这样的宣传界大伽；与市里派驻的“三清、四反、一深挖”（后統称一打三反运动）工作组一道做好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协助厂里和四车间的同志在长江饭店主办了全国灰黄霉素工作会议；配合工劳部门完成了1970年自文革后厂里的首次招工任务；组织的厂排球赛，不仅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加，甚至连后来当了厂长的柳炳峰、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女技术员郑丽珍、后调到市审计局的厂财务科王科长等中年同志都参加了。

　　厂里经常在晚饭前举行排球赛

　　这一年的三季度，全国多个省份陆续开始了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的推荐工作，鉴于当时企业的特定情况，大多数职工是文革前甚至是五十年代进厂的，年纪普遍超限，而新工人都才刚刚进厂，真正符合推荐条件的对象极少，当时我已参加工作四、五年，入党3年，高中毕业已四年多，23岁，表现较好，完全符合条件，厂里同意並予以推荐。那时制药厂还属于化工系統，所以分配的指标是进化学系。

我于10月初离开了工作近两年的制药厂，在这里让我补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

10月13日我到安徽大学化学系报到，开始了生涯中继军人和工人之后的大学学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