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史话（三）：高血压横行的惨重教训

吴小庆

高血压主要损害人体的血管系统，其中以脑（脑溢血、脑梗死）、心（房颤、冠心病、心力衰竭）、肾脏（肾功能不全）三大器官的损害最为明显。但当时人们却并不知道。

（图1：高血压的危害）

血液循环系统已被发现、测血压的设备也已发明，简单快速测血压的方法也被创造，但长期以来，血压却没有与疾病联系起来。高血压与健康的关系并没有被挂钩，医学界普遍接受了血压的概念，却并不知道血压过高可以危害健康。

一个人能耐受的最高血压是多少？至今为止在人体测到的最高血压又是多少呢？一查资料，还真有研究。1995年，几个美国医生公布的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他们在人体测到的最高血压为370/360mmHg，这是至今为止在人体测到的最高血压。

最高血压不等于最佳血压，那么血压高达多少时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正如许多伟大的发现出现在不经意之时一样，这一关系没有被业内医学专家发现，却引起了一个业外人士的注意，这个人是搞保险的。

1914年，美国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医疗主管费希尔（J. W. Fisher）经过几年的临床研究，提出了血压水平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

费希尔指出，收缩压越高，死亡风险越大。那些收缩压高于160 mmHg的人群，其早死的风险比收缩压低于140 mmHg的人群高2.5倍。根据研究他提出，对任何比自己所在年龄组平均血压高出15 mmHg的人（如一个48岁的人，其年龄组的平均收缩压是130.57mmhg，如这个人的血压超过了145.57mmhg），死亡风险将会明显升高，保险公司将不接受其投保，这个钱我不收了。

（图2：当时保险公司开出的血压标准，接近于我们现在的标准）

费希尔可能是最早将计量学引入高血压研究的人，而且按年龄进行分组，他做这些研究的最初目的，似乎只是想让公司少赔点钱。

费希尔的研究却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兴趣，相关研究得以不断开展。但医学专家们并没有认可，医学专家的认识落后于市场现实，于是悲剧上演了。

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血管死亡，尽管在民间已经很常见了，但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重视。直到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那就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伟大人物的贡献往往是多方面的，尽管罗斯福先生并不想在这方面作出什么贡献，但被动贡献与主动贡献同样重要。

（图3：二战三巨头，个个都是高血压）

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时的血压是140/100 mmHg，以后血压不断上升，1937年升到162/98mmhg。说明当总统后压力明显增大，而精神压力是与血压密切相关的。二战时，压力进一步增大，罗斯福的血压上升到188/105 mmHg，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但他的主治医生却认为这一变化“在他这个年龄是正常的”。毕竟，当时血压升高被认为是自然衰老过程的一部分，考虑到年龄，舒张压在100 mmHg是可以接受的。医生并没有考虑给予降压治疗。

随着战争的进展，压力进一步加大，血压也继续升高，罗斯福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体力下降，力不从心。这一现像已经被外人看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3年5月访问白宫时，他对自己的医生说：总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疲劳的人”。

之后不到一年，罗斯福因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紫绀和X线显示心脏肥大而住院。当时罗斯福的血压已上升到186/108 mmHg，尿蛋白++，其实已是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肾损害了。如及时给予降压治疗，总统也许还来得及救。但当时的医生并不知道，仅仅给予洋地黄、限盐和苯巴比妥治疗心力衰竭，仅仅缓解了一部分症状。但由于没有控制好高血压，血压继续升高，病情继续发展，越来越重。

在诺曼底登陆前不久，他的血压记录达到了226/118mmhg。几个月后，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遇到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Lord Charles Moran）博士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总统看起来十分虚弱，并出现了动脉硬化的所有症状，只有几个月的存活时间”。

但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他将死去，她女儿认为他并没有真正生病，他的私人医生支撑着他女儿的观点。很可惜莫兰医生只是丘吉尔的私人保健医生，而不是罗斯福的私人保健医生。

（图4：罗斯福）

几周后预言成真，莫兰医生一语成谶。雅尔塔会议结束仅2个月后，一天早晨，罗斯福突感枕部剧烈疼痛，跌倒在地后昏迷不醒。15分钟后，医生为其测量血压，竟高达300/190mmHg，几乎接近人体最高血压，不久即宣布罗斯福死亡，死因是脑出血，年仅63岁。

事后调查，罗斯福的私人医生作证时还一脸无辜地认为，血压高只是一种现象，并不需要降压治疗。数年后，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心脏病专家有些愧疚地写道：“我经常想，如果当时已有现代化的高血压治疗方案，历史将会如何发展？”

不过几年之后，1953年3月5日，另一二战巨头斯大林也死于高血压脑溢血，是年74岁。

（图5：斯大林）

以后几十年，高血压在全球迅猛发展，肆虐全球，如收割机一样肆意收割着人们的生命。短短五十多年来，其发病率从5%快速飙升到25%，患病人群从几千万快速增长到10亿多，成了全球第一大慢性疾病，人类最大的死亡原因。全世界每年有上千万人死于高血压及其相关疾病。

但丘吉尔似乎是幸运的，尽管他最肥胖，不爱运动，不良生活习惯也最多，抽烟、喝酒，似乎最容易得心血管疾病，但他幸运地有一个好的私人医生-莫兰博士，一直照顾着他。丘吉尔一直活到1965年，终年91岁，最后死于高血压脑血栓。

（图6：英国，丘吉尔）

二战三巨头都有高血压，都有既抽烟，又喝酒的坏习惯，罗斯福的卷烟、丘吉尔的雪茄、斯大林的烟斗。据说丘吉尔最多的一次是在一天之内，就抽掉了15支以上的雪茄，天天口不离烟，一生共抽掉了25万支雪茄，加起来的重量超过3000公斤。他们三人联合起来，对付一个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的小胡子，小胡子当然不是对手了。

（图7：英国，丘吉尔庄园）

（图8：庄园里的一角，立着丘吉尔的雕像，一股闷闷不乐的样子，为什么呢？）

（图9：年轻时的丘吉尔，英俊潇洒）

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担任了国家总统。这时公众对高血压的警惕性已明显增高，报纸也开始大力宣传心血管疾病的危害。1948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心脏法案》，成立了国家心脏研究所（NHI)，该法案包括了5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为期20年的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不久后被命名为Framingham心脏研究。

真正对高血压起作用的Framingham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FHS）就此启动，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掀开了高血压诊断治疗的新篇章。使人类对高血压的认知从蒙昧步入文明。

这一全新的研究设计落在了一个年轻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生吉尔辛·米多斯（Gilcin Meadors）博士的肩上。他这样定义这个任务：在‘正常’或非选择人群中研究冠心病，通过实验室检查和长期随访来确定冠心病发展的易感因素。

哈佛大学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Paul Dudley White）博士建议在附近的Framingham镇开始这一研究。

（图10：Rramingham 小镇位于美国东北部）

Framingham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安静小镇，距波士顿就50公里，人口相对稳定，镇上有28000多名居民，基本上都是中产白人。基本上代表了19世纪40年代多民族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居民才加入了结核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镇上仅有两所医院（后来只剩一个）使长期随访变得更容易；可以很容易地咨询美国最权威的医疗机构。

（图11：宁静的小镇）

此次募招计划，与以往不同，是在Framingham镇成人中随机抽样来主动召集志愿者，女性参与者占参与研究对象的一半。在当地医生的要求下，调查人员不向参与者提供医疗建议，而是向参与者的私人医生转达信息。

通过随后的4年研究，Framingham研究的设计者托马斯.道伯（Thomas Dawber）博士第一批招募了5209名28-62岁的成人居民，女性超过一半。每两年随访一次。随访10多年后，于1961年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杂志上公布了研究结果，提出了高血压、高胆固醇、左心室肥大（心电图）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自此，整个学术界开始觉醒，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深入进行研究。1971年，开始第二代人群的研究，共招募了5124人，进行Offspring 研究，陆续证明，吸烟、喝酒、长期食盐过量，肥胖等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高血压是脑卒中的重要诱发原因。2002年又招募4095人，进行第三代研究。

（图12：Framingham研究，分三期1948、1971、2002）

在这些研究影响下，1960年国际上开始定义高血压，部分高血压患者可给予镇静剂、低盐饮食和氯噻嗪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