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湖的见证

東山玉树

大明湖：见证辛亥革命风云

　　大明湖垂柳拂水，波光潋滟，荷香在衣，芦叶吹雨，而湖中的历下亭更是优雅静谧，景致宜人，自古至今，留下诸多的文人雅事与文采风流。

　　在距今100多年前的那些岁月里，人们时常会看到几只小船在湖上泛游，最终都集结在历下亭下。原来，船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山东分会的一些重要领导成员——当年策动山东独立的功臣们。

　　他们中有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刘冠三、王乐平等，他们是借游湖消遣之名，避开敌人视线，实则到历下亭开会策划山东独立大计的。

　　那时，大明湖北岸的杨家庄，有革命党人刘冠三创办的著名的山左公学；大明湖南岸，由西向东一字儿摆开：山东独立运动的发祥地省咨议局大厦；辛亥志士刘溥霖设在鹊华桥东的革命联络点“宜春轩”钟表铺；集中着丁惟汾、王乐平等众多革命者的山东政法学堂。尤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湖中央的湖心小岛历下亭，那其实是济南革命党人的议事厅，革命党的秘密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所以，称大明湖为辛亥革命山东独立和济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一点儿也不为过。

　　而在国内，集风景胜地与革命基地于一身的处所，实不多见。

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咨议局

　　北岸的山左公学传播革命思想

　　清末，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统治，采取多种手段，如办报和兴学。

　　丁惟汾在《山东革命党史稿》中特意指出：“党人其章皇主义而传布之者，莫急于办报；其爬罗豪英而陶铸之者，莫急于兴学。学校非独人才所自出也，始事之艰难，往来潜伏，唯学校能容焉；声气互达，唯学校能通焉；发谋举事，唯学校能秘焉。”

　　当时革命党人利用清廷提倡私人办学之机会，专门创办诸多新式学堂，这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刘冠三的山左公学。

　　山左公学最初在趵突泉附近民舍。后来人数增加很快，学校迁往大明湖北杨家庄张宅，又称张家花园。

　　山左公学有学生四五百人，分为师范部和中学部。学生散居于附近各村落，都是一些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进步青年，而教师队伍更有“一时罗致，号称多贤”之称。徐镜心、齐树棠、左汝霖、周树标、邓文翰等同盟会员热情来校任教，大力传播革命思想。

　　当时在山左公学任教的，还有积极投身山东独立的同盟会会员、被称为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的鞠思敏(1872—1945)。据他的学生林治文回忆，鞠思敏于1936年夏由英武庙街的茅屋里，迁入大明湖畔的县东巷住宅(今105号)；而这所四合院，则是他的学生不忍他的穷困捐款所建的。在日寇占据济南时，他坚辞省教育厅厅长的高位，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

　　当年的山左公学不仅有着如此出色的教师队伍，刘冠三等还将《民报》《革命军》和《晨钟》等革命书刊带入校内，广为传阅，激起革命思潮。师生们意气风发，不少人参加同盟会，投入反清革命斗争，其后公学学生为革命献出生命者甚多，其中佼佼者如刘溥霖、邵霖勋、周希文、钟孝先、林登弟、毛守枢等，都是同盟会员。山左公学成为革命的摇篮。

　　然而，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时，清政府察觉到山左公学的办学情况，山东巡抚杨士骧闻报大惊，便立即命令提学使方燕年暗中监视，寻找借口惩办关闭山左公学。为保全学校，刘冠三将校务委托同盟会会员周树标，于1907年冬悄然离校。但刘冠三的离去也无法解除清政府对山左公学的恐惧与仇视，不久学校便被废止。

　　“大鸟笼子”见证山东近代独立风云

　　清末民初的大明湖畔，洋楼画阁与渔庄蟹舍同在，草冠革履与画船萧鼓并存，传统与现代融合在水光山色之中。

　　而这其中最耀眼的所在，莫过于那个洋味十足的穹窿圆顶的建筑，它是民国时的山东议会大厦、晚清时的山东省咨议局。

　　咨议局坐落于原抱厦街3号，位于今日大明湖路西段路北、山东省政府北门对面。因为它的外形远看酷似鸟笼，所以济南人都称其为“大鸟笼子”。

　　然而，大鸟笼子被历史牢牢地记住，不仅因为它那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幽雅造型，更重要的是，从晚清到民国，济南和山东近代史上许多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封建统治的危机，被迫接受立宪派的要求，通令各省成立咨议局。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咨议局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它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咨议局受地方督抚控制，没有半点实权，还不能说是完善的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议会。

　　山东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内部形成了两个派系：“六二党”与“清流党”，而权力则被封建顽固派的六二党所把持。六二党系议员62人，他们大多为有功名的官僚士绅，当时被社会戏称为六二党。另一派人数较少而思想较新，倾向革命，被称为清流党。1910年初夏，农民群众抗拒地方官府苛捐杂税的“莱阳曲诗文事件”发生后，清流议员认为是“官逼民反，罪在乡绅”，而六二党则助纣为虐，偏袒、附会甚至柔媚山东巡抚孙宝琦动用军队镇压农民的暴行，于是，丁佛言、王志勋、周树标、张公制、尚庆翰五位议员愤而辞职。山东省咨议局在社会舆论下身败名裂，为世人唾骂不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全国10多个省宣布独立。武昌起义的消息振奋了山东的革命党人，曾在日本留学的山东同盟会会员纷纷向省城济南集中，打算抓住时机一举促成山东的独立。

　　山东独立，首先是拿咨议局开刀的。

　　当年的风云人物，同盟会的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等是策动山东独立的决策者。

　　清流议员有丁佛言、曲卓新、侯延爽、周树标、王志勋等，其中周树标、王志勋也是同盟会会员。

　　丁佛言是山东黄县人，与徐镜心是同乡并交往甚密。他曾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当时已是颇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巨擘，而他却久恶清廷腐败且以立宪欺世，欣然同意与革命党人同心协力，推翻清廷，共谋大业。时人这样评论他：“世峄(丁佛言名字)以议坛清望，响应革命，群相依附，如水就下，使山东易帜，乃得事半功倍焉!”

　　当年山东独立的中坚分子，在学界还有颇有威望、热心桑梓的王讷和庄陔兰，他们均已暗中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11月7日，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联络各界人士，集会于这所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咨议局会议厅。

　　当场议决一举取缔勾结官府、彻底成为革命绊脚石的山东省咨议局，成立了山东各界联合会，作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会议推举夏继泉为会长。

　　夏继泉(1883—1966)，字溥斋，号莲居，山东郓城人，清末名宦登州总兵、云南提督夏辛酉之子。由他出任会长一职，是同盟会、立宪派和其他各界人士一致协商的结果。其原因主要是：夏在京津任职时，于同乡中“颇负廉能之望”，夏与新旧人物均多交往，山东军界将领又多其父昔日下属。这样，他便可以游刃其中，即可与旧势力相抗衡，又便于应付社会各方面的事务。

　　推翻山东咨议局的五天之后，即是山东独立日。历史会永远记载下这个日子：1911年11月13日。事件发生的地点，依然是大明湖边这座被济南人称作大鸟笼子的美丽建筑中。那一天，许多征兆都在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革命派事先安排武装人员在各大门口把守，会场气氛严肃而紧张。与会者情绪热烈，发言踊跃，一致谴责昏庸腐败的清政府，要求立即宣布山东脱离清廷而独立。

　　大会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9点，而孙宝琦却始终不肯表态赞成山东独立。原来这孙宝琦非是等闲人物，他曾任清廷驻法公使、驻德公使等职，思想比较开明，但其父孙诒经做过侍郎等要职，他又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均为儿女姻亲，这些脱不掉的干系都使他不能断然割舍与清廷的关系。

　　此时，被革命党人争取的新军第五镇参谋黄治坤忍无可忍，向孙宝琦声言：如不赞成独立，将以武力相向，会场内有二百支手枪……他说到这里，掏出手枪大声喊叫，赢得现场群众“声震屋瓦”般的高声附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在夏继泉、丁佛言等人的大力斡旋下，这才迫使孙宝琦宣告山东独立。

　　然而，由于当时山东反动营垒的相对强大，革命党人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等诸多原因，这场山东独立的革命运动有点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只坚持了10余天便被反动势力所扼杀。尽管如此，它依然对全国革命形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影响，更是在山东近代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民国成立后，大鸟笼子迎来了它生命中至为光辉的一页。1912年9月27日下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这里，连续参加了济南(山东)学界和各团体分别举办的两场欢迎会，并且发表了重要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谈到“以人民为民国主人”“政府为人民之公仆”的真正民国的政治内涵，更多地谈了“民生”“建设”等现实课题，特别是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重大意义和“持开放主义”的兴办铁路政策，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后，孙中山还乘兴游览了大明湖和千佛山。这段伟人与济南的因缘际会，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和济南的城市发展史上，都留下值得人们永久铭记的光辉篇章。

国民元老谢鸿焘与马秋仪的传奇人生

晚清和民国期间，新旧社会的变革、运动风起云涌，胶东地区许多人都投身革命，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时势造英雄，烟台栖霞地区在这场变革中名人辈出，像谢鸿焘、马秋仪、于洪起，都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尤其谢鸿焘、马秋仪夫妻二人，为了寻求救国方法、策略，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堪称一部传奇。

马秋仪来自栖霞亭口镇马家窑村的马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栖霞中部地区非常有名，人称“马家官家”。明初马氏家族由上马家河村（现属蛇窝泊镇）迁到此地，在这里以烧窑为生，故名马家窑。后来，经过多代人的辛勤积累，马氏家族拥有了当地不少的土地，在走南闯北经商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尤其重视子女教育，终于，在清光绪年间家里出了一位进士马桂芳，使得家族在当地进入士绅阶层。《栖霞县志》记载：马桂芳，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考中进士之后，马桂芳获得了“即用知县”的官缺。

《清实录》记载：“马桂芳……俱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通过掣签，马桂芳被分至福建（清代知县不能在本省任职）。光绪六年（1880年），福建省辖下的宜兰县（在台湾岛的东部偏北）知县出缺。经时任闽浙总督何璟奏报：“递遗宜兰县知县员缺，查有请补斯缺之即用知县马桂芳堪以委令署理宜兰县篆务”，马桂芳于是出任宜兰县知县一职。不过马桂芳在史籍中的资料很少，没有详细履历介绍。

马桂芳进士出身，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出任宜兰县知县时，在宜兰施行教化、兴办教育，得到百姓交口称赞。在宜兰县任上，马桂芳还带着自己10岁的女儿马肃贞（后改名马秋仪）一同前往，以让女儿开阔眼界，获得历练，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马肃贞，清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八日出生于马家窑村，受父亲的影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尤其寓居台湾三年时，遍览海疆形胜，眼界大为开阔，故而思想开化，颇有主见。

马桂芳既是进士，又做过知县，是当时栖霞的头面人物，自然会与栖霞其他望族联姻。女儿马肃贞到了婚嫁年龄，通过一番挑选，嫁给了家乡不远处亭口镇杏家庄村谢鸿焘。后来孙子马季尧迎娶古镇都牟氏家族的女儿。谢鸿焘，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亭口镇杏家庄村一个家境殷实、诗书传家的开明士绅之家，自幼聪慧过人，诗书琴棋一触即通。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鸣，皆向往新学，关注救亡图存、国家富强之道。

1904年，满怀报国之志的谢鸿焘与妻子马肃贞一道东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当时谢鸿焘31岁，马肃贞34岁，这样年龄的夫妻还双双出国留学，在当时的栖霞唯此一例，引起不少的轰动。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从当时封闭落后的国土，来到人才云集的异邦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眼界大开。很快他们就结识了我国留学日本的一批有志之士，如同乡于洪启、黄县徐镜心、日照丁惟汾等。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谢鸿焘夫妇与于洪启、徐镜心、丁惟汾等53人成为首批会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谢鸿焘还是山东主盟人之一。

在日本留学期间，马肃贞对同期加入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并兼任女子部、评议部宣传、评议工作的秋瑾非常敬重。很快，一身侠肝义胆的秋瑾，成为谢鸿焘夫妇无话不谈的战友。秋瑾创立“天足会”，宣传女权，提倡女学，谢鸿焘夫妇均给予积极支持。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秋瑾极其气愤，当即与至友们呼吁中国留学生罢课，但没发挥多大作用，便毅然决定回国，并号召我国留日学生归国抗议。谢鸿焘夫妇深表赞同，并与之相约回国后“办学校以鼓吹革命”。1905年底，谢鸿焘夫妇告别早稻田大学，乘船返回国内。

归国后，秋瑾与易本羲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继而创办《中国女报》、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等，宣传妇女解放，鼓动革命。与此同时，谢鸿焘夫妇一同联络留日同学徐镜心、邹秉绶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学校所需经费悉由谢鸿焘夫妇筹措，所聘教员几乎全是革命党人。东牟公学对外是一所学校，对内则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实际已成为胶东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谢鸿焘夫妇又创办了“端本女校”。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马肃贞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遗留给她的那部分田宅家产以及个人首饰、嫁妆变卖，以资学用。女校成功创办以后，夫妇俩各执一校，和衷共济，砥砺前行。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夫人初适先生时，资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

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策划浙江与安徽同时起义。由于情报泄露，徐锡麟、秋瑾被捕就义。谢鸿焘夫妇对此悲愤不已。马肃贞从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秋仪”，以示仰慕楷模形象和继承秋瑾遗志、矢志继续奋斗的革命精神。因为谢鸿焘与革命党人在烟台开拓的革命阵地日益壮大，引起当局的恐慌和敌视，于是谢鸿焘等被列入缉拿乱党的重点人物，谢鸿焘被迫前往潍县（今潍坊市区）避难。夫妇二人虽然脱离险境，但辛苦创办的两所学校都随之被迫关闭。

谢鸿焘夫妇到潍县后，分别在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执教。1911年10月（农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潍县，谢鸿焘备受鼓舞，他对妻子说：“清廷迨覆矣，当促其终！”于是夫妻二人立刻收拾细软，和女儿兰畹、兰馨赶赴济南，参加山东独立活动。11月12日，50余名同盟会会员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秘密集会，议决成立保安会，并推举谢鸿焘为会长。数日后，武昌方面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讨建立民国中央政府事项，谢鸿焘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动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后转至上海，于12月29日出席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会议。三天后，他在南京出席了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典礼。

不过当时国民政府无法控制国内的局势，谢鸿焘在离开山东赴武昌商讨建立全国共和政府之际，清廷遗臣孙宝琦乘机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并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恐怖阴云再度笼罩省城济南。而这时的烟台，紧跟武昌起义后尘，举戈易帜，成果斐然。于是谢鸿焘举荐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谢鸿焘与徐镜心同时担任都督府高级顾问。烟台军政府初创，财力薄弱，运转艰难。马秋仪出面发动女子国民捐运动，筹集资金。在她的动员下，胞弟马宝鳞变卖庄宅一处和土地、山岚数百亩，支援新军之用。

民国建立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借机宣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同盟会会员掀起“二次革命”，不过很快失败。谢鸿焘只好离开南京，避祸于济南。1913年末，他见到老朋友于洪起，发出“处世皆梦幻，风尘何仆仆”的消极感叹。于洪起（1877-1940年），字范亭，烟台栖霞连家庄清河口村人。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1905年留学日本，同年和徐镜心、谢鸿焘等加入孙中山在日本创立的同盟会。1909年任山东省咨议局秘书。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烟台独立运动。1912年任山东都督胡瑛的顾问，并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15年参加讨袁活动。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24年创办烟台先志中学，任校长。1928年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0年10月病逝，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6月，袁世凯病逝。1922年，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谢鸿焘以元老资格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为了竞选获胜，他支持“天坛”派（当时山东省议会分四个派系）议员为自己拉选票。结果谢鸿焘落选了。随后靠贿选登上大总统职位的曹锟，以“贿选罪”通缉谢鸿焘。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国民党内部分裂，全国形势更加复杂和险恶，谢鸿焘只好携家眷退避故里，以吟诗、抚琴打发时日。因为当时国民党新老派之间明争暗斗，谢鸿焘不得不移居烟台，住在二马路东12号。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妻子马秋仪主要做慈善等公益事业。夫妇俩先后成为烟台红十字会的主要成员，谢任会长，马任董事兼芝罘女中董事。谢鸿焘还忙于筹办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闲暇时弹弹琵琶、古琴和写诗、练书法消遣。

1937年“七七事变”后，烟台沦陷。谢鸿焘因年事已高，家口又多，无法外迁避难，只能原地隐居。日本人得知他的社会威望和留日背景，曾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许以高官厚禄，请他出来做事。当时谢家经济来源早已断绝，一家九口生活极其拮据，但是谢洪焘称病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从此以后，谢鸿焘夫妇不问政事，率一家大小在房屋周围种菜养鸡，节衣缩食，艰难地度过了八年。

此时，马秋仪的娘家也因为屡次资助他们夫妻办学、闹革命，日子过得很不宽裕。好在家里还有不少土地，三代几十口人同住一个大院，由马宝鳞的夫人当家，这位女当家精明能干，把这么一大家子由内到外打理的条理清晰，滴水不漏。全家上下互尊互敬，和睦相处，邻里关系融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马家窑这个地方在深山里，远离尘嚣，因为地方偏僻，得以在兵荒马乱中获得短暂的休养生息。马家人非常勤劳，田地自己种不过来，还雇有雇工。1947年当地进入土改的特殊时期，毕竟马家官家的名声可非浪得虚名，十里八乡的人对这户人家早已垂涎三尺，商量着怎么把他们的人赶走，然后分胜利果实。就在这年过农历年时，众人见这几天这户人家大门一直虚掩，无人走动，甚是可疑，于是有人试着走进大院，发现厨房锅里还有一锅刚做好的饭，炕上的被褥还未叠，仿佛主人刚刚起床要开饭的模样。

原来是家里的老太太见情况不妙，于是偷偷率领家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众人大喜过望，抢着分东西，但就在人们掀开老太太枕头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了下面的一杆小称，它是干什么用的呢？熟悉内情的人道出了这杆称的奥秘——原来这杆称是用来做饭时称粮食用的。家里最好的饭是雇工吃的，其次是马宝鳞，再次是儿子和媳妇，因为他们要干重活，孙子们也可以适当好点，因为他们正在长身体，最差的就是这位老太太，因她不外出工作，只做饭。每个人的饭每天都是定量称的，专门做的，每个人的饭就是每个人的，让你仅仅能吃饱而已，绝无任何剩余，而且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这样做的不同人的饭的分量、质量都不一样，众人顿时才怔住了，原以为祖上为官，众人眼里富得流油的马家官家肯定是得了许多不义之财才发起来的，现在看来不过是精打细算到牙缝才积蓄起来的，众人的气才消了。

老太太带领家人走的无声无息，当时还有一个儿子和儿媳走亲戚未归，也只能当机立断保住大头，所以那个儿子和儿媳回来后，众人把他们赶到村边两间破草房去住，但不久后他们也像老太太一样神秘失踪，到底去了哪，至今是个谜，可能是追随马秋仪等人逃往南方。古时官员薪水有限，像明中期一位七品县官年薪仅45两纹银，清晚期许多文职京官穷的连衣服都买不起，只能穿着用纸画的衣服去上朝，但他们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绝不敢贪污。官员一旦卸任，没有养老金，全靠自己多年积蓄，一旦花光，即一贫如洗，有的甚至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你若翻阅史书，这种情况多有记载，绝非个例。马氏家族的马桂芳只是一个县令，还在贫穷的宜兰任职，薪酬有限，后人又资助谢鸿焘、马秋仪办学、闹革命，家中很难有什么太多积蓄，至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氏家族平日里生活如此低调、节俭。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波谲云诡，烟台市区很不太平，无奈谢鸿焘只好和家人回到杏家庄老宅生活。1947年土改时，他们夫妻早年的经历为其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村里一些人想着这位民国元老出任过很多官职，晚年还在栖霞、烟台主持过红十字分会工作，村子里依旧还有不少土地，雇着几个长工干活，家里一定有大量金银财宝，一定要斗倒他，顺便分胜利果实。不过当时马上就要过年了，发动者认为现在太忙，跑不了他们，让他们先吃了过年的饺子，年后再整他们。谢鸿焘是久经风雨的人，对时态的情形洞若观火。大年三十下午，谢氏老宅早早就贴上了对联，堂屋也摆上了贡品，晚上整座宅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没有一丝异常。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发现谢氏老宅依旧灯火通明，但是寂静无声，人们疑惑地推开谢氏老宅的大门，只见老宅马棚里的骡子在安静地吃着马槽里的草料，进入屋子，发现里面的年夜饭都摆在炕上，却没动一筷子，整个宅院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有人拍着大腿喊道：“坏了，坏了，让他们跑了。”原来当地风俗，年三十前半夜不能出门，谢家正是趁着这个空档躲过监视逃跑了。当时年三十这几天，栖霞地区普降暴雪，他们一家冒着大雪仓皇逃走，据说因为放鞭炮，吓得那天晚上狗都没有叫唤，所以无人察觉。

村里的头头赶紧跑到村西路上观看，发现有几串脚印向北走去，他和其他人一番合计认为，谢家在烟台还有宅院，一定是跑烟台去了，然后再从烟台港坐船跑其它地方，于是村里立刻组织大队人马奔向烟台港要将他们抓回来。谢鸿焘一行经过一夜奔波，在大雪中跑了近百里，来到烟台，他们一行并没有去烟台老宅，而是直奔烟台港立刻买了下午一点钟唯一一艘前往上海轮船的船票，然后大家就在候客室等候上船的时刻。

下午村子里前来追赶他们的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到烟台港，只见烟台港站台上留有一双鞋，有人认出这就是谢鸿焘平日穿的鞋，抬头远望，码头上一艘前往上海的轮船正鸣笛起航，刚刚离开港口驶向远方，众人顿时垂首顿足地喊着：“完了，完了，这只老狐狸，让他跑了。”谢家逃跑后，很快其他家里的亲属也都抛家舍业，悄悄地跟着他们跑到上海去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和马家窑的情况基本一致，而且是同一天，这可能是他们互通声气商讨的吧。尽管当地现在一些谢姓家族都说与谢鸿焘有直系亲属关系，其实都是八百杆子都够不到同姓人罢了，就是想着往自己脸上贴点金。

村里前往追捕的人扑了个空，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村子。而村里的人却喜气洋洋，因为这次可以名正言顺地分取胜利果实，当然是有头有脸的干部将好东西都抢自己家里，不要的破烂再让其他人挑拣点。有人感觉便宜了谢鸿焘，跑了也要将他搞臭。于是几个人跑到十几里的远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一户人家娶的就是谢鸿焘的女儿。来人告知，你可能受了谢家的欺骗，你不是他的女儿，你是从小被他买回来做丫头的，专门伺候他们家里少爷少姐的，你要控诉他，对你打骂虐待。

这位妇女一脸狐疑，直接否认，说那就是我的父母，人家从来没有虐待过我，我们家中的几位姐妹吃穿用度都一样，还有我出嫁的陪嫁和其她几位姐妹也没什么两样，俺不认为是人家买的，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众人苦口婆心地开导，也没有改变这位妇女的想法，只能悻悻地说道：“要不是因为她是个买来的丫鬟，早就应该拉出处开她的批斗会，还敢跟我们这么嘴犟。”至此这位妇女才知道自己不是谢家亲生女儿的身世。其实，她并不是谢家买来做丫头伺候人的，而是他们收养的孤儿，被当做他们的亲生女儿养大又嫁人的。

几个头头还是感觉不死心，于是回到村里又发动村里和村外几位给谢家干活的长工，让他们忆苦思甜，教着他们如何无中生有控诉谢家对其残酷的虐待和盘剥。没想到长工们矢口否认，说我们没有受到虐待和盘剥，说好的工钱人家年年一分都不缺，家里好吃的都做给我们吃了，家里的老太太因为饭不够只能天天吃渣，说长工们吃不好，没力气干活，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头头们气的直骂，一群思想不进步的家伙，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活该辈辈当扛货的，思想太落后了。因为始终蛊惑都不成功，这事也只能草草收场，回家享受胜利果实了。

谢鸿焘夫妇毕竟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门生故友一大批，一些人在后来的文章中透露了他的行踪。他是坐着船来到上海，投奔了自己的女儿，毕竟他闹革命的时候在上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许多情况比较熟悉。此后，上海情况不容乐观，他们又搬家到苏州定居，1954年，谢鸿焘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谢鸿焘去世后，他的女儿还将他使用的琵琶捐赠给上海音乐学院。1960年，90岁的马秋仪在苏州病逝，至死二人都没有再返回故乡。

谢鸿焘——中国同盟会会员

谢鸿焘，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杏家庄村。反清义士。1954年，谢鸿焘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

人物生平

东渡扶桑

谢鸿焘，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杏家庄村一个家境殷实、诗书传家的门第，自幼聪慧过人，诗书琴棋一触即通，厌恶繁文缛节的封建礼教。年长以后，对清朝政府腐败昏庸的政治嫉恶如仇，矢志以改变社会现状为己任。当时出国留学之风日盛，只要条件允许，有志青年无不心动。1904年，满怀报国之志的谢鸿焘偕妻马肃贞（也称马淑祯）一道东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夫妻双双出国留学，当时在栖霞县唯此一例，全山东也不多见。久居封闭落后国土的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到了人才云集的异邦眼界大开。他们很快结识了我国留学日本的一批有志之士，如黄县人徐镜心、日照人丁惟汾等。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谢鸿焘夫妇与徐镜心、丁惟汾等53人成为首批会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谢鸿焘还是山东主盟人之一。

马肃贞是栖霞县马家窑村进士马桂芳之女，可谓大家闺秀，幼年随父亲在台湾宜兰县知县任所居住数年，所受教育和视野不比丈夫逊色。当时，马肃贞对同期加入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并兼任女子部、评议部宣传、评议工作的秋瑾非常敬重。一身侠肝义胆的秋瑾，很快成为谢鸿焘夫妇无话不说的战友。秋瑾创立“天足会”，宣传女权，提倡女学，谢鸿焘夫妇均给予积极支持。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秋瑾极其气愤，当即与至友们呼吁中国留学生罢课，但没发挥多大作用，便毅然决定回国，并号召我国留日学生归国抗议。谢鸿焘夫妇深表赞同，并与之相约回国后“办学校以鼓吹革命”。

1905年底，谢鸿焘夫妇告别早稻田大学，乘船返回祖国。

南北呼应谋大计

归国后，秋瑾与易本羲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继而创办《中国女报》、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等，宣传妇女解放，鼓动革命。

与此同时，谢鸿焘夫妇并力联络留日同学徐镜心、邹秉绶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学校所需经费悉由谢鸿焘夫妇筹措，所聘教员几乎全是革命党人。他们在学生中秘密传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东牟公学对外是一所学校，对内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实际已成为胶东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谢鸿焘夫妇又着手创办“端本女校”。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马肃贞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遗留下来的田宅家产以及个人首饰、嫁妆变卖，以资学用。女校成功创办以后，夫妇俩各执一校，师生勠力，和衷共济，砥砺前行。谢鸿焘同时还在某报兼职，发挥舆论阵地作用，宣传废专制、立共和，与秋瑾南北呼应。

天有不测风云。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策划浙江与安徽同时起义。由于情报泄露，徐锡麟被捕就义。秋瑾本可暂避脱险，可她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凛然面对，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言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谢鸿焘夫妇悲愤不已。马肃贞从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秋仪”，以示仰慕楷模形象和继承秋瑾遗志、矢志继续奋斗的革命精神。

此时，谢鸿焘与革命党人在烟台开拓的革命阵地日益壮大，烟台革命志士云集。这不仅使烟台本埠革命活动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带动邻近各县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此事引起当局的恐慌和敌视，他们明察暗探，将谢鸿焘等被列入缉拿乱党重点人物。一时间，港城烟台阴风四起，恐怖万状，革命中坚力量面临危机，谢鸿焘被迫出走潍县（今潍坊市区）。他们夫妇虽脱离险境，但辛苦创办的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都随之被迫解体。

舍家赴难促独立

谢鸿焘夫妇到潍县后，通过朋友关系，分别谋得在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执教的工作。此时，革命党人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已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处于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也粉墨登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谢鸿焘从种种社会乱象中，看清了革命之不易、前途之艰险。他后来在《怀虚诗草》中的诗句“磨砺心益坚，豪气自磅礴” “从此着长鞭，不负平生约”，正是当时心境的写照。不久，谢鸿焘的革命宣传工作就借助在书院任职的机会重新开始了，广文书院也成为革命党人新的联络点。

1911年10月（农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潍县，刚因宣传革命被广文书院奉命辞退的谢鸿焘备受鼓舞。他对妻子说：“清廷迨覆矣，当促其终！”于是夫妻俩立马收拾细软，率女儿兰畹、兰馨赶赴济南，参加山东独立活动。

11月12日，50余名同盟会会员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秘密集会，议决成立保安会，并推举谢鸿焘为会长。13日，在济南各界商讨山东独立问题的聚会上，谢鸿焘慷慨陈词，对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推诿和狡辩进行有力抨击，令孙宝琦理屈词穷。接着，谢鸿焘严正声明：如不同意，就武力解决！最后，孙宝琦不得已接受了民军“都督”头衔，当即宣布脱离清廷，并通电宣布山东独立。

数日后，武昌方面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讨建立民国中央政府事项，谢鸿焘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动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后转至上海，于12月29日出席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会议。三天后，他又在南京出席了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典礼。南方各省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人心，谢鸿焘兴奋不已。他以“河山今还我，建国资贤劳” “直抵黄龙日，会饮醉醇醪”，抒发此时的情怀。

壮志未酬转慈善

谢鸿焘离开山东赴武昌商讨建立全国共和政府之际，清廷遗臣孙宝琦重蹈旧辙，乘机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并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恐怖阴云再度笼罩省城济南。马秋仪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共同倡言继续革命，不遗余力，同时教导两个女儿一起投入革命宣传工作。

此时的烟台，因有留日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徐镜心、栾钟尧、李凤梧等先进分子并力活动，以及两校（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一报（《渤海日报》）前期的孕育影响，紧步武昌起义后尘，举戈易帜，成果斐然。然而，事过不久，烟台革命权力旁落，形势日趋紧张。栾钟尧等人赴上海请求援助，并邀请谢鸿焘回烟台主持大局。谢鸿焘推辞说：“我不愿为都督名义与同志相摩擦。若为革命成功计，未若请胡瑛任山东总督。彼接近黄克强（黄兴），可有利于请派海军助战也。”此建议得到孙中山先生赞同，于是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谢鸿焘与徐镜心同时担任都督府高级顾问。烟台军政府初创，财力薄弱，运转艰难。马秋仪出面发动女子国民捐运动，筹集资金。在她的动员下，胞弟马宝鳞变卖庄宅一处和土地、山岚数百亩，支援新军之用。

民国建立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借机宣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又于1914年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使原来谢鸿焘等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废纸。其间，同盟会会员掀起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热心于议会斗争的谢鸿焘只好离开南京，避祸于济南。是年末，他见到老朋友于洪起，曾发出“处世皆梦幻，风尘何仆仆”的消极感叹。

1915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天下人群起而攻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6月，袁世凯病逝。7月，国会重新召集，谢鸿焘还短暂心存希望。但是，此后军阀混战给全国造成的动荡不定局势，使他无力兑现“我欲乘六龙，飞向昆仑巅”的豪言壮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谢鸿焘虽然保留山东省议会议员的头衔，照例履行应尽的职责，但已无法左右局势。1922年，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谢鸿焘以元老资格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为了竞选获胜，他支持“天坛”派（当时山东省议会分四个派系）议员为自己拉选票。结果，由于被一些违背正常选举秩序的举动所干扰，谢鸿焘落选了，其威望也随之下降。想不到的是，随后靠贿选登上大总统职位的曹锟，竟以“贿选罪”通缉谢鸿焘。

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国民党内部分裂，全国形势更加复杂和险恶，谢鸿焘无奈发出“坎坷悲伏枥，怆怀忧家国”的喟叹。他心灰意冷，只好携家眷退避故里，以吟诗、抚琴打发时日。1926年至1928年，赋闲在家的谢鸿焘目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搞反革命政变，各地阴风暗流、甚嚣尘上；地方国民党重组，新老派之间明争暗斗，非常痛心。新派年轻头领不但不尊重谢鸿焘等元老，还处处进行刁难和打击。面对如此环境，谢鸿焘不得不移居烟台，住在二马路东12号。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妻子马秋仪主要做慈善等公益事业。夫妇俩先后成为烟台红十字会的主要成员，谢任会长，马任董事兼芝罘女中董事。谢鸿焘还忙于筹办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闲暇时弹琵琶、古琴和写诗、练书法。

谢鸿焘虽报国无用武之地，但初衷未改，气节未变。烟台毓璜顶上小蓬莱有他挥毫写下的“海天一色”，以抒胸怀；个人诗作，经过精挑细选，选40首编成《怀虚诗草》，付梓寄意。1934年，他曾通过亲属关系，营救过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宫尚行出狱。1937年“七七事变”后，烟台沦陷。谢洪焘因年事已高，家口又大，无法外迁躲难，只能原地隐居。日本人得知他的社会威望和留日背景，曾三番五次登门，许以厚禄，请他出来做事。当时谢家经济来源已断绝，一家九口生活拮据。面对软硬兼施的说客，谢鸿焘死活不应，并装出一副老态龙钟、病弱不堪的样子，隐身敛迹。

从此以后，谢鸿焘夫妇不问政事，率一家大小在房屋周围种菜养鸡，没钱花了就变卖家什、衣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谢鸿焘夫妇随女儿先后定居上海、苏州。

1954年，谢鸿焘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谢鸿焘去世后，女儿将他使用的琵琶捐赠给了上海音乐学院。1960年，90岁的马秋仪亦在苏州病逝。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夫人初适先生时，资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

马秋仪清朝官员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山东栖霞亭口镇马家窑村，自幼随任台湾宜兰县知县的父亲马桂芳住任所三年，故思想开化，见识博远。

留学生涯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与丈夫谢鸿焘结婚后，双双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是栖霞最早的女留学生。孙中山先生1905年在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时，她与丈夫等53人成为首批会员，丈夫谢鸿焘还是山东主盟人之一。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日文取缔是限制之意)，秋瑾非常气愤，当即做好回国的准备，马、谢极表赞成，便于1905年底，相率回国。

革命生涯

马秋仪夫妇回到烟台后，在烟台与徐镜心等人秘密设置同盟会机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出资兴办“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遇到经费拮据时，她慷慨地将父母遗留下的田宅家产甚至个人的首饰嫁妆变卖，以资学用，山东革命党人利用新式学校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夫妇遭当局通缉，离烟去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与丈夫分别执教于潍县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

相关成就

1911年秋，马秋仪的丈夫谢鸿焘，受武昌起义成功的影响，毅然挑起推动山东独立的重担，她本人则积极联络女子师范学生加入同盟会，并教育两个女儿积极投入革命宣传工作。后来烟台军政府成立，经济遇到困难，她便发起女子国民捐运动筹集资金，还动员胞弟马宝麟变卖一处庄子及土地山岚数百亩，支援新军之用。后来革命果实被反动军阀窃取，马秋仪与丈夫十分失望，又回天无力，他们便转而投身慈善事业，1920年与丈夫双双成为烟台红十字会的主要成员，谢任会长，她担任红十字会董事兼芝罘女中董事，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称赞说：“夫人初适先生时，资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

谢鸿焘故居为烟台市文物保护单位。

　　谢鸿焘故居位于芝罘区二马路南侧海军医院院内，年代为1930年。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谢鸿焘故居被公布为烟台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北至二马路，南至医院内东西向主干道，西至住院部大楼，东至医院东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