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敬爷爷的美篇

子敬爷爷

我和我家的故事

（作者 李朝杰）

　　第三集 地方生活

一、寻找工作

（一）转业改复原

一直以来，部队对干部的转业很负责。都是由部队派自己的人到地方上把转业干部一个一个的安排好，尽量满足转业干部个人的要求，直到落实好哪一个人，那个人才离开部队。没有落实的，就呆在部队里等待。所以，那个时候，每个转业干部都安排得比较满意。

可这两年改变了，是部队把确定的名单交给地方，由各地市一级的组织部门来安排，部队只是把档案寄过去，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1965年底，我转业的通知终于下来了，被分配到南充市。学校用汽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我乘火车到天津，那时世媛和母亲都在天津四哥家。在天津过完年后，我乘火车到重庆，再乘长途公交到南充市。

离开重庆去南充的途中，看见到处都是“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当时是西南局第一书记）之类的标语。我朦胧的感觉到有点政治运动的气氛。但是，还是习惯地以为是李井泉个人出了问题，是上级的布置的。万万想不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李井泉被红卫兵斗得很惨）

到了南充市后，天色已晚，我背着行李到处找旅馆，可家家都客满。最后，我在一个小旅店的小客厅里坐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南充市的人事部去报到。传达室的人带我到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格局很奇怪，房间很大，但是，一间房子从中间分成高矮不一的两个平面，高低差有三、四十公分，高的那一半有四、五个办公桌和一些柜子，低的一半空空的。

我说明来意后，他们搬来一个椅子放在低的那平面的中间，让我坐在那椅子上。高的那一半，平面上摆放的桌子也怪，它们的方向都是垂直于高低地面的分界线的，也就是说，每张桌子都与我平行的。

我坐在周围空旷，又比别人低一个台阶的椅子上，说话时，必须仰望着他们，他们不仅是俯视着我，而且对着我的是他们的侧面。这种场面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是在受审一样。更气人的是，他们态度之冷淡和不负责任，我从未见过。

一般地说，来了一个新人，组织上会表示一下（真正的或假假的）欢迎，至少会寒暄几句。然而让我坐下之后，他们却沉默不语。各人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或看文件或看报纸或喝茶。

正对我那张桌子坐着的人，显然他是这个部门的头。我问他：对我的工作怎么安排？他用很低的声音、懒洋洋的回答说：现在不好安排。我说：那么请先给我安排一个住处吧。他还是说：现在不好安排。我告诉他，现在外面的旅馆都是客满，我昨天晚上好说歹说，人家才允许坐了一个晚上，你无论如何得找个地方让我睡觉啊。他说：我没有办法。不管我问什么，或提什么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回答总是那两句话：“不好安排”和“没有办法”。我说：那我晚上就暂时睡在这个办公室或传达室吧？他说：不行。

我给他讲道理，我说：我作为转业干部，你们作为接收转业干部的组织，有责任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已经离开了部队，只有依靠你们，你们怎么可以不管呢？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只有那两句话。

我有些火了，生气的说：你们既然不能安排我，就不要接收我的档案呀！现在你们接收了我的档案，又不安排我，那干脆把档案拿给我退回去吧！没想到这个一直慢吞吞的人，却动作很快地拉开他的抽屉，取出我的档案塞到我的手里，说：“给你”。

当时，我本来是应该说：“请给我退回去”，却口误说成“拿给我退回去”。显然那人是个老油子，我的话刚一出口，他就借机把档案快速的塞给我了，原来档案就在他的抽屉里。我在干部处工作过，懂得档案不能由自己保管。但是，在那种气氛中我根本不可能多想，接过档案起身就离开了那房间。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回到重庆，通过书信把事情经过向部队作了汇报。部队表示很同情和关心，同时建议我把档案交回南充，向他们认个错。我向部队说明我对南充完全没有信心，他们根本没有安排我的意思。最后，部队同意我把档案寄回部队重新安排，但是要想留在重庆，只能作复原安排了。

后来我才知道沿途看到的那些“打到李井泉”的标语，和南充组织部门不能接待和安排我的真正原因：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四川开始了，各级组织已经瘫痪了，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在揪斗走资派了。当官的个个都胆战心惊，哪里还有胆量和能力来安排新来的干部啊。

因为文化大革命，部队改变了对我婚姻的态度。因为文化大革命，南充市无法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被复员。看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不知不觉的被卷进去了，成了受害者，并注定了要改变我的人生方向，让我由一个所谓的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变成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工作没有自己住房的市民。

（二）结婚

部队跟重庆市有关部门联系后，指示我把档案寄回部队，他们把档案送交重庆市劳动局。

我到重庆市劳动局报到时，一位姓张的局长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叫我等待通知。这时，时间已到了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在重庆已经闹开了，我再次去劳动局时，已找不到能够表态的人。会议室，办公室到处都是各路造反派。我只能渺茫地等待。

这期间，我没有被安排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能住在纯阳洞家里。纯阳洞家是一栋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一大一小两间。大间约30多M²，小间约10多M²。

本来想落实了工作和有了自己的住处再接世媛来，现在看来这事遥遥无期了。于是，3月8日，世媛从天津来重庆，我们4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4月21日举行婚宴。

那时的婚宴很简单，就在纯阳洞家里举行，两张桌子。参加的是自己的家人和近亲们。有李外婆、娘、二姨嬢、大哥、大嫂、四妹、六妹、十二、十三、张世琦、陈维莲、黄维德、冯裕钧，和还是小孩的李小玉、项小鹄、李艳、张继英、黄霞辉。

结婚新房，是李外婆原来住的二楼的大间，她搬到二楼的小间，把大间临时让给我们。

说到结婚，不得不说一个相关的故事。就是部队在婚姻事情上批判我的同时，还有两个同事与我的情况相似，只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受重视，更没有像我这样公开对抗，因此没有像我这样受到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更没有组织专门的“小组帮助”。组织上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要嘛服从组织，要嘛转业走人，两选其一。但他们的结局也跟我不一样。

其中一个是政治部的干部（少尉），很早就“投降”了，留了下来。

另一个是训练部的孙绵章（中尉），他的未婚妻所在单位，比我们部队更保密，但是我们的政治部左得可爱，非要强调女方的家庭出身不好，宁愿让他走人，就是不批准他结婚。他转业到湖北。本来，女方的单位对男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可是，现在女方单位见男方转业了，不同意了，女方顶不住压力，两人终究分离了。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同病相连的人，只有我 (当时是上尉) ，是上级想留下的人，最终还是转业了，达到了与相爱的人结合的目的。

（三）去镇江找工作

结婚后，一直在家等待劳动局的通知，时间已到夏天，文革越闹越凶，劳动局方面却了无音信。

在世媛父亲的提议下，我到镇江市去见世媛的表哥曾如清，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那时曾如清是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少将）。表嫂吴友廉，是镇江市监委书记。而世媛的爸爸和妈妈仍在镇江，住在北门外。

曾如清是曾山（1926年入党，第7、8、9届中央委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届国家副主席一一曾庆红之父）的侄儿，14岁随曾山参加农民暴动，16岁（1931年) 正式参加红军，给曾山当警卫员，历任团长兼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省军区第二政委，新疆建设兵团副政委。

1966年夏，我告别世媛独自一人乘火车前往镇江。

到镇江后，发现那里文化大革命闹得比重庆凶。经常有造反派游行。街上还立了一条长长的牌子，供群众张贴大字报。

一天，在半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世媛的大姐张克勤蹑手蹑脚地叫世媛的爸爸把她的一些首饰藏在房门外院墙边的柴火推里。她说怕红卫兵来抄家。因为她的女儿蔡玲读中学，是红卫兵，此前就引红卫兵来抄过她的家，已经抄走了不少的东西。

不过，她的女儿蔡玲也没有因此被认为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后来，高中毕业时，仍不让考大学，分配到一个钢铁厂拉煤炭。

一天，世媛的爸爸引我去医院看望表嫂吴友廉。吴没有一点官架子，躺在病床上，很热情的接待我们。谈话中，我感觉到她已经受到文革的影响了。有病住院，一来治病，二来躲避文革的冲击。因此，我只是与她互相寒暄，没有提出请她帮忙寻找工作的事。

我想，这个时期，表哥曾如清也会受到同样的冲击（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就没有再去找他。

在镇江呆了大约一个月，我便返回重庆。这时候，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也闹得凶了。

我们的家已经被抄了。我转业时带回的留声机，被当作发报机给没收了。军装和军衣上的纽扣被拿走了。还有我的一本抄写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诗篇的笔记本，也拿走了，这个笔记本后来在批把山公园的展览会上，被当作了反动变天账。

批把山公园的展览会上，把从我们家抄出的字画、瓷器和我那本“变天账”组成一个展台，还把从别人家抄出的清朝官服、金锭、银锭放在我家的展台上，说是我们家的。

此前，我在镇江时，写信告诉世媛，叫她给李外婆和娘讲：清理一下家里，看看哪些算“四旧”的东西，比如外婆做的三寸金莲鞋等，赶快烧掉。不然，这些东西也会放到批把山公园的“四旧”展览会上了。

（四）搬进世媛的哥哥（张世琦）家

我回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从纯阳洞我的家，搬到八一路（现在的好吃街）世媛哥哥的家。

搬家的原因有二。一是躲开红卫兵们的骚扰。红卫兵们催着世媛下乡或回镇江。二是李外婆老念叨七娃子要回来了，住哪里哟？

世媛哥哥的家非常狭小，只有9平米，呈长条形，根本放不下两张床。只能用箱子把木板抬到比床高，木板的一端放在箱子上，另一端架到下面的床上，形成一个错开的两层床。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大女继英睡下面的床，我和世媛睡上面的木板。

9平方米，5个人，就这样挤下来了。但是，两对年轻人，太不方便。那年夏天特热，重庆人喜欢在路上搭个凉席睡着乘凉。我和世媛就这样在马路的人行道上睡上半夜，下半夜再回到房间里。

于是，我试探着找到解放碑房管所造反派头头，给他们讲按规定，部队转业干部由地方安排住房的道理，请求他们帮助解决住房。大约到了当年（1966年）冬天，造反派头头安排我们住进了解放碑外贸大楼，并办了房产证。

外贸大楼这间房，14平米，本来是市经委主任刘廉清一家住的。是一套三间的，他一家4口（一老两儿一女）住着。现在把他作为客厅的一间让给了我们。

那时，文革已经深入，刘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被戴高帽游街。我们一去，刘非常欢迎，此后，我们一直相处的非常好。

（五）智救劳动局长——武毅

一天，一个人来找我。这人叫李家烈。他说他在劳动局见到了我的七哥李朝礼，还见到了从部队下来在劳动局要求安排工作的复原兵，李乾斌、谢兵、黄桐木、黄忠城.....等等，希望我去劳动局和他们认识。于是，我和这十几人相识了。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邀约一起去劳动局。每次见到的，除了各个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各处来的造反派外，找不到劳动局的人。这天，听说劳动局长——武毅被XX造反派揪到了，正在一个办公室里批斗。李乾斌带着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到那个办公室，与那个造反派的头头商量说，我们是部队造反派的，正在找武毅，现在请把武毅借给我们，一会送还给你们。说完我们十几人一轰而上，把武毅夹在我们中间离开那个办公室，来到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武毅不认识我们，不知我们的用意，有些惊慌。我们叫他坐下休息一会，然后待人们不注意时，几个人把他送出了劳动局。

此后，武毅来探望刘廉清时，发现我们与刘是邻居。于是，每次来看望刘，都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

武毅和刘廉清都是“三八”式老干部。我们这层楼（四楼）住了三家人，另外一家姓安，是重庆医药公司的党委书记。二楼住的是公安局的处长张慕良。他们都是“三八”式老干部。我们几家关系很融洽，他们都特别喜欢我后来（68年1月）出生的儿子小李亚。

二、文化大革命

（一）分配到重庆无线电二厂

大概是因为救过武毅的原因，不久（1966年底）劳动局的办公室张主任便将我们7人安排到重庆市电子公司，而后我和李家烈、丁正央、谢春友、黄忠诚被安排到重庆市无线电二厂，李乾斌安排在重庆市可变电容器厂，黄桐木安排在重庆无线电一厂。

无线电二厂在重庆南岸清水溪山上，没有公交等交通工具，上下班需要步行、过河、爬山。因为由转业改为复原，工作为工人，级别为四级工，工资人民币45元。（工人工资最低级别为三级，37元左右）

无线电二厂是刚刚才组建的，生产晶体三极管。工人从南岸针织厂和南岸棉纺厂抽调而来，当时的工人数200多人（后来增加到700多人），厂长兼书记阙立华。

因为文化革命已经开始，所以这个时候的二厂没有正式生产，不久就开始了停产闹革命。工厂内成立了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一个是8·15派，一个是反到底派（砸派）。

（二）参加造反派

我家后面有两栋五层楼的高楼，原都是“八•一五”的，不知什么时候其中一栋变成了“反到底“派了。有一天，“八•一五"派向另一栋的“反到底”派发起进攻。进攻的方法真的太吓人了。它是用一个普通的、单层的竹楼梯横跨在两个楼的楼顶上，两个楼顶的巨离大约有七、八米。进攻的人手拿着钢铁钎，脚踩着楼梯，一个个的通过。幸好对方的人心软，没有人来推翻楼梯，